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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象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9-02 21:50
第1节:小引作者:陈平原小引--陈平原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我有幸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从事研究。此前
t;这一事件强烈而持久的兴趣。

  日本人讲起开国,眉飞色舞,似乎因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忘记了当初的屈辱,甚至对佩里(M.C.Perry)率军舰来航感恩戴德;而中国人提及帝国主义入侵,则咬牙切齿,只有虎门禁烟、三元里抗英,无所谓"开国纪念"。上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开始各自直面西方列强的挑战,其间策略有异,效果不同,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但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开国形象,竟然如此截然相反,确实发人深思。

  虽说同是内忧外患,同是被迫开港,可中日两国历史与现状其实大有差异。表面上都是闭关,日本的锁国以入国的统制为主,中国的海禁则主要是出口的统制;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但近世山鹿素行、本居宣长等人提倡的日本主义,根本不能与古已有之的华夏中心意识相提并论;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日本只是黑船的阴影,中国则是实际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都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没有沦为殖民地,日本因明治维新而逐渐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历经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风浪,经济发展始终不如人愿。但所有这些,都还不能解释何以两种开国观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异人馆与明治村都是洋化狂潮形成以后的作品,虽也精彩,但没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对幕末日本人如何接纳强大的西方感兴趣,因而也就对两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资料馆更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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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开国纪念
作者: 陈平原

  冬日的下午,踏着积雪,和尾崎君漫步在横滨街头,指点着马车道和日本大道两旁残留的明治建筑,品味着一百多年前"文明开化"的流风余韵。横滨以开港而发展,也以开港而名扬天下。因此,游横滨不能不看开港纪念馆,开港广场和开港资料馆,其中最值得留连的还是资料馆。这幢风格典雅的灰楼,建于一九三一年,原是英国领事馆。中庭的玉兰树,据说是江户时代的"老住户",曾目睹一八五四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此"历史见证人"的主干焚于关东大地震,现在见到的是残根长出来的新芽。

  馆里收藏开港及横滨城市发展的资料十多万件,最吸引我的是各种有关"黑船来航"的绘卷。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下午五时,美国人佩里率领东印度舰队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抵达浦贺的海面,从此揭开了日本史新的一页。我感兴趣的不是幕府或勤王志士的态度,而是被"船坚炮利"惊呆了的普通日本人,是如何表达他们的见解。绘卷里的"黑船"威风凛凛,没有丝毫丑化的嫌疑,想来画师落笔时充满兴奋与好奇。这还不算,画面上的每艘船都注明船号、长度和宽度,以及所载大炮数目。不像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日本人普遍重实用,对奇器、奇术感兴趣,才能创作并欣赏此等"正邪不分"的画卷。据说,《望厦条约》签字后,中国代表以仁义之师不需利器为由,拒绝对方赠送的火炮模型和军事书籍;而据目睹日本开国的罗森记载,日美签约后,幕府代表愉快地接受了电话、照像机等各种"奇技淫巧"。中日两国对待形而下的器物以及异文化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其开国的进程。

  为纪念横滨与上海结成友好城市二十周年,资料馆里正举行"横滨与上海--两个开港城市的近代"专题展览,这正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展览由两国学者共同操办,其中数上海档案馆、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品多质量高。可惜都市研究非我所长,港湾设施、贸易关税、产业展开等专业性问题,明知十分重要,也只能"外行看热闹"。还是"横滨居留地与上海租界"、"文化与情报"、"横滨与上海之风俗"等,更接近我的趣味和知识背景。#p#分页标题#e#

  作为非专业的读者,徘徊展厅,接受的并非专家所构建的"完整的历史",而是一堆"文明的碎片",以及若干相当个人性的奇怪联想。比如,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就在日本政府借修改条约而取消横滨居留地的同时,上海租界大扩张,并设置独立的行政机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居留地的行政权,这与中国租界之形成独立王国大不一样。或许正因为日本人在居留地问题上所感受到的屈辱不太明显,事过境迁,便主要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窗口"来看待。

  自认"苦大仇深"的中国人则没有那么大度,很难忘记曾经遭受的巨大创痛。一九○三年《苏报》案中,章太炎因公使团拒绝将其引渡给清政府而得以从轻发落;可章氏并不领情,称此为外人争租界权力,与他的革命宗旨毫无关系(《狱中答〈新闻报〉》)。一九○四年梁启超撰《治外法权与国民思想能力之关系》,许租界为"新思想输入之孔道":"取数千年来思想界之束缚,以极短之日月而破坏之解放之,其食此诸地之赐者,不可谓不多也";同时也指出,此种租借来的自由削弱了"中国志士"的意志与能力。长期以来,国人只从帝国主义强权以及中华民族的屈辱这一特定角度来解读租界,思路远比章、梁等晚清学者狭隘。近年学界开始转向,认真探讨租界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复杂作用。但愿不要一转就转过了头,将其改写成今日的"经济特区"或时尚的"国际交流"。

  展品中最吸引我的,一是桃花坞木刻年画《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一是比果的讽刺画《发展之路》。前者的魅力,与其说来自中国年画特有的线条与色彩,不如说来自风俗画家对人情世态的敏感。面对四马路上拥挤的马车、人力车、自行车、双人脚踏车、独轮车,以及悠闲的行人和威风的轿子,瞬间的感觉是,此画面比史家的千言万语,更直接地使我回到那个华洋杂处古今并列的年代。说实话,以前看不起各种各样的"胜景图",总以为未免太俗气,远不如文人画韵味深长。在阅读日本的过程中,逐渐由"东京"进入"江户",这其间安藤广重等人的"胜景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类风俗画对于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似乎目前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充分重视。

  比果是一八八二年来日的法国画家,其发表于一八八八年的《发展之路》,简直就像一则预言。画面右边是一着西装骑自行车的日本人,自称已经不再是亚洲人了;左边瓜皮帽下露出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悠闲地说着风凉话:看他走得那么急,准得摔跤。后来的历史证明,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果然摔了一大跤,而只会说风凉话的中国人则再也悠闲不下去。当初的讽刺本就双方互相指涉,可惜身在其中者,往往只读出对方的可笑。

  如今,中日两国政治、经济状况不同,但在谋求"发展"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都急匆匆走在"发展之路"上。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因对"发展"缺乏足够的热情而受到历史的惩罚;今非昔比,"发展"已经成了十二亿中国人最大乃至唯一的目标。对经济增长的期待,对现代化的迷信,对所谓"东方的崛起"的二十一世纪的向往,使得今日中国,对"发展"带来的正面、负面的效果,普遍缺乏认真的反省,陷入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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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交价于官
作者: 陈平原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黑船再度来到江户湾。三月三十一日日美签约,开辟下田和箱馆两港。四月十五日佩里乘旗舰波瓦坦号来到下田,六月签订补充条约后方才率舰队离开。至此,日本开国已成定局。

  一个半世纪后,车过下田港,朋友指点着屹立海岸的佩里铜像以及上陆纪念碑。走进下田市里规模不大却很有特色的乡土资料馆,手里的门票是当年的浮世绘"黑船波瓦坦号下田入港图"。随同佩里第二次来航的,有一位名为罗森的中国人。其记录此行的《日本日记》,初刊于一八五四年《遐迩贯珍》,十年前因收入"走向世界丛书"而广为人知。重刊本附有一罗森像,是从江户时代著名画工锹形赤子的《米利坚人应接之图》中复制的。资料馆里也陈列着一幅复制的和画罗森像,上题"罗森在下田町徘徊询问物价高低图"。画面上瓜皮帽长辫子的罗森,一手撑黑雨伞,一手持红包袱。此画没有注明绘制年代,看来并非近年补绘,可也不像当场写真。此罗森多了一把胡子,画面的色彩对比那么强烈,再加上"询问物价高低"的说法,更像是事后根据有关资料追忆而成。《日本日记》中有一段话,自述下田购物,很可能正是此画所本:

  步至海旁,多见大鲍鱼,是下田之土产也。回于町店买物,则以漆器、瓷器为佳。所拣物品,则书名于物上,记价,然后店人送到御用所,交价于官。

  罗森生平至今不详,但从日记中少记政治大事而多记土产物价,可以想像其商人身份。从外交场合的罗森走到询问物价的罗森,中间应该有学者的考证研究。正因为后者的判断更准确,非当年千方百计请求和诗题扇(一月之间应邀题扇五百余柄)的日本人所能想像,故断为"事后追忆"。

  资料馆里收集、陈列六幅早期的佩里画像,还有一幅以供对照的相片,让人大开眼界。浮世绘画家根据自己的想像,来为其时"如雷贯耳"的佩里总督立像。有画成妖魔鬼怪的,有画成日本传说中的天狗的,有画成中国将军的,也有画成西乡隆盛的;但很快地,佩里的特征逐渐显示出来。可以将此作为日本人接受外来文化的"寓言"来阅读;同样需要经历一个以自己的经验(或称"期待视野")来"误读"外来文化、并在此后的"对话"中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日本人的长处只是在于尽量缩短这个"过程"。

  熟悉赛金花故事的,肯定会对下田的阿吉大感兴趣。一八五六年,根据日美和亲条约,美国在下田的玉泉寺开设了最初的领事馆。第二年,为了使得"孤独"的哈里斯总领事能更好地工作,十六岁的阿吉被迫离别恋人而走入领事馆。两年后阿吉出走,在同胞的嘲笑声中四处流浪;四十五岁时贫病交加沦为乞丐,四十八岁时投水自尽。据说在其投水处,现在立有碑记和供养菩萨,成了旅游景点。如今的阿吉,已是文学家以及平民百姓茶余酒后的绝好话题。念及此,我连前往凭吊的勇气都没有了。

  资料馆里还有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德川庆喜等人的纪念文物,比起这些影响日本开国进程的伟人来,阿吉实在太渺小了。可不知为什么,走在夕阳下的下田街道,眼前晃动着一帧帧褪色的旧照片,一个哀怨沉默的少女侧影,始终叠映在照片的右上角,让我再也没有兴致观赏周围的风景。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于京西蔚秀园

  "教育第一"

  晚清旅日的中国人,不管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对日本的教育赞不绝口。一九○二年,吴汝纶在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专程赴日考察学务;可吴氏尚未归来,《钦定学堂章程》已经颁发,而章程又明显受日本学制影响。也就是说,不待政府专门派人考察,国人对日本教育的了解已经相当充分。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便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教育改革思路(《请开学校折》);梁启超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时,更明言"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戊戌政变记》)。日本教育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这一点已属常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选择日本而不是英美作为学习的榜样?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我想,最直接的刺激还是来自甲午战败。"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路,已经从具体的船坚炮利,转为抽象的教育文化。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话来说,便是:

  近世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康有为说这番话的时候,尚未踏出国门一步,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五年后张謇东游,实地考察的结果,竟与康氏的意见不谋而合:"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东游日记》)其时大谈教育立国者,并非教育专家,而是一般的文人学者。翻阅清末大量关于教育的论述,你能明显感觉到知识者的良知,以及救世济民的热情。

  近日购得一九○一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数册,闲来把玩,深为编者罗振玉《教育私议》的高瞻远瞩所感动。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时机",而成败得失,"一决之于教育"。如此大胆立论,想来今人也未能出其右。可诚如罗氏所言,以教育立国,"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矣。设想"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为大东强国",依据的是"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的经验;这比当初康有为"三年而立"的预言保守多了(《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可惜仍嫌过于乐观。去年访日,曾应《文》杂志之邀讨论中国的教育现状,实在无法解释清楚何以中国至今仍有两亿文盲。对于一个文盲比例高达六分之一的国度,如何称雄于二十一世纪,我不能不有所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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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教育第一
作者: 陈平原

  《教育世界》以大量译介日本教育法律及教科书而闻名,第一册《序例》后附有十一种"已译成之书名"。其中的《日本文部省沿革略》,大概就是我去年年初在海淀旧书店觅得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此书原著者为日本文部省,译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年代印。书仅双面五十页,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间日本教育大事,述及"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的决策,以及政府的各项具体措施,肯定让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感慨不已。

  明治时代的大教育家福泽谕吉有些想法很有趣,比如在谈到日本"文明开化"之所以能够迅速展开时,将其归因于多数士人之"无知":"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实行,毫不犹豫。"而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国士大夫,则各有其骄矜的看法,没那么容易被教诲(《福泽谕吉全集·绪言》)。以启蒙的声音过于嘈杂,或听众的立场过于坚定,似乎不足以说明何以在中国,"教育第一"始终只是一句口号。晚清以来,没有人公开否认教育的重要性。只是"百年树人",对于习惯风云变幻的政治家来说,远不及"谁的国家"、"哪来的利益"更有切肤之感。不说特定年代对"教育救国论"的批判,就连知识者自身,也大都以只讲教育不问政治为可耻。

  或许因为我父母都是教师的缘故,总无法破除对教育的"迷信"。从下乡当"孩子王"那天起,就命里注定只能在校园里徘徊。访学日本,自然以大学校园为主要活动场所。东京大学一地金黄的银杏,庆应义塾大学已经安静了一个世纪的三田讲堂,早稻田大学优雅的演剧博物馆,都让我流连忘返。可说实话,这些大学的辉煌历史,早就目睹耳闻,亲临其境时并无多大的文化震撼。倒是在各地旅游,猛然间与有关教育的遗迹相遇,惊喜之余,会有一丝难言的隐痛。

  读过《福泽谕吉自传》,最喜欢"绪方学塾的学风"一章,尤其不能忘怀的是那部轮流观看的《日荷辞典》手抄本。去年十月,到大阪参加中国学年会,第一件事便是拜访当年福泽就读的适塾。

  适塾为幕末著名兰学家、医学家和教育家绪方洪庵(一八一○--一八六三)于天保九年(一八三八)所开办,关闭于明治初年。据现存《姓名录》,先后入门者达千人之众。明治时代的风云人物,多有出自适塾者,除福泽外,军界有大村益次郎,外交界有大鸟圭介,最为本色当行的医疗卫生界(包括红十字会)则有长与专斋、高村凌云和佐野常民等。适塾之名扬天下,除了办学者洪庵的学识过人外,更与日后学生的大有作为密不可分。当初是生以师贵,后来则是师以生尊--对于办教育者,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出人才。只是何者为"人才",可能见仁见智。在日本,参观过许多校史纪念馆,夸耀的都是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未见以出总理、出部长为荣的。想来并非鄙薄官府,而是认定政学分途,政治家的成长主要不是得益于大学教育,大学也没有必要办成某一党派的根据地。

  作为"国史迹"兼"重要文化财"的适塾,乃一八四五年由绪方购得,本世纪七十年代照原样拆散重修。如今,花两百日元便可"登堂入室"。真佩服日本人对空间的利用,这座在日本开国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学校,实际占地面积不到五百平方米。一楼除了教室、书斋、接待间、贮藏室和洪庵一家的住处,还有两个小庭园和一口水井。二楼的学生宿舍里,黝黑的木柱略显残缺,榻榻米上汗迹未消,油灯下那部珍贵的手抄本《日荷辞典》翻开着,只缺圈坐在四周的福泽们。似乎怕惊扰尚在念书的古人,平日喜欢啧啧称奇的日本游客,到了此地也都一脸严肃;女孩子则捂着嘴巴,强咽下那声必不可少的"哇"。旁边的小屋挂着许多照片和画像,那便是适塾引以为傲的历届"名学生"。

  北海道大学的前身札幌农学校也有自己的"名学生",那便是财政学家新渡户稻三、宗教家内村鉴三、植物学家宫部金吾、文学家有岛武郎。不过,农学校的首任校长克拉克博士(E.C.Clark)似乎广为人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克拉克的临别赠言"年轻人,要有雄心壮志"(Boys,beambitious!),仍回荡在北海道乃至整个日本上空。克拉克在日时间不到一年(一八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到任,一八七七年四月十六日归国),影响竟如此深远,颇有点韩愈潮州行的味道。札幌农学校乃日本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聘请的初任校长又是原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农业大学校长,随着农学校的学生在北海道开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克拉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

  开拓北海道,大概是明治维新最少争议的一大功绩。在设置开拓使(一八六九)的第三年建开拓使学校于东京,第六年移至札幌并定为农学校,这些举措可作为日本教育立国的象征--须知那时整个北海道的人口仅有十万。百业待兴,首先想到的是花大价钱请外国教头,此事足见主事者的眼光:教育先行,人才第一。如今,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北海道,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局外人,抚今思昔,也都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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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厕所文化
作者: 陈平原

  今年的暮春时节,依旧是落英缤纷。有幸来到日本的"北大"讲学,而且就住在学校里的克拉克会馆,每天面对着克拉克铜像,不禁神往于那个开基立业、生机勃勃的年代。只是今天绿草如茵的北海道大学校园,是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迁建的。当初农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演武场遗址,只留下一座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时钟台。那机械传动的大时钟还在运转,还在报时,还在提醒人们记往那个遥远的过去。我访钟台那天,春雨潇潇,绿荫中白墙红瓦,再蒙上一层水气,更显得温润可爱。雨天游博物馆,最大的遗憾是地上的污水迹。没想到介绍农学校和时钟台历史的展厅一尘不染,就连入门处也干干爽爽。看着雨中忙忙碌碌抹地板擦栏杆的妇人们,我有点怨恨起日本人的"洁癖"来。事后方才得知,这些志愿者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守护钟声并触摸历史。若如是,还真令人感动。

  从暮春到初夏,我和妻子在日本各地旅游,居然接连见到好几处作为文物的明治学校遗址。熊本的洋学校建于明治四年,资历比札幌农学校还老,可惜只办了六年。不过,洋学校的学生德富苏峰后来接办大江义塾,门下又出了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宫崎滔天。我对九州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参观这两处遗址纯属偶然。住在水前寺公园附近,又只有半天空闲,最合适的去处莫过于公园及旁边的洋学校教师馆。至于访大江义塾迹,则是因读洋学校的校史引起的兴致。

  游览心切,赶到洋学校教师馆时,尚未开馆。大概难得见到如此虔诚的游客,正在打扫卫生的管理员决定提前开馆,并热心介绍。这下子可麻烦了,馆里始终只有我们两个参观者,不好意思匆匆走过场,于是足足在这幢两层的洋式木楼滞留了一个多小时。日本的纪念馆大都布置得很认真,细看当然有好处;只是对于非专业的游客来说,一个多小时未免太奢侈了。

  同样是没赶上开馆时间,长野的那一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从筑摩山地的度假村开车回东京,路经中市,见到"国史迹旧中学校"标志,自是希望"顺手牵羊"。可惜时近黄昏,纪念馆已经空无一人。日本人大多守规则,因此只在入口处横一道矮矮的铁链。实在舍不得这个机会,假装不懂规矩,跨过去尽情游览。拜会了樱花和枯藤,也见识了洋楼和大铁门,可就是没记住学校到底建于何时,有何功绩。本以为既是"国史迹",必然大名鼎鼎,回家查一下辞典就行了;没想到翻遍各种有关教育的辞书,就是找不到此君。

  真不知道日本人为其立国之本的教育事业,修了多少纪念馆,建了多少纪念碑!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于京西蔚秀园

  "厕所文化"

  写下题目,自觉有点滑稽。年来"文化"成灾,无物不以之为名,且大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如今轮到我来凑热闹,竟然将其与人所不齿的"厕所"连在一起,实在不雅。可我并无调侃的意思,真的以为"厕所"里有"文化"--准确地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

  刺激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是一次偶然的对话。说起每个城市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当地人不觉,有经验的游客则一下飞机就能闻到。日本朋友说北京首都机场的味道是"大蒜",并问我对东京成田机场的感觉,我答以"厕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方颇为不悦,后来我才知道,幕末来日的西方人,正是以此攻击日本人的"不文明"。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正热衷于推销其文化,没想到被我揭了"伤疤"。

  其实,我没有那么刻薄,说"厕所"指的不是臭味,而是香味。在日本,不管是机场、剧院,还是旅馆、酒吧,厕所都非常洁净,而且洋溢着一种浓郁的香味。这种香味很容易分辨,以至我不用看标志也能找到厕所。主人一听解释,忙说"过奖过奖";其实我的话里褒中有贬。以我迂腐的见解,过犹不及,厕所毕竟不是闺房,太香了让人感觉不自然。

  东京的雅叙园是专门举行婚礼的大饭店,装饰很华丽,最让我惊叹的是厕所。除了必不可少的香味外,更因其小桥流水、修竹扶疏。关键时节,眼前掠过一倩影,不免胆颤心惊。据说,借"扶疏"的修竹作屏障,此创意得之于江户时代的便所;不过既已置身于现代化大饭店,自是不能不着力"雅化"。此厕所大受赞扬,我却甚不以为然,以为其俗在骨。我喜欢虽也修饰但不大夸张者,比如京都的"天喜":顾客酒足饭饱,穿上木屐,在因灯光昏暗而显得有点幽深的小石板路上走十几步,来到干净得不必要使用香料的便所,那里甚至可以看得见星星、听得见虫鸣。

  倘若不是像我这样吹毛求疵,日本的厕所其实值得称赞。受那场争论的启发,旅行时颇为注意各地的厕所,除了东京高尾山上寺庙外的一处,居然未见特别污秽者,听说北海道还有专门评点本地各处厕所的书籍,可惜我没见到。不过,确实发现好多公共厕所的建筑风格很特别,看得出设计者挺用心。家用厕所里层出不穷的各种小玩意,更是提醒你日本人在此"无关大局"的小事上所花的功夫。

  记得夏目漱石曾将每日如厕作为人生一大乐趣,谷崎润一郎则称日式厕所为日本所有建筑中最有情趣者,其《阴翳礼赞》中有这么一段充满诗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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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沟道不通
作者: 陈平原

  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

  谷崎君反对西洋厕所的铺瓷砖、安抽水马桶和净化设备,以为在那样通明透亮的地方解裤子,实在丑陋不堪,因而反过来故意渲染日式厕所的风雅与清幽。但谷崎君只说了厕所"雅"的一面,而不涉及其"俗"的一面,比如说如何处理雅人留下的不雅的排泄物,以及其先天具有的臭味。还有,对于没有自家"庭院"和"绿树浓荫"的平民百姓来说,谷崎君的设计未免过于奢侈。东京的"深川江户资料馆"里,有一座复原的江户末期庶民的公共厕所,附在本造的母屋边上,有顶盖故能避风雨,有灯笼故不怕黑夜。虽说够不上谷崎君的标准,但非常实用。对于拥有百万人口的江户城来说,处理年三百万石的排泄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在风雅不起来--达官贵人则又另当别论。

  对比同时代北京的厕所,不难说明此等俗事之不易解决。孙殿起辑《北京风俗杂咏》中录有褚维垲的《燕京杂咏》,其中一首云:"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戽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阙名的《燕京杂记》说得更可怕:

  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向迩,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

  屠宰市的积秽尚情有可原,都城之所以沟道不通,主要在于平日里一般居民付不起淘粪钱,"故当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居于荒山野岭或者深宅大院,如厕当不成问题。可对于庶民来说,解决"臭气四达",比强求"风雅"重要得多。

  遗憾的是,此事大不雅,历代文人避之惟恐不及,以至难得详细的记载。读书人很容易想到钱惟演的"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也不难记得欧阳修的"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归田录》),可很少人知道宋人厕所建筑怎样,味道如何。这也难怪,此事虽十分重要,确实无法归类。"岁时风物"说不上,"礼仪职业"也无关,即使是有心人,也不知该如何记载。说起来和"衣食住行"中的"食"与"住"沾点边(如今成套的住房或营业的酒馆都必备厕所),可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中并列温阁、松轩、茶寮、药室,就是不设厕所;至于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更不会考虑"吃喝"以后必不可少的"拉撒"。近人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好不容易收录了几则关于厕所的文字;只是无法归类,最后只能因其中一则提到雇人淘粪"必酬以一钱",勉强将其归入"市肆"编。其实李先生心里肯定明白,厕所并非完全服务于商业往来。

  说来惭愧,我对于中国厕所的建筑特色,至今仍很茫然,无法与谷崎君对谈;至于对其除臭方法的最初了解,竟得之于一部大雅书。《世说新语》述石崇入厕,十余婢侍列,且"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王敦不知公主厕所漆箱里的干枣是用来塞鼻子的,竟"食遂至尽",闹出大笑话。以干枣塞鼻,原料倒也不算太贵,就是感觉憋气。至于"甲煎粉"、"沉香汁"为何物,我没作考证,就怕弄明白了也买不起。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先人肯定也很重视如厕时的舒适感,只是因此事"不雅"而很少形诸笔墨,害得后人无从模仿或改进。此乃一大憾事。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厕所,是否比同时代的中国厕所优雅舒适,在找到确凿证据以前,不敢妄下结论。倒是十六世纪来日的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一五三二--一五九七)所著《日欧比较文化》,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的"厕所文化"。既然是比较,主要着眼于差异,凡事皆两两相对,不免略有夸张;不过据日译本的注释,所记也还大致属实。略去欧洲人的习俗(读者不难反推),日本人的特点是:厕所在房前,对谁都开放,蹲着大便;有人为买粪尿付出大米和钱;把人粪投入菜园当肥料。除了公共厕所不大普遍外,后三点与中国没有任何差别。在很多偏远的地方,人粪至今仍是菜园的主要肥料。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粤东农村插队时,生产队经常派人上城买人尿。至于"蹲着大便",更是无伤大雅,首先想起的例证是废名《莫须有先生传》中的名言:"脚踏双砖之上,悠然见南山。"

  把"大俗"和"大雅"凑合到一起,废名此语略带调侃的意味。周作人在《入厕读书》中,曾抱怨北京那种"只有一个坑两垛砖头,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的茅厕。此等去处,倘遇风雨,实在难以"悠然见南山"。个中滋味,下过乡插过队的,大致都能领略。没有屋顶的厕所,偶尔也有好处,比如"观风景"。可比起日晒雨淋的不便来,这点"风雅"我宁肯牺牲。

  谷崎君大概没有真正在"粗野"的乡间生活过,才会在《关于厕所》中提出如此过于"风雅"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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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重要文化财
作者: 陈平原

  总之,厕所最好尽量接近土地,设在亲近自然的地方,例如在野草丛中,可以一面仰视青天一面排泄。类似这样粗野、原始的厕所,最叫人心情舒畅。

  这样"粗野、原始的厕所",我有幸光顾过,可惜心情不甚舒畅。小时候生活在大山脚下,那是一所农校的宿舍区,几十家住户,厕所则只有五六个位子,且颇为污秽。于是,每天清晨,我都跑到离宿舍区四五百米远的竹林里"方便"。竹林很大,可以不断转移,排泄物也自有野狗和屎壳螂来处理。如此"风雅"的去处,实有诸多不便。一怕风雨,二怕黑夜,三怕肚子不争气,四怕"莫道君行早"……每念及此,不敢随便附和谷崎君的大雅主张,还是老老实实当我的"俗人"好。

  其实,谷崎君也只是说着好玩,并没真的希望恢复露天厕所;要不,就不该大谈京都、奈良的寺庙里那些古色古香、洁净无瑕的厕所如何可爱。据我所知,那些厕所都有挡风避雨的设施。周作人的《入厕读书》和《读戒律》,均提及印度先贤十分周密地注意于人生各方面,包括入厕的各种规定,没有故作姿态,全都入情入理。以前游寺庙时,只顾观赏佛像之庄严,从没想到注意其厕所。此次东游,在京都的东福寺,第一次看到昔日"东司"之辉煌。东司也叫东净,乃禅林东侧的厕所。东福寺的东司建于室町时代(十五至十六世纪前期),现为国定的"重要文化财"。此东司长约三十米,宽约十米,其建筑风格虽不如被定为国宝的三门华丽,却也质朴中透出一种庄严。与周围的三门、大殿、禅堂相比,一点也不觉得寒碜。如果不是特别说明,游客大概很难想像,那么漂亮的建筑竟是和尚净手之处。

  《水浒传》中大英雄鲁智深,委身东京大相国寺,只当了个与"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东厕的净头"并列的"管菜园的菜头"。照知客的介绍,"菜头"也罢,"净头"也罢,都是"末等职事"。"净头"职位虽低,工作却甚为重要。想像施主正在大堂虔诚礼佛,忽从附近的东司飘来阵阵不雅的味道,该是多么扫兴,说不定大笔奉纳就此落空。很想知道,古时的净头是如何"化俗为雅"的;几十个位子的大厕可不是容易管理的。不知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还是没人对此感兴趣,东福寺的东司并不开放。我只好踮起脚尖,从窗户往里窥探。除了排列整齐的几十个土坑外,就是一幅解释性的绘画。画面上,如厕者之间没有屏障,感觉似乎有点不对:精通人情物理的和尚,不该让人们互相观看排泄时的丑态。

  回家翻书,果然不出我所料,《摩诃僧祗律·明威仪法之一》有云:"屋中应安隔,使两不相见,边安厕篦。"厕篦也叫"厕简"、"厕筹",乃大便后用以拭秽之木竹小片。厕所边上插着木竹小片,这情景我还依稀记得。能用自身经历印证千年古书,真说不清应该是喜还是悲。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十八时完稿于蔚秀园

  【附记】

  十年前在五台山买关于佛家戒律之书籍,被拒绝;理由是此等"内部文件",不卖给在家俗人。大约是五年前,在家乡潮州开元寺,请到唐道宣律师删定、近世高僧弘一法师手抄之《四分僧戒本》,自是大喜过望。写完小文,忽忆及此书,取出翻阅,叹服佛家之体贴人情物理。规定"不得生草上大小便涕唾","不得净水中大小便涕唾","不得立大小便",自是体现其"勿使余人恼"之慈悲情怀;可接下来都有一句"除病,应当学",即特殊状态下可以变通。僧人也是人,"慈悲"既及于俗人,当然也及于僧人,故不作"过甚之辞"。

  后记

  将社会与人生比作"大书",图书馆里收藏的,也就只能定义为"小书"了。借"大书"参悟"小书",或者以"小书"品味"大书",此乃读书人的常态。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常被世人挂在嘴上,真正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弄不好大书、小书全耽误。抱着名胜词典,口中念念有词的游客,或者按图索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专家,我都深表钦佩,又都略感遗憾:其开口见喉咙的观赏思路,以及过分僵硬的阅读姿态,都显得不够"优雅"与"洒脱"。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即便是擅长读书者,也常有状态欠佳的时候。我不大相信苟能立志,读书便与"天时地利人和"无关的说法。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

  作为"专家",我还会埋头书海,皓首穷经;作为"游客",我又常天涯海角,走马观花。后者太飘浮,前者太沉重,都不是理想的阅读状态。有时突发奇想,如果给我一年时间,允许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完全凭个人兴趣读书,那该多好!对于积蓄无多、当不起隐士的现代人来说,这一本来极为平常的阅读方式,反而显得有点近乎"奢侈"。

  不过,老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还是来了。

  在日一年,除了继续专业研究,更多的时间和兴趣集中在我所不熟悉的日本社会与文化。坐在东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小酒馆里,与日本朋友畅谈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或者大太阳底下,与妻子骑单车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里游荡,迷路时再掏出地图确定方位,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就像钻到邻居的花园里胡乱转悠的小孩子一样,出于好奇,也会偷摘一两朵自家没有的玫瑰,但不准备做植物学鉴定。不管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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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附记
作者: 陈平原

  正因为连"日本学"的门槛在哪儿都不知道,也就没有入门与否的焦虑。这是一次介乎"专家"与"游客"之间的愉快的"阅读"。或者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外行"在"看风景"。

  "看风景"既是象征,也是写实。以我可怜的日语能力,对日本的阅读,得益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得益于东西南北的旅行。面对古寺、红梅,或者用汉字书写且"犹存唐代遗风"的匾额(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可看着看着,"熟悉"的外观渐渐退去,骨子里的"陌生"让我震惊。那些从书本上得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话,以及初次访问时的似曾相识感,似乎涵盖不了眼前的风景。终于有一天,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有谈论日本的资格。日本对于我,就像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所描述的,也是"遥远的国度"。

  也正是这种"遥远"的感觉,刺激了我阅读的兴趣。明白日本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制品",我的"外行"身份也就不证自明。努力去体味、去鉴赏另一种文化,这既需要学识,更需要好奇心。学识我谈不上,好奇心却"大大的有"。明知永远成不了日本学专家,还是津津有味地阅读"日本"这本大书;如此如痴如醉,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一开始还自我安慰:这种节外生枝的阅读,对我的专业研究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做学问不就讲究触类旁通吗?很快地,意识到不该如此"动机不纯",干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承认此乃"自己的园地",不必上税,也就不必过分计较收成。

  很高兴自己没有被专业化完全剥夺了对新鲜事物的兴趣,还能为一本陌生的大书而激动,并且不计成本地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这绝对得不偿失;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愿意"逸出常轨",为这一愉快但不明智的阅读付出代价。

  比起径行独往、无法无天的大侠来,我的"逸出常轨"实在微不足道,而且只是暂时的。就好像比赛中间的"暂停",只是为了让运动员调整一下呼吸,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回到国内,我又成了"专家",整日为承当的研究课题而埋头书海,难得再有时间和心境顾及我的业余爱好。很想把心中的风景完整地描画出来,可惜时不我待,只好允许其"半路出家"。不像断臂的维纳斯女神塑像,这里的残缺,不具备古雅的韵味或神秘的美感,只证明作者的写作缺乏恒心与连贯性。在对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暗暗下了决心……既然"决心"只是"暗下",又何必公诸于众呢?

  还必须说说"训练有素",否则显得不够真诚。不同于一般游客,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毕竟有所了解,而我所关注的晚清以来中国文人在日足迹,更成了最好的导游手册。虽然此"训练"非彼"训练",我的专业知识基本无助于我对日本的了解,但我的专业训练使得我比较容易进入"课题"。更重要的是,每当我欣赏一幅风景,或者阅读一段史迹时,不自觉地,总是以我的知识背景为参照系。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向,更是受制于当下的生存处境及精神需求。尽管我是日本学的外行,也充满了儿童般的好奇心,却并非天真纯洁得如一张白纸。说到底,"前理解"决定了我的阅读策略及方向。

  这种解不开的"中国情结",使得眼前的问题与心中的困惑不断对话,往往出现旁人难以理喻的"风云突变"。说是在"阅读日本",又好像在借日本"阅读中国",这种视角的转移,连我自己也无法准确把握。比如,我会在小酒馆里与日本朋友脸红耳赤地辩论所谓"东方的崛起",或者有意挑起关于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话题,甚至选择日本的剑豪与中国的侠客作为演讲题目。当时的感觉似乎是"友情出演",事后方才明白乃"主动出击"。为何有的话题我马上插嘴,而且手舞足蹈,以求冲破隔阂;有的则老是听不懂,即便听懂了也无法进入最佳工作状态。除了语言表达能力,还有阅读趣味在作怪。

  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这半部书稿之对待日本文化,注重体味而不是批评。得知我在撰写访日观感,曾有朋友表示愿意译成日文发表,条件是"痛下针砭",以便警醒"狂傲的日本人"。我没有采取这一策略,原因是意识到自己的阅读,受制于"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问题。借用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语,我的写作,"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在我看来,每个国家的知识者,都应该首先关注并鞭责本国政治生活及精神文化的发展;学有余力,方才"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我对日本的阅读,带有浓厚的中国问题意识,尚停留在借日本"阅读中国"的水平,这也是我自居日本学"外行"的原因。另外,作为"旅人",心境超然,不同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国民",对异国生活及情调多取鉴赏态度。鲁迅赞赏厨川白村怼本国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但也称:"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数说似的那些可厌事。"

  自忖没有本事兼及中国与日本、大众与专家,于是有了以上种种自我辩解。这种写作策略,与当下本人的心境相通,没必要另外去"深化主题"、"转换视角",因而显得相对轻松与洒脱,与前面提及的对优雅阅读姿态的追求大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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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后记
作者: 陈平原

  书名《阅读日本》,本不该冒出第四辑所录文章。与其费尽心机打圆场,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此乃不得已而为之。

  虽说随笔集不同于学术专著,不一定非绕着一个题目打转不可;可没能完成预订计划,心里总不是滋味。

  挑了几篇题外之文,一来充篇幅,二来也可见笔者对于"文"与"学"关系的思考。对我来说,探讨中国散文的艺术特征及发展途径,既是一个学术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但愿题目的"学究气",不至于吓跑那些更欣赏"才情"、更追求"潇洒"的朋友。

  至于褒贬晚明小品、桐城文章,或者评述学者之文,并非拉大旗做虎皮,暗示自家文章"别有渊源"。我想,这点嫌疑总该可以避免的吧?

  题为"结缘小集",自然是源于周作人的《结缘豆》。像《燕京岁时记》所述的,于佛诞日"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这种雅事如今难得一见;不过,学周氏以文代豆,与读者结缘,倒是不妨试试。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初稿,七月十七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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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象
作 者 陈平原
书籍简介
  上世纪90年代初,陈平原教授和夫人夏晓虹教授旅日访学。在学术研究的余暇,作者游览了日本各地的风景,所到之处既有浅草寺,东福寺等文化古迹,也有东京的银座和新年音乐会等时尚活动。作者在游览中有很多感触,写成了《东游小记》和《阅读日本》两个散文集。本书以这两个集子中的散文为内容,书中散文记载了作者在日本的游历。描写生动传神,如《踏雪访梅》中对梅花的描写。更重要的是,作者因其丰厚的学养,在感性描写的同时,或感发,或评论,为文章增添了文化气息,如对西乡起义所做的论述深刻独特……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第一部分:
第一次远足,便是去以观梅闻名的水户。日本人的酷爱自然,也许因了高度现代化都市生活的阻隔,而更形强烈。电视中日日报道梅花又开几分的讯息,使东京后乐园中的游人陡增。花瓣微张的梅枝,已牵惹得游客驻足不去;几株散漫开放的野花,竟也被精心地以竹丝圈起。待到得见水户偕乐园沿水漫山红白纷呈的梅林,千姿百态,不修边幅,不禁为其蓬勃的生气而倾倒,东京园林的精致中所透现的雕琢实无法与之相比。
第1节:小引

第2节:序

第3节:九州之行

第4节:窗外的风景

第5节:东京的古寺

第6节:木屐

第7节:烟雨佛寺

第8节:踏雪访梅

第9节:伊豆行

第10节:扪碑记






2第二部分:
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谈忠臣烈士事,不离口。尝憾喜剑有此奇节,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别建一石于泉岳寺,略纪事迹,以示后人。赍费金若干,来征文于余。余时年方二十七八,未尝作金石文字,固辞,不可,乃约自今学文十年,而后草之。时余贫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尔来荏苒过二十余年,今则伯基年逾六秩,余亦五十余,皆颓然老矣。余乃为文出金,致诸伯基,遂偿两债。嗟乎喜剑之死固奇矣,伯基此举亦奇矣,独恨余文不奇耳。
第11节:招魂

第12节:汤岛梅花

第13节:神舆竞演

第14节:历史文化散步

第15节:客随主便

第16节:从东京到江户

第17节:江户建筑

第18节:文学碑

第19节:门前冷落车马稀

第20节:西乡铜像






3第三部分:
在日本各地旅游,经常可以看见有关开国的纪念物。日本人说“开国”,并非指某一政权的建立,而是从此前的锁国状态中挣脱出来,加入国际社会。具体措施是通过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开港开市。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始于一六三三年,主要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传播以及由政府垄断情报和贸易。即使在锁国状态下,长崎仍对通信或通商的朝鲜、琉球、中国和荷兰开放;因此,那里遍地皆是的“西洋风景”,其实与开国关系不大。
第21节:忠臣贼子

第22节:大义名分

第23节:开国纪念

第24节:交价于官

第25节:教育第一

第26节:厕所文化

第27节:沟道不通

第28节:重要文化财

第29节:附记

第30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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