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晚年患重病，黄宗羲前去探望，钱谦益对他说，一位姓顾的巡盐御史求文三篇，润笔千金。这三篇文章是盐台大人父亲的墓志铭和一本诗集一本庄子注解的序言，这主持盐政的大官有的是钱，当然要请最牛的文人才子来为自己的父亲吹捧，方能尽人子之孝道。钱自己身患重病，没法下笔，让人代为草拟，却文采欠佳，不合他意，也有损钱的名望，于是他恳求黄宗羲代笔。
黄宗羲踌躇半天，没答应做枪手。钱谦益将他引进自己的书房，竟然从外面反锁了，这一下黄宗羲为了早点出去，不得不当枪手。梨洲先生不愧是大才子，几个时辰就将三篇文章写好了。
文章甚合钱谦益的心意，钱将黄宗羲和自己的儿子叫到床边说，只有太冲（黄宗羲字太冲）先生深知我的心意，我死后的文字（即墓志铭等盖棺定论的文章）不托他人，一定得由太冲先生代劳。
钱谦益死后，钱的儿子将父亲的嘱托忘了，请了另一位人写评价钱的文章。黄宗羲如释重负地说：“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
由此可见，黄宗羲见识远甚于那些迂阔的腐儒，他能理解在乱世中一个文人不能死节而苟活甚至做新朝官员的选择，他没有拿着道德的棒子，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因此对钱依然尽子侄辈之礼；可是作为一个风骨凛然气节高拔的文人，他心中当然并不赞同钱谦益所为，因此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褒扬钱的品行。因此让他给钱谦益写死后盖棺定论的评价文字，实在太为难了。所以当钱家请别人时，他庆幸自己免于是非。黄宗羲是有强烈历史感的人，他著书立学，将留万世名，可不愿意让“谀墓”文字给自己带来污点。
失节夫宽容失贞妻(1)
关于明末名士和名妓之间的传奇故事很多，如冒璧疆与董小宛，侯方域和李香君，最有名的当是钱谦益和柳如是。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钱谦益是名士中的名士，柳如是为名妓中的名妓。二是钱能用迎娶正妻的礼仪纳柳入室，而钱正妻尚在，他们在一起皓首玉颜相守了二十年，并育有一女。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明亡后两人不同的态度，一个名妓比一个做过崇祯朝礼部侍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文坛领袖更有气节。
国破之时，读书人比青楼女子还不知亡国之恨，持这个论点的人最容易举出的论据就是钱与柳。清代的文人笔记记载，1445年南明覆灭（乙酉之变），清朝豫王多铎率大军南下，柳如是劝钱谦益取义成仁，自杀殉国，钱谦益于是载酒湖上，而且还事先告诉许多亲友，他要效仿屈原大夫自沉以明志。他在船上流连犹豫了许久，用手探了探水，说“冷极奈何！”最后还是不敢死。而柳如是独自想跳进水里，被人拉住。——这一幕真像演戏，演员没按照剧本的要求演，本来主角应该做的事情让配角来做了，这叫抢戏。千古艰难唯一死，钱牧斋想苟活，不能对其太苛求。可还要把自杀当成行为艺术来表演，事先请好观众来观摩，求名之心若此，他最终不敢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事后跪降多铎，受清廷之征，上北京做官就犹不可宽恕了。晚年钱谦益不得意，动不动就发牢骚说，要死要死。柳如是如此嘲笑她的丈夫，公不死于乙酉国亡之时，而要死于今日，岂不是太晚了？
明末倒有一个名士真的学了回屈原，他就是东林党的创始人之一，官至左都御史（明代最高监察官员，称“总宪”）的高攀龙，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等阉党人士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派缇骑去无锡逮已罢官在家的高攀龙。高攀龙得知逮捕者就要来到的消息后，在书房里留下一封遗书，悄悄地投进旁边的池塘而死。遗书中说：
“臣虽削夺（削籍为民），旧系大臣，大臣一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
所谓读书人不如妓女，是因为二者身份反差太大。明朝养士三百年，士人为其殉国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晚明对正人君子的摧残不遗余力，忠贞之士下场很惨，阿谀拍马之徒洋洋得意，这样的状况下能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这样殉国的士人已经很难得了。钱谦益一生比较顺利，早年科第高中，中年官拜侍郎，闲居在家日子也过得逍遥。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这样的人非有超常之胆气，很难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而妓女因为是个倚门卖笑、朝秦暮楚的职业，对这类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要求，这类人若能有些气节，自然有轰动效应。这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道理一样。柳如是早年坎坷，在当过内阁大学士的周道登家，几乎被妒性很强的大夫人杀死，后流落江湖，游走于名士之间，其胆识其毅力当然比没受过什么苦的钱谦益强。
钱谦益北上后，柳如是独自留在南京。陈寅恪认为这足见柳如是的见识超过其他降臣的妻妾，因为吴伟业带着妻妾进北京后，自己宠爱的一位小妾让清朝权贵淫辱而自己无可奈何。柳如是和其他人的妻妾本来就没有可比性，因为其他妻妾没有丝毫的自主性，完全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柳如是则不一样。她没有随夫北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她对丈夫投降新朝不能原谅，自己留在江南，避免降清的尴尬。
柳如是留在江南期间，发生了一件超级八卦：柳和一位姓郑的书生通奸。这件事有点蹊跷，尽管柳出生娼门，和陈子龙、李待问等才子等有过同居或一夜情的关系，但嫁给钱以后，所谓妓女从良，比贞妇还要守妇节，钱和柳居金陵时，见到李待问，并将李当年赠予的定情物还给李。这次红杏出墙，大约是对钱失节降敌失望所致。钱谦益的儿子认为柳的行为有辱门风，将这件事告官，并将书生杖死。
被戴了绿帽子的钱谦益从北京回来后，对儿子的行为不但不赞赏，反而十分生气，不愿意见他。钱谦益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
钱做了王八还替柳如是辩解，寻常人没法理解，清代李清的《三垣笔记》中载：“闻者莫不掩口而笑。”我以为这正说明钱谦益有自知之明，羞耻心尚未丧失，和阮大铖、孙之獬之流不一样，后者完全是无耻之徒。对自己的失节，钱因为很羞愧，他明白妇人失贞和士大夫失节相比，只是小事一桩，他没有资格指责红杏出墙的柳如是，所以只能宽容她。而很多士大夫，自己道德败坏毫无气节，却要求闺房里的妻妾成为贞节烈妇，这样的人真的可恶。
钱回到老家后，有无名氏在苏州虎丘的石头上刻了两首七律，讽刺钱谦益，其中一首有四句这样说的：“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这诗对钱来说，可算是剥皮式的挖苦。这首诗记载于陈子龙的遗著《陈忠裕公全集》中，并记载，钱谦益见到这两首诗后，数日内很不高兴。——他能高兴起来吗？而这陈子龙，正是柳当年深爱的旧情人，最后因抗清而死。柳如是对和自己最亲密的两位男人的不同选择，不知会有何种感想？
科场风气和国运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十分完善，历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科场风气的好坏，对舞弊的士子和考官不惜痛下杀手。到了明末，相对公平、严肃的人才选拔制度被损害，各种托关系、走门子、贿赂考官的行为层出不迭，一直到明亡后，清入主中原，又重新开始对科场风气的大力整顿。
明末清初的野史《研堂见闻杂录》，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他目睹所在的苏州府科场风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如何迅速被败坏。
作者说，他年轻时成为庠生时，那个时候童生考秀才，“从未有以贿得之者，惟达官贵人真子弟，方能勉附其末”。那时候高级官员子弟较贫寒子弟更容易成为秀才，是制度上认可的一种政治特权。
“后积弛干请嘱托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见矣。”通过各种关系可以中秀才的风气开始萌芽，但程度不厉害，作者说，那些通过走后门成为秀才的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事，多方掩饰，以别人问自己功名的来历为耻，别人说到这种贿赂获得秀才资格的事情，自己的脸会发红。此时，可见读书人阶层的道德还未变坏，人普遍还有廉耻之心。
“至今日，而督学使者，以此为囊橐之资，每案发，其贿得者居大半，而父兄不务藏饰，子弟不知掩蔽，若天壤间固宜有是事。”科考一旦成为主持其事官员的发财途径，靠贿赂而得秀才不再是一件耻于被人知道的丑事，可见科场风气已坏到什么程度。作者提到当时任苏州一带的学台张能麟，每次考秀才，“前后名有定价”，通过这种渠道向他打通关节成风，自己搜刮饱了后，他不忘利益均沾，“缙绅达官广文孝廉承差役吏，无不及业”。凡是能和考试沾上一点关系的人，都能分到好处。
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而童子科为尤甚，未试则以帖下州县，每县坐一二十名，刻期交纳”。而底下的州县，借这股考试的东风，进行搭车乱收费，“如收捐纳，如纳税金，无顾避”。等到考试的时候，“府道之所属，台宪之所致，乡大夫之所恳，教官之所求，庖厨隶胥之所渎收，牙婆媒氏之所关说，几于如烟如海，不可胜计”。通过考试发不义之财已经成了一项产业，有了专门的中介人员，连管事官员家中的厨子、仆人也敢收钱。贿赂公行，便有交了钱也没有考中的童生，更有一些本来得到了中秀才的喜报，因为交钱稍微晚一些，被出钱更多的人顶替了，最后正式名单中仍名落孙山。
苏州是文风鼎盛之区，科场之风这样差，对整个社会风气当然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有个叫李汉的秀才，睹此不平上书来苏州监察风纪的巡按，巡按刚准备收拾张能麟，却因被陷害，调走了。这下张学台又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到处追索举报他的李汉，害得李汉在张学台任期，不敢回家而亡命天涯。
不独考秀才的县、府、院试，考举人的乡试也舞弊成风，这样的风气到了清顺治年间到了顶峰，刚刚在北京坐稳龙廷的清朝皇帝不能坐视下去，明亡的殷鉴不远。顺治丁酉江南乡试科场案案发后，两位主考官被腰斩，十六个分房考官被绞杀，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流放东北宁古塔。
经过新朝廷严刑峻法的惩治，到了康熙朝，科场风气才得以根本性好转。
黄宗羲的幸运落第(1)
黄宗羲是中国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学术家之一，这点应该无人质疑，可他的考运很差，终老都是一个“诸生”（秀才），连个举人都没有中，用科举时代一句话来形容，便是“久困场屋”。但正因为他科场的不得意，才使他能幸运地在明清交替那个天崩地裂的混乱年代，活到八十五岁，能有时间和精力专心学问，而成为比那些科场得意者更优秀的大家。
黄宗羲的科场失意有很多因素，首先是他因为有一个眼界开阔、思想超前的父亲黄尊素，黄尊素自己年轻时就注重经世之学问，而不太留意八股制艺这类专门用来敲开官场门槛的考试学。他自己虽然幸运地中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但对儿子的教育，以培育其独立思考能力为重点，并不要求黄宗羲必须将主要精力用在八股文上，黄宗羲少年时常在“完课之余，潜购诸小说观之”。他母亲知道后很生气，告诉父亲，他父亲却不生气，反而说这类杂书对儿子“亦足开其智慧”。黄宗羲一生中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和小时候的家教是分不开的，当然这就必然会占用他看各类“科考指南”、做各种模拟试卷的时间。
十七岁的时候，黄家遭受大难，黄尊素被魏忠贤害死在狱中，作为长子的黄宗羲四处奔波，又要照顾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弟弟，没有时间读书。崇祯帝登基后，将魏忠贤、客氏等一干人除掉，为黄尊素等冤死者平反，崇祯三年（庚午，公历1630年）他在南京碰到了一生中的知己沈寿民、沈寿国兄弟，沈寿民“为之开道理路，谆谆讲习，遂入场屋”。然而仓促进考场的黄宗羲落第了，辅导他的沈寿民这次科举也是同样的命运。
崇祯三年的南京乡试，是明末最有名的一次乡试，许多江南名士都在这次考试中中举，复社诸士通过这次考试集体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次乡试，杨廷枢中第一名解元，同时中举的复社人士有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这些人又先后中进士，进入仕途。特别是第二年张溥、吴伟业师徒同时中进士，一起进入翰林院，吴会试是第一名会元，殿试为第三名探花，更是科场佳话。
这年乡试揭晓后，张溥为首的复社众名士在秦淮河的花船上举行金陵大会——那时候才子们喜欢在声色场所会友论文，极大地促进了青楼文化，使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这类名妓有机会脱颖而出。黄宗羲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后来回忆，与会的除了他和沈寿民、寿国三人外，其他人都是刚刚考中的举人，可以想象江南名士相聚，科场得意再加美人在旁，张溥等人该是何等的兴高采烈，对黄宗羲而言，则是众士皆得意，斯人独憔悴。这次落第后，他在京口（今镇江）碰到了被温体仁排挤回乡的内阁大学士文震孟，文看了他落第的试卷，十分惋惜，安慰他“后日当以古文鸣世，一时得失，不足计也”。这句话对黄宗羲影响至深。
随后，黄宗羲又参加三次乡试，都落第。因为当时的秀才除了可以在本省参加乡试外，还可以去北京、南京参加顺天乡试和应天乡试，一些人在本省考不中，总愿意换个考场碰运气，黄宗羲的几次乡试分别在杭州、南京、北京参加。像黄宗羲这样的名士，有些考官愿意把他揽为弟子，可命运总和他黄氏兄弟开玩笑。他参加南闱考试时，北闱的考官到处搜罗他和弟弟的卷子；等他来年换成北闱应考时，又有考官在杭州搜他们的卷子想将其录取，总是失之交臂。1642年壬午乡试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是年三十三岁，两年后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他先参加鲁王的抗清部队，后隐居林下泉边，一心做学问，矢志不做清朝的官。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崇祯三年他和张溥等人同时中举，日后再顺利考中进士，那么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他就会入仕做官，不但案牍劳形没时间做学问，仕途十来年他的官位不会太低，在官场上的名气会越来越大，这些在朝代鼎革之际加大了他的风险。尽管他也组织“世忠营”参与抗清，但是一介布衣，毕竟没有故明官员那样惹人注目，所以才有可能逃生。
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秦淮河中聚会中那些得意者的最终命运。为首的张溥进翰林院后，得罪温体仁，干脆回家讲学，在明朝灭亡前生病郁郁不得志而逝；他的高徒吴伟业降清；吴昌时在崇祯十六年，明亡前一年做到吏部文选司署理郎中（吏部选拔文官的代理司长，文选司是六部中权力最大的司），卷入政治漩涡，被崇祯帝杀死；陈子龙参加抗清，兵败在太湖投水自杀；第一名杨廷枢在清朝下剃发令后，不愿意留清朝那样的大辫子而被杀死。
这些人在科场上比黄宗羲得意，因此能顺利进入仕途，官做到一定的时候，清兵南下后，他们是重点关注对象，不投降就死于节义，几乎没有别的结局。黄因为不是官员，风险更小，再加上这老先生自我保护能力更强，得以躲过清军南下初期的暴风骤雨。等康熙朝时，江南基本上平定了，朝廷对汉族知识分子以怀柔为主。黄宗羲经历了家国巨变，目睹了天翻地覆，本人好学深思，活得又足够地长，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使他有成为大学问家的可能。
《皇帝、文臣和太监》第三编 太监之乱政
好制度为什么走样(1)
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许由、务光之流，实见其以天下为桎梏而掉臂去之。岂料后世之君，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势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
好制度为什么走样
《明史·宦官传》开篇就有这么一段话：“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内外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诸有司不得与文移往来。”
汉唐两代，算是中国国势非常强盛的朝代，可太监为害也很大，到了后期，已经直接干预皇帝的废立。朱元璋以史为鉴，提出这种防范制度不可谓不严密，不可谓没有针对性。但历史给太祖高皇帝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有明一代，阉祸之乱，甚于前代，一直伴随着皇朝覆灭。
为什么现实与理想差距这么大呢？也许有人说，经是好经，被后人念歪了；制度是好制度，被太祖的不肖子孙破坏了。果真如此否？细究起来，这个结局几乎是铁定的，没法避免。
分析太祖定下的规矩，似乎他已经从政治架构、政治待遇、薪水报酬等各个方面限制了太监参与政事，不给他们高级别的官衔，不让他们兼外廷的官职，不让他们和外官通来往，不让他们拿很高的薪水，甚至用“预者斩”这样的严刑峻法威慑太监，似乎每个细节都加以防范了。但是这种制度是理想化的制度，是一种并不建立在当时政治、经济现实和社会规律之上的制度，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朱元璋在位时，凭借自己的个人智谋与威严，能够让这种制度不走样，但到他的子孙那样，必定走样。
首先我们看看，这样的制度违背了起码的人性。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待遇如此之低，而太监们却是牺牲男人最宝贵的东西来伺候皇帝的，有所失必有所求，所失者多所求者也多，人家把男人的那东西都割掉了，就奔着月米一石的待遇去，显然太不符合人情了吧。再说呢，太监作为皇帝朝夕相处的奴才，他们比谁都更能接近最高权力，仅仅靠吓唬人的祖制很难阻挡权力的诱惑。就如一个工资微薄的保安，让他看守一座金山，他能没有想法吗？
再者明太祖废除了宰相，朝廷大事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看起来是乾纲独断，可他哪能保证后代继位者都像他那样为了大明江山宵衣旰食，就像好不容易买来良田千顷的土财主，非常勤俭节约但不能保证身后不出败家子。废除宰相，大权收回来，可一个人当家作主保管一大份家业，那么奉承巴结他的贴身奴仆，一定会想办法分肥，太监就是这样蚕食了一部分皇权。如果在废相之前，帝国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分置的，家族公司的董事长靠血统继承，而总经理是职业经理人，凭能力选拔，如此混蛋董事长的私人秘书要想控制公司不那么容易，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比较容易防范董事长私人秘书。可大明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二为一，这皇帝一昏庸，私人秘书上下其手干预政事就太容易了。
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璋那样对太监那样严酷，肯定会让太监怨声载道，合计起来对付皇帝，甚至还会危及皇帝的安全。一个当家的和私人秘书的关系都搞僵了，他还能睡好觉吗？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能采取这种非正常方式控制太监，后代哪有这种能力？决心当一个好皇帝的建文帝，“御内臣甚严，诏出稍不法，许有司械闻”。这完全是按照皇帝爷爷的既定方针办，建文帝算是孝顺的孙子。可时势异也，他没有爷爷的威望、能力和经验，还坚持祖制肯定会碰钉子。果然，他叔叔朱棣起兵造反后，宫内的太监痛恨建文帝太严厉，身在曹营心在汉，纷纷和朱棣暗通款曲，为叛军通风报信。朱棣得了皇位后，对太监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例如郑和可以带兵出使。对朱棣来说，自己皇位的巩固是最大的利益，他必须利用内臣来控制那些人心隔肚皮的外臣，用内臣总觉得比用外臣放心。在个人利益面前，祖制肯定会被抛弃。他的手腕和父亲一样厉害，尚能控制被重用的太监，可规矩一旦破坏了，前有车后有辙，后面的皇帝再像他那样重用太监，负面效益就会越来越显露出来，再想走回头路，恢复祖制，会寸步难行。就如崇祯帝剪除魏忠贤后，也曾严格限制太监干政，但终于挺不住最终回到前代皇帝的老路上。因为此时，太监干政已经成了承袭两百年的不成文法，皇帝也没有力量去对抗。
由此可见，一项制度的优劣不在乎纸面上多么合理、多么先进、多么严密，而是在乎现实的大环境、整个宏观制度是否能支撑这项制度健康运行。
没有属于郑和的那片海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在对郑和功业的缅怀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总爱把他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变了整个世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郑和呢，除了给皇帝带回来一些类似长颈鹿那样的吉祥物、留下一些荒诞和史实杂糅的传说外，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有人以惋惜的态度表达这样一种情绪：本来我们华夏民族有过开万顷波涛、拓展生存空间的机会，可惜擦肩而过。
如西欧人那样，沿着哥伦布的足迹，开拓海外殖民地，我以为并不值得艳羡。但是，以史论史，郑和等人“错过”殖民海外的机会是肯定的。并非技术上达不到，当时郑和带领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哥伦布首航时，只有三只小帆船。而是明朝那种内敛的、保守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郑和下西洋倒变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对郑和下西洋，大多数史官并不重视，无非把其看成扬威于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义还远不如张骞凿通西域。对明朝史实记录极其详细的《明通鉴》，对此事也只带了一笔：
（永乐三年，公历1045年）六月，丁未。遣中官（宫中宦官）郑和使西洋诸国。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将士卒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者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
自侯显使西域后，中官奉使外蕃，后先相望，而和与显尤著云。
寥寥数笔，就点出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龙椅坐得不踏实，派心腹去寻找建文帝。此其一。“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让人来朝贡。此其二。这是纯政治目的，花费这么多的钱，有没有收益？这种算法只能用于经济活动中，而政治工程是不讲代价的。
那时候的政治账是什么呢？就是大明朝的面子。大明朝即使和外藩做买卖，是一种现在看来可笑的“朝贡贸易”，大明朝只赔不赚，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认自己是名义上的老大。《明通鉴》的作者以春秋笔法讽刺了一下郑和，暗示明代太监干政始于郑和等人。
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郑和及其船队没有属于自己的航海目的，他们走得再远，出使的外藩再多，也只是完成皇帝交给的政治任务而已，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经济目的。我以为大明从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到后来的海禁，转型得那样迅速，原因是大明根本就不想要求海外的财富，只要外藩象征性臣服自己，自己赔本都行，华夏臣民供养一个皇室足够了，因此哪怕郑和发现了新大陆，当时的大明也不会建立海外殖民地，因为它是个心态封闭的帝国。
哥伦布远航的目的则不一样，他们完全是为了财富。当时的欧洲，从贵族到平民，都在传说东方印度、中国的富庶。哥伦布的扬帆出海，直接的动力就是财富，这种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吻合的。和郑和——这个皇帝的私人奴仆相比，哥伦布是个有点海盗气质的冒险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庇护者和赞助人而已。他并非奉使去完成某种特定的政治任务，而是类似一个承包商，从大老板那里转包工程后，自己想办法争取最大的盈利。和郑和相比，哥伦布更具有个人意志，他不像个长官，更像个有自主权的公司总经理。而郑和船队的远航，完全是帝国行政触角的伸展。
攫取财富和疆土，那是包括国王、百姓、流浪汉都感兴趣的买卖，这样的买卖有激励机制，人们愿意冒死去做。哥伦布的远航才能掀起了欧洲人的淘金热。而郑和替朝廷扬威于海外，只是为皇帝和朝廷的面子添彩，对大多数人毫无好处，难怪兵部尚书刘大夏一怒烧掉了郑和的航海日志。——这没有给大明带来经济效益的远航不是劳民伤财是什么？
后宫VS宦官 以毒攻毒？(1)
明代有四个著名的宦官：郑和、王振、刘瑾、魏忠贤。除了七下西洋的郑和谨慎本分外，其他三人都是弄权的高手。
王振深得明英宗的信任，他能左右皇帝的决策。正统十四年他怂恿英宗轻率地御驾亲征瓦剌，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官军死伤十余万，其中包括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及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高级官员五十余人。王振也在战乱中被一位非常气愤其行径的将军杀死。——这是明朝立国以来最大的耻辱，是明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性事件。
而在英宗继位不久后，王振差点被剪除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也不会有英宗重新掌权、囚禁了代宗的“夺门之变”，明朝也不会因此而元气大伤。
对王振弄权的危害，大臣们早就看出来了，但无可奈何。因为他动辄就搬出皇帝来，打压诸大臣。正统元年（1436年），小皇帝刚登基，王振为了让各位大臣害怕自己，杀鸡给猴看，首先拿兵部尚书王骥开刀。当时王骥和侍郎商议边塞事务，五日内没有奏报英宗，王振唆使英宗召见王骥，当面训斥：“你们这些人欺负朕年少无知吗？”将尚书和侍郎逮捕下狱。这一招一下子就震住了文武百官。
对有皇帝撑腰的王振，为人臣的没有什么办法，要治他，必须找出一个让皇帝害怕或有所顾忌的人才行。那么只能是皇帝的妈妈或者奶奶了。当时仁宗的正宫张氏还在世，被尊为太皇太后。这个太皇太后并不贪图权力，将政事都委托给内阁。当时内阁主事的是经历过永乐、洪熙、宣德朝的元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忠心耿耿，勤于王事。有一次，太皇太后派王振去内阁问一件事，杨士奇还没有交出商议结果，王振就擅自做出了决定，气得杨士奇三天不上朝。太皇太后很恼火，看出了王振的野心，决定除掉这个大明的隐患。
有一次，当着皇帝和内阁的五位大臣，太皇太后让人把王振叫来，对他说：“你侍候皇帝起居，很不守规矩，今天当赐你死。”宫中的女官已经把刀刃搁在王振的脖子上了。皇帝和五大臣跪下来求情，并承诺以后不许王振干预政事。王振这才死里逃生。
太皇太后死后，就没有人约束王振了，他日益跋扈，英宗自己尝到了被敌人俘虏的苦果。
明代多宦官之祸，而无后宫、外戚之殃。从洪武朝的马皇后开始，大多数皇后、太后能守本分。这位太皇太后也是恪守本分的典范，宣宗去世后，有大臣请她垂帘听政，她说，“不要坏了我祖宗之法”，可谓见识不凡。
垂帘听政是后宫干政的最高形式，自然不值得提倡，其祸患无穷。清代那拉氏秉国几十年，就是很好的证明。然而容我做一个假设，如果英宗时，太皇太后真的垂帘听政了，也许更方便诛杀王振。
如此说，并非说垂帘听政是应当的，而是在专制的皇权社会，要对付一种病态的权力，必须利用另一种病态的权力，如医术中的“以毒攻毒”。舍此以外，别无他法，因为皇权社会不是民主社会，它没有建立一种权力制衡的良性体制。这一点在汉末显现得更突出，一会儿是外戚和后宫联合起来，为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将宦官杀掉；一会儿又是宦官挟持皇帝，将外戚灭族。
至于五大臣也跪请太皇太后放王振一条生路，并非他们同情王振，或者和王振有不浅的交情。这五大臣中就有被王振气得罢朝的杨士奇，他当然知道这个宦官太不安分了。他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巴不得王振马上死翘翘，可是他又知道皇帝格外地喜欢这个太监。如果他毫不犹豫站在太皇太后一边，促使太皇太后结果了王振的性命，固然是为大明江山，可是他们知道，太皇太后风烛残年，一旦去世，权力都归了皇帝，皇帝会报复当年赞成杀王振的大臣及其家人。
清代的学者夏燮就此议论道：“（三杨）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于王振乎（和王振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要人不顾身家性命去考虑大明江山这个“大局”，有点苛求，因为皇帝未必领情。两害相权取其轻，人家首先想到自己以后的安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专制社会里，以毒攻毒，为人臣者为自己安危着想是正常的。
皇帝不重用太监还能重用谁(1)
太监——这个被阉割了，搞得不男不女没有性别的稀罕物种现在没有了，可是在我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这是个人数不算很多（即使明代太监人数达到顶峰时到一万多人，但搁在亿兆百姓中，还是个稀罕物）的物种，能量却不少。从汉代的十常侍，一直到清末老佛爷手下的安公公、小李子，大多数朝代有过太监干政、祸国。
俗话说：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可历代王朝不知道被太监乱政这块大石头绊倒多少次，帝制不亡，则阉祸必定延续。
太监乱政的重复，不是因为这些帝王健忘，而是帝制时代的家天下，决定着必然会给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奴才以揽权的极大机会。
历代主要王朝中，唯有宋代没有太监乱政，并不是因为宋代的政治生活很民主，而是当时武官几乎没有兵权，文官中从中央到地方，权力被分割得七零八碎，管纠察百官的台官和管理民政的政府官员互相制约乃至攻击，这种情况下，出现不了特别有权力的大臣，皇帝用不着用自己的私家奴才去办事，进而蚕食公权。
从根本上说，这江山都是某姓帝王的家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从秦始皇郡县制实行以后，宫和府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读书人通过早期的察举，后期的科举来管理国家事务，并非完全是皇帝的家奴，大多数时期是皇帝和文人集团共同管理国家，只是皇帝是这个“超级大公司”理所当然的董事长，各级官员作为“公司”的不同级别的职员，必须对董事长负责，但这些职员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也有和董事长不相同的想法。#p#分页标题#e#
让我拿太监乱政最严重的明代来分析。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鉴于历史上太监乱政，想了很多招防止太监有权。比如说他一再告诫后代继位的子孙，只能用太监在宫中伺候皇帝、后妃的起居之类的小事，决不能委托他们去办政事；再比如招录的太监必定是文盲，让他们不具备干政的才能等等。防范不可谓不严密。
可是明太祖的遗诏一再被后代子孙忽视，到了明代后期，军政权、情治权、财权、用人权无一不操纵在太监手中，难道能简单地说这些明代皇帝都是朱元璋的不孝子孙吗？
非也，皇帝一人乾纲独断，他便不信任各级官员，也不信任所谓的先皇留下来的制度，只相信自己，以及自己身旁的亲信。——这是人的弱点决定的。
明朝真正让宦官手握大权的是从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大帝朱棣开始的。朱棣兴兵南下，夺了侄儿的江山，其皇位得来不正，自然很难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因此对不合作的官员，例如方孝孺等人，可以采取“诛十族”这类残暴的手法，让天下士人噤若寒蝉；尽管明代皇帝也一再践踏士人的人格，如打屁股等等，但读书出身的人，总有些气节，孔孟的书不是白读的，明代不怕掉脑袋敢于对皇帝进谏的文臣也前赴后继。要把这些政府官员从心理上完全变成奴才，朱棣做不到，他老爸朱元璋也做不到。
面对侄子孝文帝留下来的庞大帝国官僚层，不可能全部换掉，还得靠他们干活，那么朱棣是很不放心的，他只能重用伺候的自己的阉奴们，如此他才放心一些。因为太监是给自己端茶、送饭、倒马桶出来的，能有什么气节可言？无非是皇帝身旁的一条狗。
狗是自己豢养长大的，总比地里耕田的牛、路上拉货的驴更好使。
成祖朱棣一朝，最有名的太监是那位七下西洋的郑和。《明通鉴》说：“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原来是为了寻找那位还没死去的孝文帝。孝文帝仁厚，在士人中声誉很好。这样诡秘的事，他能让那些文武大臣去办吗？没准那些人心中对孝文帝还抱以同情，那么只能派自己的心腹太监了。成祖朝同郑和齐名的还有一位出使西域的太监侯显。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又派太监山寿率军出云州——太监统军，自唐代鱼朝恩开始，到明代成了常例。《明通鉴》写道：“自上（成祖）即位后，中官出使，岁以为常，此又典兵之始云。”宦官，在政府的官员序列中，没他的位置，无论统兵还是治民，只能从行伍或科举中选拔，可是宦官一旦成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那么就不在乎“名不正言不顺”了。皇帝既然让他干，那他就什么都可以干。既然可以出使外藩，统帅军队，那么开矿牟利、监造工程、管理东厂、西厂的特务组织，还有什么干不得的？
皇帝一开始重用太监，往往是办一些不好摆在桌面上的事情。那些朝廷法度规定的事情，如平叛御敌，如管理百姓等等，可以让文武官员去干，可是去找皇帝私人的死对头，去帮皇帝个人聚敛财富，去监视手握重兵的将帅，或者替皇帝到某个青楼里找个美女，只能派和自己朝夕相处过的太监。一个超大规模的集团公司，其分支机构很多，那些常驻在外地的分公司、办事处经理，一年才回总部述职一次。董事长总是担心这些人私下里把公司的财富据为己有，表面上他还得依靠这些人开拓市场，可私下里他更相信自己的秘书和司机，找个机会便让秘书下去巡查分公司的经营情况。而替董事长办一些需要保密的个人事情不能让职能部门的人去干，只能靠秘书或司机代劳。
太监之祸，这些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有一条，太监哪怕再无耻，再没有气节，首先他没有子女，他可能假借皇帝作威作福，贪污腐化，可这种行为对皇帝来说是“小节”，有时皇帝还担心手下的人太有操守了，不贪金钱可能所图者大，这么多官员，保不定有想做皇帝的，这些人做了皇帝能传之子孙。——因此有比太监更大的诱惑。
而太监再折腾又能折腾到哪里去？而且如朱棣这样的马上皇帝，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太监。永乐一朝，太监虽然有权，但不能为乱。——重用太监而不乱的前提是：皇帝必须能干、果断、勤勉。碰上了熹宗这种只会做木匠活而不理朝政的荒唐皇帝，这就靠不住了，从小伴他长大的太监魏忠贤要揽权就很容易了。朱元璋以为太监没文化，就不能乱政。错了，他自己没多少文化不照样做了皇帝吗？魏忠贤识字不多，照样能做秉笔太监，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顶重要的事情。
宣宗一朝号称明之盛世，可宣宗朝太监之祸也很厉害。宣德六年（1431年），宣宗诛杀太监袁琦，并将他的同党十几人一起处死。这袁琦自幼伺候宣宗，感情不可谓不深，但他仰仗恩宠肆意妄为，派宫廷里的内侍，以采办为名，到处掠夺官府和民间的财富，搞得天怒人怨。这宣宗算个明白人，不杀袁琦这民怨难平。可等杀了袁琦不久，又赐予司礼太监金瑛、范洪免死，诏书极尽褒美之词。为什么宣宗要搞这样的两手呢？史书里讲：“上即罪琦等，以此示赏罚之公。于是中官之宠任者如故。”也就是说，皇帝没办法离开这些可以替他办私事的亲信太监，他杀了袁琦只是这个太监太过分了。那么这样一手硬一手软，自然使后面的太监琢磨，如何能避免袁琦那样招杀身之祸，而如金瑛等人那样，搞到皇帝的免死诏书。这样的话，杀死再多的乱政太监，也很难避免太监继续乱政。
许多皇朝便重复了重用太监——诛杀这些太监——再重用另一拨太监的恶性循环，直到亡国。皇帝何尝不知道用太监如饮鸩止渴，但他不重用太监能重用谁？重用别人他更不放心。
刘瑾当权时的监察官员(1)
正德皇帝明武宗登基后，权柄操于大太监刘瑾之手。这刘瑾是个超级贪官，说他富甲天下一点不假。吴思先生在书中曾详细地分析了刘太监敛财的手法。
刘瑾索贿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不仅仅操纵官吏任命来收受贿赂，也把持监察大权，如有不就范贿赂或巴结自己的，就会找个理由罢免或者罚款，甚至投进监狱。
兵部尚书杨一清不吃刘瑾这一套，杨一清向皇帝奏报请派大臣去督促将未完成的边墙修好，以抵御外敌。这本是一项有利于国家的国防大计，刘瑾让皇帝下诏停修边墙，将剩余的钱粮送回京师，并且还指使监察官弹劾杨一清，说他破冒边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以国防项目为名，随便乱花钱。将杨一清投进锦衣卫监狱，幸亏大学生李东阳等人上表为杨尚书辩护，被放出监狱，但还是被刘瑾罚了六百石米。
翰林学士吴俨家财很多，这哥们或者是个铁公鸡，或者是个不畏权势的正人君子。刘瑾派人上他家索要钱财，并许诺给他一个很肥的官位，吴俨严辞拒绝。他大概自以为没有什么把柄抓在刘瑾的手中。在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百官时，刘瑾让吴俨提前退休，理由是“帷幕不修”，也就是说这个风流学士私生活奢靡，在家中喜欢和妻妾玩乐。标榜礼法治国的明朝，这理由虽然牵强，但还是有杀伤力的。
御史涂祯奉命到长芦盐场巡盐，刘瑾纵容自己的人去贩卖私盐，并让人向涂祯索取海货，涂御史没答应。回京后见到刘瑾也就是长揖一下而不跪拜。刘公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涂祯被抓进锦衣卫监狱。涂祯因为当过江阴县知县，官声很好。在京的江阴人准备募集资金贿赂刘瑾，搭救涂御史，涂祯知道后写信劝阻，说：“死就死了，怎么能因为这事侮辱各位父老乡亲呢？”涂祯因为被杖三十，死在狱中。
在刘瑾的淫威下，大明的文武百官争相贿赂他。包括他的同类，得到肥差的太监，甚至包括国公、藩王。宁王朱宸濠王府的护卫曾经被革除，贿赂刘瑾后得到恢复。中山王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俌争夺僧侣和乡民的田产，巡抚艾璞秉公断案，魏国公府贿赂刘瑾，艾璞被杖五十，削职为民。
而那些来京办事的地方官，去京外巡察的监察官，如果不贿赂刘瑾，很有可能祸从天降。工部给事中许天锡奉旨从安南出使回来，见到朝廷风气大变，没人敢说真话，清查内库时发现刘瑾贪污银两，正准备上书，结果在上书前一天晚上暴死在家，只有一个家童在侧，这个家童后来也消失了，便成了个无头案。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巡察，知道回京后不贿赂刘瑾是没法交待的，于是和淮安知府赵俊商量，赵知府答应借他一千两银子，可后来赵俊违背诺言，周钥这个老实人无计可施，留下写有“赵知府误我”的遗书后，自杀身亡。朝廷追查此事后，处理结果更加荒唐，押送赵俊到京，以其违背借钱给周钥的诺言定罪。
地方官员进京后，为了免祸纷纷聚敛金银送给刘瑾，每个省达到两万两。这些银两多半是从京师富豪那里借贷的，回到任职后要加倍偿还。这种银两被取了个专有名词“京债”。
刘瑾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贪婪的，他的胃口也是被官员们一点点喂大的。刘宇通过巴结刘瑾得到都御史（最高监察官）这个要害职位，于是送给他一万两银子。刘宇是第一个用如此大数目贿赂刘瑾的，刘瑾以前接受贿赂，每次也就是几百两银子，这回大喜，说：“刘先生为什么这样对我好！”既然刘先生这样待刘瑾，当然他也希望李先生、张先生都这样待他。而一个靠奉承贿赂太监的人，他出任最高监察机构的长官，大明的吏治还可能清明吗？
在贿赂刘瑾的监察官员中，有两名最倒霉，他们不幸碰上了刘瑾想作秀的时候。
侍郎张彩靠巴结刘瑾得官，并成为刘瑾的亲信。他知道因为刘瑾索贿太厉害，天下臣民怨声载道，就劝说刘瑾：“公公知道收纳的银两从何而来吗？它们不盗自国库，就是从老百姓那里盘剥的。官员们借公公之名中饱私囊，公公得到的不到这些人得到的十分之一，而天下怨恨都归公公一人，这样的话你如何对待天下人呢？”
刘瑾觉得这番话很有道理，真是为自己好，便决定暂时拒收贿赂。两个倒霉的监察官员监察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某刚从京外巡察回来，哪知道刘公公正准备立一块清廉的牌坊，便照旧例以厚礼贿赂刘瑾。刘瑾便说欧阳云二人有贪污劣迹，并试图贿赂自己，罢免了二人的官职。
我估计，当年大明朝有关反腐败的总结报告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公公会带头讲述，自己当年拒收贿赂多少多少银两，令天下官吏效法之。
矿产越丰富百姓越穷困(1)
按照现代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哪个地方矿产资源丰富，当地的地方经济应当较为发达，当地居民也多多少少沾一点好处。许多地方政府对开矿乐此不疲，以为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因此也带来矿难、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可看明代的历史，发现一个今天看来很奇怪的现象：当时哪个地方矿产越是丰富，当地的居民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百姓和地方不但从矿产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累。
在《明史》和《明通鉴》等历史著作中，有关因开矿激发社会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温州、处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有银矿，每年朝廷在此征税。税额逐渐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银矿增加到三万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两。地方财政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
明英宗继位后，下诏令封闭矿山的坑道。但是政府不开，一些所谓的“奸民”私下里偷开矿山。大约和前些年遍地开花的小煤窑一样，私开小矿，上面征不了税，管理成本也很低，自然利润丰厚。于是蜂拥而上的“奸民”，因盗矿相互斗殴，死伤不断。
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针对私人盗开银矿的种种问题，上书请求“重开银场，使利归于上而矿盗自觉”。这两位官员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让朝廷的矿产资源这样浪费和流失，还不如直接由官府开采。但当时的浙江按察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重开银场虽然一时得利，但开采的各种器用由民间出，恐怕有关部门横加科派骚扰，祸患更深。不如选官看守，严加禁止，盗矿行为自然绝迹。
朝廷一开始接受了这位按察使的建议，可是没过两个月，福建、浙江的银场又重新开采了，这次是邢科给事中陈傅的提议。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当时宫中的宦官和一些大臣争相附和，背后操作。最后规定了每年向银场征税，福建为两万一千余两银，浙江为四万一千两银，比宣德年间减少了一半，可却是洪武年间的十倍。而供应官府的费用，比税额还多得多。从此当地老百姓更加困苦，浙、闽之盗相继而起。
请注意，促成皇帝改变主意，重新开设两省银场的是宫中太监和一些大臣。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积极？难道他们真是公忠体国，关心朝廷的财政收入？不是，他们是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只有以朝廷的名义去开采矿场，他们才有牟利的机会。
明代派遣宦官充当矿监，是当时百姓的一大灾难。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他逮捕免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致使多人死在矿井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送给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明代管理矿产开采的官员基本上如陈增这样跋扈。
其实开国不久，明太祖就认为“（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也就是说，开矿对朝廷没多大好处，对老百姓只有坏处。朱元璋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事实的。如果放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奇谈怪论了。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初期无一不是从办厂、开矿、兴办贸易开始的。独独在明朝为什么对朝廷和老百姓只有坏处，没什么好处呢？这就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的区别了。中国古代无论是开矿还是给郑和舰队造船，或是架桥铺路，一直到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都是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不分，用搞政治的方式去搞实业。具体到开矿，不是把矿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该支付的成本必须支付，才能确保收益的稳定，皇帝派出太监替他去开矿，变成了一项谁也不能讨价还价的政治活动。如上文所说的陈增要报复当地官员，给他安的罪名是“阻挠开矿”。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种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会里是百试不爽。
这样的体制下，管理矿产的官员因为是皇帝身边的人，便有无穷的权力，他能以公权力来强迫当地百姓几乎无偿给他劳动，也可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挖走，“器用”都出于当地，可见起码的设备和运行成本都是当地承担。而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矿产的私下腰包里，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对当地百姓则是百害无一利。
黄仁宇评价明代是内敛保守的政府，完完全全用管理农业社会的方式治国。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难成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更不可能出现。在此情况下，国家对于矿产资源，越消极反而越好。就如明太祖和那位浙江按察使的主张一样：干脆不去开采，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老百姓负担会更轻。
一个假校尉的蚀本买卖(1)
近二十年内中学毕业的人大约都学过一篇课文《五人墓碑记》，笔者也不例外。但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兴趣索然，主要是死板的语文教学方式害的，老师一味地让你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把好好的一篇短文零刀碎割，糟蹋得不像样子，学生们记住的无非是在封建社会里面，劳动人民敢于反抗统治阶级的大无畏精神。
年岁稍大，开始能独立地看一些书，了解到明末东南文坛领袖、主持复社的张溥所写这篇短文的时代背景，更增添了对几位平民义士的景仰，也了解到明末的党争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就可以概括的。
这个事件发生在明代天启朝，皇帝是那位木匠技艺直逼鲁班、治国之术逊于宋徽宗的明熹宗，大权由不识字的大太监魏忠贤独揽，东林党一些担忧国运、痛恨阉奴秉政的大臣自然很不爽，一再上疏参劾魏忠贤。——这几乎是向一个糊涂的家长告他儿女的状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反招来魏党的疯狂报复。一大批东林党人被残害，包括为熹宗即位操心得一夜白发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部尚书赵南星等高干。
引发苏州百姓反抗阉党特务统治事件的官员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级别并不高，但地位显要。他做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明清两代，对人事最有权的两个司局，吏部是文选司，兵部是武选司。所有文武官员升迁的基本材料是这两个司局整理出来的，你说重要不重要？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今属苏州），这个地方是东林党人的大本营，魏忠贤所清洗的文官多半出自这一带。本来周员外郎可以免祸，明代的野史《人变述略》记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贫，直节亢爽，遇事敢言。初传有《天鉴》、《点将》诸录，盖逆儿所造，罗列诸正人斥为党，独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辽有不与之耻也。’益奋发无所顾忌。”这位老先生真是可爱，当权的阉党罗列的黑名单中没有他，他觉得是一种耻辱，便照着黑名单的标准行事，终于他得以载入黑名单。曾经的巡抚苏州、松江十府的周起元因为抑制驻苏州的织造太监李实被阉党罢官——这个李实有点和曹雪芹祖先做江宁织造相若，是上面派到当地执行远不止监督织造的使命。周顺昌送了一篇文章给这位同姓同志，文中斥骂了阉党。接替周起元来抚吴的是魏忠贤的二十孩儿之一的毛一鹭，莅任之时，周顺昌竟然把这篇文章专门送给毛一鹭，显然故意给他难堪，有强烈的示威意味。于是，周员外郎被找了个理由，下令逮捕，当时周顺昌正闲居在老家。
魏忠贤抓人的缇骑（穿橙红制服骑高头大马的厂卫人士）来到吴县，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拱陪着京城来的校尉来抓人。老百姓蜂拥而来，不下十万人，三秀才走上前问道：“周顺昌大人有事，为什么地方官员不知道？”巡按哑口无言，一校尉厉声呵斥：“今天的事情与你们这些秀才没有关系。”其他校尉拿着家伙殴打说话的秀才。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秀才是有豁免权的，见地方官可以不跪，非经学台褫除资格不能逮捕。这些校尉不讲规矩，打人是常事，如此激起了众怒。于是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跳出来抓住打人的校尉质问：“抓人的旨意从哪里来的？”这个校尉大概惊慌失措说了实话：“实是魏上公（魏忠贤）命我来。”——没有皇帝的允许不能随便抓朝廷命官，于是五人大喊：“让我们一起打这些伪造圣旨的人。”
顷刻，我们熟悉的一幕出现了，有如观众对台上不满意的歌星一样。当时正是雨天，大家穿着拖鞋携带者雨伞，明末野史《人变述略》载：“来者各以伞屐，喧声震地，堂下万屐齐掷，诸校尉抚巡按胁下曰：‘爷救我！’”巡按将这些“执行公务”的校尉藏起来对群情激昂的百姓说：“老先生毕竟是骂了上人魏公公呀。”这是后来官府报复的重要理由之一。
人民群众发怒了，后果很严重，大伙儿不依不饶，闯进府衙追索这些抓人的厂卫校尉。很不幸一个藏在梁上的校尉受到惊吓，摔下来死了。后来有人询问同来的人，得知这个死者叫李国柱，本来不是在编的校尉，向有关人士行贿五百两银子，才假冒校尉谋取这个同来的差使。
来执行一项抓捕朝廷命官的重大公务，竟然有自己掏钱来参加的“志愿者”，看起来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五百两银子是好几个五品官一年的俸禄。这样高的投资自然有更高的回报。
那时候的校尉特别喜欢来江南一带“执行公务”，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因此索贿。“江南即数见缇骑以为常，而缇骑亦视江南为熟游故道。”（同上书）翰林侍读缪昌期五十多岁才登科第，被逮捕后榨取的油水自然不大，校尉们也得了三千两银子，仍然不满足，急急忙忙离开去别的地方，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匆忙，回答是：“急着赶下一趟差。”《人变述略》说道：“凡此辈出，珰（魏忠贤）之儿孙及左右皆有贿，入则数十倍，利如市贩。”
到了明代中后期，许多政府特权都能用来交易。《喻世明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给蒋兴哥戴绿帽子的陈大郎病在旅途，要快捎书信回家，给了一个送公文的差人五钱银子，便“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私信变成公文走驿站到了家。
而抓获朝廷大官这类重大的行动，都能用来交易确实令人目瞪口呆。东林之祸时，武进县有一个人送了一千两银子给魏忠贤的死党李实，请求他逮捕礼部尚书孙慎行，果然孙氏被充军。
崇祯十五年（1642年），御史杨学愿上疏，深表厂卫出京“执行公务”之害。他建议：“外臣获罪，但敕抚按槛车，送诣阙下，未为不可，若缇骑一遣，有资者家产破散，无资者地方敛馈，为害滋甚。”本来道理很简单，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官员，当地的巡抚巡按完全可以解决，非得由锦衣卫出马，无非是要借此中饱私囊。崇祯皇帝接受上疏的建议，下旨：“东厂所缉，止于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有司在。锦衣卫校尉，毋得奉差需索！”可这道旨意没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离大明亡国，崇祯自缢于煤山只有两年了。执法活动公然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大明不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这个倒霉的假校尉李国柱，只是一个例外，他实在不走运，恰好碰上人民群众造反，谁想到一向被视为温顺的江南民众也会有受不了而奋起反抗的时候。
附：《五人墓碑记》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前，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当男人割掉最重要的东西后(1)
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中，有好几个江湖高手为了练成最高层次的武功，不惜自己去掉自己的那东西，变成一个阉人，如东方不败和岳不群。
“欲练绝世武功，必先挥刀自宫”，这是小说家演绎出来的一种武学上的因果关系，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这个现象却有某种象征意义，那就是男人一旦舍弃了他最重要的东西，他必然会专心致志去做一件事，希望在别的方面得到补偿，以证明他比一般的男人还像一个男人。《笑傲江湖》那些自我去势，变成不男不女的江湖高手，练就绝世武功的目的只有一个：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葵花宝典》的象征意义在于：男人要取得非同寻常的成就，必须压抑甚至牺牲最符合人性的东西。那么对男人的肉身和心理来说，舍弃性欲可算是牺牲了最原初、最本能的东西。生殖器承载了男人人生最高的荣耀和最重要的快乐。连这些东西都不要了，那么所希望得到的补偿绝非俗世的金钱能衡量的。
一种就是精神上的最高追求，留万世之名，成千古伟业。比如司马迁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后，要洗掉这种耻辱，只能怀着孤愤痛苦，写了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用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那样：“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还有一种就是权力上的追求，这就能明白为什么太监比普通人的权力欲更强，更善于弄权，得到权力后更加狠毒残酷。——他具有一种极强的补偿心理，阉割后失去了男人的尊严和功能，只有手握大权，让那些健全的男人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心理上才能有一种平衡。就如东方不败和岳不群一旦统一了江湖，能号令天下的英雄，谁敢说他们不是伟男子呢？
魏忠贤，就是明朝熹宗年间的一位几乎练成《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
大多数太监，是还在孩童时被净身入宫，被动地当了太监，而魏忠贤不然，他是真正的挥刀自宫，进宫做太监的。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第一条就是说他：“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明史·宦官传》说魏忠贤是河北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欠了一屁股赌债的魏忠贤，如果在老家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他不可能发达，将永远沉沦在最底层。此时，赌徒的性格让他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决定，自宫去做太监，开始他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古今中外成大事的，多半有这种将所有本钱全部押上去以求最后一搏的赌徒性格。
魏忠贤最后赢了，他的赢和赌徒性格有关，也与偶然的好运气有关。——真正在赌场中大赢的人，超人的意志力和过人的赌技，以及好运气一个也不能少。
大字不识一个的他，人到中年才进宫，起点显然没有那些从小就当太监的人高，别人已经干到了相当的位置，而他得重新开始，而且也无其他太监那样有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他被分派去照顾万历帝的长孙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饮食，这是他一生发达的契机和伏笔，但当时谁也看不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因为万历帝宠幸郑贵妃，一直想立和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即后来在洛阳被李自成杀死用血掺杂在鹿血酒中喝下的福王做皇储，朱由校的爸爸，万历的长子常洛当时皇储位置几乎不保，幸亏大臣们力争才得以即位——这就是对万历朝乃至整个晚明政治影响很大的“国本之争”。老爸的地位都不明朗，朱由校和他的生母—— 一个普通的才人，在宫里受不到重视是自然的，因此朱由校作为皇帝的长孙，竟然没人想起来给他请老师教他读书，任凭他在宫里闲逛。当时宫里正大兴土木，营造和修复宫殿，无书可读的朱由校对建筑业感兴趣，耳濡目染学了一手很好的木匠活。等他父亲才当了一个来月皇帝便一命呜呼后，这个字识不了几个的顽劣少年进位九五，其治国的才能可想而知。
赌博和买股票差不多，别人对朱由校和他的生母王才人不看好，但魏忠贤烧了这个冷灶，他也买了这只看起来暴涨可能性不大的股票——他也没别的选择，因为郑贵妃那里轮不上他。此时，大明未来皇位继承局势还很模糊，魏忠贤做完了他后来咸鱼翻身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他本来是奉承大太监魏朝，得到太监总管王安的重视。但忘恩负义一定是豪赌中翻身必须娴熟的手段。他和朱由校的乳母也就是魏朝的对食客氏好上了，最后联合驱逐了魏朝，得势后杀死了王安。——这太监和宫中女性结成形式上夫妇的“对食”关系，大家想必已经不陌生。宫中只能存在一个健全的成年男人即皇帝，上千的宫女哪能轮得上雨露沾润，而那些太监毕竟曾经是男人，在铁桶一样禁锢的宫中，太监和宫女在寂寞中相互慰藉，结成没有实质内容的夫妻，算是对人性一种不得已的弥补。这类“对食”也会日久生情，相互之间也有正常男女社会中的争风吃醋、移情别恋。客氏舍弃老情人魏朝，和魏忠贤相好，可看出魏忠贤的心计和手腕。大约中年净身的他，比一般的太监更懂得男女之事，何况他当年还是一个无赖，这样的小混混容易被女性喜欢上。后世也有史家说魏忠贤并没有彻底地阉割，还具有部分男性功能，此说存疑。
联合上客氏，他们俩一起伺候朱由校母子，他也在朱由校的童年时扮演某种父亲的角色，就像早年陪伴万历帝的太监冯保那样，被万历帝称为“大伴”。——人是情感的动物，太监专权，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皇帝和太监朝夕相处结下的情谊，这种情谊不会因为帝王和奴仆的身份障碍而不存在。光宗突然驾崩时，朱由校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几年，魏忠贤当时已是光宗的宠妃李选侍的近侍太监，因此在“移宫案”中他站在李选侍一边，鞍前马后到处活动，如果当时李氏控制了傻乎乎的熹宗朱由校，晋身太后搞垂帘听政，魏忠贤自然是首功。可李既非驾崩的光宗的正宫娘娘，也不是继位的熹宗的生母，没有理由继续干政，因此在杨涟等顾命大臣的干预下，不得不搬离皇帝所居的乾清宫，控制少年皇帝的图谋失败。
魏忠贤在新皇登基前后，赌了一场无论如何他都能赚的牌局。如果李选侍顺利控制新皇帝，他的功劳自然不用说，可以通过李来影响皇帝；而李失败后，他有第二套方案，通过自己的“对食”、和皇帝有某种不伦关系的客氏来影响熹宗。
客氏被熹宗封为“奉圣夫人”，他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前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替皇帝批阅公文，后者掌握最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文武兼于一身，有了兴风作浪最大的本钱。至于他不识字如何批阅公文，有了巨大的权力，这点小小的不足就太容易弥补了。专制的帝国中，什么样的奇迹不可能发生？
魏、客两位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政治高手，那水平是相当的高，比那些科甲出身的士大夫高多了。《明史》说魏“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在政局这个最大的赌场中，他具备了赢者通吃的几乎所有性格特质，是否知书并不重要。
后来，他侄儿侄孙封为公侯，他成了九千岁，诛杀了妨碍他专权的东林党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一个忍辱负重，不得不自宫的男人，他在权力上得到了极大的补偿，顶峰是各地文武官员为他修生祠，用颂扬皇帝的话来奉承他。明末一位文人朱长祚评论说，一位刑余的太监，而天下阿谀奉承、寡廉鲜耻的士人，一起附和称颂他，将他比喻成功劳像周公、召公一样，德行如大禹、商汤一般。更有国子监的生员将他比喻成孔子再世，奏请在国子监旁边建魏的生祠。
现实中的魏忠贤，其地位完全超过了武侠小说中的东方不败。后世有人认为，他既然可以将熹宗玩弄于股掌，已经具备废掉皇帝自立的条件。这样说我以为有些夸张，唐代后期太监能左右皇室子孙即位，但自己不敢自立。不是不想，几乎是不可能，魏忠贤这类太监全部的权力来源于皇帝，他的股票可以借大明的壳上市，但不敢将公司的名号和法人代表公开改成自己。如果这样做就使自己丧失了权力源，因为再权势熏天，无论大唐还是大明，天下人恐怕接受不了一个太监当皇帝。《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为什么不干脆杀掉任我行，而将其囚禁，并将任盈盈捧到公主一样的地位，他的难题和魏忠贤相仿。
看来，男人一旦舍弃了最重要的东西后，即使掌握再大的权力，也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栽赃是个技术活(1)
栽赃陷害，在我国历史上政治斗争中，是打击政敌最常用的手法，这是个技术含量颇高的活。
能够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成有罪，当然首先是要依靠手中的权力，但光这个还不够，把政敌打倒，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必须要强调自己打击报复行为的正当性，最好的办法是给对方安一个罪名，这个罪名越时髦、越被公众痛恨、越难翻案则是最佳选择。比如大敌当前，给政敌安一个“叛徒”之名最合适；吏治腐败的时期，则最好给政敌戴一顶“贪赃枉法”的帽子。如此不仅从律法上可以惩治对方，而且从道德上把对方抹黑，让天下共弃之，似乎这就可以办成铁案了。
要构陷政敌，罗织罪名，最关键的工作是栽赃。大家都知道，“莫须有”虽然搞死了岳飞，但这种似是而非的罪名难以使天下人服气，所以高超的构陷高手，决不会愚蠢到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换一个比秦桧更高明的酷吏，绝对会把岳飞弄成勾结金国、企图造反这样的滔天大罪，而且还会搞出一大堆证据来。
明代和宋代比，更加专制，皇权更加暴虐，因此构陷忠良，从不会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连不读书的魏忠贤，陷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这些纪检监察官员，罪名都是贪赃，即收受地方官的贿赂。
杨、左、魏等人，其道德操守天下有名，把这些清官弄成贪官，确有一定的难度，如何栽赃颇费思量，但这一切难不倒下狠心要除掉杨涟等正人君子的阉党。
栽赃陷害的第一步工作往往从外围突破，从与杨涟等人交往密切的人身上打开缺口，因为杨涟这些人自身没什么把柄可抓。
尽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不可能一个清廉的人所结交的都是他那样一尘不染的，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有一个人叫汪文言，他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过从甚密。这个人是安徽歙县的，皖南人大多脑子活泛，此人出身狱吏，是宋江、戴宗那一类人，见多识广，明白帝国政治运转种种奥妙，为人仗义，足智多谋，被地方大员派到京都当驻京官员，主要任务是结交权贵，打探消息。
因为吏目政治地位低，和京官拉关系身份上的障碍，于是汪文言捐了个监生，也就是说他用钱买了个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资格。明代举人和进士一定要考，而举人以下，除庠生即秀才是考出来的，还有些功名比如监生可以捐，有了这个资格算是正经八百的读书人，可以参加乡试。《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蹉跎半生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后来几个商人凑钱给他捐了个监生，他才能得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又中进士，开始腾达。
像汪文言这样从底层出来的能人，办事能力远比那些科举出身、循规蹈矩的书呆子强，不多久他名满京华，结交了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成为他们的参谋，最后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做了内阁中书，也就是说内阁的秘书，能接触到核心机密。这种人尽管侠义，但比起杨涟等方正君子来说，有很多毛病，比如喜欢忽悠，爱张扬，贪财等等，这就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罢官，后又被判处死刑。久任封疆大吏的熊廷弼便想用钱打点当权者，以保住脑袋。熊家找到了汪文言，交给他四万两银子托他贿赂魏忠贤，汪文言做得很不地道，把这笔巨款私吞了。爱财的魏忠贤知道后，痛恨汪文言，熊廷弼自然也没保住性命。
本来魏公公就恨汪文言自己吃独食，而他又是东林诸人的高参，自己行为不检，首先拿他开刀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知道明代司法黑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东厂、锦衣卫可以不受监督地单独办案，他们可以不经过国家正式的司法机构——刑部，就把人抓进镇抚司狱拷问。这种办案方法很方便栽赃陷害，
最开始一个倒向魏忠贤的言官弹劾左光斗、魏大中和汪文言狼狈为奸，魏下令先将汪文言抓进东厂控制的监狱——镇抚司监狱，这举动当然不是只搞汪文言一个人，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将杨、左、魏等人牵连进来。
但栽赃陷害不能让权势熏天的魏公公亲自去干，需要下面的得力干将配合。执掌北镇抚司的刘侨，良心未泯，不愿意冤杀好人，仅仅将汪文言廷杖削职，赶出京城。
魏看他不配合，将他削职为民，让自己的私人许显纯代替刘侨。——由此看出专制一定是一种淘汰好人的体制，不愿为恶者必定出局。
有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许显纯掌镇抚司监狱，构陷栽赃就很顺手了。汪文言第二次被抓进镇抚司监狱，此时他面临的不是那个多少还有点讲程序、守律法的刘侨老爷了，而是一门心思想收集杨涟等东林党人“犯罪”事实以取悦于魏公公的许老爷。
一旦掌握了专政机器，栽赃这样的技术活也变得很容易，因为没有监督，审案的人想怎样就怎样，最常使的一招古老而常青，那就是刑讯逼供。许显纯亲自拷逼汪文言，给他提供一个名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在其中，只要汪文言承认就行了。这时候汪文言显出一个侠义汉子的铮铮铁骨，他坚决不承认杨涟贪赃。在一个封闭的办案环境里，颠倒黑白并不难，许显纯自己伪造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让人捉着他的手指往上画押。——如此，就能证明和东林党人交往密切的汪文言主动坦白了更大的“贪官”。——清廉的杨、左、魏等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大贪污犯。杨涟被侦查出来的赃银两万两，左也是两万两，魏大中是三千两，几乎所有的东林党人，在这种看似正大光明的名义下，全部被牵连在这个冤案里面。
于是，魏忠贤便名正言顺地命令爪牙把杨涟等人抓到监狱里，同样是严刑拷打，你不承认吗？还是老办法，篡改你的供词，反正要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
因为这些东林党人是贪赃，当然要根据法律追赃，这些人的家属只好东借西凑来“偿还”赃款。家属来“交赃”时，可以探望一下关在监狱里的亲人，监狱的管理者害怕他们逼供的行为被泄漏出来，规定家属见犯人，要隔一丈远，如此说话必须大嗓门，而且不能用方言，必须用官话，这样旁边监视的狱吏可以掌控。
终于，栽赃工程顺利完成，杨涟等“贪官”被秘密取死在监狱里。但政治形势一变，崇祯登基魏忠贤被除，永不翻案的“铁案”一夜之间冰雪消融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搞逼供信致人于死地的恶行也大白于天下。
魏忠贤的恐惧与修生祠(1)
所谓生祠，就是一个大人物还活着的时候给他修的纪念馆，而历史上真正的圣贤，大多生前寂寞，死后显达，如孔子、孟子等人。
历史上生祠修得最多的应当是大太监魏忠贤，一个不识字、倒马桶出身的人，能称上公，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令天下官吏畏惧他，确实是一大奇迹。
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等六君子被阉党害死在镇抚司大狱后，魏忠贤和其党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兴起大狱，将余下的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第二年，派出厂卫缇骑到江南抓人。在逮捕原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的时候，引起民变，颜佩韦等五位民间义士和众市民殴打校尉，使一冒牌校尉摔死。（前文已述）
民众从府衙出来，经过一个驿站，碰到去浙江余姚逮捕黄尊素（黄宗羲之父）的校尉，正在骚扰驿站的驿丞，索要民夫马匹费用一百两银子。怒火未平的众人又对这些校尉一顿拳脚，这些人狼狈而窜，等去抓黄尊素的时候，发现“架帖”（逮捕令）都丢了，黄尊素知道计较这小小的逮捕令无非拖延几天而已，主动跟他们进京。
苏州民变同一天，去江阴县抓李应昇的校尉也激起民变，常州府几万人围住衙门，等到官差宣布逮捕命令时，十来个长发披肩的汉子，拿着棍棒大呼：“进衙门杀这些魏忠贤的校尉。”老百姓便跟着一哄而入，把校尉吓得越墙逃走。一个卖甘蔗的十来岁少年，手叉着腰说：“我恨极了这伙人，杀死我们江南许多好人。”他跟着一个胖校尉后面，用削甘蔗的刀从校尉身上割下一块肉，扔给街上的狗吃了。
一般说来，因为忍无可忍爆发的民变偶发性很强，但经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官差往上禀报时一定会夸大，加上“有组织有预谋”之类的话，不如此就显出自己办事能力太差，也难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江南民变后，据《明史·周顺昌传》记载：“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本来民变的人在周顺昌的劝说和地方官的安抚下，已经平息了，但办差事的官人一定要如此渲染。
夸大其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那些做恶的人有些恐惧感。“自此缇骑不敢出国门矣。”《碧血录》载，当初魏忠贤并不愿意和所有的东林党人都交恶，他无非想报复上疏说他罪恶滔天的杨涟等几位，但投靠在他们下的群小各有自己的仇人，于是唆使他将东林党人彻底除根。当魏忠贤接到巡抚苏、松一带的干儿子有关民变的禀报，有些后悔与害怕，召集朝廷的亲信官员训斥道：“财赋尽在江南，他们真的造反了怎么办？”
魏忠贤不识字但心里明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朝廷那些高级官员跪在他面前，许久才说了一句：“有儿子们在，请放心。”五位义士为了不连累别人，主动去衙门投案，指着巡抚说：“你们陷害周先生致死，官大人小；我们为周先生而死，百姓小人大。”搞得巡按不知如何应答。史载“大辟处决，五人颜色不改”。
魏忠贤看到江南一带的民意如此，心里很埋怨监督苏州织造的李实的上疏激起民变，心里有一种恐惧感。而同样是太监的李实害怕由此彻底得罪了魏忠贤，自己性命不保，于是在苏州修建生祠，拍魏忠贤的马屁，安慰九千岁一颗恼怒的心。果然很受用，魏忠贤没有再追究李实。
为魏忠贤修生祠始于浙江巡抚潘汝桢，太监李实在苏州跟进，随后相望成风，天下拍马屁的官员争相效仿。一座座富丽堂皇的生祠遍布全国，纪念馆里，魏忠贤被宣传为和孔子、孟子一样伟大的人物，监生陆万龄竟然上疏请求在最高学府国子监里为魏公公修生祠，将魏忠贤和孔子一起祭祀，不知道孔夫子在地下知道门下儒生要一个太监和自己平起平坐，将作何感想。
大约魏忠贤满耳都是阿谀之词，渐渐地就把这些表演当真了，就如袁世凯以为中外民意都希望他当皇帝一样。在赞美声中对民怨爆发的担忧消除了，以为巍峨的纪念馆就能压住天下人的愤怒，自己便可以永享太平，远离恐怖，这实在是一种荒谬绝伦、掩耳盗铃的自我欺骗。不到一年，崇祯即位，魏忠贤上吊自杀后，尸体被千刀万剐，侄子和子孙都被处死，那些生祠，当然也就沦为和厕所一样的东西了。
五位义士就义的苏州，魏忠贤的生祠刚刚竣工，被当地人很巧妙地进行废物利用，在生祠的原址上埋葬了五人，《五人墓碑记》中有记载。
《碧血录》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说有人认为这生祠是给大奸臣建造的，现在成为五位义士的墓室，太不合适。另有人则说：“（魏忠贤生祠）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毁去，过者唾骂。其视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两存，永留忠义如线，开富贵场中冷眼。”——这就是忠义和奸邪的对比，同一座生祠成为义士的纪念碑和民贼的耻辱柱。
恶吏的选择和下场(1)
凡虎狼作恶，必借其爪牙。历史上的暴君奸臣害忠良之士，必定会通过恶吏实现，他们一般不亲自动手。高太尉陷害林冲，先有陆虞侯设局，后有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点让林冲“非正常死亡”，幸亏鲁智深一路护送。董、薛二人不死于花和尚的禅杖下，终死于燕青的箭下，这由施耐庵编出来的故事，符合一般中国人所谓报应不爽的善良愿望。
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秉权，陷害东林党人，也有几个亲手将杨涟、左光斗等人秘密杀害在狱中的恶吏爪牙。有关明代的史书，记载这些人的死，都有一句话“死诏狱”，也就是说，不经过审判，就不明不白地被监狱里的恶吏给害死。狱吏害死人，在我国可既有传统又有技术含量，《水浒传》中的武松刚充军到施恩父亲管理的监狱中，先来的狱友就给他详细地介绍了狱里让犯人非正常死亡的种种办法。
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几个对熹宗皇帝顺利登基有非凡贡献的官员被魏忠贤指示锦衣卫都指挥许显纯抓进监狱——这个监狱不归刑部管理，也就是说游离于当时的司法制度之外，所以格外可怕，除顾大章之外，其他五人都被狱吏秘密处决。
第二年，免官回到江南闲居的几位君子又被东厂抓回大狱，秘密处死，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
杀死这些忠良的恶吏都是同一伙狱卒，也许他们想立功的心愿太迫切，也许以为秘狱之下，无人可知。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东厂想出一些办法防止监狱黑幕被外泄，比如每次家属探监并交纳“赃款”时（这些人无一不是被诬陷为贪污，且由东厂的人篡改供词，证明他们是大贪污犯），让家属跪在犯官十步之外，并用官话而不能方言交谈。可有一个叫“燕客”的侠士，同情这些被冤枉的人，花重金买通监狱的人，穿着狱吏的衣服，混进监狱，详细地记录了这些东林党人被刑讯逼供和冤杀的过程。#p#分页标题#e#
燕客在《天人合征纪实》中记录：“（七月二十四日）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锁头叶文仲之手。叶文仲为狱卒之冠，至狠至毒，此则颜紫（有的史书记载为颜咨），又次郭二，刘则真实人也。”几天后，袁化中和周朝瑞死在颜紫和郭二之手。一年后，黄尊素等君子也死在这三人之中。
而那个被燕客称为真实人的狱卒刘某，不但没有参与杀人，而且一直在暗中帮助这些被冤的文臣和燕客。如唯一没被暗杀而自缢的顾大章，本来也在被秘密处决的范围，刘某事前告诉燕客：“堂上已勒顾爷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后在燕客的运作下，花了很多银子，也因为阉党顾忌舆论，不敢让六人全部不明不白死在监狱，最后顾大章唯一经过刑部堂上审讯，尽管也被判处死刑，但顾把六人在黑狱中的遭遇公布于世。
叶文仲这类恶吏为之所以敢于为恶，不外乎两点，上司的胡萝卜加大棒。他们要立功要晋级要混得更好，他们为恶的时候几乎希望所有的人都沾上鲜血，如王伦让林冲杀人作“投名状”才能入梁山。如此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则彼此捆绑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三个人先后分别充当黑手。那么，我可以猜测，“真实人”刘某在他们中间，肯定是不得志甚至被排斥，这个人的下场如何没有记载，但刘某的存在让我的心不至于太灰暗，以为那个制度下不为恶就没法子生存，其实道路还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叶文仲、颜紫的下场是史有明书的。崇祯帝上台后，阉党被剪除，被冤杀的诸君子被平反。这些东林党人的遗孤跑到京城来为父亲鸣冤叫屈，十九岁的黄宗羲当时满腔悲愤、血气方刚。他在《思旧录》中记载，他和周朝瑞的儿子周延祚，硬是将害死他们父亲的叶文仲、颜紫两人逮住活活地捶死。
叶文仲这样的恶吏当年行凶时难道就没有恐惧感吗？非也，他们只是在利益诱惑和上司的压力下为之，也知道这是伤天害理的，也想过退路。杨涟被杀后，他生前留下血书藏在枕头中，他在血书中写道：“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血书最开始被恶吏颜紫获得，他拿着血书对同事说：“异日者，吾持此赎死。”
但颜紫等恶吏终于没能“赎死”，既然为恶，就不应该心存侥幸。
三百八十年前文艺作品的畅销题材
用文艺的形式，表达民间真实的舆情，在中国古就有之。明代朝政昏乱、奸臣弄权的万马齐喑的时代刚刚过去，一批“传奇”、“洗冤”的作品很快冒了出来。
崇祯皇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清查阉党，收拾民心。当年威风八面被称为“九千岁”的超级大太监魏忠贤，被迅速地解除权柄，抄家没产，流放到安徽凤阳的祖陵守陵——这是明代皇帝对犯严重错误却饶其性命的皇室宗亲、大太监一种常见的惩罚方式。
可平时霸道惯了的魏忠贤还把自己当成“魏上公”，把崇祯帝当成他哥哥暗愚的天启帝，不知道此时当务之急是保住脑袋，离京时还相当地招摇，带着私家武士、押运四十辆满载珠宝的大车，好像不是被流放，而是京官委派某地做封疆大吏。崇祯知道后异常生气，觉得这老奴也太猖狂了，降旨要求地方官于魏忠贤的行程中将那些随行武士逮捕，这些人知道后，也不管当年信誓旦旦要用生命来保卫的魏公公了，作鸟兽散，大车里的珠宝也多被这些人顺手牵羊给拿走了。
据清初的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众叛亲离的魏忠贤，一天晚上在一个小太监陪伴下，住进阜城县一个小旅馆，半夜有个从京师来的书生住在他隔壁，唱了一首讥讽魏忠贤的小曲儿，我怀疑这位老兄是故意尾随魏忠贤，瞅准机会用文艺的形式给人催命。
这首小曲儿叫《挂枝儿》，是这样唱的：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沿房走。
夜将中，鼓冬冬，更筹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怕。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瓦。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样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这种《叹五更》之类的民间小调至今在许多地方还流传，格式、曲调比较固定，然后歌唱者即兴往里面添加内容，有如陕北的老汉唱《信天游》。这位白姓的书生，看来是民间文艺的水平高于八股制艺，魏忠贤一听，觉得自己更加凄凉，真的生不如死，便真的“自挂东南枝”，悬梁自尽了。
白书生用小曲为魏忠贤催命后，更多反映魏忠贤残害忠良的文艺作品很快就冒了出来。魏忠贤死后才半年，民间就开始流传话本小说《警世阴阳梦》，随后有《峥霄馆评定新镌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新镌魏监磨忠记》。杨涟、左光斗等被阉党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后，《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纪实性文学大为流行。同样，舞台上的伶人也不甘寂寞，很快就创作了大量反映天启朝那段惨烈历史的戏曲，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道：“魏党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场台，观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据他回忆，扮演杨涟的演员一上台，底下的观众大呼：“杨涟！杨涟！”不知道扮演魏忠贤的演员卸装后，会不会像当年《白毛女》中演黄世仁的演员那样，差点被观众一顿臭扁。
魏忠贤刚刚倒台，就有那么多鲜活、生动的小说、纪实、戏曲出现，一方面当然反映民心向背，大家痛恨魏忠贤等阉党，这类题材才吸引眼球；但另一方面可看出明代商品经济是很发达的，尤其是文化市场十分活跃。
报大明知遇之恩的太监(1)
大明从洪武帝建国之初，就三令五申要求后代子孙防止太监之祸，可明朝太监专权甚于任何一个朝代，大明成了一个“太监帝国”。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崇祯，那么最后一个太监则是王承恩。王承恩的权力，不如他的前辈王振、刘瑾、魏忠贤，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完全是在崇祯成为孤家寡人，没有一个大臣来勤王时，他陪伴皇帝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皇帝死后，他也自杀了。
大宋末年让士大夫代表陆秀夫完成的事情，到大明却让一个太监完成了。
这可能是冥冥中历史的无情之手在左右着，大宋文官地位空前，陪皇帝死的自然是文官；而大明太监地位空前，那么就让太监陪皇帝死吧。
前文《崇祯帝身边的“陆秀夫”呢？》，我分析无文官陪同崇祯上煤山的原因，有人认为我太片面，并举出一些李闯进城后，大臣全家自杀的例子，以及清入关后，东南一带多死难之士。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李闯进城，大臣自杀大多数不是为了殉国，事实上李闯围城时，他们有的是机会去保卫皇上，崇祯敲响召集百官的大钟，无人响应便是很好的说明。李闯进城前一些人自杀是害怕被流寇侮辱，个人的名节比皇帝的生死重要得多。李闯进城后，大肆勒索留城观望的大臣和太监，使旧政府那些本来对新政权抱有希望的高层人士失望，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是一例。至于东南沿海的缙绅士大夫打着大明的旗帜，反抗清的入侵，更多的是保卫一种文化，保卫他们心目中华夏对狄夷的心理优势。试想如果清不入关，李闯如刘邦、朱元璋那样，能通达顺变，大顺军南下江浙一带，还会碰到对清那样激烈的抵抗吗？
大明王室和历代王朝一样，他们统治天下必须依靠稳定的科举制度培育出来的文官集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牧民之事，哪怕皇帝再能干也不能都自个儿完成，必须假手其他政治精英。可是，大明王室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又是空前紧张。
要利用文官集团，又要防止他们手揽大权，这是明朝开国以后，皇帝碰到的最大矛盾。人毕竟不是计算机，输入一个指令就能搞定。所以洪武帝要废掉宰相，使任何文官都不可能成为政府首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由皇帝一个人担当。他以为这个措施就解决了权臣控制朝政的大难题，可是他忘了他不可能克隆出无数个和他一样的后代，有杀伐决断之才，又有勤勉政事的敬业精神。大明的混蛋皇帝比哪朝都多，这些皇帝特点都一样，不敢信任文官。即使那个被张居正手把手教育成人的万历帝，害怕张先生，又拿他没办法，张先生死后便狠狠地报复，出了多年憋在心中的鸟气。
文官集团是一个有着共同职业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利益集团，大体说来，他们都是前赴后继地要用“尧舜”这类标准作绳子，捆住皇帝，皇帝也是人，当然不肯就范。于是就出了很多招数，有嘉靖帝为了给生父母争取政治地位的“大礼仪”事件，嘉靖帝是软硬兼施；也有正德帝这个混小子干脆破罐子破摔，任你文臣如何说，我玩我的；也有万历帝那样消极抵抗，整年隐居深宫不见大臣，眼不见心不烦吧。
要防止像唐代那样，武将拥兵自重，宋代皇帝便扬文抑武，让文官来治军。可文官治军久了，难道就不会拥兵自重吗？问题又出来了，明代的皇帝也担心这个问题。那么来抑制文官集团的，能仰仗的只能是皇帝的私人代表——太监，以及假手太监管理的特务。
所以，洪武帝在设计制度时，就留下了不可能较好解决的矛盾，既要防文官又要防太监，怎么可能呢？两大集团总得依靠一头，大多数明朝皇帝，当然觉得服侍自己起居，深谙自己喜好的太监，比那些动不动就引用孔孟之说的文臣们可爱得多。——而且他们至少没有后代，专权、干政也就是自己威风，很难想到为子孙考虑而起篡位的念头。因此太监专权是大明政治制度运行逻辑下的必然。
咱们再说说崇祯皇帝，他比起自己的父兄来说，算一个兢兢业业的皇帝了，他总觉得自己不是个亡国之君，为什么总碰上亡国之事呢？流寇蜂起，士林道德沦丧，东北胡人侵扰。他这是在替祖宗还债呀，亡国的种子，不是一两天前种下的。他也知道太监的可恶，即位不久就清徐了魏忠贤，清理了群阉，天下士人为之鼓舞。
可是，崇祯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疏远了太监并不意味着他信任文官集团。他一直认为文官多是贪污腐化不效忠朝廷的人，——这个判断没大的错。可在天下板荡之时，你不信任这些文官，谁给你办事？袁崇焕之死，从根子上来说是崇祯帝对文官集团的不信任造成的。崇祯清洗太监势力后不久，他又开始重用太监，没办法呀，不信任文官可总得有人替皇帝办事，崇祯帝是很难跳出这样的历史循环。至死崇祯帝还在抱怨文官集团：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如果真的是群臣亡了大明天下，根本原因又出在哪里呢？
王刚在《江山风雨情》中，把太监王承恩演得狡诈而又仗义，对皇帝忠心耿耿。
这个形象我倒觉得不错，并非所有的太监被割了那东西，就立马变成坏人了，司马迁不也是被去势吗？生理上的损害带来心理的阴影是肯定的，但凡事不能绝对，太监之祸首先是源于制度之祸，而太监内部和文官集团一样，有忠有奸。比如永乐朝的郑和，万历朝的冯宝，泰昌、天启时的王安，算比较忠诚的太监。
王承恩与皇帝一起自杀，让人对他多几分带有悲凉的敬仰。好歹他用死，替三百年中成千上万的太监报了明室的知遇之恩。
太监揽权的底线(1)
明朝的宦官，扰乱国政，危害极大。但和汉、唐的区别是，他们再兴风作浪，也很难反仆为主，控制皇帝。除了那个实在太昏庸的明熹宗外，他们几乎成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傀儡，其他皇帝都能掌握主动权，再飞扬跋扈的太监，也只是皇帝放到天上的一只风筝，线还攥在皇帝的手中。
这个结果之产生，我以为重要的原因是，明朝的皇权相比较前朝，实实在在得到了加强，无论太监怎样牛气冲天，在朝廷里总预备着由一些文臣组成的“反对党”，皇帝既然能用太监来牵制文臣，打压文臣的气势，同样能用文臣或其他太监来预防大权在握的太监的“越线”。
那么，太监揽权的底线在哪里？底线是忠于皇帝，无非分之想，做到这一点哪怕再气焰嚣张、臭名远扬、贪污腐化，皇帝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如果可能危害到皇帝本身，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收拾他。既然狐假虎威，狐狸必须只能是老虎的跟随，尊重老虎的权威，如果想操纵或代替老虎，老虎可能不用自己动手，只要一声长啸，丛林里其他动物，就会积极扑上去，收拾这只狐狸。
武宗正德帝够荒唐了吧，他在位时，刘瑾之专权，一点不亚于魏忠贤，而且表面上的蛮横霸道，对文臣的凌辱，和魏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说他贪渎，这点毛病在皇帝眼里算不了什么，就说他毫无顾忌地侮辱文臣的人格，已十分不可想象。文臣的人格尊严已经被皇帝任意践踏，比如廷杖，文臣们认了，谁叫人家是万岁爷，是名正言顺的主子呢？可刘瑾一个太监，侮辱众文臣的手法比皇帝还过分，情何以堪呀。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召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宣示奸党的名单。这个名单吓人一跳，内阁大臣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有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六部的郎中有李梦阳，主事有王守仁等四位，翰苑词臣有检讨刘瑞，科道则有给事中汤礼敬等十六位，御史则有陈琳等二十五位。《明史》说这些人“皆海内号忠直者也。”魏忠贤还只能借助一部分文臣打倒另一部分文臣，而刘瑾此举，简直是和天下大多数文臣为敌。王守仁被他派人追杀得无处藏身，不得已在浙江伪造跳水自杀的现场，躲到了贵州龙场驿，才避免一死。等刘瑾事败后出山，建立了平定宁王叛乱的不世功勋。
《明史》说刘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最过分的一次是，某位文臣用匿名信的方式，斥骂刘公公的所作所为，刘瑾矫诏让百官跪在奉天门——今日天安门下，晒毒日头。而刘瑾站在旁边大声呵斥，太阳落山了以后，把所有五品以下的官员收押到监狱里。主事何■、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等几个文弱书生，大约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竟然中暑而死。刘瑾的暴虐混账，连他的同类都看不惯。太监李荣送冰镇西瓜给文臣们解渴，另一位太监黄伟则对众位下跪的大臣说：“书中所说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挺身出来自己承认，就算死了也不失为好男子，奈何连累其他人？”这两位太监的言行说明他俩良心未完全泯灭，可刘瑾很生气，勒令李荣闲住，将黄伟发配到南京。
这样一个恣意任为的王八蛋，正德皇帝毫不干涉，没准他还庆幸刘瑾帮他收拾那帮让他读书、让他好好呆在宫里的文臣。但再荒唐的皇帝，也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刘瑾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位大太监张永，被文臣们争取过来，开始在正德皇帝面前上刘瑾的眼药。
张永把皇帝的心思摸得透透的，对皇帝根本不说刘瑾如何贪赃枉法、如何欺凌大臣，而是说刘瑾要谋反，要篡位。可少年皇帝正德说天下任刘瑾去取。他本来就不喜欢皇帝这个职业，只喜欢享乐。可张永再加一句，刘瑾取天下，将如何处置陛下？再荒唐的皇帝这时候也会明白，自古权臣登基，其他投降的大臣基本上没性命之忧，而被废黜的皇帝一定会被害死，不这样做，新皇帝坐江山心里也不踏实，曹丕和朱元璋都是这样干的。
正德帝总得怜惜自己的生命吧，于是和张永进行周密布置，不费吹灰之力就逮捕了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太监。本来不要他的性命，只是让他谪居凤阳，可是抄家时抄出伪造的玉玺一枚，还有出入宫禁的令牌以及铠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现刘瑾常常不离手的扇子，里面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正德帝大怒，命令凌迟处死。
从被瓦剌俘虏后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对两个极其倚重的大太监王振和曹吉祥的态度，就更能看出太监专权的底线应当在哪里。
王振这个人不同一般的太监，他书读得不错，英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伺候在左右，英宗是个很重感情的皇帝，对他一直很敬重，对他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因此王振得以专权，跋扈非常，对不顺从他的大臣也打击报复，但他没刘瑾那样混账。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撮弄皇帝亲征瓦剌，身履险地。本来最开始的方案是出紫荆关，到王振的老家山西蔚州，巡视他的故乡，这对为人臣者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但这位飞黄腾达的王公公对故乡很是爱护，他担心御驾一去，扈从如云，会蹂躏当地老百姓的庄稼——那时候大多是白白地伤了庄稼，没什么国家赔偿一说。因此临时改变主意，让皇帝改道宣府，才酿出大变，连累皇帝做了俘虏，他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照理说对这样的罪魁祸首，皇帝应该恨不食其肉寝其皮才是。可英宗不但不怪罪王振，复位后还十分怀念这位王先生，命令祭奠王先生，招魂以葬——因为王振尸首早就找不到了，并让其灵位进智化寺，赐名该寺为精忠祠。智化寺是王振得势时修的，史称“穷极土木”，至今还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附近，成为明朝建筑的典范之一，其屋顶藻井工艺之精美，世界闻名。这个大太监还算是给后人留下点不错的遗产。
另一位大太监曹吉祥原是王振的部下，和石亨等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迎接英宗复位，这样的功劳怎样说都不过分，因此受到了重用。但他气焰嚣张，令朝野侧目。经过人生巨变的英宗，更懂得江山社稷的重要性，比青年时稳重多了，因此对那些复辟功臣的放肆渐渐有所警觉。石亨事败后，曹吉祥也感觉到危机，他想到的不是消极避祸。对于英宗这样一位有情有意的帝王来说，这样的功臣只要不轻举妄动，平安养老是没问题的。但曹吉祥想到了冒险，他的养子曹钦是带兵的都督，曾经问过手下的门客冯益：“自古宦官的子弟有没有当皇帝的？”这个马屁精门客脑子转得真快，随口就回答：“君家魏武，其人也。”说的是魏武帝曹操，曹操也是宦官的养子，而且是同姓。这下曹钦心动了，决意造反。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同姓、同为宦官子弟只是巧合，曹操的儿子曹丕当皇帝前，曹操父子经营了多少年？再说此时的大明不是当初的汉朝，英宗也不是献帝，而且他们父子俩，谁有曹操那两下子？曹钦带兵攻入朝房，杀死几位大臣，但失败的命运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等待曹家父子的是凌迟。
太监之所以能专权，是因为他紧紧依附皇帝，他的全部权威的源头是皇帝，所以别人忌惮他。一旦他决定造反，反叛他的权力来源，就是无本之木，人人可得而诛之，连纸老虎都算不上，怎能不败。
王振误英宗，英宗不但不恨他还思念他，除了情感的因素外，我以为大约英宗觉得王振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心是忠于自己的，出了个馊主意惹来了祸事，可以原谅。而曹吉祥虽然有拥立复辟大功，但最后竟然造反，心生反叛哪怕功劳再大也不可原谅。态度决定一切，信然。通过刘瑾、王振、曹吉祥三大太监的命运，能看到阉宦专权的底线在何处，那就是：对于奴才来说，无论主子怎样纵容你，仗着主子的势力如何无法无天，但奴才到底是奴才。如果有一天想从奴才变成主子，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皇帝、文臣和太监》附编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1)
《儒林外史》中聚会地点大多在江南一带，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这些地方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能养活一些闲人。也因为经济发达，故文化教育发达，参加科举的士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孙山的则更多。因为有非主流名士聚会的群众基础。而明代是个两京制度，真实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风得意者多。南京则是个“虚拟”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闲差。围绕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
《儒林外史》写了一帮读书人的生活，他们大多数是非主流的，一旦像周进、范进这些寒士，中了进士做了官，他们整天想到的是那些庙堂的“大事”，和民间的非主流知识分子就不会有太多的来往了。
明代后期，天下承平日久，便出现了许多非主流“名士”，所谓非主流，就是指科举不得意者。是否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是划分主流还是非主流的唯一标准。周进、范进等人，没中举之前，人人可以奚落他，中举后，有了官职人人巴结，丫鬟、豪宅全都有了，便立马“主流”起来。所谓的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是因为士可以做官，做官就有管农工商的权力，做不了官的“士”很多时候还不如农工商，对没有发达的士，有人还能存一份表面上的尊敬，是因为想买他的潜力股，理论上这些人未来都有名中黄榜，身穿蟒袍的可能。要真成了孔乙己那样的死老虎，连短衣帮都敢嘲笑他。
《儒林外史》中聚会地点大多在江南一带，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这些地方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能养活一些闲人。也因为经济发达，故文化教育发达，参加科举的士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孙山的则更多。因为有非主流名士聚会的群众基础。而明代是个两京制度，真正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风得意者多。南京则是个“虚拟”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闲差。围绕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这些名士，以诗词唱和，风花雪月自娱自乐，坐在一起就骂那些误尽读书人的“时文”——八股文章，骂那些得意的官僚和势利的盐商。其实这里面很多人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他们身在江湖，心寄朝廷，一刻不忘嘴上咒骂的官场。暗中艳羡那些靠科举发达的士子，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做官，大多数跑得比谁都快。他们的狂狷和名士气，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他们高不成、低不就，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不屑于卖苦力、做生意，只有搞行为艺术，企望通过这种行为艺术，引起士林注意，上达朝廷，有朝一日被征辟，那扇“幸进之门”向他洞开。
《儒林外史》书中有一回莺脰湖聚会的雅事，聚会的东道是父亲做过中堂、长兄为通政司大堂的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这哥俩何尝不知道科举的甜头，做官的威风？他家的显赫无不来源于父兄科举的得志。可自己总是考不上，便变成批判科举、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士人。书中写道：“哪知这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因为父兄的庇荫，他俩不同于其他寒门士子，家里有大把大把的银钱让他们使，可以好好地做乡绅。但他俩不能忘怀功名，便想利用自家的财力和声望，网罗江南其他不得志的名士，过过在野党领袖的瘾，便有了此次“网友聚会”。
看看这哥俩网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行为艺术家”。明代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手机和电话，但仍然有一种民间传播途径。谁谁是大名士，谁谁有才华，谁谁行为不同于常人，谁谁无意于科举，等等，在士林里还是传播很快的。所以一见面，都互相恭维，“大名如雷贯耳，闻声相思好多年”，就如现在网友聚会，互相说：“你这个ID我很熟悉。”
娄家公子首先注意的“名士”是杨执中。这是个数次科举不中的庠生，因为不得志，他便发牢骚说因为永乐大帝搞坏了大明江山，大明今不如昔。听说此话的娄家少爷立即引为同道。这位杨执中在一般人眼里是个怎样子的人呢？
“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一切账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考不上功名，做个职业经理人不也是蛮好的吗？可他偏偏不，还想着官场，摆摆读书人的谱，给人打理盐店，亏了人家七百多两银子，被官府收押。
这样的人在娄家哥俩眼中是轻俗利、有气节的奇人，便利用自家权势将他从官府里保出来。这样一个杨名士其实最怕官，也最在乎权势。娄家少爷第一次拜会他时他误会为官差抓他，让人撒谎说自己不在家。当他知道是相府公子找他时，立马谦卑地对娄家仆人说：“既是两公错爱，我便该先到城里去会他，何以又劳他来？”
可他在公众场合，时时显示自己是淡泊名利的高士，主流媒体他不能在上面说话，便自己到处上网贴自己的帖子，积攒人气。碰到一个不识字的卖菱小孩，也塞一张自己写的帖子，上面有一首不知从哪儿抄来的诗：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娄家公子来他家，就让他俩看自己破书房墙上的诗：“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
这两下子，一开始还真蒙住了长在豪门的娄家哥俩。自己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饭都吃不饱，还不愿意“妄为些子事”，一天只想天上掉馅饼，“春风到草庐”，一觉起来就显达。这样的人，从古到今都不少。一旦有一点利益来了，马上屁颠屁颠地拥上去，娄家公子相招聚会，杨执中连自己傻儿子老六都带去打秋风。
娄家相招的第二个“名士”便是杨执中的好友权勿用（全无用）。杨执中向娄家少爷如此介绍他：“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这样一个“第一等人”的行为艺术更是惊世骇俗。他戴着孝帽子进城会朋友，书中描写道：
“左手掮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脚高步低地撞……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首，进城该走右首，方不碍路，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这哥们对交通规则还不如进城卖柴火的乡下人熟悉。这行为艺术一年前在北京建外现代SOHO旁边搭一个“鸟巢”，住了好几天的诗人何如？
这样一位“名士高人”，究竟是何种德行呢？拐了兰若庵的尼姑僧远，藏在家里任自己享用，被庵堂的主持告到萧山县知县那里。
娄家公子招的第三个“名士”，便是权勿用时常说起的张铁臂，自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砍了个仇人的头装在革囊里，寄存到娄府自己亡命天涯。这分侠肝义胆让娄家少爷委实佩服。可是害怕人头发臭的娄家，打开革囊一看，里面原是个猪头！
娄家请来的第四个“名士”，便是后来穷困潦倒，死在他乡，自己ID被人冒用的牛布衣。
可怜的娄家少爷，花了这么多银子和精力，搞了个“网友聚会”，来的就是些这样的主。最终只好收起当领袖的心思，闭门谢客，整理家务了。
《儒林外史》中还写过一次玄武湖边的选美风月会，策划、组织这场风月大会的，一个是有钱的世家子弟杜慎卿，一个是没钱但有点子的策划奇才季苇萧。
这个季苇萧是《儒林外史》中少有的一位活得真实的人。他到处奔波走穴，一会给这个官员出点主意，一会给那个商人帮点忙。老婆不在身边，因此靠泡妞来打发寂寞的时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读了几本书的文人入青楼、纳小妾非常正常。
这季先生最可爱之处，则是他好色从不遮遮掩掩地解释，而是爽快承认。他娶了王老爹的孙女，碰到了王老爹的女婿——也就是他老婆的姑父。可是他毫不回避自己娶妾，指着洞房的对联“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对姑父说：“我们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而且解释了“泡妞”经费的来源：“我一到扬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所以又娶了一个妾……”何等的坦率，季苇萧的言外之意就是：有了银子就应该用来泡妞，这是光荣正确的事业。
天长杜家的两位后人杜慎卿、杜少卿哥俩，一个是对利益得失算得清清楚楚的假名士，一个是真的不计较钱财的真名士。杜慎卿是前者，他结交一帮帮闲篾片无所谓，花不了他几个银子。问题是他既好女色，又好男色，还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其实圈里的朋友都知道这位杜老爷那点爱好。自己托著名的媒婆沈大脚满城去找美女做小妾，季苇萧祝贺他，他假惺惺辩驳道：“先生，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然，我做这样的事怎的？”
好色就好色，偏要假传宗接代这种“孝道”之名，还引用了开国皇帝太祖的话：“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可季苇萧这位风月场里的高手，太了解这位正人君子其实和自己是同道者，因此敢于开他的玩笑，将一个五十多岁的丑道士说成飘逸风流的少年，惹得杜先生推迟去察看小妾，急忙忙赶到道观去结交。
因为两位都热爱风月事业，所以他们邀请所有南京戏班子的旦角，在玄武湖边搭起了选美台子。杜先生此番豪举虽然花钱不少，但“自此，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这位杜十七爷名震江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运气不好，考不上进士，进不了官场，又没有搞民间社团的能量源和胆量，也没有让士林佩服的学术潜质，那么出名的办法只有一途：投身风月事业。——当然这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如果你没有祖宗遗留的巨大产业，还是先急着去挣银子吧。
最庄重的一次聚会，则是南京泰伯祠落成，金陵城里有点名气的读书人都去参加祭礼，这次聚会实则是一次江南民间知识分子的排座次。中国人有一种顽固的排名情结，不论在庙堂还是在江湖，是从文还是习武，最终都要搞出一个排名表，读书人考中进士，一甲第几名，二甲、三甲多少名，那是伴随他一辈子要带到坟墓中的资历。宋江等一帮打家劫舍的好汉们，平时称兄道弟，但排起座次来毫不含糊。连花界的妓女们，也要搞“十二钗”之类的评选。
常熟县有一个真儒虞果行，名闻儒林半生，到了五十岁终于中了进士。这把年纪从知县做起，太晚了，做翰林也太穷，因此被派到南京国子监做了一个博士这类闲官，领一份俸禄不问政事，在官场当然属于被边缘化的人，但在民间士人眼里，他还是有官方身份的。另一位是出自书香世家的庄绍光，也是科举不第，但名气很大。天子下旨征辟，进北京面圣一次，虽然没做成官，但皇帝仿照玄宗对李太白赐金出宫的故事，奖励他五百两银子，让他回南京安心读书。这样的布衣当然非同寻常。
因此，泰伯祠落成的祭礼上，主祭由虞果行担任，庄绍光任亚献，排名第一和第二。靠编考试指南的老秀才马纯上，知交遍天下，而且是浙江人，从各方面考虑选做三献，这种大型聚会资历和地域都要充分考虑，以显示平衡。再往下排，最有影响力就数杜少卿和迟衡山先生了，他俩做了出镜率很高的引赞，然后再根据各人的影响力，分派各位担任大赞、司麾、司尊、司玉等职。一共三十八人参与其事，场面搞得很大，在南京城引起了轰动，可惜那时候没有电视，不像现在能直播古装成人典礼之类的仪式，但也能口口相传，让江南儒林知道了这些进入名单的著名民间士人。
这些江湖上不得志的读书人，其思维和行事方式，究竟和庙堂上得志文臣们又有什么区别？
假中书成真的奥妙(1)
《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讲一个假官员蒙骗了几位真官员的故事，结局极具戏剧性，假官员最后变成真的了。
这位假官员叫万里，字青云，本是浙江钱塘县一个秀才，却科场蹭蹬，考了多少年都没有中举。他在江宁县碰到了已经是翰林的高某，二十年前高某还是秀才的时候两人结识，从此音讯杳无。而此时万青云正冒充内阁中书。——用他自己事发后的话解释：“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个秀才，只好喝西北风；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
这万秀才假冒中书确实因为生计所迫，科举时代有“穷秀才，富举人”之说，全国能考中进士，直接当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而能考中举人，便算是进入精英阶层了，有了做官的资格。即使不做官，在乡间主持书院，办理临时公差，也很有油水，受乡绅们尊重，一般穷不了。因此就不难理解范进中举后，从一个穷秀才一步登天，有人主动送银子、房子和仆人。万秀才考了几十年，不能中举，又没有别的生计，假冒官员实非不得已。但他不敢冒充进士和举人，科举时代每次考完后都有名录，考中者的名字天下士林的人全知道，冒充科名容易露馅。
为什么吴敬梓说万秀才冒占凤凰池呢？这有一个典故，武则天当国时，将中书省改称“凤阁”，将门下省改称“鸾台”，明清的内阁照典故别称为凤凰池。到了明代已经废除了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大学士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尽管后期内阁大学士权重，但内阁的中书——也就是说是政府办公厅一般秘书，实则没什么权力。中进士的，第一流进翰苑，作为重要干部培养，前程似锦；其次则是做知县和六部的主事，有实际权力；而内阁中书最清贫，一般没有进士愿意做，但说起来这职位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处在中枢。
这样一个有虚名而无实利的职务，到了明朝后期，就成为捐官者一种合适的选择。因为内阁中书也是学习的性质，三年期满可以授职，比如去做知县。当大批有钱者捐钱买了个中书的衔，不可能都去北京城的内阁上班，大部分呆在家里，等期满后再活动一个实职，因此冒充中书最保险。
假万中书碰到高翰林，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先在高翰林家里，和真中书秦某、施御史一起喝酒聊天，大谈科甲的学问。这秦御史也是捐来的官，根本不去北京上班，当然不认识“同事”万中书。因为是“同事”，将来少不得互相照应，第二天秦中书做东，再请高翰林、施御史和万中书赏脸。
可哪知道总有一些小概率事件发生，众人就在秦中书家中推杯换盏时，钱塘县知县派衙役径自过来，将万青云捉拿。原因是负责海防的苗总兵吃了败仗，被参革，抄家时发现了万秀才拍苗总兵马屁的诗文。——人家主要就靠这种方式，打财主和武夫的秋风，有啥稀奇。但我国历史上办案，唯恐不能枝蔓，办案者一定要尽量牵连，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万秀才此刻知道，拍总兵的马屁算不了什么，可冒充朝廷官员的事情，被查出来则是大罪。此时，侠义之士凤四老爹出面，让秦中书掏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由高翰林出面，找到施御史到京中活动，给万青云捐了一个真中书。
高翰林、施御史和秦中书和万秀才无非是场面上的一饭之交，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仗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又拜我国帝制时代司法特点之所赐。
前文已经提到，办案者往往唯恐四处枝蔓不多。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按程序、按律法办事的体制，高翰林、施御史和秦中书根本不用担心。因为万秀才的假冒朝廷官员，他们并不知情，完全不用负连带责任，如此的话万秀才只能自作自受。
然而在帝制时代却不是这样，案子怎样办，办案官员个人意志非常重要，如果他无限上纲上线，说高、施、秦等人和假官员称兄道弟，几个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且办案者极有可能这样干，因为只有把自己所握有的合法伤害能力，用到极致，才能为自己最大限度地牟利。所以凤四老爹说：“只是一场钦命官司，把一个假官从尊府上拿去，那浙江巡抚本上也不要特参，只消带上一笔，莫怪我说，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滚水泼老鼠’了。”
凤四爹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吓唬秦中书，此时，秦中书、高翰林、施御史和假中书万青云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秦中书要想不破家，只有万秀才的官司不输才行。如此，不论秦中书和高翰林、施御史多么懊悔，多么讨厌万秀才，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全力帮助万秀才。
说到假官，其才能和道德操守并不一定比真官差。清初苏州太仓某人的《砚堂见闻杂录》，记载康熙年间，一个姓郭的官员在赴任池州知府的路上，被一位姓张的强盗杀死，独独留下他的妻子和儿子，强盗拿着委任文书去上任。几年内在当地惩处恶霸，提倡农耕，造福一方，后来真知府的小舅子来探望姐姐，才东窗事发。
乡下青年成长为“超人”之路(1)
一个纯朴乡下青年成长为“超人”之路
从《儒林外史》匡超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熟悉的影子，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人生》中的高加林等。
他们都是在乡村里长大的青年，曾经纯朴善良，最后一步步适应社会的种种明暗规则，变得功利。匡超人比他们几个的蜕变更为聪明，因为他的变似乎就是一种水到渠成、化蛹为蝶的成长，没有丝毫的矛盾、困惑、扭捏。鲁迅小说中《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从傲士成为军阀的幕僚，其内心是痛苦而煎熬的。这一切，匡超人统统没有，他的蜕变无任何心理障碍。
匡超人人生的道路上有两个导师：乡试久不中以编辑科考作文选为生的秀才马二，浙江布政司的书吏潘三，对匡超人来说，缺少任何一人的教导，他都不可能成功。乍看起来，马二的教导，是让他如何走“正路”，参加科举显身扬名；潘二的教导，是走“邪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唯利是图。但对一个进城谋生的乡下青年来说，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生存知识，缺一不可。而匡超人天资聪颖，举一反三，很快在正邪两途中，游刃有余，青出于蓝了。
匡超人邂逅马二先生时，他正流落在省城杭州，衣食无着，得知父病的消息无法回乡探望，只能在西湖边摆摊测字，以求果腹。
匡投了马二先生的缘法，是因为马二看到这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正在看一本自己选编的《三科墨程持运》——隐约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个科举不得志却不得不吃科举饭的人，看到陌生人读自己的书，油然有种知己之感，就像唐代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结伴出游，途中碰到美丽的歌女，吟唱自己所作的诗歌一样欣喜。读书人这点虚荣心，自古皆然。等弄清楚匡超人的家庭状况后，马二先生又被感动一把，于是解囊相助，赠送匡超人回乡的盘缠，并一再灌输主流价值观：“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不得受苦。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顺便又为自己编的书做了回广告。
匡超人回到乐清后，孝敬父母，用功读书。很幸运地被下乡巡察的知县知道了，深为感动。——这是一个值得主流意识形态大为宣传的青年楷模。既然知县鼎力相助，县考取了案首，在知县的举荐下，顺利通过了府考和院考，成了庠生——即秀才。
此时，一件偶发事件改变了匡超人的命运，知县在仕途上栽了一个小小的跟头，上峰派人来摘他的印，他在当地官声很好，于是城里老百姓发生了骚动，匡超人也随着人群起哄，上面有人告密，说他是闹事的头头，在潘保正的帮助下，他避祸再游杭州。
以第二次到杭州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匡超人是个勤奋、孝顺、朴实的农村青年，这样的青年，在哪个时代都是主流价值观予以正面评价的。我们不能说匡超人这些特点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乡下自然长成的。他的勤奋、孝顺、朴实也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最大的转机，不如此，马二先生和知县根本不可能帮助他，由此他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变，由一个农民变成士人，从草根走向精英。这种阶级的变化有人穷其一生都不能完成，因此他具备了农民所不能比的社会地位。
完成这一社会阶级的转变后，他的勤奋、孝顺、纯朴这些无形资产已经用到了极点，成了秀才的他，到了杭州，如果还是第一次碰到马二先生的那样处事，他只能成为潦倒一生的穷秀才，因为乡试中举，绝非自己可以左右的。
匡超人于是开始了转型，这种转型是在内外两种力量推动下完成的。他认识了开头巾店的景兰江和做医生的赵雪斋，在两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大批所谓的名士。这些名士实际上是不得志的边缘知识分子，科举的路走不通，便以聚会作诗标榜高雅。匡超人没有找到恩公马二先生，人生地不熟的他一面给店家批选考卷，一面参加了这帮不务正业的名士们的聚会，和他们诗词唱和，希望借此进入主流社会，如果他的另一位导师不给他点拨，可能他渐渐地在省城蹉跎下来。他比不上有产业的景兰江和赵雪斋，人家还有些本钱吟诗作曲。
潘三的出现，让他的命运再次拐了个弯，潘三是匡超人老家潘保正的族弟，保正让潘三关照超人。马二先生教匡超人的是如何在明处求名——如读书应考，潘三教他的是如何在暗处求利。
潘三教导他不要搭理景兰江那帮人：“二相公，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什么？”“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把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
匡超人虚心善学，马上听从潘三的教导，参与了潘三造假证件、包揽官司、冒名顶替去考秀才。用潘三的话来说：“像这都是有些想头的事，也不枉费一番精神，和那些呆瘟缠什么？”和潘三一起干那些非法勾当，“潘三一切事都带着他几分银子，身上渐渐光鲜。果然听了潘三的话，和那边名士来往稀少。”潘三为他做媒，又娶了在抚院衙门当差的郑老爹的女儿。有了钱又有了娇妻，昔日的乡下青年完全融入省城的生活。谁知道天有不测风雨，潘三事发下狱，而匡超人自忖难脱干系，潜逃到京师。
峰回路转，超人的运气实在太好，当年在乐清县对他关怀备至的知县李老爷虚惊一场，已经在京师作了给事中。给事中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是监察六部九卿的监察官员，位置相当重要，和监察各省的御史合称科道官员，可以闻风言事，大官们惧他们三分。在此之前，他在杭州已经以优贡身份入太学，李给谏更高兴，以为匡超人还是当年乐清乡下诚实有为的好青年，对自己当地方官时树起来的“重大典型”，当然要给予关照，显示自己慧眼识才。于是匡超人在李老爷的推荐下，考取朝廷教习，而且隐瞒自己的婚史，娶了老爷的外甥女，切切实实做了回陈世美。
齐如山先生在《中国的科名》中介绍过，“贡生的出路：因为是国学生的资格，有时候可以与举人比并。除会试之外，举人可做的，他有时也可以做”，比如做教习是很好的出路，两年期满，可以保举为官。
教习考取后，要回乡办理手续，回家后他碰到一件让他内心暗喜的悲伤事：他在老家娶的老婆去世了，真是应了今天一句民谚：成功男人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他在京师娶了恩公外甥女的事就不怕露馅了。
衣锦还乡的匡超人今非昔比了，见到了景兰江，已不是当年谦虚朴实的乡下青年，而摆出大大咧咧朝廷官员的架子。匡必须如此，没有架子别人反而不尊重他，这就是官场的规则。他在昔日的老友面前大吹牛皮，对自己的人生导师、还在监狱里的潘三，他心硬得可以，有人央求他搭救，至少去探监一回，安慰一下过去的老友。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清廉样子：“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对他的另外一位人生导师马二先生，他也不惜挑人家的毛病，说马二先生批选的优秀作文，“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来显摆自己的高明。#p#分页标题#e#
这样一个满口仁义道德，却唯利是图的小人儒，也许我们讨厌他，但分析他的人生轨迹，不得不承认只有如此，他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混得滋润。马二先生只会一味地以明规则求自己的名，最终只是个落拓书生；潘三作为一个小吏，只会按潜规则求利，最终只能沉于下层，事发入狱。而匡超人吸取了两人之长，该按明规则出牌的就走明规则，该用潜规则牟利时就走潜规则，真正的左右逢源。——混得好的读书人多半是匡超人之类，外表上披着马二先生大力提倡的大衣：讲孝道、发奋读书；而瓤子里使用的全是潘三教给的那一套：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匡的聪明，就在于啥时候用什么资源，非常清楚，同样一种行为，用早了不好用晚了不好，关键是用得恰到好处。比如说他还没有成为秀才，只是个农民家的穷孩子，那时候他就偷奸耍滑，那么一辈子只能成为小混混，哪能得到马二先生和知县老爷的欣赏。而改变身份后，如果一味地沿袭过去那种读书方式，不知权变，也可能穷困一生。而这个乡下进城青年，明暗双修，才成为一个儒林里的“超人”。
后记 感知新闻与历史的距离
这本书收录的文字，大部分发表在《燕赵都市报》的专栏上。应该报副刊编辑的邀请，我陆陆续续写了一年半有关明史的读书笔记，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能辑录成这样一本小册子，但沙聚腋积，有了这十几万字，蒙广西人民出版社不弃，得以出版。在此衷心感谢《燕赵都市报》的编辑蔡晓辉和紫嫣，没有她俩定期的催促，我这样一个懒散的人，是很难坚持把自己一点一滴读史感受写下来的；也衷心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借他们之力，这样一粒粒散落的珠子能够串了起来。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且报道的领域是时政，在报道新闻之余，我也给几家媒体写一些时评。我的职业决定我必须关注当下，记者的心脏应当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但我又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神交古人，用史佐酒是我的人生理想。读史的时候，我很难平静下来，常常心游八极，想象着我和历史中的那些人同一时代，试图去感受他们的大欢乐与大悲伤。夜深人静时，我有时释卷而惑，不知道今夕何夕，身在何处。
有人说，新闻只有一个上午的生命力，新闻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新。但今天的历史却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必然成为明天的历史。新闻的生命是真实，但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浮出一些假新闻，这需要慧眼去辨别、分析，需要人去揭穿；同样，历史也有信史和伪史之分，由于时代久远或者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刻意为之，许多历史真实的面貌被遮蔽或易容了，历史工作者很重要的工作是去伪辨真。而且同样一条真实的新闻，一段真实的历史，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读，因此，新闻和历史的关系好像又很紧密。
以察今之眼光回望历史，再以怀古之忧思考量今日，我的思维总在不断地换档，这种转换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反而感谢上苍给我这样的安排，让一个历史发烧友拥有一种最方便观察今天的职业，让我在写职业性的时文之时，还能有一种笔溯往古的快乐。尽管今天我们住在钢筋水泥搭成的高楼中，出行坐汽车，上网看新闻，但当我们扎进古书中去感受古人的言行和思想，可能会觉得那些骑马坐轿、用毛笔写字的古人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区别。对历史的爱好，让我观察分析当下，可能会更理性一些，更有些准头。
不过如果问我新闻和历史究竟有多远，我只能说这个距离无法量化，纯粹存乎一心。
由于我大学所学的并非历史，从事的职业也非历史教学或研究，对历史的看法，完全是私人的，没有高屋建瓴，也没有微言大义，仅仅是一点点感受。很可能不入历史研究正规军的法眼，但我不用考虑凭此来寻求学术圈内的地位，完全是凭兴趣而写作，因此不怕见笑于方家。由于这些文章是陆陆续续发表在专栏上，有些篇什在引用同一史实时，一些叙述有重复累赘之处，已尽量做了修改，但痕迹犹在，敬请读都明鉴并谅解。我的信箱：liy303@vip.sohu.net，博客是http://liy303.tianyablog.com，请各位看官不吝高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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