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寺庙门口多有应时的和歌或俳句，我大部分"熟视无睹"。没想到今日隆崇院所书白隐禅师诗句，既好解又切题，似乎为我而设："旧年寒苦梅，得雨一时开。"白隐乃江户时代复兴临济禅正宗的名僧，有《夜船闲话》、《槐安国语》等传世，不知此诗句出自何集。隆崇院并无梅花，倒是有一尊延命地藏大菩萨铜像颇为可观。此像已有两百五十年历史，原为纪念一心院专念寺某上人说法一万回而造，一九二七年方才移居此寺。铜像本不算高大，加上座基也就四米左右；可周围是墓地，菩萨身上又披着雪，静穆中确有普渡众生的慈悲在。此寺的僧人颇勤快，墓地里几条主要的小石径已经打扫过了，而且路边的雪堆也略作修饰，没有突兀的感觉。尽管我更喜欢白茫茫一片因而显得圣洁的墓地，但还是很感激寺僧的好意。#p#分页标题#e#
对面的清岸寺又是另一番景象。两个少女正捧着小树丛上的积雪，一边说笑一边打闹，见游人来便回屋里去了。此地寺庙与民居杂处，没有截然的分界；再说日本和尚允许娶妻育儿，寺庙有少女出入一点也不奇怪。我访此寺，纯粹为了那株两百多岁的樱花。时近立春，樱花尚未苏醒，半截枯死的主干上堆满白雪，跃跃欲试的旁枝也镶了一道白边。倚着树干的，是一幢两米高的石灯笼。东京随处可见石灯笼，但要找古拙质朴且显得很有年纪的也不太容易。关键是那象征着岁月流逝的青苔，不大好伪造。或许是因为下半截有矮小的柏树遮丑，上半身有苍老的樱花陪衬，再加上雪天雪地作背景，此君忽然"古雅"起来了--记得上次来访时并无如此风韵。
就剩下离家最近的妙圆寺了，寒梅准在那儿!转过几道弯，远远望去，果然一树红梅，正傲雪怒放。没有竞争对手，也没有欣赏者，倚着佛寺，独立寒风，自得其乐。数千朵小红梅，顶着厚厚的白雪，显得不胜娇羞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眼中只有梅花，不免怠慢了雪地。下坡路滑，险些摔了一跤。为避"乐极生悲"，只好谨慎着脚下。好在寒梅不会舍我而去，总能一步步接近……
又是鲁迅，不过这回是《在酒楼上》："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今日北京之飞雪迎春，并不总是如粉如沙、如烟如雾；未名湖边红男绿女的游走嬉戏，更使得白茫茫的雪地充满生机。久居燕园，本不以鲁迅南雪北雪之说为意；直到目睹此红梅之"傲慢"，方才明白江南雪的"滋润美艳"，确有不可及处。只是阴差阳错，我本南人，居然像鲁迅所说的，用"北方的眼睛"，来阅读并惊叹"江南的雪"；而且还必须借助此异国的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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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伊豆行
作者: 陈平原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初稿，岁末修订
伊豆行
三日伊豆行，饱览山光水色花香鸟语，也品尝了名闻遐迩的海风和海味。可最让我难忘的，却是此行浓厚的文学色彩。开始以为是为了满足主客的"雅兴"而刻意安排，回家读旅游指南，方知此乃伊豆行的保留节目。以前也见过"文学之旅"的广告，只是一笑置之；实地体验，惊讶文学与旅游相结合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竟如此之大。同行诸君互相笑谑，庆贺自家从事的工作不再毫无用处了。
明知带文学名著游山玩水显得有点造作，我还是舍不得拉下川端康成。主人大概嫌我准备不足，釜屋君带来了井基次郎，芦田君则携上松本清张。于是，旅途之夜，变成了日本文学"读书会"。川端康成和井上靖二位因著作多有中译本，客人也都拜读过，这次就"免了"。看两位教授讲课的认真劲，似乎缺了这四家，游伊豆就不够格似的。
原先并无游览热海之计划，是根据我的提议增加的。我之知道热海大名，一因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里坪内逍遥的画赞《热海远望》，一因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要从热海浴温泉"的诗句。黄诗自注：
豆州热海有温泉，老树参天，游者云集。诸省郎吏，多尽室而行者。
其时热海作为旅游胜地已享盛名，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更因其交通便利，备受东京人的青睐。
从东京开车到热海，不到两个小时。已在伊豆半岛中部的天城汤岛町订好旅舍，因而未能领略热海的温泉。在颇负盛名的人工沙滩散步，看小孩拾捡成人故意撒下的贝壳，十分感慨。大概这就是日本之所以为日本。中国的教科书开篇便是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日本的教科书则强调资源不足危机四伏。在不太有利的自然环境中争取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这种意识根深蒂固。去年秋天在神户六甲山的回转式展望台上观风景，赞叹其人工岛的巧夺天工，同行的日本友人马上声明：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不像中国"地大物博"。初来日本，看不惯其风景的人工化，以为未免"小家子气"。逐渐理解这种古已有之的危机感，体贴其于有限中追求无限的心情，方能欣赏在人造沙滩上撒贝壳这样不太自然，但又显得相当优雅的行为。
正对着沙滩的广场上有一棵"假作真来真亦假"的阿宫松，那是为了纪念明治作家尾崎红叶的长篇小说《金色夜叉》而"创作"的。松树的一侧立着红叶山人及其《金色夜叉》纪念碑，另一侧则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贯一与阿宫的塑像。妻子不太愿意在此塑像前留影，虽说是根据小说情节立像，可贯一踹阿宫的动作以及倒在地下的阿宫伸手哀告的神情，让她不高兴。好说歹说，才使其从"被踹"的感觉中走出来。妻子不算合格的女权主义者，尚有如此反应，想来此塑像日后必有厄运。
吃过热海的荞麦面，转道修善寺町。此处温泉也很有名，许多文化人来此疗养兼创作，近日在东京举行的"修善寺町所藏日本画展"，竟是此地一位旅店老板结交画家的"纪念品"。参拜过千年名刹修禅寺，也见识了已经接近绝迹的"混浴"--就在寺边不远的免费露天温泉"独钴之汤"。面对着观光图上十几个景点，举手表决，居然一致同意就访夏目漱石。此碑很不好找，在别墅区背面的小山坡上转了大半天，未见明确标志，只好栅栏边停车。眼前是一条铺满松针和碎石的山路，半信半疑往前走，拐过两道弯，三米多高的夏目诗碑赫然出现。一九一○年八、九月间，刚写完《门》的夏目君因胃病到此地的菊屋旅店休养，其间病情加剧，直面死亡时顿悟生命的尊严，于九月二十九日作如下汉诗：
仰卧人如哑，默然看大空。
大空云不动，终日杳相同。
夏目君的汉文及书画修养甚深，见过其去世前不久书写的此诗条幅，一手真草潇洒飘逸。这四句诗近乎偈语，主要表达悟道的心境，非以文学性见长。据说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风格颇有影响，故文学史家相当重视，我因不谙此道，不敢妄加评议。本以为路远地偏，就我们能寻幽探胜；没想到刚拍过照，又陆续来了两三拨游人。
车走西伊豆环山路，在达磨山顶观看伊豆落日，别有一番滋味。
夜宿汤岛天城，浴温泉，听釜屋先生讲井基次郎的故事。当初井与川端同在汤岛静养兼写作，二人过从甚密。前者的小说充满孤独与绝望，直面死亡且善用象征手法，可惜三十二岁便英年早逝，故名声远不如后者显赫。日本人似乎对"夭折"的艺术家格外感兴趣，信浓速写馆专门收藏并展出"薄命画家"作品，小樽文学馆中则有许多"薄命诗人"的照片和手迹，参观者除了人生无常的感慨外，大概还会平添一层"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惆怅。我没读过井君的作品，无法判断到底是其经历，还是其小说让世人如此感动。
第二天一早，沿着当年井拜访川端必经的小路，来到其寄居的汤川屋。此旅店位于猫越川边，终日得闻流水潺潺。老板正在屋外锯木头，见有客人来访，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门口一块"小小文学馆"的木牌，楼里则有一间专门收集井文学活动资料的展室，入室参观者捐一百日元，作为每年举行纪念活动的费用。上一代老板与旅客井君略有交情，于是在井君去世后着意筹建此文学馆。旅店旁边山坡上，建有井基次郎文学碑，整块山石上刻着他致川端信的手迹。四周的小树和石阶错落有致，收拾得很整洁，好在并不显得过于修饰。大概附近多温泉的缘故，樱花早开早谢。来时东京樱花尚含苞待放，此地则连"落英缤纷"都已成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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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扪碑记
作者: 陈平原
比起忧郁且早逝的井君，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更为世人所称道。川端君久负盛名的《伊豆舞女》写作于此地，为整个伊豆半岛的旅游业作出巨大的贡献。至今东京每天仍有多趟开往伊豆的"舞女号"列车，旅游巴士上更不时掠过装扮成"伊豆舞女"模样的导游小姐的倩影。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宣传品还是属于此书的"发祥地"：走在汤岛街道上，忽然发现下水道的铁盖上居然铸着《伊豆舞女》中的男女主人公。设计者大概缺乏想像力，让舞女和学生整天与污水打交道，而且忍受车碾人踩，实在非我辈所能接受。
当年学生和舞女从汤岛到下田经过的路，如今不再通行。承芦田君雅意，开车绕一大圈，转到已废弃的天城隧道南口。在阴冷的隧道里唱歌，回声效果很好。遥想当初从这里走过的文学人物（从抒情的《伊豆舞女》，到推理的《越天城》--松本清张此作未见中译本，倒是其《砂器》早为国人所熟悉），不知可曾"引吭高歌"。隧道北口多有游人走动，也立着几块说明性的木牌，当然不会忘记提醒此即大名鼎鼎的"舞女隧道"。只可惜木牌上没有标明隧道长度，随身携带的各种旅游指南也都漏了这一笔，只好由我来补阙--踱了一遍，共六百五十步，约合四百五十米。
其实，在隧道怀古之前，我们还参观了伊豆近代文学馆。之所以倒过来讲，纯属文人积习，为了"文气"而牺牲"真实性"。文学馆乃此次伊豆行的重点，很想将其作为"压轴戏"来唱。只可惜贪玩，对花时费力的文字考据不大感兴趣，只是走马观花一番。到过伊豆或写过伊豆的知名作家实在太多，这里展出的一百二十家几乎囊括了大半部近代日本文学史。此馆最可骄傲的，一是《伊豆舞女》的原稿以及六次改编成电影的相关资料，一是出生于此地的历史小说家井上靖。刚好碰上了"井上靖与丝绸之路"专题展览，拍拍披满征尘的越野车，再观赏那熟悉的西域风光，颇为亲切。井上的小说多以古代中国为背景，我很喜欢；不想在此见到他"沼津"时代的家。在复原的建筑物周围徜徉了好一阵，听水车，看浮云，于宁静中感觉生命的跃动。只是限于管理规则，未能"深入堂奥"--但愿这不是对我辈读者的暗示。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在文学馆附设的餐厅用午餐，妻子要了一份名为"舞女"的套餐，又贵又不好。还是我出来主持公道：谁让你吃的是"文学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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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碑记
研究文史者多喜欢读碑，我也未能免俗。每次出外旅游，读古碑是主要节目。之所以强调"古碑"，因今人之碑多粗制滥造，文既不雅，字又丑陋，再加立意卑俗，几无可观。这里所说的"碑"，既包括由帝王封禅祭天竖石称碑发展而来的功德碑，也包括由宫室宗庙里竖木称碑发展而来的墓志铭--后者更为我所看重。起码从东汉蔡邕《郭有道碑》起，碑就有序有铭，而且立在墓上而不是放在坟中。虽说像刘勰所赞让人"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的墓志铭难得一见，读读同时代人略带夸张的评价，顺便欣赏古代的书法与石刻，也是一种兼及文史与艺术的享受。
没想到访学东瀛，还能继续这种享受。最早提醒我注意东京的"古碑"的，是现任教京都大学的金文京先生。"古碑"其实不古，远者三四百年，近的也就四五十载。不是说此后不立碑，而是或只刻名讳和生卒年月，或改立日文的歌碑、句碑。江户和明治时代不少名人之墓，都有汉文撰写的墓志铭，是我阅读这一段历史的最佳教材。于是，天晴日好且有闲情逸致时，总不忘携妻子游古寺，扪古碑。
说"扪碑"，既写意也写实。历经地震和战火，现存的"古碑"并非原貌，或翻刻或移位。翻刻的容易辨认，移位的则必须发挥想像力，否则会惊讶东京的古墓老比例失调。又要保存古物，又要顾及寸土寸金的商业利益，于是有"缩碑"之说。大概现在的日本人很少光顾那些汉文撰写的墓志铭，因此常有碑背靠着围墙或两碑相距甚近以致不堪卒读者。这个时候就只好"扪碑"了。新宿净轮寺中江户前期数学家关孝和之墓乃"都史迹"，可碑阴靠墙，我只能摸出前后两行，实在没有体力读完全文；目黑大圣院有大正年间移入的受幕府弹压的切支丹T字形石灯笼，中间那幢两侧各刻一句七言汉诗，可因为旁边两幢夹得太近，摸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所言何志。
也有因流连忘返，不觉已是万家灯火，只好改"读碑"为"扪碑"的。"扪碑"虽"雅"，可实在不方便。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出此下策。倘若是自家的过失，不能怨天，不能怨地，也不能埋怨碑建得不合理，只好夫妇互相推卸责任了。
积习难改，除了"读史"，还想"品文"。这可就有点麻烦了。《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史才"不仅指叙事技巧，更兼"不伪饰"的史家精神；后者与墓志铭专标祖宗盛德的文体特征相左，颇难真正实行。古来为人撰墓志铭者，绝少不"谀墓"，故难得好文章。日本人自然也不例外。以提倡古文辞名世的荻生徂徕，其墓志铭由居高位的弟子藤忠统撰写，有传有铭，可就是言之无物。端起架子歌功颂德，尽是"天降文运斯人云受"之类的套语，焉能有好文章?借鉴传记手法，在列举德行的同时刻划人物，是墓志铭成功的奥秘。涩谷祥云寺的荒川显德碑（冈崎壮撰），叙事之余插入关于传主相貌、举止以及性情的描写，最后来一句"夙能国风，晚年尤多佳咏"，显得摇曳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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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招魂
作者: 陈平原
要说文章之美，我最喜欢的还是港区泉岳寺的《烈士喜剑碑》。撰者林长孺有《鹤滦文钞》传世，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将其列入"馀子文章亦擅场"。此碑收入文钞时，评者多誉为奇文传奇人的"必传之作"。一句"喜剑者，不详何许人，或云萨藩士，盖奇节士也"，省略了许多常见的废话，且有扑朔迷离的神秘感。接着是喜剑如何辱骂国亡而"游荡不已"的大石良雄，听说赤穗四十七义士复仇后，方知错怪了忍辱负重的良雄，于是赶赴江户，自刃于其墓前。整个叙述充满戏剧性，笔法颇类太史公。赞叹过此"古之侠者"的"奇节"，该轮到讲建碑的经过了。本以为是强弩之末，没想到还能如此出奇制胜：
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谈忠臣烈士事，不离口。尝憾喜剑有此奇节，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别建一石于泉岳寺，略纪事迹，以示后人。赍费金若干，来征文于余。余时年方二十七八，未尝作金石文字，固辞，不可，乃约自今学文十年，而后草之。时余贫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尔来荏苒过二十余年，今则伯基年逾六秩，余亦五十余，皆颓然老矣。余乃为文出金，致诸伯基，遂偿两债。嗟乎喜剑之死固奇矣，伯基此举亦奇矣，独恨余文不奇耳。
黄遵宪在开列一大串"以文名世"的古文家后，称"东人天性善属文"，其中之佳作"不难攀跻中土"。此《烈士喜剑碑》大概可算一例。
不过，据明治三十一年出版的大桥义三所著《高名闻人东京古迹志》，喜剑虽隐身江湖，却并非"不详何许人"，乃肥后细川家之浪人，本名大川源兵卫。想来当年确是失考，不会是林氏为作文而故弄玄虚，不然立碑时会引起公愤的。
大桥义三此书又名《古墓之露》，专门记载其时东京尚存的名人之墓，包括武臣、国学、儒家、侠客、经济、医术、俳谐、烈士、妇人等三百余众。此君趣味与我颇为相近，可惜不记碑文，而自撰的介绍文字又过于简单。除了关于喜剑的考证，还有一则记载有趣，那就是将日本的"小说界泰斗曲亭马琴"，比诸中国的李笠翁和西洋的莎士比亚。
招魂
偶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第五号，得悉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三，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曾于东京九段坂之偕行社宴请中国留学生。两百多"郁以山河故国之思，肆以春夏少年之气"的留学生与公使共享"团聚之乐"，唯一的缺陷只是因此地乃日本陆军军官公所，不能允许龙旗飞扬。
读完这篇《中国留学生新年会记事》，总觉得气闷。所谓"偕行"，自是取意于《诗经·秦风·无衣》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句意。明明知道"偕行社"乃日本陆军为纪念甲午战胜中国之役而醵资兴建，为何众人仍能"其乐融融"？那时"排满"一说尚未通行，总不能说战败的是"满清"而不是"中国"？大概学子们一心效仿日本变法维新，只好不计前仇。此前康有为不也曾设想借兵日本匡扶光绪？可见那时中国读书人对日本的感情相当复杂。甲午之战固然警醒国人，但更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脆弱，无形中加剧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正如坂本太郎所说的，此后，"清国就像一头倒下的、任人宰割的巨兽一样可怜"（《日本史概说》）。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来说，那一仗其实是致命的：既堵死了中国在亚洲崛起所需要的国际空间，又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此后只能走政治革命一路。史家曾经庆幸"因祸得福"，使得落后的中国快步进入社会主义。百年回首，尘埃落定，人们有理由思考"另一种可能性"。
此代表日本之崛起与清国之没落的"偕行社"，在当年可能是领导潮流的时尚建筑。夏目漱石就曾以古式灯塔边盖起"偕行社一般的新式砖瓦建筑"这种不古不今的"滑稽"现象，作为现代日本的象征（《三四郎》）。不想打听此"新式砖瓦建筑"到底毁于地震还是战火，附近的靖国神社更能引起我对中日两国之间百年恩怨的思考。
一八七九年王韬撰《扶桑游记》，叙其游览为纪念"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诏筑之"招魂社"--此即"靖国神社"的前身。那时中日之间尚无战事，王氏对日人借招魂鼓民气十分赞赏：
每逢设祭之日，角抵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以见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已也。
倘能百年后故地重游，王韬不知作何感想--反正我没王君那么超然，看到的不只是"忠义之气"，更包括"腥风血雨"。
走进仍是"树木郁蔚苍翠如幄"的靖国神社，心情格外沉重。平心而论，这是东京最为幽静也最为肃穆的神社。倘若不认汉字也不懂历史，纯从观光角度评判，此地不愧为"胜景"。可惜树林里到处悬挂的第几师团第几连队的慰灵标志，在在提醒我记起那场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迫于外界的压力以及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反省，神社的布置已经相当收敛，陈列品的说明尽量采用低调；可这仍然改变不了其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嫌疑--这也是亚洲各国对日本官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极为警惕的原因。
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尊奉为神而祭祀之，这种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明治初年，这种想法依然流行，比如东京惠比寿附近的台云寺中有座慰灵塔，便是祭祀"日清战争"中阵亡的中日两国军人。而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参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三章）。当年梁启超等赞赏日本人之"祈战死"，只讲激发"尚武精神"，不问是否"慈悲为怀"。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对国民灵魂的扭曲与污染，并非只是日本独有的"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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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汤岛梅花
作者: 陈平原
东京所有的佛寺和神社，都在"祈求世界人类和平"。不妨将此作为日本民族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反省。这一国民心态在靖国神社里也有所折射，那几百只专门喂养、定时诊查的和平鸽，便是例证。冬日的午后，阳光照在稀疏的树林间，雪白的和平鸽三五成群腾飞上下；洁净的砂石地上，母亲带着小孩与鸽子嬉戏，父亲在一旁录相--但愿孩子长大后能记得的，不只是"鸽子"，更包括"和平"。
并非有心"参拜"，故而旁门出入。转到表参道，方才发现巨大的鸟居以及大村益次郎铜像。此君被誉为现代日本军队的创建者，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实行军政改革，同年被刺身亡。东京的"招魂社"，正是其主持创建。记得夏目漱石小说《三四郎》中的原口先生不断咒骂此铜像，说是"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大概正像小说所交待的，原口之所以"咒骂"，很大程度因为他与铜像的制作者是"死对头"。搬开历史人物功过之争，单从铜像艺术本身着眼，原口先生不该对这尊"日本人"最早的"西洋铜像"如此苛刻。夕阳余晖中，高高在上的大村君，着草鞋，披羽织、战袍，持望远镜，一脸刚毅，颇能体现那时"和魂洋才"的人格理想。
铜像的长篇铭文出自明治维新的中坚,曾任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之手，汉文不错，书法也甚佳--那毕竟是一个刚从"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的时代。
汤岛梅花
东京赏梅的去处很多，对我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东京大学附近的汤岛天神。也正因为太方便了，总以为后会有期，不知不觉竟错过了好时机：第一次拜访时，"有女初长成"；第二次则已是"半老徐娘"了。没能见到其最为灿烂的"青春"，总觉得遗憾。
闲来遐想，或许是菅原君洞察世态人情，故意不让参拜者心满意足。世人多对得不到的东西格外怀念，且在想像中不知不觉将其理想化。比如我吧，就因为留下了"遗憾"，汤岛梅花给我的印象，反而比花开似锦、游人如织的东京后乐园、水户偕乐园还要美好。
汤岛天神的梅花其实少得可怜，名为"梅园"，也就十几株。套用刘禹锡的《陋室铭》：花不在多，有"骨"则秀；园不在大，有"气"则灵。"骨"乃虬蟠苍劲，这点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气"指人文氛围，则不见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有人文精神滋润的"自然"情有独钟，大概远不只我一人；要不单从"风景"论，此园实在说不上出类拔萃。汤岛梅花的魅力，很大程度来源于神社祭祀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再加上东大的魅力，此处成为高考学生祈祷的最佳场所。因而，即便说不上"谈笑有鸿儒"，起码也是"往来无白丁"。
菅原道真（八四五--九○三）乃平安前期的文人学者，曾任右大臣，蒙冤屈死后，日本国内天灾不断。人们相信这是菅原的幽灵在作怪，于是在平安京的北野建社祭祀，供奉其为"天满大自在天神"。朝廷还赐他"火雷天神"封号，希望借其威力压服雷神。中世以后，"火雷天神"逐渐演变成为专司文章、诗歌的"学问神"。荻生徂徕《菅庙》诗云："菅公儒雅士，千岁事堪嗟"；"忠冤尤霹雳，诚感唯梅花"。于"儒雅"、"霹雳"外，又添了"梅花"。日本本不产梅，七世纪前后方由中国传入。《怀风藻》中已有咏梅诗，此后的儒者雅士吟诗作文时更离不开梅花。大概正因为如此，在世人眼中，最配得上"梅花"的，当属此"儒雅"之菅公。
既然祭祀的是"学问神"，周围名胜自然都与学问有关。进入神社，最引人注目的，是立于梅园中央的《汤岛神社一千年祭碑》。碑大而园小，有点不成比例；照常理推想，可能是当初立碑时，神社与梅园的规模都远比今天大。此汉文碑立于明治三十三年，由"敕选议员文科大学教授正四位勋三等文学博士重野安绎"撰写。重野君号称日本汉文第一，当年与黄遵宪颇多交往，黄氏《续怀人诗》中有一首是献给他的：
得诗便付铜弦唱，对局何曾玉袜输。
绕鬓青青好颜色，绝伦还似旧髯无。
黄氏自注："东人称君为三绝：一能诗，一善弈，一美髯也。"《续怀人诗》撰于出使新加坡时，所怀日人包括伊藤博文、本武扬、秋月种树、宫岛诚一郎等，半为官僚，半为文人，都是其使日时的好友。在东京游览名胜，常能见到黄遵宪及其友人的遗迹，故《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以及《人境庐诗草》都是我绝好的"旅游指南"。此前此后来日的中国人，要不没他的文名，要不没他的地位，极少像他那样所交多为"当世闻人"。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普遍对中国仍心存敬畏，慕名结交者比比皆是。而这些明治时代的名人，其文章功业，如今在日本也成了供人凭吊的"文物"，这也是我访古时总不忘携上黄氏诗文的原因。
梅园里还有一块汉文碑，也是立于明治年间，刻的是菅家遣戒二则（后来在京都的北野天满宫发现相同的石碑）。其中第二则曰：
凡国学所要，虽欲论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汉才，不能阙其阃奥矣。
日本古时崇拜中国，故以"和魂汉才"为理想人格。幕末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在批判汉学空疏无用的同时，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明治以后，日本迅速西化，理想人格也随之改为"和魂洋才"。《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及朝廷为保存汉学而倡"斯文会"，《日本杂事诗》也对"抱遗编守祭器"的"汉学之士"深表同情。作为中国人，黄氏对日本的汉学由盛而衰大发感慨，其中包含"私心杂念"。想来当初立碑汤岛的诸君，也不无借古讽今，对抗西学狂潮的意味。只是时过境迁，参拜者们大概不会注意到此中可能蕴涵的"苦心孤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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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神舆竞演
作者: 陈平原
《东京都历史散步》一书提及汤岛天神，介绍的是十七世纪中叶铸造的铜制鸟居、十八世纪中叶所立"奇缘冰人石"，以及为新派剧名家泉镜花所建的笔冢。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反而是神社周围悬挂的几千块绘马，令我大开眼界。
游览各处神社时，我总是留心供祈祷者书写心愿的绘马，希望借此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别的神社里"寄进"的绘马，所祈者五花八门；而汤岛天神则清一色全是"学问"--除了升学，还是升学。日本人注重学历，能否考取名牌大学乃生死攸关。故绘马上所写祈祷者的心愿，不是考上大学，而是考取某大学的某专业。作为局外人，见到居然有人祈求菅公保佑其考取东京大学的"分子化学"或"天体物理"专业时，心里总觉得好笑。菅原道真学问再大，毕竟是千年前的古人，能读懂这些绘马吗?
祈求者一脸严肃，让你实在笑不出声来。久而久之，反被其虔诚所感动。
很想也买块绘马，只是不知道该求些什么。早已过了考大学的年龄，生活琐事又不好意思麻烦"儒雅"的菅原君。况且，日本的神是否管得了中国的事，没把握。还是省点吧。
【附记】
偶读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和魂汉才》，其中提及菅原道真，从《民间信仰史》引录其名言："凡神国一世无穷之神妙，非他国之所得而窥知，汉土三代周公之圣经，虽然可学，但其革命之国风，所当深加思虑。"这话正是上述北野天满宫和汤岛天神所立"菅家遗戒"的第一则。要说"和魂汉才"的提法，还是第二则更直接些。
神舆竞演
读周作人的《日本之再认识》，深为其中的一句话所打动："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认定从宗教入手，是理解一个民族心灵的最佳策略，这话今天看来平淡无奇。可周作人想强调的，其实不是这一"通则"，而是日本人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神人和融"的状态，可见真正"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情"的，是神道而不是外来的儒家、佛教或西洋科学。作为例证，周作人举出抬神舆的壮丁"非意识的动着"，脚步忽东忽西，忽轻忽重。
这话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以至一见第十九回"日本秋祭"的广告，马上赶往明治公园。到了那里才弄明白，广告上所说的"神舆竞演"，只限在十一月十四日那一天。前面几天只是一般的"庙会"，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连日秋雨，早上出门时天色不佳，阴沉沉的，真担心又是空跑一趟。明治公园里游客不多，"演员"却不少。十几基神舆已经安然就座，广场上来回穿梭的多为身着"半缠"的游神人。看台上摆着百十张椅子，大概因为天气不好的原因，观众寥寥。十点整表演正式开始时，三分之二的椅子依然无主。先是童男童女的武藏国府太鼓，继以武藏流的龙神太鼓，后者用各种夸张的造型击鼓，再伴以人声叱喝，挺有气派。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其服饰：或黄衣红袖黑字，头扎白布；或黑衣红袖白字，头扎红布，配上短裤和草鞋，显得生气勃勃。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抬神舆者穿的"半缠"，因其显得随意和自然，没有"舞台化"的嫌疑。"半缠"乃江户时代庶民穿的衣服，对襟，无领，长及膝盖，穿时系以布腰带。抬神舆者穿的"半缠"，印有所属的町会、神社或同好会的名称和徽章，也有以江户时代最领风骚的消防队命名的。"半缠"的制作工艺和视觉效果都颇类贵州的蜡染，前胸后背图案化的汉字尤其让我感觉亲切。进园时摇奖，很想得到悬着的那件"半缠"，可惜阴差阳错，只得了一袋文具。
神舆终于在鼓声中出场了。没有《江户神舆春秋》等书所描述的作为前导的提灯、艺妓、神乐和歌踊，只有"光秃秃"的十几基神舆。四根方形大木抬着一基镂花着彩的神舆，几十乃至上百名穿草鞋或只着袜子的抬神者，一边叱喝一边垫着碎步，有节奏地行进。四周围着的同伴，手舞足蹈，呐喊助威，不时交替入阵。经过观礼台时，随领队一声令下，众人将神舆举过头顶，然后欢呼而去。神舆有大有小，有精有粗，以吾乡赛神的经验，竞演时赛人也赛神。规模最大且最为金碧辉煌的神舆，属于湘南连合神舆保存会。尽管观众对这基装饰最漂亮的神舆报以特别热烈的掌声，我还是喜欢那些比较朴素的；或许是因"保存会"三字扎眼，总觉得其表演的成分太多，而宗教意味不足。
神舆原非神社专有，《平家物语》中便有山门僧众抬神舆诉讼的描述。只是明治维新后神佛分离，神舆才归神社的神官管理。江户时代的祭祀仪式以山车为主，明治以后神舆才逐渐风光起来。体积庞大的山车行动不便，实难适应现代都市生活，大地震后便销声匿迹了。随着神社地位的下降和世人宗教信仰的淡薄，至今仍活跃在东京街头的"神舆"，也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民俗活动，少了柳田国男所说的"神舆发野"时的"神人和融"。到了必须组织"保存会"并发起"竞演"时，这种仪式便免不了带表演成分。
中午休息时，游神人散落在公园各处，有吃饭聊天的，有排队摇奖的，也有嬉笑打闹的。我则抚摸着停在一旁的神舆，鉴赏着顶上精美的凤凰、四周的勾栏和鸟居，还有前后的朱雀玄武和左右的青龙白虎。拍一下悬在四角的风铎钵，叮咚声在微风中荡漾。想像着当年游神人的神秘和迷狂，不禁惘然。
那边乐声又起，是泰国舞蹈团在轻歌曼舞。说好下午两点神舆再次"竞演"，此前该是泰国歌舞的天下。没想到神舆真的"发野"了，游神人提前出征，且多即兴表演。这回神舆上站着一位略施粉黛的少女，口吹哨子，手挥纸扇，合着节奏前俯后仰，算是在指挥行动。神舆其实无待人指挥，不过有妙龄少女在架子上"舞蹈"，总是添光彩。一位不够两位，两位不够三四位。只是架子上颠簸，一不留神就掉下来了。这下子可热闹了，十几基神舆半竞赛半自娱，越游越野，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兴奋的吆喝声淹没了舞台上的高音喇叭。如果不是偶见神情庄重的长者，单是那些似乎玩得挺开心的少男少女，实在无法想像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的日本人热烈而神秘的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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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历史文化散步
作者: 陈平原
我认准了一基神舆，跟在后面，合着节奏，垫着碎步，慢慢行进，自认挺好玩的。很想挤进去肩一下神舆，切身体会游神的感觉。只是不知人家有无禁忌，而且如此潇洒的"半缠"中杂进一个"牛仔"，实在大煞风景。记得乡下抬木头时讲究"合拍"，生人不合拍很容易扭伤腰。想来抬神舆也必须训练，否则很难做到齐心又齐步。
第二天到图书馆翻阅有关神舆的书籍，果然强调这种共同荷重的协调，代表了"和"之意义。要求游神人默想山崖端坐，险路夜行，处于一种"无我"或"无意识"状态，方能挥洒自如。这几种近年出版的书籍，不大谈论神舆的宗教意味，而多在"下町情绪的象征"或"人生的大感动"上做文章，正与我所理解的日渐民俗化的"神舆竞演"相一致。
很遗憾没能赶上浅草或汤岛的神舆出巡，有神社和佛寺做背景，大概游神人和观众都会多几分虔诚。不过，公园"竞演"这一形式，倒是无意中凸显了"神舆"在现代日本的真实处境。
历史文化散步
刚到北大求学时，未名湖边偶尔还能见到宗白华先生散步的背影。那时《美学散步》出版不久，其中许多隽言妙语，常被大学生们挂在嘴边。正像宗先生所说的，"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可以偶尔在路旁折一支带露的鲜花，也可以捡起别人弃之不顾的燕石。"散步者"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生活态度，我辈后生其实只能心向往之。倘若只是锻炼身体抑或浏览风景，这种"散步"不难；可真要像宗先生那样，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无限，并借以体验生命、激情与诗意，如此"散步"则不易--不只需要闲心、悟性与幽情，还需要一定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知识。这就难怪长者一般比少年更长于此道。
"散步者"之悠然，除得益于个人修养，更取决于客观环境。虽有"大隐隐朝市"之类的说法，我还是很难想像一个人能在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状态下悠然地散步。南朝刘孝威诗云："神心重丘壑，散步怀渔樵。"可见，古来"散步"，总是与幽静的"丘壑"连在一起。现代社会日益都市化，即便在高楼大厦的夹缝中多保留几个街心公园，也难得从容散步的心境。
到东京的第二天，在住处附近发现一块刻着地图的锌板，上题"历史文化之散步道"。此散步道从日比谷公园到目黑站，分为三段，共八公里长，地图上标出了沿途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名胜。对于渴望了解东京历史文化的我来说，这散步道实在太合适了。于是，上午念书，下午携妻子访古。一座寺庙、半株古树、几块残碑，都能让你流连忘返。真没想到，繁华的大都市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多幽深的风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看来陶令的想法并非绝对不可能实现，高楼的阴影还在，可旁边的寺庙竟寂静得听得到虫鸣。东京有一千多座佛寺，旅游者常去的不过一二十座，其余的尽可作为寻幽探胜的好去处。除了寺庙，还有古道、建筑、史迹等，如此漫游，不啻于阅读"历史"。天性好奇，不习惯被人家牵着走，总觉得既是散步，就该自由自在。不时灵机一动，横生枝节，八公里的散步道，竟走了六七天。
正庆幸走完了"历史文化之散步道"，目黑站旁边的另一块锌板，让我顿失游兴。那是从目黑到调布的"散步道"，长约十二公里。这还不算，日比谷公园那边也有新的散步道。后来才知道，东京此类"历史文化之散步道"甚多，根本不可能一一拜访。
东京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地铁站里尚且一路小跑，实在难得悠闲的散步。设立"散步道"，目的大概正是为了培养其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因为，就自然风景而言，东京没什么可夸口的；但如果希望了解江户乃至日本的历史文化，则东京大有可游之处。
其实不只是东京，各地都有类似的"散步道"，只是标示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好多旅游图册上除了介绍名胜古迹外，还标明各景点之间步行所需的时间。就像快餐食品风行世界，步履匆匆的现代人大都只能满足于"到此一游"。"走马"无法"观花"，坐在客车里张大嘴巴听导游解说的游客们，难得真正体味旅游之趣。要求游客下车，使用自己的双脚和眼睛，在一种即便是短暂的"散步"状态中冥会古今--这种设想不可谓不佳，只是实行起来不易。历史文化之散步，除了需要"昂贵"的时间，还需要同样得之不易的背景知识。看日本人捧着厚厚的"某某历史散步"之类，在各名胜古迹按图索骥，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按理说，既是散步，就不该如此紧张；但现代人没那份知识与才情，随便走走固然潇洒，很可能一无所获。自然风光取其触目惊心，越出乎意料越好；名胜古迹则必须事先预习，旅游时方才能"精鹜八极神游万仞"。
在日本，观光是一门重要产业，精美的旅游指南随处可见。东京、京都等大城市里繁忙的地铁或电车线路，甚至各自月出一刊，推荐本月"最佳散步道"。此类自由取用的广告读物，对引导游客的去向起了很大作用。记得谷崎润一郎的《漫话旅行》曾攻击铁道部和旅游局的宣传，使得名胜古迹成了城市的延伸，糟蹋了大好风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文化上的平民化，使得谁也无权垄断知识，独占风月。要求雅趣者，只能人弃我取，因而也就更容易显出手眼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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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客随主便
作者: 陈平原
历史文化散步之最大特点，莫过于将眼前的风景与古时的场面相重叠，在思接千古的同时，超越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因而，此类"散步"或多或少带有"怀旧"的意味。能被后人记忆的"千古"，必然或波澜壮阔或神秘幽深。只是具体到每个散步者，不可能直接面对古人，只能借助于传世的文献。这就决定了散步者的所思所感，很大程度受制于其接受的历史文献。平日读书有限，不免常常临时抱佛脚。倒是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早有译本，给了我明治时代东京的最初印象。此次东游，距独步开始描述武藏野风光正好九十八载。说来真是巧合，我在东京散步的季节，与独步一样，也是自初秋至翌年的春天；独步隐居的涩谷，离我寄宿的白金很近，常有顺路拜访的机会。百年沧桑，昔日东京郊外的"诗趣"，如今安在？很希望能像独步那样，"漫步于原野，徘徊于林中"。世田谷、小金井、新宿、白金……那些熟悉的地名还在，涩谷的道玄坂与目黑的行人坂也都"别来无恙"，只是没了林间的小径以及遍地的萱草。在独步留下足迹的这片"昔日的原野"散步时，总忘不了《武藏野》中那段令人心醉的描述：
在武藏野散步不必担心会迷失路途。在任何一条道路上信步走去，到处都有值得你看，值得你听，或是值得你感动的事物。只有在这千百条纵横贯通的小径上漫步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武藏野的美。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清晨、白昼、傍晚、深夜，不论是在月下、雪中、风前，或是在下雾、结霜、飘雨以至秋雨绵绵的时候，只要在这些小路上茫然前行，随意地左转右弯，那末，到处都有着足以给我们满足的事物。（此处借用金福的译文）
很难说武藏野的变迁是祸是福，"大都市"对田园风光的吞噬，非独东京然。让我感慨不已的，并非几乎不可阻挡的都市化进程，而是现代人感觉的日渐迟钝以及趣味的日渐粗俗。都市自有都市的美，只是难得有独步那样诗意的眼光。
散步者的被感动，固然与外界的刺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个人一时一地的心境。到过许多号称"日本第一"的名胜，可要说印象深刻，还属出石之行。从京都乘山阴线北行两个多小时，在丰冈市转汽车再东行一小时，方才来到出石古城。此地现为兵库县出石郡出石町，人口不过两万；但中世时却因迅速崛起的山名时义一族六分天下得其一，且与织田信长"逐鹿中原"而名垂青史。站在有子山上的出石城遗址，俯瞰今日平静的小镇，想像五百年前的刀光剑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城游客甚少，但观光中心、旅游手册、名所标志，加上佛殿神社以及美术馆和史料馆，应有尽有。如果单从旅游业角度考虑，如此铺排必定赔钱；想来当地居民并非纯为招徕顾客，而是愿意生活在这么一种历史文化氛围中。在古风犹存的街道漫步，拍拍因风吹雨淋而变得黝黑的木板房，摸摸路边长满青苔的石灯笼，闻闻仍在飘香的酒藏，再敲敲经王寺里寂寞的梵钟，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仿佛回到了我的家。"回家的感觉真好"--尽管我从未在类似的古城长期居住过，但那一瞬间的感觉是如此真实，以至我忘记了这是一座异国的小镇。
出石行乃平田君所设计，我事先没有阅读相关资料，访古时不免有所遗漏。散步者对历史文化的特殊兴趣，别人是无法取代的。回到家中，翻阅在小城书店买的《出石历史散步》，发现此地出过两位我很感兴趣的人物：一位是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另一位是江户中期高僧，对佛法与剑法都有精湛研究的泽庵和尚。前者的出生地就在经王寺旁边，自然不会被忽略；后者晚年隐居的宗镜寺藏在山脚，竟失之交臂，实在可惜。
不管在东京为荻生徂徕和福泽谕吉扫墓，还是骑单车在京都市内转悠，寻访罗振玉、王国维遗迹，我都是有备而去，因此不会空手而归，多少总有点收获。在小地方旅游可就没这个便利，猛然间撞到一处古迹，根本来不及查书，那时只能靠平日的积累。正因为近乎"考试"，反倒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阴雨连绵的初夏，我与妻子赶往长崎县的佐世保市观光。接车的松冈君塞过来一叠旅游手册并征求意见，对此地一无所知的我们则宣称"客随主便"。于是，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弓张岳展望台上。其时风雨飘摇，视线大受限制。主人不断地表示歉意，说是晴天时可清晰地看到左边的九十九岛和右边的平户市。我到过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能想像得到九十九岛的景色；倒是这不在旅游计划中因而也毫无了解的"平户"，让我浮想联翩。
首先浮现在脑海的，是一块我从未见过的石碑，以及苏曼殊的一首七绝："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此绝句题为《谒平户延平诞生处》，第一次听先师黄海章先生含着老泪吟诵，颇受震撼。我对平户的了解，除了延平郡王郑成功诞生于此，再就是元朝舟师之折戟沉沙。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范文虎、阿塔海奉命将兵十万，以战船九百征日，在此地遇风暴全军覆没。晚清来日的中国文人，不管是使东大臣何如璋，还是一介书生黄庆澄，船泊平户时都喜欢凭吊古战场；可惜《使东述略》和《东游日记》均只作考证而不发议论，无法窥见其真实想法。#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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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从东京到江户
作者: 陈平原
轮到我来发怀古之幽思，中日间又多了几重恩怨。昨晚还在广岛的和平公园徘徊，转眼间变成远眺平户古战场，几百年历史风云涌来眼底，让人不知如何评说才好。本是悠闲的散步，没想到竟变得如此沉重。看来，"历史文化散步"也有不尽如人意处；尤其是当你想"万虑皆忘"时，过多的历史感会搅得你不得安宁。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于京西蔚秀园
从东京到江户
"从江户到东京"，那是史家的拿手好戏，事实上图书馆里确有不少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从东京到江户"则不符合历史时间，只有像我这样热心而又固执的游客，才会如此阅读日本这部大书。"倒着读"似乎名不正言不顺，但本来就不是专家，没必要故作深沉，尽可凭兴趣随便翻翻，说不定还有"千虑一得"的时候。
"江户"位于隅田川汇入东京湾处，因此而得名。虽说考古学家将最初的"东京人"溯源到几万年前，可江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登上历史舞台，却只能从庆长八年（一六○三）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并在此地设立幕府开始。此后两个半世纪，江户一直是日本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江户改称东京，虽无迁都之诏，但因天皇及政府均在此地，自然便是首都了。
中国派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是在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驻节的地点是"东京"而不是"江户"。中国人对"蕞尔小国"的邻居另眼相看，是因其"明治维新"而不是"封建割据"。此后百年，中日两国恩怨甚多，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中国人关注的始终是维新以后的日本。因而，"东京"之大名如雷贯耳，"江户"则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
也有几个例外，比如黄遵宪、章太炎、周作人、戴季陶等，便都对"江户"大有好感。黄氏驻日时接触的多为幕府旧臣或日渐衰微的儒学家，对新政之崇拜西洋颇有微辞，对幕府之"深仁厚泽"相当赞赏。这种对"江户"及主政两百余年的德川氏的怀恋，《日本杂事诗》中时有流露。章氏几次流寓东京，最长时达五年之久，诗文中屡屡提及的却是"江户"。太炎先生好古，读古书，写古字，自然喜用古地名；但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国人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中提及夏曾佑、钱恂在东京街上欣赏店铺招牌之文句字体，"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而这种"唐代遗风"，正随西化狂潮而逐渐失落，我相信这也是章氏留恋江户的原因。
近年周作人的随笔大受欢迎，其喜欢江户文化也就变得"路人皆知"了。倒是戴氏不大为人提及的《日本论》值得介绍。此前谈论日本的，多强调明治维新的伟大意义，戴氏则提醒大家不要"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单从革命无法"输入"或者封建造成文治武功的竞争，很难充分说明幕府统治的合理性。不过，不再将"开国"作为日本成功的唯一因素，戴君确有远见。
几年前初渡扶桑，因来去匆匆，像绝大部分游客一样，我只看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东京"。这回有机会在大街小巷转悠，慢慢品味，感觉上越来越接近"江户"，或者说，越来越体会到现代日本人及其生活里残存的"江户情调"。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情调"；但限于学识，无法把它准确表达出来。还是谈谈个人的游历吧。
登上位于新宿的东京都厅顶楼，俯瞰阳光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或者坐在新大谷饭店的旋转酒吧，观赏远比星空灿烂的都市夜景，不只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是日本人学习西方一个半世纪的结晶。这话里充满自豪，但也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辛酸。表面上日本的西化速度最快，也最成功。但深入接触，你会惊讶不断"拿来"、"拿来"的日本人，骨子里相当保守，真的是"和魂洋才"。明治初年的"鹿鸣馆文化"，只不过昙花一现；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始终没有"全盘西化"--尤其是在思维、感觉与趣味方面。三千寺庙与神社，无数江户食品与习俗，还有仍很活跃的相扑与歌舞伎，在在提醒你这是在东京而不是纽约或巴黎。有发展旅游业或者提倡爱国主义的嫌疑，但日本人似乎也真的喜欢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居酒屋里聊天，到小巷深处散步，到普通人家做客，你都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除了日常生活，我对江户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一半得益于博物馆，一半得益于墓地。
先从博物馆说起。东京可看的美术馆、博物馆很多，晚清来日的中国人已很有慨叹：同是学习西方，国人为何不大注重这些"没有围墙的学校"？即便是今天，日本人建立或参观博物馆的热情也仍在中国人之上。这似乎不能完全用经济发展状况来解释。
东京最让我留恋的博物馆，是位于隅田川畔两国桥边的"江户东京博物馆"。在寸土寸金的东京，腾出这么一大块地建造不能来钱的博物馆，这对于习惯精打细算的日本人来说，实在不容易。初见此将近两万平方米的江户东京广场，我的第一感觉竟是"过分奢侈"。四根巨大支柱支撑着船型大屋顶，并把博物馆分成上下两截。下面是放映厅、办公室以及举行特别展览的地方，上面则是收藏库、图书馆以及常设展览室。这是一个集展览与研究为一体的博物馆，不过从印刷精美、价格昂贵的"综合指南"看，其展示及撰稿，调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与作家。乘自动楼梯来到第六层，展现在眼前的是完全按江户时代复原的日本桥。桥两侧有山车、戏院、商店、民居、报社等实物或复制的模型五十多件，并借此分割成若干展区。像浮世绘、歌舞伎、产业革命、明治建筑等，虽也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但不如专业展览馆详细，且平日里不乏鉴赏的机会；最让我感兴趣的，一是都市的原型，一是市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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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江户建筑
作者: 陈平原
建筑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及审美趣味的，可惜经过江户三大火事、关东大地震以及美军轰炸，目前东京城里，很难看到真正的"江户建筑"。每当面对精心保护的江户时代的残垣断壁时，脑海里总会浮现那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可每一回的想像都不一样，而且场景支离破碎，无论如何组织不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观赏着博物馆里众多的江户图屏风以及地图、模型，对照往日访古时自家的想像，十分有趣。偶然也有猜对的，但更多的是离谱的发挥--后者更让我和我的朋友开心。
第五层是展览的主体，包括江户和东京两部分。我对江户救火的组织及工具、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商店招牌的字体、市民的旅游路线等都很有兴趣。说实话，我对江户的了解，尤其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主要得益于此博物馆以及"深川江户资料馆"。
后者也在隅田川边，不过不大好找，我们是倒了几次车，又问了几回路，方才如愿以偿。博物馆乃东京都所设，资料馆则属于江东区--可这并不说明后者水平一定"降一级"。对于希望了解江户市民日常生活的人来说，后者或许更有用。按照历史资料，复原幕末深川佐贺町桥边的部分建筑，包括民居、商店、仓库、舂米屋、船宿、观火台，以及路边的柳树和茶水摊，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小社区。屋里生活设施（包括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一应俱全，参观者可以登堂入室，东摸摸，西看看。让观众坐在展品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比隔着玻璃望亲切多了。明知不可能真是一百五十年前的街道和房屋，但伫立其间，还是油然而生一种历史感。展览不大，但做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专家的手笔。相反，日光山附近的"日光江户村"，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一看就是"假古董"。走在熙熙攘攘的江户村街上，看众多打扮整齐的假武士、假忍者、假艺妓、假水户黄门为你"装模作样"，三千日元的门票不能说太贵，可就是感觉没多大意思，还不如面对一块残碑自由想像时有趣。
东京的残碑大部分保留在寺庙的墓地里，那是我了解江户历史文化的另一个好去处。冬日的午后，踏着残雪，在寂静的寺庙周围漫步，是我和妻子东京游的主要节目。平日总是事先阅读有关资料，设计游览路线，力求少走弯路。那天灵机一动，突然出击，说是去找找当年章太炎借住并为鲁迅等人讲课的民报社遗址，顺便看看明治小说家尾崎红叶旧居迹。那一带是旧城区，街道东歪西斜，不大规整，再加上没有其他地方常见的旅游标志，居然让我们迷了路。走出东西线的神乐坂站，夫妇俩就开始闹别扭，"方向"、"路线"之争持久不懈。后来干脆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来个"不争论"，顺其自然，走到哪算哪，看到啥是啥。结果呢，想看的没看到，没想看的倒见到了。用中国的老话说，这叫"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回家一合计，一下午逛了三处名胜，全与江户的风流人物有关。或许是苍天有灵，故意布下迷魂阵，将我们从"明治"引导向"江户"也未可知。
在小巷里游荡，一边欣赏路边风景，一边互相埋怨。忽然感觉"有情况"，四周都是民房，何以留出大块空地，并且用围墙圈起来？仔细搜索，锈迹斑斑的铁门边立着牌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国史迹"林氏墓地"。自林罗山以儒学佐德川家康建霸业以来，林家世代司幕府之学政，显赫非止一时。一世罗山墓原在上野，三世凤冈时赐地于此，于是改葬。墓地里现有墓碑八十余基，一律儒葬，异于日本原有的墓葬方式。据说此地原是丘壑幽远，老树苍郁，想来风水不错。只是明治以后，儒学衰落，墓地也就日渐缩小，如今占地不过三四百平方米。墓地只在每年十一月初旬的"文化财保护周"时开放，平时参观必须提前申请。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只能从门缝和小窗窥探。这样也好，保留一点神秘感，也便于发挥想像力。树荫下光线不好，再加上没带望远镜，根本看不清墓碑的题辞。
江户前期数学家关孝和的墓碑同样看不清，不过那是另一种情况。离林氏墓地不远。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净轮寺，寺里最有名的便是都史迹关孝和墓。关氏生于一六四二年，卒于一七○八年，天文历算，莫不精通，时称"算圣"，撰著数十，门人数百。现有的墓碑虽说也古色古香，却是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复刻的。正面碑文与众不同，居然夹着"赠从四位时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一行小字，显得不伦不类。其余三面刻着宽政年间撰写的墓志，可惜碑背贴着墙，根本无法识读。看看开头，再读读结尾，中间部分随游人自由发挥。如此理解，倒也别具一格。当初没想到这一步，还把立碑者狠狠嘲笑了一通，真是有失忠厚。
转到宗参寺时，天已渐黑，赶紧寻找山鹿之墓，那可是"国史迹"，不可不访。山鹿素行（一六二二--一六八五）乃江户前期著名的儒学家和兵学家，与后世武士道的崛起大有关系。碑文已经看不清了，只觉得墓前那对延宝年间的石灯笼古拙可爱，再就是所谓"乃木遗爱之梅"已经含苞待放。梅旁的木牌上写着，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将，生前私淑素行，死后其门人将其喜爱的梅花移植于此。可乃木死去已经八十多年，"老梅"为何竟如此纤细瘦弱？想来必是后世的好事者补栽。好古之心人多有之，只是不该如此含糊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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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文学碑
作者: 陈平原
一下午闲逛，居然邂逅江户前期儒学、数学、兵学三大名流，如此迷路，又有何妨？有了这一回经验，在东京访古，不再周密计划，而是更多"灵机一动"。当然，这么一来，也就不免多走些冤枉路，多花些车票钱。
不同于千年帝都北京，也不同于新兴商业中心上海，两百年前的江户，政治经济同步发展，雅俗文化日渐融合，其独特的魅力令我陶醉。离开东京前一天，和妻子专门乘地铁赶到浅草寺附近吾妻桥，在隅田公园呆了大半天。江水平静地流淌，夕阳下波光明灭，但与周围剑拔弩张的建筑物与霓虹灯相比，还是显得含蓄朴素多了。大概是阅历太多，隅田川不会轻易激动。唯其"含蓄"，才耐看，才能容纳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痴男怨女金戈铁马，也才能留下无边无际的怀念与遐想。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傍晚完稿于蔚秀园。时感冒未愈，文思困顿，如此短文竟写了五天，惭愧之至。
文学碑
东瀛访学，常常碰到这样的提问：中日两国文学的最大差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无法回答，只是为了不让提问者太扫兴，偶尔也搪塞几句。比如说文学之有用与无用，便是一个可以即席发挥的话题。后来干脆避实就虚，就从不讲"文章救国"的日本反而大建"文学碑"说起。不懂比较文学，直到今天也没弄清什么是"最大差异"。不过，关于"文学碑"的感触却是真实的。
都说日本人讲实用、重功利，缺乏理论兴趣与超越意识，这话或许没错。可在日本旅游，观赏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文学碑，你又隐隐约约感觉到其内心深处超越世俗生活的强烈愿望。自古以来，文学在日本基本上"无用"；但或许正是这种不大介入现实政治生活因而无用（相对于中国文人而言），使得文学保持某种独立性与超越性。世人对作家的推崇，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名人崇拜外，还包含了对另一种更具审美意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褒奖诗人，不排除附庸风雅或出于发展旅游业的考虑；但文学碑多而政治家的功德碑少，还是颇能说明一个民族的趣味的。
日本朋友说，立文学碑是从中国学来的，因为中国人将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很怀疑这种说法。在中国，有"文庙"（"庙"自然比"碑"更有气魄），但只属于孔子一人；有"文冢"（"冢"上不妨有"铭"），但那只是如唐人刘蜕"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想来想去，找不到专为纪念诗人文学成就而立的碑。碑之为制，古已有之，颇受历代撰文、辨体者重视。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有一段话专讲"碑文"，值得一引：
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
如此琐碎的分类，尚且没有"文学之碑"。不知是中国的诗人过于自信，真的认定"纸墨之寿寿于金石"呢，还是"不朽之盛事"云云，乃文人之聊以自慰。为什么文人非托"古迹"，即因"功德"，方才能在碑林觅得立锥之地?真不明白中国人到底是否真的重视文学。
那么遍地"文学碑"的日本，文学就备受恩宠了吗？不敢说。只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惭愧得很，不敢冒充专家），文学碑的设立，为我的阅读日本文化提供了很多便利。每次出游，访碑便成了必不可少的项目。当时沉湎怀古，不曾认真考察文学碑的建制；等到落笔为文，眼前晃动的只是几个印象格外深刻的场景。就从这几个场景说起吧。
上大学那阵子，无产阶级文学吃香，小林多喜二（一九○三--一九三三）是我阅读最多的日本作家。中文系的课程里，外国文学本就不太重要；轮到日本，就只剩下《源氏物语》和小林君了。那时候国门刚刚重新打开，外国文学译本不多，能找到的都读。何况小林的《蟹工船》、《在外地主》、《党生活者》等，还是课程规定的必读书。物换星移，如今的大学生当然不会再把小林当作日本文学的代表；只是偶尔听到有人用轻蔑的语气谈论小林君时，心里总是感觉不舒服。小林的文学成就不高，这我早就明白；让我敬佩的是其作为知识者的道德勇气。在我看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功过，与小林君为反抗统治者压迫而献身，两者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因为时世变迁而丧失其光辉。旅居东京时，曾到过拷打小林君致死的筑地警察署遗址凭吊。北海道之行，自然更少不了拜访小林就读并开始文学创作的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因为听说那里有一块小林的文学碑。
从北海道的首府札幌乘快车到小樽，只需四十分钟。那是一个海港城市，面向日本海，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开通日本第三条铁路后，成为北海道开拓物资的集散地以及商业中心。当年曾经领尽风骚的银行街建筑以及运河边的石造仓库群，如今已成为观光者流连的历史遗迹。旅游指南上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后者正是《蟹工船》里所描写的制缶工场。客运码头边，有一家酒馆，干脆就叫做"蟹工船"。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小樽人毕竟没有忘记小林。小樽文学馆的印章上，镌刻的正是小林及其同学伊藤整的画像，展品也以这两位小说家的著述和生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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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门前冷落车马稀
作者: 陈平原
向当地人打听小林文学碑，说是在山上，不大好找。只好包租一辆出租车（否则上得去下不来），沿着山路，转到原小樽高等商业学校背后的山上。离文学碑几百米处停着好些汽车，不过与小林无关。那里有座展望台，是看小樽全景的最佳处，常有游客光临。也幸亏冷清，文学碑显得庄严肃穆。绛红色石头砌成五六米高的两面墙，像是一本打开的大书，也像紧闭着的监狱大门。左边自上而下依次是小林头像、碑名及题辞，右边则在方形洞中嵌着青铜头像，一脸刚毅，大概象征着无产者。初夏时节的小樽，太阳不晒，碑后的白桦林嫩黄中夹着雪白，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坐在碑前，眺望远处碧蓝的日本海，遥想半个多世纪前，从这里走过的文学青年。
司机告知，收费以小时计，还有剩余时间可以访问石川啄木（一八八六--一九一二）歌碑。短命的天才诗人啄木，曾在北海道流浪一年，如今小樽、札幌、函馆等地都有其歌碑，与其生前的穷愁潦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歌碑立在另一座山头的小樽公园里，大意是：
小樽是座悲伤的城市，小樽人的歌声苍凉忧郁。
与小林碑的寂寞截然不同，啄木碑前围着大群少女，正怀着甜甜的忧伤，摆着各种姿势照像。
访小林文学碑是蓄谋已久，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都有心理准备，包括"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尴尬，都在意料中。这样的访古，"也无风雨也无晴"，基本上是圆梦或还愿。我更喜欢意外的"发现"，突然间面对一块你不大熟悉的作家的文学碑，需要调动一切积累，并向周围的朋友请教，那既是怀古，也长知识。所谓寓学于游，借访碑了解日本文化，主要指的正是这种场面。但这样有趣味、有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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