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监》作者：十年砍柴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
明朝的三只“蚂蚱”
文/韩晗
历史学家曹聚仁先生说，大学里有三种力量，教师，学生和行政，如果任意两方合作起来对付第三方，第三方就完蛋。另一位西方思想家哈贝玛斯说，在行政、司法与立法中，绝对不能出现二合一的局面，否则就会出现腐败。
《皇帝、文臣和太监》这本书，同样是从“三”这个数字中，去发掘某种平衡和趣味。大明朝在砍柴先生的笔下，变得十分暧昧，原本残酷的政治被作者以家事戏仿，突然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微妙景观。“皇帝如夫，文臣如妻，太监如妾，相互猜忌，相互伤害，也相互依存，这种微妙的关系持续了近三百年……”封面的几句话，直接地传达给读者这本书所提供的视角。治大国如烹小鲜，皇帝、大臣与太监也就构成了这么三种相互制衡的力量。
作为一名明史爱好者，似乎一直在宫闱政变中沉浸，始终未能抬起头来。正是这位机智的兄台，让我从历史中幡然警醒，历史的规律就在于这么一个玄妙的关系当中。如果以西方盛行的政体，来观照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或者可以看做是，皇帝立法，太监司法，大臣行政——由此三种力量构成政坛的基本因素。
这个比拟并不确切，因为太监的司法功能，在古代社会中更多是以擅权僭越来体现的。但此种三权分立并且监视依存的体系，却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权力场中，哪怕仅仅以潜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
所谓立法，就是定规则权利的拥有者，而司法，则是一种监督履行规则的权利，行政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规则的履行者。在这三者的关系中，规则的履行者与监督者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抗的矛盾，而定规则的一方为了保证规则得到履行，从而促使他权利价值的实现，必须做出民主的姿态，对前面两者的矛盾进行调和。这种三方对峙的关系，维持着表面上的稳定，但总会有人不断地试图去打破，以提高自己一方的重量。将近三百年的明代，在十年砍柴的笔下，正是这样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争斗史。
史学的意义就是反照自身的时代，这是写历史的最高层次。十年砍柴先生承袭《闲开水浒》的借古言今，于细节中见真奥，于历史中窥定律，在今天有关明清历史类书记车载斗量之时，他并没有赶时髦再去演绎那些历史故事，而是用读书笔记的形式，还原历史的走向，阐述自己对明代政治格局的独特看法。
读毕《皇帝、文臣和太监》，忍不住感叹，三只蚂蚱被栓到一根绳子上，无论是皇帝、太监还是大臣，他们都是权利所有制这个绳子上的蚂蚱，为了权利场的力量，你死我活。如果砍柴先生能从更高的境界来思考，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这种权利场消失的时候，这个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因素还会存在吗？
（韩晗，学者、作家、中国戏剧文学奖得主）
导读 夫妻妾共处一室(1)
一提起明朝，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脑海里也许会浮现出这样的印象：残暴或荒唐的皇帝，悲情与窝囊的大臣，贪权和阴毒的太监。
这种图谱式的感觉并非没有来由，大明的政局主要由这三种人左右，无论皇帝、大臣抑或是太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多多少少有些畸形的性格和古怪的气质。但我们一旦走进浩瀚的史料，试图去一点点感知那个时代人物的呼吸与爱憎，我们可能会觉得以上那种感觉太简单了，而且有些似是而非。
历史就像一条河流，它流经的地方，我们再回首去看，一定能看到河流顺着地势伸展到下游的轨迹，历史的发展，后人总能看出某些内在的逻辑，尽管其中不乏一个个偶然性事件串起来。
那么，明朝的皇帝、文臣、太监，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吃五谷杂粮，他们怎么可能不是正常人呢？他们的种种行为，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再联系到亘古不变的人性，是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的。
任何一个王朝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深深地打有开国君主个人的烙印，这太祖、高祖可不是白叫的，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这个崛起于最底层的皇帝，辛辛苦苦打下这份家业，他对整个王朝的延续和发展，是有过精确的设计的，包括杀功臣，废丞相，让藩王离京，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等。皇权的专制，在他手上，发挥到淋漓尽致，整个大明政权机器，基本上按照他的思路运转了近三百年，尽管有些制度走样了，比如阉祸之炽，恐怕高皇帝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仔细分析起来，他当初对整个制度的设计，已经为太监的揽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黄宗羲认为，君臣只是两端的曳木之人。也就是说前后一起拉木头的双方基本上要有一种平衡，畸强畸弱这木头就没法拉；钱穆认为我国两千年帝制时代并非大家所说的那样专制，而是皇帝和士人共治天下。这两种说法，多多少少有些理想化成分。
没错，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皇帝和当官的读书人，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两种不变的主要角色，皇帝轮流坐，自不必说，而读书人，无论通过察举制，还是科举制，都会被朝廷吸纳进帝国的行政系统。但是，这二者之外，常常会有第三种力量加入，两端变成了三角。汉代前期加入了外戚，后期加入了宦官；唐代则外面加入了藩镇，里面加入了太监；宋代外戚和太监比较老实，文臣的地位很高，则自己内部分裂成水火不容的两党。到明代，朱元璋希望每个皇帝时刻抓住那个玉玺不放手，手下的大臣老老实实听候使唤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君权畸重、臣权变轻时，太监站出来替万岁爷分担一些皇权，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路径，太监干政甚至可说是一项“历史使命”。
因此，我有个疑惑，太监的出现是加强了君主专制，还是从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君主专制？不过事实是明摆着的，当不设丞相后，军国大事决于皇帝一人，不管这人是能干还是混蛋，千斤重担总要有人来替他分担一些，不交给外廷的大臣，就必然会交给身边亲近的太监。太监就是那个拉边套的驴，当然因此也能得到意外的报酬。
很长的时间内，皇帝、文臣和太监共处在大明那个封闭的大房子里，他们三者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从屈原开始，臣对君的关系常用男女关系来比拟，这两类关系却有可比性，读读《离骚》就知道，被君王疏远的臣子，那心态和弃妇多相似呀。在大明这间屋子里，如果皇帝是丈夫，文臣是妻子，那么太监是什么呢？是小妾。这三角之间，丈夫当然是掌握大权最重要的一角，他掌握全家的田地钱财，丈夫是勤俭持家还是荒唐败家，是这个家庭走向兴盛或败落的关键。丈夫对妻妾的态度，决定着妻妾在家庭中的实际生存状况。而妻与妾之间，常有一种紧张的吃醋关系。按大家族的规矩来说，妻是明媒正娶的，妾不应当挑战她的地位，但妾往往喜媚善妒，更能得到丈夫的宠爱，丈夫把一部分家政权力交给她打理。固然有妻人老珠黄妾正当华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妻和妾对家庭的责任不一样，从而对丈夫的态度也不一样。妻子总觉得这份家业来之不易，她是女主人，有责任规劝丈夫，保持这个家庭的兴旺发达，而妾不一样，她无妻的名分，自己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丈夫的态度，所以不管家业将会怎样，首先是以媚术邀宠，取悦于丈夫。诤臣总和贤妻一个样，可敬未必可爱；而阉竖似那妖姬，明知可能惑主但要想方设法亲近。如此，一些自我控制力不强的丈夫，就会远妻子而亲小妾，如果碰上一位一点规矩都不讲、暴戾非常、时不时殴打妻子的丈夫，妻子为了生存还得忍气吞声去讨好得宠的小妾。当然，小妾因为得宠而忘乎所以，不但将丈夫和妻子的权分了许多，而且可能浪荡无度，红杏出墙，或者导致了整个家庭有崩溃的迹象，丈夫明白过来了，不管教不行，于是在那位已经疏远很久的黄脸婆帮助下，用家法惩治小妾。
我们要看到，到明代皇权专制已臻完善，皇帝和文臣、太监的关系，和汉、唐是有区别的，到了明朝这个家庭里，夫权的绝对地位已经确立，妻和妾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丈夫的当家地位，汉代可能出现董卓、曹操那样的权臣，汉末与唐末宫中的太监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决定谁继承皇位，如汉有“十常侍”之祸，唐有“甘露之变”。而到了明代，哪怕皇帝再荒唐昏庸，可能被欺骗，被利用，但文臣和太监想完全控制皇帝，掌握着超过皇帝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刘瑾和魏忠贤，够飞扬跋扈的，但皇帝一旦决定收拾他们，比汉、唐收拾权监容易多了。所以说明代宦官在历史上为害国家最厉害，但未必是危害皇权最厉害的，至少不像唐代宪宗、敬宗那样，被宦官杀害，宦官完全控制宫廷。
妻妾吃醋争宠的常态之外，有没有妻妾合作，一起把丈夫管教好呢？有，但不多。这需要一个特别能干的妻子才行，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和随自己陪嫁过来的妾平儿，组成统一战线，把老公贾琏管得服服帖帖。明朝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万历初期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的合作，泰昌帝驾崩后，在保证熹宗顺利即位的“移宫案”中，大臣们和大太监王安密切配合。
在这个大屋子里，有丈夫的暴戾或荒唐，也时有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谏，更有小妾不安妇道，插手家政，但基本上能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这种畸形的平衡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维持的，家庭财产在夫、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中不断被浪费，家庭抗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有一天出现大的变故，比如外面的豪强来夺产，或家中的佃户联合起来造反，夫、妻、妾的固有关系被打破，家庭就可能倾亡了。
用夫、妻、妾同处一室的关系来比喻皇帝、文臣、太监之三角，未必十分贴切。但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我暂且这样比拟，也许有助于我们透过一大串历史故事，去观察大明政局最本来的面貌。在一夫一妻的今天，我们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觉得那个妻妾成群的旧式家庭中，人人似乎都不正常。同样，以现代政治文明的眼光，去考察明代，我们同样难以理解，太祖何以那样残暴而大臣能像待宰的羔羊听话，“大礼议”中众大臣为何要那样冒死和皇帝对抗，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其生祠怎么能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我们今天不能理解的事情，在历史上也许人们习以为常。我们今天难以理解，说明我们的时代在进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尽量以当时的眼光和心境去分析古人的言行举止，是我这个历史票友喜欢用的方法，但从明亡开始计算，历史的长河已经流了三百六十多年，我们已经不能回溯到大河的上游，我毕竟不能代替古人思考和生活。我的一孔之见，究竟能得到读者多大的认同，已非作者本人能决定的了。
解读“狗烹定律”(1)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解读“狗烹定律”：从合伙到独资的转变
六百多年前的大明朝创始者太祖朱元璋，留给今天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这个人心狠手辣，得了江山后大批大批地杀功臣。
我们先来粗略地看一下明初那些功臣的下场。胡惟庸、蓝玉这些钦定的重点叛国案件的主角，被杀被灭族自不用说，就说那些并没有多少反叛的实证，而被找个理由灭掉的元勋。
李善长、汪广洋、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华云龙、韩政等等不是被灭族，就是被赐死，甚至连徐达这样的第一武将，野史中也说他背上有疽，据说吃蒸鹅就会加重病情而死，皇恩浩荡，钦赐蒸鹅一只，徐达为了子孙后代计，当着使者的面把蒸鹅吃完。纵然徐达吃了蒸鹅无事，但朱元璋赐蒸鹅即赐死之意，徐达只好服毒自尽。
朱元璋在位时，大臣能得其善终是例外，被杀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叫花子出身的皇帝为什么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古代历史总在循环的一个规律，我斗胆命名为“狗烹定律”。这一定律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在封建王朝历朝历代都发生效应，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把一帮“功狗”圈养起来，几乎是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奇迹。而朱元璋，则是把“狗烹定律”的效应发展到极致的一个皇帝。
我觉得解读这个定律，关键要看新帝国产权和组织结构必须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一事实。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二是如汉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第三个办法是最常用的。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写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他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功臣宽大，平民皇帝对功臣很残酷。因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是他的家臣，平时对他，已经‘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
从礼仪和君臣名分来分析，固然是精到之论。但我以为，除了打江山的战友对老大没有及时从兄弟之情转变为君臣之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国这家从无到有的大公司，产权逐步发生了改变，最开始大伙儿合伙做买卖，后来变成万岁爷一家控制的独资公司。那些原来的合伙人，在公司做大后，反而没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赏赐的高级打工仔。这是显失公平的，皇帝也担心原来的合伙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后，儿子当了董事长，这帮人吵着要回自己的股份。那么只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公卿的身份，从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军队这个最实在的资本，以及名望这类无形资产，也就是说，一开始李氏父子就是主要出资者，因此前来投奔的天下英雄基本上以打工的心态来应聘，可以说大唐公司创立时，李家就完全控股。一统天下后，尽管尉迟恭这类武夫因为排座次问题当庭咆哮，被太宗训斥：“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属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这“非分之恩”是什么？我理解为工资之外的股份。尉迟恭本是从别处投奔李氏的，一开始就是打工仔，他没有资格要股份，因而太宗此言一出，他心里乖乖地明白了。而朱元璋和那些老兄弟不一样，他们都是在乱世中为了混口饭吃，以性命博前程，投入的都是相同的“血本”。无非在经营的过程中，朱元璋业绩更加突出，成了这一帮人的老大。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份产业名义上的董事长是小明王。突然有一天脱离了与小明王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自己成了董事长，别的兄弟一下子成了他的高级打工仔。原来兄弟们拼死拼活把产业做大，都以为有自己的一份股，突然全姓朱了。朱元璋能不担心这些老兄弟有“非分之想”吗？
朱元璋创立明朝和刘邦与丰沛一带的兄弟创立汉朝非常相似。刘邦刚刚得江山后，还没有天下全姓刘的自觉，在宫殿里和老兄弟如在老家似地喝酒谈笑，叔孙通创建礼仪后，让他感觉到皇帝的威风。但大汉公司的产权还没有完全清晰，直到杀白马为盟，非刘姓不得为王的“铁律”出来后，公司才完全成了刘姓家族公司。《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家言，但可以反映历史上王朝的产权关系。刘备和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合伙做买卖。割据西南成立王朝后，关、张依然把朝廷当成自家的，所以让他们远离成都镇守边州。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建国方针下，蜀汉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产权问题被搁置了。如果刘备能北伐成功，光复汉室，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兄弟？诸葛亮才智比关、张强百倍，但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蜀汉没有他的股份，刘备可以向他托孤。如果刘备死在关、张之前，他能向两位有蜀汉股权的弟弟托孤吗？
秦朝之前，周朝是封建诸姓的，诸侯王有周王同族，也有异族功臣。这倒像个大公司，分了很多子公司，在子公司里面诸侯王自己说了算，周王无非是总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已。汉代消除异姓王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是独资公司，由皇帝说了算。即使是皇子封王，也是名义上的“独立董事”，很少有让他们有自己的地盘、养自己的军队、设自己的官吏。汉代初期的“七国之乱”便是因为同姓的诸侯王都有自己的股份，认为可以把自己那份做大，最后控股，自己当董事长。明朝从朱棣以诸侯王的身份控股后，便让同姓的王只享有董事的名义，而不给实际股份，更不让他们参与公司经营，避免靖难之变重演。清朝以一个跨国公司吞并本土公司后，开始让大功臣吴三桂等人享受股份，吴被封平西王并能养兵选官。但这个股份只能给吴三桂本人，算是个新旧公司交替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想将股权传给子孙继承，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独资公司。所以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手下有一帮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这些小兄弟帮忙，能耍了大清，当了民国大总统。理论上民国是一个国有大公司，大家有份，所以手下的旧部愿意给这个大总统即民国的CEO效力，可是他一旦要复辟帝制，当洪宪皇帝，把江山传给袁克定这样的残疾人，冯国璋等老兄弟想法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有了民国，和老大哥袁项城之间有总经理和其他高管的等级之分，可以接受，而将民国变成袁家的独资公司，继续伺候你家儿子，给小袁当臣子，这些老兄弟就有想法了。袁世凯复辟后，蔡锷西南举兵，只是个反袁的引子，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那些北洋系众大将的反对。
北洋系众将领的反对在情理之中，已经有比独资的家族公司更好的选择，如上市的股份公司，谁愿意把股份都交回去，再变成一家某个人控股的独资公司？这样的话，众功臣的安全更没有保证，很难说不会得到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元勋的下场。
叫花子的胃口越来越大(1)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这点老百姓都知道。叫花子当皇帝没什么稀奇的，在胜王败寇的中国古代，谁坐上金銮殿那把龙椅，就是受命于天，没谁不服气。比朱元璋早一千五百年的另一个和乞丐差不多的人——戍卒陈胜早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大凡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大富大贵后，就会有很多传说，证明他生来就不是等闲之物。比如汉高祖刘邦，《史记》说他妈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就是说刘邦不是他爹刘太公生的，难怪项羽要烹太公，他还说能否分一杯羹。《明史·太祖本纪》说朱元璋出身没有刘邦那样邪乎，至少不是人兽相交生出的真命天子，而确是他父亲朱世珍的儿子，但也有神迹，说元璋的母亲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在他少年时，就显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小伙伴中很有威望，似乎他天生就能当领袖。据说他当了和尚后，云游天下，途中得病，有两个紫衣神仙跟着照顾，等他病好后就消失了。这类忽悠人的把戏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某些中国人还在玩，洪秀全大病一场就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他小时候比别的孩子更调皮、更有主意应当不假，可非得说他从小就多么非同寻常，那是扯淡。所谓“贱时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一个人发达了，总能找出他少年时许多不平凡的事迹来，连一个从草根层走出来的富商，也会在自己的传记中，吹嘘青少年时种种比别人更高明更能吃苦的往事，何况一个得了天下的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民不聊生、群雄并起的动乱年代，决定脱下袈裟穿战衣，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投奔造反的部队，其实很偶然，取决于一卦。《明通鉴》记载，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正在皇觉寺当一个小沙弥，思量去他乡躲避战乱，在菩萨像面前占卜，决定去留的卦相都不吉利。留，留不得；躲，看来也无处躲。那么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朱元璋自言自语：“难道让我参加造反这样的大事吗？”再卜一卦，大吉。当晚，他便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
老朱本来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这一卦，促使他把身家性命拿出来做一场豪赌，结果赌出来国祚延续近三百年的大明朝。他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陈胜和一帮戍卒因为大雨，不能按时到达服役地，按秦律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逼上绝路的汉子只有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刘邦也差不多，亭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当了多年，也就盼着混吃混活，揩点油养活老婆儿子。可秦朝末年，暴政对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逼得普通老百姓没法活了，连大多数小官吏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上峰命令刘邦押送一些人去外地服役，那时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靠两条腿走路，误期是经常的，他面临和陈胜一样的命运，于是便带领这些人躲进芒砀山，瞅个机会造反了。
在古代中国，科场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很多，逼到悬崖上的百姓更多，但大多数可能像羊羔一样逆来顺受，要么死填沟壑，要么成了孔乙己。可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豁出去赌一下，就不得了，天下可能为之动荡。
这些人本来是为了活命，哪能想到自己成为帝王，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一个人的胃口是越撑越大的。就如一个乞丐，开始只想乞讨几个窝窝头，等到衣食不愁后，便自然想到盖个大宅院，娶个媳妇，过上仆从如云的生活。朱元璋当年去投奔郭子兴的心思大约也是这样，可后来觉得自己不比人差，举目一看，张士诚、陈友谅这些人不过如此，胃口也就大了，想鲸吞天下了。一则野史说到，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刚修好的宫殿里自言自语说：我朱重八原来只想乱世中有碗饭吃，没想到打下了这一片花花世界。说完抬头看见一个工匠正在梁上刷油漆，觉得失言的皇帝决定把工匠叫下来灭口，可怎样叫工匠就是不理睬，最后让人把他拽了下来。——原来那个工匠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聋哑人，逃过了一劫。
后来的人只看到刘邦、朱元璋这种绝处逢生而且得了江山的人，他们的成功和个人的本事、眼光息息相关，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大部分拿身家性命去赌的，多是血本无归，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和现在买彩票一样，大伙儿只注意那个中头奖的人，可多数人买了彩票，连个末奖也没捞着。
打江山也好，做企业也好，这种因为绝地反击而成功的，会带来不小的副作用。他们是赌成功的，那种穷人乍富的心理往往决定他们时刻担心到手的财富丢失掉，也决定他们更依赖于赌一把的路径，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政权和企业的运作非理性的程度更大，很难走上健康的循环。
皇帝为什么善待厨师
洪武帝登基后分封自己的一大帮儿子为王，晋王拜辞凤阳祖陵后，去封国的路上，鞭笞他的厨师。洪武知道了后，怒斥晋王，说你老子戎马一生，对手下的将帅十分严格，可二十三年来唯独对自己的私人厨师没有斥责过。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不是太祖仁义，杀功臣毫不手软的皇帝哪有什么仁义？只是手下的将帅所图者大，要封妻荫子，要开府建衙，用现在的话来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所图者大，必须要忍人所不能忍。而且跟着老皇帝出生入死的将帅，没有谁是省油的灯，都是些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主，当然要恩威并施。而厨师独掌自己的饮食，就是个手艺人，虽然也有君臣之分，但更多的是资方和雇佣的工人关系，图的是一份丰厚的薪水，以及额外的赏赐，顶多是告老还乡时给一个虚衔。厨师只管做菜不觊觎实际权力，作为帝王没必要对人家那样严酷。
大部分开国帝王没有成功前，能和战友一起称兄道弟，彼此间有友谊。可一得天下只有君臣之分了，安能和文臣武将有友谊？因为友谊意味着平等，一旦成为君臣，只有“宠幸”和“疏远”的不平等关系，严子陵不应光武之召当一个高官，而是回家垂钓，他便可以和皇帝同榻而卧，保留一份较为独立的尊严。李泌对唐肃宗，方苞对康熙，都是布衣出相，不要编制内的宰相名分，他们这样做能最大限度避免体制内君臣的尊卑关系，说白了，这是给皇帝帮忙而非臣子对帝王尽本分。
历代帝王为了驾驭手下的大臣，琢磨出很多办法，有明太祖这样找个理由诛杀的，也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 一句话，软办法也好硬办法也好，都是为了提防那些替自己打江山的能臣有二心。而对身边的仆人，大多和洪武一样，恩宠有加。这就是帝王之术。项羽有妇人之仁，对普通士兵的伤痛格外忧心，可不能给身边文武僚属想要的东西，所以韩信这样的人去楚就汉。而刘邦是个没教养的流氓，年轻人偷鸡摸狗的事情没少干，见了慕名而来的文士，张开大腿大咧咧坐着迎接。可他知道这些文臣武将想要什么，便用“功名”、“爵位”的狗骨头哄着他们好好干活。
朱元璋善待厨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侍食、侍寝之人，离自己太近，帝王的吃喝拉撒和常人无异，他能运筹帷幄，可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人，对自己肉体能直接威胁的往往是这样能接近自己的人，因此必须笼络，否则厨师想办法整你，你防不胜防。
儿时在乡下听老人讲，过去的地主在农忙时雇短工给自己收割，让他们吃得不错，而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吃粗粮。看上去对别人比对自己的人好，地主似乎很仁义，仔细分析则不然。自己财产妻儿有份，可以享用继承，因此他们有勤俭节约的义务，节省下的钱他们也有份。而雇工纯是拿钱干活，财产增益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仅仅出卖劳动力。因而要让他们卖力气干活，就不能怠慢，否则人家可能趁东家不注意，给你偷工减料。
我以上说的是安于本分的侍食、侍寝之人，那些不安本分贴近权力拥有者的人，一旦动了政治上的念头，后果更可怕。如古之皇帝的太监弄起权力来，政权框架内预设的制约机制，如对文武大臣准备的监察制度，对这些人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名分上只是皇帝生活上的仆人，不在名列朝班的大臣之内，而实际权力可以打着皇帝的旗号不断扩大。因而就不奇怪了，洪武生前最怕太监专权，搞了许多防范措施，甚至选用的生活上的仆人大多是文盲，可禁不住他死后的大明成为历史上阉祸最厉害的朝代。——无他，帝国专制使然！
收养义子是很划算的买卖(1)
小时候看《隋唐演义》时，对第八条好汉、忠心耿耿保大隋江山的靠山王杨林，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武艺，而是他广收义子。他一旦看到哪个年轻将领武艺、智谋出众，是可造之材，就将他收为义子。连后来大唐功臣秦琼也做过他的十三太保。
我们去关帝庙，会看到关帝塑像背后站立的两员大将，一个是贴身保镖周仓，一个是他最器重的儿子关平。——这儿子也是关羽收养的义子。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地义军将领有收养义子的习惯。朱元璋收养的义子，见诸史册的不下十余人，如沐英、李文忠、平安、何文辉、朱文刚、朱文逊、徐司马、真童、金刚奴等等。
朱元璋最有名的两个义子，一个是外甥李文忠，一个是世代镇守云南边陲的沐英。朱元璋从皇觉寺出来造反，是做提着脑袋吃饭的勾当。家中亲人的死活也没法顾及。在天灾加兵祸的时代，朱家的兄弟姐妹差不多死光了。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已经自领一军、羽翼丰满了，那一年他的侄儿文正、外甥文忠来投奔他。他的姐姐、哥哥都死了，两个孩子能找到手握兵柄的亲人，便有了活下来的希望了。当时外甥十四岁了，连个大名都没有，大家叫“保儿”，他牵着朱元璋的衣服玩耍——大概怕这个舅舅走掉了吧。一向严酷冷漠的朱元璋也感叹道：“外甥见舅如见母也！”战争年代正需用人，上天把已经快成年的侄子、外甥送回来，自然会加以好好培养，作为倚重的将领。
古代的将帅大多喜欢收养义子。分析其原因不外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人和人的亲密程度是靠血亲或姻亲维系的。在残酷的战场上，这种关系就更为重要，所谓“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自己的儿子是最放心的。可是一个人生育能力有限，就是广纳妻妾，也不可能太多，而且不可能一一养活。朱元璋生了几十个儿子，已经是很了不得了。况且这些儿子要么年龄太小，要么有可能是个纨绔子弟，不能堪当大任。尤其是军旅中，死人的事情是常有的，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老爸有点于心不忍。乱世用“物竞天择”的规律给筛选一遍，而那些乱世中能幸存的孤儿呢，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生存能力极强，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培养成担当一方大任的将军。他们父母早亡，四处流浪，只求能有口饭吃，苟全性命而已。又因为受尽了颠沛与欺凌，对别人给的恩惠格外感念。一旦被某个头领收为义子，大多会誓死效忠。后人评价元末头领广收义子，是“以为将帅之储备，或为监军。皆看中其忠诚度”。
认干爹、收义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很普遍的现象。实际上是将没有血亲关系的人用“拟血亲化”、“准血亲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比如说过去农村里，两家人相处很好，那做好朋友不是很好吗？不行，朋友关系太不靠谱了，总觉得不太牢固。要么就对个娃娃亲，你家闺女许配我家小子。如果双方没有条件结成儿女亲家，怎么办？那就认干亲吧，你家孩子叫我干爹，两家就有了虚拟的血亲关系。——好像不这样做的话，那种投缘的好朋友关系就会不稳定，叫人放心不下。
朱元璋广收义子便是这个道理。让那些被收养的孤儿，为自己卖命，光给他们恩惠还不够，必须有父子的名分。——这就是为什么朱元璋让外甥都改姓朱，按着朱家辈分起名“朱文忠”。这外甥本来就够亲的呀，外甥半个儿呀。可是外甥毕竟是外姓人，让他成为义子，不是显得更亲密吗？——沐英、何文辉原来叫朱文英、朱文辉，大明建立后因劳苦功高，皇帝特赐恢复原姓。恢复原姓在皇权时代，是莫大的殊荣，说明给他光宗耀祖的机会了。
但“义子”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战争中让他们领兵打仗没必要像对亲儿子那样担心安危，朱元璋义子在革命尚未成功时牺牲的不少。而那些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义子呢？天下一统后，又担心他们能力太强、功劳太大，危及自己亲儿子的江山。李文忠在朱元璋的功臣中，列第三，仅次于徐达、常玉春，自己又有皇帝义子加外甥的这层关系，可他非常低调。他死后，他的儿子李景隆还是卷入了朱家叔侄的江山争夺战。先是带领南军，奉表哥孝文帝之命，北上讨伐表叔。等表叔朱棣的部队打倒南京城时，又反戈一击，开门投降。
义子平安，父亲从朱元璋起兵，战死后，平安被朱元璋收为养子，骁勇善战。靖难之变，率军与燕王战于白沟河，差点俘虏了燕王朱棣。朱棣即帝位，怀恨在心。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朱棣巡北京。快到达北京的时候，翻阅百官前来朝拜的奏章，看到平安的名字，对左右曰：“平保儿尚在耶？”平安听到后，知道皇帝不想自己活着，为了子孙考虑，便自杀。永乐帝看到这个干兄弟倒还知趣，命令平安的儿子袭了父职。
沐英是众多义子中下场最好的。他很早就去守边疆，远离了宫廷斗争，得以免祸。马皇后死时，他哭到呕血的程度。几年后太子朱标又死在朱元璋前面，他又伤心大哭，因此得病去世。早年他在朱元璋帐下，干爹要求严格，动不动就处罚这些义子，全靠慈祥的义母马皇后和仁厚的大哥朱标说情，减轻处罚。对一生依仗的两个亲人的死，从亲情来说，哀恸是自然的。另一个因素大约是以后朝廷里少了两个可以维护自己的重量级人物，对干爹朱元璋的暴戾，义子们恐怕比天下臣民了解得更透彻。别看沐英已经开府建衙、威震西南，可还是害怕喜怒无常的干爹。
从朱元璋和义子们的关系来看，大约可以明白，古时候大人物收干儿子，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
帝王对糟糠妻的情分(1)
君主有糟糠之妻的，此人一般说来是开国皇帝，并且青年时处在困厄微末之中。那些从老爸那里继承皇位的人，娶妻时不管身为太子或者是已登九五，天下美女供他一人选择，何来糟糠之说。而晋、唐这些王朝的开国之君原来就是旧王朝的达官贵人，早有三妻四妾，妻无糟糠之实。
那么纵观历史，帝王有糟糠之妻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最典型，他们都出身穷困，在乱世中起事，最后得到了天下，他们的正妻吕后和马皇后是不折不扣的糟糠之妻。而且这两位糟糠嫁给两位穷小子，都有相同的原因，是她们父亲或养父的一种投资行为。
吕后的父亲是位避仇到沛县的大富豪，《史记》说他“善沛令”，属于那种与县长、市长在一起喝酒作乐、称兄道弟的民营企业家。沛县的小吏们都去吕公家送钱拍马屁，按照官场送礼的规则，礼越重在酒席上的坐席越尊。可刘邦在门口谎称“贺钱万”，实际上一分钱不拿，坐到上席。如果吕公是个一般的土财主，那么这刘邦估计会饱受侮辱，弄不好会让吕家叫来几个如狼似虎的保安，暴揍他一顿再拖出去。《水浒传》中的雷横便吃过这样的亏，他去看县令的二奶白秀英的演出时，大咧咧坐在VIP包厢中，却忘了带钱，解释说自己是本县的捕头，白秀英的老爸不但不给面子，还讽刺他是个“驴筋头”，最后惹出风波，雷横打死白秀英上了梁山。
吕公不像白秀英父亲那样目光短浅，他有着自己同宗吕不韦那种眼光开阔的大手笔。大凡乱世，能成事者一定是天不怕地不怕，有几分泼皮无赖劲头，而且能说大话忽悠别人的汉子，老老实实守规矩的人很难有大的出息。刘老三“身无分文，敢坐首席”，这一下就征服了阅世很深的吕公，连后来成为刘邦股肱大臣的萧何当时都没看出来刘邦会有多大的出息，他对吕公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而吕公不顾自己老伴的反对，坚决把女儿嫁给了这个整天不事产业、游手好闲的无赖。
朱元璋娶马氏时，情况差不多，他家父母兄弟都死光了，一人投奔郭子兴当了名亲兵，那样的大头兵有今天没明天的，苟全性命于乱世就不错了，哪还奢望娶妻生子呀！可这位朱元璋作战勇敢又有谋略，郭子兴觉得他超乎常人，想笼络他。——战火纷飞中的军阀，身边的保镖绝对要可靠，于是将老朋友临死前托付给自己的女儿马氏嫁给了朱元璋。郭子兴此时仅仅是希望让朱元璋死心塌地替自己打仗，肯定没有吕公对刘邦那种想法。他自己也有女儿，年龄比马氏小不了多少，只把养女而不把亲闺女嫁给朱元璋，看来他是认为这笔投资风险很大，养女是别人的，投资失败也就认了。谁承想后来真正得天下的是这位大头兵，朱元璋得势后收罗了郭子兴的部属，连他的亲生女儿也做了妃子。我估计马氏寄养于郭家时，基本上是郭家小姐丫环的角色。这下丫环成正宫，小姐变妃子，怪只怪她的父亲舍不得下注，让养女占了大便宜。
吕后和马后都等到了老公打下江山坐龙廷的那一天，享受了“母仪天下”的无比尊贵。史载马后和吕后都是不让须眉的奇女子，但马氏宽厚仁爱，吕后刚毅严酷。这大概可以套用一下曾风靡神州的“出身论”，这吕后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从小娇生惯养，对人颐指气使惯了；而马后很小就成了孤儿，寄人篱下，受够了生活的艰辛，能设身处地替人着想。
吕后在刘邦驾崩后，自己主政多年，让吕家的子弟裂土封侯，权倾一时，最终招来了灭门之祸。这马后，就贤德多了，朱元璋要去寻找马家的后人给高官，据《明史·后妃传》记载，马后劝阻道：“爵禄私外家，非福。”朱元璋暴戾无常，好几次都是马后救了功臣的命。可惜她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死了，否则的话也许能匡正一下朱元璋晚年的杀戮成性。
刘邦对吕后的感情如何，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一些事例中可看出他俩更像一对利益搭配。有一次刘邦被人追杀时，嫌马车载人太多，行走太慢，将自己和吕后生的孝惠帝、鲁元公主推到车下，幸亏当司机兼保镖的夏侯婴伸出援手。对自己的亲生儿女都这样，那么对儿女的妈妈可想而知。因此刘邦富贵以后不喜欢这个黄脸婆是自然的事情，他宠爱和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常常说如意像自己，和吕后所生的孝惠太懦弱，不像自己，几次想废嫡立庶，多亏留侯张良等人力争，惠帝才能顺利继位。刘邦先吕后而去，吕后当然会疯狂报复，把戚夫人挖掉眼睛，砍断手足，灌下哑药，放到厕所里，命之为“人彘”（人猪的意思）。仇恨会使人失去理智，甚至有几分滑稽，就如清代雍正皇帝登基后，把当年和自己争皇位的兄弟赐名为满语的“猪”、“狗”，试想想，和自己同是一个爸爸所生的人是“猪”，那么自己是什么？刘邦得志后，对吕后情感应当是很淡了。吕后的仇恨难以罢休，自己的儿子孝惠帝先自己而死，又没有留下孙子，所以她想尽办法将刘家天下变成吕家，后来吕后一死，就引起了血雨腥风不是没有缘由的。
而朱元璋和马后，在患难中结下的夫妻之情没有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这和马后的为人很有关系。《明史·后妃传》中记载，朱元璋当年在郭子兴麾下，羽翼渐丰后，被郭子兴猜忌，马皇后拍郭子兴老婆的马屁，朱元璋才能免祸。有一年军中粮食不足，老朱打仗回来又没饭吃，马皇后从养父那里偷来刚出锅的炊饼，藏在怀里给朱元璋吃，热饼将自己的肉都烧焦了。这是一位聪明女人的正确选择，女嫁从夫她必须如此。尤其这个仰人鼻息多少年的孤女，被养父送给一个志向远大勇谋兼备的男人做老婆，当然是她一生的依靠，要想方设法维护老公。
老朱对大臣子女都很横，而对马皇后非常尊重，马皇后死后，“帝恸哭，遂不复立后”。在皇位继承上，可看出朱元璋对马皇后的情分。他和皇后所生的太子朱标，也很仁厚，像刘邦和吕后所生的孝惠帝一样，子不类父，但朱元璋从来没想过找一个性格像自己的儿子接班（朱棣性格最像朱元璋）。当太子先自己而死后，太子还有一大串同父异母的弟弟，而且已成年，完全可以按长幼再选一个人做皇位继承人。而朱元璋偏不这样，立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死后把皇位隔代传给孙子，而且怕那些如狼似虎的叔叔造反，遗诏他们留在封地别动，不要进京奔丧。朱元璋这样做，一个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一定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和马皇后所生的后裔。夺了侄儿皇位的燕王朱棣，也称自己是老爸和马皇后所生的儿子，《明史》中也是如此记载。而后来的史家如孟森等人，经过详细的考证，这朱棣是朱元璋和其他妃子所生，甚至有人考证为俘虏来的高丽妃，朱棣得天下后，篡改了皇家档案。朱棣这样做正是因为心虚，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马皇后的地位。
刘邦和朱元璋，都能让糟糠之妻享受到男人成功带来的富贵，不是因为他们两人品德多高尚，而是当时纳妾的制度和文化能给这些成功男人在情欲方面得到公开的补偿，如此反而保护了糟糠之妻的利益不受损害。
朱元璋的忌讳词
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不知从何时起。不过直到今天，对长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礼貌的。农村小孩之间骂架，互相指着鼻子叫对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队伍，靠杀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别忌讳人家拐着弯子骂他是“贼”，他对“贼”字的警惕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给人当枪手，写上表叩谢圣恩，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贺冬表，文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贺表中有“圣德做则”。这洪武皇帝大概当时讲的老家濠州方言，“贼”和“则”同音，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便将这些拍马屁的人全部杀死。他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自认为不光彩的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说白了，朱元璋这心理和阿Q没什么区别，因为自卑、因为不自信，总怀疑别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直至忌讳说“光”、“亮”。别人犯了他的讳，力气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骂。可这样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连王胡、小D这样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讳，他只能肚子里骂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样当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估计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讳太多，多得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这么多的敏感词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吓坏了，这拍马屁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丢了。可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礼部官员斗胆恳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让臣民心中有数，便于遵守。这洪武帝还不算太混账，便让翰林学士设计了一份谢恩表的格式，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以后要上表谢恩，就照着这份填空就行了。这下文武百官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拍马屁的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
识相的老伙计汤和(1)
读《明史·汤和传》，我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传神地写出了老皇帝的多疑，对大臣是否忠诚皇室极度不信任，以及老臣的识相知趣，如何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p#分页标题#e#
“帝（朱元璋）春秋浸高，天下无事，魏国（徐达）、曹国（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和以间从容言：‘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赐钞治第中都，并为诸公、侯治第。”
这汤和是何许人也，他不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几大元勋之一，而且是和太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可谓总角之交。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先老皇帝而薨，遂立他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搞隔代继承。这两人都为人仁厚，没有朱元璋那种嗜杀严酷的遗传，朱元璋当然不放心自己死后，还留下一帮战功赫赫的老臣，因此在自己交班之前，想方设法把那些旧臣杀掉，为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铺平道路。
汤和是少有的几个得其善终的功臣，他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汤和能善终，在朱元璋的手下苟活下来，和他低调、不贪权的性格有关，他让老大放心，有一种安全感。《明史》里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他早年和朱元璋一起在郭子兴麾下效力，应当说两人的资格是一样老的。而且朱元璋当和尚时，汤和捎信给朱元璋，建议他参加造反队伍，汤和可说是朱元璋的引路人。后来朱元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首领，其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领看到朱元璋当老大，难免心里不服气，而汤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这是何等的功劳，晚年又能主动交权，回家养老，能活到七十岁决不是偶然的。当然在和朱元璋的相处中，他并非没有犯过错误，在朱称帝前，和张士诚的对峙中，汤和镇守常州，曾经有事请示朱元璋，没有得到批准。郁闷的他喝完酒后，口出怨言，说：“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上司最忌讳的便是部下主动表功，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好像地球离开他就不转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十分生气，江山平定大封功臣，故意降他一等，找个岔子只封他为侯，其他同等条件的人封为公的爵位。后来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并向皇上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才被宽恕。进封为信国公的时候，皇帝还不忘他历史上的错误，历数他镇守常州的过失，并将这段历史镌刻在铁券上颁赐给汤和，让他子孙后代牢牢记住，为人臣者别翘尾巴。——部属的过失，往往成为上司的杀手锏，时不时要拿出来敲打一下。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后，皇帝如何处置开国功臣，一直是道历史性难题。周王室裂土封侯，这个问题好解决。因为将土地转包给各位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中，可以称孤道寡，自成体系，周天子并不干涉内政，天子作为诸侯们的共主，也就是维持名义上老大的地位，主持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接受诸侯定期的进贡，大多数时间内，政令不出王畿，称霸的诸侯没必要推翻天子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这样反而会惹火烧身。因此暴发户楚子，自忖带甲百万，地广两千里，便有问鼎中原的非分之想。被告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鼎之轻重，不可问也”。自讨了个没趣。这也是周朝国祚能有八百年之长的根本原因。始皇帝废除诸侯，各地设流官治理，功臣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了，只能老老实实扛活，任皇帝驱使，这一下子，君臣之间就有天壤之别。皇帝当然要时时刻刻提防拥兵自重的大臣，不甘于人下来夺自己的那把龙椅，因此处置功臣才是成了一门高深的帝王术，而如何在皇权下活命也是臣下必须知晓的学问。从始皇帝横扫六合开始，王翦就明白这个道理，帅兵出战前，还向秦王要求得到田地或宅院的赏赐，手下的将士不明白，认为大元帅拥有如此的兵权，为什么还要贪图那样的小利呢？王翦此举是向秦王表白，他只求田问舍，没有别的想法，秦王才放心让他帅兵出战。君臣这种演戏似的默契，在秦朝刚刚开始之时，所以王翦手下的将士不太明白，到了后来，皇权越来越重，对大臣的防范越来越缜密，大臣也越来越知趣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一个殿前都指挥一下子做了皇帝。这皇位能否坐稳，他心里是很担心的，因为五代十国期间，带兵的人政变是家常便饭，坐在龙椅上的人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他只得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那些拥戴他登上皇位的老兄弟的兵权，厚赐他们让他们好好养老。——如果说宋太祖还需要主动提醒大家，大家才交权。到了明朝初年，不用皇帝提醒，就有汤和这样十分主动交出兵权的功臣。真是做臣子得越活越明白呀。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分析宋代相权被分割后，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而归于单列的考课院。“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从秦汉到明清，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皇帝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多疑，对大臣们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大臣们为了避祸，表面上越来越恭顺。刘邦建立汉代后，尽管自己出身卑微，但他尚有一种“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自信，尽管韩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运，但高祖释放了劝韩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汉高祖有这番度量，没把功臣都杀完或者全部剥夺权力，所以他死后，诸吕为乱，周勃和陈平才能诛杀诸吕安定汉室。
到了朱元璋，干脆废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权力是收回来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权必然被宦官蚕食。所以黄宗羲感叹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权力集中于一人会带来弊病，但他没办法信任大臣们，不得不如此。用钱穆的话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情或法术”。从汉代到明清，制度的东西越来越少，法术的东西越来越多。二者有什么区别呢？砍柴不揣简陋，大胆打个比喻。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府，有内阁，有参众两院，不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何产生，他们的权限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家按着程序来办事就是尊重制度。如果一个总统不放心总理，自己很随意地再设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把内阁的权力夺过来，这就是法术。清朝比明朝更进一步，不但不设宰相，到后来连内阁六部的权力也削夺了，直接搞一个军机处这样的私人秘书机构。
所谓“法术”，就是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说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因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装宝物的盒子在哪个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备这个宝盒是不是被人觊觎被人偷盗，黄宗羲说：“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因此，像朱元璋这样的多疑皇帝控制术再严密，手下的臣僚再乖巧恭顺，也不能保证江山万年长。
先皇牌位只能偶然用之
明建文二年（1400年）五月，燕王朱棣争夺其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变”）进入第二个年头，也是最激烈最关键的相持阶段。建文帝委任的兵马大元帅李景隆是个草包，——这个人是朱元璋外甥、朱棣表兄、开国元勋李文忠的儿子，典型一个志大才疏的纨绔子弟，还不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可由于朱元璋生前要给后世继位者“拔钉子”，将一个个身经百战功劳赫赫的武将杀死，以保江山永固，可谁想到造反的是自家儿子，他的长孙建文帝已经找不出一个堪当大任的领军者，于是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大概也算是报应吧。
李景隆的北伐部队一败于北京城下，再败于德州，只好领着溃兵南下，孤零零留下了一座济南城，被朱棣亲率的部队包围成铁桶一般。济南的战略位置实在是太重要的，《明通鉴》中讲到：“（燕王）惟自以得济南足以断南北道，即不下金陵，画疆自守，亦足以徐图江、淮。”当年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领军北伐，也要求他们首先占领山东，断掉元大都的左臂。济南在南北战争中的重要位置，到了现代依然如故。
因此朱棣急着要拿下济南，可守济南的山东参政铁铉是个有勇有谋的忠臣。先是诈降，准备等朱棣进入城门时，放下铁板砸死他。可天不绝燕王，铁板放早了，只伤了燕王的马头，燕王换了匹马逃走了。老羞成怒的燕王命令用当时从西洋引进来的“红夷大炮”轰城，眼看济南城不保，这铁铉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子来，“书高皇帝神牌，悬之城上，燕师不敢击”。高皇帝是朱元璋的谥号，太祖是他的庙号。后世臣子恭恭敬敬写他的神位大约如此：“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
建文帝的人看来，想篡位的朱棣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可乱臣造反，也要巧言令色争“造反有理”的合法性。这燕王造反的理由是建文帝身旁有一帮主张“削藩”、离间皇家骨肉的“奸臣”，如齐泰、黄子澄等人，他要“清君侧”，来保卫老爸留下来的万里江山。建文帝维护自己正统地位打的是爷爷朱元璋的旗号，朱棣造反，打的同样是老爸朱元璋的旗号。如此，朱棣私下里可不把死去的老爸当回事。——他本来就不把朱元璋当回事，否则哪能起兵造反。但当众不能用炮轰老爸的神位呀，大炮一响，他这个“贰臣逆子”的恶名更是坐实了，造反更没有理论支撑了。
铁铉何尝不知道朱棣的狼子野心，所谓“靖难”、所谓忠于死去的老爸都是用来堵天下人悠悠之口的假招牌。但既然你这骗人的pose摆出来了，我就当成真的对待，看你敢不敢撕破画皮自食其言。这朱棣心里估计恨死了铁铉，但表面上只能收兵，不敢炮轰先皇神位。所以后来铁铉被杀，朱棣还觉得不能泄愤，将他和另外一些建文帝忠臣的妻女发配教坊司做妓女，被凌辱致死后，他还御笔亲批尸体的处置办法：“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铁铉坚守济南数月，打乱了北军的部署，为南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南军收复德州，取得了东昌府大捷，这场战役本来应当是奠定南军胜局的决定之战，朱棣被围，可南军因有建文帝“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旨意，放虎归山，最后让燕王东山再起，直至攻破金陵，建文不知所终，自己的两岁儿子被圈禁到五十余岁，成了个连牛马都分不清的白痴。直到明英宗夺门之变后复辟，大约想起自己在大漠中当俘虏的苦楚，才下旨释放。
一个因肥胖症差点丢失皇位的老实人(1)
明仁宗朱高炽，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大儿子。他的皇帝生涯恐怕是明朝历代帝王中最窝囊的。老爸健在的时候，不受老爸喜爱，又受两个弟弟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的挤兑，继承权几乎不保。好不容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了二十二年皇帝的老爸驾崩，四十七岁的他终于继承了皇位，龙椅还没有坐热，当了八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终明一代，他当皇帝的日子，仅仅比后来才坐了一个多月龙椅的泰昌帝时间长一些。
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太老实仁厚，说得损一点，就是有点懦弱。没有他爷爷、他爸爸那种英武之气，不像个君临天下、让臣民战战兢兢的君主。第二则是因为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肥胖症，走路很不方便，必须要两个人搀扶。他的爷爷和爸爸，江山都是马上得来的，朱棣自己上马能开弓，下马能治国，没办法喜欢这样的接班人。更可怕的是，这窝囊的老大却有了两个能干而不安分的弟弟。尤其是老二朱高煦，老爸兴兵南下，和建文帝夺江山时，身先士卒带领军队做先锋，直逼南京，功劳赫赫。在这场战争中，有一次朱棣对自己喜爱的二儿子许诺，你大哥身体不好，你好好干，江山迟早是你的。
高炽最终能入承大宝，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仁宗的长子朱瞻基。高炽的皇后张氏也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用古代命书的说法，有“旺夫命”。
《明通鉴》记载，张氏自从嫁给仁宗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这对公婆的喜爱。明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明成祖很生气，命令减少太子在宫中的膳食，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据说是因为张皇后的缘故。——婆媳关系是大家庭第一大难题，这张皇后能让婆婆开心，凭这点就知道她不是等闲之辈。明朝和宋朝一样，外戚很难干政，而且多贤后。
老爸给仁宗规定的减肥计划没见什么成效，你想想，人到中年再减肥何其难也，减肥无非是个姿态，做给老爸看看。高炽当了皇帝后，虽然因为封建礼法，不能公开对老爸有非议，心里恐怕腹诽不少。由于他一生都活在老爸的阴影下，对老爸喜欢的长孙——自己的大儿子朱瞻基，大概有点怨屋及乌的因素在里面，反而不喜欢，自己喜欢被封为襄王的第五子。朱棣生前，一再显示他立高炽为太子是因为自己喜欢长孙，而且明确向臣民表明他的态度，将来继承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瞻基。——这种隔代指定继承人的行为，剥夺了仁宗自己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对他自尊的伤害可想而知。
史载，永乐帝朱棣数次出征，都带着皇太孙瞻基。永乐十二年（1414年），“庚寅，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上语诸侍臣曰：‘皇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宜历行阵，俾知兵法，且可悉将士劳苦，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每日营中闲暇，卿等仍与之讲论经史，以资典学。’”对孙子的培养远比对儿子用心。
因为沾儿子的光才当上皇帝的仁宗，对儿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可以理解。可是，后世有人断言如果仁宗再多当几年皇帝，可能会废除太子，我认为纯属臆猜。仁宗对儿子感觉不爽是一回事，可废除长子继承权再选另外儿子继位又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是个人的感情，后者涉及整个朝廷政局和大明江山，涉及自己身后的评价，朱高炽不会这样冒险。在父皇在世时，他在几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惊无险，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但毫不糊涂，做事极有主见，且“忍”的功夫一流，关键时刻形势非常理智。
这样的老实人才是大聪明。
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自己的老窝北京城（当时称“行在”，还没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这老皇帝对太子已经有倾向性意见，一般的办事人员会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秦始皇、隋炀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
小儿把戏引出的大祸(1)
明宣宗在明代多位性格或阴毒或乖戾或懒惰的皇帝中，算是一位好皇帝。他性格仁和，而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在位十年，是明代政治最为清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明通鉴》评价道：“即位以来，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
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皇帝，杀他的叔父朱高煦，手段却残忍之极。史载，他命令将一个大铜缸罩在朱高煦身上，缸上积炭燃烧，火旺铜熔化，朱高煦在里面被活活烧死。朱高煦的几位儿子也一并被杀死。
导致宣宗如此对付他叔父的，直接原因是看似一次类似儿童玩打架的把戏。宣宗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煦，朱高煦趁当皇帝的侄儿不注意，出腿使了个绊，将其钩倒在地。
朱高煦和侄儿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永乐朝。永乐帝朱棣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而器重老二高煦。因各种因素促使下，好不容易立高炽为皇储，但老二联合老三，千方百计想把太子搞倒。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对于这一既成事实，高煦、高燧仍然不死心。享位不到一年的仁宗驾崩时，太子瞻基正在南京，闻讯往北京赶。两个叔叔阴谋发动政变，图谋在路上伏兵劫持太子，没有得逞。这时仁宗装着不知道，并未计较这件事。朱高煦回到封地乐安后，未尝一日忘记反叛，约好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一起造反。宣宗亲征，大兵驻扎在乐安城外时，还想给叔父一个机会，写了封信送过去，说，现在大兵压境，王若交出阴谋策划你造反的人进献朝廷，则朕与王尽释前嫌，施恩礼待和过去一样。并且提醒他，小人侍奉藩国，就想借造反谋取更大的富贵；要是事败不成，又会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藩王身上以图活命。王如果执迷不悟，大军往前推进，一战就能把你擒获；你手下的人也许会把你作为奇货，绑来献给朝廷邀功，那时候朕想保全你的性命都做不到了。
这封信可谓写得有理、有力、有节兼有情，朱高煦看到大势已去，献城投降，宣宗赦免了所有胁从之人，将朱高煦软禁起来。——这已经够宽大了。
朱高煦要是个明智的人，此时应当彻底认输，老老实实颐养天年。永乐帝没死的时候，和哥哥仁宗争继承权，虽然以弟弟觊觎长兄，有悖礼法，但毕竟机会均等。可等哥哥当了皇帝后，再传给侄子，此时大局早定，君臣之分已明明确确，再造反没有任何合法性，再加上仁宗父子执政深得民心，此时反叛基本上是自取灭亡。
朱高煦当年在老爸和孝文帝争江山时，立下很大的功勋，应该不会太糊涂。可在世上最大的诱惑面前，便失去理智了。此时已经成了个囚犯，没有任何翻本的机会，侄子表面上还客客气气来看望自己。为什么使出那种幼儿园小孩打架的伎俩，绊倒皇帝呢？皇帝有左右护卫，这个小把戏根本不能要皇帝的命。这种行为仅仅只能出自己心中一口恶气，可代价实在太大了。
大约朱高煦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兴兵造反，侄儿都原谅了，现在搞这么个小动作，估计他不会放在心上。错了，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这位深孚民望的侄儿。宣宗一再原谅两位叔父，除了性格的因素外，大约还因为他考虑到，自己能坐上的这个龙椅，有叔父的贡献，当年靖难之变中，叔父确实功不可没，他不服气总想翻本可以理解，再说自己也不想背上骨肉相残的恶名。这一回看上去是个儿童打架的小把戏，可直接伤害的是皇帝的身体。——说一千道一万，身体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这一下脾气再好也不能忍受了，便一下子雷霆大怒，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了叔父的全家。
历史上有许多此类因为小事而影响大局的故事。闯王进北京城后，吴三桂还手握一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山海关，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李闯和清朝的力量消长。此时，李闯和清朝都向吴三桂伸出橄榄枝。经过再三考虑后，囿于夷夏之别的吴三桂已决定投奔李闯，可在这关键时刻，京城传来消息，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闯给霸占了，于是演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一幕，他投奔了清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可能不理解，那个时代再美丽的女人也是玩物，用得着为了女人背叛自己的民族吗？
这件事和朱高煦钩倒宣宗罹祸可以类比。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己身体和自己女人的安全与否，最能直接、集中体现自己的尊严是否有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否有保障。一个连皇帝身体都敢伤害的人，你能指望他洗心革面、认罪伏法？一个连自己的女人也敢抢的造反头目，你能指望他江山坐稳后宽厚而诚心地对待自己？何况明宣宗早就恨叔父恨到咬牙切齿，而吴三桂也在大顺和清朝之间徘徊了好久。两件“小事”促使明宣宗和吴三桂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朱高煦和李闯，也算是一代枭雄，可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大约再叱咤风云的男人，在最大的仇人或最好的玩具面前，也很难抑制住男童式冲动：打他一下或者把玩具抢过来。这种冲动冲淡了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深谋远虑。
少年皇帝的职业困惑(1)
打心眼里说，我一直喜欢正德皇帝明武宗。民间的戏曲和传说，有关正德皇帝的实在太多，小时候看过《游龙戏凤》，讲正德皇帝看上李梅娘，让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半大小子有无限的遐想：多么浪漫的故事呀。
稍稍长大后我才知道，对皇帝来说，浪漫是最不应该具有的一个特点，浪漫几乎是政治这个行当的最大软肋。政治只有得失计算和合纵连横，而浪漫是出自真实的情感，完全是和政治反着来的。史书对正德皇帝的评价是荒淫无度，不堪人主。是呀，他十四岁登基，这是人生最叛逆的青春期。让他掌握亿兆黎民的命运，让他带领文武百官坚守大明的万里江山，实在是一件艰巨而无趣的事情，一点也不好玩。
当然，有人会说康熙这样的天纵英才，童年时就登基，学着当皇帝，十六岁就剪除鳌拜，成为一代英主。这只能说，在做皇帝这项特殊职业方面，康熙比正德皇帝更合适而已，他生下来就是职业皇帝，而正德帝不是。
正德皇帝所做的一切荒唐事，如果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都能找到合适的答案。一个正处在躁动而郁闷的成长期的孩子，突然给他最大的权力，他把这权力当成一个玩具，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他一次在元宵节赏灯，不慎宫中起火，他不但不命令抢救，反而大叫：“好一棚烟火。”他不喜欢那个束缚他的紫禁城。——这样被围墙围起来的小天地，少年人谁也不会喜欢，包括《闰土》中的鲁迅。他喜欢去京城北郊的豹房和北部边疆宣府镇国府，他把这两个地方称为“家里”，其他人看来这是错认他乡当故乡，而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才是的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故乡。豹房有无数的美女和美酒陪伴他，而宣府的镇国府，则是他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府邸。这是少年人的另一个梦：成为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情欲和武力，是少年男儿最钟情的两种美。那些说正德皇帝荒唐、顽劣的人实在不能理解，后宫三千，你如何享受都够了，为什么还要去勾搭民间的村姑？皇帝是这个世上最有权的人，为什么还要做皇帝管辖的将军？
指责正德皇帝的人忘了，人性是很复杂的。职位、美色、财富并不能带来成就感。因为是孝宗的独子，他自然要继承皇位。皇帝这个职业不是他凭本事得来的，而是他的血统的衍生物。因此天子的权力和后宫，只是权力的附属物。这对一个不安分的少年来说，是很没有意思的，如果凭自己的才貌去诱惑一个陌生的村姑，凭自己的本事去带领一支军队，这才能真正获得成就感。
此类的荒唐皇帝还不少，比如说明朝的熹宗，不喜欢当皇帝喜欢做木匠；南唐的李煜，是天才词人却是混蛋皇帝；宋徽宗是书画和蹴鞠高手，可是当皇帝太昏庸。后人感叹他们没有干自己合适的职业。应了一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这类有着另类天才的皇帝，有个共同点，他们的性格和爱好在少年就显露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因材施教，而赶鸭子上架，酿成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江山打下了，当然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可当皇帝是个从政的行当，不是哪个人都合适。而在明朝是嫡长继承制，也就是说，皇长子哪怕不具备从政的潜质，也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皇帝。有的培养是成功的，有的培养的是失败的。明朝更是如此，老大当了太子，老爸的皇位谁也不能去争，不管这太子合适不合适，其他的弟弟只能醇酒美妇，逍遥一生。对这样的接班人制度，有人不服气，比如洪武帝的四儿子朱棣，于是起兵南下自己夺了皇位。如果只有一个皇子，那就没有选择了，不管是乌龟还是王八，江山只能给他了，哪怕是正德帝这样的叛逆少年。
清代皇室的继承不同于以前的朝代，它立贤不立长，老爹观察很多年，感觉到谁最合适当皇帝治理万民，然后在“正大光明”牌坊后留一道遗诏，把天下交给这儿子。所以今天看来清代的皇帝敬业的多，因为人家选择的就是适合皇帝职业的人。当然这种制度也带来一个后果，老皇帝的儿子谁都有机会，于是就会上演争夺继承权的大戏。到了清朝后期，皇帝子嗣不蕃，就一根独苗，不管合适不合适，江山都得给他。最后江山给了和正德皇帝差不多的同治，这个爱逛八大胡同的少年皇帝，没留下后代便死了。
中国过去的老百姓，养儿子也有点清朝皇室量才培养的味道。几千年来读书应科举当官是男人最大的出息。一家有几个儿子，肯定是优先培养那个读书种子去赶考，如果家境不太宽裕的话，别的孩子恐怕就会被牺牲读书的机会，所谓“秀者读，朴者耕”。当然如果家境好，就广种薄收，儿子们都去读书，总会出来一两个。
到了今天，虽然大家都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但众家长还是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名校好专业，然后出国当海龟。二十年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法律、金融、计算机、艺术吃香。尤其是现在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孩子，不管这孩子是否适合当律师、金融职员、歌星还是IT从业人员，都软硬兼施把孩子往这些路上引。
独生子女们，承受着父母先入为主的职业要求，其实和那个充满幻想的浪漫皇帝正德帝一样，你不喜欢也得硬着头皮做下去。否则就是没出息的儿女，正如史家指责正德帝的荒淫一样。
正德元年君臣对抗的游戏(1)
上文讲到正德皇帝少年登基，对他本人和明皇室而言，都是别无选择。孝宗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皇位只能传给他。如果他在当皇子时处心积虑和众兄弟进行竞争，好不容易才坐上龙椅，大约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如唐太宗经过“玄武门之变”，铲除兄弟登上大位；或者如清代雍正帝在九王夺嫡中胜出，即位后都是十分勤政的，把自己的江山看得很重。通过竞争赢来的苹果吃起来才香呀。如果是个五六岁就登基的儿童，如后世的顺治、康熙，他们当皇帝时因为太小，不能自主，有摄政王、顾命大臣或太后看管着，明明白白当若许年的“傀儡”，而且在即位初年，只是一个儿童，没有能力去干荒唐事。
这正德皇帝的皇位来得太容易，且是在不大不小的青春期即位，正处于好动好玩爱幻想的时期，且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儿童，他这个年龄可以名正言顺地亲政。就如一个不知道稼穑之难的少年突然继承了万贯家私，家里的其他人自然很担心他败家，于是想方设法把他往勤俭持家的正道上拉。
明孝宗遗留下的文臣集团，在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天起，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祖宗的礼法和道德来约束少年皇帝，来将这个贪玩的少年训练成尧、舜那样的君王。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理论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制约皇帝的只能是给他一遍遍讲大道理，让他自省，让他惭愧，让他明白众大臣的苦口婆心。
以大学士刘健为首的文臣集团，和皇帝的紧张关系从正德元年就开始了。撇开他们的君臣关系，来考察双方的“交锋”，就感觉到是姥姥、姥爷、叔叔、阿姨等长辈联合起来，一起教导一位父亲早逝而继承家产的少年，要好好读书，做爸爸和爷爷那样有出息的男人，不要和不三不四的野孩子混在一起；或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整天看着顽劣的学生，让他呆在教室里好好做试题，或阅读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防止他走入岐途，看黄色书籍或进网吧。
这种“望子成龙”的拔苗助长培养方式，往往加剧少年的逆反心理，他在社会上的“损友”唆使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想办法逃避大人的教导，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干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最终的结果则是因为教导者心情太急迫、方法太简单，使具有逆反心理的少年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何况这些相当“帝王师”的文臣，面对的不是个普通少年，而是万岁爷，教育的难度就更大了。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短短的十二个月里，文臣上书措辞严厉地教育皇帝如何做一个明君的，就是几十条。
众文臣在皇帝登基第一年教导正德帝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要好好读圣贤书，学会做圣贤之君。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奏请皇帝恢复经筵（大臣给皇帝讲古典经史）。因为正德帝以冬天太冷为理由暂停了经筵。可恢复没几天，三月，刘健又上奏，说经史开讲以来，皇帝您不时传旨暂免，理由是要去朝拜两宫太后，然后讲了一大套道理：“两宫以宗社为念，见皇上勤于讲学，亦必喜动颜色，今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年九月，正德帝以自己正举行大婚，要停免中午的讲读，刘健等人又上表说，先帝的旧例，每日要再进讲一次，而且“四书”是圣贤治国的大道理，实在应该熟悉掌握等等。
二是要勤于政事，不要贪玩。文臣们把一个少年看成天生就对社稷江山负有无限责任的职业皇帝。四月，英国公张懋联合六部和五军都督府一起上疏，又是一番大道理。大意是：“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忧勤而兴，骄佚而坏者。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成王初政，周公作《无逸》以训之。诚见夫废兴之机，于此系焉，不可以不慎也。”此类奏章多不胜数。
三是要俭朴节约，不要奢靡浪费。少年人喜欢胡乱花钱，正德帝也不例外。他动辄就随便赏赐，或者以孝敬两宫太后为名、操办婚礼等理由要户部掏巨款。户部会同其他大臣一次次给皇帝算账，告诉他国库银根吃紧，不可随便花钱。
四是要有安全意识，好好呆在宫里，要远小人亲君子，不要随便出宫鬼混。这位好动的少年皇帝喜欢出宫骑马打猎，这个爱好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锻炼身体，熟悉行伍，当年汉武帝年少时在上林苑也玩这种游戏，关键在于好好地引导。可文臣们上书都从很高的政治高度来指责皇帝这是不良嗜好。张懋进谏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这样注意安全是因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岂止是千金之子？万一骑马有失，那该怎么办呀？兵科一名给事中说得更加明白：作为皇帝不应该有其他嗜好，骑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们不能明明白白说皇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适合当可汗的皇帝(1)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十五日，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在开阔的水面上划船打鱼，这些人衣着华贵，举止优雅，周围旌旗蔽日，侍卫如林，显然这不是普通渔民为了谋生的渔业活动。谁知道乐极生悲，船突然翻了，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进水中。旁边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窝似的，叫声震天，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把青年人搭救了出来。
青年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染上了重病。这个人就是当时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二年三月，他便死在自己钟爱的豹房，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过继任何一个侄儿辈作为儿子。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危机，群臣商议，将他皇族的一位堂弟从封地湖北钟祥弄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最后才闹出了把整个大明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事件，朝局元气大伤。
正德皇帝为什么不好好地呆在北京，而出现在了大运河上面呢？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热爱自己治下的任何一寸大好山河，就是不爱他最应该呆的地方——紫禁城，即使不得已在北京，他大部分时间也在紫禁城外的豹房，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美女以及宠爱的太监、卫士厮混在一起，而冷落那些一心想他临幸的后宫以及总想给他讲治国之道的文臣。
这次正德皇帝南下是因为江西南昌的宁王造反，他听到后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这位酷爱舞刀弄枪的万岁爷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率兵打仗了，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可是出了北京不远就接到快报，宁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擒拿，皇帝没必要亲自动手了。可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机会，哪能放弃？他毫不理会，照原计划南下，于是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去锦绣江南闹了一年。
在此之前，他已经给自己起了另一个名字朱寿，并自己封朱寿为威武大将军，总领天下兵马。他曾带领部队去了宣化、大同一带，和蒙古骑兵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让皇后、大臣们担心个半死。
到了明代，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僵化的程度，武将的地位日益衰落，在道德治国的理念下帝国靠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运行。因此理想的皇帝就应当是一个温和文雅、喜欢文牍和政事的谦谦君子，最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皇宫里看奏折，和大臣商量国家大事。
可正德皇帝似乎就是专门和这种礼仪文化、农耕文明反着来的一位君主。他不像一位华夏天子，倒更像一位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大可汗。他的一切爱好和审美观接近草原而疏远耕地。
比如说他从小就爱骑马射箭，爱身履险地，甚至亲自去驯服狮虎。这用大明的流行价值观来说，不是一个皇帝应该做的，这种冒险是胡闹是荒唐。而在草原上，大汗的子孙们从小就跟着长辈出去打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不配做骑士，更不要说继承汗位了。
在游牧民族中，大汗和王子亲征是常有的事情，非如此就不能激励士气。成吉思汗一生无数次带头冲锋陷阵，即使他统一蒙古高原后，对他的子孙也是这样要求的。横扫欧亚大陆，一直打到多瑙河上那次远征就是著名的“长子西征”。从大可汗开始，王公贵族都派了自己的大儿子去参加那最艰苦最危险的征伐。游牧民族没有千金之躯不履险地的说法。
汉族的天子尤其到了明代，实际上是个大囚犯，被无形的枷锁捆在皇宫里，而草原上大可汗的王帐可设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地方。正德皇帝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建在北疆边塞宣府的大将军府。那个地方离草原最近，时时可能受到蒙古骑兵的侵扰，在那里正德帝也许更能感觉到一种金戈铁马的气息。
明帝国是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特别讲亲疏之别、讲妇女的贞节，一般男人结婚对新娘的要求是，悠悠万事，处女为大，而正德皇帝根本不讲这个。他对那些以处女之身选进皇宫的少女不感兴趣，而对已婚妇女、寡妇却兴趣颇高。有一个军官叫马昂，他的妹妹已经嫁了别人并怀有身孕。此女子貌美而善于骑射，并擅长胡乐。这正是正德皇帝最喜欢的，他一见倾心，便把这个怀孕的有夫之妇纳入豹房，倍加宠爱。这在文臣们看来，可是关系到大明社稷的大事，皇帝什么女人没有，哪能爱上一个怀上别人孩子的女子？尤其是皇帝自己还没有亲生儿子。于是上书苦谏，并拿出秦始皇嬴政的例子，说吕不韦将怀上孕的赵姬献给秦国公子子楚，最后生下了“野种”，窃取了秦国的江山，可正德帝丝毫不当回事，这真有成吉思汗之风。铁木真年轻时，刚刚结婚的妻子孛儿帖被敌人抢走，怀上了敌人的儿子后又被铁木真抢了回来。敌人的儿子生出来后，铁木真不但没有遗弃，反而把他作为长子养大，后来成为铁木真征战四方的一个得力助手，铁木真照样给这个儿子很大的封地，这在汉族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大明重宗法，正德帝偏偏不把宗法不当回事。自己没有儿子毫不在意，按照宗法制度完全可以过继同族侄儿，可他也不这样干，却到处认异姓的干儿子。
我估计，正德皇帝没准羡慕自己北部的敌人——那些游牧民族首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率领骑兵四处征战。在大明朝廷，他是孤独的，他羡慕的生活方式，在饱读孔孟之书的文臣看来，是没教养的，是落后野蛮的。
朱厚照生错了年代，如果他生在皇族有突厥血统、朝野有尚武之风的大唐，他也许会有一番作为。
朱厚照也生错了地方，如果他生在天似穹庐莽盖四野的草原上，没准是个英武的可汗。
可惜他生在16世纪的中国，生在那个被红墙圈起来的紫禁城，变成个“荒唐皇帝”。
继承资格的解释权(1)
拙文《莫问帝王家务事》在博客上发布后，引发了一些朋友的争论。皇家的家务事该不该管？如何管？我们都知道，帝制时代皇室是家国一体的，家事即是国事，家事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与否。为臣民的都希望继承皇位的是扶苏而非胡亥，是杨勇而非杨广。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皇室家务事。拙文笔调有点揶揄叶伯巨、解缙，但绝非讽刺挖苦这两位。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精神禀赋和思维方式，何况那个年代距我们已经六百多年。
有朋友在讨论中提到明代一些大臣，为了搞明白皇帝的老爸究竟是谁，弄得要死要活，整个朝政也为此搞得很不堪，这场争议直接影响此后大明朝的兴衰。这就是嘉靖朝最大的事件——“大礼议”之争。
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哪个，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可在那个时代，父子关系绝不仅仅是血缘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生物学的知识来判定，而是用礼法来判定。直到民国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长房如果没有儿子，那么其他房的兄弟家儿子，必须过继一个给他以承香火，且一般是长子。钱锺书的大伯没有儿子，他就是被过继给大伯的，童年时大伯对他的关爱远甚于他的亲生父亲。
“大礼议”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明孝宗享国十八年，以勤政宽厚尊重士人儒获得臣民特别是士林的赞誉，可他和大多数明代皇帝很不一样的是他不怎么好色，不纳妃子，这一夫一妻的结果是孩子不多，生了两子三女——在皇室中，皇后一个肚皮生出五个孩子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二皇子早夭，而大儿子继位后，便是有名的荒唐皇帝朱厚照，这是个从小患多动症的愤青，和他父亲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不安分，行事怪异，又好声色。他父亲因为女人少，儿女不多，他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身旁的女人太多，把身体掏空了，三十一岁就死了，没留下一男半女，而且他又没有兄弟和侄儿。孝宗一房的皇祚看来到这里就断了。大臣们一商量，就把孝宗的兄弟兴献王德儿子，十五岁的朱厚熜过继给孝宗，变成了武宗同一房的弟弟，入承大宝，是为嘉靖帝。按照礼法，既然给伯父做儿子了，那么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叔父了，是自己臣子。——这把戏在清代的光绪、宣统两朝也都玩过。如果是刚生出来不久就过继给伯父，那么情况要好一些，毕竟有养育的亲情。可现在人家已经十五岁了，懂事了，又在原来父母府中长大，让他把昨天还叫爸爸妈妈的改叫叔叔婶娘，而把死去的伯父叫爸爸，心里很别扭。从嘉靖登基的第一天起，这个大难题就围绕着明廷的君臣。开始皇帝还给那些效忠孝宗、护卫礼法的文官一点面子，虚以委蛇，可等位子坐稳了以后，就不客气了。他把自己至死也是个藩王的亲生父亲追认为皇帝，入享太庙，亲妈自然就是太后了，而把他所承继皇位的孝宗称为“皇伯考”。——这就意味着孝宗这个大伙儿很感恩的皇帝是个绝户了。而且在以礼法治国的明代，这是皇帝带头坏了规矩。为此，许多官员辞职回家，一些官员被打屁股打死，或者被流放。
当然，嘉靖皇帝要破坏祖宗礼法，也一定会在礼法中让马屁官员寻找理由，而且强调的还是百善之首的“孝”，强调人伦之情，不能让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称臣。
嘉靖皇帝最真实的意图是“继统不继嗣”，也就是说当皇帝当然可以，给别人做儿子没门。而那些不想让孝宗绝后的文臣的理由是，这龙椅是孝宗传下来的，不当他的儿子，就没有继位的资格。而嘉靖认为，龙椅最早是老祖宗太祖高皇帝传下来的，大家都有份，我也能继承，我爸爸也有资格追认为皇帝。
这一场现在有人看来很无聊的争端，在那时在看来可是悠悠万事，唯此最大。它涉及继承资格的解释权在谁手里——你说这事大不大？
因为在帝制时代，手握兵权和礼法的解释权是最重要的两件事。兵戎相见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能随便用的。汉代刘家、明代朱家自家人动刀抢也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在同一家族里，夺了兄弟的江山后，必须用解释权去修饰，去抹平，显得自己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而非得位不正。这和第一代皇帝打江山不一样，那是抢了别人的江山，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便能解释。#p#分页标题#e#
明代的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朱棣就给他们的后代子孙做了一个如何解释自己具有继承资格的范本。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死在自己前面，伤心之余他把皇位给了朱标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孙——建文皇帝。建文登基后，便追认自己的父亲为孝康帝，进太庙。因为直接从爷爷那里接班总是不太顺，而父亲虽然生前未登基，可是有皇帝之名，自己继位后，这个权力传承的路线图就清楚了，祖孙之间的空档被补起来了，权力来源经得起礼法和臣民的考问。
朱棣把自己侄子的皇位夺取后，就面临一个宪法性难题，叔叔总不能继承侄子吧。当然，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他首先废除了哥哥朱标的皇帝称号，依然称故太子，这就等于在建文帝继承权力的流程中间挖了条人工河让原来的水改道了——你老爸没有当上皇帝就死了，你没资格继位。那时候你爷爷还在，太子死了别的弟弟可以顶上去，我是你老爸的弟弟，所以我当皇帝是继承我老爸也就是你爷爷的，与你无关，当皇帝我比你更有资格。因为这种考虑，朱棣废除了建文纪年，朱元璋只当了三十一年皇帝，建文帝当了四年，可建文四年被朱棣变成洪武三十五年。也就是向天下宣布：这四年，洪武帝虽然死了，但是还占着皇帝的名号，接下来便是他的四儿子朱棣的永乐纪年了。
那么，假如后人会问，这四年建文帝是干什么呢？朱元璋死了好几年，为啥还用他的年号？那么解释为：朱允炆那小子虽然在龙椅上坐了四年，但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是替朱家暂时看管了几年江山，他不算真正的一代帝王。
为什么朱棣那样恨方孝孺，要诛他十族，方的不合作可非同寻常，是在质疑朱棣掌握最高权力。而另一位臣子杨荣在朱棣攻占南京，迫不及待去皇宫即位时，挡住朱棣的马，问：殿下是先去即位还是先去拜谒先帝陵墓？一语惊破梦中人，这句话是提醒朱棣要去马上“补课”，先拜谒了父皇的陵墓，便是合法即位了。朱棣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当然从善如流，而且从此十分器重杨荣，因为杨荣的及时提醒是在修补他的合法性。
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承继，要合乎“三统”：道统、法统、血统。道统看上去很简单但却最玄妙，天意还在某某家。法统则是权力来源程序合法，是老爸指定继承的，不是自己抢的。——而明朝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连皇帝确立皇储也不是随心所欲，永乐帝和万历帝都想把皇位传给更钟爱的非长子，在强大的“程序法”面前，只好作罢。“三统”中血统最重要，必须是老皇帝生的，前两个统可以“补课”，这个统没法补课。要异姓为帝便是改朝换代的大动静了。
尽管嘉靖皇帝违背礼法，永乐皇帝夺侄子皇位，用皇权来控制解释权，但毕竟人家还是血脉相连，勉强说得过去。
“大礼议”与现代西方选举(1)
“大礼议”是明代嘉靖朝最重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它不仅影响到嘉靖和整个文官集团的合作关系，中断了嘉靖继位之初势头很好的中兴气象，也影响到嘉靖皇帝执政后的心态以及对身后大事的安排，直接影响到隆庆、万历两朝。那么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明之衰亡，始于嘉靖，万历朝将衰亡的速度加快，而崇祯朝见到了最后的恶果。
所谓“大礼议”，就是继位后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称自己的伯父孝宗为父亲还是伯父，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父亲还是叔父。现代人看起来是个很无聊的问题，谁是真正的爸爸，人诞生后第一天不就明确了吗？这是“现时观念”导致对历史的不正确判断，用现在的流行价值观去看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事件，往往谬之千里。（前文已详述）
可是大明朝没有如现代西方的王室如英国、西班牙那样，将老国王的子孙辈按照血缘、长幼排了序：谁是第一王位继承人，谁是第二、第三……第一继承人死了，后面依次递补就行了。大明朝首先当然得重视血缘，血缘关系是维系皇权社会家天下最重要的关系，但这不是唯一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名分。名分实际上就是把血缘关系进行精美的包装，使其符合礼制。
武宗死了后，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起了遗诏，以大行皇帝的口气，让武宗的堂弟弟，远在湖北安陆府的朱厚熜“嗣皇帝位”。可当时十五岁的嘉靖帝已经表露出他执拗而不妥协的风格。因为当时大臣准备以迎接皇太子的礼仪请嘉靖进从东华门进皇宫。嘉靖说，我是来做皇帝的，不是来做皇子的，坚决不干，宁愿不进紫禁城，这下大臣们没办法，只好折中一下，让他从大明门进，以朝见太后即武宗的皇后嘉靖的堂嫂为名进宫，规避了这个难题。
但实际的问题是规避不了的，多数文臣认为嘉靖帝是首先过继给伯父即已死去十六年之久的孝宗做儿子，然后因为他的哥哥武宗死了没有后代，他才获得即位的资格。这样自然要称孝宗为爸爸，改称自己的亲爹亲妈为叔父叔母。这对一个已经长大懂事，和父母感情很深的少年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皇位诚可贵，亲情价亦高。嘉靖帝认为自己只是继位，而不是过继给伯父当儿子，即“继统不继嗣”。嘉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堂哥哥当儿子吧，那么又凭什么拐个弯一定要给死去的伯父当儿子？伯父这个长房，但凡有男性后代，你们怎么继承皇位，嘉靖没资格眼红。可是伯父这个长房成了绝户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宪宗的亲儿子，自己是爷爷活着的孙子中年龄最大的，当然有资格自然继承爷爷传下来的江山，为什么非得给伯父当名义上的儿子，才有资格？嘉靖此类理由和今日西方王室按皇位继承的顺序依次递补的做法很接近，也没什么不对。可是大臣们不干，认为有违礼制，一定要让嘉靖帝把自己的父亲当成叔父（皇叔父兴献大王），嘉靖帝很生气地说：“父母的称号，怎么能改来改去？”嘉靖帝这种感情，应当是很符合人伦之情的，可是建立在人伦基础上而将其理论化的礼制，却让人违背最基本的人伦之情，嘉靖帝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两难，尊重礼法是孝，维护人伦感情也是孝，如果这两者冲突了，该怎么办？
这帮大臣以为嘉靖这个从湖北小地方来到京城的农村青年，很好摆布。他们错了，皇权掌握在任何人手中，都有巨大的能量。经过很多年的拉锯战，最后是嘉靖完胜，不但保住了自己生父的“爸爸”称号，还追认亲父为皇帝。——至今还埋在湖北钟祥的嘉靖帝生父，其坟墓称陵。也就是说，大明皇帝，除了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湖北还多出这样一个由儿子为死去的父亲争来的帝陵。
“大礼议”谁是谁非，后来的史家争论不休，硬要给历史事件作出简单的对错评价，是没多大意义的。“大礼议”事件之所以影响这么大，可见明代所谓的礼制是多么重要。谁是爸爸谁是伯父叔父关系到嘉靖帝皇权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明帝国是个皇权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权柄，文臣在“大礼议”中和皇帝斗争，没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从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论支持。可是这些“案例”的结果并非完全一样，所以皇帝和文臣双方都从历史上找对自己有利的“判例”。大臣们认为自己的主张合乎礼制，可他们的说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规矩的做法。比如永乐帝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争夺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进了南京还假惺惺对方孝孺等人说他是要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只是成王被烧死了，他这个周公只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这个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儿子还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孙把孝文帝的儿子圈禁了半个多世纪。“礼制”只是表面文章，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手中的暴力。说白了，有关礼制的争议，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标这个长房还有男性后代的时候，就敢自己做皇帝，并认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传下来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时，伯父孝宗已没有男性后代，他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继承，非得给伯父做儿子，拐个弯才有资格入承大宝呢？
嘉靖帝和文臣们各执一词，谁都有理。对这场争端，没有一个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决机构来裁决，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嘉靖皇帝赢了“大礼议”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代国家，国家元首产生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危机，但由于政治文明的程度远高于中世纪，在宪法的框架下，有一整套公开透明的解决程序。如对美国的总统在任时死亡或被罢免的处理办法，非常清楚。总统任期中死了，副总统继承，副总统同样死了，后面还有众议院院长。
在几年前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竞选总统中，选举人票非常接近。最后一个州的计票极为关键，结果是布什以微弱优势险胜，走进白宫。民主党当然不服气，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布什的总统合法性会被人质疑。而布什和戈尔是争议的两方，他们之间谁也不能做裁决者，最后由中立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裁定选举合法。对法院的裁决，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服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尽管皇帝赢了，但当时和后世不服气的很多，那是因为在这场争执中，嘉靖帝既当了运动员，又当了裁判员。
假客气的游戏(1)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驾崩，没有留下子嗣，遗诏宣布由他生前十分喜欢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这当然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无论是遵循先帝的遗愿，还是按照皇室血统的排序，朱由检都有十分充足的资格入承大宝。
作为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年轻人，朱由检自己又何尝不想当皇帝。年少无知时，他和已经登基的哥哥熹宗在一起玩耍时，童言无忌对哥哥说，你这个官能不能以后让我也做做。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威风，这个危险的玩笑竟然没有引起忠厚的熹宗震怒，反而乐呵呵地哄着弟弟说：行呀，我做几年后再给你做。——真是一语成谶，这位子果然留给他坐了。
按照帝制时代的惯例，有了遗诏并不等于就可以马上即位，还必须有宗室王公、文武大臣的劝进表才行。这个容易，新主子即将上台，下面有的是表现积极、想给将来的皇帝留下好印象的人，草拟劝进表的，必定是德高望重、劳苦功高的前朝大臣，且这也是他为官生涯中莫大的荣誉。
可是，劝进表上了三次，前两次都被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帝回绝，理由不外乎是，皇兄刚刚崩驾，自己内心异常悲伤，哪能在这种情形下做皇帝，听起来诚挚而能让人感动，可见做弟弟的友悌之情。大臣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将继续上表，直到即位者答应为止，等到第三次上表，崇祯帝装出一副没办法了，大伙太殷切我不得不挑起重担的样子，答复说：
“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而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
好一个“勉以所请”！其实个中奥妙，即位的人明白，劝进的大臣们也明白，彼此谁也不点破，煞有介事、心照不宣地玩一场假客气的游戏，这个游戏越逼真效果越好。每次先帝驾崩新皇即位前，都会有这么一场戏，千百年来都这样玩着，没谁觉得荒谬，似乎已成了历代帝王必须要遵循的习惯法，江山可以易主，而这个把戏玩起来的程序却几乎没有变化，这大概是我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之处吧。不仅仅是同一皇室的皇位更替，即使是异姓之间的革命、篡位都是如此。崇祯的祖宗朱元璋，带领众人打下一片锦绣河山，目的还不是自己当皇上？哪个大臣如果觊觎就要到手的龙椅，他必定死亡葬身之地，而且朱元璋当时完全可以不当皇帝，他和龙凤王朝的皇帝韩林儿有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可他让廖永忠等人去迎接韩林儿，让这位傀儡皇帝不明不白淹死在江中，扫除自己当皇帝最大的一个障碍。就这样一个想当皇帝都快想疯了的人，当皇帝的理由是“以群臣推戴不已”。曹丕篡了刘家的皇位，也就罢了，还非得让献帝自己下禅让的诏书，讲天命已不在刘而在曹，自己德薄才钝不堪人主，为了天下苍生须让位给曹，曹丕照例要推让两次。
如此残酷的权力争夺，外表非得要蒙上假客气的套子，何其滑稽。所以曹丕在登皇帝位时，恍然大悟，被后人称颂不已的尧舜禹禅让佳话，当初可能也就是在武力威逼下的假客气。因为那时候的史料很少，后人误以为所谓上古三代的政治文明建设真的那么好。
蒙元帝国兴起之初，在我们中原人已玩了千年的劝进把戏时，他们还是赤裸裸地打江山、做大汗，不会讲假客气。《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创业的历程，非常详细，写到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被尊为成吉思汗，独独少了大臣们劝进，大汗推辞再三的记载。
当时蒙古贵族不会玩假客气的游戏。成吉思汗当时大封功臣，他妈妈的一个养子，号称六弟的失吉·忽秃忽认为大汗哥哥给博尔术、木合黎等人的封赏太厚，自己心中愤愤不平，找成吉思汗理论，历数自己的功劳。成吉思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封他大断事官（最高司法官）。这在我们汉民族看来，简直是太野蛮了，太没有文化了。从下往上劝进，要玩假客气的游戏，从上往下赏赐，也常常玩这类游戏。开国君主大赏功臣，许多人照例也会推辞的，皇帝心中也很明白，会再次下诏让功臣“勉为其难”地接受封赏，像成吉思汗手下那样直白要封赏的，就会被人看成没教养的，且很有可能龙颜大怒而失宠。等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对这一套游戏很快也就驾轻就熟了。
直到今天，西方的洋人都没学会这种谦逊的美德。清朝的黄遵宪在美国目睹总统选举，他认为那些竞选工作太难让人接受了，竞选者一方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方面攻击对方的缺陷，黄遵宪认为这样的人怎能当一国之主？2006年的德国总理大选依然是这样，默克尔领导的基联盟以微弱多数赢了施罗德的社民党，谁当总理，如何组阁还没有商量好，便急不可待地宣称自己的政党取得大选胜利，哪有我们这种崇尚谦逊的中华文化先进？
我们这里不但皇帝即位需要劝进，皇帝自己想退休，大臣们和皇位继承者也要慰留，因为大家不知道老皇帝这样表示，真实的意思如何，是不是来测试一下大家的忠诚。谁草率地将其当成真客气，就该倒大霉了。乾隆即位之初，就发誓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爷爷康熙的六十一年，因此等他当完六十年皇帝时，便想做太上皇，将皇位传给后来的嘉庆。包括嘉庆在内的臣子们，那可是苦苦哀求乾隆收回成命呀，似乎没了乾隆主政，清朝的早晨就可能升不起太阳，好在乾隆这次是真的想退休，嘉庆得以顺利即位。
崇祯帝即位初期的忍(1)
皇帝是天下第一人，看起来口含天宪，权力无边，有时候也得忍耐。崇祯皇帝即位后，就不动声色地忍了很长时间。
崇祯帝朱由检是天启皇帝明熹宗的弟弟，哥哥做皇帝时他被封为信王按祖制居留在外藩。这天启帝是个没读多少书的糊涂皇帝，在位七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干木匠活，朝政委托伺候他长大的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最后权倾天下，称“九千岁”。天启帝虽然糊涂但性格厚道朴实，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弟弟由检，因此魏忠贤数次想构害信王时投鼠忌器，这一点在帝王之家是少有的。
天启帝驾崩后没有子嗣，遗诏命信王进宫继承皇位。朱由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独身进宫，被魏忠贤这些太监环伺，名义上握有天下之权，实际上连自身的安全未必有保障。刚刚进宫为天启帝守灵时，崇祯帝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忍着渴不喝宫里的水。真是难为这位十八岁的新皇帝。这番防备并非多虑，斧声烛影的宫廷变故史书上有的是。
当崇祯皇帝感觉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基本有保证时，还是不敢得罪魏忠贤。魏忠贤投石问路，让另一个权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帝好言慰留，稳住魏忠贤一派，可另一方面慢慢地消除魏忠贤的爪牙和强援，并巧妙地向天下散布某种信息。比如他将魏忠贤的对食（太监和宫女结成非实质性的伴侣关系）、天启帝的乳母客氏遣送出宫，这个客氏是魏忠贤能掌握大权的关键人物；把上书主张将魏忠贤的名位移入国子监和孔子一起拜祭的两位监生逮捕。
这两位监生估计是读书读得一脑袋糨糊。一个大字不识的太监，竟然有那么多读书人给他建生祠，把他奉承为和孔子、周公一样的人物，本身就是够无耻的，无耻也罢了，不能无脑呀。新皇登基，必定会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才能真正坐稳龙椅，旧朝的宠臣继续被宠是概率非常小的事情，何况魏忠贤搞得天怒人怨。这时候还要拍魏公公的马屁，不是自找麻烦吗？
崇祯帝的一番行为，立刻让大臣们嗅出点什么，特别是当年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残余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明朝的权争，基本上是阉党和文官集团之间展开的，皇帝靠文官来治理天下，却靠阉党掌握特务、警卫人员，监视百官，二者之间的争斗是皇帝愿意看到的。但文官集团道义的资源比太监多得多，太监完全依附皇帝一个人，皇帝一旦死去几乎就是无皮之毛了。天启朝阉党虽然赢了东林党，但东林党却一直博得民间舆论的同情，这时候要清除阉党，这种舆论的力量是很有用的。
魏忠贤此时只能步步败退，他能仰仗的技法就是“死人压活人”，因为他做的那些缺德事，都是打着先帝天启帝名义的，而天启帝待崇祯特别好，如果崇祯帝铲除魏党，平反错案就等于否定自己哥哥天启帝当年的施政，也等于说天启帝当年是个糊涂蛋。
魏忠贤不得已只能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崇祯帝顺水推舟答应了。这下魏氏弄巧成拙，一旦没有职务，真是墙倒众人推，弹劾他的奏章雪片似地飞到崇祯帝的案上，几乎人人皆欲杀，崇祯帝利用舆论的力量趁热打铁将魏忠贤贬到凤阳替皇家看守祖陵，看到大势已去的魏忠贤，在半路上自杀。
魏忠贤死了，按理说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坏事推到他身上就行了。但他提拔的官员还把持朝廷要津，崇祯帝如果不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将魏党除根，他的权力布局意图是很难达到的。魏党余孽当然要反击，他们的招数还是不外乎拿先帝既定政策做幌子。
可是，这世上总是活人最终胜死人的，聪明人多得很，完全可以绕过先帝已经做出的决定，将先帝的灵位高高供起来，而把他生前的政策措施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中国的封建传统政治中，新的权力布局、政治变革总是从平反冤狱开始。此举既能打倒旧势力，又能收拾民心，争取舆论。
此时，翰林院的编修倪元璐向皇帝连上奏折，不但要求为东林党平反，而且要求捣毁《三朝要典》。尽管这招有风险，但倪元璐看到了皇帝的心思，他比两个在魏忠贤快完蛋时还拍马屁的监生聪明多了。因为平反冤狱、新政实施不仅是人事上的变迁，还必须有理论上的突破，在古代就是“正名”。这《三朝要典》是天启朝在魏忠贤的主持下修订的国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进行定性的“正名”之举。在这个“正名”过程中，东林党人被当成奸邪之徒，魏党则是忠贞的国家柱石。当年修纂成功后，魏党也希望《三朝要典》成为永不翻案的东西，它一旦翻过来，魏党余孽就没有了再在政治场上生存下去的正当理由。
崇祯帝很聪明，面对因毁弃《要典》而可能有人质疑他辜负亡兄天启帝的信任，他说有了熹宗皇帝的实录，不必有《要典》，熹宗皇帝的光辉形象在实录中留给后人景仰。然后下旨说：“从今以后，官方不要以天启朝东林党人事件来决定好坏丑恶的评价，天下的人才不要依照《三朝要典》来决定进退。”
理论上一旦有了突破，平反就顺风顺水了，魏党还留在朝廷的人很快就清除了，崇祯帝大胜。也许是崇祯帝在当信王和即位之初时装孙子，憋了很久，一旦释放就控制不住。魏党除掉后，崇祯很快就显露出他刚愎自用、狭隘多疑的本性，急躁冒进，闹得政局不可收拾，本想做中兴之君最终成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即位后，先忍耐静观，再进行人事调动，然后解决魏党首要人物，最后凭借“正名”，以求根本解决魏党的残余影响，这是封建政治中常见的套路了。
家法即国法(1)
崇祯当上了皇帝后，除掉了罢斥朝政的魏忠贤以及魏氏的对食——熹宗乳母客氏。一个团体的头脑除掉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剪除手足，这项工作一定会搞成轰轰烈烈的运动，否则怎能保住拨乱反正的成果？
“阉党”逆案最后由皇帝钦定，罪犯分三级，首逆当然是第一等，非魏忠贤、客氏莫属；第二等为首逆同谋，是魏忠贤重用的崔呈秀等把持要津的高官，以及魏、客的侄子和儿子。第三等罪名为“交结近侍”。这个罪名仔细分析起来经不起推敲，魏忠贤连皇帝都可以操纵，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于这样权倾天下的九千岁，朝廷能有几个人能洁身自好不去想办法结交呢？这种天下朝廷命官争相巴结一个自宫的废人的畸形政局形成，是谁造成的？当然是皇帝的昏庸、制度的腐朽造成的，但崇祯不能去责备自己的哥哥，熹宗朝政治糜烂的责任只能由魏忠贤和巴结他的大臣来承担。
犯“交接近侍”大罪第一人是刘志选，此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万历年间，任合肥知县时，吏部考察不合格，罢官回家。——当时京官和外官的考察，尽管掺杂着派系斗争，但程序上还是非常严谨的，决不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刘志选在浙江老家闲居了三十年，曾尝过做官威风的他，一日也不能忘却起复。
魏忠贤当政后，刘志选通过跑关系，得以复出，这类好不容易重新戴上乌纱帽的人，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处事更是利字当头，不讲廉耻。《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便是这样一个人，考中进士，第一次进入官场，手段还欠圆通，心中还残存着一丝读圣贤书所培养的荣辱观，因此得罪上司，罢官回家。后来投奔贾府重新做官，再次出山后的雨村便吸取教训，很快成为一个办事老到、趋炎附势的标准官僚。刘志选和贾雨村一样，三十年的闲居，痛定思痛，为官之术炉火纯青，努力奉承结交魏忠贤，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由于他替魏忠贤做爪牙十分卖力，短短一年内就提升为正四品的顺天府府丞，帝国首都市政府的二把手，这人还不满足，大约是因为自己来日无多，决定赌一把。熹宗的正宫娘娘张皇后，十分贤良，对魏、客的野心洞若观火，常常提醒皇帝，因此魏忠贤十分痛恨张皇后。魏忠贤一直想设法让皇帝废掉张皇后，把自己侄儿魏良卿的女儿嫁给熹宗做皇后，如此江山可能真的能姓魏。皇后可不是朝廷大臣，想要撼动皇后，风险极大，一般人不敢出来攻击皇后。关键时刻，刘志选这位老将出马，上书参劾皇后的父亲张国纪，这攻击国丈爷也不是闹着玩的，大概是刘志选罢官后，家人饱尝了世态炎凉，比刘志选更能感觉权力的含金量，于是鼓励刘志选冒险，刘的儿子们竟然如此开导老头子：你年纪这么大了，肯定死在魏公公的前头，只要魏公公在，刘家的富贵就有保障。将来万一魏公公败落了，你已经死了，很难被追究。
刘志选的上书主要内容是攻击皇后不是张国纪所生，而是他收养的一个囚犯的女儿，显然这是欺君大罪。好在明熹宗别的方面糊涂，唯独对皇后，对弟弟信王——后来的崇祯帝十分爱护，连魏忠贤身边的人都劝他做事不要太过分，万岁爷别的可欺，唯独重伉俪、手足之情。
魏忠贤完蛋后，刘志选被论罪，最大的罪行是“倾摇国母”。近四百年前的大明，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帝制，但司法官员还得费尽心思从律法中找出罪名。最后有聪明人提议，法律虽无“倾摇国母”的罪名，但有“子骂母律”，以德治国的大明，忤逆不孝是大罪，打骂父母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既然皇后是母仪天下，是天下人的妈妈，刘志选攻击皇后，就是骂自己的妈妈，罪该万死。刘志选自知难逃一死，干脆学习魏忠贤，上吊了断一生。
七十多岁的儿子因为骂二十多岁的妈妈而论死，现在看来很荒谬，但在宗法社会这很正常，宗法社会是家国同构，国就是扩大的家，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家长就是皇帝、皇后。所以高阳还赞扬这个判决十分公平，他认为，“法律贵乎有弹性，尤贵乎言简而意赅，汉高入关的约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于此三章约法出于人人谓然的人情”。
高氏这番论断我不敢苟同，尽管这番话包含有自然法的某些元素。这种判案方式在家长制的皇权时代，尽管能应付，但祸患无穷，法律弹性越大，判案者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也越能使有权者利用这弹性伤害弱势者。
《明史·后妃传》载，“一日，‘马皇后’问帝（明太祖高皇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朱元璋极力防范后妃干政，因此他认为马皇后不该问老百姓是否安宁这类政事，可马皇后的回答让他哑口无言，既然国即家，国法即家法，国事乃家事，父亲可以管儿女，母亲为什么不能问儿女的生活状况呢？
所以说，国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时候也不能自圆其说。当然，人家照样可以解释：夫唱妇随，一家子只能由老爸说了算，但当母亲的“过问、关心”是否应该在允许的范围内，因为这是“慈母”的分内之事呀。
崇祯帝身旁的“陆秀夫”(1)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历史记载中，崇祯帝自杀前那几天惊慌失措，犹如一头困于笼牢中的野兽。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将北京城围成铁桶一样，崇祯帝还在御案上写了一句“文臣个个可杀”，密示近侍。尽管随即抹去了，但可见此时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种地步。这种情形下，很难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国。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问太监为什么没有京营兵护驾，太监回答说：“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惟有劝皇爷走耳。”走投无路的崇祯召新乐侯刘文炳等带家丁前来护驾。刘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刘文炳说的是实情，明朝从洪武帝开始，对大臣监控甚严，大臣如果自己训练家丁，那就有私练武装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家仆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此时崇祯尝到了祖宗之法结下的苦果。
当日崇祯将长平公主的胳膊砍断，叹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装逃到民间。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阳门，要出城，守门的不放行，说天亮再说。——这也是规矩，但此时李闯大军在外，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不会拘泥于成法，无论是城中哪一个达官贵人，能放出一个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时守门的已生了异心，他们在为李闯守门不让人逃命，好日后邀功。崇祯扈从想夺门而出，守门的反而用大炮回击。他命令人去叫负责守朝阳门的朱纯臣来开门，可朱府看门的人说老爷赴宴未归。——此时哪能有闲心去赴宴，分明是托辞。走安定门，门闸太坚固，打不开。太子叩嘉定门想外逃，守门的官员周奎自顾自睡觉，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个皇帝连自己都城的门都打不开，这说明几乎所有基层办事人员都知道大明将亡，纷纷为自己找后路了，崇祯除了投降，绝无生路了。
孔尚任写的《桃花扇》，虽是戏曲，但真实地再现了明亡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顿足对着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曲《胜如花》道尽了孤家寡人崇祯帝殉国的凄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飘蓬断梗”。
李闯进城后，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驸马自杀。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为他们不降于贼是报朝廷之恩，未必报崇祯个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学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书、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众多高级官员。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还特意点了几个关键的投降者的所为：
“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内阁首辅）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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