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逸闻趣事

莫夫开启了与双日出版社进一步合作的大门。

　　早在1949年10月，《空中卵石》出版之前，阿西莫夫就曾找过沃尔特·布莱德伯利，与他商谈另一部小说。布莱德伯利颇感兴趣，让阿西莫夫写个大纲及两个章节的样本。阿西莫夫一贯痛恨写大纲，总是尽可能地避开，但他深知，自己的写作事业已发展到了关键时刻，他得把长篇小说推销出去，而不能只向坎贝尔推荐短篇小说。他毕竟是和一家大型的国际出版社合作，所以必须按他们的规矩办事——至少暂时是这样。

　　他马上开始拟写大纲并创作章节样本，几周后就交给了布莱德伯利。布莱德伯利在一个星期内看完了样本，但不是很满意。他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并解释了拒收的原因。他认为阿西莫夫写过了头，过分的描写与过分的说明，患的是典型的“第二部小说综合症”：可以原谅第一部小说的幼稚，但不能允许在第二部小说中重犯类似的错误——阿西莫夫现在应将自己视为一名专业作家。

　　阿西莫夫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开始了第二次创作。布莱德伯利希望阿西莫夫从头开始，写出6个新章节。阿西莫夫做到了。1950年2月——《空中卵石》出版后的一个月，他的第二次创作完成了。

　　3月初，修改稿又被退了回来，仍是写过了头。这次，稿子上满是红墨水修改的痕迹，但退稿内还附了张便条，要求阿西莫夫进行第三次创作。

　　阿西莫夫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继1950年美妙的开端后，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一个被炒了鱿鱼的科幻小说家。”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记忆常青》第586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79年版。

　　4月1日，他撕毁了后来成为《繁星若尘》这部小说的第二遍文稿，开始了第三次创作。一周后，他带着新创作的第一章去见布莱德伯利。布莱德伯利觉得不错，鼓励他顺着这个思路写下去。到5月7日时，阿西莫夫接布莱德伯利的要求完成了1/3的创作，并已将成稿寄了出去。一个星期之后，他从再次给他当经济人的弗雷德·波尔那里听说，双日出版社打算出这部书，并将预付750美元。阿西莫夫松了口气——双日不仅收下了它，而且预付稿酬也比《空中卵石》的多出一半。

　　过了这一难关，一切便快速运转起来了。阿西莫夫在9月前完成了全书的创作。当时，有一份试图与《惊奇》杂志竞争的新杂志《银河科幻小说》的编辑赫瑞斯·戈尔德听说了这本书后，想在杂志上连载它，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在故事中加人另一个人物——这个人一直在寻找一份秘密文件，最后发现文件原来是部美国宪法。

　　阿西莫夫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极为精确地指出，这个情节完全不可信。故事发生在1万年后的遥远未来，在这么一个时代找到如此晦涩的一份文件的可能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谁会想要它呢？但戈尔德固执己见，并将此列为收稿条件。他甚至提议，小说在杂志上登出时加入这个情节，出书时再删掉。

　　阿西莫夫曾考虑将故事卖给坎贝尔，但那时正是坎贝尔最热衷于神秘主义的时期，《惊奇》上刊满了与戴安纳提克斯新兴伪科学有关的作品，阿西莫夫对此极为反感。结果，阿西莫夫非但没能让戈尔德带着他愚蠢的想法滚蛋而将故事卖给坎贝尔，自己反而投降了：他按戈尔德的要求添加了一段辅助情节。

　　阿西莫夫再见到布莱德伯利时，提及了戈尔德的建议。当他笑着说完这个愚蠢的想法时，令他吃惊的是，布莱德伯利却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并极力鼓动他加人小说中去。

　　后来，阿西莫夫说，《繁星若尘》是他最不喜欢的一部作品，并举出了两个原因：其一，这本书费尽周折才写成，并且也是最后一本他同意写大纲的书；其二，他一直对被迫加人寻找宪法这一辅助情节耿耿于怀。

　　当《繁星若尘》的第一期连载刊登在1950年12月的《银河》杂志上时，阿西莫夫已开始考虑他的下一部小说了。

　　与此同时，他的早期作品也开始被收集成书出版。马丁·格林伯格的高曼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了《我是机器人》，并于1951年初收下了曾发表在《惊奇》杂志上的基地故事。

　　1951年3月，阿西莫夫给沃尔特·布莱德伯利寄去了他新作中的一段章节样本。这是个关于泛银河系的精彩故事，讲的都是些阴谋，定名为《太空洪流》。布莱德伯利当即看中了样本，非常利落地替双日与阿西莫夫签定了这本书的合同。这时，他已对阿西莫夫有了充分的信心，不再要求他写提纲了。他还发现，写提纲及无休止地创作章节样本并非阿西莫夫的最佳工作方式。布莱德伯利鼓励作者发挥优点，尽量避免弱点，确实是名称职的编辑。

　　阿西莫夫将这部小说的连载权卖给了坎贝尔。令他欣慰的是，坎贝尔只要求做一些小改动。1952年4月，这部书写成后，坎贝尔买下了连载权。以一字3美分计，扣除波尔的那一份，这部70，000＄的小说给阿西莫夫带来了他所见过数目最大的一张支票——1，890美元。故事在那年晚些时候开始连载。

　　这时，阿西莫夫的创作信心大大地增加强了。到1952年初时，他已出版了4部小说——1950年的《空中卵石》。《我是机器人》，1951年的《繁星若尘》与《基地》。此外，《太空洪流》业已完成，定于12月出版。在为《幻想与科幻小说》杂志及戈尔德的《银河》杂志写作的同时，他仍继续为其他许多杂志写短篇小说，包括为坎贝尔定期供稿。他发现，创作长篇科幻小说原来很容易，于是决定尝试写点新的东西。

　　几乎就在创作《太空洪流》的同时，阿西莫夫决定尝试写一部少年科幻小说。他曾收听过《孤独的骑兵》这个广播连续剧，认为可以创作一部叫做《太空骑兵》的电视连续剧剧本。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弗雷德·波尔与沃尔特·布莱德伯利，两人均认为可行。

　　电视剧本后来不了了之，但那个想法确实促使阿西莫夫创作出了《太空骑兵》系列丛书。这些书深受青少年的欢迎，阿西莫夫也因此成了一名超越成人科幻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

　　5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创作了6部以大卫·斯塔尔为主角的太空骑兵小说。因为故事都发生在太阳系内，所以起的书名都是诸如《幸运儿斯塔尔与小行星上的海盗船》、《幸运儿斯塔尔与木星的卫星》之类的。斯塔尔最初的名字是大卫——1951年的夏天，杰特鲁德正大腹便便地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大卫，显然当时这个名字在阿西莫夫的心目中占据着显著位置。然而，当第一本书出版后，他开始创作第二本书时，他便觉得一名太空骑兵叫大卫这个名字有点太平淡了，虽然不能改个名字，但给他起了个绰号——“幸运儿”。

　　太空骑兵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是阿西莫夫唯一用笔名创作的书。我们尚不清楚他此举的动机何在，只能认为他是急于将自己的成年人作品与青少年作品分开，以免误导书迷。他希望用一个毫无特色、远不及自己真名的名字，在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用保罗·弗兰奇。后来，他意识到根本没必要起这个笔名时，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沃尔特·布莱德伯利认为《太空洪流》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写过的最出色的一本书，并且在此书于1952年夏季付印前，他就已经邀请阿西莫夫考虑为双日写第四部小说了。

　　阿西莫夫发现，他已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及作品的连载建立了一套有序的运作程序。他与高曼出版社达成了口头协议，高曼与双日将轮流出版他的作品。因此，高曼出版了《我是机器人》与基地系列，而双日则出版了其他几部小说。他与《惊奇》杂志的坎贝尔及《银河》杂志的戈尔德也签订了同样的协议，戈尔德得到了《繁星若尘》，《太空洪流》就给了坎贝尔。1952年4月，阿西莫夫找戈尔德谈创作一部新小说的打算时，提议写一部长篇机器人小说而不是短篇故事。戈尔德当即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建议阿西莫夫写一部以人类一机器人警察合作为主题的机器人侦探小说。

　　按照这一思路，阿酉莫夫创作出了《钢之洞》。这是他与双日合作的第四部小说。

　　在创作这部小说期间，阿西莫夫对高曼出版社越来越失望。阿西莫夫与马丁·格林伯格一直合作得非常愉快，但格林伯格的出版社办事效率太低，阿西莫夫渐渐对它失去了信心。1953年5月，阿西莫夫收到了基地丛书的最后一本《第二基地》的新书样本。为表祝贺，格林伯格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谈一下他们的下一步合作计划。

　　阿西莫夫觉得格林伯格这个人不错，但他知道，高曼出版社根本无法与高效的双日出版社相匹敌，如果再将自己的书交给高曼出版，简直是傻透了。阿西莫夫从不清楚高曼为他卖出了多少书，因为格林伯格从未给他看过正规的销售报表，所以也不清楚自己该得多少钱。高曼出版社账目上一团糟，只能勉强达到不出乱子的程度，并且支付给阿西莫夫酬金的方式也很不正规。在他创作事业这个阶段，他决不想涉人这滩浑水中。他告诉格林伯格，《第二基地》将是他与高曼合作的最后一本书了。

　　格林伯格很生气，指责阿西莫夫破坏了协议。其实他们的协议——在高曼与双日之间轮流出版他的小说——只适用于高曼已出版的四本书。但阿西莫夫并不急于点破这个事实，相反，他要求格林伯格提供已出版三部书的最新销售报表。格林伯格一下子傻了眼。显然，他事先并没想到要准备什么销售报表，因此只得让步。尽管发生了这么一次小龃龉，但两人并没有闹翻，阿西莫夫最终得到了应属于他的所有钱，而且也没有闹出不愉快的场面。格林伯格是个城实的商人，只是他的办事效率太低，令极富条理性、头脑清晰的阿酉莫夫大感失望。

　　有关人士均对《钢之洞》表示满意，阿西莫夫本人也以此第一部侦探小说为荣。就连戈尔德也是在稍微提出点修改建议后就给他开了一张支票。扣除波尔的佣金，此次阿西莫夫夫妇的银行帐户中又多了2，520美元的存款。

　　阿西莫夫在创作《钢之洞》的同时，也没有冷落了为杂志写作。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阿西莫夫在为成为一名长篇小说家而努力时，完全放弃了短篇小说的创作。其实，他在5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量与他专门从事流行杂志写作时期的创作不相上下。

　　1952年中期，阿西莫夫意识到，他应该尽量利用自己与双日出版社的关系，将短篇小说创作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于是，他向布莱德伯利建议，希望能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出乎他的意料，布莱德伯利马上就同意了这一想法，并让他写个样本故事。

　　阿西莫夫心中早已想好了这部专集的第一个故事。尽管他从来不是个政治积极分子，但他一直支持民主党并对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极为反感，认为这种政治势头将迅速腐蚀美国的民主制度。他决定写篇稍带点政治色彩的故事表述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于是，《火星人的方式》应运而生。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反动、强大的地球政府与一小撮火星人之间的纠葛。这些火星殖民者以清扫地球宇宙飞船的残骸为生，阿西莫夫借此讽刺了麦卡锡主义。他站在被压迫的殖民者一边，支持他们反抗地球政府极端主义迫害的斗争。

　　阿西莫夫对这个故事很满意，将它放在了《火星人的方式与其他故事》这个短篇小说集的头篇位置。但令他奇怪的是，竟从没有人来信与他探讨故事的象征意义。他后来认为，自己的讽刺一定是太微妙了。

　　阿西莫夫的小说经常遭人非议之处，就是作品鲜有女性出场。在《火星人的方式》初稿中，这一特点被发挥得淋淳尽致：故事中没有一个女性人物。当沃尔特·布莱德伯利指出这一缺陷时，阿西莫夫顺从地加写了一个次要情节，给某位火星人找了个老婆。这个人物具有典型的阿西莫夫风格，是个蛮横无礼的家庭主妇，此人塑造得过于夸张，毫无新意。

　　1953年11月，阿西莫夫在创作《钢之洞》的同时，试图构思下一部小说，但没找到灵感。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已出版了七部作品，而且还有一部正待出版。换了别的任何一位作者，可能都会对此成绩心满意足，但阿西莫夫却不是容易满足的人。有人曾告诉他，波士顿大学的图书馆藏有自1928年以来所有的《时代》杂志。阿西莫夫认为这些杂志没准能为他创作下一部作品提供点启示，便开始翻阅这些收藏，从第一期一直看到了1953年11月的最后一期，每期必读，无一挂漏。

　　由于经常光顾图书馆，馆里的工作人员便给他起了个“《时代》教授”的绰号。令人高兴的是，他的一番工夫没有白费。刚看到第二卷，也就是1928年下半年的合订本，他发现了一则小广告，很快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

　　当时，他正创览着广告栏，突然注意到有幅图形似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蘑菇云。这让他吃了一惊，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是20年代末的一本杂志啊。当然，这只是他乍眼一看时的印象，当他再仔细端详时，才发现图中所摄的是黄石国家公园里的老信徒天然喷泉。当时他便想到：如果这真的是一则用蘑菇云做的广告，那会怎样呢？它代表着什么？

　　答案在《永恒的终结》这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那就是时空旅行。

　　在此之前，阿西莫夫也曾写过关于时空旅行的作品。实际上，他写的第一个科幻短篇《宇宙之钻》讲述的就是一个时空旅行的故事。这位旅行者漫游到了未来，发现那时的地球空无一人。在《空中卵石》中，时空旅行也起了开篇作用，它将斯图瓦茨送人了芝加哥的未来世界，但那时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仅在开篇中发挥了一次作用。《永恒的终结》则不同。这是阿西莫夫首次专门讲述一个时空旅行的故事。围绕这个主题，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宇宙，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从1953年12月初到1954年2月的第一周，阿西莫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永恒的终结》这部书头稿的创作，当时它只有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他试图将这部作品卖给《银河》杂志的戈尔德，但几天内，他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退稿。戈尔德没看中这个故事，他建议阿西莫夫重新再写。阿西莫夫根本不同意他的建议，并将自己的观点如实地告诉了对方。他非但没有重写，反而将它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样本拿到了双日出版社碰运气。

　　双日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截然不同。布莱德伯利当即看中了这个故事，并与阿西莫夫签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合同。

　　自《空中卵石》起，双日给阿西莫夫的预付金就不断增多，布莱德伯利信心十足地预付了《永恒的终结》1250美元。双日正日渐注意到他的才华，这令阿西莫夫感到欢欣鼓舞。现在，他们显然已把他视为旗下较有分量的作家了。但阿西莫夫最终并没能把《永恒的终结》卖给《惊奇》、《银河》或当时的任何一家杂志。虽然戈尔德最后总算同意收下这部作品，但又宣称一年后《银河》才能刊登它。按阿西莫夫与《银河》签定的合同条款，他的作品必须在《银河》上登出后方能成书出版，这就意味着这本书必须等到一年以后才能上市。布莱德伯利没有这份耐心，与《银河》的交易也就泡汤了。

　　阿西莫夫只得回过头来找《惊奇》，但坎贝尔当时手头上的小说已泛滥成灾，也拒绝了他。结果，阿西莫夫的这部小说未曾连载就出版了，使他蒙受了近3000美元的损失。

　　在我看来，《永恒的终结》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所创作的最完整、最精彩的小说。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几乎都缺少一个元素——爱情。

　　尽管阿西莫夫风流成性并且在多年以后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众情人与偷情老手，但直到70年代创作《诸神》前，他似乎一直不好意思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性或浪漫场面。在《永恒的终结》中，这种模式几乎完全被打破。我说“几乎完全”是因为故事情节虽围绕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展开，但其中唯一的“性场面”却令人大失所望。

　　当杰特鲁德听说艾萨克的最新小说中有一段“性场面”的描写时，曾兴奋地要求拜读一下。但读完后，她看着丈夫说：“你不是说有段性场面的描写吗？我怎么没看到呢？”她又重看了一遍，当读到以下这段描写时，她笑了：

　　　　……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突然间，他不

　　在乎了。他全身像着了火一般。他笨拙地张开双

　　臂，摸索着。她没有反抗，只是与他熔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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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永恒的终结》第56页，黑豹出版社1959年版。首版于1955年，纽约双日出版社。

　　“哪儿是床上戏呢？”她问。

　　“你刚看完。”阿西莫夫面红耳赤地回答道。

　　从这段小插曲中，我们看不出阿西莫夫的破绽，却对杰特鲁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果真如阿西莫夫再三向朋友们申述的那样（杰特鲁德死后，他就公开向读者们申述了），杰特鲁德对性生活没有一丁点儿兴趣，那么，她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永恒的终结》中的性场面呢？也许只是她对丈夫在从事写作数年后，终于触及到这个主题感到好奇吧，但仍存在一个问题：阿西莫夫夫妇之间的性生活不和谐，是否应该完全归咎于杰特鲁德呢？毕竟，我们只有阿西莫夫的一面之词，他自称在第一次偷情后才发现自己是名猛男。他当然会这么说。阿西莫夫能为自己辩护，而我们却只能臆测杰特鲁德的心思。一方面，阿西莫夫自称在婚姻关系之外才真正找到了性爱，而另一方面，他却从未能在作品中展示其应有的描写诱惑场面的天才。对此我们绞尽脑汁，仍百思不得其解。杰特鲁德从未解释过此事，也未留下任何有关的文字记载，所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事实的真相。

　　如果撇开阿西莫夫蹩脚的性虚构不谈（“与他熔为一体”，他真是太科学太客观了，而且天知道“摸索着”是什么意思），那么《永恒的终结》则具备了一部流行小说所必须具备的其他一切元素。它拥有构思巧妙、令人信服的情节，极富冒险、充满悬念，并且读者很快便被吸引到主人公一边，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善良、正直或申张正义，这些在阿西莫夫的许多小说中是常见的，而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

　　故事围绕着主人公安德鲁·哈兰展开。哈兰生活在永恒之境——时空之外的“无时之地”，时空旅行者们，即‘永恒者”就在此生活、工作。永恒之境的宗旨及永恒者们的工作，就是监视人类历史并及时进行修正，使其沿着他们认为最合适的轨道发展。永恒者们漫游到各个不同的时代，对历史进行微妙的修改，以使未来完全符合他们的远大计划。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抵抗，永恒者们将人类历史停滞在了永远不能探索太空并将最终灭亡的阶段，这自然惹出了麻烦。这些永恒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造成的破坏，甚至还自认为干了件好事。他们将全力以赴地维持这种社会状态——毁灭生命、破坏伟大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使夫妻不能结合、涂炭生灵、使生命不能降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所认为的更伟大的完善。

　　读者不久就能发现，这是个彻底腐败的制度。同时，永恒之境这么个庞然大物显然又是不可推翻的。在阿西莫夫的笔下，惟有爱情的力量，才能使人类返回正常进化的轨道。美丽的诺伊丝·兰本特出场了。她并非永恒者，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一个“时限者”。尽管永恒者与时限者间严禁发生个人关系，哈兰还是爱上诺伊丝。这就是故事的核心。

　　诺伊丝将被卷入一场现实的演变中，这是永恒者们为使现实符合他们的计划而进行的一次再安排。哈兰发现，如果这一演变发生，诺伊丝将不复存在。他自然被这个念头惊呆了，于是决定干扰永恒之境的计划，挽救他的爱情。

　　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了解到永恒者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我们发现，24世纪一位名叫维克科·麦兰肖恩的科学家发明了“临时场”，首次创造了时空旅行。这被认为是人类原始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英雄哈兰碰巧是位研究原始历史的专家，他发现了一个反论，认为麦兰肖恩不可能研制出“临时场”，因为研制工作中所必须的数学直到27世纪才能发明出来。

　　在得出此结论的同时，哈兰接受了一项任务，教导一名新加人的永恒者，一个“无知”的年轻人。这是个刚出场的人物，叫布林斯利·库柏，生于78世纪。哈兰的工作是教授他原始历史——他的老本行。不久，哈兰开始收集线索，但得出的结论不对。他意识到，必须教会库柏原始历史，让他返回24世纪去教会麦兰肖思创造永恒之境所必需的27世纪的数学。换言之，永恒之境这个能让人飞越数万个世纪的巍巍大厦是建立在一个反论的基础上的。

　　随着故事的发展，诺伊丝与哈兰的关系也更加复杂。我们发现，哈兰的理论在一个关键的细节上出了错。他根本不用教库柏原始历史以便其去教麦兰肖恩数学：库柏就是麦兰肖恩。

　　我们很快了解到，库柏确实生于78世纪，但他被送回到了24世纪，并在那儿遇见了麦兰肖恩。哈兰竭尽全力想教会库柏时空旅行的原理，但库柏尚未学会，麦兰肖恩便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库柏无法返回自己的世纪了，情急之下，他便假冒成了麦兰肖恩，最后终于亲自创造了时空旅行。但是，哈兰、库柏、麦兰肖恩及包括被牵连在内的诺伊丝·兰本特和整个永恒之境，都处在一个不能被打破的时空循环之中。哈兰必须继续教库柏历史，库柏必须及时返回24世纪，发明时空旅行，从而创造出永恒之境，而哈兰出生就是为了教库柏，库柏又得及时返回……

　　不用说，是诺伊丝·兰本特的介入，才打破了循环。结果，库柏却被送到了错误的世纪，永恒之境将面临着不复存在的威胁。

　　而后，哈兰与读者一道从故事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超级计算机兰本·忒塞尔那里了解到了有关时空循环的一切。计算机做出决定，在库柏走错地方后，哈兰必须千方百计地找到他，并修正他的错误，这是永恒之境继续存在的唯一机会。哈兰同意了这个决定，但有一个条件：诺伊丝必须与他同行，且任务一旦完成，他们就能生活在一起。忒塞尔别无选择，只能答应他的条件。于是，哈兰和诺伊丝两人启程奔赴原始时代，寻找迷失在某处的库柏。

　　他们将库柏误人的时间缩小到了20世纪的前1/3。哈兰很快意识到，只能通过查找他专门收集的20世纪的杂志，才能找到库柏的具体下落。

　　这样，我们绕了一大圈，才看到阿西莫夫创作这部小说时所获得的启示。哈兰用了数周的时间查阅他收集的庞大收藏，企图找到点线索。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一则广告：

　　ALL THE

　　TALK

　　OF THE

　　MARKET

　　这则广告不仅每行的每一个字母由上而下连起来组成了原子弹（ATOM）这个词，而且在整个广告的边上还画了一个——你肯定猜到了——一形似蘑菇云的圈子：这才真正泄露了秘密。

　　这时，故事已接近尾声，但这里还有一个情节。哈兰带着诺伊丝去找库柏，他们来到了1932年，根本不见库柏的踪影。正当此时，哈兰突然给诺伊丝来了个袭击。他推断出，诺伊丝来自更为遥远的“超时”，这是永恒之境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那里的居住者与永恒者们不相往来，也不允许他们进人那个时空。哈兰认为，诺伊丝的目的自始至终就是要毁灭永恒之境。尽管他很爱她，但他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他决定杀死诺伊丝。

　　阿西莫夫自然给我们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哈兰这次又出了点小差错。诺伊丝确实来自遥远的时空，那儿的人们也确实想毁灭永恒之境，认为这是最终消灭人类的关键。在他们看来，由于过份的小心，人类永远不会有所创新，最终将窒息在自己单一、枯竭的世界中——这与在基地丛书及其“帝国”小说中起基石作用的银河帝国的构想截然不同。

　　当然，诺伊丝说服了哈兰，不再管库柏。库怕被困在麦兰肖恩出生前300年的时代里，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根本不可能创造永恒之境。按照时光的本质，哈兰刚一决定不杀诺伊丝并与她一起留在20世纪，永恒之境立即消失了，只留下了男女主人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个永恒之境尚未被创造出来的时代里。

　　许多评论家认为，《永恒的终结》是阿西莫夫所创作的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一部。这部小说完成后不久，阿西莫夫便开始创作《钢之洞》的续篇《赤裸的太阳》。该书于1957年出版时，《永恒的终结》已出版了两年。

　　《赤裸的太阳》的出版标志着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创作生涯中长达14年之久的停笔时期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只出版过一本少年科幻小说（《幸运儿斯塔尔与土星之环》，1958年）及1966年将剧本《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

　　除去晚年创作的几部作品《诸神》和两部机器人侦探小说及另四部的基地系列，此章提及的几本书构成了阿西莫夫的长篇科幻小说全集。这些书至今仍畅销不衰。在过去的40年中，阿西莫夫的小说发行过多种版本，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销售量大得惊人。《空中卵石》在上市的前18个月中．就已卖出了13，000多册精装本。

　　在生命的最后10年，阿西莫夫重又返回到科幻小说文坛。虽然此间创作的几部书销售业绩都很一般，但他先前的11部重要作品（包括前三部基地系列和前两部机器人专集）数十年来却一直畅销全球。正是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早在1950年，坎贝尔就已经称赞阿西莫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之一”。①1974年，书评家小约瑟夫·帕侨奇称：“对许多人来说，艾萨克·阿西莫夫这个名字就是科幻小说的代名词。”②

　　①《记忆常青》613页。

　　②小约瑟夫·帕侨奇：《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纽约双日出版社1974年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阿西莫夫50年代的小说如此受欢迎呢？许多人对阿西莫夫的众多作品提出过口头批评，说他的故事太冗长、人物呆板、对话太多、动作太少、有时故事根本就不可信。然而，尽管如此——确实，所有这些不足在不同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阿西莫夫的小说仍然卖得不错，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热心书迷。从《基地》问世至今，科幻小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不论从商业角度，还是从在书迷们心中的地位来看，克拉克、亨纳恩、赫伯特等老将们仍在该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其中阿西莫夫无疑是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阿西莫夫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具有罕见的讲故事的天才。他的故事情节虽然错综复杂但完全可信，运用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的技巧更是无人能及。但阿西莫夫最具特色之处，还在于他创造另一个世界的高超技艺，并且这个世界能够科学地自圆其说，富有逻辑性，引人入胜。

　　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通常都是些肤浅之作，构思简单。随便，惟有《夜幕》与几篇机器人短篇例外——基于机器人定律这一宏大构想之上的机器人故事当然不会是平庸之作。

　　在其最优秀的小说中，阿西莫夫创造了一种完美的故事节奏，他一步步地推进着情节的发展，犹如在由浅人深地解释一个科学原理。他的书面表达能力也很强，使读者立即就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并被他深深吸引。

　　有一位记者这么评价阿西莫夫的写作风格：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写作风格如此与众不同？

　　让我来告诉你，那时因为他是在与你聊天，而不是

　　对你说教。他就在客厅里，坐在沙发上，喝着一杯

　　晚餐剩下的咖啡。他只是顺便进来打个招呼。他

　　是一个老朋友，一个能聆听你心声的人。你知道，

　　他就是那种人，握手很有劲，笑起来满脸相子，但

　　很亲切。①

　　①萨尔玛·杰曼门：《萨尔玛的通思》，摘自《波士顿环球邮报》？

　　当然，阿西莫夫的作品有的也很平庸，有些甚至还很愚蠢。在描述人物不同的说话方式方面，其能力之差无人能及。别的作家在形容人说话时从未用过那么多的副词——从“尖叫地”一直到“低沉地”。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错误（他一直到老似乎都没能将这些错误改正过来，1993年出版《基地在前进》中，类似的副词用法随处可见），阿西莫夫仍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他讲故事的那种古老风格及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亲切，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论故事情节多么只重技术和缺少人气，读者还是一下子就被他创造的世界深深吸引住了。

　　正如他从未真正提高过英语水平一样，阿西莫夫也从未丧失过自己强有力的表达能力。有趣的是，编辑们似乎也认为，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无须去挑阿西莫夫的毛病，所以一些错误的语法也被故意保留了下来。他们认为，一旦改正了这些错误，阿西莫夫的许多小说就不再是“阿西莫夫式”的了。

　　在其创作能力达到顶峰时，阿西莫夫成功地将一部小说的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永恒的终结》代表着他创作的最高点，但他在1954年创作这部作品时，就已经意识到，自他18岁开始写作以来，一直源源不断的科幻小说创作灵感正在迅速地枯竭。

　　幸亏他还有其他的写作天赋。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科幻小说领域退出后，他又开始了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的探索。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九章　传奇的离婚经历

第九章　传奇的离婚经历

　　自他在郊外家中的顶楼办公室中安置下来，成为一名专职作家的第一天起，阿西莫夫就开始为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而奋斗。据他的日记记载，那一天是1958年7月1日。从那时起，他不断地进步着。

　　60年代，阿西莫夫创作的小说极少，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者和公众演说家。

　　早在1957年，阿西莫夫就加人了由一位名为哈里·沃克的企业家开办的一家小机构。该机构专为东海岸的各处会议提供演说家。加人这一机构没几天，阿西莫夫便有了第一次的演说机会，地点是在距波士顿几英里的一个地方，报酬为70美元。

　　阿西莫夫喜欢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扮演就餐后演说家的角色或讲授科普知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成名的另一条途径，并能增加收人。他的公众形象非但不会影响书的销售，反而可能有助于提高他在出版界的声望。

　　他在哈里·沃克那里没干多久。在离开波士顿学院前也就是在1959年的初春，他就与哈里·沃克分道扬镳了——有一次，阿西莫夫以为让他就空间探索发表一次演讲，结果被众人当成了笑料。那个晚上的演讲是一次惨败，结果使得阿西莫夫马上就终止了与该机构的所有合同。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演说事业。他已在波士顿地区颇有名气，有时甚至到纽约或宾夕法尼亚去发表演讲。50年代末，他每演讲一次就能获得500美元的酬金，并且不用给任何机构交纳佣金。而那时，他成为专业作家才一年多。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每一位当时活着的成年人都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时自己在干什么。多亏了公共演说事业，阿西莫夫直到多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在哪里。1963年11月22日，他应邀到纽约演讲。当听到从达拉斯传来的噩耗时，他和主办人都认为当晚不会有人来了。阿西莫夫甚至提出不要报酬了，准备回家。主办人建议他等等看。结果，出乎意料，晚上7点半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还进不了场——看来人人都想出来排遣一下心中的悲痛。

　　阿西莫夫在演说开始时说，他本来是打算做一次轻松点的演说，但因为发生了枪击事件，他觉得自己应该讲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当发现人群中有些骚动时，他意识到他们真正想听的是一次轻松的演说，马上改变了主意，开始了他所擅长的半开玩笑式的演讲。这正是听众所需要的。数年后，阿西莫夫回忆起来时，仍认为那天晚上的演讲是化解当天悲痛的一剂良药。

　　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每月平均做二至三个演讲，每次固定收费1000美元。当他到纽约去演讲时，顺便也去拜访了出版商。他称这种拜访为“例行巡视”。

　　在这一段的创作中，阿西莫夫一头扎人了非小说类作品。偶尔写的小故事，均成了科幻杂志的抢手货，并且在《狂想与科幻小说》杂志上开辟有固定的专栏。

　　在纽约，阿西莫夫最亲密的同事与朋友是双日出版社的沃尔特·布莱德伯利及在他1964年辞职后的继任者拉利·阿什米德。阿什米德后来在促进阿西莫夫与双日出版社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两人的私交也甚密切。

　　阿什米德愉快地记得他第一次遇见阿西莫夫时的情景。1961年，他还是双日出版社一名年轻的实习编辑。在他上班的第一周，上司交给他一份阿西莫夫的文稿《生活与精力》，让他看一遍，如需改动就写信与作者商讨。于是，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毕业生怀着满腔的热情给阿西莫夫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几天后，阿西莫夫打电话到编辑部找阿什米德，两人约定在阿西莫夫下次来纽约时见面。一周后，阿西莫夫来到了阿什米德的办公室，花了半个小时使这位编辑认识到，自己信中提出的76点意见是错误的。阿什米德回忆道：“他指正我的错误时是那么的幽雅大度而又谦恭有礼，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在此之后的14年中，两人合作了44本书，直到1975年阿什米德离开双日出版社。

　　阿西莫夫是个很受欢迎的人。在他有生之年的熟人。朋友不计其数，还有少数几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私交。除拉利·阿什米德与沃尔特·布莱德伯利是出版界的编辑外，其他的密友都是科幻小说界与科学界的同仁。在他20多岁、30岁刚出头时，他最密切的朋友是约翰·坎贝尔、多森教授与罗伯特·亨纳恩；但到了后来，阿西莫夫疏远了坎贝尔，也极少见到昔日导师多森，就连亨纳恩也只是在一些会议上偶尔遇到。

　　自60年代起，阿西莫夫最亲密的朋友是：作家哈兰·艾利林、本·波瓦与拉斯特·戴尔雷，编辑朱迪·林·戴尔琳，宇航员卡尔·萨岗，诗人马丁·格林伯格与拉利·阿什米德。阿西莫夫与其中的每一位都保持着自然、轻松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时创作的一些小笑话往往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在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阿西莫夫与艾利森的双人表演尤为受欢迎。每逢这种场合，他们至少得留下一两句“经典名言”，或者为与会的书迷与朋友们表演一番“唇枪舌剑”。如果没有他们的表演，整个聚会就会像缺了点什么。

　　有时候，两人之间这种玩笑式的尖酸与谩骂如此地激烈，致使有些书迷在离开后竟误以为两人是死对头。实际上，正是因为两人彼此爱护，互相深知，他们才能表演得如此生动形象，逼真传神。

　　哈兰·艾利森被认为是60年代中期在科幻小说新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家之一。他是个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的人，在其大部分的写作生涯中，他专门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其中有获奖作品《我没有嘴，但我必须喊》与《向世界之心呼喊爱的野兽》。他是个外向的人，思维敏捷，言语尖刻，喜欢在聚会上成为众人的焦点。1953年，在宾夕法尼亚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两人初次相遇。

　　艾利森为他们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当时，艾利森羞怯地走到阿西莫夫面前，问：

　　“先生，您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吧？”

　　“是的，年轻人。”阿西莫夫答到。

　　“真的？您就是伟大的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阿西莫夫高兴地笑了，“我就是。”

　　“我的天，别开玩笑了。您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

　　“哦，我以为你是个——”这时艾利森的声音突然充满了轻蔑，“无名小卒！”

　　有那么一会儿，阿西莫夫完全惊呆了，但接着便听到了周围的人发出的哄堂大笑，才意识到对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一段美好的友谊就这么开始了。

　　据他所知，艾利森惟有一次是被别人沾了便宜，这便成了阿西莫夫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不能肯定这个故事是真的，但他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有一次，在一个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艾利森走近一位美女，摆出他最具男子汉气概的姿势，问：“咱们玩玩，你意下如何？”美女立即答道：“你好，小混蛋！”①

　　①原文“What would you say to a little fuck？”，也可理解为一你会对一个小混蛋说点什么呢”，于是，女士回答说：“你好，小混蛋（Hello，little fuck）。”——译注，

　　阿西莫夫喜欢与聪明的人交朋友。他曾声称，他只见过两位比他更聪明的人，真是典型的“阿西莫夫式”的大言不惭。这两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一位是人工智能专家马尔文·明斯基，另一位是宇航员卡尔·萨岗。在与阿西莫夫相处时，萨岗总爱提及阿西莫夫的上述言论，尽情取笑。一次，阿西莫夫对这种反复提醒实在是不耐烦了，便假装生气地对宇航员说：“卡尔，我可能说过你比我聪明，但我可没说过你更有天赋。”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302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有人说，艾萨克与他唯一的儿子大卫之间没能建立起正常的父子关系。从阿西莫夫本人的文字记录及言论看，他显然宠爱罗宾，很少谈到或写到儿子。与这家人关系密切的朋友们认为，艾萨克认为自己的儿子智力低下，过于平庸，有损于他这位全球闻名的学者和作家的脸面。

　　父子俩后来很少见面。显然，艾萨克与儿子的关系远不如他与父亲朱达·阿西莫夫相处得那么融洽。有人说，大卫从未有过固定的工作，也从未对传统的生活感兴趣。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加利福尼亚，除罗宾外，几乎与家人没什么来往。阿西莫夫的朋友说，艾萨克不断应儿子的要求给他寄钱，一直持续到1992年他逝世为止，却从未要求儿子还过一分钱。这种慷慨之举是否代表了他姗姗来迟的内疚感？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探讨。他如此心甘情愿地资助儿子，似乎有背于他自己的责任意识，并且也与他自己相对艰苦的童年有所抵触。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糖果店里打工度过的。对他此举最可能成立的解释是，他学会了接受儿子的性格，并且很高兴与他保持距离。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也许是这么考虑的，他付钱给大卫是为了让他躲远点儿。#p#分页标题#e#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暴露了艾萨克性格中更为阴暗的一面，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缺乏自信。他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儿子。我曾在别处写过，艾萨克的这种态度，尤其是对待女人的态度，是他内心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必须与他认为是个失败者的儿子保持距离，可能是他这种心态的又一表现。大卫本人不希望与家人有过多的牵扯，但人尽皆右，艾萨克对这种安排也确实很满意。

　　60年代中期，艾萨克离开杰特鲁德与孩子们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从未离开过大长时间，最多一个星期，但因为接受的演讲不断增多，他经常不在波士顿，也经常去纽约的出版社，并到全国各地参加科幻小说聚会。

　　艾萨克不喜欢旅行，并且不管事情有多急、多重要，他从不乘坐飞机去办事。唯有在军队中服役时，他有过一次乘飞机的经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乘飞机旅行。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参加在波士顿方圆二三百公里外举行的科幻小说聚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法与某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和同事见面。

　　多年后，好莱坞曾多次邀请他任电影顾问写电影剧本，但因为他痛恨飞行，不得不谢绝这些赚钱的买卖。同时，他也因此无法去拜访远方的密友。自他的双亲于60年代末迁居佛罗里达前，他一直没能去探望他们，直到1969年他父亲去世。罗宾去佛蒙特上大学时，艾萨克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去那里看望她。固此，家庭生活的一切都必须优先考虑艾萨克的这一飞行恐惧症。罗宾上大学后，他不认为“我只要逼着自己坐飞机就行了”，而是想“我见不到罗宾了，除非她来波士顿看我”。

　　由于经常不在家，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开始疏远。早在60年代中，杰特鲁德就怀疑艾萨克在纽约有个女人了。这种疑虑与日俱增。实际上，他当时与众多女人有着婚外关系。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艾萨克只与送上门来的约10％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

　　事实很简单，艾萨克既有机会又有动机。随著名望的提高，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不缺女人。她们都愿意与他这位著名的、成功而又富有的知识分子上床。阿西莫夫曾尝试过背叛的禁果，发现性生活其实远不像他婚姻中的那么苍白。他是个风流成性的情场老手，只要有机会，他从不会放弃。

　　显然，艾萨克继续千方百计地欺骗着杰特鲁德。朋友们说，她的怀疑不时地爆发出来，但只要阿西莫夫让她相信自己并没有背着她图谋不轨时，她又平静了。

　　60年代中期，因为要赶写接手的大量作品，艾萨克的压力不断增大，他热爱写作超过了其他一切，并以此为乐。写作意味着赚钱，但这还是次要的，如果出版社的合同项目很精彩，他便无法拒绝了。他写作的速度很快，而且多才多艺，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任何作品几乎都能自动卖出。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完全被工作淹没了，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正如阿西莫夫本人在其第一百本书《作品100》的引言中写的：

　　　　给一位写作成瘾的作家当老婆，这种命运比

　　死还悲惨。因为你的丈夫虽然身在家中，却经常

　　魂不守舍。再没有比这种结合更悲惨的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主部分第16页，波士顿率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尽管艾萨克宠受罗宾，但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不喜欢旅行并痛恨被人从打字机边拽开去度假。即便当他同意与家人去度假时，他也总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陆路旅行；第二，他们进行太阳浴或观光时，必须让他工作。

　　不难想象，在整个60年代，随着婚姻的破裂，杰特鲁德一定是越来越失望了。一方面，事实明摆着，丈夫在外面至少有一个女人，尽管他坚决否认；另一方面，一家人并没有享受到艾萨克的成功所带来的回报，他们也没有搬到更繁华的街区，住更宽敞的房子。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一家已经非常富裕了。艾萨克每年都能赚10万美元。他们的存款至少有25万，但他们仍住在波士顿一个极为普通的郊区住宅区中的一套一般家庭住宅里，并且从未出国旅行过。

　　尽管杰特鲁德不断提出抱怨，艾萨克仍拒绝搬到波士顿别的地方。早在60年代初，在他离开波士顿学院不久，他就已经对这个城市感到厌烦了，只迫切想搬回纽约。他是在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只有在那里，他才真正觉得是到家了。况且，一旦已在西纽顿舒适的楼顶办公室安顿下来，他就不想再挪地方了。他不愿意仅仅为了搬到波士顿的另一个地方而移动他的书房及那些正在创作的文稿。

　　杰特鲁德沮丧极了。他们应该住更大的房子。她想扮演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富人及名流们来往，实现每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贫穷移民都曾做过的美梦但这梦想却一直都未能成真。杰特鲁德所能享受的只是照顾孩子们，而艾萨克则去参加各种聚会和会议，并与她所能想象到的至少一个女人鬼混。

　　这对夫妻在60年代中似乎达成了一份无言的协议，同意在孩子们长大成人能照自己后再离婚。同时，他们还将维持是幸福一对的表面现象，仍住在西纽顿。只要不搬家，杰特鲁德可尽情享受条件许可范围内的一些小奢侈。他们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很多朋友，艾萨克尽可能频繁地与他们联系。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让杰特鲁德高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许多对他越来越重要的友谊。

　　除了在60年代末那次彻底毁灭他们婚姻的恶战外，1965年夏到1966年春是两人关系最为恶劣的一段时期，当时阿西莫夫正在创作《神奇的旅程》。

　　这一事件是由1965年4月班腾图书公司的一个请求引起的。该公司获得了将好莱坞影片《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权力。这部影片当时正在制作中，他们提出以5000美元的价格，请阿西莫夫将剧本改编成小说。阿西莫夫自然拒绝了。班腾公司再三请他重新考虑，并提出见面深谈。阿西莫夫最后同意与他们一块吃顿饭，谈谈此事。

　　在餐桌上，班腾派来的代表提高了稿酬，甚至考虑给阿西莫夫版税的可能性。吃完饭时，阿西莫夫至少同意了看一眼剧本。

　　《神奇的旅程》是关于一台能将物体缩小的机器的故事。因为使用这种机器，一艘潜艇及船员都被注射进一位患者的身体内部，开始了船员们在人体内的探险历程。他们缩小成微型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时间一到，机器就会产生反作用，潜艇便要恢复原形。自然，如果他们不想把续局搞得一塌糊涂，就必须在时限之前离开患者体内。

　　在理论上，这是个很好的构思，但当阿西莫夫看到剧本时，却发现情节中有许多致命的错误。其中最糟的莫过于当微型潜艇上的船员逃离患者体内后，潜艇却留在了那里。阿西莫夫明确指出，潜艇恢复原形将使患者丧生，但好莱坞的剧作家却争辩说潜艇将被白血细胞消化掉。对此，阿西莫夫称，白血细胞不能消化金属，就算真的可以，构成潜艇的单个原子也会扩大，给患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阿西莫夫错就错在看完剧本后，尽管这个故事缺乏科学性，但他却很喜欢它并且不想让别人将它改编成小说。他后来大言不惭地声称，他认为别人都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最后，他对制片商和班腾公司说，如果让他在书的结尾将潜艇从患者体内处理出来，他就同意合作。他们同意。此外，他还声明，好莱坞可以随便改动电影，但不能对这部小说指手画脚。

　　朋友们说，阿西莫夫与班腾及好莱坞最终达成这笔交易非常赚钱，给他带来了远不止5，000美元的收益。尽管如此，阿西莫夫还是很痛恨这个项目。在长达一年的小说创作及电影制作过程中，他不停地与制片人及原剧本作者发生争执。当然，他不愿旅行，因此也不能去好莱坞据理力争，只能通过第三者或电话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且，因为是在改编别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很压抑。

　　书出版后，电影也终于上映了，但影片前端所列的姓名表中，根本没有阿西莫夫的名字。好莱坞甚至还拒绝了原先达成的将此故事在《幻想与科幻故事》杂志上连载的交易。他们认为杂志社出的钱太少，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当时阿西莫夫正在此杂志上发表专栏作品，这个交易就是他给牵的线。这令他大光其火。几周后，他又得知原剧作者与《周六晚间邮报》做了笔好买卖，这家报纸出多少钱购买连载权虽未透露，但据说数额巨大，这更令阿西莫夫感到没面子。但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人家合情合理地给了他一笔钱。

　　总而言之，从经济角度来看，《神奇的旅程》这个项目还是收益颇丰的，但对阿西莫夫本人而言，却使他觉得有一科极为受挫的感觉，有时甚至觉得受了侮辱。朋友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艾萨克有过像那个时期那么坏的脾气。这显然极大地影响了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使得全家人都惴惴不安。艾萨克花许多时间在纽约改编小说，杰特鲁德对其不忠的怀疑也达到了顶峰。

　　阿西莫夫夫妇勉强维持着他们的关系。艾萨克从写作中及好友那里寻找安慰。但在60年代里，他生活中真正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珍尼特·杰弗逊。正是这个女人，在他与杰特鲁德彻底决裂后，帮助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1956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迷聚会上，艾萨克初次遇见了珍尼特。她是个科幻小说的老书迷，并认为是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结束》使她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与许多后来成为情人甚至有时成为终生伴侣的人不同，珍尼特与艾萨克并没有在初次见面中撞出火花。

　　1957年，艾萨克说，自己根本记不清两人初遇时的情景了，但这正可能是他选择记忆的一个例子——他经常吹嘘自己有一流的记忆力。而珍尼特则记得，第一次相遇时，艾萨克简直有点令人讨厌。

　　当时，她递过一本《基地与帝国》请他签名，他在书的扉页上龙飞凤舞地签上了大名，甚至没抬头看她一眼，就问她是干什么的。珍尼特答道：“我是个心理学家。”

　　“好极了，”阿西莫夫马上接口说，“咱们上床吧。”①

　　①《欢乐永存》第66页。

　　珍尼特“啪”地合上书，转身就走了。这以后许多年，她都一直认为阿西莫夫不过是个卑劣的下流胚，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他。

　　艾萨克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次在珍尼特身上碰了壁。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却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罢了，即便是他的非礼往往招致反面效应。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

　　“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这次他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顿，长了点儿记性，以后再没拧过她的屁股，但这并不妨碍他去拧其他女人的屁股。

　　一位纽约的编辑回忆到，早在50年代早期，他在双日出版社的秘书中就已享有“千手男人”的称号。

　　尽管如此，阿西莫夫仍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情场老手，任何稍有姿色的女人，他都能游刃有余地与之调情，并为此深感自豪，有一次，一位侍者问他是不是意大利人，他答道：“和女人在一起时才是。”

　　阿西莫夫怎么会这样呢？一些人认为在他轻浮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颗缺乏自信的心。他很有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这个相貌平庸的名人看上去对女人更有吸引力，而处心积虑地扮演舞男这个不合适的角色。他显然是在20岁出头初遇杰特鲁德时发现这一公式的，并意识到了调。情的力量。在他名利双收后，他根本没必要再这么做，但多年以来习惯于伪装的一面已成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想抛弃已没那么容易了。另外，从50年代初，阿西莫夫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性生活方面。他被拒绝的次数可能要比被接受的次数多，也可能因此令许多女人义愤填膺；但如果他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所提供的证词是真实的，那么，他的战果也是够辉煌的。

　　当艾萨克与珍尼特开始接触时，他们的关系似乎是建立在一种真正的友谊上的。自那次初遇后，他们有两年半时间没见过面。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神秘作家协会举行的晚宴上，他们又相遇了。这一次还是在纽约。

　　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开心。艾萨克告诉珍尼特，他对他们的初次相遇没有一点儿印象，并且在多年后把自己在1956年初遇到的那次无理归咎于肾结石造成的疼痛。肾结石造成的痛苦确实陪伴了他一生，并使他多次住院。

　　第二次见面时，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彼此情趣相投，整个晚上都在一起，顾不上理睬别的客人，这个晚上结束时，艾萨克甚至握住了珍尼特的手，而她也没有不快的表示。

　　60年代，两人的爱情还是纯柏拉图式的。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互相扶持着度过难关。珍尼特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学识丰富，喜欢自然与历史，精通文学与神学。艾萨克难以相信自己的好运，竟能找到这么位女性朋友，聪明灵敏，善解人意、与她在一起时，他总倾吐自己的心声。一旦他摘下了令人讨厌的假面具，与她正经地交谈时，珍尼特完全被他吸引住了。相比之下，杰特鲁德没有一点儿学术气质，尽管她也很聪明和擅长交际，但却对任何与知识有关的东西缺乏悟性。艾萨克除了与她谈谈家庭琐事外，从未能再谈点儿别的东西。新婚之初，他被杰特鲁德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没有考虑到两人的关系缺乏坚实的基础。

　　40年代初，艾萨克曾认为年轻的杰特鲁德酷似奥丽维亚·德·哈维兰。珍尼特虽不具备杰特鲁德年轻时的美貌，但艾萨克认为她拥有许多令人想往的气质，而这正是杰特鲁德所缺乏的。另外，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婚姻几乎是一场无性生活的婚姻，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到了何等岌岌可危的地步。

　　岁月催人老，艾萨克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还日益发福了。可笑的是，这竟然使他平添了一副令许多女人都喜欢的小笨熊模样。她们往往将他视为无恶意的玩具熊，而那些与这只玩具熊做爱的女人常觉得他很顺从。战争时期，杰特鲁德身材苗条，但35岁时她也开始发胖，到40岁时已经是个大胖子了。

　　杰特鲁德有抽烟的习惯，艾萨克则痛恨抽烟，由此滋生出了他们婚姻中更大的麻烦。无论他说什么都没能劝她把烟戒掉。艾萨克越发认为杰特鲁德的这种态度是她不再爱他的表现。他理论道，如果她不能放弃那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那么是她根本不在乎他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将艾萨克对此事的愤怒理解为他企图以此为借口将婚姻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杰特鲁德。不论她是否抽烟，事实上他才是背叛者，而他以为杰特鲁德不能戒烟就是不再爱他的标志，这种想法只能表明他的幼稚。在西纽顿的家中，杰特鲁德并不快乐，她希望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过更充实的生活。她不能改掉一个终生养成的习惯，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由此我们大概能看出，杰特鲁德至少已从下意识里认识到了丈夫的不忠，从而将这点习惯视为了她生活中的最后一丝自由，除此之外，均是丈夫的意愿和决策主宰着生活中的一切。

　　然而，艾萨克确实对家中经常有股弥漫不去的烟味痛恨万分，烟味甚至蹿到了顶楼他的私人禁地中。尽管他应该对此习以为常，或者把它作为妻子的一个小缺点而接受下来，但事实却在那明摆着，珍尼特就不抽烟，而且与艾萨克一样憎恶这一习惯。如果杰特鲁德是借此来展示其最后一点个性的话，她最终将引火烧身。

　　形势显然已对她很不利，但杰特鲁德还蒙在鼓里。艾萨克与珍尼特对生活中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都有着相同的见解——政治、音乐、食物、科幻小说，甚至珍尼特比艾萨克还更喜欢文学。她看过许多现代与古典小说，而阿西莫夫则没看过多少现代文学作品。

　　珍尼特有点健康狂的倾向，艾萨克对此则无甚兴趣；珍尼特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而艾萨克则从来不关心自己吃什么，只要好吃就行。在其他方面，两人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心中有数。和她在一起，艾萨克就不用再扮成意大利人；有她在身边，他就有了安全感。他们的友谊源自于感情与智力上的依托和支持。

　　尽管两人如此投缘，但珍尼特与艾萨克很少见面。他去纽约时才去找她。两人更多地是在聚会与会议上碰头。珍尼特的弟弟约翰在波士顿学院学医，有时她也去波士顿。每逢此时，两人便一块儿吃饭、聊天。

　　1969年8月，阿西莫夫的家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如阿西莫夫所形容的那样——在那个月中，“一切都土崩瓦解”①

　　①《欢乐永存》第498页。

　　当年夏天，杰特鲁德决定带罗宾去英国度假。她已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发发可危。那时，大卫已经18岁，正上高中，罗宾也14岁了。事‘请已经很明了，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这段婚姻将很难维持到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到国外旅行，分开一段时间可能有利于他们勉强凑合著继续维持下去。

　　杰特鲁德与罗宾于1969年8月2日一起起程，艾萨克便立即投入了新的创作，这部书命名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倒颇具有讽刺意味。

　　艾萨克又一次从写作中得到了安慰。他非常清楚这种反应，并多次把它当作保护伞。毫无疑问，当他与杰特鲁德之间出现问题时，他通常是逃到打字机边而不是勇敢地面对问题。而杰特鲁德的避难所则是家庭与一个有限的、不能令她满意的社交圈。相对而言，艾萨克的天堂至少还能令他恢复活力。

　　杰特鲁德与罗宾离开两天后，艾萨克正坐在他的书房里想着下一个笑话时，突然电话铃响了，这次是斯坦利打来的，他说父亲去世了。

　　艾萨克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并且一直珍视与父母的关系。为了给家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老人在美国奋斗了数十年，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刚到美国时，他身无分文，但在多年奋斗后，他获得了事业的成功，赚了钱并过上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艾萨克对此钦佩不已。

　　1968年，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罗里达，但一直住不习惯。阿西莫夫兄弟俩很快做出决定，在把朱达·阿西莫夫的遗体运回纽约安葬的同时，必须将母亲安娜·瑞棋尔一起带回来。参加宁静葬礼仪式的直系亲属只有艾萨克与斯坦利，但他们照顾到了所有的细节。奇怪的是，他也没与大工联系，直到葬礼结束之后，才把事情告诉了他。

　　第二天，斯坦利与艾萨克利用他们的影响，在纽约的几家报纸上登了讣告。

　　在这种无与伦比的悲痛场合，艾萨克竟然糊涂了，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举行葬礼的那天晚上，艾萨克本来在马萨诸塞州的布兰迪斯大学有一场演讲，但在斯坦利的坚持下，艾萨克取消了这个演讲。

　　“我以前从未取消过演讲。”艾萨克抗议道。

　　“是的，你以前也从未失去过父亲。”斯坦利冷冷地回答说。①

　　①《欢乐永存》第499页。

　　自然，学校找了替代人。但尽管如此，葬礼一结束，艾萨克便立即飞奔到学校看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做个快速演讲以弥补取消预约而带来的遗憾。替代人的演说很成功。他在演讲开始前介绍了阿西莫夫缺席的原因，接着宣布，他将把所得的酬金捐给学校，设立一个朱达·阿西莫夫奖学金。演讲结束后，共收到了1200美元作为启动基金，资助无法支付大学学费的学生。朱达如果有灵，一定会很吃惊，而且会非常自豪。

　　杰特鲁德与艾萨克都很清楚，试分居是他们婚姻的最后希望，然而只要两人一打越洋电话，所谈的便是离婚。

　　当时，杰特鲁德与罗宾住在英格兰朋友的家中。20年后，这家人仍然记得杰特鲁德与艾萨克是如何在电话里唇枪舌剑，争论财产分割的。尽管受到新近丧父的悲痛打击，甚至哀伤到了自愿不将此事告诉妻子女儿的程度，阿西莫夫仍在为财产顽强奋战着。那位朋友说：“可笑的是，这两人在那讨论著怎么分那数百万美元的财产，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夸张，但却为谁来付这次的电话费而争执不下。”

　　“艾萨克的观点是，”这位朋友接着说道，“所有的钱都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凭什么分一半？”

　　对于杰特鲁德和艾萨克两人来说，这是段令人痛苦的时期。尽管艾萨克确信他们的婚姻已经完了，并且也想做个彻底了断，但仍然情不自禁地有些伤感。毕竟，他们共同生活了27年。

　　来自两方面的安慰，将艾萨克从沮丧的深渊中拉了出来。一方面，艾萨克一直都将他的工作视为一种慰藉。许多人在经历了离婚打击后，尽管周一不得不去上班，但工作对他们来说已无足轻重了。艾萨克不是这种人，他放下电话后便可以全身心地投人到最新的创作项目，尽管这只是本笑话故事集。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慰来自他的朋友珍尼特·杰弗逊。

　　在父亲的葬礼过后几天，艾萨克打电话给珍尼特，请她共进午餐。他们开车去了新英格兰，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他们在林中漫步，沐浴在八月的阳光里；参观了康科德镇周围的历史遗址，并到爱默生的坟上扫了墓。

　　这次旅行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同时也大大缓解了丧亲之痛与婚姻巨变给艾萨克带来的双重压力。艾萨克发现珍尼特确实是个完美的伴侣：聪明、机智，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小到生活中的琐事细节，大到政治、艺术、科学与文学。艾萨克觉得在过去的27年中，他娶错了人。

　　但是，当杰特鲁德和罗宾返回波士顿时，杰特鲁德与艾萨克却挽狂澜于既倒，短暂地挽救了他们的婚姻。

　　公平地说，当杰特鲁德发现艾萨克正承受着丧失慈父的巨大悲痛时，她的愤怒消融了。在余下的夏季、秋季及第二年的初春，他们的婚姻都很风平浪静，但仍潜伏着危机。1970年初，事态又开始恶化了。

　　新年简直就是个灾难。阿西莫夫在波士顿的出版社豪顿·米弗林为他举行了一个晚会，庆祝他50岁的生日。尽管全家人都去参加了这个聚会，但欢乐只是表面现象。

　　2月初，阿西莫夫参加“迪克·卡维特节目”的制作，对节目的另一位特邀嘉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说了些被视为在一套房子里，却数月几乎未说一句话。他受够了。他觉得住在波士顿犹如被囚在牢笼里，从21年前他与杰特鲁德搬到波士顿的那刻起，他就渴望着回到老家。与杰特鲁德分手，为他创造了搬回纽约的极好机会。他的律师建议，如果艾萨克搬到纽约，离婚会更容易些。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借口。

　　1970年7月3B，搬运工从西纽顿的家中搬走了艾萨克的书架、桌子、书籍与文件。那到，距他与杰特鲁德的第28个结婚纪念日还有25天。他对妻子说了声再见，彻底离开了这所房子。而他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业已于6月13日完成。

　　阿西莫夫半开玩笑地问这位年轻女人，制作完节目后有什么安排，电视台在转播节目时竟没有把这句话删掉——尽管阿西莫夫在发现自己失言之后曾特意要求把它抹掉。

　　杰特鲁德早已习惯了丈夫的油嘴滑舌，并与众人一样，深知这是他的一种秉性，但在晚会上与人调情与在人国数百万观众面前与女人稻情，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罗宾当时正在朋友的家中收看这个节目，她难堪极了，对父亲非常生气。杰特鲁德默默地承受着痛苦。挽救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从那以后，夫妇两人互不理睬，艾萨克更深地投入了工作中，并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他与朋友及斯坦利谈了此事，也与珍尼特探讨过他的婚姻问题，并试图制订出一个计划，以使他与杰特鲁德在离婚时，从头到尾都能将痛苦减少到最小。

　　1970年6月初，艾萨克做出了决定。他与妻子共同住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章　科学、上帝与一切

第十章　科学、上帝与一切

　　除《神奇的旅程》和少数几个短篇小说外，整个60年代，阿西莫夫都致力于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在这10年结束前，他写的书竟奇迹般地达到并超过了100本，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发表于1960—1970年之间。

　　阿西莫夫并不真正相信写科幻小说的日子，他对创作科普丛书极富兴趣，从《圣经》分析到笑话故事，写出了大量题材各异的作品。

　　从许多方面来看，阿西莫大无意之中放弃科幻小说的创作是明智之举。60年代，科幻小说经历了全新的变化。机械的创作、对计算机与空间旅行的好奇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内省的写作方式，变得更加注重于探索人类的灵魂，揭示幻想毒品文化之间的联系，即更加注重于揭示内在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在这种大环境下，以哈兰·艾利森、雷·布莱德伯利、拉巴特、西尔沃伯格及菲利普·迪克为代表的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开始走红。在这种新形势下，阿西莫夫很可能将被新人的光辉淹没，甚至如恐龙般地消亡。

　　阿西莫夫本人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科幻小说界正进行着彻底的变革。尽管60年代初，他已不怎么写科幻小说了，但仍继续参加在离他家较近的地方举行的科幻小说界聚会，而且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科幻小说界成功的作家。

　　他对新形势的感受如此深刻，以至他经常谦虚地对好友们宣称，他根本不敢再提笔尝试科幻小说创作了，因为他已感到自己落后了。他曾说过：“我已跟不上潮流了，我不想证明这个事实。”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417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神奇的旅程》获得成功后，1976年，哈兰·艾利森曾劝他给自己正在编写的一部诗集《危险的幻象》写篇稿，但阿西莫夫拒绝了，说自己的风格与艾利森及这部作品定的格调不相符。

　　对于自己的赶不上趟，阿西莫夫似乎不是很难过。可能他从未真正承认这个事实，也可能他已意识到，如许多创造领域一样，写作的流行模式也是经常轮换的。最后，是作家兼出版商拉斯特．戴尔雷的第一任妻子艾弗林·戴尔雷，最终让阿西莫夫打起了精神。她问阿西莫夫为什么不再写科幻小说了呢，他答道他觉得自己已赶不上潮流。对此她说：“艾萨克，你写，你就是潮流。”

　　尽管这些评论让阿西莫夫感觉良好，但除了一些短篇神奇故事外，当他开始创作一部新的科幻小说《诸神》时，已是4年之后的事了。

　　自然，阿西莫夫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生涯是以科学丛书为开端的，其中第一部作品是那本失败的生物化学课本《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该书于1952年出版，是与威廉·波依德和伯恩汉姆·沃克共同合作写成的。两年之后出版的《生命的化学元素》是他的第一部非小说科普作品。

　　最初，他的非小说作品大都是由豪顿·米弗林与阿巴拉德·斯楚曼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包括《数字王国》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均在1959年出版）。阿西莫夫创作了大量诸如此类的作品。通常，在合同签定后的数周内，他便能迅速交稿。他以此种方式赚到了很多笔酬金，只是数目相对较小（在1，000美元以内），但一年下来，收人也颇丰。

　　自然，随着创作量越来越多，他不仅名声越来越大，还能从日益增多的书中得到版税收入。

　　阿西莫夫在50年代初创作的科幻小说，销路一直不错，每年都能一次性地为他带来大笔的收入。1969年夏，仅从双日出版社那里，他就获得了4万美元的版税收益。

　　《数字王国》是阿西莫夫非小说作品创作的速度之最，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定稿，仅用了13天，仿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只是动动笔把它们记在纸上。

　　当他将写作题材拓展到生物化学以外的领域并开始随心所欲地创作成人作品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他经常查阅各类书籍，包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与医学辞典、天文学图册、各类目录表、地图和外语词典等。尽管已写过几部较有把握的非小说作品，但他承认在认真创作第一部涉及自己专业以外题材的非小说作品时，他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不算第一本非常基础的《数字王国》，天文学题材是他在自己专业知识以外首次尝试的领域。他之所以选择天文学领域，是因为他觉得这方面的知识与科幻小说关系最密切，并且自己也很感兴趣。这时，他已是名专业作家，不再是学者，可以冒险，就一个自己没有专业知识的题材写一部作品。他的第一部有关天文知识的书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这部书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这一成功的鼓励下，阿西莫夫一鼓作气创作了系列科普作品。这不仅使他被视为是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阿西莫夫对任何知识领域都兴趣盎然。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缺乏经济方面的才能，并且他的数学水平也只停留在微积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需的数学上。除此之外，其他知识领域都是他的乐园。

　　有些人指责说，只要出版社肯给钱，即使一无所知的题材他也写，并且是随心所欲地瞎写。对此，阿西莫夫很不谦虚地充耳不闻。有时他竟然在没有得到出版社任何承约的情况下，也写出整本整本的书来。

　　由于写作欲望过于强烈，阿西莫夫经常是在约定的时限之前写完书，为此常常把自己弄得神经很紧张。他痛恨延期交稿，宁愿昼夜不停地写，也不愿违约。而且，他能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同时写几部书，并视之为一种享受。

　　尽管他自己有时也在写作中犯点小错误，并且不得不改正一些细心读者指出的问题，但他仍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自己编写索引，因此对出版社不顾他的意愿为他雇请的专业索引编写者极为苛求，永远都要挑他们的毛病。在他成名后，他坚决要求自己编写索引了。

　　阿西莫夫在非小说创作方面的精湛技艺，很快便声名远扬。早在1961年，一位书评家，蜚声国际的古生物学家乔治·盖罗得·辛普森，就曾赞誉阿西莫夫是“国家的奇迹与自然的资源”。阿西莫夫对此非常自豪。

　　奇怪的是，埃德加·胡佛竟然也看起了阿西莫夫的书。尽管阿西莫夫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1960年，联邦调查局就已为他设立了一份档案。事情是这样的，一位读者在看了阿西莫夫的《原子之内》（1956年）后，对作者的一段描述愤愤不平，因为作者竟然也认同前苏联比美国更早拥有核电站这一观点。这位不知名的读者将书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同时还附带一封信，指出阿西莫夫出生在前苏联。按照《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于1993年解密的文件表明，胡佛同意对阿西莫夫的家进行电子监视并窃听他的电话。从监视中收集的材料至今仍属机密，不能透露。直到阿西莫夫去世后，那份档案才被公开，珍尼特收到了一份复件。她认为，整件事是个笑话。

　　1965年，联邦调查局在共产党的一份名单中发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阿西莫夫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被他们视为可疑分子。

　　实际上，阿西莫夫对政治没什么真正的兴趣，对共产主义也无半点同情心。从这一事件能看出来，当时阿西莫夫的知名度有多高！

　　60年代阿西莫夫最成功的非小说作品是《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1959年5月，基础丛书出版社的雷昂·斯沃斯基请阿西莫夫写这本书。在5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已被视为科学界的全能者，这一名声不断扩大。斯沃斯基到他在纽顿街的家中找他，建议他为既聪明又有兴趣的门外汉写一本科普读物。阿西莫夫认为这是个野心勃勃的想法，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迎接这个挑战。阿西莫夫从来就是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人，斯沃斯基深知这一点并已做好了准备。他极尽奉承之能事，吹捧阿西莫夫本人及其取得的众多科学成就，并表明全美国只有他一人能胜任此项工作。斯沃斯基为这本书预付了1，500美元——这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收到的数目最大的一笔预定金。最终，还是钱起了作用。

　　会面后没几天，合同就寄来了。就在阿西莫夫刚在上面签字然后给斯沃斯基寄回去的片刻，他突然对在一部书中要解释如此众多的科学科目感到了紧张和不安，几乎要终止了整个计划。最后，他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鼓起足够的勇气签了合同。

　　非常重要的是，这次阿西莫夫找到了珍尼特商量是否接这部书。7月，他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这笔交易并解释了自己惶恐的原因。珍尼特告诉他，她认为这个构想听起来不错，他肯定有能力写这本书。挂上电话后，不一会儿他就在合同上签上了字。那个周末，这份合同就回到了基础丛书版社。

　　早些时候，这部书的书名一直是争论焦点，斯沃斯基之所以以它为名，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了萧伯纳的《聪明女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指南》。阿西莫夫认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专门写给优秀人物看的，将会影响到销售，因此建议将书名改为《科普指南》。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斯沃斯基时，这位出版商却不以为然。他声称，他起的书名将真正产生促销效果，因为买书的人即使不聪明，也会认为自己是聪明的。阿西莫夫承认了这一点。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这个书名可能带有性歧视倾向。在今天，像《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样的书名肯定会被出版社当作笑柄而否决掉，但在50年代末，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个名字简直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数年后，因为这个书名的缘故，许多人开始纷纷指责阿西莫夫。他只得声称，书名中所指的那个聪明男人实际上是作者本人，才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10月初，阿西莫夫终于开始了这项新的创作。

　　斯沃斯基的最初计划是写一本由1901年起至1960年止的科学概览。阿西莫夫很快意识到这并非写这部书的最佳方式。在从事按年序的科学知识介绍文章写作时，首要规则是必须先介绍一下上世纪的科学成就，而不能武断地确定一个日期，再假定各领域的科学都是由那时开始的，因此从1901年写起是毫无意义的。阿西莫夫认为，介绍整个科学领域的唯一途径，只能从宇宙写起，然后往下一步步介绍人类的各种知识，最后归结到人类的智慧；在介绍各门学科时，又按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首先介绍它的最初发现或最初的理论应用，然后沿着历史的发展一直介绍到今天的情况。阿西莫夫的推理是，所有的学科在其早期都是简单的，介绍每一学科的起始使他能在由过去走向现在的介绍过程中一步步地揭示越来越深奥的知识，逐渐促进人们的认识。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阿西莫夫在他其他的几部书中曾反复使用。

　　为了尽量使书写得精彩些，并让人们产生敬畏感，他把无知的人都写成了恶棍，而把优秀的科学家写成了努力探索宇宙奥秘的英雄。

　　与往常一样，他的创作速度出奇的快。11月时，他已完成了全书的第一部分。尽管创作前他曾有过惶恐，但在动笔后他发现写起来很容易，每天能写1万多字。到1960年2月2日他40岁生日时，阿西莫夫写完了《指南》的初稿。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中，他竟写了40多万字。

　　尽管阿西莫夫未按斯沃斯基最初要求的方式来写这本书，但斯沃斯基在11月读完寄给他的这部书的一个小片段后非常激动。面对阿西莫夫清晰而富有逻辑的格式安排，他迅速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方式是愚蠢的。但他对《指南》提出的建议又引起了极大麻烦。

　　1960年2月，除最后两章外，阿西莫夫将书稿交给了斯沃斯基。因为篇幅大长，一卷无法出完，斯沃斯基打算将书的容量删掉一半。阿西莫夫被激怒了，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他还差两章没完成，因此决定不将这两章交给斯沃斯基。他不会归还预定金，并且万一被迫妥协，他也不会主动找斯沃斯基谈话，相反地，他决定坐等对方的反应。

　　斯沃斯基用了两周时间才转过弯来，终于做出让步并打电话告诉阿西莫夫不会改变原稿，同意分两卷出书。

　　但故事并未结束，又冒出了另外两个不同意见。当全稿交付完毕，阿西莫夫收到校样时，斯沃斯基宣称他已找人为此书写了篇序言。不知何故，阿西莫夫很痛恨让别人为他的书写序言，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这次斯沃斯基取得了胜利。当得知作序者是乔治·比得尔时，阿西莫夫收回了抗议，甚至转而表示感谢，因为他非常崇敬比得尔。这位卓越的遗传学家竟然愿意为他写序，着实让他感到荣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是关于书的编辑，问题更为严重。斯沃斯基承诺过不会将书一分为二或将它压缩为一卷，但当阿西莫夫收到编辑过的校样时，吓了一跳，他发现至少有30％的素材被删除了。

　　由于斯沃斯基习惯了为科学家编辑著作而并不擅长为专业科普作家服务，他已养成了将文章中多余文字删除的习惯。其实，阿西莫夫的非小说作品极为简练，并且措辞严密，并没有多余的字，这就意味着斯沃斯基过于严格的编辑使得文章面目全非，许多地方已看不出原文的意思。如果斯沃斯基这次得逞了，这本书恐怕得改名为《看不懂的科学指南》。

　　阿西莫夫立刻找到了斯沃斯基，要求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复原。接着他念了一遍原文，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又加了进去，并简洁明了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删去的原因。然而，他发现自己的速度并不够快，既没来得及将被删除的部分复原，也没时间将错误之处更正过来。结果，这部书就这么进了印刷厂，破绽百出，前后不一致之处甚多，解释也含混不清。

　　因为斯沃斯基的弄巧成拙，本应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得意的阿西莫夫，最终只能视《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为耻辱，并一直将此书列为他最不喜欢之作。收到给作者寄的样书时，他甚至懒得翻开封面。幸运的是，公众与评论界并不这么看待，它受到了一致好评，并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1960年10月，在《指南》出版的那一周，阿西莫夫首次接受了《新闻周刊》的采访，访谈录登在了1960年10月5日的《新闻周刊》上。由于这部书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好评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它马上成了畅销书。不久之后，阿西莫夫也名正言顺地称此书为“他的非小说类作品中的《夜幕》”。

　　书的预付金很快就偿清了。1961年11月，当收到第二张版税支票时，面额竟是25，600美元。阿西莫夫又惊又喜。这是他在大学任教时薪金的4倍，同时也是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数额最大的一张支票。

　　《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获得如此如此神奇、迅速的成功，这无疑令阿西莫夫兴奋不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沮丧。他认为，这张支票标志着他已到了顶峰，从此以后他只能走下坡路了。其实他这是把人忧天。《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一直畅销不衰，尽管后来它再未让他收到面额如此之大的支票，但他每年的创作收人却持续看涨。

　　1964年，阿西莫夫愉快地接受了让他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的邀请，这使他有了机会改正头版中的所有错误。新版本将两卷合为一卷，并更名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这本书一直令阿西莫夫感到自豪，并且销路也不错，为阿西莫夫在整个60年代中不断增加的收入又做出了一份贡献。

　　到创作《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时，阿西莫夫已为自己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建立了一套工作系统，并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创作节奏。他对写作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这使得家中摩擦不断，但同时也使他保持了惊人的创作量。

　　阿西莫夫发现，他的创作速度如此之快，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自如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他从未有过写不下去的时候，部分是因为他热爱写作这个过程，但同时与下述事实有很大关系：他如果写累了或厌倦了某部作品时他能轻而易举地转到手头另一部作品的创作中去他还发现，只要快速地阅读一遍几天或几周前一直在写的作品，他就能毫不费劲地继续接笔往下写；但这只适用于非小说作品的创作。他一贯坚持在写故事时，歇笔的时间越少越好，以避免为重新投人故事、寻找人物的感觉而花费大量时间。

　　阿西莫夫不仅在写作时速度惊人，他修改稿件的速度也是一流的。他的一条规矩是，除非情况极为特殊或有非常好的理由，否则他只对作品修改一遍。此中理由有二：第一，如果一部作品修改得过于频繁，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这倒也合情合理。第二，修改一部作品时间过多，将会耽误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对于此条理由，我不敢苟同。

　　阿西莫夫最伟大的天赋之一，就是他总能直截了当地说明事物。其作品的一致性在小说和非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并且他总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但在其他方面他也有草率之处。从其创作量之大及写实作品题材范围之广这方面考虑，他确实没出什么实际差错；但如果能对书中的许多地方再稍事修改，可能会使作品更为出色。遗憾的是，阿西莫夫的专横态度，往往使得与他合作的许多编辑无法真正对他的作品进行任意修改。

　　毋庸质疑，阿西莫夫是一位无人能及的科普大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了许多书，而且与他天生的施教能力有关。他是个超级解说员，热爱传授知识并发现自己能将这一才能与另一项更大的爱好——写作——结合起来。令他高兴的是，他发现这一组合还能令他致富。

　　作为一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赢得了国际声誉、巨大财富以及世人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仍一直为自己离开学术界，成了一名作家而感到内疚。他深知自己不是，并且这辈子也成不了一名真正的学者，但在骨子里头，他却奇怪地认为自己光写科学而不从事实际科学研究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最能体现他这种心态的，莫过于他在得到赏识其作品的科学家赞扬时所表现出的那股高兴劲儿了。到60年代末，阿西莫夫每周都要收到众多的书迷来信，但只有那些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的来信，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喜悦。

　　阿西莫夫喜欢创作过程中研究阶段的工作，但只有真正的写作过程才能给他以最大的满足。他曾说过：“……我不为别的，只为写作而活着。”①

　　①《欢乐永存》第275页。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某种奇谈怪论，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观点：研究是很愉快的，且使他受益匪浅，但对他而言，与真正写作时体验到的那种喜悦相比，研究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对于阿西莫夫成为写作狂的根源，曾有过多种理论，我认为应该更深地究其原因而不能只听他自己的一面之词——他认为，只要以如此有序的方式从事写作才能向自己证明，他是在做一项“正当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他表明自己像父亲多年辛勤经营糖果店那样努力地工作的唯一方式。也正是这强大的工作信念，使他如此在乎书的数量，并时刻被一种危机感所驱使着。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即使就此搁笔，也能让一家人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那时，钱已不再是基本动机，但小时候就已植根于他心中的对贫穷的恐惧一直困扰着他，使他一生对钱都非常小心在意。

　　完成《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后，阿西莫夫写了许多系列书，所涉及的题材日益广泛。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套大型科学传记的创作。#p#分页标题#e#

　　这套出版时名为《阿西莫夫的科学与技术传记百科全书》的著作花了他三年时间才写成，共有50多万字，比《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的原稿还要长，也比正式出版后的书要长得多。这部书由为古今各国最重要的1000多名科学家的小传组成，1964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直到80年代仍反复再版。至今，它仍被当作一本工具书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图书馆中得到广泛使用。

　　双日出版社特意在书中加入了作者的名字，阿西莫夫的声望由此可窥一斑。阿西莫夫在创作时用的书名为《科学与技术传记史》，但他的编辑汤姆·斯隆息却不喜欢这个名字，称“‘史’这个字是影响销售的毒药”①（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快！我想，如果汤姆·斯隆恩先生是《时间简史》的作者，一定会对这本书火爆销售量感到乐不可支）。双日出版社的销售员已注意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在市场上的分量，因此建议换个名字。他们绝对是正确的！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被视为是电视、广播节目中的科学代言人，其名声已是家喻户晓，加入他的大名，无疑将使此成为一本热销书。

　　①《欢乐永存》第306页。

　　完成这部科学传记后，阿西莫夫开始写一本有关《圣经》分析的书。可以预想得到，书名自然是《阿西莫夫圣经指南》。这部书是与《神奇的旅程》同时进行创作的，分为两册，第一册于1968年出版，第二册也在第二年出版。

　　在分析完圣经后，他毫不担心可能会累着自己，又转而吹毛求疵地分析起了莎士比亚。结果他又完成了两卷本的巨著——《阿西莫夫莎士比亚指南》。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打住。整个60年代，他一边写大部头的作品，一边还写了几本关于历史的书。1962年夏天，他写了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赢得解放的风筝》后，又开始他的历史作品题材的创作了。

　　这又是一本引发作者与编辑之间矛盾的书。该书是与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签的合同。阿西莫夫与这家设在波士顿的出版社有着极好的工作关系，并且为它写了许多成功之作。问题出在按计划，《赢得解放的风筝》将被编人一套系列丛书，投放到少儿市场，阿酉莫夫的手稿显然不符合要求。

　　几乎是刚收到手稿，丛书的编辑斯德林·诺斯就将稿件退给了阿西莫夫，并给整篇文章做了修改。阿西莫夫怕他与斯沃斯基之间的旧事再重演，当即决定收回原稿，并给他在豪顿·米弗林出版社里最熟悉的一位编辑——成人非小说作品编辑奥斯肾欧尼打了电话。欧尼很快意识到问题与阿西莫夫的写作无关，只是他的作品与系列丛书中其他作品的风格不相符合。为了不使它白白流失掉，欧尼决定单独出版这本书。

　　正由于此，《赢得解放的风筝》成了阿西莫夫最喜欢的书之一。这本书虽然没赚到什么钱，而且是他所著的最默默无闻的书之一，但他本人却对它情有独钟。这完全是一部他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丝编辑的痕迹——这对阿西莫夫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他如此渴望掌握对自己作品大部分的编辑控制权，这正是他过分自信的又一表现。尽管他将这种对自己能力的强大信心归结为“毫不谦虚”，但这其实是他人格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方面。在他眼中，没人能比他更好地写出有关科学的作品，因此他憎恨编辑对他的作品进行删改，他认为过是一种干扰。在有了与斯沃斯基的经历后，他发现很难罚对非小说类作品编辑产生信心；但说到小说，阿西莫夫多少松了口气。他知道小说更重观点，因此也愿意承认，旁观者的意见是有价值的。

　　尽管《赢得解放的风筝》没能创造什么经济效益，但在其他意义上，它却独具重要性。阿西莫夫写此书时感觉很好，结果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按同样的方式写一系列历史书。第一部是《希腊人》，仍由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出版。阿西莫夫总爱向人夸耀奥斯汀·欧尼是如何接受了他创作《希腊人》的想法并跟他签了合同的。但欧尼接着申明，他只想要一本关于希腊人的书，而不是两本，一本关于希腊人，一本关于罗马人；如果《希腊人》情况不错，他才可以考虑让他写另一本书。

　　两个月后，《希腊人》出版了，阿西莫夫径直去找欧尼。欧尼觉得这本书确实不错，并对最近的销售情况感到满意。受到鼓励的阿西莫夫提醒他曾说过看《希腊人》情况如何再决定是否写部罗马人的作品。

　　欧尼记起了这事，他让阿西莫夫放心，并说他随时都可以开始写那部有关罗马人的著作。听了这话，阿西莫夫马上从包里一把拽出已经完稿的《罗马共和国》，扔在欧尼的桌子上。欧尼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不禁哈哈大笔，接受了书稿。

　　阿西莫夫纯粹是由于无法抗拒在创作《希腊人》的同时撰写罗马人的诱惑。当时，他已对自己的能力及作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有了充分的信心，因此也敢于冒这个险。然而，即使出版社不接受这本书，他仍愿意写，这对他来说乃是一种乐趣。

　　虽然，阿西莫夫的历史书和文学评论的销路不如他的科普系列那么好，但还是不错的，因此他的出版商，尤其是豪顿·米弗林与双日出版社，决定继续出版这类书。阿西莫夫在完成《罗马共和国》之后，又接着写了《罗马帝国》、《埃及人》、《近东》、《黑暗时代》、《英格兰的形成》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60年代内完成的。在70年代早期，他又写了其他几部作品，这些书从法国历史开始，一直写到了美国的历史和康士坦丁堡的历史。

　　对于60年代末的阿西莫夫来说，他几乎对写历史着了迷，他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说：

　　　　从1939年到 1949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幻

　　小说作家；从1949年到1958年，我仍然自认为是

　　个生物化学家；从1958年到1965年，我认为自己

　　是个科普作家。现在我不知道该把自己看成什

　　么，我的兴趣是历史。①

　　①哈维·安罗森的文章载《新闻周刊》，1967年3月18日。

　　阿西莫夫在创作系列历史书、大型百科全书《神奇的旅程》及偶尔也来几篇科幻小故事和其他各种非小说类纪实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在《幻想与科幻》杂志上定期发表专栏作品。这本杂志被通称为F＆SF。这一新任务开始于1958年，那时他在一本短命的杂志《冒险科幻》上发表了四篇作品，而这个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密尔斯同时也在给《幻想与科幻》杂志兼职。《冒险科幻》杂志倒闭后，他问阿西莫夫是否愿意写一个每月4，000字左右的专栏，内容不限。阿西莫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地球与月球表面的大气灰尘。在那以后的数百篇文章中，他几乎无所不写，从数学难题一直写到了女权运动——全凭阿西莫夫的高兴。这本杂志的销路一直不错，直到今日仍势头不减当年。阿西莫夫一直坚持着他的专栏写作，直到1991年因健康状况恶化而无法写第400篇文章为止。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使他痛苦万分，因为他对数字的追求是那么的狂热，而且写作又能给他带来欢乐！

　　就是通过这个固定的专栏，阿西莫夫创立了自己友好、坦诚地直接诉诸读者的风格，并频繁地运用于写作中。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介绍栏中被称为“好医生”，后来阿西莫夫就极为可爱地用此称谓来称呼自己。

　　定期专栏有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使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界中还保留了点影响。这本杂志基本上是面向科幻小市场的，因此阿西莫夫的名字仍然留在了读者们的心中。

　　阿西莫夫从《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获得的另一个收益，则是他每季都精明地将专栏文章收集成书，交给双日出版社出版。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一收益，因此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事实与幻想》，是从他的第31篇作品才开始挑选，最后收集了阿西莫夫喜爱的17篇文章。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专栏文集，几乎是每年一本，直到他去世。最后一本文集为《极限II》，由杜鲁门一塔利图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阿西莫夫试图同时实现两个目的。一方面，他确实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些文章并且应该将它们收集成册，冠以如《阿西莫夫谈天文学》或《阿西莫夫谈数字》这样的书名；但另一方面，此时的阿西莫夫对自己出版书的数量的狂热追求已占了上风。摘自《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的文集使他所出之书的数量大增。虽然，到他去世时阿西莫夫所出的书总数已达467本，但这多少带有点欺骗性，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诗集与科幻小说集重新组合成的再版（《三角》是个例外。该书由双日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是由《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和《宇宙之流》合订而成的小说集。由于书中未曾加一个字，阿西莫夫觉得把它列为新书，名不正言不顺，让他很失望）。正因为他在1964年对《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作了如此之多的改动，结果他把《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也列人了新书的名单。

　　阿西莫夫对自己所出著作数量的狂热追求是他一种非常奇怪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成了尽人皆知之事。在他事业的相对早期，出了可能有四五十本书后，他的高产就已经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1969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做了总结，给阿西莫夫访谈录冠以这么一个标题《艾萨克·阿西莫夫——写了7，560，000个字的人》①。

　　①刘易斯·尼科尔斯的文章载于1969年8月3H的《纽约时报》。

　　旁人不一定能真正理解阿西莫夫对数字的狂热。早在1957年12月，在离开波士顿大学前，他已出版了24本书。就在那时，他首次萌发了要写100本书的念头。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杰特鲁德时，她颇不以为然，一针见血而又苦涩地说道：

　　　　有一天，艾萨克，当你感到生命快到终点时，

　　你会想起自己竟在打字机边花了那么多时间，你

　　会为自己错过了原本可以享受的一切快乐感到惋

　　惜，你会为自己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只为写

　　100书感到后悔，但那时，什么都已经太晚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言部分第14页，波士顿豪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自60年代初起，阿西莫夫不仅以他的科幻小说及科普作品闻名天下，他的创作量之大也让他声名远扬。70年代中，他在纽约参加一个狂欢晚宴时，碰巧遇见了流动陆军外科医院的爱兰·爱尔德。当阿西莫夫做了自我介绍后，爱尔德看着他，嘲讽道：“你好啊，怎么不在家里写书呢？”

　　甚至，阿西莫夫的惊人出书量还被写人了一部科幻小说之中。在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合著的《效仿》中，有这么一段对阿西莫夫对数量之狂热的有趣讽刺：

　　　　“你看过阿西莫夫早期创作的亲犹太人诗作

　　吗？《犹太人被放逐前》，就是他在2000多年前写

　　的那部作品？”

　　　　“孩子，我有个规矩，从来不看古典作品。我

　　只听说过那个指导编纂了《阿西莫夫的银河百科

　　全书》的阿西莫夫，这个书名也太狂妄了。”

　　　　“我说的就是他。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他

　　狂妄呢，毕竟是他写了这部书啊。”

　　　　基因雕刻家猛地打了个冷颤，并把手放到了

　　她的裙子上，说：“什么，所有的 5000册都是他写

　　的？”

　　　　“小心你的指甲——是的，他是个工作狂。这

　　可怜的家伙，没有别的事干。当他们创造出永生

　　的程序时，他已89岁了。如果你有兴趣，数据库

　　里还有一篇回顾他的作品，叫《作品 6000》。”①

　　阿西莫夫可能永远也写不出《作品6000》，但早在1969年，他的《作品100》倒是出版了。

　　1968年秋天，阿西莫夫与奥斯汀·欧尼及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的其他几位编辑在波士顿共进午餐时，首次产生了写一部书回顾阿西莫夫出版的前99本书的想法。他们谈到了他所出书的总数。阿西莫夫指出他刚收到第97本书《黑暗时代》的样本，另外还有7本书正在印刷中。这时欧尼建议，第100本书应该特殊点，可以是前99本书节选片段的合集，其间穿插对作者的一些个人看法，将这些片段连接起来。

　　自然，阿西莫夫很喜欢这个主意，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一位虚荣透顶、妄自尊大的作家——比如，我本人——都会愿意写这种书的。”②

　　①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效仿》，这段文字亦可见于布莱恩·艾尔迪斯与戴卫·温格罗夫：《一兆年的狂欢》，伦敦帕拉丁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品100）第15页。

　　这本书于1969年10月出版，当时阿西莫夫已写了100多本书。他的新作有的业已付印，继《作品100》之后即将出版。

　　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在波士顿为这本书的发行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当阿西莫夫满面春风地与波士顿的朋友们周旋时，他一定又在暗暗地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写多少书了。他马上就要过50岁的生日了，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他共写出了100多本书，私下里，他可能在梦想着将这个数字翻一番，以便在10年之后，能参加另一个庆祝他《作品200》的出版。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便是在阿西莫夫最狂妄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360多部作品的出版。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一章　离婚与新爱

第十一章　离婚与新爱

　　1970年7月4日，一个周五的傍晚，阿西莫夫独自回到了纽约。他住进了克伦威尔酒店。这是他来纽约时常住的地方。但与往常只住一两个晚上不同的是，这次他打算长住一段时间。

　　第一个晚上他极为孤独。他知道自己是对的，应该离开与杰特鲁德在一起时那种死水一潭的生活，离开波士顿那令人恐怖的闭塞；但下一步他该何去何从呢？写作是他的避难所，但现在，书房正由一个运输公司打包运往纽约，要几天后才能到。他不能在周末去出版社，正值法定假日，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朋友也已纷纷度假去了。他后来声称，那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可怕的夜晚，也是他自25年前在军营中度过第一夜以来情绪最低落的一个晚上。

　　珍尼特再一次将他从悲惨的沮丧之境中拯救了出来。尽管她已机警地意识到杰特鲁德的律师可能会对她在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破裂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她还是提出艾萨克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前，可以暂时搬到她在中央公园西区80号的寓所内，但艾萨克决定不急着接受邀请。于是他只能在克伦威尔酒店度过第一夜，但他一夜未眠，辗转反侧，反复考虑着未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现在了珍尼特的门前。

　　这一举动将两人的未来连接在了一起。在度过了孤独的星期五之夜后，艾萨克与他的这位密友共享了一个美妙的周末。他们在中央公园漫步，从周六早上一直谈到晚上；周日，他们又开车去了威斯彻斯特（珍尼特的父母住在那儿，但那时他们恰巧不在）。愉快的周末治愈了离异给阿西莫夫带来的心理创伤。周末过完时，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活力和信心，随时可以迎接这个世界及未来的种种挑战；而有着自己心理学事业的珍尼特也得回到她的病人之中。

　　当意识到自己不能马上开始写大部头的作品时，阿西莫夫开始陷入了烦躁不安之中。他担心自己因为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太深而再也写不出东西来。在克服了这种不合逻辑的迷信想法后，他强迫自己写了一个乐观的科幻故事，起名为《最伟大的资产》。虽然原定的杂志拒收这篇作品，阿西莫夫却在当天将它卖给了坎贝尔。他又开始写作了。

　　艾萨克与珍尼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呆在珍尼特公寓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克伦威尔酒店。经过一个多月的两地奔波，珍尼特最终建议艾萨克搬到她的寓所，而将酒店的房间当做办公室。克伦威尔可以作为他的邮件地址，还可以把他的书房也设在那儿。珍尼特的公寓离酒店并不远，地方也足够两人住。艾萨克很快意识到他可以将自己的两台打字机各搁一处，万一突然有了灵感，写起东西来也很方便：这是个好主意。阿西莫夫接受了她的邀请。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1970年夏天，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意识到，两人坠入了爱河。当8月尚未结束，艾萨克到纽约还不到两个月时，他们就公开了两人的关系。艾萨克带珍尼特出席了朋友们共进晚餐，其中有些人是她认识的。很快，他们便与戴瑞斯夫妇、本·波瓦、拉利·阿什米德及其他朋友一起出人于公众场合了。艾萨克的朋友们都接受了这个新安排，并与珍尼特相处得很融洽。

　　拉斯特·戴瑞尔与艾萨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坎贝尔任《惊奇》杂志编辑时，他们就一起为这份杂志撰稿。拉斯特的第一位妻子与艾萨克关系非常好，但在1969年的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戴瑞尔于1971年再婚，妻子朱迪·琳·本杰明也是艾萨克多年的好友。她在进伯兰亭图书出版公司前曾在《银河》科幻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像艾萨克的许多朋友一样，她与艾萨克之间是一种公私兼杂的关系。

　　70年代初，艾萨克又焕发了青春。朋友们开始注意到他比以前似乎愉快多了。当然，他一贯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信心十足地吹口气，掩饰自己所有的压抑——他自以为这是个有效的办法，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好友们都知道，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已是何等糟糕，逃离波士顿的生活束缚，对他来说有多必要。与珍尼特在一起，艾萨克又找回了自我。

　　珍尼特的爱情给艾萨克带来了极大的幸福，但新的风暴又来临了。70年代，艾萨克虽然获得了解放，并与珍尼特两情相悦，但这个年代对他而言的确是个多事之秋。

　　麻烦是从1971年7月约翰·坎贝尔的逝世开始的。尽管从50年代末，阿西莫夫与坎贝尔就已渐渐疏远，但两人仍有书信来往，并且他们的私人关系也未因为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受到影响。阿西莫夫一向憎恶伪科学，而坎贝尔却情有独钟，与红极一时的流行作家罗恩·哈伯德创立的戴安纳提克斯宗教团体及类似的一些组织过从甚密；同时月西莫夫坚决反对坎贝尔的政治、社会理论。坎贝尔是极端的亲英派沙文主义者，阿西莫夫则是憎恶尼克松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但这些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减轻阿西莫夫在听到好友噩耗时的悲伤。

　　坎贝尔死于主动脉破裂，当时他正看着电视，享年61岁。成年后，他一直是个大烟鬼，且深知自己患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症，死神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一些好友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阿西莫夫读了赞美诗第二十三节，然后众人回到坎贝尔的家中喝了杯闷酒。

　　阿西莫夫说听到坎贝尔去世的消息时，他的悲痛仅次于两年前他的父亲朱达死时他所经历的悲痛。他第一个声称，他的文学成就应归功于坎贝尔并称赞他是“我的文学之父”。

　　33年前，阿西莫夫认识了坎贝尔。尽管近15年来，他卖给坎贝尔的故事没多少，但他知道，他欠这位《惊奇》杂志编辑的实在太多了。要不是在年轻时曾得到坎贝尔的指导和启迪，也许他不会如此顺利地取得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并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坎贝尔去世后不到6个月，阿西莫夫的生活又出现了一次危机。1972年1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发现患有甲状腺癌，必须马上动手术。

　　这是他活到52岁以来，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英年早逝。他并不怕死，却极其奇怪地害怕他所认为的死后的难堪，他担心人们会嘲笑他只活了52岁，以为他是个病秧子。

　　手术非常成功（尽管他在开第一刀时给大夫背了一首关于他喉咙被割开的打油诗，令大夫紧张万分）。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出了院，又回到了打字机旁边。主刀大夫曾嘱咐他好好休息，但艾萨克就是艾萨克，他抗拒不了自己生命中两项最大的诱惑——写作和做爱。出院后第四天，他就回到了设在克伦威尔酒店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受到珍尼特的“人身束缚”，他可能回去得还要早。

　　艾萨克并不认为手术后做爱会危及健康。他开玩笑地告诉大夫，做爱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适。大夫却不理睬他这一套，甚至发了脾气。艾萨克这才答应老实点。

　　尽管艾萨克经常用开玩笑或讲滑稽故事的方式排遣焦虑（甚至于在做危险手术过程中），但他确实曾病得不轻。如果甲状腺继续肿大，他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手术进行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他与杰特鲁德围绕离婚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艾萨克声称，双方应该好合好散，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与已分居的妻子展开拉锯战。

　　几乎在艾萨克从西纽顿家中搬出的同时，两人便开始办离婚了。初始时一切看起来都还很顺利。艾萨克提出给杰特鲁德一笔钱，杰特鲁德与其律师都认为是合理的。但没过多久，不知何故，杰特鲁德突然认为原先给的钱数不够，并解雇了原来的律师，重又雇请了另一位，更加咄咄逼人。当这位律师冻结了艾萨克从豪顿·米弗林应得的收入以待裁决时，事情变得很棘手了。

　　艾萨克不服裁决，最终使得法庭改判。他并不是非要钱不可，但出于原则，他重新向法院起诉。他一向辩称自己应该得到家中大部分财产，因为钱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则称在他写书时，是她一直在维持着这个家并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完全有权要求分得一半家产。可阿西莫夫似乎不认为杰特鲁德的要求是合理的。

　　战争继续进行着。在艾萨克的经济与法律文件细节作为证据公开后，新闻界获得了他的个人档案。一家波士顿报纸披露，艾萨克每年能赚20多万美元。“只不过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竟有如此惊人的收入，媒体将这一事实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成了马萨诸塞州电台广播的一条新闻。

　　为办离婚手续，艾萨克不得不经常返回波士顿，不仅耽误了工作，也打乱了生活秩序。这对他的事业很不利。令他痛恨的是，与杰特鲁德没完没了的争吵使他无法保持惊人的创作量。但艾萨克喜欢战斗，为了原则，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在这方面，他似乎有着非常奇怪的道德准则，并不认为欺骗妻子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在商店里别人多找了他一分钱，他会马上还回去。

　　艾萨克称，自己根本没有通奸行为。这只是因为杰特鲁德没找到证据。她的律师无疑是想通过指控艾萨克有通奸行为，使案子对她更有利，从而得到更多的财产。但艾萨克一定已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对方根本无法指控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杰特鲁德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在分居前就已背叛了她，因此拒绝深究这一点。

　　在绵延数月的辩论、要求与反要求中，杰特鲁德的律师玩着小孩子式的把戏。他们所喜爱的消遣是，要求开庭审理，这样艾萨克就必须到庭参加；然而在最后一刻，他们又取消了开庭，艾萨克等于往返白跑了500多英里的路程。这种把戏玩得太多了，以至于审判终于在1973年11月16日举行时，艾萨克毫无准备而有点吃惊。那一天，终于达成了协议，艾萨克与杰特鲁德正式离婚。

　　艾萨克极力颂扬自己离婚时的慷慨之举。他公开声称，他想多给杰特鲁德点财产，以至于连他的律师都认为如果那样就给得太多了；而且，他甚至让他的律师不要再为削减赡养费争论不休了。他说，他没有听取自己律师的意见，而是坚持要求杰特鲁德接受自己最初提出的非常慷慨的建议。

　　所有这些，听着实在不像是他说的话，完全不可信。实际上，他的这番声明与他好友们回忆起的夫妇俩之间的争吵恰恰相反。最有说服力的是，据艾萨克自己透露，离婚的法律费用就花掉了他5万美元。如果从一开始他就能如此宽容大方地坚持给杰特鲁德一笔多于她所应得的钱，那这笔诉讼费确实是大得可笑了。

　　在长达3年半的离婚大战中，艾萨克与他的新伴侣必须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法律和经济上的争执所带来的痛苦。艾萨克刚做完甲状腺手术不久，珍尼特便发现自己的左边乳房得了乳腺癌。1972年7月，她被送进医院做了探测手术，医生发现了肿块，为她做了乳房切除。

　　从手术中醒来后，这个消息令她万念俱灰。艾萨克坚持陪在她身边，并称自己必须是她看到的第一个人。这是珍尼特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了。她自然认定，这种毁形意味着艾萨克将离开她，投向别的更年轻、更健康的女人。

　　艾萨克安慰她，说她简直是在说傻话，他决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还说他爱她至深，只要他一脱身就马上娶她；但他的话并没起什么作用。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想到了自己著名的幽默感。他声称，如果她是个歌舞女郎，如此悲伤是可以理解的，切掉一只乳房可能意味着她将失去平衡，从而影响她的事业，但事实却是她不是歌舞女郎，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个幽默起了作用。几天来，珍尼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并慢慢开始习惯了这种情形。

　　两人共同度过了手术的难关，并一起克服了随之而来的心理与生理的痛苦，这无疑使他们更加亲近，对彼此的感情更有信心。然而，这并不是与离婚同时进行的最后一场感情战。

　　1973年6月，珍尼特又一次患了重病，这次是蛛网膜下出血——一种以脑外膜为中心的内出血。

　　出血的那天，艾萨克正在波士顿。下午他给珍尼特打电话时，觉得她说话有点含糊不清，颠三倒四；但她让他放心，说只是没睡好觉有点累了。艾萨克信以为真，也就没多想。直到珍厄特的一位患者在电话中发现她已完全语无伦次时，警钟才响了起来。这位患者设法从珍尼特口中问出了她的医生名字，开始打电话求援。珍尼特马上被送往医院。艾萨克也随即接到了消息。他很快就赶回纽约来陪她。

　　当时还不能确定珍尼特是否需要做脑手术，但最终医生决定不做。她在医院里住了近三个星期，进行各类检查。直到第六个星期，她才觉得好些。

　　然而，这次事件仍不是灾难的终结。8月，珍尼特出事后的两个月，艾萨克的母亲安娜·瑞琪尔去世了。当时，马上就是她的78岁生日，且几乎刚好距她丈夫去世四周年。

　　瑞琪尔一直没能从失去朱达的悲伤中走出来，甚至还希望自己能早点死。尽管艾萨克为失去了母亲深感悲痛，但终究不像1969年父亲的去世对他的影响那么大。艾萨克知道，死对母亲来说，其实是种解脱。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艾萨克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似乎是为了使这一年有个圆满的结局，1973年11月，又发生了不幸之事。就在离婚将最后判决，即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婚姻将要结束的前几天，罗宾得了重病。

　　1973年夏，罗宾去了佛蒙特的温德汉姆大学，在那里过得很愉快。10月底她以为自己患了重感冒，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她住进了校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她的白血球数很低。杰德鲁德赶到学校，把罗宾带回到波士顿，并去儿童医院做了诊断检查。白血球数很低的说法自然使艾萨克以为他的女儿患了血癌，但经过全面检查，医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罗宾服了大量的青霉素，在医院住了几天后病情就开始好转。

　　罗宾不得不呆在家中修养一段时间，因此也就无法完成温德汉姆大学的学业。她与父亲谈了此事。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索，她最终决定不再返回温德汉姆大学，而于1974年进了波士顿大学。

　　1973年底，在与珍尼特共同处理完他的一系列家庭问题后，艾萨克开始认真考虑再婚的可能性了。11月底，他正式向珍尼特求婚，珍尼特接受了。几天内，他们就已开始计划婚礼。两人都对举行宗教仪式毫无兴趣，也不喜欢市政大厅毫无情趣的登记仪式。他们决定在珍尼特的寓所举行婚礼，日子定在1973年11月30日。

　　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艾萨克总是满怀温馨。那是个浪漫的时刻，从珍尼特的客厅望去，能清楚地看到夕阳正从曼哈顿的高楼大厦往下坠去，灿烂的余辉将道道金光洒入屋中。道德文化协会（艾萨克与珍尼特都与此协会有关系）的爱德华·艾里克森为他们举行了仪式；他们的两位朋友艾尔和菲利斯·巴克做了证婚人。仪式开始前，珍尼特将电话的听筒摘了下来，结束后她刚挂回上去，铃声就响了，是奥斯汀·欧尼从波士顿的豪顿·米弗林出版社打来的。他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出版社打算接受珍尼特的一部科幻小说《第二次试验》。这是她首次尝试卖小说，能被接受，真是令她大喜过望。这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这对夫妇未来共同生活的一个美好开端。

　　珍尼特与艾萨克的结合，可谓是珠联壁合。她从不干涉他的工作方式，知道艾萨克是个工作征，一天必须在打字机旁呆10个小时以上，与他需要氧气和食物一样自然，她尊重这个事实。她鼓励艾萨克更多地参加社交活动，使他走出了自我封闭。更重要的是，她治愈了他的旅行恐惧症。

　　但即便是珍尼特，也没能把艾萨克拉上飞机，尽管两人一块儿发现了仅次于飞机的最好方法——乘船旅行。

　　在此之前，艾萨克已经意识到不用坐飞机就能环游世界的可能性。1973年夏季，他曾乘坐“堪培拉”号前往非洲海岸看日食。接着在这一年末，他又与珍尼特搭上了“QE2号”去看“科浩泰克”结星。但，真正的突破是在他1974年对英国的访问。

　　这次旅行是由门撒国际①组织的。该机构认为这是让阿西莫夫为它做宣传的好机会，同时他还能在英国促销自己最新小说《诸神》。这本书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沉寂后重返科幻小说界的标志。在此之前，阿西莫夫的飞行恐惧症一直是他访问欧洲的绊脚石，但现在他有了乘船旅行的新爱好，没什么能阻止他了。

　　①门撒国际（MENSA），系一国际组织，成立于1946年，其成员都曾在正规的智力测验中居前2％。——译注

　　1974年6月5日，QE2号停靠在南安普敦港口门撒国际的史蒂夫·奥德尔前来迎接。他是他们在此逗留期间的导游。他们参观了许多著名的景点：去了斯通亨格，乘车游览了考茨沃兹，在牛津小住了几天，并随一个旅游团游览了伦敦。阿西莫夫在查林克罗斯路的福尔斯书店举办了一个签名售书仪式。在仪式上，阿西莫夫在英国平装书的出版商黑豹出版社的代表，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说阿西莫夫作品的销售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出版的任何一种书。在伯明翰，阿西莫夫发表了一次与门撒国际组织有关的演讲，阿瑟·克拉克在演说开始前替他做了介绍。

　　有一段时间，阿西莫夫私下里曾怀疑过智商理论的价值，但门撒国际这个组织对他很友好，尤其在英国时给了他很多关照。

　　艾萨克一直都未意识到自己是个亲英分子，但这次旅行让他觉得如果自己生来是个英国人，那该有多么惬意啊。他一直喜欢住在城市，热爱在纽约那种紧张、热闹的生活，但实际上，欧洲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同样令他感到舒适。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是历史迷，在未曾亲自游历旧世界前，艾萨克就曾研究并撰写过有关欧洲历史的著作，而珍尼特则煞费苦心地收集与欧洲历史有关的资料。对两人而言，英国都蕴藏着众多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当离别之际到来时，他们真希望此次旅行能安排得长一些。

　　就在这次旅行中，阿西莫夫首次对人文主义产生了兴趣。这种思想流派将人类文化与成就放在哲理思考的第一位，完全摒弃了宗教式迷信的观点。

　　人文主义的第一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点像坎贝尔式的理想者或超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文主义并不认为人类优越于其他形式的生命或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种族，但它极为强调人的思想与创造力。它摒弃任何以为人类是由某位不明之神创造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西莫夫对人文主义抱有严肃的态度。他经常发表与其相关的演说并写文章甚至整本书来探讨。晚年时，他成了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主席，担任此职务一直到他去世。

　　自然，阿西莫夫的所有作品都受到其政治与哲学观点的影响。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事物的看法有了微妙的变化，但在一生中，他的社会、政治与哲学观点的主体始终是连贯的、一致的。

　　阿西莫夫深信，教育与知识是最重要的，并坚信把持政权者的无知是世界产生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如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一样，他为许多人对科学的无知感到悲哀与震惊。他认为，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种无知就更骇人听闻了。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在他以施教为乐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渴望，即将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讲授给听讲者。

　　在阿西莫夫的演说及众多非小说类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人口已经过剩，这种倾向继续与否将是影响未来的关键，关系到未来世界是充满了灾难与饥荒，还是能够健康发展，使其居民享有安稳舒适的生活。在他的小说中，他也强调了这一主题。《钢之洞》描绘了地球大都市的恶梦及由于人口过剩、食物短缺而造成的必须由计算机来控制的管制局面。在此书中，阿西莫夫认为人口过剩、食物短缺几乎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

　　阿西莫夫引起人们警觉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作为世界最著名、最成功的科普作家，他尽心尽力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通过在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工作，通过他的作品及他在电视、广播讲座中频繁露面的机会，他不断探讨、分析有关未来世界的重要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他以此方式加入了由爱因斯坦、伯纳德·罗素等伟人开创的事业。他有着与他们共同的理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实行全球裁军，运用科学来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并防止新问题的出现。

　　虽然阿西莫夫并未公开卷入政治，但他是个安坐于扶手椅中的激进的民主党人。在所有的政治家中，他对尼克松最为痛恨，甚至宣称如果魔鬼撒旦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他宁可投撒旦的票也不会支持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前几年，阿西莫夫对尼克松就已有疑问，事发后，更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尼克松罪有应得。

　　尽管他未曾支持哪个政党，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阿西莫夫还是讲政治的。他参加过旨在揭示人口过剩问题的“非双亲日”游行。当田纳西州的原教旨主义团体试图在公立学校废止进化论的教育时，他也参加了为此进行的多场战斗。他认为，不论是在何处，也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打败无知都应是自己的责任。

　　1974年秋天，回到纽约后不久，阿西莫夫夫妇开始考虑搬出珍尼特的公寓。

　　珍尼特看中了西六十六街上的一套住宅。这是个理想的居所，位于一座33层大厦的顶楼，是纽约最封闭的住宅区之一。房屋宽敞、宁静，靠近博物馆，还能俯瞰中央公园的美丽景色。

　　一位出版商曾介绍说，80年代末，他到同一街区去看一套现代得多的公寓住宅，带他参观的房产商指着街对面比他们低许多层的一间顶楼房屋说：“那是阿西莫夫夫妇的家。”这位出版商目瞪口呆地回答道：“哦，我以为是一个室内足球场呢。”

　　艾萨克对搬迁并非很热心，但承认这是必须进行的。珍尼特希望能有个大点儿的家，而且楼上新搬来的住户喧闹异常。艾萨克每天仍去克伦威尔，但那个地方也出现了变化，业主正将它改建为一座住宅楼，原很宁静的酒店里施工噪音不绝于耳，也令人很烦躁。

　　直到第二年春，他们才安排好了种种搬迁事宜，那时阿西莫夫正在写一篇新的科幻故事，这就是他最著名的《活了二百岁的人》。这部作品于搬迁前夜在克伦威尔封笔，这也是他在这家酒店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随后，他废弃了这个办公室，将他心爱的书房及价值无限的手搞搬到了新家。

　　阿西莫夫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搬家，他在那里生活、工作，直到他去世，前后近20年时间，这是他在一个地方住过最长的时期。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世界科学名人了。他在宴会与科学会议上发表演说的酬金达到了很高标准，并经常应邀上电视。自从1957年第一次在有线电视节目上露面以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月，这位“好医生”都要上电视谈谈科学新动向。1974年，他甚至被载人《大英百科全书》，阿西莫夫，艾萨克的名字和科幻小说界的其他伟人，如亨纳恩和克拉克等，一块儿被列在了“科幻小说”这一条目之下。

　　阿西莫夫还引起了好莱坞的关注。他的许多小说，包括《钢之洞》、《赤裸的太阳》和《我是机器人》等的电影版权都被好莱坞购走，但始终未被拍成电影。其中《我是机器人》这部作品差点儿上了银幕。

　　1977年，好莱坞制片人约翰·曼特利、爱德华·刘易斯和麦尔德雷德·刘易斯开始行动起来。他们购买了这部机器人小说集的电影版权，并请哈兰·艾利森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次购买行动是在《遭遇第三类》与《星球大战》引起全球轰动没多久进行的。当时，这两部电影使科幻小说风靡了全世界。这部电影的预算是3亿美元。艾利森写出了长达200万字的剧本，但拍摄计划却很快因艾利森和制片人意见不统一而告吹。艾利森不喜欢新近泛滥成灾的《星球大战》式的科幻电影，而好莱坞需要的则是更多类似的影片，而不是艾利森改编后的那种很前卫的剧本。阿西莫夫本人很欣赏由艾利森改编后的剧本《我是机器人》。与其产生拍摄念头一样，好莱坞以同样迅疾的速度取消了计划。

　　除那次应邀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不快经历外，阿西莫夫从未与好莱坞打过交道，其主要原因在于他顽固地拒绝旅行。但在那时，凡是初涉科幻小说领域的人都会想到艾萨克·阿西莫夫。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畅销程度来看，他是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

　　不仅如此，阿西莫夫还积极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参加社会与政治问题辩论，频繁地在电视和报纸上亮相，并享有高产作家的美誉。他经常接受邀请，为科幻片的拍摄做顾问；但因不愿动驾前往加利福尼亚并从未考虑过要搬到那住一段时间，他的参与最多不过是与制片人草草聊上几句。

　　《星际艰旅》的制片人吉恩·罗登伯利在60年代初与阿西莫夫成了朋友。他在拍摄科幻系列片时，经常向阿西莫夫请教。罗登伯利经常与影片的摄制人员发生争执。这些人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常常对他剧本中的一些科学观念的可行性提出质疑。每逢此时，罗登伯利便给他这位著名购朋友打电话求援。当那些被他视为伙计的人都敢怀疑他的想法时，不难想象罗登伯利所感受到的愤怒与挫折的程度。阿西莫夫是他行之有效的秘密武器，并且总是让他旗开得胜。

　　阿西莫夫非常喜欢《星际艰旅》，并在70年代参加了许多这部影片的影迷聚会。这些“旅行者聚会”在当时曾风靡一时，阿西莫夫偶尔也以星际发言人的身份出现，为怪异的“旅行者”们做些表演，有时参加聚会的人数竟高达数万。

　　伍迪·艾伦可能是第一位来找阿西莫夫的电影制片人。在其影片《沉睡者》尚处于计划阶段时，有一次，艾伦邀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希望能检验一下剧本中的科学问题，以保证其想法的可行性。阿西莫夫让他尽管放心。两人聊了有一个小时，这是阿西莫夫最后一次见到艾伦。事后，他连封感谢信也没收到。

　　与此类似，保尔·麦卡特尼也来找过阿西莫夫。两人在纽约见了面。麦卡特尼说明了他正在构思的一部电影的创意，讲的是一群外星人假扮成一个著名流行乐队的故事。他问阿西莫夫是否能简单起草一个剧本。阿西莫夫同意了。期限未到，阿西莫夫就早早交了稿，但被退了回来。此次阿西莫夫的劳动成果得到相应的回报，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听说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

　　阿西莫夫与电影界最密切的一次接触是在1975年，史蒂芬·斯庇尔伯格请他出任其新作《遭遇第三类》的技术顾问。两人初次在纽约见面时便一见如故。尽管阿西莫夫认为这部片子不错，但他还是谢绝了斯庇尔伯格的邀请。

　　一些人对阿西莫夫对电影界的态度感到惊讶，但从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他在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时曾经历过重大的挫折。阿西莫夫从不善于与人共事，在其事业中也极少与人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必要卷入电影界。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富翁了，无意再因到处奔波或因往返于纽约与加利福尼亚之间而打乱自己的生活。他并不需要钱，而且在科幻小说界已享有极高的声望，卷入电影界根本不会使他的名声再提高到哪里去。另外，他也不觉得在电影圈内工作有什么乐趣。

　　他曾宣称：“我讨厌好莱坞，总是想方设法躲它远点。”①在别的场合，他也说过：“电影界真的不合我的口味。”②他说自己并不为未涉足电影界而感到后悔。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又笑了》第50页，纽约哈普·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

　　②《欢乐永存》第717页。

　　70年代初，因健康出问题后，在珍尼特的敦促下，艾萨克同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他开始控制体重并越来越注意营养。在珍尼特的坚持下，他们还经常一起去度假。1976年他们离开纽约，搭乘QE2号前往加勒比海旅行，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两周。自然，艾萨克并未完全放弃工作。他每天至少写作两个小时，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创作整个假期都将自己关在屋里，也不像他呆在家时那般刻苦了。

　　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他的身体状况仍然急转直下。自1971年甲状腺手术以来，他的健康出现第一次恶化是1977年的冠状动脉栓塞的发作。

　　这其实是个警告，但奇怪的是，直到事件结束后，艾萨克才知道自己是心脏病发作。

　　1977年5月，艾萨克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做系列公开演讲。当演说进人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时，病情发作了。刚开始他以为是肾结石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病症曾一直困扰着他。

　　他认为，疼痛可能是由于临睡前在酒店的卧房里吃了块油腻的奶油蛋糕而引起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凌晨时，一阵剧痛又将他惊醒，这次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将葬礼安排及所希望的悼念仪式都一一向珍尼特做了交代。

　　天亮后，疼痛消失了，他不顾珍尼特的反对，决定按原计划继续行事。尽管当时他感到极为疲乏，甚至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但他仍一边演说，一边声称：“我没时间得心绞痛。”

　　回到纽约数天后，由于珍尼特的强烈抗议，艾萨克终于去看了医生并接受检查，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几天前他感觉到的剧痛确实是一次心脏病发作，只是比较轻缓，让他走了一次运。

　　几小时后，艾萨克便被送往医院，接受更严格的检查和观测。他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头几天住在特护病房，接着又搬进了单间，处于全天候的监视之下。

　　被强制关了两个星期后，艾萨克简直要疯了。他终于说服医生，在严格的监督下允许他每天工作一小段时间。这才使他的日子好过了点。珍尼特每天都来看望他，第二周，拉利·阿什米德也打了几次电话来询问病情。

　　三周后，艾萨克终于出院了，但医生要求他减轻20镑体重，减少工作量，经常彻底地休息，在度假时完全忘却工作。他同意了第一项要求，在出院一个月后减掉了20镑体重，而其他几项，都只有部分达到要求。#p#分页标题#e#

　　尽管这十年给他带来了种种的磨难和问题——离婚时法庭上令人沮丧的场面，他本人和珍尼特频繁地住院，对女儿健康的担忧——但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作品100））出版后的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出版的著作总数又翻了一番。1979年底，《作品200》出版后，他亦作为文学历史上的前十位多产作家之一，被载人了记录丛书。

　　整个70年代，阿西莫夫一本接一本地不断发表非小说类作品，巩固了作为世界科普领袖这一令人敬畏的地位。然而，他还是抽出了时间发展别的兴趣并取得了新的成就。正是在这十年中，他重返科幻小说界，令热爱他的百万书迷兴奋不已。

　　尽管时间间隔了15年，但当阿西莫夫再度回到科幻小说创作领域时，仍向世界表明，他的创作魔力并未消失，这期间写的一篇科幻小说甚至还被人奉为他最优秀的一部作品。这部书出版后，阿西莫夫又成了科幻小说界的宠儿，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年的科幻小说大师重出江湖，他写的新书仍是最成功的著作之一，评论界的掌声及全球百万册的销量再度令他名利双收。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二章　重拾旧爱

第十二章　重拾旧爱

　　20世纪60年代，众多的生活领域发生着变革。这种变革也延伸到了科幻小说界。以阿西莫夫、亨纳恩以及坎贝尔麾下其他名人为代表的5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相对的纯朴；但自1964年始，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

　　在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科幻小说创作浪潮中，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1957年出版的《赤裸的太阳》。他之所以停止写科幻小说，一部分原因是感到乏味，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此方面他已才思枯竭，而在非小说作品创作中又找到了灵感。然而，他一直是个科幻小说迷，看过很多的科幻小说并一直零敲碎打地写些小故事。

　　60年代初，科幻小说界开始了一场变革。据一些刚人行的年轻作者称，阿西莫夫的小说像恐龙一样已经过时。

　　这种新的科幻小说被阿西莫夫的朋友、作家兼编辑朱迪斯·麦瑞尔称为“新浪潮”。英国作家迈克尔·穆尔科克是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科幻小说作家。尽管在60年代，穆尔科克还只是被视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极为成功的作家，但我们完全可以将他看成是“新浪潮”时代的约翰·坎贝尔。

　　1964年，穆尔科克接任科幻杂志《新世界》的主编之职后，他立即为当时一批前卫的科幻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些作家从此成为科幻小说界的一代宗师——T．D．伯纳德，布莱恩·艾尔迪斯以及穆尔科克本人。

　　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新浪潮”作家，企图彻底改变科幻小说的写作方式。自科幻小说诞生之日起便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彬彬有礼、绅士式的创作方式已令他们腻烦透顶。他们希望赋予它力度，创作出更富有文学性和社会道德感的作品。

　　“新浪潮”的这种风格恰恰与阿西莫夫的写作相反。阿西莫夫从未特意注重过文学形式。虽然他曾心不在焉地写了些类似《火星人的方式》之类的故事，但他却从未有意识地赋予其作品以社会意识信息。他有很强的自由观念，但并没有把此观念用于情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新浪潮”作家则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据称，阿西莫夫对“新浪潮”的大部分作品并不赞同。有一位作家甚至指出，阿西莫夫加入了一个“旧浪潮”的写作团体，威胁要从与“新浪潮”作家打交道的出版商手中收回作品，企图以此来阻止“新浪潮”的发展。此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但阿西莫夫的道德标准确实经常有不一致的时候。有时，他似乎是为自己定一套标准，而给别人定另一套标准，因此可以想象得到，他有可能干出那种小肚鸡肠的事情来。他信奉个人自由，认为应该允许作者随意表达这一观点，坚决反对新闻检查；但同时，他又不赞同“新浪潮”运动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精神，甚至认为给整个科幻小说界带来潜在的破坏。除了他的一些朋友是“新浪潮”作家外，阿西莫夫与这个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他的抗议根本影响不了像哈兰·艾利森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但他也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阻拦“新浪潮”一把，以防他们走得太远。

　　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在一次科学界聚会上或在与朋友交谈时，阿西莫夫可能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大意是，如果他们继续抬高他极为厌恶的“新浪潮”运动的形象，他将通过罢工来威胁出版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如果他真的试图干扰“新浪潮”的发展，他真是太专横跋扈了，并且也不会获得成功。

　　60年代，阿西莫夫曾反复指出，他不能再写科幻小说了，因为他已赶不上潮流。他无意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并且正对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兴趣盎然，尽管有时他也为《惊奇》与其他杂志写些小故事。

　　如果让他写“新浪潮”风格的作品，他一定会感觉很不舒服的。露骨的性描写与淫秽的语言，是当时许多短篇故事和著作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在科幻作品中出现这两样东西，阿西莫夫感到极为厌恶，并且也不赞成穆尔科克负责编辑的《新世界》杂志上许多故事所表达的观点。

　　“新浪潮”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紧密相连，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反叛精神。“新浪潮”作品中充斥着毒品、两性人、流行文化，甚至还与后来被称为“剑与巫术”的以幻想和神话为基础的一种小说有着纠葛。像J．G．伯纳德的《暴行展览》和沙米尔·德森利的《爱因斯坦交叉点》这样的作品，与阿西莫夫温文尔雅式的泛银河太空剧有着天壤之别。

　　《暴行展览》创作于60年代，但因为书中残忍的描写引起了争议，这部书直到1972年才出版。当时，因一位高级决策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原出版公司在临出版前又取消了计划。不难想象，这种厄运是不会降临到阿西莫夫的《钢之洞》这类小说的头上的。

　　1966年，尽管当时阿西莫夫已长时间放弃了科幻小说的创作，并且“新浪潮”业已开始在欧洲和美国站稳了脚跟，但他却因《基地三部曲》荣获了科幻小说界最高的、最令人垂涎的一项大奖——“雨果奖”。

　　在此之前，他从未获过雨果奖，并且也不在乎别人知道。1966年9月，第24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在克利夫兰召开——恰好是在阿西莫夫的活动范围内，他们全家人都受到了邀请。这次旅行令他们极为兴奋，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和伦敦召开的第22届和第23届大会他们都没能成行。

　　大会的组织者在那一年特意设了一项雨果奖，准备授予“空前最佳小说集”。他们对此概念的定义是，一套至少由三本内容相互关联的小说构成的作品集。

　　获得这一奖项提名的作品有：J．R．R．托尔金的《指环之王》，罗伯特·亨纳恩的未来历史系列，E·E·史密斯的水晶体人系列、埃德加·莱斯伯拉夫的火星人系列，当然，还有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阿西莫夫认为，《指环之王》获奖的可能性最大。他暗中希望自己能排在莱斯伯拉夫或史密斯之前，名列第四位。

　　哈兰·艾利森被选为大会的颁奖人。在挤满了上千名科幻迷的大厅中，他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将整个仪式推向了高潮。他插科打诨，拿所有的候选人开心。玩笑开够之后，他才开始宣读被提名者的名单，并故意漏掉了基地系列。直到艾利森继续宣布“获奖的是……”时，阿西莫夫还在大声抗议；但当艾利森说完“基地系列”时，他发现自己处于了一种对他来说极为不自然，也极为少有的状态中——他哑口无言。

　　这可能是阿西莫夫写作生涯中最大的荣誉了。由于高曼出版社糟糕的运作机制，他丝毫不清楚基地系列的销售情况及评论界对它的反应，他已经习惯于他的《夜幕》被认为是“空前最佳科幻短篇小说”。

　　在阿西莫夫的记忆中，那个夜晚充满了欢笑与巨大的个人成就感。他被好友和家人包围着。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支持他，现在他终于为自己的佳作赢得了大奖，他们为他感到高兴。约翰·坎贝尔也来了，是他开创了阿西莫夫的整个事业；醉心于新近的“新浪潮”运动的同行们也来了，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尽管他们不想像老派人物那样写作，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是非常敬仰这些被他们视为现代科幻小说奠基人的作家的。

　　很难精确地估计购书者对此奖的重视程度，但自1966年获雨果奖后，《基地三部曲》的销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五年前，双日出版社从马丁·格林伯格所经营的不景气的高曼出版社手中买入了该系列的出版权。双日真正知道该如何出版阿西莫夫的著作，并知怎样让书店接受它。

　　其实，阿西莫夫在数年之前就已意识到应该从高曼出版社撤回自己的书了，但他担心这样做得起诉自己的老朋友格林伯格。幸运的是，双日没费什么周折就从高曼那儿以低价买进了基地系列。结果，格林伯格成了这次交易中的真正输家，因为这套书后来销出了数百万册，成为阿西莫夫最畅销的作品。

　　有两件事标志着该书的成功。1972年，罗宾念高中时，选了一门科幻小说课，发现父亲的名作也出现在阅读书目中。另一件事是，1975年，一家名为卡迪蒙的磁带公司购买了基地系列的录音权，并雇请以詹姆士·科克上尉形象闻名全球的男演员威廉·萨特勒来朗读。而录音图书在70年代还是很少见的。

　　尽管他的著作风靡全世界，并在1966年的科幻小说大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阿西莫夫重返科幻小说界，却已是五年之后的事了。这次，他推出了又一部力作《诸神》。

　　阿西莫夫的这部重出江湖之作，刚开始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创作该书的启迪源自于1971年1月的文学界聚会上提出的一次挑战。

　　在那次聚会上，作家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宣称，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更注重人物的刻画而不是情节中的科学观点。他情绪激动地挥舞着双手，随便举了个例子说，没有人在读到如钸－186这类东西时会感兴趣的。

　　会后，阿西莫夫与西尔沃伯格聊天，表示不同意他说的那番话，并说他就能写出一篇关于不存在的化学元素饰－186的短篇小说来，保证非常好看。西尔沃伯格说，如果他能写出好看的故事来，他将把它收人自己正在编辑的一部原创小说集中。

　　阿西莫夫马上开始了创作。一提起笔来，他又找到了那种熟悉的灵感，根本无法让自己停下来。按原计划，这只是个5，000字的短篇，在按要求写作方面，阿西莫夫堪称是个专家，让他写什么，他就能写什么；但只要他愿意，他也能源源不断地将故事写下去。

　　2月8日，他的创作完成了，作品长达20，000字。阿西莫夫很快意识到，对于西尔沃伯格的小说集来说，显然太长了；但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因为双日出版社正打算出版一部文集，他可以劝说拉利·阿什米德将书加长点。

　　阿什米德看过这个故事后，表示很喜欢。没过两天，他就给阿西莫夫打来电话，建议将这个短篇扩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阿西莫夫不同意这么做。他认为，这个故事只能是这样，对原文进行扩充将有胡拼乱凑之嫌。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脑子里又有了新计划：他可以围绕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再写两个部分，现在的这个短篇可以作为第一部分，从而完成一部由三部分组成的长篇小说，给整个故事一个圆满的结局，而不采用现在这个低调的结尾。

　　这下轮到阿什米德犹豫了，但最终阿西莫夫还是说服了他，让他相信这个计划肯定能行。这笔交易就这么定了下来，一周后，双方签了合同。

　　《诸神》无疑是阿西莫夫作品中最不同寻常的一部小说了，尤其是对中间的部分，他最为满意。全书写成时，他认为自己写出了真正不同的、富有新意的东西。

　　书名取自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名句“诸神信徒劳的抗争着愚行”。书的第一部分取名为“抗拒愚行”，第二部分为“诸神”，最后部分为“徒劳的抗争？”，加了一个关键的问号。这些小标题与作品的各部分内容极为吻合，而整部书的名字也起得很合适。

　　“抗拒愚行”部分具有典型的阿西莫夫风格，讲的是一人与整个庞大势力抗争的故事。这个主人公是哈里·夏尔登或沙尔沃·哈丁式的人物，面临的挑战来自于他发现了一个无尽的能量资源，并意识到这一资源将毁灭整个世界。

　　2070年，弗里德里希·哈兰姆在他的实验室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不可能”存在的物质。经过大量的试验，他做出直觉判断：这一物质来自另一个宇宙。这一发现使他立刻扬名全球。但这个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建造了一个“电子发生器”，用来在不同宇宙之间传递物质并制造能量。

　　哈兰姆是按照居住在相似宇宙的生物的指示建造这个电子发生器的。它们的技术似乎更为先进，并且就能量传输而言，它们简直是在炫耀。但是，除了能量的传输和建造电子发生器所需的指示外，两个宇宙再没有其他的联系。

　　我们的主人公彼特·拉曼特，一直对此事抱有疑虑，并收集到了证据证明使用电子发生器将使我们的宇宙出现不平衡，引起太阳过热而最终导致毁灭。自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尤其是发现了这一物质而成为世家最伟大科学家的哈兰姆。

　　“抗拒愚行”故事的结局处理得很低调，主人公看起来处于劣势，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阳越来越热，引起大火灾，最后导致整个太阳系的毁灭。

　　尽管“抗拒愚行”情节紧凑，让人读着津津有味，但整个故事有点过于生硬，更像是一篇科学知识讲稿，让人一看便知过去的十年他一直都在写非小说类作品；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欣赏这个故事，因为阿西莫夫非常姻熟地及时刹住了车，避免了过分的啰嗦。

　　小说的第二部分“诸神”，与阿西莫夫以往的创作风格完全不同。按正常的思路，“抗拒愚行”结束后，应该接着写另一宇宙居民，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述整个故事了。阿西莫夫也确实是这么写的，但他并不仅仅描绘了另一个居住着生命的相似宇宙。这几乎是他第一次决定在作品中创造一个外星人的世界，一个有着自己政治、性生活、感‘清、语言及其他想象中的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各方面细节的完整的世界。

　　自他创作早期及与坎贝尔发生争执以来，阿西莫夫一直避免写外星人。可能就是这种自我监督导致物极必反，使他在《诸神》中完全打破了所有的禁忌。

　　相似宇宙的居民是一种半气体的、模糊不清的生物，分为三种类型：“感情型”、“理智型”与“家长型”。所有外星人家庭都是由三个不同类型的生物组成，而不是由父母与孩子共同构成。总体而言，这些不同类型的成员都在为家庭和社会做着不同的贡献。

　　“诸神”通篇都是关于性的描写。阿西莫夫曾一再避免写外星人的性生活，但这次他似乎打破了常规。我说“似乎”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大胆地进行描写。他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性描写方式，尽量将性场面写得符合外星人的特点，从而避免了暴露出自己在这方面的缺点。

　　这一部分的三个中心人物——“感情型”的杜娅，一个模糊的女性角色，与两个“男性”、“理智型”的奥丁和“家长型”的崔特——总是尽可能地找机会“融合”。就像外星人与固体人相距甚远一样，相似宇宙的性生活与地球上的性生活也截然不同。外星人的三种气体形式，并不是它们宇宙唯一的生物类型。由“融合”所产生的后代，就成了固体的生物。它们实际上是三种气体形式的合并。换而言之，一个家庭中的三种气体生物其实只是外星人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暂时阶段。当它们融合时，他们暂时形成了一个固体；经过反复融合后，当时机成熟时，一个固体就从它们三个中“诞生”出来了，这样它们就进人了物质生命的新阶段。

　　在这个故事将近尾声时，我们发现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固体科学家艾斯瓦尔德，实际就是创造电子发生器并向地球传输物质这一计划的负责人。

　　当杜娅与地球上的拉曼特一样，开始怀疑艾斯瓦尔德，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时，情况变复杂了。杜娅渐渐发现，将物质传输到另一个相似宇宙将毁灭（我们的）星系，因此试图阻止这个计划。杜娅面临的问题与拉曼特所面临的有所不同。在另一个相似宇宙中，科学家艾斯瓦尔德很清楚，传输物质输往宇宙将毁灭我们的太阳，但为了挽救他们的世界，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太阳已经老化，正逐步趋于灭亡。杜娅面对的问题，不是来自人类的贪婪，而是出于简单的生存需要。

　　“诸神”的结局与“抗拒愚行”极为相似。杜娅的行为也受到了周围外星人（她的那个社会政府）的阻止。杜娅、奥丁与崔特的融合使艾斯瓦尔德终于完全成型，电子发生器的计划继续被执行着。

　　小说的这一中间部分是全书的关键，并为《诸神》赢得了赞誉。在我看来，这是阿西莫夫写过的最有趣的故事之一。它的构思与写法都非常精美，并注意到了所有必需的细节，使故事具有说服力。阿西莫夫这次真正让科幻小说界吃了一惊。

　　一些评论家曾暗示，阿西莫夫照猫画虎，试图模仿“新浪潮”的风格，结果发现效果不佳。阿西莫夫自然否认了这一点，声称他只是按自己一贯的方式行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痛恨人家以为他受到某种流派的影响，尤其是这一流派恰恰是他强烈反对的。

　　70年代初，“新浪潮”非常活跃。一位尚在这一流派外围徘徊、几乎不入流的作家菲利普·K·迪克，几乎包揽了相似宇宙主题，其代表作有《空中的眼睛》（1957年）与《尤比克》（1969年）。菲利普·K·迪克的风格及其相似宇宙这一主题的表现与“诸神”是完全不同的，但正因为阿西莫夫选了这个新的、浪漫的主题据为已有，而在此之前又从未对此主题有过兴趣，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不仅如此，阿西莫夫还决定要写非常不同的外星人——又是一个新动向，并且还要在接下来的另一个故事中挑战性主题——这又是一个第一次。

　　令“新浪潮”作家愤愤然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在于阿西莫夫写了外星人或相似宇宙，而只是因为他如此不同寻常地描写了性，而且小说中间部分的风格显然是故意要涉足“新浪潮”的领域。毕竟，“新浪潮”作家信奉的主旨之一，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公开、大胆地描写性主题。而阿西莫夫这个科幻小说界的假正经，如今竟也效仿起了他们，而且写的还是一个气体三角性关系，这自然要触怒他们了。

　　如果“新浪潮”作家们为此感到不安，那么他们未免有点像阿西莫夫试图给他们制造麻烦那样过于心胸狭窄了。70年代初，“新浪潮”的地位已如此的稳固，领导该潮流的人物根本无须担心阿西莫夫的作品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因为市场对新旧两派的作品均有需求。“新浪潮”作家们的行为可能只是一种反击，只是为了回报阿西莫夫早些时候对他们的存心阻挠。

　　阿西莫夫对“诸神”部分非常满意，并对其中着墨甚多的性描写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当时，平装本出版社看了拉利·阿什米德拿来的全书第一部分后，表示十分愿意出版，但他们又问阿什米德，阿西莫夫是否能在书中描写点性场面。阿什米德很生气地回答道，他认为绝对不可能。当阿什米德将这事告诉阿西莫夫时，却轮到了阿西莫夫愤愤然了，当时他就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在中间部分多点性描写，并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非常直率地承认，那时，一些人老以为他写不出与性有关的东西来，这种看法让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他那庞大的自我意识驱使着他，要向他们表明，他绝对能写得出来。

　　在“徒劳的抗争？”中，阿西莫夫又恢复了书迷们所熟悉的形象。他温文尔雅，以老式的风格讲着故事。从整部小说来看，这个结局写得并非十分成功，字里行间能明显看出，“诸神”这一力作已耗尽作者的才思，以致于这时他只想匆匆结束故事了。

　　在“徒劳的抗争？”中，故事场景转移到了月球，事情发生在“抗拒愚行抗争”结束数年后。故事的主角是本杰明·丹尼森，几乎是他，而不是他的对手、自大狂哈兰姆，发明出了电子发生器。像前面的拉曼特一样，丹尼森意识到了电子发生器有些不对劲。哈兰姆发明了电子发生器并因此而改变了世界，尽管这令丹尼森感到痛苦，但他并没有犯拉曼特的那种错误，试图与当局为敌，也未曾要夺回这个世界所得到的最伟大的礼物。相反，他有一个想法，即在月球上建造另一种发生器，用于运输来自第三宇宙的物质，从而抵消原有发生器所引起的不平衡。

　　“徒劳的抗争？”使《诸神》终于有了一个乐观的结局。丹尼森获得了胜利，他指定受众人怀疑的拉曼特负责计划的实施。他得到了一位姑娘的爱情。她是位有着特异功能的人，曾帮助他在月球上建造发生器。整个世界得到了持续的能源供给，再也不用担心会给哪个宇宙带来灾难。

　　阿西莫夫创作这部小说时，距他前一部成人小说《赤裸的太阳》的创作已有14年，而且作品所触及的是极为不同的主题，明显反映了阿西莫夫已经意识到了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

　　多年以前，当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人口过剩、大气污染与自然资源枯竭这些问题时，阿西莫夫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和作家就已开始竭大声疾呼，提醒政客与公众注意了。阿西莫夫对人类的未来极为悲观，这在《诸神》中非常强烈地得到了表达。在分析人类的本性时，阿西莫夫是个现实主义者，对腐朽势力的影响有着很深的认识，从开始创作起，围绕未来科学、军事展开的政治阴谋就一直是其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在《诸神》中，他将政治、科学及超越其时代的生态信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1971年9月初，阿西莫夫完成了《诸神》的创作后，将连载权卖给了两家杂志社。由于《银河》杂志决定更换主编造成的混乱，最后“抗拒愚行”及“徒劳的抗争？”刊登在了1972年《银河》双月刊的三月号和五月号上，而中间部分，也就是阿西莫夫描写外星人发生三角性关系的那一部分，则刊登在了1972年《银河》的姐妹杂志《如果》的四月号上。《如果》四月号刚开始发售时，阿西莫夫便从其朋友、杂志的负责人朱迪·琳·戴瑞尔处获悉，这份刊载有他首次探索外星人性行为作品的杂志，很快被抢购一空。

　　尽管《诸神》不是他最极好的小说，但它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效益。尽管有一些主要是那些苛刻的“新浪潮”书评家写的不是很友好的评论，但整体而言，评论界对它的评价仍然不错。这也是阿西莫夫个人所喜爱的作品。在科幻小说界内，这部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荣获了雨果奖和1973年最佳小说奖——星云奖。

　　在阿西莫夫的讣告中，记者约翰·克鲁特曾这么介绍这部小说：

　　　　《诸神》可能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故事。它对社

　　会科学的介绍及对相似宇宙数学的描绘，极为通

　　俗易懂。”①

　　①见约翰·克鲁特写的讣告，载《独立报》1992年4月7日。

　　奇怪的是，阿西莫夫并未决定接着写更多的科幻小说。与此相反，他又重新开始了非小说作品的创作。他从事的各类创作令人眼花绿乱，其中包括编写古典文学的注释本、收集故事出版成书的科幻小说集和撰写纯神秘故事，甚至还尝试着写起了幽默作品。

　　1969年，他曾创作过一部幽默作品。那是在凯茨基尔斯度假时，突如其来的创作灵感的产物，但他真正开始有计划地写幽默作品，还是得益于某位出版商的一句离题话。

　　1971年3月12日，阿西莫夫与贝恩·沃克共进午餐。贝恩与山姆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出版社——沃克夫妇出版公司。用甜点时，他们开始讨论诸如《性感女郎》之类的色情文学作品最近走红的现象。贝恩·沃克突然问道：“艾萨克，你为什么不写本色情书呢？”

　　艾萨克对此建议看得太认真了，声称自己从不创作垃圾文学；但他很快记起了自己有与方圆一百码之内的任何女人调情的爱好，便接着乖戾地补充道：“再说，对于性，我能知道些什么呢？我所能写的也就是《性感的老色鬼》罢了。”

　　贝恩·沃克却没有一笑了之，而是把他的话当了真。她拍着手大笑起来，说：“太棒了！那你就写吧。”

　　这下可把阿西莫夫难住了。他并没有把这个主意当真，但又不能打退堂鼓，只能笑笑，寄希望于贝恩把这事给忘了。

　　贝恩·沃克却不断地给阿西莫夫打电话、写信，要他签定她已准备好了《性感老色鬼》的合同。阿西莫夫终于同意了。在珍尼特的公寓里，他仅用了一个周末，便写出了16，000字的作品。当时他正在与杰特鲁德办理离婚手续。

　　在创作《性感老色鬼》的全过程中，他特意不让珍尼特看他在写些什么，生怕会引起她的不快。当他写完时，他对自己的作品颇为欣赏，发现它比自己原先想象的要有趣得多。这是个幽默的小文章，简直就是对《性感女郎》这类书进行全面的讽刺性模拟。其实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是对他自己风流行径的文字记载而已。他让珍尼特看了写成的初稿。珍尼特觉得它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完全无伤大雅。

　　第二天，也就是1971年4月26日，在开始写《诸神》第二部前，阿西莫夫将这部作品的手稿寄给了沃克夫妇出版公司。一个多月后，他收到了该书的样本。

　　书的封面上登了一幅阿西莫夫的画像，可笑地用副胸罩遮着双眼，著者的名字是A博士，无疑又是模仿《性感女郎》的作者“J”。第二天，阿西莫夫画像成了迪克·凯维特节目的嘉宾，登上舞台时眼睛上也罩着一只胸罩。

　　这本书获得了成功，但阿西莫夫并不打算写续篇，玩笑到此为止。他又开始继续创作严肃的非小说作品，偶尔也写些科幻短篇故事，但他显然对幽默故事割舍不下，因为到1974年时，他已经在考虑收集100首打油诗编辑成册出版。沃克夫妇出版公司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1975年初月西莫夫写出了100首打油诗。他决定给每首打油诗附上一个小故事，介绍其创作过程及如何去理解它。沃克夫妇出版公司对书稿很满意。同年该书便以《黄色打油诗》为名出版了。

　　随后的几年内，阿西莫夫又出版了几部打油诗集。他把写这些诗当成一种乐趣，尽管书的销量不佳，但沃克夫妇出版公司却让他放心，只要他写出成批的100首，他们就不断地为他出版。于是，就有了《更黄的打油诗》（1976年）。《愈加黄色的打油诗》（1977年）。

　　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本书，是与诗人约翰·席阿迪合作出版的。阿西莫夫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

　　当时，席阿迪正计划通过诺顿出版公司出版自己的打油诗集。这本集子收集了144篇作品，定名为《粗鄙的打油诗》。席阿迪给阿西莫夫写信，建议两人各写144首，编成一本容量为原书两倍的书集，取名为《打油诗：污言秽语》。阿西莫夫很赞成这个主意，于是这本书于1978年问世了。

　　没料到三年后，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打油诗：污言秽语》竟然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位中学教师买了这本诗集，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她所教那个班的班长——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当这位18岁男孩子的父母在他的屋里发现这本书时，立刻找学校交涉。这位教师被停职后，事情闹到了法庭。法庭要求阿西莫夫就该书是否适合少年阅读出庭作证。最终这位教师打赢了官司，恢复了职位并得到赔偿。

　　从一开始，阿西莫夫便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可思议。要不是对那位教师的事业与生活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会认为此案很滑稽可笑。在他看来，这些打油诗根本就无伤大雅，挑起事端的那些人，从家长到法庭，都有点神经过敏。

　　在写打油诗的同时，阿西莫夫还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些正经、严肃的小说与非小说的创作。尽管他在50年代末全面退出科幻小说界后，也写过一些很不错的科幻短篇，但都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1974年8月，他开始创作《活了二百岁的人》。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誉。

　　阿西莫夫本人对这个故事也相当满意。他一生中创作了百余部短篇，这部作品在他心目中排名第二。他甚至声称，在写这个故事的结尾时，他几乎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无疑，《活了二百岁的人》是阿西莫夫最具有感情色彩的故事之一。与他的另一部得意之作《丑陋的小男孩》一样，它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故事讲述的是机器人安德鲁·马丁的故事。由于某种电离子偶然造成的原因，这个机器人生来就具有艺术天赋。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售卖自创的艺术品，为主人赚了一大笔钱。

　　安德鲁的主人“先生”，是个非常慷慨的人。他是个律师，认为安德鲁有权得到自己劳动所得的一半，于是关于机器人所有权的法律就被修改了。

　　安德鲁得到了主人一家子马丁家族的宠爱。“先生”去世后，随后的几代人又继续拥有他。安德鲁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性格特点。他靠卖艺术品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他开始穿上了衣服，并享有了人身自由。虽然每前进一步，他都得打一次官司，但每次他都打赢了。这是因为，首先他有钱，其次他雇请了马丁家族的法律公司为他服务。

　　故事的标题代表了安德鲁的心愿。他希望在200岁生日时，自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成为真正的人。在20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已渐渐消除了自己与人类的区别，用有机材料替换了自己的身体部件，并争得了人类享有的法律权利。但现在，他想跨越最后一道界限，成为真正的人。自然，这也是最难的一步。

　　问题的关键在于，安德鲁与人类不同，他是永生的。一个永生的机器人变成了人，肯定会让只活到70岁的人愤愤不平。安德鲁得知这一言之有理的歧视后，认为消除这种歧视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一次手术，让自己的电离子脑子能量耗尽，这样他就能自然“死去”。

　　当外界得知这个为获得做人权利宁愿做出最后牺牲的消息时，机器人安德鲁已实现了他的愿望，但在成为人后就“死去”了……

　　　　安德鲁躺在床上，意识正一点点地离他而去。

　　他绝望地想抓住它们。人，他变成了一个人！

　　他希望这是他最后的意识。他带着这个意识消融

　　——死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活了二百岁的人》第23节，最初发表于《星光》杂志1976年1月号。

　　《活了二百岁的人》原定是要收入由内奥比·戈登编辑的一本以1976年美国200周年国庆为主题的小说集中，但与创作《诸神》时一样，阿西莫夫发现自己一旦开始写作，便再也收不住笔了。按内奥比．戈登的要求，他应写75，00字，结果却写了15，000字还未能收笔。后来阿西莫夫提到这个故事时，说：“它自己从打字机里蹦出来的。”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机器人展望》中的引言《机器人编年史》P19，伦敦维克多·高兰兹科幻小说出版社1990年版。

　　阿西莫夫花了两周时间写成《活了二百岁的人》。与此同时，他还写着别的书。作品完成的那天，正好是阿西莫夫夫妇从珍尼特高所搬出的日子——1975年3月14日，阿西莫夫写完最后一笔后，将手稿交给了喜笑颜开的内奥比·戈登。

　　这篇作品从未在戈登女士的小说集上发表过，她的计划泡了汤，阿西莫夫亦将预付的订金交还给她。最后它被收入了由朱迪·琳·戴瑞尔编辑的《星光一2）这部小说集中，于1976年1月出版。

　　《活了二百岁的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它也是1977年唯—一部同时荣获雨果奖和星云奖（最佳小说奖）的短篇小说。

　　四年前，阿西莫夫曾因一部长篇小说荣获雨果奖和星云奖，而此次在短篇小说领域又获此殊荣，真可谓锦上添花，使他极度高兴，以至于当他发现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在奖章上错拼了他的名字时，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活了二百岁的人》出版后不久，便有人来问他是否有兴趣将大名借给某份杂志，使它更名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一位名叫吉尔·戴维斯的戴维斯出版公司的老板，阿西莫夫此前也曾偶尔在这家公司发行的《艾勒里·奎因神秘小说杂志》上发表过浅易的神秘故事。

　　当时戴维斯正打算扩大发行刊物的种类，恰巧他手下的一名高级职员刚带着孩子参加完“星际艰旅”聚会，回来后便向他建议，公司应开拓科幻小说杂志市场。戴维斯希望能给新杂志冠以一位著名科幻作家的名字，因而自然想到了阿西莫夫。

　　为说服阿西莫夫同意颇费了一番功夫。起初，阿西莫夫并不喜欢这个主意，认为让自己的名字与照片出现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杂志倒是出了名，但他自己则成了个傻瓜。另外，写作已令他忙得不可开交，他也没时间参与编辑工作。戴维斯让阿西莫夫放心，说会找个能干的编辑来负责这本杂志，他只需同意将名字借给他们用用，并允许他们选一张照得比较威严的照片登在杂志的封面上。

　　最后，阿西莫夫被说动了心。1976年12月16日，首期杂志出现在各个报刊亭内，封面上赫然印着阿西莫夫威严的画像。此时，阿西莫夫已完全认同了戴维斯的建议，望眼欲穿地等着第一期杂志的发行情况，甚至还在上面发表了一篇编者论谈。

　　阿西莫夫根本无须为这份杂志的命运担心。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没有给他丢脸，而且越办越红火，直至今天仍畅销不衰。

　　70年代末，阿西莫夫重抬旧业，又开始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在“新浪潮”统领科幻文坛的岁月里，由始至终，阿西莫夫作品的销售量都未曾有过丝毫的下降。此时，阿西莫夫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作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的名声甚至要比70年代初大得多。科幻小说写作曾是他的旧爱，而如今他又重新在此领域里站稳了脚跟，恢复了自信，并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

　　自80年代初，阿西莫夫开始同时创作小说与非小说类作品，但花在科幻小说创作的时间要更多些。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中，他写了一批长篇小说，每一部都从出版商那儿得到了数额很高的预定金。这些书不仅使他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作家之一，而且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发现自己的作品首次被列人了全国最畅销的小说名单中。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三章　绅士作家

第十三章　绅士作家

　　1977年的心脏病发作并没有使艾萨克放慢工作节奏，但他毕竟还是同意了要多休息，并且在珍尼特的坚持下，两人度假期间，他放下了工作。可能是日益意识到余日不多，他开始享受远离工作的乐趣。

　　80年代中，艾萨克与珍尼特经常出去旅行。他们再次乘QE2号前往巴黎。其他几次则都是围绕巡回演说进行的。他们到过加拿大，每年夏天都要在百慕大度过两个星期，并且经常参加天文岛巡游、观测彗星与望星空等团体旅游活动。

　　每年的7月或8月，他们都要花一周时间参加“人与科学会议”。这是美国知识界的一个聚会，与会者大都是些科学家与作家。他们发表演说，组织讨论会，轻松的交谈与充满智慧的讨论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使会议有点类似于堪达罕小说界的聚会。会议每年在凯茨基尔斯以南25英里处的伦赛勒维尔小镇召开，每次组织者都要选出一个不同的主题，演说与讲座则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内容从太空旅行到社会与环境等，不一而足。

　　尽管在珍尼特的坚持下，艾萨克多了许多休息，但在80年代的前三年，他的心绞痛越来越厉害。1983年底，他的私人医生建议他接受一次心脏手术。这种手术是心脏手术中最复杂、最危险的一种。

　　艾萨克对动手术感到非常紧张。保罗·艾瑟门医生告诉他，在手术过程中，他的心脏将停止跳动，他将被接到一个心一肺功能机器上，着实令他不寒而栗。特别是最近他刚读到一篇文章，说手术中有可能出现患者脑部供氧不足的危险，更是令他忧心忡忡。他竭尽全力向负责手术的大夫解释说，他的脑子是一台非常精密的仪器，并且对氧气非常敏感，请大夫多费点心。

　　后来双方终于达成共识，手术后艾瑟门大夫将对艾萨克进行检查，以确定他的脑子供氧是否充足且完好无损。手术后，艾萨克刚清醒过来，医生便让他做首打油诗。艾萨克张口念道：

　　从前有个老医生名叫保罗

　　他的阴茎出奇的小……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著：《艾萨克·阿西莫夫又笑了》。

　　听到这里，艾瑟门医生慌忙让他住嘴，宣布他的脑子没有任何问题。

　　艾萨克在医院中住了数月。这是个漫长的康复期，也是他成为专业作家以来首次被迫完全停止工作，并且在今后也只能慢慢恢复工作。出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手术过程与住院经历写成了一篇幽默故事，倒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康复期的禁烟并未阻止艾萨克外出社交。1983年12月31日，他从医院被解放出来，1984年1月2日，他就与珍尼特、朱迪·琳及拉斯特夫妇一起出去庆祝他的64岁生日。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他都是与他们共同度过自己生日的，此次他们去了第69街那家他们最喜欢的福勒德里斯餐馆，晚餐后又去了百老汇。

　　自1970年回到纽约，艾萨克的社交活动明显增多。与好友在一起，令他感到身心愉快，并且他还持之以恒地享受着与女人打情骂俏所带来的乐趣，直到1992年他最后一次住院。

　　在这一时期，他交往比较密切的都是些50－60年代的老朋友——戴瑞尔夫妇、拉利·阿什米德及马丁·H·格林伯格。艾萨克总是称格林伯格为马蒂。在整个80年代，马蒂每个晚上都要给艾萨克打电话，每次两人都要聊上至少一个小时，无所不谈。电话热线及午餐约会，使格林伯格成了艾萨克最亲密的朋友。

　　拉利·阿什米德则是艾萨克的另一位密友。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两人曾是合作伙伴。尽管在阿什米德于1975年离开双日出版社后，两人没合作过几本书，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成为好友。

　　只要有空，他们两人便一块儿去华道夫·阿斯特瑞亚酒店的孔雀坊吃豪华大餐。两人都是美食家，甜点总要点上双份。当第二份端上来时，艾萨克总要转过身叮嘱阿什米德：“你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告诉珍尼特。”

　　艾萨克不仅喜欢阿斯特瑞亚的美味，还是俱乐部的常客。自60年代起，他就加入了“活门蜘蛛”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各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定期聚会，吃吃喝喝，交换些幽默故事。

　　另一个艾萨克尤为积极参加的组织是“AA制俱乐部”。他与阿什米德都是那儿的常客，艾萨克甚至还被选为俱乐部主席。这也是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成员也都是各个行业的成功人士。他们经常请著名的演说家来俱乐部演讲，并且每周聚会一次，吃顿饭，讲一些下流故事。

　　此外，艾萨克生活中的另一内容就是关注他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地位。

　　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本杂志从起步开始，效益就很不错，但阿西莫夫的主要兴趣还在于它为默默无闻的年轻科幻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阿西莫夫一直念念不忘40年代流行杂志为他创造的突破机会，尤其是约翰·坎贝尔曾给予他的无价启迪。到了晚年，他认为自己必须为科幻小说界做点什么，而这本杂志正好为他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在1976年，他只同意为创刊号写篇编者论谈，但后来他决定每期都写稿。这个惯例一直保持到1991年，直到他不得不完全停止写作为止。

　　《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现任责任编辑希拉·威廉姆斯，自16岁起就是阿西莫夫的崇拜者。一次，阿西莫夫将去她的家乡做演讲，女孩的父亲写信问，演讲后能否与他聊聊天。阿西莫夫回信说，如果他们能阻挡住激动的书迷们，他将非常愿意。

　　到了演讲的那天晚上，希拉坐在观众席上，满心敬畏地盯着讲台上她心目中的英雄。演讲结束后，父亲与女儿向阿西莫夫走去。当然，他记起了他们，在随后举行的晚宴上，邀请他们坐在了他的身边。希拉做梦都没想到，自那一夜过后不到10年，她竟然成了艾萨克·阿西莫夫杂志的负责人，并与他建立了私人交情。

　　艾萨克坚持每天早上都到杂志社来。虽然他不来，杂志也能办得很好，但他喜欢参与到这份工作中。每周他至少要花两个小时与希拉在一起，除了浏览样本、探讨他的评论，剩下的就是与希拉插科打挥，胡诌打油诗，要不就背诵《吉尔伯特与沙丽霎作品集》的小片段，并配上即兴编出的抒情韵文。

　　80年代初，艾萨克身体还算硬朗，尚能招待前来纽约的朋友。由于他与珍尼特都不愿意在家里兴办晚宴，他们总是在附近他们喜欢的几家餐馆中设宴招待朋友们。

　　艾萨克一直与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系，直到去世为止。当弗雷德·波尔或哈兰·艾利森来到纽约时，他尤为感到高兴，并喜欢听他们讲一些新鲜事。艾利森来之前，总要事先打个电话，约好饭局。每次打电话时，艾利森总要捏着腔调说话，戏弄艾萨克十来分钟，而艾萨克则从未听出对方是谁。

　　在这10年中，除非是在纽约举行，一般他很少参加科幻小说界的聚会，这就使得他与科幻小说界的联系淡漠了许多，因此这些科幻小说界朋友的来访对他来说，意义颇为重大。

　　从手术中完全恢复后，艾萨克的体重仍超出正常许多，他断然决定采取新措施，更加注意保养身体。他是个馋鬼，但在听了珍尼特的忠告后，他努力减少了肥肉、奶油点心及糖果的摄入量。这确实有点难为了他，因为他从不抽烟，酒也很少喝，而美食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结果他的体重真的降了下来，自己也觉得健康了很多。在他1983年拍摄的照片中，我们见到的是一个颧骨微突、面貌一新、我们有点不太熟悉了的阿西莫夫。他那络腮胡还在，但因为掉了至少30磅的肉，多少还是失去了以往人们熟悉的那种“可爱的臃肿”。

　　1981年6月，阿西莫夫买了他的第一台电脑，对它感到很满意。这是一台“无线电TRS80”。他以前总是抱怨电子打字机的速度太慢，跟不上他的思维，而这台电脑他认为恰好能跟上他的速度。拉利·阿什米德给阿西莫夫做了评论，说道：“艾萨克，他们永远也造不出一台速度能赶得上你的机器。”

　　阿西莫夫从来不将自己写的东西存盘，他几乎是把微机当作打字机使用，并直接进行屏幕打印。即便如此，他仍喜欢用他那台旧的电子打字机打出初稿，微机只是用来创作短篇或誊写终稿。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许多作家确实都有这种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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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西莫夫写作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写作过程中从不给作品分出章节，总要等到初稿全部写完后，从文章中找出自然分段处，然后再加以修改，使得各章节衔接起来。通常他早上大约6点左右就开始创作（他一直是个早起者），到下午结束，每天要写上十几个小时。他在家中的创作室与珍尼特的工作室隔着大厅，写作时他总是把百叶窗拉下，只有偶尔响起的电话铃声或来访者才能打断他的思路。

　　1981年夏天，纽约出版界流传着阿西莫夫第一天使用微机的故事。他在打字机上完成了新作的草稿后，准备用微机打出终稿，但在键盘上鼓捣了20分钟，微机仍是一声动静没有。他只得给制造商打电话，大声抱怨。一小时后修理工赶到了公寓，走到微机前一看，帮他按下了开关。

　　1984年，阿西莫夫被评为本年度的人文主义者，令他极为自豪。自70年代初加人这一运动以来，他一直投身于宣传人文主义，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公开探讨。到了70年代末，这一话题已成为他公众演说的重头戏之一。他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也从不反对宗教，认为宗教辩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侵犯他人个人观点的行为，不愿涉足这个领域。他承认宗教是许多世界性问题的根源，但同时又觉得宗教与个人的情感性格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不愿则它妄加非议。

　　80年代初，阿西莫夫开始接着创作基地系列。这些及他的最后两部机器人长篇，是他在那个时期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当时，他在双日出版社的编辑是凯特·麦迪娜。1984年，她因故离开几个月，接替她的是她的助理，但没过几天，助理也离开了双日出版社。

　　工作的任务便落到了助理的助理、年轻的詹妮弗·布莱尔身上。当时她刚刚毕业，并没有什么编辑经验，出版社的意图只是先坚持一阵，以便找到替代凯特·麦迪娜的人选。

　　在阿西莫夫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一直很重视与出版商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自1970年搬回到纽约后，他每周都要去一趟双日出版社。

　　有一次，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将其新近创作的《机器人与帝国》的全稿交给了詹妮弗。两人交谈几分钟后，阿西莫夫便离开了。

　　那天晚上，詹妮弗看了一遍手稿稍微做了些修改。她知道自己刚出校门，没什么经验，但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同时，她也明白阿西莫夫的名气之大及他对双日之重要性，并不想惹他不高兴。另外，她确实觉得这本书写得不错，只需稍加润笔便可。

　　第二周，当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时，詹妮弗将稿件交还给了他。

　　阿西莫夫有点愣怔，他没想到詹妮弗会亲自动手修改稿子。那个晚上，轮到他来审阅修改的稿件了。

　　第三周，阿西莫夫到出版社时，将詹妮弗叫到了一边，说他很满意她的工作，尤其欣赏她的评注，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积极的，对她指出的问题，他已做了修改。

　　自那个下午起，两人成了好朋友。随后的几个月中，詹妮弗在凯特·麦迪娜的支持下，继续与阿西莫夫保持合作。凯特回来后不久，便跳槽去了兰登书屋，阿西莫夫对到底由谁来编辑他的著作心中没数，决定去拜访双日出版社的总裁亨利·瑞斯，建议由詹妮弗·布莱尔接替凯特。

　　瑞斯认为詹妮弗经验不足，无法胜任编辑一职，只同意她与阿西莫夫继续在文字上的合作，而在技术上他的书则列入主编山阶沃汉姆的编辑书目。阿西莫夫对此安排很满意。几个月后，当詹妮弗升任编辑有了自己的书目时，阿西莫夫的著作成了她的主要业务项目。从1984年起，詹妮弗开始接手阿西莫夫在双日出版社的所有作品，直到阿西莫夫去世后，她仍负责整理他的零散遗作。

　　詹妮弗就像是艾萨克的第二个女儿，同样她也是罗宾的一位密友。在艾萨克的晚年中，詹妮弗每周至少见他两次，而艾萨克随着年龄的老化，也越来越倚重于詹妮弗帮他整理作品。

　　在80年代，艾萨克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就是加入了纽约的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社。他一直是个音乐迷，只要有该社的作品上演，他几乎每场必到。1984年，他甚至参加了该社创作的一部讽刺剧的演出。这是由D．加利诺编写的一部独幕剧，剧名为《惊喜的旅途》，也称之为《巴士奇遇》。这次经历又给艾萨克一个在观众面前炫耀自己的机会，令他洋洋自得。他一直声称，如果他没成为作家，恐怕早就加入了演艺圈。

　　艾萨克还给詹妮弗买了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社的会员资格证。她与阿西莫夫夫妇经常一起去观看演出。

　　80年代中期，当艾萨克正在创作《基地与地球》时，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同时也感到很苦闷，因为早些时候创作的一部小说没能上畅销书排行榜。他忧心忡忡，睡不着觉，情绪非常低落，生怕这回让双日出版社失望了。他总是说：“詹妮弗，双日在这部新作上投入了那么多钱，而我却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更糟糕的是，上次那本书连排行榜都没上。”詹妮弗十分为他担忧，安慰他说，钱算不了什么，虽说上一本书没成为畅销小说，但从总体来看，书的销路还是不错的。

　　遗憾的是，这些话似乎并没起什么作用。这时，詹妮弗想了一个主意。那天晚上，她在家中的一张纸片上写下了“马克·吐温”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这几个字——这两个都是阿西莫夫的所爱。她想，没准他愿意就其中的一个题目写本书。

　　第二天早上，她自己先否决了马克·吐温，因为关于他的作品已经很多了。下午，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时，詹妮弗见他仍闷闷不乐，便建议他写本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书。

　　这一招果然灵验，阿西莫夫听了后立刻来了精神。他笑道：“我一直想写一本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注释本，但总以为没有人会愿意出版这种书。”离开出版社时，他又恢复了老样子，步伐中还带着一种新增的活力。

　　六个星期后，当阿西莫夫再次出现在詹妮弗的办公室时，他将一叠厚厚的手稿搁在了她的桌子上。

　　“这是什么？”詹妮弗问道。

　　“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书啊。”阿西莫夫答道。

　　詹妮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即便是阿西莫夫的书也得经过编辑部理事会许可后方能出版，而她一直未将这个主意告诉同事们。等到下一次开理事会时，她急切地解释了事情的整个经过，说阿西莫夫又有了笑容，已经开始接着写《基地与地球》了，并且也摆脱了上一部小说给他带来的失望感；但是，他想写一部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作品。出乎她的意料，其他编辑都很赞同这个想法。

　　“他什么时候能交稿？”他们问。

　　“昨天！”詹妮弗答道。

　　1982年，在他的基地系列新作《基地边缘》（有关这本书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阿西莫夫突然转移到了另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

　　《基地边缘》取得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曾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这反而令他有些失望。但无论如何，阿西莫夫还是为自己在扔了14年之后仍能重新开始创作基地系列而感到骄傲。

　　1985年1月2日是阿西莫夫生活和事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是他66岁的生日。他从未想过自己要退休，为庆祝生日同时向世人表明，作为一名作家他仍充满活力，他与珍尼特在第66街他们所喜爱的一家中国餐馆举行了盛大的晚会。这个被称为艾萨克“非退休”的晚会，邀请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名客人，艾萨克的所有新朋友和老朋友难得地聚到了一起：弗雷德·波尔与哈兰·艾利森乘飞机赶来了，欧洲的朋友们越洋赶来了，纽约的朋友们也赶来了。除了老友中的拉利·阿什米德、马丁·H·格林伯格、拉斯特与朱迪·琳·戴瑞尔夫妇外，阿西莫夫的家人也到场祝贺。晚会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将整个餐馆包了下来，艾萨克与朋友分别致辞，席间美酒芳香四溢，众人频频举杯，直到凌晨才结束。客人们各自散去后，艾萨克才与珍尼特信步当车，穿过数个街区，回到了他们的寓所。

　　这是这群老朋友们的最后一次聚会了。9个月后的10月16日，艾萨克最亲密的一位朋友兼同事朱迪·琳得了脑溢血，陷入了昏迷状态，不久便撒手人衰，年仅43岁。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令阿西莫夫悲痛万分。

　　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杂志》的下一期编者论谈中，他发表了一篇哀悼朱迪·琳的悼词，深情地追忆了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及她捉弄他的一些恶作剧。整个科幻小说界中，他最崇拜的就是朱迪·琳了，他这么写道：

　　　　在我所认识的女人中，你是最热情、最敏锐。

　　也最有才华的一位。①

　　①《哀悼朱迪·琳·戴瑞尔的悼词》，发表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杂志》第106期。

　　在这篇悼词中，艾萨克回忆了朱迪·琳有一次是如何捉弄他，竟使他真的以为她和拉利·阿什米德偷偷私奔了。在1985年4月艾萨克与珍尼特的第15个“结婚纪念日”上，朱迪·琳与拉斯特、拉利还赶来祝贺，但没过6个月，朱迪·琳却已不在人世了。

　　他追忆了朱迪·琳是如何从70年代初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到了《银河》杂志编辑的位置。他还记得这么一件趣事。有一天，他收到了封名为弗丽兹·凡盖尔森年轻女子写来的信，自称是《银河》杂志新来的编辑。阿西莫夫满心好奇地给杂志社打电话，被告知弗丽兹出去了。于是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来。不到两个星期时间，两人便在信中缠绵起来。艾萨克拿出了他与女人调情的伎俩，把信写得极为撩人。这时朱迪·琳才怒气冲冲地宣布她就是那个弗丽兹·凡盖尔森，艾萨克如梦初醒。接着她又酸溜溜地抱怨他转眼就把她给忘了，迫不及待地与她的继任者调情去了。

　　确实，自朱迪·琳去世后，艾萨克从未忘记过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逐步摆脱了她的去世给他带来的失落感。

　　1990年秋，艾萨克听到了杰特鲁德死于乳腺癌的消息。好几年前，他就已知道她身体不适。她一直是个大烟鬼，而抽烟显然对她的身体没好处。尽管在离婚后的20年中，艾萨克与杰特鲁德不通音信，也极少见面，但她的死仍让他不由地悲从中来。

　　在全家人中，罗宾与杰特鲁德最亲，常去看望母亲，父母离异时她才15岁，是受打击最大的人。艾萨克自己搬回纽约而将一家人扔在西纽顿时，大卫已上了大学，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自然就只有罗宾被夹在了父母之间。幸运的是，她与双亲的关系都很好。

　　杰特鲁德死前不久，艾萨克曾见了她最后一面，当时两人都知道时日不多，但在心平气和地说话、彬彬有礼的背后，他们的心中仍深深地怨恨着对方。杰特鲁德死后不久，艾萨克便写了他最后一部幽默著作《阿西莫夫又笑了》（这本书在艾萨克去世一周后才出版），这是一本笑话兼滑稽故事集，其中有许多篇章是极力贬低杰特鲁德的轶事。显然，艾萨克是要发泄一下自己对第一次婚姻的怒气，但又觉得只有在杰特鲁德去世后他才能这么做。

　　80年代后期，艾萨克的健康状况又出了一系列问题。年轻时，肾结石是他的常发病症，每次都要疼上大约一周的时间才能转好，但隔上数月或几年又将复发。将近70岁时，肾结石引发了一系列肾病，为此他多次住院。同时他还患有心绞痛，变得非常虚弱。

　　70年代后期，艾萨克的朋友们经常发现他由于病痛而不能出家门。珍尼特为此更多地承担起了保护人的角色，越发注意他的生活起居。她一直试图鼓励他注意身体，提高饮食的质量，多点运动，但她的话往往被当做了耳边风。直到1983年动了心脏手术后，艾萨克为病魔所困时，珍尼特才能开始按自己的计划安排他的饮食起居。因此艾萨克的朋友们说，即便在他觉得身体还行时，要让他出家门也非易事。

　　据艾萨克的一位朋友、生物学家杰克·科恩博士说，如果他或其他朋友碰巧来纽约，他们就会给他家里打电话，要是艾萨克接了，要想出门就只能骗珍尼特说他有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五分钟就回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见到艾萨克，一块儿上咖啡馆坐坐或去中央公园走走。

　　珍尼特如此缜密地看护艾萨克可能是对的，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大不负责了。另一方面，在生命快到尽头时，艾萨克竟然奉行起这么一套哲学来：既然活不了几天，为什么不稍稍享受一番呢？他没有什么坏习惯，但是个贪嘴的人，尤其是喜欢吃那些他明知道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东西。

　　住院时，只要珍尼特一回家，他往往请求来看望他的某位朋友赶紧出去给他买个热狗或汉堡包，说医院的健康食品使他烦透了。他们无一例外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足以让他幸福10分钟。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艾萨克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1991年夏季，他的前列腺又开始出了问题。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他原本就患有肾病和心绞痛的身体又多了一种疾病。从那时起，他频繁地进出医院，不是因为这儿痛就是因为那儿病。那年夏天，他与珍尼特没能去伦赛勒维尔参加一年一度的“人与科学会议”，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整个80年代，他们每年都要去参加这个会议，这已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杜鲁门（麦克）·塔利是艾萨克最早的一位同事，曾参与过艾萨克的一些科幻小说平装本的出版工作。他回忆起1991年与艾萨克共进午餐的情景时说：“他看上去非常疲惫，憔悴不堪，用餐时几乎一声不吭，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我猜想他当时正接受大量的药物治疗。”

　　有几次，艾萨克似乎暂时恢复了健康，詹妮弗于1989年离开双日出版社，但她仍担任阿西莫夫的自由编辑，与双q的另一位责任编辑珍尼特·希尔一起协助阿西莫夫的工作。两位女士成了好友，并经常一起陪同阿西莫夫参加在纽约的商务拜访和会议。阿西莫夫喜欢让两位年轻迷人的女士陪着自己出现在公众场合，左右各一个，有时罗宾也加人进来。每逢这时，他觉得自己简直要被宠坏了。

　　詹妮弗与珍尼特亲切地回忆起艾萨克参加1991年在纽约举行的全美图书协会年会时的情景。她们到公寓去接他，扶他上了出租车。车子启动后，艾萨克才意识到把手杖落在了家里。尽管他不喜欢手杖，但这时他已离不开它了。

　　“我得回去拿手杖。”阿西莫夫说。

　　“如果你直到现在才发现忘了拿，说明你其实并不需要它。”詹妮弗与珍尼特同时答到。

　　艾萨克笑着接受了她们的逻辑。

　　“艾萨克忘记了他的手杖，这果然是件好事，”珍尼特·希尔回忆道，“几个星期以来，流言已传遍了纽约文学界，说艾萨克快要死了。可是你看他，和我们两人绕着看台漫步，连手杖都不拿。当然，艾萨克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能够带着两位年轻的女士参加全美图书协会年会，这确实令他感觉良好，至少，在那个下午，他让所有人都相信了流言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不幸的是，他更多地依赖于妻子珍尼特和詹妮弗帮他完成作品的创作。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药物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到1990年下半年时，他的双手开始抖得很厉害，越来越难于操作微机或打字机。他只能口述他的最新作品，由詹妮弗帮他打出来，然后两人一起审阅稿子，艾萨克修改完后，再重新打一遍。

　　整个80年代，阿西莫夫在创作基地系列终结篇及最后两部机器人小说《黎明时的机器人》与《机器人与帝国》的同时，他坚持每个月在《幻想与科幻》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自1958年以来，他一直坚持为这份杂志写稿。在他创作生涯的末期，由于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有许多稿件是他与妻子合作的。当他病得根本不能再动笔时，他发现自己已给《幻想与科幻》杂志投了399份稿件，尽管曾与妻子商量合作写第400篇文章，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令他深感悲伤。

　　艾萨克过去总爱开玩笑地说，作家的唯一死法应该是累死在打字机上，当人们发现时，他的鼻子还夹在键盘中。虽然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整个1991年冬天和1992年春天，他不断地出入医院，突如其来的一点感冒或肚子疼都使得他必须接受观察，而一次看似无碍的鼻腔出血竟引发了他最后一次的心绞痛。

　　那时，艾萨克已对频繁地住院习以为常，根本没当回事，也不再反对珍尼特一再坚持的要防微杜渐的观点，此次他被送到了纽约市第一大街上的纽约大学道奇医院，当晚便留院观察。就是在这次住院中，他得了肾衰竭。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据朋友们说，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医生还认为他能缓过来，他的死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艾萨克去世的那个晚上，詹妮弗·布莱尔呆在家中。她知道阿西莫夫快不行了，因此让他的家人陪着他。她希望一旦他去世，自己能在25小时内听到消息。

　　夜里二点，她接到罗宾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告知艾萨克已去世。她哭泣了数小时，直到最后含泪睡去。

　　去世前，罗宾与珍尼特·阿西莫夫一直守在艾萨克的身边。他的弟弟斯坦利也立刻得到了噩耗，同时一封电报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卫·阿西莫夫的手中。

　　1992年4月6日清晨，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位作家——无疑也是自H．G．威尔斯以来最受人们喜爱的科幻小说作家——离开了人世。

　　《阿西莫夫又笑了》是阿西莫夫逝世后出版的几本遗作之一，书中的尾篇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所写的文字，同时也是阿西莫夫一生为数众多的作品中，拉利·阿什米德最为喜欢的一篇。在文中，艾萨克感人至深地表现了对珍尼特的爱情，使那些认为他不能在文字中表述感情的批评之辞不攻自破。他是这样写的：

　　　　“珍尼特与我是在1959年5月1日相识的，

　　当时可谓是一见钟情。不幸的是，对于这段感情

　　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是个已婚的男人。尽管这段

　　婚姻并不幸福，但我改变不了自己已婚的事实，而

　　且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因此，我们只能靠书信来往，彼此渴望着对

　　方，一直坚持到了我的婚姻结束。从那以后，我们

　　住到了一起，并结了婚。更重要的是，在这32年

　　中，我们一直深深地相爱着。”

　　　　“生命的旅程快要到头了，我不奢望自己能活

　　多久。然而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拥有了珍尼特，我拥有了

　　我的女儿罗宾和我的儿子大卫；我拥有众多的好

　　友，我拥有我的写作及它带给我的名望与财富；因

　　此不论现在发生什么事，我都已心满意足，我这一

　　生过得很幸福。”

　　　　“因此，请不要为我担忧，也不要为我难过。

　　相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欢

　　笑。”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四章　《基地在前进》

第十四章　《基地在前进》

　　自60年代中期双日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基地》系列后，阿西莫夫便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希望他继续接着写这套书。尽管公众兴趣盎然，但阿西莫夫却从未想过要续写这套耗尽了他20岁时的年华且现在已有些生疏的作品了。最后还是他的出版商和朋友们略施小计，才使他重又开始了《基地》这部史诗的创作。

　　早在1971年，拉斯特·戴瑞尔就已开始催促阿西莫夫，让他接着写《基地》，理由是故事结束时，基地已享有了400年的太平盛世，两个基地应该已经建成了一个新帝国。“阿西莫夫应该接着写，”戴瑞尔抱怨道，他本人也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说，阿西莫夫大不讲理了，让一大群书迷等得心焦。

　　然而，阿西莫夫总为自己分辩说，这套系列已让他才枯思竭，他想写点别的东西。1973年的某一天，戴瑞尔与阿什米德共进午餐时．决定给阿西莫夫施加压力。两人都是阿西莫夫的好朋友，对他的弱点了如指掌，于是便联手设下一个圈套，即戴瑞尔将告诉阿西莫夫，他打算替他续写这本书，并准备起草一份提纲交给阿什米德。

　　阿西莫夫听到这个计划后，自然是怒不可遏。他不允许别人来替他完成作品，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也不行。虽然对《基地》这部巨作已有些生疏，但毕竟是自己写的，犹如亲生的孩子一样，他不能容忍他人碰它。当他将戴瑞尔的计划告诉阿什米德时，这位编辑只是说：“哦，没错，他是给了我一份提纲，看起来不错。”这对阿西莫夫来说，不啻于奇耻大辱。他当即保证，他将尽快续写《基地》。

　　1973年初，《诸神》刚出版，阿西莫夫便投入了《基地》系列的创作。这是自1951年阿西莫夫完成三部曲中的第一篇《历史心理学家》后，创作的第一部基地系列小说。

　　作品被命名为《闪亮的权杖》。阿西莫夫一口气写了14页后，便写不下去了。不知为什么，他找不到过去的那种感觉了，只能决定先写点别的东西，等有了灵感再说。

　　《闪亮的权杖》便被闲置在了阿西莫夫办公室的一堆稿纸下。即便是戴瑞尔的威胁与诡计，也无法再度激起阿西莫夫的创作欲望了。他手头总有忙不完的活儿，只有先把这些活儿忙完之后，他才能潜心投入《基地》续篇的创作。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1977年，双日出版社当时负责阿西莫夫作品的编辑凯瑟琳·乔丹提出建议，问他是否有兴趣创作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一本很有分量的书——“续写一部《基地》系列，如何？”然而事与愿违，阿西莫夫却决定写一本自己的传记。在随后的两年里，阿西莫夫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套关于他生活的大部头作品，这就是《记忆常青》（1979年）和《欢乐永存》（1980年）。

　　当阿西莫夫完成了这个在他看来近乎奢侈的创作享受之后，双日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国蒂·布拉什克决定给阿西莫夫提个醒，以便让他收回心来继续《基地》的创作。

　　1981年1月，阿西莫夫去双日出版社见他的编辑。当时凯瑟琳已经离职，继任者是肾奥耐尔。两人聊了一个小时，谈完该谈的事情后，奥耐尔告诉阿西莫夫，贝蒂·布拉什克在33楼的办公室里等他。

　　阿西莫夫喜欢夸耀，说双日曾提出给他一大笔预定金，并断定《基地》新篇将弓愧轰动，成为最畅销的小说，为让他动笔，他们简直是极尽利诱之能事；然而利诱终究不比威逼，最后是他们声称如果他再不签合同，就将他从贝蒂·布拉什克办公室的窗口扔下去，这才将事情敲定。

　　双日自然不会把他们的宠儿从那么高的窗口扔下去。他们对阿西莫夫是很有信心的——如果你把出示一份合同、提供五位数预定金，只是为了让他尽快写一部《基地》新篇这种作法称也为信心的话。阿西莫夫抗议说，他得写这写那，根本没有时间，但双日毫不退让。

　　阿西莫夫与双日的合作一直很愉快，觉得自己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双日功不可没。他也不想让他们失望，终于在1981年2月5日下定决心，签定了创作《基地》新篇的合同。

　　然而即便是在那时，阿西莫夫仍没有找到创作的灵感。双日强行预付给他的大笔定金，使他感到压力很大。他一贯认为，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因此颇为痛恨还没干活儿即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副巨额支票的枷锁。同时，由于创作其他作品产生的压力，再加上担心让双日失望，阿西莫夫直到四个月后，才开始动笔写这部新作。

　　他决定重新读一遍前三部的《基地》小说——这在30年来是第一次。然而，当他读完《第二帝国》最时，他的第一个想法竟是：这都是些什么呀？！全书没有动作，人物间只知道对话，除了他最喜欢的《骡子》之外，他看不出这部书还有哪些引人之处。直到他读到詹姆斯·岗恩在该书首次出版后写的一篇书评时，他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篇书评写道：

　　　　三部曲的成功不在于动作与爱情——所有的

　　动作基本上都是在台下完成的，而爱情几乎无影

　　无踪——但它犹如一部精彩的侦探故事，悬念迭

　　起，引人入胜。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背后的故事》，载《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第61期。

　　事隔近10年，阿西莫夫重新翻出写了14页的《闪亮的权杖》读了一遍后，觉得它仍然如初写时那样有新意，便坐了下来，写起了第15页。

　　很快，他又恢复了创作《基地》时的激情，文思如泉涌，在年底就写出了全书的草稿。1982年1月17日，他将终稿交给了双日出版社——此时距贝蒂·布拉什克劝说他续写《基地》几乎整一年。

　　双日对阿西莫夫的文稿非常满意。自阿西莫夫动笔以来，休·奥耐尔便不断收到写成的片段，认为写得很棒。开始时，书名仍沿用70年代初的《闪亮的权杖》，但很快奥耐尔就明智地意识到，应该将“基地”一词插人题中。1981年，有一阵他们曾考虑用《基地危机》这个名字，但在全篇完成后不久，两人决定用《基地边缘》。

　　奥耐尔读完全书的最后一章后，当再次在双日出版社见到定期而来的阿西莫夫时，问道：“太棒了，艾萨克，您当初为什么不一直写科幻小说呢？”①

　　①《基地背后的故事》。

　　阿西莫夫显然对《基地边缘》也很满意，并已为自己能续写这部巨作感到自豪，因为他故意在故事中留下了一个未解的线索，以便将来再写续集，也就是整套系列的第五本书。

　　《基地边缘》保持了原来系列的风格，是三部曲的自然延续。它讲述的是另一位阿西莫夫创造的典型的英雄，议员格兰·崔维兹的冒险历程。

　　崔维兹认为，骡子已经彻底破坏了夏尔登计划，基地政府假称计划仍在进行，其实是在欺骗人们。他同时还认为，第二基地并未被摧毁，它正操纵着第一基地的命运。

　　故事开始时，崔维兹与基地的市长发生了争执。市长哈拉·布朗洛被称为“青铜布朗洛”，是位上了年岁的女人，性格刚强。她担任市长已有数年，这是基地历史中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期。她非常渴望在有生之年能见识一些冒险之事，并且私下里也相信第二基地仍然存在，因此设法让崔维兹卷入了一场公众丑闻，将他流放出了基地，安排他踏上了寻找对手的征途。

　　故事接着转移到了第二基地。正是阿西莫夫的这种。情节设计，使得《基地边缘》真正成为了前几部基地小说的不朽续作，激起了读者的兴趣。在前三部作品中，我们对第二基地所知甚少，只认识少数几个第二基地人如贝利·肯厅恩，凯尔甘的夫人卡利雅及第一发言人普林姆·帕尔沃。顾有看过第一基地故事的读者都想更多地了解神秘的第二基地。《基地边缘》则将我们带人了第二基地的心脏、它的中心圣地——发言人会议。

　　从哈里·夏尔登时代开始，第二基地就一直在发展心智威力。这种威力能看穿人的心思并轻而易举地操纵别人的思维，因此尽管第二基地的成员为数不多，但他们真正控制着整个银河系的命运。

　　前三部的结尾曾提到，第二基地是在特伦特星球——也就是老帝国的所在地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第二基地人是12名发言人，他们组成的小组控制了一切。另有几千名第二基地人维持着社会的运转，但发言人会议拥有最强大的心智能力和最精确的数学能力，监督计划的执行，并控制着“璀璨明灯”——引导银河系未来的指路灯。

　　年轻有为的发言人斯托·杰恩迪伯雄心勃勃并富有远见——属于基地议员崔维兹式的人物——与其他几位发言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也认为夏尔登的计划失败了。他还得出结论，认为银河中另有一组织存在，就如第二基地控制着第一基地一样，这个组织也正控制着第二基地。结果杰恩迪怕重复了崔维兹的命运。发言人会议做出决定，杰恩迪伯必须进入太空，寻找这一组织，并在必要的时候摧毁它。

　　与此同时，崔维兹已找到了这个组织——盖阿星球。在这个独立的星球上住着独立的个人，他们被一张心灵之网（或称为集体的无意识）联系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超能远远大于个人的能力。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发现盖阿星球的居民实际上都是些机器人。故事中还捎带着提到，骡子原来就是盖阿星球的叛徒。

　　骡子是个自大狂，想远离盖阿星球上的众人。而星球上的其他人却认为，他们得到了指示，必须推翻夏尔登的计划，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以取代旧帝国灭亡之后的黑暗时代或取代夏尔登的两个基地。由于盖阿人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存在，并拥有联合起来而产生的巨大威力，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方式是人类最美好的未来——换句话说，就是创造一个银河盖阿。

　　但盖阿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独立的个人都是机器人，不能决定自己的计划是否真能为人类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因此他们必须遵照机器人的定律，找一个拥有强大直觉能力的人来为他们做出决定。于是崔维兹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必须对人类的未来做出决定。

　　当崔维兹、杰恩迪伯与第一基地市长都抵达盖阿星球时，故事达到了高潮。为决定人类的未来，他们展开了一场智慧与力量的较量。

　　最后，崔维兹被迫做出明确决定，选择留在了盖阿，而杰恩迪伯与市长则被送回了各自的基地。他们相信自己已完成了使命，将发生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在《基地边缘》的结尾，崔维兹发现对自己的决定并没有把握，但为了建立银河盖阿的机制却已经启动。阿西莫夫巧妙地在结尾开了个口，以便接着写续集。即在下一个故事中，崔维兹将竭力寻找证据支持他的决定。

　　在写《基地边缘》时，阿西莫夫虽不得不联系到前几部《基地》系列中的故事，但也加人了一些新的素材。这些素材都是以20世纪下半期现实世界的种种发明为基础的。如在早期的《基地》丛书中，阿西莫夫并没有真正提到计算机，但在《基地边缘》中，他却对计算机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崔维兹驾驶的一艘奇妙的“远星”号超现代飞船，就是由一台与崔维兹大脑联网的计算机操纵的，而这是第一基地创造出的最高级机器。

　　此外，盖阿构想对阿西莫夫构思的这个故事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在阿西莫夫写这个故事时，英国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已创立了他的“盖阿假说”，假定地球是一个独立的生物，能够自我调节，保护自己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个假说给阿西莫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创作《基地边缘》及其续篇《基地与地球》时，他围绕这一理论编织了大部分的情节。另外，阿西莫夫对“超级生物”这一概念也很感兴趣。在他1956年写的《最后的问题》中，人类在某一阶段竞融为一种超级生物。拉夫洛克的盖阿假说使阿西莫夫继续编写故事有了一个更为牢固的框架。

　　同时，阿西莫夫也受到了时事的影响。特米勒斯的女市长、“青铜布朗洛的原型无疑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早在1981年，她就以态度强硬闻名于政坛，被称为“铁女人”。

　　《基地边缘》的结构与早期的《基地三部曲》完全不同。前三本书是短篇小说的合集。这些短篇在10年中断断续续写成，直到后来才被编辑成书，而《基地边缘》则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也只是某一时间段里的一个特定故事。这本书于1982年10月出版，紧接着便跻身于《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行列，上榜时间长达25周，令阿西莫夫惊诧不已。

　　过去，阿西莫夫从未写过一本畅销书。虽然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卖得不错，但它们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才取得令人瞩目的销售成绩；如果他的《基地三部曲》能在短期内创造出当初的销售成绩，自然早就成了头号畅销书。《基地三部曲》曾令数代科幻小说迷如痴如醉，人们急切想看到这部长篇故事的续篇；而现在，经过了30年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到1980年底，《基地边缘》单在美国的销售量就超过了100万册。

　　《基地边缘》不仅跻身于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1983年雨果奖的最佳小说奖。评论界对它的反应也不错，一致认为它不愧是《基地》系列的续篇。詹妮弗·布莱尔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能写得这么出色，是因为阿西莫夫积蓄了30年的创作激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

　　双日出版社自然也为这本书的成功感到高兴，甚至在它未出版之前，就催着阿西莫夫签另一份合同。阿西莫夫抗议说，他没那么多时间，并且创作《基地边缘》已让他殚精竭虑了。然而，他的编辑奥耐尔却轻松地建议阿西莫夫取消其他计划，专心致志地创作科幻小说。

　　1982年春，珍尼特在读《基地边缘》的终稿时，对阿西莫夫说：“艾萨克，我想让你现在就写下一部小说。”

　　想到又要接受一份巨额预定金，投身于另一部小说的创作之中，阿西莫夫突然焦躁不安起来；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都很难同情阿西莫夫因接受双日巨额预定金而产生的焦虑。1985年，罗伯特·亨纳恩的最新著作《穿墙之猫：讽刺习俗的喜剧》，仅美国的预定金就收了100万美元，而在此之前他还收取过数额不小的预定金，已是不言自明之事。另外，阿西莫夫的所有作品，都不仅能保证将预定金收回，而且通常都能为出版商及他本人赚到大钱。他焦虑的根源应是他卑微的出身——一个糖果店出身的男孩，难以接受没送货就付钱这个事实。

　　好在阿西莫夫很快就摆脱了焦虑，投入了新的小说创作之中；但这次他决定不急着写《基地》的续篇，而是写艾利加·贝利与R．丹尼尔的第三个故事，也就是1957年出版的《赤裸的太阳》的续篇。在编织《基地边缘》故事情节的同时，阿西莫夫就已经开始收集整理自己四五十年代作品中的各种线索了。

　　他曾说：“实际上，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在开采自己22岁时发现的矿藏。”①尽管如此，但真要将银河帝国。机器人甚至《永恒的终结》中的永恒者都混编在一起，创作出后来的15部长篇小说，确非易事。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有个性的小锡神》，载《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杂志》1985年5月号。

　　在《基地边缘》中，阿西莫夫解释了骡子的身世，而在早先的《基地》的作品中骡子只是个次要的神秘人物。另外，他还捎带提到了永恒者，并暗示是他们通过改变人类的历史，才使得早期的银河殖民成为可能，从而也使太空探索成为可能。他还在这篇故事中加入了机器人，这在前三部作品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黎明的机器人》是他的第三部机器人小说，又是这26年来的第一部，在这本书中，阿西莫夫重又拾起了他头两部机器人小说《钢之洞》和《赤裸的太阳》中的银河早期殖民这个主题。

　　实际上，早在1958年《赤裸的太阳》出版后不久，他就已经开始了第三部机器人小说的创作。原打算给这部作品起名为《无限之边界》，但刚写了前四章就搁笔了。阿西莫夫自称，放弃这个写作计划是因为前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这一空间计划的实施，使他对创作非小说类作品产生了兴趣。还有一种可能是，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创作方面已经江郎才尽。

　　多亏到80年代初，阿西莫夫又获得了创作科幻小说的新动力，才接着就25年前未完成的那部小说的结尾，开始了新的写作计划，并将书稿暂时定名为《黎明的世界》。1982年9月开始动笔，5个月后便交了稿。

　　《黎明的机器人》的故事发生在奥罗拉星球，这是前两部机器人小说中曾提到过的外星人世界中的一个。书中大部分人物也都曾在《钢之洞》和《赤裸的太阳》中出现。主人公仍是艾利加·贝利。这次他再度与其机器人伙伴R．丹尼尔·奥利瓦合作侦破了另一起谋杀案。天才的机器人制造家法斯托尔伏博士也再度登场，另外还有一位新人物——机器人吉斯卡德也初次亮相。

　　《机器人与帝国》是阿西莫夫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机器人小说。这部小说于1985年出版，在内容上与《黎明的机器人》密切相联，许多故事情节都已在上一部作品中初露端倪。故事发生在《黎明的机器人》结束后的200年，因此在机器人系列中，是第一部也是唯—一部未写艾利加·贝利侦破谋杀案的小说。相反，这部故事将焦点集中在丹尼尔与吉斯卡德的身上。

　　《机器人与帝国》将近结尾时，阿西莫夫已将自己诸多作品中的各种松散线索揉合在一起，插入了故事情节中。为使这一混合工程达到天然去雕饰的效果，他颇费了一番苦心。

　　这些小说中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引进了另一条“机器人定律”，即凌驾于前三条定律之上的扎罗斯定律。在《机器人与帝国》中，这条定律是客观解释的：

　　　　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而且必须保护人类不

　　受伤害。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机器人与帝国》，1985年双日出版社首版。

　　这一定律与前三条明确简洁的定律相比，要复杂得多，不仅给机器人增加了麻烦，就连它对人类的影响也变得复杂起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自己尚说不清楚哪些对自身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遑论机器人了。这个问题是永恒者在《永恒的终结》中发现的，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黎明的机器人》与《机器人与帝国》中，只有负责制定扎罗斯定律的两个机器人丹尼尔和吉斯卡德知道这一定律的存在。丹尼尔对这一定律应付自如，并在后来的章节中使它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而可怜的吉斯卡德则被它复杂的哲理弄得晕头转向，结果在《机器人与帝国》结束时“不幸身亡”（碰巧的是，针对吉斯卡德之死，许多读者纷纷致信阿西莫夫，其量之大，又创一项记录）。

　　在小说的结尾，吉斯卡德解释了他的困惑：

　　　　丹尼尔老兄，我实在不能接受扎罗斯定律。

　　你知道，我曾饱鉴人类历史，总发现一些人对另一

　　些人犯下了滔天大罪，但却总是能得到原谅。因

　　为是出子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需要，这些罪行

　　都成了是替天行道。由于人类是个抽象的概念，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将它用来做挡箭牌，为自己

　　的任何行为辩护，因此，你的扎罗斯定律是行不通

　　的。①

　　假如阿西莫夫能以这种方式写下去，他可能会走出一条科幻小说创作的新路来，也比他后来实际遵循的规则要有趣得多。但不幸的是，《黎明的机器人》与《机器人与帝国》充其量不过是在阿西莫夫15本小说集中凑数罢了，因为故事本身既没有吸引力，一些人物也很乏味，那个艾利加·贝利早就该退休了。

　　尽管与《基地边缘》相比，这两部作品显得底气不足，但还是创下了不错的成绩。它们没能达到《基地边缘》所创造的高度，可能也反映出读者对阿西莫夫创作模式兴趣的消失。两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流连了数周。《黎明的机器人》出版后，在18个月中甚至还创下了逾100万册的佳绩。但这次评论界的意见却出现了分歧。加利福尼亚记者克林顿‘劳伦斯写道：

　　　　《黎明的机器人》又一次展示了阿西莫夫讲故

　　事的天才。它与前几部机器人小说衔接紧密，情

　　节生动有趣，主题引人深思。阿西莫夫的书迷们

　　肯定能一饱眼福。②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机器人与帝国》，第385页。

　　②克林顿·劳伦斯的文章载《加利福尼亚子弹报》1983年12月1日。

　　而科幻小说家兼评论家布莱恩·艾尔迪斯和戴卫·温格罗夫却这么评论道：

　　　　在《机器人与帝国》中，阿西莫夫的写作苍白无

　　力，缺乏真正的激情。似乎作者本人也已觉察到整

　　个故事的创意是如何地缺乏新意，充其量不过是起

　　到了联系两种不同类型小产的作用罢了。①

　　①布莱恩·艾尔迪斯和戴卫·温格罗夫：《一兆年的狂欢：科幻小说史》第498页，维克多·高兰兹出版社1986年首版。

　　这两部小说的真正问题在于，作者只是肤浅地罗列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阿西莫夫本人也意识到他的许多故事都塞满了对话，而看不到任何明显的动作，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对故事的节奏把握媲熟、对“气势宏大的题材”情有独钟以及他在策划阴谋方面的高超技巧。

　　但在这两部机器人小说中，故事的节奏慢得令人感到乏味，主题也缺乏恢弘气度，而阴谋不是让人一目了然，就是跑题。

　　完成《机器人与帝国》后，阿西莫夫又开始接着写《基地》系列的第五本书《基地与地球》。

　　尽管阿西莫夫本人十分看好这本书，但它可能是他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平庸的一部作品。这确实有点悲惨。这个故事接着《基地边缘》的结尾展开，讲述了阿西莫夫的新英雄、基地议员格兰·崔维兹的冒险历程。有崔维兹这样的英雄挑大梁，并有前四部《基地》系列的帮衬，阿西莫夫本应将这部作品推向另一个高度，甚至应该超过《基地边缘》，但他却犯了小说创作的大忌，结果使得《基地边缘》的许多热心读者、甚至旧日的一些最忠实的书迷都弃他而去了。

　　《基地与地球》的情节刚开始就有两处败笔。第一是关于盖阿星球的构想，第二是“原始星球问题”，他的一些早期小说都曾提到这个问题，因此显得过于迂腐。

　　在《基地与地球》中，崔维兹渴望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站在盖阿星球一边是对的，但阿西莫夫却将故事写成了一篇游历报告，一直写了500页才让崔维兹找到地球。

　　故事结束时，作者事无巨细，照顾到了一切。我们通过夏尔登计划的监护人、机器人丹尼尔·奥利瓦，对过去两万年的历史了解得点滴不漏。

　　《基地与地球》虽然无法与《基地边缘》相提并论，但其成绩还是可观的。它又为阿西莫夫创下了100万册的销售记录。该书于1986年10月出版，当时《基地边缘》出版已四年。它一出版便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小说榜，名列第12位。该书持续上榜时间达15周之久，曾一度蹿到第七位。《洛杉矶时报》曾这么评价这本书：

　　　　《基地与地球》是部续作，也可以独立成篇。

　　如果说它少了些1941年21岁的阿西莫夫创作第

　　一部《基地》小说时所拥有的年轻人激情与创新精

　　神的话，那么，它无疑向公众显示了已趋向于成熟

　　的大师扎实的功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①

　　①约翰·G·克莱梅的文章载《洛杉砚时报》1986年10月26日周日版。

　　即便没有其他独到之处，这部书的基本功肯定是“扎实”的。全书共551页，是阿西莫夫最长的一部科幻小说。不幸的是，情节过于拖沓了，其实只需用一半的长度就可将故事讲完。小说中充斥着各类说明、科学信息背景知识及对一些无关紧要之事的解释。#p#分页标题#e#

　　然而，整部书中最让人心烦的还是两位人物崔维兹与盖阿的机器人布丽丝之间的不停斗嘴。阿西莫夫企图以此种方式来解决困扰崔维兹的问题，帮助读者得出结论，不想弄巧成拙，又成了败笔。故事结束时，读者只能被迫接受一个银河盖阿的成立，但布丽丝实在太令人讨厌，并且她对盖阿理论的支持也十分缺乏说服力，以致让整个银河系按盖阿的方式发展成了读者最不希望的事。

　　如此辛苦劳地看完长达500多页的《基地与地球》，但我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阿西莫夫让我们大失所望。

　　他的编辑詹妮弗·布莱尔说，阿西莫夫对盖阿构想很有兴趣，并且视《基地与地球》为其得意之作。他认为这是自己所构筑的宏伟未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故事。阿西莫夫可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宏伟计划，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整个故事枯燥无味，而阿西莫夫正是以擅长讲故事而扬名文坛的。

　　《基地与地球》创作完成后，阿西莫夫原来打算接着第510页再写一部续篇，讲讲可怕的太阳人法仑对人类的威胁。这个法仑是崔维兹在旅程中遇见的。在詹妮弗·布莱尔的反对下，阿西莫夫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决定写《基地》系列中遗失的另一人物——心理历史学缔造者哈里·夏尔登。为此，阿西莫夫投入了余生所有的精力，为我们留下了最后两部《基地》作品。这就是出版于1988年、在《基地》系列中排行倒数第二的《基地序曲》和在他去世后，于1993年出版的《基地在前进》。

　　除《黎明的机器人》写作时间极短外，阿西莫夫创作一部小说通常需9个月的时间——诚如詹妮弗·布莱尔所形容的“仿佛婴儿出世”——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意味着《基地序曲》需要更长的时间。这部书确实要比《基地与地球》强，但仍无法与原先的《基地三部曲》相媲美。

　　写到哈里·夏尔登及他的两个基地时，阿西莫夫似乎更为得心应手。大部分读者显然也更喜欢这方面的故事。重返特伦特星球上的帝国全盛时期，看到年轻的哈里·夏尔登叱咤风云，你会觉得阿西莫夫又一次发挥出了他讲故事的水平。

　　在最早的《基地》小说中，哈里·夏尔登是个形象模糊的匆匆过客，没等我们看到第35页，他就已经一命呜呼了。在《基地序曲》中，我们了解到心理历史学的起源。

　　不幸的是，《基地序曲》又被写成了一部游历讲稿，这次的故事全部发生在特伦特星球上。

　　哈里·夏尔登在一次数学界的会议上以历史心理学为主题作了一个演讲，他的理论引起了有关各方的注意。他们都企图利用哈里·夏尔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怜的哈里为躲避皇帝的间谋及其他人的纠缠，只得被迫逃亡。《基地序曲》讲的就是夏尔登被迫逃亡的故事。

　　可笑的是，此时的历史心理学还只是个朦胧不清的理论，却人人都想插上一腿，这令夏尔登极为愤怒。

　　夏尔登在逃亡途中，经历了种种冒险，并解决了一些关于历史心理学发展的问题。他还遇到了一些人，他们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帮助，并使他免遭危难。其中的主要人物有：多尔丝·凡娜比莉，她后来成了夏尔登的妻子；热水管道工尤果·阿马利尔，夏尔登发现他是个伟大的数学家以及流落街头的苦孩子瑞奇，夏尔登与多尔丝后来收养了他。自然，阿西莫夫通过巧妙的情节，将机器人故事及《基地》系列中更多的线索都集中到了这个故事中。

　　故事结束时，夏尔登已经知道该如何继续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同时他还遇见了人类的守护者。

　　这一银河历史时期的皇帝是克莱恩一世，他的顾问是参谋长兼第一大臣艾托·德马塞尔，其实就是丹尼尔·奥利瓦。丹尼尔（德马塞尔）操纵着一切，并真正把握着大权。只有处于这种角色，他才能最顺利地引导事物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督促夏尔登沿着正道发展历史心理学。

　　《基地序曲》比前三部作品要好看得多，没有人物间令人厌烦的争执，机器人与《基地》其他故事线索的插入也更为巧妙，最关键的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始终围绕着绝大多数读者认为最有趣的部分——哈里·夏尔登与基地。另外，我们对夏尔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在先前的《基地》作品中都是个明显的空白。阿西莫夫凭着高超的技巧，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对历史心理学缔造者的刻画令人信服。

　　然而，至今为止，在阿西莫夫1980—1990年创作的全部《基地》和机器人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写于他生命最后一年的《基地在前进》（1993年）。

　　曾在《黎明的机器人》及后来几部小说中出现的败笔，在这部作品中全然不见。尤为关键的是，在《基地在前进》中，阿西莫夫重新采用了早期《基地》作品的体裁——中篇小说集。

　　在这部作品中，阿西莫夫原来打算写5个相互关联的中篇，结果由于健康每况愈下乃至最后去世，使得第五个故事只能提早结束，因而也成了整套作品的尾篇。

　　在这部最后的小说中，阿西莫夫紧接着《基地序曲》，开始讲述新的故事，在全书的第一篇，故事围绕着夏尔登与艾托·德马塞尔的关系及他们参与的战斗展开。帝国内部出现叛乱，严重破坏了德马塞尔为银河系的未来所做的安排。

　　为保卫帝国，夏尔登和德马塞尔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战斗。第一部分结束时，德马塞尔失踪了，可能是去解决银河系的其他问题，也可能返回他在月球上的藏身之地。

　　第二个故事的标题为“克莱恩一世”。这时的哈里已步入中年，由于德马塞尔的失踪，他现在出乎意料地成了第一大臣。尽管哈里并不想当这个官，但他还是干得不错，同时在历史心理学最大的崇拜者克莱恩一世的支持下，仍继续着历史心理学的研究。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哈里得到了他的得力助手尤果·阿马利尔的鼎力相助。尤果是个热水管道工出身的数学天才。两人携手创办了一个由数学家与心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在皇宫区的斯兑尔林大学研究历史心理学。

　　在这一篇中，夏尔登又被卷入了一场企图推翻帝国的阴谋。这次事件导致了流血冲突。在故事达到高潮时，夏尔登也卸下了第一大臣之职，重新投入了对历史心理学的专门研究。

　　在第三部分中，阿西莫夫将重点转移到了夏尔登的伴侣多尔丝·凡娜比莉的身上。这时的夏尔登已上了年纪，正争分夺秒地研究历史心理学，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

　　忙中添乱的是，他又面临着一次谋杀。结果发现，是他手下的一名同在大学共事的历史心理学家企图暗杀他。他的守护神与妻子多尔丝挽救了他，使他幸免于难。故事结束时，与哈里共同生活了30年的妻子死了，夏尔登这才知道，多尔丝原来是机器人，而派她来担任妻子这一角色的不是别人，正是无所不在的丹尼尔（德马塞尔）。

　　在第四与第五个中篇中，夏尔登已步入了生命的黄昏。他现在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历史心理学的研究中。但因为当时政局的改变，权臣及公众都不信任他，他成了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结果，他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时刻面临着被敌人谋杀或受诽谤的危险。

　　这一部分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夏尔登的孙女汪达。她曾在第三部分出现过，当时还是个幼童。在最后一篇的第一节中，汪达已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在历史心理学的未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心理学即将面临彻底失败的那一刻，人们发现汪达拥有心智威力，从而使夏尔登的毕生心血得到了挽救。汪达与一群拥有同样能力的人共同组成了第二基地的核心。这些天才使哈里·夏尔登的历史心理学，连同人类的未来，回到了原来的发展轨道。最后一部中篇结束时，第二基地已在特伦特大学内创建起来，夏尔登计划也已制定完毕。

　　在第五个中篇中，阿西莫夫原本打算讲述夏尔登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生活，并介绍在特米勒斯星球上建立的第一基地的情况。不幸的是，阿西莫夫只写了2，000多字便力不从心了，因此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周，他的编辑詹妮弗·布莱尔与他一起将它改编成了一部尾篇。

　　阿西莫夫创作的这一最后片段尤为感人，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夏尔登独自坐在桌边，慢慢死去。

　　在这一片段中，还提到了夏尔登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晚年时的助手盖尔·多尼克。多尼克对第一基地的创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样，我们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基地三部曲》的开篇部分，它讲述了多尼克如何遇到夏尔登及在“银河系的两头”两个基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在阿西莫夫生命的尽头，哈里·夏尔登显然成了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当阿西莫夫感到自己已濒临垂危，显然是不能趴在键盘上死去时，他竟然让夏尔登坐在椅子上去世了。

　　詹妮弗·布莱尔与阿西莫夫经常探讨《基地》系列的深层寓意、故事背景及故事的内容。在他弥留的最后一个月中，有一次，詹妮弗问他为什么不早写夏尔登的故事，他回答说那时他还不认识哈里·夏尔登，到晚年他才真正了解了自己创造的这个最著名的人物；他对夏尔登是那么了解，所以才能写得有说服力。

　　在《基地的酝酿》中，自然有阿西莫夫生活中的许多痕迹。詹妮弗经常与他探讨最后几部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阿西莫夫告诉她，江达当然是以他的女儿罗宾为原型的；老年的多尔丝·凡娜比莉是以他实际生活中的守护者珍尼特为原型的；而出现在《基地序曲》中的年轻多尔丝，又无疑是詹妮弗了。

　　《基地的酝酿》是阿西莫夫最令人满意的小说中的一部，用它来作阿西莫夫的绝笔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它拥有阿西莫夫在最佳状态下创作作品的那种旧日感觉与节奏，可与《基地》系列中的任何一部相媲美。这部作品完全满足了我们的渴望，为我们揭开了故事幕后策划者神秘的面纱。它对哈里·夏尔登生活历程与时代环境的描述，又是那么具有说服力，令人确信不疑。阿西莫夫在创作《基地的酝酿》时，确实深入了解了夏尔登这个人物，而且，夏尔登已成为他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

　　阿西莫夫去世后，他生前的一些著作陆续出版。在他生命的最后里程中，他曾与友人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合作，将自己早期的一些短篇故事扩写成长篇小说。《夜幕》是其中的第一部，接通而来的是《时代宠儿》，由阿西莫夫最喜爱的故事之一《丑陋的小男孩》改编而成；第三部是《活了二百岁的人》扩写为《正离子人》。

　　这几部作品均获得了成功。但实际上与阿西莫夫的关系不大，扩写这些书时，阿西莫夫正忙着汇总自己的小说。这才是他的最爱，因此无暇顾及这些扩写工程。

　　80年代，阿西莫夫还与珍尼特合作，为儿童创作了一套机器人故事丛书，故事的主角是个名叫诺比的机器人。与此同时，他还续写了《神奇的旅途II：终极智囊》，该书于1987年出版。

　　80年代末，阿西莫夫还写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阿扎瑞尔》，讲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小精灵的故事。这本故事集中的其他短篇都是围绕詹妮弗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创作的。当这些故事在杂志上登载时，阿扎瑞尔变成了一个小外星人，但詹妮弗却比较喜欢让他是个小妖精。故事被编辑成书时，阿西莫夫也觉得自己愿意让阿扎瑞尔保持原来的童话形象，于是又让他变回成了小灵精。

　　整个80年代中，与这些新作同时出现在书店里的，还有阿西莫夫的各种文选，数量多得惊人，如《完美的机器人》（1982年）、《变幻之风与其他故事》（1983年）、《明日之边》（1985年）等等。其中的许多部作品都是由阿西莫夫的好友、尊敬的文选作家马丁·格林伯格编辑成书的。

　　阿西莫夫真正亲手编写的最后一本书，是他的幽默故事集《阿西莫夫又笑了》。在他去世之前，他已完成了《基地在前进》一书的终槁，但终究没能等到该书的出版。

　　艾萨克·阿西莫夫究竟出版了多少书，对于这一问题颇有些分歧。每收到一本给作者的样书时，他总要给它编上号，再放进书房的书柜中。他编的最后一个书号是第467号，此后至少又出了7本书；在他去世时，它们尚处于不同的成书阶段，其中包括《基地在前进》。

　　这样，在阿西莫夫生命的尽头，他不仅为自己的创作，也为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划上了满意的句号。在写了20年的非小说类作品后，他又踌躇满志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科幻小说文坛。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如写于20岁刚出头时的《夜幕》又再度受到青睐，被改编为长篇小说。他又一次在科幻文坛上收获辉煌，取得了前40年写作生涯中从未取得过的成就——他写出了系列排名畅销书榜的佳作。

　　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阿酉莫夫跨越障碍，在小说与非小说类作品这两个领域中均获得了成功，这真是了不起，在文坛上也属罕见。他既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科学家，又是一位深受全球数百万科幻小说迷热爱的作家。最重要的是，他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一批在数量上举世无双的著作，既富有启迪性、趣味性，又充满灵气，令人耳目一新。

　　阿西莫夫的小说通常力度不够，像许多富有创作天才的人一样，他的作品也是良善不齐。在创作第一批科幻小说作品时，他的写作水平和讲故事的技巧发挥得最为出色，而第二批则没能保持50年代经典作品的水准，能与《太空洪流》、《永恒的终结者》之类佳作相媲美的只有《诸神》、《基地边缘》和《基地在前进》。其余的相形之下都是二流之作。

　　他从未想过要将作品写得文体堂皇，寓意深远，也没有这种雄心壮志；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用来创作精彩的小说和剔透的非小说类作品。有人可能会认为他很庸俗，视他为为追求情节而不讲究文体作家的典范，但那些追随了他半个世纪的书迷们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如果把他的作品比作一扇透明的玻璃窗，阿西莫夫会说：“一扇绘画玻璃窗是很美丽，但常常又是晦暗的。在你看它时，你会被绘画玻璃本身所吸引，会对创造它的艺术家肃然起敬。透明的玻璃窗虽然产生不了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是，你却一眼能看透它。”

　　阿西莫夫不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是一个文字匠，一个艺术工匠，这也正是他一直在孜孜以求的！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尾声

尾声

　　艾萨克·阿西莫夫去世第二天，罗宾·阿西莫夫与詹妮弗·布莱尔来到麦迪逊大街的坎贝尔殡仪馆与他的遗体道别，并安排了丧事。

　　詹妮弗·布莱尔说，她最后一次瞻仰阿西莫夫时，感到非常难过，甚至还觉得有点奇怪，毕竟几周前他还坐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家中。詹妮弗被领人殡仪馆的一间小屋，屋中有一个基座。基座上立着一具简朴、粗糙的松木灵柩，灵柩上写着“阿西莫夫”几个字，灵柩内躺着艾萨克，身上只裹了一条医院的被单，皮肤已呈灰色。

　　詹妮弗剪了一缕他的头发，连同他的一副眼镜和一套保罗领结，至今仍珍藏着。同一天晚些时候，詹妮弗与罗宾将珍尼特从西区护送至坎贝尔殡仪馆，同艾萨克见了最后的一面。

　　两周以后的1992年4月22日，在道德文化中心举行了阿西莫夫的悼念仪式。除大卫·阿西莫夫外，艾萨克的家人都到齐了，还有艾萨克在出版界的同仁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朋友。

　　这自然是个肃穆的场合，但它同时也充满了欢笑。尽管许多人在致悼词时泣不成声，但所有的来宾都有一个同感：他们来这里为了颂扬一个取得了诸多成就的人，是为了纪念一个将自己潜在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

　　阿西莫夫不相信有来世。他认为人死后一切都完了，但全球数百万的书迷及参加悼念仪式的好友与家人深知，他的伟大事业已让他获得了永生！

　　阿西莫夫生前为世人留下了双份礼物：首先，他留下了一批精彩纷呈的小说和扣人心弦的故事，这将使世代的读者大饱眼福；其次，他的非小说类作品令读者心中充满了敬畏，惊叹宇宙的不可思议。

　　纵观阿西莫夫一生，他并未找到治愈癌症的新方，也不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更没有车轮底下勇救儿童的壮举，但他是一流的知识传播者，一个带领其他人进人宏伟壮观。给人以启迪的人类知识迷宫的人，为此人们将永远铭记他。

　　在道德文化中心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朗读一篇艾萨克自己所做的悼文，这可能是他最感人的一篇文章了。

　　　　　　　　　　　永别了，朋友

　　　　所有关爱了我30年的尊敬记者们，我必须向

　　你们道别了。

　　　　我这一生为《幻想与科幻》杂志写了399篇文

　　章。写这些文章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因为我

　　总是能畅所欲言。但我发现自己写不了第400篇

　　了，令我毛骨悚然。

　　　　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

　　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但事实却不能如人所

　　愿。

　　　　幸运的是，我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

　　所以死亡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但对

　　于我的妻子珍尼特、我的女儿罗宾及我的编辑如

　　詹妮弗·布莱尔、希拉·威廉姆斯和艾德·福曼来

　　说，我的任何不测都将令他们十分难过。

　　　　我曾和他们每个人都单独交谈过，劝慰他们

　　正视我将死去这个现实，当死亡降临到我的头上

　　时，希望他们不要过于悲伤。

　　　　我这一生漫长而又愉快，因此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那么，再见吧，亲爱的妻子珍尼特，可爱

　　的女儿罗宾，以及所有善待我的编辑和出版商们，

　　你们的厚爱我受之有愧。

　　　　同时，我还要和尊敬的读者们道别，你们始终

　　如一地支持我。正是你们的支持，才使我活到了

　　今天，让我亲眼目睹了诸多的科学奇迹；也正是你

　　们，给了我巨大的动力，使我能写出那些文章。

　　　　让我们就此永别了吧——再见！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文章载《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1992年。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艾萨克·阿西莫夫小说目录

艾萨克·阿西莫夫小说目录

　　《空中卵石》双日出版社1950年

　　《我是机器人》高曼出版社1950年

　　《繁星若尘》双日出版社1951年

　　《基地》高曼出版社1951年

　　☆《大卫·斯塔尔：太空奇兵》双日出版社1952年

　　《基地与帝国》高曼出版社1952年

　　《太空洪流》双日出版社1952年

　　《第二基地》高曼出版社1953年

　　☆《幸运儿斯塔尔与小行星上的海盗船》双日出版社1953年

　　《钢之洞》双日出版社1954年

　　☆《幸运儿斯塔尔与金星之海》双日出版社1954年

　　《火星人的方式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55年

　　《永恒的终结》双日出版社

　　☆《幸运儿斯塔尔与水星的大恒星》双日出版社1956年

　　《赤裸的太阳》双日出版社1955年

　　☆《幸运儿斯塔尔与木星的卫星》双日出版社1957年

　　《地球是个大屋子》双日出版社1957年

　　☆《幸运斯塔尔与土星之环》双日出版社1958年

　　《死亡交易者（死亡的呼吸）》艾文出版社1958年

　　《九个明天》双日出版社1964年

　　《机器人的小憩》双日出版社1966年

　　《神奇的旅程》豪顿·米弗林出版社1966年

　　《透过明镜》新英语文库出版社1967年

　　《阿西莫夫的神秘小说》双日出版社1968年

　　《夜幕及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68年

　　☆《最棒的新东西》世界出版社1971年

　　《诸神》双日出版社1972年

　　《阿西莫夫早期作品选》双日出版社1972年

　　《艾萨克·阿西莫夫精粹文集》斯菲尔出版社1973年

　　《你见过这些吗？》NESRAA出版社1974年

　　《黑鳏夫的故事》双日出版社1974年

　　☆《收购木星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75年

　　《天国的主人》沃克出版社1975年

　　《全美图书会议上的谋杀》双日出版社1976年

　　《优雅的品位》启示出版社1976年

　　《活了二百岁的人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76年

　　☆《关键字眼与其他神秘故事》沃克出版社1977年

　　《黑鳏夫故事集》双日出版社1980年

　　《完整的机器人》双日出版社1982年

　　《基地边缘》双日出版社1982年

　　《变幻之风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83年

　　《联合俱乐部的神秘故事》双日出版社1983年

　　☆《糊涂的机器人诺比》（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3年

　　《黎明的机器人》双日出版社1983年

　　《黑鳏夫的盛宴》RH出版社1984年

　　☆《诺比与迷失的公主》（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5年

　　☆《诺比的其他秘密》（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5年

　　《明日之边》双日出版社1985年

　　《消失者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85年

　　《机器人与帝国》双日出版社1985年

　　《多么美好的一天》双日出版社1985年

　　☆《诺比与皇后的项链》双日出版社1985年

　　☆《诺比与人侵者》（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6年

　　《另一个阿西莫夫》双日出版社1986年

　　《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双日出版社1986年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神秘故事精粹》双日出版社1986年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精粹》双日出版社1986年

　　《基地与地球》双日出版社1986年

　　《机器人之梦》双日出版社1986年

　　《神秘的旅程II：终极智囊》双日出版社1987年

　　☆《诺比识恶棍记》（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7年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另一个宇宙》双日出版社1987年

　　《基地序曲》双日出版社1988年

　　《阿扎瑞尔》双日出版社1988年

　　☆《诺比赴地球记》（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8年

　　《复仇女神》双日出版社1989年

　　《黑鳏夫的困惑》双日出版社1990年

　　《夜幕》（与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合著）英国维克多·高兰兹出版社1990年首版

　　《时代宠儿》（与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合著）英国维克多·高兰兹出版社1991年首版

　　《基地在前进》双日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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