东京所有的佛寺和神社，都在"祈求世界人类和平"。不妨将此作为日本民族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反省。这一国民心态在靖国神社里也有所折射，那几百只专门喂养、定时诊查的和平鸽，便是例证。冬日的午后，阳光照在稀疏的树林间，雪白的和平鸽三五成群腾飞上下；洁净的砂石地上，母亲带着小孩与鸽子嬉戏，父亲在一旁录相--但愿孩子长大后能记得的，不只是"鸽子"，更包括"和平"。
并非有心"参拜"，故而旁门出入。转到表参道，方才发现巨大的鸟居以及大村益次郎铜像。此君被誉为现代日本军队的创建者，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实行军政改革，同年被刺身亡。东京的"招魂社"，正是其主持创建。记得夏目漱石小说《三四郎》中的原口先生不断咒骂此铜像，说是"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大概正像小说所交待的，原口之所以"咒骂"，很大程度因为他与铜像的制作者是"死对头"。搬开历史人物功过之争，单从铜像艺术本身着眼，原口先生不该对这尊"日本人"最早的"西洋铜像"如此苛刻。夕阳余晖中，高高在上的大村君，着草鞋，披羽织、战袍，持望远镜，一脸刚毅，颇能体现那时"和魂洋才"的人格理想。
铜像的长篇铭文出自明治维新的中坚,曾任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之手，汉文不错，书法也甚佳--那毕竟是一个刚从"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的时代。
汤岛梅花
东京赏梅的去处很多，对我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东京大学附近的汤岛天神。也正因为太方便了，总以为后会有期，不知不觉竟错过了好时机：第一次拜访时，"有女初长成"；第二次则已是"半老徐娘"了。没能见到其最为灿烂的"青春"，总觉得遗憾。
闲来遐想，或许是菅原君洞察世态人情，故意不让参拜者心满意足。世人多对得不到的东西格外怀念，且在想像中不知不觉将其理想化。比如我吧，就因为留下了"遗憾"，汤岛梅花给我的印象，反而比花开似锦、游人如织的东京后乐园、水户偕乐园还要美好。
汤岛天神的梅花其实少得可怜，名为"梅园"，也就十几株。套用刘禹锡的《陋室铭》：花不在多，有"骨"则秀；园不在大，有"气"则灵。"骨"乃虬蟠苍劲，这点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气"指人文氛围，则不见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有人文精神滋润的"自然"情有独钟，大概远不只我一人；要不单从"风景"论，此园实在说不上出类拔萃。汤岛梅花的魅力，很大程度来源于神社祭祀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再加上东大的魅力，此处成为高考学生祈祷的最佳场所。因而，即便说不上"谈笑有鸿儒"，起码也是"往来无白丁"。
菅原道真（八四五--九○三）乃平安前期的文人学者，曾任右大臣，蒙冤屈死后，日本国内天灾不断。人们相信这是菅原的幽灵在作怪，于是在平安京的北野建社祭祀，供奉其为"天满大自在天神"。朝廷还赐他"火雷天神"封号，希望借其威力压服雷神。中世以后，"火雷天神"逐渐演变成为专司文章、诗歌的"学问神"。荻生徂徕《菅庙》诗云："菅公儒雅士，千岁事堪嗟"；"忠冤尤霹雳，诚感唯梅花"。于"儒雅"、"霹雳"外，又添了"梅花"。日本本不产梅，七世纪前后方由中国传入。《怀风藻》中已有咏梅诗，此后的儒者雅士吟诗作文时更离不开梅花。大概正因为如此，在世人眼中，最配得上"梅花"的，当属此"儒雅"之菅公。
既然祭祀的是"学问神"，周围名胜自然都与学问有关。进入神社，最引人注目的，是立于梅园中央的《汤岛神社一千年祭碑》。碑大而园小，有点不成比例；照常理推想，可能是当初立碑时，神社与梅园的规模都远比今天大。此汉文碑立于明治三十三年，由"敕选议员文科大学教授正四位勋三等文学博士重野安绎"撰写。重野君号称日本汉文第一，当年与黄遵宪颇多交往，黄氏《续怀人诗》中有一首是献给他的：
得诗便付铜弦唱，对局何曾玉袜输。
绕鬓青青好颜色，绝伦还似旧髯无。
黄氏自注："东人称君为三绝：一能诗，一善弈，一美髯也。"《续怀人诗》撰于出使新加坡时，所怀日人包括伊藤博文、本武扬、秋月种树、宫岛诚一郎等，半为官僚，半为文人，都是其使日时的好友。在东京游览名胜，常能见到黄遵宪及其友人的遗迹，故《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以及《人境庐诗草》都是我绝好的"旅游指南"。此前此后来日的中国人，要不没他的文名，要不没他的地位，极少像他那样所交多为"当世闻人"。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普遍对中国仍心存敬畏，慕名结交者比比皆是。而这些明治时代的名人，其文章功业，如今在日本也成了供人凭吊的"文物"，这也是我访古时总不忘携上黄氏诗文的原因。
梅园里还有一块汉文碑，也是立于明治年间，刻的是菅家遣戒二则（后来在京都的北野天满宫发现相同的石碑）。其中第二则曰：
凡国学所要，虽欲论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汉才，不能阙其阃奥矣。
日本古时崇拜中国，故以"和魂汉才"为理想人格。幕末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在批判汉学空疏无用的同时，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明治以后，日本迅速西化，理想人格也随之改为"和魂洋才"。《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及朝廷为保存汉学而倡"斯文会"，《日本杂事诗》也对"抱遗编守祭器"的"汉学之士"深表同情。作为中国人，黄氏对日本的汉学由盛而衰大发感慨，其中包含"私心杂念"。想来当初立碑汤岛的诸君，也不无借古讽今，对抗西学狂潮的意味。只是时过境迁，参拜者们大概不会注意到此中可能蕴涵的"苦心孤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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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神舆竞演
作者: 陈平原
《东京都历史散步》一书提及汤岛天神，介绍的是十七世纪中叶铸造的铜制鸟居、十八世纪中叶所立"奇缘冰人石"，以及为新派剧名家泉镜花所建的笔冢。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反而是神社周围悬挂的几千块绘马，令我大开眼界。
游览各处神社时，我总是留心供祈祷者书写心愿的绘马，希望借此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别的神社里"寄进"的绘马，所祈者五花八门；而汤岛天神则清一色全是"学问"--除了升学，还是升学。日本人注重学历，能否考取名牌大学乃生死攸关。故绘马上所写祈祷者的心愿，不是考上大学，而是考取某大学的某专业。作为局外人，见到居然有人祈求菅公保佑其考取东京大学的"分子化学"或"天体物理"专业时，心里总觉得好笑。菅原道真学问再大，毕竟是千年前的古人，能读懂这些绘马吗?
祈求者一脸严肃，让你实在笑不出声来。久而久之，反被其虔诚所感动。
很想也买块绘马，只是不知道该求些什么。早已过了考大学的年龄，生活琐事又不好意思麻烦"儒雅"的菅原君。况且，日本的神是否管得了中国的事，没把握。还是省点吧。
【附记】
偶读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和魂汉才》，其中提及菅原道真，从《民间信仰史》引录其名言："凡神国一世无穷之神妙，非他国之所得而窥知，汉土三代周公之圣经，虽然可学，但其革命之国风，所当深加思虑。"这话正是上述北野天满宫和汤岛天神所立"菅家遗戒"的第一则。要说"和魂汉才"的提法，还是第二则更直接些。
神舆竞演
读周作人的《日本之再认识》，深为其中的一句话所打动："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认定从宗教入手，是理解一个民族心灵的最佳策略，这话今天看来平淡无奇。可周作人想强调的，其实不是这一"通则"，而是日本人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神人和融"的状态，可见真正"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情"的，是神道而不是外来的儒家、佛教或西洋科学。作为例证，周作人举出抬神舆的壮丁"非意识的动着"，脚步忽东忽西，忽轻忽重。
这话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以至一见第十九回"日本秋祭"的广告，马上赶往明治公园。到了那里才弄明白，广告上所说的"神舆竞演"，只限在十一月十四日那一天。前面几天只是一般的"庙会"，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连日秋雨，早上出门时天色不佳，阴沉沉的，真担心又是空跑一趟。明治公园里游客不多，"演员"却不少。十几基神舆已经安然就座，广场上来回穿梭的多为身着"半缠"的游神人。看台上摆着百十张椅子，大概因为天气不好的原因，观众寥寥。十点整表演正式开始时，三分之二的椅子依然无主。先是童男童女的武藏国府太鼓，继以武藏流的龙神太鼓，后者用各种夸张的造型击鼓，再伴以人声叱喝，挺有气派。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其服饰：或黄衣红袖黑字，头扎白布；或黑衣红袖白字，头扎红布，配上短裤和草鞋，显得生气勃勃。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抬神舆者穿的"半缠"，因其显得随意和自然，没有"舞台化"的嫌疑。"半缠"乃江户时代庶民穿的衣服，对襟，无领，长及膝盖，穿时系以布腰带。抬神舆者穿的"半缠"，印有所属的町会、神社或同好会的名称和徽章，也有以江户时代最领风骚的消防队命名的。"半缠"的制作工艺和视觉效果都颇类贵州的蜡染，前胸后背图案化的汉字尤其让我感觉亲切。进园时摇奖，很想得到悬着的那件"半缠"，可惜阴差阳错，只得了一袋文具。
神舆终于在鼓声中出场了。没有《江户神舆春秋》等书所描述的作为前导的提灯、艺妓、神乐和歌踊，只有"光秃秃"的十几基神舆。四根方形大木抬着一基镂花着彩的神舆，几十乃至上百名穿草鞋或只着袜子的抬神者，一边叱喝一边垫着碎步，有节奏地行进。四周围着的同伴，手舞足蹈，呐喊助威，不时交替入阵。经过观礼台时，随领队一声令下，众人将神舆举过头顶，然后欢呼而去。神舆有大有小，有精有粗，以吾乡赛神的经验，竞演时赛人也赛神。规模最大且最为金碧辉煌的神舆，属于湘南连合神舆保存会。尽管观众对这基装饰最漂亮的神舆报以特别热烈的掌声，我还是喜欢那些比较朴素的；或许是因"保存会"三字扎眼，总觉得其表演的成分太多，而宗教意味不足。
神舆原非神社专有，《平家物语》中便有山门僧众抬神舆诉讼的描述。只是明治维新后神佛分离，神舆才归神社的神官管理。江户时代的祭祀仪式以山车为主，明治以后神舆才逐渐风光起来。体积庞大的山车行动不便，实难适应现代都市生活，大地震后便销声匿迹了。随着神社地位的下降和世人宗教信仰的淡薄，至今仍活跃在东京街头的"神舆"，也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民俗活动，少了柳田国男所说的"神舆发野"时的"神人和融"。到了必须组织"保存会"并发起"竞演"时，这种仪式便免不了带表演成分。
中午休息时，游神人散落在公园各处，有吃饭聊天的，有排队摇奖的，也有嬉笑打闹的。我则抚摸着停在一旁的神舆，鉴赏着顶上精美的凤凰、四周的勾栏和鸟居，还有前后的朱雀玄武和左右的青龙白虎。拍一下悬在四角的风铎钵，叮咚声在微风中荡漾。想像着当年游神人的神秘和迷狂，不禁惘然。
那边乐声又起，是泰国舞蹈团在轻歌曼舞。说好下午两点神舆再次"竞演"，此前该是泰国歌舞的天下。没想到神舆真的"发野"了，游神人提前出征，且多即兴表演。这回神舆上站着一位略施粉黛的少女，口吹哨子，手挥纸扇，合着节奏前俯后仰，算是在指挥行动。神舆其实无待人指挥，不过有妙龄少女在架子上"舞蹈"，总是添光彩。一位不够两位，两位不够三四位。只是架子上颠簸，一不留神就掉下来了。这下子可热闹了，十几基神舆半竞赛半自娱，越游越野，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兴奋的吆喝声淹没了舞台上的高音喇叭。如果不是偶见神情庄重的长者，单是那些似乎玩得挺开心的少男少女，实在无法想像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的日本人热烈而神秘的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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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历史文化散步
作者: 陈平原
我认准了一基神舆，跟在后面，合着节奏，垫着碎步，慢慢行进，自认挺好玩的。很想挤进去肩一下神舆，切身体会游神的感觉。只是不知人家有无禁忌，而且如此潇洒的"半缠"中杂进一个"牛仔"，实在大煞风景。记得乡下抬木头时讲究"合拍"，生人不合拍很容易扭伤腰。想来抬神舆也必须训练，否则很难做到齐心又齐步。
第二天到图书馆翻阅有关神舆的书籍，果然强调这种共同荷重的协调，代表了"和"之意义。要求游神人默想山崖端坐，险路夜行，处于一种"无我"或"无意识"状态，方能挥洒自如。这几种近年出版的书籍，不大谈论神舆的宗教意味，而多在"下町情绪的象征"或"人生的大感动"上做文章，正与我所理解的日渐民俗化的"神舆竞演"相一致。
很遗憾没能赶上浅草或汤岛的神舆出巡，有神社和佛寺做背景，大概游神人和观众都会多几分虔诚。不过，公园"竞演"这一形式，倒是无意中凸显了"神舆"在现代日本的真实处境。
历史文化散步
刚到北大求学时，未名湖边偶尔还能见到宗白华先生散步的背影。那时《美学散步》出版不久，其中许多隽言妙语，常被大学生们挂在嘴边。正像宗先生所说的，"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可以偶尔在路旁折一支带露的鲜花，也可以捡起别人弃之不顾的燕石。"散步者"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生活态度，我辈后生其实只能心向往之。倘若只是锻炼身体抑或浏览风景，这种"散步"不难；可真要像宗先生那样，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无限，并借以体验生命、激情与诗意，如此"散步"则不易--不只需要闲心、悟性与幽情，还需要一定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知识。这就难怪长者一般比少年更长于此道。
"散步者"之悠然，除得益于个人修养，更取决于客观环境。虽有"大隐隐朝市"之类的说法，我还是很难想像一个人能在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状态下悠然地散步。南朝刘孝威诗云："神心重丘壑，散步怀渔樵。"可见，古来"散步"，总是与幽静的"丘壑"连在一起。现代社会日益都市化，即便在高楼大厦的夹缝中多保留几个街心公园，也难得从容散步的心境。
到东京的第二天，在住处附近发现一块刻着地图的锌板，上题"历史文化之散步道"。此散步道从日比谷公园到目黑站，分为三段，共八公里长，地图上标出了沿途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名胜。对于渴望了解东京历史文化的我来说，这散步道实在太合适了。于是，上午念书，下午携妻子访古。一座寺庙、半株古树、几块残碑，都能让你流连忘返。真没想到，繁华的大都市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多幽深的风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看来陶令的想法并非绝对不可能实现，高楼的阴影还在，可旁边的寺庙竟寂静得听得到虫鸣。东京有一千多座佛寺，旅游者常去的不过一二十座，其余的尽可作为寻幽探胜的好去处。除了寺庙，还有古道、建筑、史迹等，如此漫游，不啻于阅读"历史"。天性好奇，不习惯被人家牵着走，总觉得既是散步，就该自由自在。不时灵机一动，横生枝节，八公里的散步道，竟走了六七天。
正庆幸走完了"历史文化之散步道"，目黑站旁边的另一块锌板，让我顿失游兴。那是从目黑到调布的"散步道"，长约十二公里。这还不算，日比谷公园那边也有新的散步道。后来才知道，东京此类"历史文化之散步道"甚多，根本不可能一一拜访。
东京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地铁站里尚且一路小跑，实在难得悠闲的散步。设立"散步道"，目的大概正是为了培养其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因为，就自然风景而言，东京没什么可夸口的；但如果希望了解江户乃至日本的历史文化，则东京大有可游之处。
其实不只是东京，各地都有类似的"散步道"，只是标示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好多旅游图册上除了介绍名胜古迹外，还标明各景点之间步行所需的时间。就像快餐食品风行世界，步履匆匆的现代人大都只能满足于"到此一游"。"走马"无法"观花"，坐在客车里张大嘴巴听导游解说的游客们，难得真正体味旅游之趣。要求游客下车，使用自己的双脚和眼睛，在一种即便是短暂的"散步"状态中冥会古今--这种设想不可谓不佳，只是实行起来不易。历史文化之散步，除了需要"昂贵"的时间，还需要同样得之不易的背景知识。看日本人捧着厚厚的"某某历史散步"之类，在各名胜古迹按图索骥，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按理说，既是散步，就不该如此紧张；但现代人没那份知识与才情，随便走走固然潇洒，很可能一无所获。自然风光取其触目惊心，越出乎意料越好；名胜古迹则必须事先预习，旅游时方才能"精鹜八极神游万仞"。
在日本，观光是一门重要产业，精美的旅游指南随处可见。东京、京都等大城市里繁忙的地铁或电车线路，甚至各自月出一刊，推荐本月"最佳散步道"。此类自由取用的广告读物，对引导游客的去向起了很大作用。记得谷崎润一郎的《漫话旅行》曾攻击铁道部和旅游局的宣传，使得名胜古迹成了城市的延伸，糟蹋了大好风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文化上的平民化，使得谁也无权垄断知识，独占风月。要求雅趣者，只能人弃我取，因而也就更容易显出手眼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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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客随主便
作者: 陈平原
历史文化散步之最大特点，莫过于将眼前的风景与古时的场面相重叠，在思接千古的同时，超越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因而，此类"散步"或多或少带有"怀旧"的意味。能被后人记忆的"千古"，必然或波澜壮阔或神秘幽深。只是具体到每个散步者，不可能直接面对古人，只能借助于传世的文献。这就决定了散步者的所思所感，很大程度受制于其接受的历史文献。平日读书有限，不免常常临时抱佛脚。倒是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早有译本，给了我明治时代东京的最初印象。此次东游，距独步开始描述武藏野风光正好九十八载。说来真是巧合，我在东京散步的季节，与独步一样，也是自初秋至翌年的春天；独步隐居的涩谷，离我寄宿的白金很近，常有顺路拜访的机会。百年沧桑，昔日东京郊外的"诗趣"，如今安在？很希望能像独步那样，"漫步于原野，徘徊于林中"。世田谷、小金井、新宿、白金……那些熟悉的地名还在，涩谷的道玄坂与目黑的行人坂也都"别来无恙"，只是没了林间的小径以及遍地的萱草。在独步留下足迹的这片"昔日的原野"散步时，总忘不了《武藏野》中那段令人心醉的描述：
在武藏野散步不必担心会迷失路途。在任何一条道路上信步走去，到处都有值得你看，值得你听，或是值得你感动的事物。只有在这千百条纵横贯通的小径上漫步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武藏野的美。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清晨、白昼、傍晚、深夜，不论是在月下、雪中、风前，或是在下雾、结霜、飘雨以至秋雨绵绵的时候，只要在这些小路上茫然前行，随意地左转右弯，那末，到处都有着足以给我们满足的事物。（此处借用金福的译文）
很难说武藏野的变迁是祸是福，"大都市"对田园风光的吞噬，非独东京然。让我感慨不已的，并非几乎不可阻挡的都市化进程，而是现代人感觉的日渐迟钝以及趣味的日渐粗俗。都市自有都市的美，只是难得有独步那样诗意的眼光。
散步者的被感动，固然与外界的刺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个人一时一地的心境。到过许多号称"日本第一"的名胜，可要说印象深刻，还属出石之行。从京都乘山阴线北行两个多小时，在丰冈市转汽车再东行一小时，方才来到出石古城。此地现为兵库县出石郡出石町，人口不过两万；但中世时却因迅速崛起的山名时义一族六分天下得其一，且与织田信长"逐鹿中原"而名垂青史。站在有子山上的出石城遗址，俯瞰今日平静的小镇，想像五百年前的刀光剑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城游客甚少，但观光中心、旅游手册、名所标志，加上佛殿神社以及美术馆和史料馆，应有尽有。如果单从旅游业角度考虑，如此铺排必定赔钱；想来当地居民并非纯为招徕顾客，而是愿意生活在这么一种历史文化氛围中。在古风犹存的街道漫步，拍拍因风吹雨淋而变得黝黑的木板房，摸摸路边长满青苔的石灯笼，闻闻仍在飘香的酒藏，再敲敲经王寺里寂寞的梵钟，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仿佛回到了我的家。"回家的感觉真好"--尽管我从未在类似的古城长期居住过，但那一瞬间的感觉是如此真实，以至我忘记了这是一座异国的小镇。
出石行乃平田君所设计，我事先没有阅读相关资料，访古时不免有所遗漏。散步者对历史文化的特殊兴趣，别人是无法取代的。回到家中，翻阅在小城书店买的《出石历史散步》，发现此地出过两位我很感兴趣的人物：一位是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另一位是江户中期高僧，对佛法与剑法都有精湛研究的泽庵和尚。前者的出生地就在经王寺旁边，自然不会被忽略；后者晚年隐居的宗镜寺藏在山脚，竟失之交臂，实在可惜。
不管在东京为荻生徂徕和福泽谕吉扫墓，还是骑单车在京都市内转悠，寻访罗振玉、王国维遗迹，我都是有备而去，因此不会空手而归，多少总有点收获。在小地方旅游可就没这个便利，猛然间撞到一处古迹，根本来不及查书，那时只能靠平日的积累。正因为近乎"考试"，反倒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阴雨连绵的初夏，我与妻子赶往长崎县的佐世保市观光。接车的松冈君塞过来一叠旅游手册并征求意见，对此地一无所知的我们则宣称"客随主便"。于是，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弓张岳展望台上。其时风雨飘摇，视线大受限制。主人不断地表示歉意，说是晴天时可清晰地看到左边的九十九岛和右边的平户市。我到过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能想像得到九十九岛的景色；倒是这不在旅游计划中因而也毫无了解的"平户"，让我浮想联翩。
首先浮现在脑海的，是一块我从未见过的石碑，以及苏曼殊的一首七绝："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此绝句题为《谒平户延平诞生处》，第一次听先师黄海章先生含着老泪吟诵，颇受震撼。我对平户的了解，除了延平郡王郑成功诞生于此，再就是元朝舟师之折戟沉沙。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范文虎、阿塔海奉命将兵十万，以战船九百征日，在此地遇风暴全军覆没。晚清来日的中国文人，不管是使东大臣何如璋，还是一介书生黄庆澄，船泊平户时都喜欢凭吊古战场；可惜《使东述略》和《东游日记》均只作考证而不发议论，无法窥见其真实想法。#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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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从东京到江户
作者: 陈平原
轮到我来发怀古之幽思，中日间又多了几重恩怨。昨晚还在广岛的和平公园徘徊，转眼间变成远眺平户古战场，几百年历史风云涌来眼底，让人不知如何评说才好。本是悠闲的散步，没想到竟变得如此沉重。看来，"历史文化散步"也有不尽如人意处；尤其是当你想"万虑皆忘"时，过多的历史感会搅得你不得安宁。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于京西蔚秀园
从东京到江户
"从江户到东京"，那是史家的拿手好戏，事实上图书馆里确有不少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从东京到江户"则不符合历史时间，只有像我这样热心而又固执的游客，才会如此阅读日本这部大书。"倒着读"似乎名不正言不顺，但本来就不是专家，没必要故作深沉，尽可凭兴趣随便翻翻，说不定还有"千虑一得"的时候。
"江户"位于隅田川汇入东京湾处，因此而得名。虽说考古学家将最初的"东京人"溯源到几万年前，可江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登上历史舞台，却只能从庆长八年（一六○三）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并在此地设立幕府开始。此后两个半世纪，江户一直是日本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江户改称东京，虽无迁都之诏，但因天皇及政府均在此地，自然便是首都了。
中国派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是在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驻节的地点是"东京"而不是"江户"。中国人对"蕞尔小国"的邻居另眼相看，是因其"明治维新"而不是"封建割据"。此后百年，中日两国恩怨甚多，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中国人关注的始终是维新以后的日本。因而，"东京"之大名如雷贯耳，"江户"则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
也有几个例外，比如黄遵宪、章太炎、周作人、戴季陶等，便都对"江户"大有好感。黄氏驻日时接触的多为幕府旧臣或日渐衰微的儒学家，对新政之崇拜西洋颇有微辞，对幕府之"深仁厚泽"相当赞赏。这种对"江户"及主政两百余年的德川氏的怀恋，《日本杂事诗》中时有流露。章氏几次流寓东京，最长时达五年之久，诗文中屡屡提及的却是"江户"。太炎先生好古，读古书，写古字，自然喜用古地名；但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国人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中提及夏曾佑、钱恂在东京街上欣赏店铺招牌之文句字体，"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而这种"唐代遗风"，正随西化狂潮而逐渐失落，我相信这也是章氏留恋江户的原因。
近年周作人的随笔大受欢迎，其喜欢江户文化也就变得"路人皆知"了。倒是戴氏不大为人提及的《日本论》值得介绍。此前谈论日本的，多强调明治维新的伟大意义，戴氏则提醒大家不要"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单从革命无法"输入"或者封建造成文治武功的竞争，很难充分说明幕府统治的合理性。不过，不再将"开国"作为日本成功的唯一因素，戴君确有远见。
几年前初渡扶桑，因来去匆匆，像绝大部分游客一样，我只看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东京"。这回有机会在大街小巷转悠，慢慢品味，感觉上越来越接近"江户"，或者说，越来越体会到现代日本人及其生活里残存的"江户情调"。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情调"；但限于学识，无法把它准确表达出来。还是谈谈个人的游历吧。
登上位于新宿的东京都厅顶楼，俯瞰阳光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或者坐在新大谷饭店的旋转酒吧，观赏远比星空灿烂的都市夜景，不只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是日本人学习西方一个半世纪的结晶。这话里充满自豪，但也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辛酸。表面上日本的西化速度最快，也最成功。但深入接触，你会惊讶不断"拿来"、"拿来"的日本人，骨子里相当保守，真的是"和魂洋才"。明治初年的"鹿鸣馆文化"，只不过昙花一现；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始终没有"全盘西化"--尤其是在思维、感觉与趣味方面。三千寺庙与神社，无数江户食品与习俗，还有仍很活跃的相扑与歌舞伎，在在提醒你这是在东京而不是纽约或巴黎。有发展旅游业或者提倡爱国主义的嫌疑，但日本人似乎也真的喜欢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居酒屋里聊天，到小巷深处散步，到普通人家做客，你都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除了日常生活，我对江户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一半得益于博物馆，一半得益于墓地。
先从博物馆说起。东京可看的美术馆、博物馆很多，晚清来日的中国人已很有慨叹：同是学习西方，国人为何不大注重这些"没有围墙的学校"？即便是今天，日本人建立或参观博物馆的热情也仍在中国人之上。这似乎不能完全用经济发展状况来解释。
东京最让我留恋的博物馆，是位于隅田川畔两国桥边的"江户东京博物馆"。在寸土寸金的东京，腾出这么一大块地建造不能来钱的博物馆，这对于习惯精打细算的日本人来说，实在不容易。初见此将近两万平方米的江户东京广场，我的第一感觉竟是"过分奢侈"。四根巨大支柱支撑着船型大屋顶，并把博物馆分成上下两截。下面是放映厅、办公室以及举行特别展览的地方，上面则是收藏库、图书馆以及常设展览室。这是一个集展览与研究为一体的博物馆，不过从印刷精美、价格昂贵的"综合指南"看，其展示及撰稿，调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与作家。乘自动楼梯来到第六层，展现在眼前的是完全按江户时代复原的日本桥。桥两侧有山车、戏院、商店、民居、报社等实物或复制的模型五十多件，并借此分割成若干展区。像浮世绘、歌舞伎、产业革命、明治建筑等，虽也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但不如专业展览馆详细，且平日里不乏鉴赏的机会；最让我感兴趣的，一是都市的原型，一是市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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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江户建筑
作者: 陈平原
建筑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及审美趣味的，可惜经过江户三大火事、关东大地震以及美军轰炸，目前东京城里，很难看到真正的"江户建筑"。每当面对精心保护的江户时代的残垣断壁时，脑海里总会浮现那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可每一回的想像都不一样，而且场景支离破碎，无论如何组织不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观赏着博物馆里众多的江户图屏风以及地图、模型，对照往日访古时自家的想像，十分有趣。偶然也有猜对的，但更多的是离谱的发挥--后者更让我和我的朋友开心。
第五层是展览的主体，包括江户和东京两部分。我对江户救火的组织及工具、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商店招牌的字体、市民的旅游路线等都很有兴趣。说实话，我对江户的了解，尤其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主要得益于此博物馆以及"深川江户资料馆"。
后者也在隅田川边，不过不大好找，我们是倒了几次车，又问了几回路，方才如愿以偿。博物馆乃东京都所设，资料馆则属于江东区--可这并不说明后者水平一定"降一级"。对于希望了解江户市民日常生活的人来说，后者或许更有用。按照历史资料，复原幕末深川佐贺町桥边的部分建筑，包括民居、商店、仓库、舂米屋、船宿、观火台，以及路边的柳树和茶水摊，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小社区。屋里生活设施（包括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一应俱全，参观者可以登堂入室，东摸摸，西看看。让观众坐在展品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比隔着玻璃望亲切多了。明知不可能真是一百五十年前的街道和房屋，但伫立其间，还是油然而生一种历史感。展览不大，但做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专家的手笔。相反，日光山附近的"日光江户村"，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一看就是"假古董"。走在熙熙攘攘的江户村街上，看众多打扮整齐的假武士、假忍者、假艺妓、假水户黄门为你"装模作样"，三千日元的门票不能说太贵，可就是感觉没多大意思，还不如面对一块残碑自由想像时有趣。
东京的残碑大部分保留在寺庙的墓地里，那是我了解江户历史文化的另一个好去处。冬日的午后，踏着残雪，在寂静的寺庙周围漫步，是我和妻子东京游的主要节目。平日总是事先阅读有关资料，设计游览路线，力求少走弯路。那天灵机一动，突然出击，说是去找找当年章太炎借住并为鲁迅等人讲课的民报社遗址，顺便看看明治小说家尾崎红叶旧居迹。那一带是旧城区，街道东歪西斜，不大规整，再加上没有其他地方常见的旅游标志，居然让我们迷了路。走出东西线的神乐坂站，夫妇俩就开始闹别扭，"方向"、"路线"之争持久不懈。后来干脆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来个"不争论"，顺其自然，走到哪算哪，看到啥是啥。结果呢，想看的没看到，没想看的倒见到了。用中国的老话说，这叫"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回家一合计，一下午逛了三处名胜，全与江户的风流人物有关。或许是苍天有灵，故意布下迷魂阵，将我们从"明治"引导向"江户"也未可知。
在小巷里游荡，一边欣赏路边风景，一边互相埋怨。忽然感觉"有情况"，四周都是民房，何以留出大块空地，并且用围墙圈起来？仔细搜索，锈迹斑斑的铁门边立着牌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国史迹"林氏墓地"。自林罗山以儒学佐德川家康建霸业以来，林家世代司幕府之学政，显赫非止一时。一世罗山墓原在上野，三世凤冈时赐地于此，于是改葬。墓地里现有墓碑八十余基，一律儒葬，异于日本原有的墓葬方式。据说此地原是丘壑幽远，老树苍郁，想来风水不错。只是明治以后，儒学衰落，墓地也就日渐缩小，如今占地不过三四百平方米。墓地只在每年十一月初旬的"文化财保护周"时开放，平时参观必须提前申请。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只能从门缝和小窗窥探。这样也好，保留一点神秘感，也便于发挥想像力。树荫下光线不好，再加上没带望远镜，根本看不清墓碑的题辞。
江户前期数学家关孝和的墓碑同样看不清，不过那是另一种情况。离林氏墓地不远。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净轮寺，寺里最有名的便是都史迹关孝和墓。关氏生于一六四二年，卒于一七○八年，天文历算，莫不精通，时称"算圣"，撰著数十，门人数百。现有的墓碑虽说也古色古香，却是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复刻的。正面碑文与众不同，居然夹着"赠从四位时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一行小字，显得不伦不类。其余三面刻着宽政年间撰写的墓志，可惜碑背贴着墙，根本无法识读。看看开头，再读读结尾，中间部分随游人自由发挥。如此理解，倒也别具一格。当初没想到这一步，还把立碑者狠狠嘲笑了一通，真是有失忠厚。
转到宗参寺时，天已渐黑，赶紧寻找山鹿之墓，那可是"国史迹"，不可不访。山鹿素行（一六二二--一六八五）乃江户前期著名的儒学家和兵学家，与后世武士道的崛起大有关系。碑文已经看不清了，只觉得墓前那对延宝年间的石灯笼古拙可爱，再就是所谓"乃木遗爱之梅"已经含苞待放。梅旁的木牌上写着，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将，生前私淑素行，死后其门人将其喜爱的梅花移植于此。可乃木死去已经八十多年，"老梅"为何竟如此纤细瘦弱？想来必是后世的好事者补栽。好古之心人多有之，只是不该如此含糊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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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文学碑
作者: 陈平原
一下午闲逛，居然邂逅江户前期儒学、数学、兵学三大名流，如此迷路，又有何妨？有了这一回经验，在东京访古，不再周密计划，而是更多"灵机一动"。当然，这么一来，也就不免多走些冤枉路，多花些车票钱。
不同于千年帝都北京，也不同于新兴商业中心上海，两百年前的江户，政治经济同步发展，雅俗文化日渐融合，其独特的魅力令我陶醉。离开东京前一天，和妻子专门乘地铁赶到浅草寺附近吾妻桥，在隅田公园呆了大半天。江水平静地流淌，夕阳下波光明灭，但与周围剑拔弩张的建筑物与霓虹灯相比，还是显得含蓄朴素多了。大概是阅历太多，隅田川不会轻易激动。唯其"含蓄"，才耐看，才能容纳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痴男怨女金戈铁马，也才能留下无边无际的怀念与遐想。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傍晚完稿于蔚秀园。时感冒未愈，文思困顿，如此短文竟写了五天，惭愧之至。
文学碑
东瀛访学，常常碰到这样的提问：中日两国文学的最大差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无法回答，只是为了不让提问者太扫兴，偶尔也搪塞几句。比如说文学之有用与无用，便是一个可以即席发挥的话题。后来干脆避实就虚，就从不讲"文章救国"的日本反而大建"文学碑"说起。不懂比较文学，直到今天也没弄清什么是"最大差异"。不过，关于"文学碑"的感触却是真实的。
都说日本人讲实用、重功利，缺乏理论兴趣与超越意识，这话或许没错。可在日本旅游，观赏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文学碑，你又隐隐约约感觉到其内心深处超越世俗生活的强烈愿望。自古以来，文学在日本基本上"无用"；但或许正是这种不大介入现实政治生活因而无用（相对于中国文人而言），使得文学保持某种独立性与超越性。世人对作家的推崇，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名人崇拜外，还包含了对另一种更具审美意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褒奖诗人，不排除附庸风雅或出于发展旅游业的考虑；但文学碑多而政治家的功德碑少，还是颇能说明一个民族的趣味的。
日本朋友说，立文学碑是从中国学来的，因为中国人将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很怀疑这种说法。在中国，有"文庙"（"庙"自然比"碑"更有气魄），但只属于孔子一人；有"文冢"（"冢"上不妨有"铭"），但那只是如唐人刘蜕"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想来想去，找不到专为纪念诗人文学成就而立的碑。碑之为制，古已有之，颇受历代撰文、辨体者重视。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有一段话专讲"碑文"，值得一引：
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
如此琐碎的分类，尚且没有"文学之碑"。不知是中国的诗人过于自信，真的认定"纸墨之寿寿于金石"呢，还是"不朽之盛事"云云，乃文人之聊以自慰。为什么文人非托"古迹"，即因"功德"，方才能在碑林觅得立锥之地?真不明白中国人到底是否真的重视文学。
那么遍地"文学碑"的日本，文学就备受恩宠了吗？不敢说。只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惭愧得很，不敢冒充专家），文学碑的设立，为我的阅读日本文化提供了很多便利。每次出游，访碑便成了必不可少的项目。当时沉湎怀古，不曾认真考察文学碑的建制；等到落笔为文，眼前晃动的只是几个印象格外深刻的场景。就从这几个场景说起吧。
上大学那阵子，无产阶级文学吃香，小林多喜二（一九○三--一九三三）是我阅读最多的日本作家。中文系的课程里，外国文学本就不太重要；轮到日本，就只剩下《源氏物语》和小林君了。那时候国门刚刚重新打开，外国文学译本不多，能找到的都读。何况小林的《蟹工船》、《在外地主》、《党生活者》等，还是课程规定的必读书。物换星移，如今的大学生当然不会再把小林当作日本文学的代表；只是偶尔听到有人用轻蔑的语气谈论小林君时，心里总是感觉不舒服。小林的文学成就不高，这我早就明白；让我敬佩的是其作为知识者的道德勇气。在我看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功过，与小林君为反抗统治者压迫而献身，两者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因为时世变迁而丧失其光辉。旅居东京时，曾到过拷打小林君致死的筑地警察署遗址凭吊。北海道之行，自然更少不了拜访小林就读并开始文学创作的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因为听说那里有一块小林的文学碑。
从北海道的首府札幌乘快车到小樽，只需四十分钟。那是一个海港城市，面向日本海，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开通日本第三条铁路后，成为北海道开拓物资的集散地以及商业中心。当年曾经领尽风骚的银行街建筑以及运河边的石造仓库群，如今已成为观光者流连的历史遗迹。旅游指南上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后者正是《蟹工船》里所描写的制缶工场。客运码头边，有一家酒馆，干脆就叫做"蟹工船"。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小樽人毕竟没有忘记小林。小樽文学馆的印章上，镌刻的正是小林及其同学伊藤整的画像，展品也以这两位小说家的著述和生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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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门前冷落车马稀
作者: 陈平原
向当地人打听小林文学碑，说是在山上，不大好找。只好包租一辆出租车（否则上得去下不来），沿着山路，转到原小樽高等商业学校背后的山上。离文学碑几百米处停着好些汽车，不过与小林无关。那里有座展望台，是看小樽全景的最佳处，常有游客光临。也幸亏冷清，文学碑显得庄严肃穆。绛红色石头砌成五六米高的两面墙，像是一本打开的大书，也像紧闭着的监狱大门。左边自上而下依次是小林头像、碑名及题辞，右边则在方形洞中嵌着青铜头像，一脸刚毅，大概象征着无产者。初夏时节的小樽，太阳不晒，碑后的白桦林嫩黄中夹着雪白，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坐在碑前，眺望远处碧蓝的日本海，遥想半个多世纪前，从这里走过的文学青年。
司机告知，收费以小时计，还有剩余时间可以访问石川啄木（一八八六--一九一二）歌碑。短命的天才诗人啄木，曾在北海道流浪一年，如今小樽、札幌、函馆等地都有其歌碑，与其生前的穷愁潦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歌碑立在另一座山头的小樽公园里，大意是：
小樽是座悲伤的城市，小樽人的歌声苍凉忧郁。
与小林碑的寂寞截然不同，啄木碑前围着大群少女，正怀着甜甜的忧伤，摆着各种姿势照像。
访小林文学碑是蓄谋已久，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都有心理准备，包括"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尴尬，都在意料中。这样的访古，"也无风雨也无晴"，基本上是圆梦或还愿。我更喜欢意外的"发现"，突然间面对一块你不大熟悉的作家的文学碑，需要调动一切积累，并向周围的朋友请教，那既是怀古，也长知识。所谓寓学于游，借访碑了解日本文化，主要指的正是这种场面。但这样有趣味、有性灵、有情致的机会其实不太多，要不作家太生僻，引不起兴致；要不碑太俗，无法产生美感。对于访古的人来说，碑的年代几乎与其价值成正比。而我却竟被荒山野岭上一块刚建的新碑迷住了，说来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还是先从我与幸田露伴（一八六七--一九四七）的"缘份"说起。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演讲，曾谈及现代人的"文"、"学"分离。日本朋友告知，在日本，最后一位学识渊博的大作家是曾任教京大的幸田露伴。此前，曾在神保町买到大正四年出版的露伴等人讲述的《新论语》，赶快取出拜读。露伴受过系统的日本古典及汉学教育，其小说《风流佛像》、《五层塔》中刚强执拗的男主人公，与其说是张扬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如说是混合儒佛以及武士道的"大彻悟"。《新论语》中露伴训解的是"为政"、"八佾"两章，看他发挥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名言，实在有趣。不过也就是翻翻而已。对于露伴，我基本是既不"学"也无"思"。
那天与朋友开车游日光山，黄昏时候，来到枥木县与群马县交界处、海拔二千米的金精岭。此地高寒，因冬季积雪而封闭的国道刚刚开通，路两边残余的雪堆有一人高。正赞叹着雪尚未化尽而墨绿的唐松已生气盎然，忽见冷寂的路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赶忙停车观赏。约四米高两米宽的原生石上刻着"幸田露伴文学碑"几个大字，下面是一段文章的摘录。读了碑背的说明文字，方知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露伴由日光经此地，写作了充满奇异幻想的小说《对髑髅》。片品村教育委员会于小说诞生百年之际，立碑纪念。此碑已立四年多，以日本资讯之发达，手中刚出版的旅游指南不该漏记，不知是否因立碑者"级别不够"。别人感觉如何不得而知，我对这块碑很有好感。立意及制作工艺均不错。更因其独立天地间，山色苍茫中自有一种大度与尊严，更使得荒无人烟的群山峻岭顿添生气。立碑者在旁边还辟出一片空地，让匆匆开车赶路的过客得以从容休息；至于能否领悟露伴文学的意境与情趣，那就得看个人的悟性和修行了。
除了专门为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立碑，还有在名胜古迹，选择与其相关的诗文片段立碑。这种文学碑数量甚多，不少变成高级的"景点说明"，不大有趣。但也有相得益彰者，比如东京净闲寺里的永井荷风诗碑。
永井荷风（一八七九--一九五九）是周作人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其《荷风随笔》、《东京散策记》、《江户艺术论》等经常出现在知堂文章里。我对荷风了解不多，除了"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过目不忘，再就是他对浮世绘的赞叹，对已经逝去的江户风情的迷恋，对花街柳巷的兴趣--后两者促成了《隅田川》、《墨东绮谈》这两部名著的创作。此次东游，颇醉心于江户的流风余韵，多少次徘徊于隅田川边。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往日风流"不可能再现，所谓的"乡土艺术"，很容易演变成为旅游纪念品。
东京保留了不少真真假假的江户遗迹，唯一不能恢复的是"游廓"。昔日骚人墨客寻欢作乐的柳桥、新桥和吉原，是江户作为繁华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场景。尤其是一六五七年开设的新吉原，是幕府公认的唯一"游廓"，最盛时游女超过三千。三轮桥附近的净闲寺，葬有江户时代之游女两万余人，故谚曰："生在苦界中，死于净闲寺。"
说不清是出于旅游者的好奇，还是喜谈风月乃文人习气，晚清以后来日的中国文人，像王韬那样终日寻花的固然不多，但在诗文中故意牵涉一点异国青楼的却不少。自一九五八年禁止卖春法实施，结束了新吉原三百年繁华梦，到此一游的雅士也就难得一见。如今的吉原，起码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特异之处。我访吉原那天，首先拜访的是净闲寺；倒不是有何深意，就因为这样走起来路顺。寺庙在重修，大门紧闭，但游客可从旁门出入。在临时搭起的工棚边转来转去，终于绕到寺后的墓地。墓地不大，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加上细雨，陡然让你觉得阴森森的。墓地中间是总灵塔，基部就刻着上引的谚语。一米多高的台基上，石莲花托着墓碑，上刻"新吉原总灵塔"六字。塔前香烟袅袅，游人奉献的鲜花已经枯萎，只有慰灵的长木排不怕风雨，仍傲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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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西乡铜像
作者: 陈平原
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总灵塔对面立着永井荷风的诗碑和笔冢。诗录自《偏奇馆吟草》中的《震灾》，并非专为此寺而作。据说荷风生前喜欢造访净闲寺，哀悼死去的游女。自留学归来着意寻求"江户趣味"，荷风经常出入青楼，且与艺妓结婚，离婚，自是最有资格为游女写悼亡诗者。日本文人历来不太"道学"，再加上江户游戏文学的传统，置荷风诗及像于此，想来本人不会尴尬，游客也觉得"当之无愧"。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于蔚秀园
【附记】
文章早就写完，一直压在箱底，不想拿出来发表，就因为述及露伴的文学碑时语焉不详。手头只有当初游览时拍的录像，碑文一扫而过，无法释读。来访的芦田君自告奋勇，回日本后给片品村教育委员会打电话，方才明白碑的正面刻着《对髑髅》开篇的几句话。现抄录碑文大意如下：
俗话说，出门靠旅伴，处世靠人情，然而我却从不知道那样的滋味。有一位仁慈的女人，给我述说了她的身世。但是，她所说的故事，显得有些可怕，也有些神奇。
西乡铜像
到过东京的人，很少不游上野公园；游上野公园的人，很少不瞻仰西乡铜像。引起我对这座铜像的兴趣的，并非其雕塑艺术，而是日本人对西乡隆盛的评价，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徘徊于西乡铜像之下，观察游人的神情，至今未见抗议或深表怀疑者。想来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意碑文的意见，视西乡为"伟人"。至于其明治十年之举兵反叛，碑文和旅游指南上都用隐晦的语言一笔带过。可我到过熊本城，也阅读了不少关于西南战役的资料，略为了解这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之惨烈。有趣的是，官方和民间至今没有为"叛乱"平反，可又努力为其首领西乡隆盛开脱责任。西乡兵败自杀后十二年，明治天皇追赠正三位；又过了四年，两万五千人集金修西乡铜像。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日本人对其"开国元勋"兼"叛军首领"的态度竟如此豁达--当然也可以说"暧昧"。
相对来说，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从来都是立场坚定。闲来翻阅有关资料，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论》中，有一段话专论西乡隆盛，对其"人格"的历史作用推崇备至：
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戴乃"日本通"，此书又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对西乡如此赞扬一点也不稀奇。其实，在晚清的维新派或革命派的诗文中，西乡早就平反；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那时的中国人，关注的是明治维新，对西南战役知之不多或根本不想知道。既然铜像已经矗立，中国人自然随着日本的舆论转向。要了解中国人对"功臣"举兵"反叛"这一事件的真实感受，必须到铜像建立前在日中国人的诗文集中寻找。
说来真是巧合，西乡举兵那一年（一八七七），中国派出了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其行程还因为战事略为耽搁。正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币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这段话很符合何如璋这位翰林公兼钦差大臣的身份及其知识背景。骂"寇首"，斥"好兵"，赞"减租"，句句都是深明大义的儒生该说且能说的话。至于事件的叙述，大致不差，资料来源很可能是当地的华侨。其时何氏尚在长崎，未与当地官府接触，理由是"使者入境，未递国书，不便私见"。我对平乱"费币至五千万"一句尤感兴趣，想来叙述者和听讲者都对这条显然是官方公布的消息颇觉新奇。
笔者也有这种经验。第一次见到接待某国总统共花去多少日元的报道，是在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上，记得那一瞬间我的惊愕。中国人更习惯于算无法用数目字表达的"政治账"，而不屑于如此"斤斤计较"。比如，不管是清代的邸报，还是今天的《人民日报》，都没有告诉纳税人政府首脑外事活动的费用，也没有公布过甲午海战或者抗美援朝共花了多少钱。
不知是那时的大使文化修养高呢，还是公务不太繁忙，《使东述略》外，何如璋还撰有《使东杂咏》。其中咏及西乡，仍是义正辞严：
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
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唯一让诗人感觉困惑的是，何以此等"贼人"，也讲"忠义"，居然"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何大使上任两年后，大名士王韬游东京。主人出示鹿儿岛战图，观西乡排阵结垒之法，王氏则大讲"顺逆之势殊"，故贼军不敌王师："呜呼!天下之枭雄渠帅，昧于大义，躬为叛逆，安有不底于亡哉!"幸亏那时的日本人不大晓得王韬君曾上书太平天国，否则怎么向人家解释，为何从"逆子"转为"顺民"？或许上书时太平天国已成气候，大有新桃换旧符之势，故不算"叛逆"。若如是，则只有成败，而无所谓顺逆；西乡的过失，只在于打了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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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忠臣贼子
作者: 陈平原
那时的东京，"西乡"是个热门话题。不断有人出示有关西乡的文物；王韬也就不断发表严正而又迂阔的评论。翻阅《扶桑游记》中此类不着边际的"高论"，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除了"深明大义"，没什么别的见识。后人单读王韬的游记，也能感觉到其时的日本人对西乡的态度相当复杂；而王氏不屑于去理解其中奥秘，只顾顺着原来的思路作长歌：
功高赏薄寻常耳，何不角巾归闾里？
坐令一死鸿毛轻，昭代宏勋等流水。
直到有一天应谷干城中将之招，读其诗，听其言，王韬才略有所思。谷干城乃当年决战时官军的主将，重修的熊本城里建有其塑像。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没想到谷君言谈之间，对西乡不但没有辱骂，反而颇多敬畏：
中将曾有诗咏西乡云："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此吊西乡之功而叹其不终，二十八字中，有无限感慨。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枭雄，维新之建，多资指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其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这段话非常重要，起码让我们知道，战事刚刚结束，京城中已有不少为西乡开脱的言论。就连现任军事首领，对叛军头目也颇多同情。也许正是这种"民心"，使得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平反--建铜像而不谈论西南战役，应该说是一着高招。可惜王韬从谷干城诗中，只读出政府的宽宏大量，因而其和诗仍是"忠臣贼子"黑白分明。
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并在东京与王韬结为莫逆的黄遵宪，其《人境庐诗草》中也多处提及西乡隆盛。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西乡星歌》，一改何、王讨逆之高调，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此长歌开篇奇崛，顿生满纸风云之气：
人不能容此崎磊落之身，天尚与之发扬蹈厉之精神。除旧布新识君意，烂烂一星光照人。
诗前有小引，说明呼彗星为西乡星，乃日人传说；可据《左传》"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来"识君意"，明显有为日后西乡的举兵反叛开脱之意，与王韬所复述的"略其迹而原其心"之说相通。长歌的最后四句，更是直接为西乡这位失败的大英雄招魂：
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
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这么说来，国人也有不囿于"忠臣逆子"之成说者。但先别高兴，现在通行的《人境庐诗草》中，此歌虽与其他在日所吟诗编在一处，却系晚年归乡后补作。
黄君虽好学深思，初渡扶桑，其实也不理解日本人对待"叛军首领"西乡隆盛的态度为何如此"暖昧"。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宫岛诚一郎刊行有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作序的《养浩堂诗集》。出于对黄氏的尊敬，诗集中附有其零星评语，其中涉及西乡一则耐人寻味。宫岛在西乡举兵前曾和其诗，称颂其"高尚之志"，末语为："若使此心长爱国，江湖何与庙堂殊?"西乡兵败自杀，宫岛刊行集子时居然不删不改；倒是黄遵宪看不过去，出来"主持正义"：
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从王韬的"功高赏薄"，到黄遵宪的"愤爵不平"，都是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凭我阅读《西乡南洲遗训》及其诗集的经验，这种说法似乎很难成立。引两首西乡所吟汉诗，以见其志向之高大。两首都是《失题》，前者见其王学根基，后者则是生平自述：
学文无主等痴人，认得天心志气振。
百派纷纭乱如线，千秋不动一声仁。
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砖全。
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
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自然也可能有许多毛病，但所争不会只是爵位。时人之所以"略其迹而原其心"，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不愿意相信西乡会为了个人功名而不惜生灵涂炭。
但是，不管敬惜西乡的人如何借"原其心"为其辩解，西南战役事实上不能不使得"生灵涂炭"。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当年日本第一流的知识者是如何思考的？这种思考又如何影响大众对西乡的评价？这都是很有趣的问题，可惜我没有能力解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挑选几条史料作为思考的线索。
东京人对西乡隆盛多有好感，很可能是念及其对"江户无血开城"的贡献。今日东京有不少名胜，专门纪念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与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的这一历史性会见。胜氏也因此成为西乡的莫逆之交，并在其战死两年后，为其立诗碑于净光寺。此诗碑据说至今仍在，可惜我没能访到。倒是在《西乡南洲遗训》的附录里，读到一首胜海舟咏西乡的五古，后半截可作为前引"略其迹而原其心"一说的最佳注脚：
只道自居正，岂意紊国纪？
不图遭世变，甘受贼名訾。
笑掷此残骸，以付数弟子。
毁誉皆皮相，谁能察微旨？
唯有精灵在，千载存知己。
先以"岂意"开脱，后有"微旨"垫底，即便"紊国纪"，也都情有可原。不只是西乡不以世人之"毁誉"为意，诗人似乎也更看重此"千载存知己"。与中国人讲政治立场，动不动"大义灭亲"不同，胜海舟以及上述的谷干城、宫岛诚一郎都不避嫌疑，甚至有意渲染其与"叛军首领"西乡的友情。将"政见"与"友情"分开，更注重"心情的纯粹性"，而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姿态"，这种价值观念使得西乡兵败后能够很快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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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大义名分
作者: 陈平原
"甘受贼名訾"，既写西乡之独立不惧，也隐约透出诗人对世人诬之以"贼名"的不满。这倒使我想起另一位明治思想家西村茂树对"朝敌"与"贼"的区分。西村的《贼说》发表于西乡"谋反"前两年，本与此事无关；但用来说明西乡身后遭遇，似乎很合适。西村主要论述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后世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以"贼"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民祸患者方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以"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很长时间内，西村的"贼说"没有能够成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常识；但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朝野间道德资源的分配，这总比只是抱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好些--后者实际上是对"权力"独占"价值"的默认。
没有材料说明胜海舟等人是否接受了西村的"贼说"，不过不把与政府为敌的西乡视为"贼"，却是确凿无疑的。或许更能说明明治时代知识者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对大义名分论的批判。西南战役硝烟未散，福泽撰写《丁丑公论》，直接针对的正是时人之以"国贼"骂西乡。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若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则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属非法。应以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衡量西乡之举兵，而不能只是斥责其反叛政府。福泽断定今日之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参阅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一文）。
福泽一生在野，着力于国民教育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政治上既非"政府派"，也非"反政府"，更不是左右逢源的"骑墙"。明治初年，日本举国上下奋发图强，舆论界一片叫好声。福泽则对引进西洋文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廉耻节义"之丧失，"抵抗精神"之日渐衰颓，以及"人民独立风气"之未能养成深为忧虑。反过来，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值得钦佩。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角度，福泽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将"民气"与"士魂"的养成，置于一时一地政治决策之上，这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对西乡要"略其迹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设与守护。就在上野公园西乡铜像的旁边，还有一座香火很盛的彰义队墓所，那是为纪念一八六八年上野之役中抵抗官军而死的彰义队勇士所建。在东京访古，经常见到江户无血开城的纪念物，可也有不少血战东征军的彰义队墓所。在日本人看来，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隐退，以及为避免生灵涂炭而下令放弃抵抗，乃是顺应历史潮流；而武士们不听约束，在大势已去的状态下"以卵击石"，为注定灭亡的幕府奉献其最后的忠诚，乃是坚守三河武士精神，两者同样值得尊敬。这种思路对于擅长分"顺逆"、辨"正邪"、讲究"大义名分"、主张"路线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七日于京西蔚秀园
【附记】
据柳田国男称，在日本，作为个人而享受祭祀，除了德高望重，还必须是悲剧性死亡。而新政权为与政敌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抚失败者的亡灵--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解读西乡铜像。
开国纪念
在日本各地旅游，经常可以看见有关开国的纪念物。日本人说"开国"，并非指某一政权的建立，而是从此前的锁国状态中挣脱出来，加入国际社会。具体措施是通过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开港开市。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始于一六三三年，主要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传播以及由政府垄断情报和贸易。即使在锁国状态下，长崎仍对通信或通商的朝鲜、琉球、中国和荷兰开放；因此，那里遍地皆是的"西洋风景"，其实与开国关系不大。倒是神户的异人馆、名古屋的明治村、横滨的开港资料馆，以及位于伊豆半岛的豆州下田乡土资料馆，在在提醒你日本人对"开国"这一事件强烈而持久的兴趣。
日本人讲起开国，眉飞色舞，似乎因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忘记了当初的屈辱，甚至对佩里（M．C．Perry）率军舰来航感恩戴德；而中国人提及帝国主义入侵，则咬牙切齿，只有虎门禁烟、三元里抗英，无所谓"开国纪念"。上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开始各自直面西方列强的挑战，其间策略有异，效果不同，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但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开国形象，竟然如此截然相反，确实发人深思。
虽说同是内忧外患，同是被迫开港，可中日两国历史与现状其实大有差异。表面上都是闭关，日本的锁国以入国的统制为主，中国的海禁则主要是出口的统制；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但近世山鹿素行、本居宣长等人提倡的日本主义，根本不能与古已有之的华夏中心意识相提并论；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日本只是黑船的阴影，中国则是实际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都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没有沦为殖民地，日本因明治维新而逐渐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历经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风浪，经济发展始终不如人愿。但所有这些，都还不能解释何以两种开国观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异人馆与明治村都是洋化狂潮形成以后的作品，虽也精彩，但没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对幕末日本人如何接纳强大的西方感兴趣，因而也就对两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资料馆更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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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开国纪念
作者: 陈平原
冬日的下午，踏着积雪，和尾崎君漫步在横滨街头，指点着马车道和日本大道两旁残留的明治建筑，品味着一百多年前"文明开化"的流风余韵。横滨以开港而发展，也以开港而名扬天下。因此，游横滨不能不看开港纪念馆，开港广场和开港资料馆，其中最值得留连的还是资料馆。这幢风格典雅的灰楼，建于一九三一年，原是英国领事馆。中庭的玉兰树，据说是江户时代的"老住户"，曾目睹一八五四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此"历史见证人"的主干焚于关东大地震，现在见到的是残根长出来的新芽。
馆里收藏开港及横滨城市发展的资料十多万件，最吸引我的是各种有关"黑船来航"的绘卷。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下午五时，美国人佩里率领东印度舰队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抵达浦贺的海面，从此揭开了日本史新的一页。我感兴趣的不是幕府或勤王志士的态度，而是被"船坚炮利"惊呆了的普通日本人，是如何表达他们的见解。绘卷里的"黑船"威风凛凛，没有丝毫丑化的嫌疑，想来画师落笔时充满兴奋与好奇。这还不算，画面上的每艘船都注明船号、长度和宽度，以及所载大炮数目。不像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日本人普遍重实用，对奇器、奇术感兴趣，才能创作并欣赏此等"正邪不分"的画卷。据说，《望厦条约》签字后，中国代表以仁义之师不需利器为由，拒绝对方赠送的火炮模型和军事书籍；而据目睹日本开国的罗森记载，日美签约后，幕府代表愉快地接受了电话、照像机等各种"奇技淫巧"。中日两国对待形而下的器物以及异文化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其开国的进程。
为纪念横滨与上海结成友好城市二十周年，资料馆里正举行"横滨与上海--两个开港城市的近代"专题展览，这正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展览由两国学者共同操办，其中数上海档案馆、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品多质量高。可惜都市研究非我所长，港湾设施、贸易关税、产业展开等专业性问题，明知十分重要，也只能"外行看热闹"。还是"横滨居留地与上海租界"、"文化与情报"、"横滨与上海之风俗"等，更接近我的趣味和知识背景。#p#分页标题#e#
作为非专业的读者，徘徊展厅，接受的并非专家所构建的"完整的历史"，而是一堆"文明的碎片"，以及若干相当个人性的奇怪联想。比如，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就在日本政府借修改条约而取消横滨居留地的同时，上海租界大扩张，并设置独立的行政机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居留地的行政权，这与中国租界之形成独立王国大不一样。或许正因为日本人在居留地问题上所感受到的屈辱不太明显，事过境迁，便主要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窗口"来看待。
自认"苦大仇深"的中国人则没有那么大度，很难忘记曾经遭受的巨大创痛。一九○三年《苏报》案中，章太炎因公使团拒绝将其引渡给清政府而得以从轻发落；可章氏并不领情，称此为外人争租界权力，与他的革命宗旨毫无关系（《狱中答〈新闻报〉》）。一九○四年梁启超撰《治外法权与国民思想能力之关系》，许租界为"新思想输入之孔道"："取数千年来思想界之束缚，以极短之日月而破坏之解放之，其食此诸地之赐者，不可谓不多也"；同时也指出，此种租借来的自由削弱了"中国志士"的意志与能力。长期以来，国人只从帝国主义强权以及中华民族的屈辱这一特定角度来解读租界，思路远比章、梁等晚清学者狭隘。近年学界开始转向，认真探讨租界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复杂作用。但愿不要一转就转过了头，将其改写成今日的"经济特区"或时尚的"国际交流"。
展品中最吸引我的，一是桃花坞木刻年画《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一是比果的讽刺画《发展之路》。前者的魅力，与其说来自中国年画特有的线条与色彩，不如说来自风俗画家对人情世态的敏感。面对四马路上拥挤的马车、人力车、自行车、双人脚踏车、独轮车，以及悠闲的行人和威风的轿子，瞬间的感觉是，此画面比史家的千言万语，更直接地使我回到那个华洋杂处古今并列的年代。说实话，以前看不起各种各样的"胜景图"，总以为未免太俗气，远不如文人画韵味深长。在阅读日本的过程中，逐渐由"东京"进入"江户"，这其间安藤广重等人的"胜景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类风俗画对于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似乎目前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充分重视。
比果是一八八二年来日的法国画家，其发表于一八八八年的《发展之路》，简直就像一则预言。画面右边是一着西装骑自行车的日本人，自称已经不再是亚洲人了；左边瓜皮帽下露出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悠闲地说着风凉话：看他走得那么急，准得摔跤。后来的历史证明，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果然摔了一大跤，而只会说风凉话的中国人则再也悠闲不下去。当初的讽刺本就双方互相指涉，可惜身在其中者，往往只读出对方的可笑。
如今，中日两国政治、经济状况不同，但在谋求"发展"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都急匆匆走在"发展之路"上。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因对"发展"缺乏足够的热情而受到历史的惩罚；今非昔比，"发展"已经成了十二亿中国人最大乃至唯一的目标。对经济增长的期待，对现代化的迷信，对所谓"东方的崛起"的二十一世纪的向往，使得今日中国，对"发展"带来的正面、负面的效果，普遍缺乏认真的反省，陷入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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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交价于官
作者: 陈平原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黑船再度来到江户湾。三月三十一日日美签约，开辟下田和箱馆两港。四月十五日佩里乘旗舰波瓦坦号来到下田，六月签订补充条约后方才率舰队离开。至此，日本开国已成定局。
一个半世纪后，车过下田港，朋友指点着屹立海岸的佩里铜像以及上陆纪念碑。走进下田市里规模不大却很有特色的乡土资料馆，手里的门票是当年的浮世绘"黑船波瓦坦号下田入港图"。随同佩里第二次来航的，有一位名为罗森的中国人。其记录此行的《日本日记》，初刊于一八五四年《遐迩贯珍》，十年前因收入"走向世界丛书"而广为人知。重刊本附有一罗森像，是从江户时代著名画工锹形赤子的《米利坚人应接之图》中复制的。资料馆里也陈列着一幅复制的和画罗森像，上题"罗森在下田町徘徊询问物价高低图"。画面上瓜皮帽长辫子的罗森，一手撑黑雨伞，一手持红包袱。此画没有注明绘制年代，看来并非近年补绘，可也不像当场写真。此罗森多了一把胡子，画面的色彩对比那么强烈，再加上"询问物价高低"的说法，更像是事后根据有关资料追忆而成。《日本日记》中有一段话，自述下田购物，很可能正是此画所本：
步至海旁，多见大鲍鱼，是下田之土产也。回于町店买物，则以漆器、瓷器为佳。所拣物品，则书名于物上，记价，然后店人送到御用所，交价于官。
罗森生平至今不详，但从日记中少记政治大事而多记土产物价，可以想像其商人身份。从外交场合的罗森走到询问物价的罗森，中间应该有学者的考证研究。正因为后者的判断更准确，非当年千方百计请求和诗题扇（一月之间应邀题扇五百余柄）的日本人所能想像，故断为"事后追忆"。
资料馆里收集、陈列六幅早期的佩里画像，还有一幅以供对照的相片，让人大开眼界。浮世绘画家根据自己的想像，来为其时"如雷贯耳"的佩里总督立像。有画成妖魔鬼怪的，有画成日本传说中的天狗的，有画成中国将军的，也有画成西乡隆盛的；但很快地，佩里的特征逐渐显示出来。可以将此作为日本人接受外来文化的"寓言"来阅读；同样需要经历一个以自己的经验（或称"期待视野"）来"误读"外来文化、并在此后的"对话"中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日本人的长处只是在于尽量缩短这个"过程"。
熟悉赛金花故事的，肯定会对下田的阿吉大感兴趣。一八五六年，根据日美和亲条约，美国在下田的玉泉寺开设了最初的领事馆。第二年，为了使得"孤独"的哈里斯总领事能更好地工作，十六岁的阿吉被迫离别恋人而走入领事馆。两年后阿吉出走，在同胞的嘲笑声中四处流浪；四十五岁时贫病交加沦为乞丐，四十八岁时投水自尽。据说在其投水处，现在立有碑记和供养菩萨，成了旅游景点。如今的阿吉，已是文学家以及平民百姓茶余酒后的绝好话题。念及此，我连前往凭吊的勇气都没有了。
资料馆里还有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德川庆喜等人的纪念文物，比起这些影响日本开国进程的伟人来，阿吉实在太渺小了。可不知为什么，走在夕阳下的下田街道，眼前晃动着一帧帧褪色的旧照片，一个哀怨沉默的少女侧影，始终叠映在照片的右上角，让我再也没有兴致观赏周围的风景。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于京西蔚秀园
"教育第一"
晚清旅日的中国人，不管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对日本的教育赞不绝口。一九○二年，吴汝纶在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专程赴日考察学务；可吴氏尚未归来，《钦定学堂章程》已经颁发，而章程又明显受日本学制影响。也就是说，不待政府专门派人考察，国人对日本教育的了解已经相当充分。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便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教育改革思路（《请开学校折》）；梁启超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时，更明言"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戊戌政变记》）。日本教育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这一点已属常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选择日本而不是英美作为学习的榜样？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我想，最直接的刺激还是来自甲午战败。"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路，已经从具体的船坚炮利，转为抽象的教育文化。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话来说，便是：
近世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康有为说这番话的时候，尚未踏出国门一步，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五年后张謇东游，实地考察的结果，竟与康氏的意见不谋而合："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东游日记》）其时大谈教育立国者，并非教育专家，而是一般的文人学者。翻阅清末大量关于教育的论述，你能明显感觉到知识者的良知，以及救世济民的热情。
近日购得一九○一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数册，闲来把玩，深为编者罗振玉《教育私议》的高瞻远瞩所感动。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时机"，而成败得失，"一决之于教育"。如此大胆立论，想来今人也未能出其右。可诚如罗氏所言，以教育立国，"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矣。设想"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为大东强国"，依据的是"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的经验；这比当初康有为"三年而立"的预言保守多了（《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可惜仍嫌过于乐观。去年访日，曾应《文》杂志之邀讨论中国的教育现状，实在无法解释清楚何以中国至今仍有两亿文盲。对于一个文盲比例高达六分之一的国度，如何称雄于二十一世纪，我不能不有所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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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教育第一
作者: 陈平原
《教育世界》以大量译介日本教育法律及教科书而闻名，第一册《序例》后附有十一种"已译成之书名"。其中的《日本文部省沿革略》，大概就是我去年年初在海淀旧书店觅得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此书原著者为日本文部省，译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年代印。书仅双面五十页，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间日本教育大事，述及"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的决策，以及政府的各项具体措施，肯定让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感慨不已。
明治时代的大教育家福泽谕吉有些想法很有趣，比如在谈到日本"文明开化"之所以能够迅速展开时，将其归因于多数士人之"无知"："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实行，毫不犹豫。"而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国士大夫，则各有其骄矜的看法，没那么容易被教诲（《福泽谕吉全集·绪言》）。以启蒙的声音过于嘈杂，或听众的立场过于坚定，似乎不足以说明何以在中国，"教育第一"始终只是一句口号。晚清以来，没有人公开否认教育的重要性。只是"百年树人"，对于习惯风云变幻的政治家来说，远不及"谁的国家"、"哪来的利益"更有切肤之感。不说特定年代对"教育救国论"的批判，就连知识者自身，也大都以只讲教育不问政治为可耻。
或许因为我父母都是教师的缘故，总无法破除对教育的"迷信"。从下乡当"孩子王"那天起，就命里注定只能在校园里徘徊。访学日本，自然以大学校园为主要活动场所。东京大学一地金黄的银杏，庆应义塾大学已经安静了一个世纪的三田讲堂，早稻田大学优雅的演剧博物馆，都让我流连忘返。可说实话，这些大学的辉煌历史，早就目睹耳闻，亲临其境时并无多大的文化震撼。倒是在各地旅游，猛然间与有关教育的遗迹相遇，惊喜之余，会有一丝难言的隐痛。
读过《福泽谕吉自传》，最喜欢"绪方学塾的学风"一章，尤其不能忘怀的是那部轮流观看的《日荷辞典》手抄本。去年十月，到大阪参加中国学年会，第一件事便是拜访当年福泽就读的适塾。
适塾为幕末著名兰学家、医学家和教育家绪方洪庵（一八一○--一八六三）于天保九年（一八三八）所开办，关闭于明治初年。据现存《姓名录》，先后入门者达千人之众。明治时代的风云人物，多有出自适塾者，除福泽外，军界有大村益次郎，外交界有大鸟圭介，最为本色当行的医疗卫生界（包括红十字会）则有长与专斋、高村凌云和佐野常民等。适塾之名扬天下，除了办学者洪庵的学识过人外，更与日后学生的大有作为密不可分。当初是生以师贵，后来则是师以生尊--对于办教育者，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出人才。只是何者为"人才"，可能见仁见智。在日本，参观过许多校史纪念馆，夸耀的都是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未见以出总理、出部长为荣的。想来并非鄙薄官府，而是认定政学分途，政治家的成长主要不是得益于大学教育，大学也没有必要办成某一党派的根据地。
作为"国史迹"兼"重要文化财"的适塾，乃一八四五年由绪方购得，本世纪七十年代照原样拆散重修。如今，花两百日元便可"登堂入室"。真佩服日本人对空间的利用，这座在日本开国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学校，实际占地面积不到五百平方米。一楼除了教室、书斋、接待间、贮藏室和洪庵一家的住处，还有两个小庭园和一口水井。二楼的学生宿舍里，黝黑的木柱略显残缺，榻榻米上汗迹未消，油灯下那部珍贵的手抄本《日荷辞典》翻开着，只缺圈坐在四周的福泽们。似乎怕惊扰尚在念书的古人，平日喜欢啧啧称奇的日本游客，到了此地也都一脸严肃；女孩子则捂着嘴巴，强咽下那声必不可少的"哇"。旁边的小屋挂着许多照片和画像，那便是适塾引以为傲的历届"名学生"。
北海道大学的前身札幌农学校也有自己的"名学生"，那便是财政学家新渡户稻三、宗教家内村鉴三、植物学家宫部金吾、文学家有岛武郎。不过，农学校的首任校长克拉克博士（E．C．Clark）似乎广为人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克拉克的临别赠言"年轻人，要有雄心壮志"（Boys，beambitious！），仍回荡在北海道乃至整个日本上空。克拉克在日时间不到一年（一八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到任，一八七七年四月十六日归国），影响竟如此深远，颇有点韩愈潮州行的味道。札幌农学校乃日本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聘请的初任校长又是原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农业大学校长，随着农学校的学生在北海道开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克拉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
开拓北海道，大概是明治维新最少争议的一大功绩。在设置开拓使（一八六九）的第三年建开拓使学校于东京，第六年移至札幌并定为农学校，这些举措可作为日本教育立国的象征--须知那时整个北海道的人口仅有十万。百业待兴，首先想到的是花大价钱请外国教头，此事足见主事者的眼光：教育先行，人才第一。如今，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北海道，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局外人，抚今思昔，也都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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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厕所文化
作者: 陈平原
今年的暮春时节，依旧是落英缤纷。有幸来到日本的"北大"讲学，而且就住在学校里的克拉克会馆，每天面对着克拉克铜像，不禁神往于那个开基立业、生机勃勃的年代。只是今天绿草如茵的北海道大学校园，是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迁建的。当初农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演武场遗址，只留下一座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时钟台。那机械传动的大时钟还在运转，还在报时，还在提醒人们记往那个遥远的过去。我访钟台那天，春雨潇潇，绿荫中白墙红瓦，再蒙上一层水气，更显得温润可爱。雨天游博物馆，最大的遗憾是地上的污水迹。没想到介绍农学校和时钟台历史的展厅一尘不染，就连入门处也干干爽爽。看着雨中忙忙碌碌抹地板擦栏杆的妇人们，我有点怨恨起日本人的"洁癖"来。事后方才得知，这些志愿者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守护钟声并触摸历史。若如是，还真令人感动。
从暮春到初夏，我和妻子在日本各地旅游，居然接连见到好几处作为文物的明治学校遗址。熊本的洋学校建于明治四年，资历比札幌农学校还老，可惜只办了六年。不过，洋学校的学生德富苏峰后来接办大江义塾，门下又出了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宫崎滔天。我对九州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参观这两处遗址纯属偶然。住在水前寺公园附近，又只有半天空闲，最合适的去处莫过于公园及旁边的洋学校教师馆。至于访大江义塾迹，则是因读洋学校的校史引起的兴致。
游览心切，赶到洋学校教师馆时，尚未开馆。大概难得见到如此虔诚的游客，正在打扫卫生的管理员决定提前开馆，并热心介绍。这下子可麻烦了，馆里始终只有我们两个参观者，不好意思匆匆走过场，于是足足在这幢两层的洋式木楼滞留了一个多小时。日本的纪念馆大都布置得很认真，细看当然有好处；只是对于非专业的游客来说，一个多小时未免太奢侈了。
同样是没赶上开馆时间，长野的那一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从筑摩山地的度假村开车回东京，路经中市，见到"国史迹旧中学校"标志，自是希望"顺手牵羊"。可惜时近黄昏，纪念馆已经空无一人。日本人大多守规则，因此只在入口处横一道矮矮的铁链。实在舍不得这个机会，假装不懂规矩，跨过去尽情游览。拜会了樱花和枯藤，也见识了洋楼和大铁门，可就是没记住学校到底建于何时，有何功绩。本以为既是"国史迹"，必然大名鼎鼎，回家查一下辞典就行了；没想到翻遍各种有关教育的辞书，就是找不到此君。
真不知道日本人为其立国之本的教育事业，修了多少纪念馆，建了多少纪念碑!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于京西蔚秀园
"厕所文化"
写下题目，自觉有点滑稽。年来"文化"成灾，无物不以之为名，且大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如今轮到我来凑热闹，竟然将其与人所不齿的"厕所"连在一起，实在不雅。可我并无调侃的意思，真的以为"厕所"里有"文化"--准确地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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