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样，阿尔奇？你在克利夫顿时曾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又在伦敦商业界干过，正是我意中的人选。”
“我现在有工作，离不开呀，”阿尔奇说。
“怎么离不开？跟你的老板好好地解释一下。”
阿尔奇说。公司老板不可能这么开通。
“你好好考虑考虑，小伙子。希望你能跟我去。阿加莎也可以一起去。我可以把旅行日程告诉你。我们先去南非，有你、我，还有一个秘书。海姆一家也与我们同行。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海姆这个人，他是东英格兰的土豆大王，是我的老朋友。他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去。不过他们最远只到南非，因为海姆在英国还有许多商务要办。我们然后到澳大利亚，从那里去新西兰，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我在那儿有许多朋友；我喜欢那个国家。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假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趁此机会去一趟檀香山。”
“檀香山。”我低声重复了一句，这听起来像在梦幻之中。
“最后一站是加拿大，然后由那里回国。全部行程大约需要九到十个月的时间。你看怎样？”我和阿尔奇认真地权衡了一下。阿尔奇的全部费用都由国家负担。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得到一千镑的津贴。如果我陪同前往的话，那我的旅费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是作为阿尔奇的妻子陪同旅行。乘坐这些国家的轮船和火车都可以免费。
我们仔细地预算了这趟旅行的各种费用。总的来看，我们基本上能够支付得起。阿尔奇的那一千镑津贴可以抵偿我住旅店和我们俩人去檀香山度假的开销。虽然手头有点紧，但还是能应付得了的。
我和阿尔奇在此之前曾短期出国度假：一次是去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区；另一次是去瑞士。我们夫妇俩都喜欢旅行——我从七岁开始就尝到了旅行的愉快。我渴望周游世界，向往着中国、日本、印度和夏威夷，以及其他许多美妙的地方。
“问题是公司的老板会不会对我们开恩。”阿尔奇有些顾虑。
我安慰他说，他一定是老板器重的人，阿尔奇担心会有跟他一样精明的人来顶他的空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公司的老板到底还是没有开恩。他只表示阿尔奇回来后可能再次雇用他，但这要看情况而定。他决意不肯给阿尔奇留着职位。
“这是冒险，是个可怕的风险。”我叹息道。
“是冒险。我们很有可能回来时身无分文，只有每年一百来镑的收入，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很难找到工作，也许比现在还难找到。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不冒这样的风险的话，永远也别想出去见见世面，你说呢？”我点了点头。
“这主要看你了。”阿尔奇说，“怎么安排特迪？”我们当时称罗莎琳德为特迪，大概是因为我们有一次曾开玩笑地叫她蝌蚪的缘故。
“宠基（我们大家都这样称呼麦琪）可以照看特迪，要不然就交给妈妈。她们都会愿意照看的。这件事问题不大。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我满怀希望地说道。
我们权衡利弊，斟酌再三，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冒一次风险。
我们没有花费多少周折就把家里的一切安排妥当。我们把住的那一套房子以偏高一些的价格出租。多出来的钱作为工资支付给杰西。母亲和姐姐都愿意把罗莎琳德和保姆接到她们那儿住。就在即将出发之际，我们得知哥哥蒙蒂将要从非洲回来休假。姐姐对我不打算留在家里等哥哥回来感到异常地愤慨。
“你惟一的哥哥，离家这么多年，在战争中又负了伤，现在要回家看看，你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国游山玩水。真可耻。你应该把你的哥哥摆在首位。”
“我不这样认为，”我反驳道，“我应该把丈夫摆在首位。
他要去旅行，我要陪同他一块去。作妻子的应该呆在丈夫身边。”
“蒙蒂是你惟一的兄弟，这是你多年来惟一的一次能见他的机会，也许以后又要等好多年才能兄妹团圆。”
麦琪搞得我心烦意乱。母亲坚定地站在我一边。她说：“妻子的职责就是守候在丈夫的身旁。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丈夫，他甚至比孩子还重要。兄弟就差得更远了。千万记住，如果你不呆在丈夫身边，与他分开太久，你就会失去他。像阿尔奇这样的男人更是如此。”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六章 周游世界
第六章 周游世界
1
周游世界在我的经历中是件最令人兴奋的事。我激动很简直难以相信这会是真事。我不时地喃喃自语：“我要去周游世界了。”当然，最令人翘首以待的是到火奴鲁鲁岛上度假。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去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只知道当今而不晓得过去的人是难以体会那时人的感情的。如今乘船出国旅行像是家常便饭，价钱公道合理，到头来似乎人人都能去逛一趟。
我和阿尔奇去比利牛斯山度假时，乘二等车坐了整整一夜。国外客车的三等车厢与轮船的统舱相差无几。就是在英国，独自旅行的体面妇女是绝不会乘三等车厢的。那里面的跳蚤、虱子和酩酊大醉的酒鬼司空见惯，即使是体面的妇女们的女佣也都乘二等车厢。我们徒步于比利牛斯山峦之中，在宿费便宜的小店中过夜。后来我们都怀疑来年我们是否还能忍受这一切。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铺张的旅行。贝尔彻自然是一切都按头等舱的标准安排的。只有最优厚的待遇才配得上大英帝国巡视团。我们人人都称得上如今所谓的重要人物了。
贝尔彻的秘书贝茨先生是一位面无笑容，轻信他人的青年。他是个很不错的秘书，可惜长得像旧戏剧中的恶棍：乌黑的头发，犀利的目光，一副恶人相。
“像个地地道道的恶棍，是不是？”贝尔彻说，“你觉得他随时都会割断你的喉咙。实际上，在你相识的人中，他最让人尊敬。”
我们在抵达开普敦之前一直纳闷儿，贝茨怎么竟会受得了为贝尔彻当秘书。他一刻不停地被支来使去，贝尔彻不分昼夜、不分钟点地吩咐他干这干那，冲胶片，记录口授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贝尔彻老是在变的信件。我断定他薪水优厚——否则还能有什么值得他热衷于此呢？我敢肯定这点，何况他对旅行毫无兴趣。他一到国外就烦躁不安——主要怕蛇，他认为我们在所到国家会和成千上万条毒蛇不期而遇，而这些毒蛇像特意等着咬他似的。
尽管我们出发时神气十足，但至少我的兴致很快就被打消了。天气很恶劣。刚登上“基尔多南城堡”号轮船时，似乎一切尽如人意，但不久大海就发起了淫威。比斯开湾的情况糟透了。我躺在舱室里，由于晕船而呻吟着。一连四天我平卧在床上，吃不进东西。阿尔奇后来把船上医生找来为我看病。我想医生大概对晕船不屑一顾，他给了我点药说是能使人镇静，但服药后也没起什么作用。我仍在呻吟，仿佛快死了，看上去一脸死灰；邻近客舱的一位夫人在门外瞟了我几眼，满心好奇地问客舱女招待：“对面客舱的那位夫人咽气了没有？”一天晚上，我认真地对阿尔奇说：“如果能活着到马德拉群岛，我就下船。”
“我希望你很快会好起来。”
“不会，我绝不会好的。我一定要下船，回到陆地上。”
“即便你在马德拉群岛下船，也得回英国。”他提醒我。
“没必要，我就留下来，在那儿找点事干。”
“找什么事干？”阿尔奇不相信地问。
的确，在那个时代，女人找事干谈何容易。女人是靠父母养活的小姐，丈夫宠爱的娇妻，是靠亡夫遗产或亲戚救济过活的寡妇。女人可以去做老夫人们的伴娘，或是到幼儿园照看孩子。然而，我却振振有词地回答他：“我可以去做客厅女佣。”
客厅女佣总是有人需要的，尤其是高个子女人。我自信我很符合要求。我知道餐桌上酒杯摆放的位置，能为客人开门关门，能清洗银器皿——在家时我们总是清洗自己的银制像框和古玩一一而且我还能相当出色地侍候人用餐。我低声地说：“嗯，我能当个客厅女佣。”
阿尔奇说：“奸吧，到马德拉群岛再说。”
可是，船到马德拉群岛时，我虚弱得连起床的念头都没了。事实上，我感到惟一的出路就是留在船上，延宕一两天一死了之。船在马德拉群岛停靠五六个小时后，我竟忽然觉得好多了。翌日，轮船驶离马德拉群岛，晨曦微露，霞光初照，海面如镜。晕船会使人通想：究竟什么作弄得人寻死觅活的，我也在琢磨。我毕竟没遇上什么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仅是晕船而已。
开普敦留给我的记忆比其他地方更生动；也许是因为那是我们所到的第一个港口的缘故，那儿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和陌生。黑人，地势很平缓的桌山，和照的阳光，味道甘美的梨子，沐元—一切都让人留连忘返。
南非是我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从开普敦起、我们分道而行。阿尔奇、海姆太太、西尔维亚取道伊丽莎白港，在罗得西亚和我们碰头。我和贝尔彻、海姆先生去金伯利的钻石矿，径直穿过马托坡斯，在案尔兹伯里与他们汇合。我时常回忆乘火车经过卡罗北行时那尘土飞扬的炎热天气，口里总是渴得冒烟，用冰镇柠橡汁解渴。脑海里浮起贝尔彻支使贝茨干事以及和海姆唇枪舌剑的情景。我发现马托坡斯景色迷人，巨石堆垒，宛如鬼斧神工的巨幅杰作。
在索尔兹伯里。我们同当地活泼的英国人过得很快活，我和阿尔奇还从那到维多利亚瀑布来了次闪电旅行。庆幸的是我没再去那里，因此，对瀑布的第一眼印象永远常忆常新。高大的乔木，轻柔的雨丝，飞挂的彩虹，我和阿尔奇徜徉在林海之中，不时，彩虹拨开水雾，在那迷人的一霎那，将瀑布披着霞光飞流直下的壮观景色呈现在你眼前。啊，那是我心目中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我们到过利文斯通，亲眼看到了四处游弋的鲤鱼，还有河马。旅途中，我从沿途车站土著孩子的手中，花了三五便士买下了木刻的动物，带了回来。这些小动物雕得栩栩如生：旋角羚羊，长颈鹿，河马，斑马——造型简单，质朴，富于魅力和独特的韵味。
约翰内斯堡没留下什么印象，比勒陀利亚联合大厦那金碧辉煌的石柱倒使我记忆犹新；后来到德班，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因为洗海澡竞得到海滩上一个用网围起的圈内去。在开普省，最开心的要算是海水浴了。一旦能抽出身来——或者说阿尔奇一有空——我们就登上火车去梅赞斯堡，跳上冲浪板，一同在海上冲浪，南非的冲浪板选用又轻又薄的木板制做，容易驾驭，不用多久，就能掌握诀窍，穿梭来往于浪峰之间。偶尔，嘴啃地式地倒栽下去会感到疼痛难忍，但是这不失为简单易行的运动和有趣的娱乐。我们在沙丘上野餐。我还记得那五彩摈纷的花丛。大概是在教堂或是在主教邸宅，我们参加了一次舞会。那里有一个红花园，还有一个长满高大的蓝色花木的蓝花园。这蓝花园因其满园的紫茉莉而显得娇艳无比。
在南非的费用没问题．这使我们心情畅快。差不多在每家旅馆我们都是作为政府的贵客而受到优待，乘火车旅行也毋需掏钱——唯独去维多利亚大瀑布的私人旅行破费了一大笔钱。
从南非启程，客轮驶向澳大利亚。那是一段相当乏味的长途旅行。船长向我解释说去澳大利亚的捷径是取道南极然后再北上，这对我是个谜。他给我画图解释才使我解开疑团，但是要记住地球是圆的，而极点是平的决非易事。这是个地理学的事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理解它的含义所在。
总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任何国家总是被描绘得与你乍到时的印象大相径庭。我对澳大利亚的粗略印象是数量惊人的袋鼠和莽莽荒漠。最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当我们到达墨尔本时，树木的奇特风姿以及澳大利亚的桉树使景色具有的异域风采。每到一地，树木总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抑或是山峦的起伏。在英国，人们习惯于树木长着暗色的躯干和色调明快的枝叶；澳大利亚的情况恰恰相反，另有一番新意。
到处是银白色的树干，暗淡的树叶如同照片的底片一般。令人兴奋的还有钨鸥鸟：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成群地邀翔在空中。斑斓的色彩美极了，像是飞翔的宝石一样。
在澳大利亚和在新西兰，我在社交场合一再出丑，那是由于宴会餐桌的位置。以前每到一地，我们的座位通常挨着市长或商会会长，所以在这儿举行的首次宴会上，我便不假思索地径直坐到市长之类的显赫人物的旁边。一位老妇人酸溜溜地对我说：“克里斯蒂夫人，我想您一定愿意坐在您丈夫身边。”我忙满脸羞容地坐到阿尔奇身旁的座位上。
我们曾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好像叫杨加的车站停留，记得那儿有一个大湖，湖面上黑天鹅游来游去，宛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在那儿，贝尔彻和阿尔奇忙于呈送大英帝国的要求，讨论帝国移民问题和帝国贸易的重要性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我有暇坐在桔园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的旅行一半是坐火车，但更多的是坐汽车。坐车奔驰在那样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只有偶尔几个风车划破地平线，我认识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迷失方向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太阳高悬在头顶，无法辨别东、西、南、北。我无法想象绿草茵茵的沙漠的样子，而只有到处是沙砾的荒漠的概念。但是在沙漠中旅行毕竞可以找到指引方向的路标或什么明显的标记，可在这一望无际的澳大利亚草原上却找不到这种标记。
我们到了悉尼，在那玩得好极了。听人说悉尼和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两个海港城市，但悉尼却令我失望。
大概我对它期望过高了。幸运的是，我从没有到过里约热内卢，因此，我脑海里总能想象出一幅关于那里的迷人画面。
不久，阿尔奇和贝尔彻赶到了，不懈的努力弄得他们精疲力荆我们过了个充满欢笑、无忧无虑的周末，别出心裁地玩，还坐着窄轨火车游览，我还驾驶着它跑了几英里呢。
英国巡视团在澳大利亚备尝艰辛。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讲演，宴会，工作午餐，招待会和长途跋涉。我都背得出贝尔彻说的话。他善于演讲，那发自内心、充满激情的讲话仿佛是他的即兴杰作。阿尔奇以其审慎和善于理财的特点与他形成对照。阿尔奇曾经被报纸称为英国银行总裁。他任何与之相关的言谈从未见诸于报端，因此就新闻界而言，他俨然是英国银行总裁。
离开澳大利亚，我们去了塔斯马尼亚，从朗塞斯顿坐车来到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袒巴特，湛蓝的大海和港湾，扶疏的花木，我准备将来有一天再回到那儿并在那儿定居。
告别霍巴特，我们抵达新西兰。那次旅行我记忆犹新。
因为我们的命运落在了一个被我们称之为“脱水机”的家伙手中。那时脱水食品的概念风靡一时。这家伙总是想法把一系列的食品脱水，每次用餐，使从他的桌上递过来一盘盘荣看，一再请我们品尝。我们吃了脱水胡萝卜，脱水杨梅等等——统统无一例外地食之无味。
贝尔彻说：“让我装模作样地再吃一口他的脱水食品，我就会发疯。”但是由于“脱水机”有钱有势，对英国巡视团颇有用处，贝尔彻还得强压不快，继续与脱水胡萝卜和脱水土豆周旋。
这时，初期共同旅行的愉快气氛已荡然无存。那个曾经彬彬有礼地在我家聚餐的贝尔彻再也不像个朋友了。他举止粗鲁、傲慢、专横、不体谅人、而且在细微琐事上斤斤计较，我始终认为新西兰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国家。那儿的景致无与伦比。我们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到达惠灵顿的，据那儿的居民说这种好天气不多见。农村景色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我当时发誓要在春天回来——我是说当地的春天，看那蜡达树繁花朵朵，满树的金黄和猩红色。可这没能实现。
贝尔彻欣然返回了新西兰。他在那交了不少朋友，惬意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在我和阿尔奇赴檀香山前祝福我们万事如意，过得愉快。谢天谢地，阿尔奇不再公务缠身，不必和那个坏脾气的想入非非的同伴费口舌了。我们悠然旅行，在斐济和其他小岛上滞留，最后终于到了檀香山。那儿远比我们想象的旅馆林立、路广车多的景象要繁华得多。我们是在清晨到达的，一进旅馆卧室，凭窗远眺，看到的是人们在海边冲浪和人群蜂拥租赁冲浪板，跃入大海的景象。我们不知深浅，那天不是冲浪的好天气——只有冲浪好手才去的天气——可是我们在南非冲过浪，自以为驾轻就熟。檀香山的情况完全不同。冲浪板是一块厚木板，重得几乎浮不起。你躺在上面，慢慢地滑向礁石，礁石在我看来只有一英里之遥。到那儿后，你得再选好位置等待合适的海浪打来，把你抛向岸边。这种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要看准海浪的时机，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要识得暗含杀机的海浪，因为你一旦裹到里边，就会被卷人海底，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下榻的客房周围种满了香蕉树，——可这香蕉像菠萝一样令人失望。我曾想象着随手从树上摘下个香蕉尝尝。檀香山的香蕉可不是这种吃法。那是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还泛青就被砍下来。然而，虽不能从树上随手可得，但总还是可以尝尝许多闻所未闻的品种。檀香山的香蕉有十来个品种：红香蕉，大香蕉，被称做冰淇淋的瓤白而酥软的小香蕉，菜香蕉等等。苹果香蕉则味道独特。
夏威夷人也有些令人失望。我曾把他们想象为美的造化。一开始，姑娘们身上散发出的刺鼻的可可油味就令我不快，而且许多姑娘长得并不漂亮。热气腾腾的丰盛炖肉更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一直以为波利尼西亚人多以各种美味浆果为生，可他们对炖牛肉狼吞虎咽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
假日要结束了，一想到又要为工作所累，我们都长吁短叹。旅途开销也有些让我们担心。檀香山是个费用昂贵的地方，吃喝要比想象的贵两倍。租赁冲浪板，给雇童小费——处处要破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过得去。可是该是为将来考虑考虑的时候了。我们还要去加拿大，阿尔奇的一千镑花得很快。船费已付清。因此不必多虑。我去加拿大，回英国都不成问题，但是我在加拿大的旅行生活费用尚没有着落，这如何是好？但是我们把它置之脑后，继续不顾一切地冲浪玩，简直玩得忘乎所以。
这时，我已察觉到脖颈和肩膀上的病痛。每天早晨五点左右，右臂疼得钻心，使我难以再入睡。我患了神经炎，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持续了三四个星期。
贝尔彻见到我们时，竟毫无怜悯之心。他似乎对我们的假日满心忌妒。我们每次出游，他都说：“到处溜达，不干正事。天哪，这么准备旅行可不行，总是花钱雇人不干事！”而他对自己在新西兰玩得不亦乐乎和朋友难舍难分却从来只字不提。
我们商定我放弃去新斯科舍和拉布拉多半岛旅行，钱一告罄，我就去纽约。那时，我到卡西婶母或梅姨家去住，阿尔奇和贝尔彻去视察银狐业。
我想大概是在温尼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看高粮仓。我们本应知道患有痿漏的人是不能挨近高粮仓的，但是我俩谁也设想到这一点。那天他回来后，两眼淌泪，一脸病容，弄很我惊惶失措。第二天，他强挨着到了多伦多，一到那儿就躺倒了，要他继续旅行是办不到了。
又过了四五天，阿尔奇恢复了健康，虽然还有点虚弱。
我们找到了遭人恨的贝尔彻。我记得大概去渥太华，正是秋天，枫叶金黄。我们借住在一位中年船长家，他是个富于魅力的人，养了条逗人喜爱的阿尔萨斯狗。他曾带我坐在狗拉的车上去逛枫树林。
离开渥太华，我们去了落基山脉、露易丝湖和班夫。每逢问到哪里是我曾见过的最美的地方时，我都回答说露易丝湖，宽广、修长、湛蓝的湖面，两岸低矮的丘陵，山随水势，景色壮观，尽处与雪山迢迢相接。在班夫，我交了好运。神经炎依然作痛，我决心去试试许多人都说对此有好处的温泉水。我每天早晨洗一会温泉，那地方像个游泳池，走到一端就能感到从温泉汩汩涌出的硫磺味十足的泉水。我任凭泉水冲洗着我的脖颈和肩膀。令我高兴的是，到第四天神经炎症状消失了，彻底地治好了。摆脱了病痛再次使我高兴。
接着我和阿尔奇到了蒙特利尔。我们又得兵分两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视察几家银狐农场，我乘火车南下纽约。这时我已身无分文了。
亲爱的卡西婶母在纽约接我。她待我温厚、慈爱、亲切。
我和她一起住在她里费赛得街的公寓里。她那时年事已高——我估计快八十了。地带我去看望她弟媳皮尔庞特·摩根家年轻的一代，还带我去一家高级餐馆品尝美味佳肴。她谈起了我父亲以及他初来纽约的日子。我过得很开心。临走前，卡西婶母问我临别有何要求，我告诉她我渴望去自助餐厅吃顿饭。英国人对自助餐厅一无所知，我是在纽约看了报才了解到的，想去试试。卡西婶母觉得这是个不一般的愿望。她想象不到谁会想去自助餐厅，但由于她一心想让我高兴，就带我去了。她说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去自助餐厅，拿着餐具从柜台上自己选莱，我发现这种经历既新鲜又有趣。
与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见面的这天终于到来了。我盼着他们的到来，因为尽管卡西婶母待我和蔼可亲，可我仍然感到像只被困在金笼子里的小鸟。卡西婶母从未想到让我独自一人出去走走。这对在伦敦四处闲逛惯了的我可真非同一般，我被困得焦躁不安。
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登上贝伦加里亚号启程回英国。我不敢说再次坐船旅行已能适应，但这次我只是稍稍有点晕船。突变的天气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正在打桥牌，贝尔彻坚持要和我搭档，我可不情愿，因为尽管他牌打得不错，可一输就脸色阴沉。我本打算玩几局就散伙，于是就和他搭档玩起来。谁料想一直打到最后一局。那天海风猎猎，轮船前后颠簸。我没敢想中途退下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在牌桌前不要出丑。可能是最后一局，发牌时贝尔彻突然大骂一声，把牌摔在桌上。
“这局输定了，”他说，“输定了！”他怒骂着。我估计再稍有不快他就会摊牌认输，让对方轻取这局。然而，我倒有满手的好脾。我的牌技槽透了，可牌争气，不能输掉。我由于晕船一阵阵恶心，打错了牌，忘了将牌，干尽了费事——但是我手气好极了。我们终于赢了这局。随后我便回到客舱，声音凄凉地呻吟着直到抵达英国。
2
回到家本应是愉快的团聚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搅碎了这个好梦。我们一贫如洗了。阿尔奇给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职位已被另一个年轻人取代了。当然，我手头还有可从祖父的遗产中提取的进款，我们可以靠这一百镑年金过活。可是阿尔奇不愿动用积蓄。他得找个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赶在付房租、保姆的佣金以及每周的食品账单之前。找工作并非易事一一事实上甚至比战争刚结束时更难。幸运的是，如今我对那段艰难的日子的记忆已淡漠了。我只记得日子过得不舒心，因为阿尔奇整日愁眉苦脸，他不是那种能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记得他在我们才结婚时曾警告我说：“记住，我不是个完人，假如景况不佳，我会手足无措的，我不喜欢性情乖戾的人，容不得人们郁郁寡欢，萎靡不振。”
我们明知冒险，可满足于试试机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承认现实：享受的日子过去了，该是怀着焦虑、沮丧的心情付钱的时候了。我觉得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不能给阿尔奇一点帮助。我告诫自己要一起共度难关。我一开始就承受着他每天的脾气暴躁或缄默和忧郁。我要想高兴高兴，他就说我对严重的处境无动于衷；我要脸色不好，他就说我“拉长脸也没用。你知道后果如何？”似乎我做什么都不对。
最后，阿尔奇不容商量地说：“喂，我想你惟一能起点作用的就是赶快离开这儿。”
“赶快离开这儿？去哪儿？”
“不知道。去宠基家——她会欢迎你和罗莎琳德去。或者回家找你母亲去。”
“可是，阿尔奇，我想和你呆在一起；我想分担些因难——难道不行吗？我们不能一起分担困难吗？我不能干点什么吗？”现在也许我会说：“我去找个工作。”可是，在一九二三年连想说说找工作都不可能。一次大战中有妇女辅助空军队，或者去军工厂和医院找份工作。但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政府部门不招募女工作人员。商店职工过剩。但我仍坚持己见，不同意离开。我至少能洗衣做饭。我们辞掉了佣人。
我很少言语，不去打搅阿尔奇，这似乎是我对他有所帮助的惟一态度。
他来往于金融机构，去见每一个或许了解哪儿需要雇员的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尽管不太满意。
我努力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多少能嫌点钱。我还没想以写作为生。在《随笔》中发表的短篇小说鼓舞了我；那种钱来得实实在在。那些短篇小说被人买去了版权，付了钞票，钱已花掉了。我坐下来着手写另一部书。
周游世界之前，我们去贝尔彻家吃饭。他曾鼓励我写部以他的家米尔庄园为背景的侦探小说，“《米尔庄园的秘密》，这个题目相当不错。你觉得如何？”我表示同意，并说《米尔庄园的秘密》或《米尔庄园谋杀案》做题目都不错，我会考虑他的建议的。周游世界时，他时常谈起这件事。
“告诉你，你如果写《米尔庄园的秘密》，得把我写进去。”他说。
“我想没法把你写进去。我对真人真事无能为力，书中人物只能靠想象产生。”我回答他。
“胡扯，我不在乎是不是像我，可我只想在侦探小说中充当一个角色。”
他不时地问道：
“你那本书动手了吗？是不是有我？”
有一次，我们说恼了，我说：
“有你。你是个冤死鬼。”
“什么？你说我是被谋杀的家伙？”
“对。”我说，心里直好笑。
“我可不想做冤死鬼，”贝尔彻说，“我不会是冤死鬼——我要当谋杀犯。”
“你怎么要当谋杀犯？”
“因为谋杀犯在书中总是最有意思的人物。你得把我写成谋杀犯。阿加莎——明白吗？”“我明白你想做一个谋杀犯。”我一字一顿地说。最后，我一时妥协，答应把他写成谋杀犯。
在南非时，我就构思了情节。我打定主意再次把书写得更像部惊险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书中包括大量有关南非景色的描绘。我们到南非时，那儿正面临着革命的危机，我写下了一些有用的细节。我把我的女主人公描绘成一个欢快、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姑娘，她是个孤儿，离家外出冒险。
我试着写了——两章后，发现如果围绕贝尔彻展开故事要讲得动人真是难上加难。写到他总带有主观看法，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笨蛋。突然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这本书用第一人称写，分别由女主角安娜和反面人物贝尔彻轮流讲述故事。
“我相信他不愿当个反面人物。”我怀疑地问阿尔奇。
“给他加上个什么头衔，”阿尔奇建议道，“我想他会喜欢的。”
于是他被命名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而一旦我让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述他的故事，人物就变得栩栩如生了。他当然并非贝尔彻，但他言谈中夹杂着贝尔彻的口头禅。讲述着贝尔彻的某些经历，他也善于吹胡子瞪眼，书中活现了一个狂妄而有趣的人物。很快，我忘掉了贝尔彻，好像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己在写小说。这大概是我惟一一次把我熟悉的人写进书中，我觉得并不成功。贝尔彻没有活起来，可是被称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人却被赋予了生命。我突然发现这部书的写作充满了乐趣。
写这本书的主要障碍来自罗莎琳德的保姆布谷。布谷和当时其他保姆的做法一样，理所当然地不干家务、不管做饭和洗衣服。她只是孩子的保姆；清扫幼儿室、洗小家伙的衣服，仅仅如此。当然我也没抱多大希望，自己妥善地安排日常生活。阿尔奇晚上才回家，罗莎琳德和布谷的午饭简单好做。这位我上、下午都有时间安排两三个小时的写作。布谷和罗莎琳德去了公园或外出买东西。然而遇上阴雨天，他们呆在家里，尽管告诉她我在工作，布谷可不大听话。她常站在我写作室的房门口，不断自言自语，显然在对罗莎琳德说什么。
我和布谷在对待罗莎琳德的童年问题上意见一直不统一。我们买的是二手货。那是辆尚好的童车，坐上很舒服；只是难以称其为漂亮。我听说童车也式样翻新，每一两年，厂家就推出一种外型不同的新式样，很像今天的小汽车。
我后来才知道布谷常去肯星顿公园，和其他一些带着自己的小主人的保姆聚会，她们在那儿坐在一起，相互比较着各自的优裕之处以及各自小主人的俊俏和聪明。
孩子要穿得漂亮，穿当时流行的童装，否则保姆就会难为情。这个没问题。罗莎琳德的衣服很合要求。我在加拿大给她做的外套和上衣是童装的最新式样。可是一说到童车，可怜的布谷推的那辆就大为逊色，她总是不忘告诉我说推着一辆新童车，“哪个当保姆的都为有辆那样的童车骄傲！”然而我并不为之动心。我们手头拮据，不能为了满足布谷虚荣心而花一大笔钱买辆新式样的童车。
“我甚至觉得那车坐着有危险，”布谷做了最后的努力，“总是往下掉螺丝。”
“它经常地在人行道上上下下，你外出前又没拧紧。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买辆新童车的。”说完我走进屋把门“砰”地关上。
“亲爱的，亲爱的，妈妈好像生气了，对吗？那么好吧，可怜的小宝贝，看起来我们不会有辆新车了，是不是？”布谷说。
3
尽管有布谷在门外咋咋呼呼的干扰，《米尔庄园的秘密》终于脱稿了。可怜的布谷！不久，她去看病，住进医院，做了乳腺切除手术。
我拿定主意不再从保姆介绍所或类似的机构请保姆了。我需要的是包揽一切的人，这样我登了征求女管家启事。
从赛特一进我们的家门起，我们的运气似乎有所好转。
我们在德文郡和赛特见的面。她是个身高体壮的姑娘，高耸的胸脯，丰满的臀部，乌黑的头发和一张泛着红晕的脸。她有一副女低音的嗓子，说话带着特殊的淑女般优雅的口音，甚至使人觉得地像剧中的演员在念台词。她曾在两三个家庭中当了几年女管家，谈起照看小孩子，她一副能胜任的样子。她看上去心眼好，脾气温柔，充满热情。她对工资要求不高，而且像待聘广告中说的那样随便去哪儿干点什么。于是赛特随我们回了伦敦，成了我生活的好帮手。
我写完《米尔庄园的秘密》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不是本好写的书，放下笔我才觉得它前后不太连贯。然而终究结束了，连同老尤斯塔斯·佩德勒等等一起结束了。博得利出版社稍稍犹豫踌躇了一阵。他们指出这与《高尔夫球场的疑云》不同，不像本纯侦探小说。但他们仍宽容地接受了。
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态度的细微变化。我把第一本书交付出版时，还不谙此道，头脑不灵活，但我后来多少有些开窍。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笨。我了解了许多关于写作和出版的奥秘。我了解了作家协会，并且阅读他们的刊物。对和出版商订交道，特别是和某些出版商签合同，我知道需要极为谨慎。我听说出版商想出种种办法占作者的便宜。我一经使得了这些事理，就制订了自己的计划。
出版《米尔庄园的秘密》前不久，博得利出版社提出了某些意见。他们建议废止合同，另签一项还是五本书的出版合同。这项合同的条件要优厚得多。我礼貌地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说我得考虑考虑。随后未说明理由便拒绝了。在我看来，他们对待青年作者不公平。他们总是利用他涉世未深和急于出书的急切心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主动和他们争吵——以前我做过这种蠢事。不了解点合理工作酬劳的内情，谁都会办蠢事。再说，我已经学得聪明了，我还会拒绝接受出版《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的机会吗？我想不会。我将仍按他们原来提出的条件出版书籍，但不会同意再签一份多部书的长期合同。假如你相信了某人而被欺骗，你就不会再信任他。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履行合同，但以后我肯定会另找一家出版商。同时我想我要有自己的著作权代理人。
大概就是在这一次，所得税税务所来了封函件。他们想了解我创作收入的详细情况。我吃了一惊。我从没将创作所得当做固定收人。我所有的固定收入不过是来自为战争贷款的两千英镑而得到的每年一百英镑的利息。他们说这些都了解，可是仍要了解出版书籍的所得。糟糕的是我无法提供详情——我手头没有寄给我的版税单据（我记不起他们是否曾寄给我）。我只是偶尔收到一张支票。可我一般当时就兑现花掉。然而我仍尽量地解释清楚。当地税务所看来觉得这挺有趣，不过建议我今后要妥善保管单据。直到这时，我才决定一定要有自己的著作权代理人。
对这些著作权代理人的事我知之甚少，因此，我想最好再去找伊登·菲尔波茨原来推荐的人——休斯·梅西。我去了老地方。主人不是休斯·梅西——显然，他去世了——接待我的是略有些口吃、名叫埃德蒙·科克的年轻人。他毫不像休斯·梅西那样好危言耸听——事实上，和他交谈很轻松。对我的无知他很得体地表示震惊，并愿意今后给我以指导。他给我讲了他的委托权限和连载权、在美国出版书籍、剧本改编权等以及其他诸多难以置信的事（至少在我看来如此）。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无保留地委托他处理一切，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才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友谊。
随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新闻晚报》为连载《米尔庄园的秘密》付给了我五百英镑。连载改动较大。我另定书名为《褐衣男子》，因为前一书名与《高尔夫球场的谋杀案》太相似了，《新闻晚报》建议再改一下。他们要改为《女冒险家安娜》——闻所未闻的俗气书名；尽管如此，我没表示异议，因为他们毕竟要付给我五百英镑，而且，我可能对书名有些看法，但是读者是不会理睬报纸上连载小说的题目的。简直运气从天而降，我都不敢相信，阿尔奇也是一样，宠基也是如此。妈妈当然相信：她的哪个女儿都能轻而易举地在《新闻晚报》连载小说，感到五百英镑——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生活的固定模式似乎永远是祸不单行，福亦双双。《新闻晚报》刚刚给我带来了好运气，阿尔奇又时来运转。他接到一封名叫克利夫·贝利叶的澳大利亚朋友的来信，贝利叶早就建议阿尔奇去他的公司。阿尔奇去见他，这个朋友结了阿尔奇一份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工作。阿尔奇辞退了手头的工作，去了克利夫·贝利叶的公司。他立刻感到那里极为称心。终于能兴趣盎然地磊落地干事业了，再也不用尔虞我诈，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金融界了。我俩像进了天堂一样。
我立刻着手落实我盼望已久而阿尔奇对此无所谓的设想。我们要在乡下找所住处，阿尔奇可以每天进城上班，罗莎琳德可以去花园的草坪上玩耍，而不用推着她去公园或把她限制在公寓之间的绿地上。我渴望着到乡下住，我们决定一旦找到一所便宜的房子就搬家。
我觉得阿尔奇之所以同意我的计划主要是由于他迷上了高尔夫球。他前不久被选入森尼代尔高尔夫球俱乐部。周末一起乘火车出游或远足旅行已变得乏味。他一心想着高尔夫球。他在森尼代尔与各式各样的朋友打高尔夫球，对场面小的高尔夫球不屑一顾。他对与像我这样蹩脚的运动员打球更是毫无兴趣。于是，虽然并没意识到，我渐渐地成了那种人人皆知的人物——一个被高尔夫球夺去丈夫的寡妇。
“我对住在乡下毫不在乎，”阿尔奇说，“我想我对此倒极为乐意，当然对罗莎琳德也有好处，赛特也喜欢乡下，我知道你也一样。那么，我们只有惟一可有的选择了，这就是森尼代尔。”
“森尼代尔？”我稍有些沮丧说，因为森尼代尔不完全是我说的乡下。“可是那儿的花费太大．是富人居住区。”
“噢，我希望能想想办法。”阿尔奇乐观地说。
一两天后，他问我打算怎样花《新闻晚报》的钱。“那是一大笔钱，”我说，“我考虑……”我承认说话时有些勉强，缺乏信心，“我考虑应该把它存起来以备急需之用。”
“噢，我想现在不用那么操心。和贝利叶一起干，我会一帆风顺的，你呢，也能继续从事你的写作。”
“是这样，”我说，“可能我会花掉这笔钱——或花一部分。”一件新的夜礼服。一双金黄或银白色的鞋替换那双黑色的，然后是给罗莎琳德买辆精巧的自行车之类的奢侈品......阿尔奇的声音打断了我的遐想。“为什么不买辆轿车？”他问。
“买辆轿车？”我诧异地望着他。我从没有过买辆轿车的奢望。我所认识的朋友都没有汽车。我的观念中，汽车仍是为富人准备的。它们以每小时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英里的速度飞驰而过，车内坐着戴绸面罩礼帽的人，奔向不可向迩之地。“轿车？”我重复着，表情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呢？”
真是的？这事准能办成。我，阿加莎，会有一辆轿车，一辆自己的轿车。坦白地说，一生中最使我激动不已的有两件事、一是我自己的轿车，那辆灰色的大鼻子莫里斯·柯雷牌汽车。
第二件是大约四十年后在白金汉宫和女王共进午餐。
这两次经历都有些像童话一般。这些都是我觉得绝不会降临到我头上的事，拥有自家的轿车，与英国女王共进午餐。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七章 失去意义的领地
第七章 失去意义的领地
1
我们在征寻乡间住处时，从非洲传来了我哥哥蒙蒂的坏消息。自从战前他打算在维多利亚湖上经营货船运输业后，他就没在我们生活中占多少位置。我姐姐相信蒙蒂会干出个样子的。他擅于摆弄船。于是她给了他回英国的路费。
他们计划在埃塞克斯造条小船。那时这门行当方兴未艾。然而这个计划的不足之处是蒙蒂当船长，谁都对船能否如期下水或航行是否安全没把握。
蒙蒂对由他命名的“巴坦加”号很有感情。他希望装磺得漂亮一些。他订购了乌木和象牙家具，给自己的船长室镶了松木墙壁，特意订做了印有巴坦加字样的褐色耐火瓷器。
这一切都延宕了起程日期。
后来，战争爆发了。巴坦加号无去非洲的货物可运，反而被政府低价征购。蒙蒂再次从戎——编入皇家的非洲兵队。
一位医生写来一封信说蒙蒂在战斗中手臂负伤。住院治疗期间，伤口感染——是战地包扎的粗枝大叶所致。感染久治不愈，甚至退役后还一再复发。他以打猎维持生活，可是他到底在生命垂危时被人送进了一家法国修女医院。
最初他没打算告诉亲属，可他几乎是在等死——最长能活六个月——深切希望能叶落归根。英国的气候也有可能延续他的生命。
他从蒙巴萨岛经海路回国的安排很快办妥，我母亲在阿什菲尔德着手准备。她想象着亲密的母子关系，而我则深信这毫不现实。母亲和蒙蒂历来时有龃龉。他们在很多方面太相像了。俩人个性都极强。而蒙蒂又是一个很难与之相处的人。
“现在情形不同了，”母亲说，“别忘了这可怜的孩子病得多重。”
母亲费了点周折说服了两位老女佣同意蒙蒂的两个非洲仆人住下来。
“我不同意，夫人——我实在不同意我们的住所来个黑人。我们姐妹俩不习惯。”
母亲闻声而动。她不是个轻易服输的女人。她劝她们留下来。她使出的最后一招是她们有可能让这两个非洲人放弃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他俩都是虔诚的教徒。#p#分页标题#e#
“我俩给他们吟读《圣经》。”他俩目光熠熠地说。
母亲同时腾出三间设备齐全的房子和一间新浴室。
阿尔奇体贴地表示船到蒂尔伯里港时，他去接蒙蒂。他在贝斯渥特也租了套房子以便蒙蒂和佣人有个落脚之地。
阿尔奇去蒂尔伯里港时，我叮嘱他说：
“别理他去里茨饭店的主意。”
“你说什么？”
“我说别理睬他去里茨饭店的主意——我负责安顿好房子，让女主人做好准备，把用的东西备足。”
一晃过了一天。六点半时，阿尔奇才回家，看来他累得精疲力荆“很顺利，把他安排奸了。下船时费了点事。他还没动手收拾行李——嘴里叨唠着时间充裕得很，着什么急？其他旅客都下船了，他还不慌不忙，好像无所谓的样子。那个叫舍巴尼的还满机灵，帮了大忙。最后亏了他才把事办成。”
他停了停，咳嗽一声说：
“事实上我没带他去波威尔广场，看来他打定主意住杰明大街的旅馆。他说这样可以少添麻烦。”
蒙蒂经人推荐去看了一位热带病专家。这位专家详细地嘱咐了我母亲怎么办。部分康复的机会来了：宜人的气候，连续不断的热水浴，静谧的生活。令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过去认为他活不了几天，给他连续服用了大量的镇痛药，以至于他这时已成瘾了。
在伦敦的治疗结束以后，蒙蒂和舍巴尼搬到阿什菲尔德——母亲想方设法让儿子最后过段安宁的日子。
一年后，蒙蒂的身体有所好转，结果他更不服管了。他烦躁不安，拿支左轮枪朝窗外射击来解闷。来探望母亲的人和生意人都抱怨不已。蒙蒂则顽冥不改。“有些无聊的老处女扭着屁股在路上晃来晃去，难以容忍——朝她们左右打一两枪，她们就‘哎呀’一声，忙不迭地逃了。”
有人告了状，警察找了我们。蒙蒂给他们看了他的持枪执照、讲了他曾在肯尼亚当猎手，现在仍想保持准确的枪法。有的笨女人以为他在朝她射击，实际情况是他瞧见一只兔子。不愧是蒙蒂，他没受什么追究。誓察认为他的解释合乎情理。
我给蒙蒂在达特木尔租了问石头平房。我们没料到会找到一位照顾他的合适的女管家。她六十五了——一见面觉得很不合适。她那染过的黄发显得油亮、卷曲，抹了重重的脂粉，身着黑丝外套。她是个寡妇，做医生的丈夫生前有吗啡瘾。她在法国住了大半生，养了十三个孩子。
母亲恢复了元气。麦琪不那么愁眉苦脸了。蒙蒂乐于家里人来看他，举止总是很得体，为泰勒太太做的饭菜得意。
我和麦琪为达特木尔的平房而花的八百英镑很值得。
2
我和阿尔奇在乡下看中了一所房子，那是一所称为斯科茨伍德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屋。这所房子分成四套住宅，其中一层的两套已住进了人，而楼上有两套正在装修，我们去看了看。每套房子在一层有三间、二层有两间，配有厨房和浴室。我们订下便宜的那套房子．年租金一百二十英镑。我们订了租约，准备搬进去。
《褐衣男子》的确很受欢迎。博得利出版社敦促我签订一项新合同，我拒绝了。我给他们又送去了一本根据多年以前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改写的书。我对它存有偏爱：这本书涉及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加了细节，增添了几个人物，便送到出版社。他们不准备出版。我料到他们会这样。合同中没有一条规定我的书必须是侦探小说或惊险小说。它仅仅提到“下一部小说”。这部书完全称得上小说了，出版与否全在他们。他们拒绝出版，这样我再给他们写一部书就行了。此后，我就自由了。
我写的另一部书完全是本轻松读物，风格类似于《暗藏杀机》。写作充满乐趣，进度很快。写作本身体现了我当时谙事如意而轻松的心情。森尼代尔的生活，随着罗莎琳德日渐出息带来的喜悦而愈来愈充满妙趣。我自己有时都觉得急不可耐；我渴望看到一年后罗莎琳德会长成什么模样；年复一年地如此。世界上没有比亲生的孩子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陌生感而更令人开心的了。你让她降临于世，照料她一段时间，随后她离你而去，独自绽出自由生命的绚丽花朵。你眼睁睁地望着她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就像一株奇花异卉，你带回家栽到家里，等不及要看它长成什么样子。
罗莎琳德在森尼代尔生活得很幸福。她兴高采烈地骑着那辆精巧的自行车，满院子兜风，时而摔倒可从不在乎。
赛特和我都曾告诉她别出大门。但我想谁也没明确规定不允许。一天清晨，我们都在房间里忙碌着，她终究还是出了大门。她急速地滑下坡冲向公路，很幸运，她没到那就摔倒了。那一跤把她两颗门牙跌凹进去了，而且还可能影响别的牙齿。我带她去看牙科医生，罗莎琳德对此虽无怨言，却坐在治疗椅上，双唇紧闭盖住牙齿，谁说也不张口。我、赛特和牙科医生费尽口舌，她仍一言不发绷紧双唇。我只好带她回去。我气坏了。罗莎琳德默默地任我责骂。两天后，经我和赛特一再劝说，她同意去看牙科医生。医生拔掉了松动的牙齿，说可以镶一副假牙，但他认为也许用不着。
我们都因到斯科茨伍德居住而欣喜若狂；重返乡村令人激动不已。阿尔奇满心欢喜，因为他与森尼代尔只有几步之遥；赛特由于不必再走长路去公园而高兴；而罗莎琳德则为能在院子里骑白行车而开心。这样大家都很快慰。虽然这里许多事情尚未准备好，四壁空空，可仍然乐融融的。
《新闻晚报》开始连载《女冒险家安娜》，我也买了莫里斯·柯雷牌轿车，这是辆质量很好的车：比当今轿车更耐用，做工更精致。
阿尔奇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常给我帮助，但对写作却插不上手。时而，我想给他讲讲一篇小说的构思或一部新书的情节。我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甚至自己听起来都枯燥乏味，缺乏生动的描述。阿尔奇以他关注他人时表现出的和蔼态度倾听着。讲完后，我忐忑不安地问道：“你觉得怎样？还行吗？”“嗯，我觉得大体还行。”阿尔奇说，态度完全不如开始。
“听起来故事性不强，是不是？或许是不曲折？”“那么你觉得不行吗？”“我觉得你可以充实一下。”
于是，这个情节便被弃置不用了。而常常是过五六年后，我笔下又出现这个情节，抑或是情节本身具有生命力？这一次，它不顾含苞时遭到的冷眼，傲然地显示出自己的魅力，成为我得意之作中的点缀之笔。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要想在讲述中使构思外现的确难乎其难。你可以诉诸于纸和笔，或者坐在打字机前，这时会文思如泉涌，但很难以口代笔表述头脑中的构思，至少我做不到。我慢慢学会了在一本书写成之前只字不提它。成书之后的批评颇有好处。你可以争辩，也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你至少了解读者的印象如何。讲述自己创作的构思听来乏味，这种即席讲述也同你当时的看法难以合拍。
我永远不会同意那些数以百计的来信中要我阅读某人手稿的请求。首先，你一旦同意这样做，你就会埋在手稿里而无所成就。然而我认为关键是不必对作者说三道四。你的评论无非是你本人会如何如何写，但你的作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作者。大家都有表达自己的独特方式。
另外，我担心这会使那些经不住泼冷水的作者一撅不振。一位热心的朋友曾把我早期的——篇小说请一位著名女作家指教。她遗憾而颇含贬意地谈了她的看法，并说作者永远不会成大器。她的真正含义是小说作者尚不成熟，还不足以写出达到出版水平的作品来，尽管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评论家，她本人没想到这一点。—位评论家或编辑的目光会更敏锐，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发现未雕的璞玉。因此，我不好妄加评论，这样易伤害作者。
作为批评，我惟一想说的是未来的作家没有考虑作品的销路如何。写本三万字的小说毫无益处，这种长度的书目前不易出版。“噢，”作者会说，“可这本书需要这么长啊。”假如你是个文曲星，这样做或许没错，但更可能你是文字匠，你获得自觉能够驾驭而且颇有兴趣的素材以后，你会想卖个好价钱。一旦如此，你必须赋予其读者需要的形式与内涵。你是个木匠的话，做一把五英尺高的椅子就毫无用处。
谁也不会坐这种椅子。凭你说这样的椅子外形美观也无济于事。你要写本书，得研究写书的一定之规，然后按规矩去写，如果你想为某杂志写一篇短篇小说，它的长短、小说的形式都得合于该杂志刊行的要求。倘若你写的不供发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长短随你而定，形式也随心所欲；可是这样你只能满足试笔之乐而己。动笔之初便认为某某是文曲星没什么好处，有这样的人，但屈指可数。不，仅仅是个匠人而已，一个从事诚朴无欺行当的文字匠。你得学会各类技巧．随后你就能在这个行当中运用创造性的想象；可你必须依照一定的体裁。
直到这时我才想到我也许能做个专业作家。可我还没打定主意。我仍然认为写作不过是在沙发垫上绣花的自然延续。
从伦敦来乡村之前，我曾学过雕塑。我是这门艺术的狂热祟拜者，远超过绘画。我向往成为一名雕塑家。这个希望很早就破灭了：我发现由于缺乏视觉上对艺术的鉴赏，雕塑非我能力所及。
为虚荣所驱，我曾把我的几首诗诺了曲。回过头再看看我谱写的华尔兹舞曲，觉得没有比这更平庸的了。但愿我学过和声学并粗知作曲法。可是看起来写作才最终是适合我的职业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我写了一个主要描写昆虫，内容忧郁的剧本。我接触的出版商都不容分说地拒绝接受它。奇怪的是当今这类剧本对出版商倒富于吸引力。
我还写了一部关于埃赫那吞①的历史剧。我特别偏爱它。约翰·吉尔古德诚挚地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剧本不乏有趣之笔，但出版则得不偿失，而且它还缺乏幽默感。我没把幽默感与埃赫那吞联系起来，然而我错了。埃及同样富于幽默，生活不论时间地点也是如此，悲剧亦含幽默的因素。
--------
①埃及国王．以其宗教改革著称（公元前1379—1362在位）。———译注。
3
我们从周游世界回来后，尝尽了艰辛，令人欣慰的是终于迎来了这种平静的日子。也许这时我本应心有所虑，太顺利了。阿尔奇有称心的工作，老板是他的朋友；与同事关系融洽；他一直翘企加入一流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如今也实现了。每逢周末都玩个痛快。我的写作也进展顺利，并且开始考虑或许应继续写作来赚取稿费了。
我是否认识到在生活的静谧中可能蕴蓄着某种隐患？没有。但是的确少了点什么，虽然我没有深入琢磨。我怀念我和阿尔奇以前相依相伴的日子。我怀念那些一同乘汽车、火车寻幽揽胜的周末。
这时的周末是我最单调沉闷的时间。我时常想邀请朋友来乡下共度周末，以便和伦敦的朋友叙叙旧。阿尔奇很不以为然，他说那样会糟塌了他的星期天。家里来了客人，他就得在家多呆些时间，有可能误了他第二场球赛。我对他说要打打网球，不要总是高尔夫球，我俩在伦敦公共球场打网球结识了些朋友。他一副厌恶的神情，说打网球会降低打高尔夫球的眼力。他像怀着宗教热忱一样打高尔夫球。
“听我说，你随便邀请你的哪个朋友来，但是别请夫妇俩一起来，要是那样，我得花点时间应酬。”
这事不大好办，因为大部分朋友都结了婚，邀请妻子而不请丈夫总不大合适。在森尼代尔我也交了些朋友，可森尼代尔的社交界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中年人，热衷于园林，除此没别的话题；另一种是性情豪爽、爱好运动的富裕人家，他们举行鸡尾酒会，开怀豪饮，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阿尔奇也不是。
有一对夫妇可以而且确实和我们共度了周末，那是楠·华兹和她的第二个丈夫乔治·贡。乔治和阿尔奇打高尔夫球，楠和我闲聊，边谈边在女子球场随便打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们去俱乐部会同他们喝点饮料。至少楠和我会一饮而尽；半品脱用牛奶稀释的纯乳酪——就像从前在艾本尼农场那样。
赛特的辞别使我们很难受。她一直尽心尽职，却总想着到国外找个工作。她很想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周游世界，见见世面。我赞同她的观点，恋恋不舍地同意她去比利时。
这回我打算雇一个身兼秘书和保姆二任的人。我整理了许多封回复我征聘启事的信件，在适当的时候，我到了伦敦兰开斯特城门附近的一家小小的私人旅店去见夏洛蒂·费舍小姐。我一见费舍小姐就喜欢上了她。她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估摸二十三岁左右；曾照顾过小孩，看上去精明强干，得体的举止中一双秀目闪着光彩。她会速记和打字，喜欢在照顾小孩之余干点秘书工作。
这样，夏洛蒂·费舍来给我当秘书，她姐姐玛利·费舍需要时也来帮帮忙，她俩和我做了多年的朋友，给我当秘书、保姆和佣人等等。夏洛蒂至今和我仍是好朋友。
夏洛蒂，罗莎琳德一个月后叫她卡洛，她的到来像是出现了奇迹。她一踏进斯科茨伍德的大门，罗莎琳德就不可思议地又变成赛特时的乖孩子。简直像洒了圣水！鞋子穿在脚上再不用来砸人了，回答问题有礼貌，她和卡洛一起看来心情很畅快。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罗莎琳德一上学，我就着手准备口授一篇小说。对此，我忐忑不安地一再推迟。我俩终于开始了工作：我和夏洛蒂面对面坐下，她手拿铅笔和速记本。我悒悒地望着壁炉，尝试性地咕噜了几句，听起来很不顺耳。
我时断时续地说着，每句话都不自然。这样持续了一小时。
后来，卡洛告诉我她自己开始创作时也发忧。虽然她学过速记课程，但没实际用过，她曾利用记录布道词来熟悉她的速记。
创作经过这几乎夭折的开端，才有了进步。但采用普通写法或打字进行创作，我觉得更得心应手。听着自己的声音多么令人不自然，多么无法倾吐心声，真是荒唐。五六年后，我的右腕骨折无法继续用力时，我开始用口述录音讯。才渐渐习惯了自己的声音。然而使用录音机的不利之处是使你说话罗唆。
毫无疑问，打字或文字方面的努力的确使我紧扣主题。
用词简洁在侦探小说中至关重要。谁也不想听同一个细节颠来倒去。可是面对录音机，稍稍变换词语，重复同一情节倒很诱人。当然，事后可删改，可那样会影响情绪，而且会销蚀本应获得的如涌的文思。重要的是利用人天生的惰性以及除非言不及义而不多写一个字的天性。
不容否认，什么事都有一定的限度。我自己认为一篇侦探小说的合适长度为五万字左右。我知道出版商认为这太短了。读者花钱买本仅仅五万字的小说也许觉得上当了，因此六七万字也无妨。如果你的书超过这个字数，你会发现字数少一些，书会更精彩。惊险小说的合适篇幅在两万字左右。不幸的是，这种篇幅的小说越来越没市场，作者的稿酬也不那么优厚。作者因此感到不如将其扩充为一部够篇幅的小说更好。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用于惊险小说或许行，可对侦探小说则不适用。
这时，休斯·梅西给我商定了新的出版商威廉·科林斯。我给他们写的第一本书《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无疑是我当时最成功的一部书。事实上，我至今仍记得这本书。我从中掌握了一个公式，这要归功于我姐夫詹姆斯。他多年前曾在看完一本侦探小说后，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现在侦探小说几乎人人最后都成了罪犯，甚至连侦探也是。我想看的是像华生那样的人物最终也被证明是罪犯。”
这个想法很新颖，我长时间琢磨着。随后，事有凑巧，路易·蒙巴顿勋爵也把几乎同样的想法告诉我，他在给我的信中建议：让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而最终他们被证明是谋杀者。
这是个好主意，我思付良久。这样写自然有许多困难。
一想到黑斯廷斯是个谋杀犯，况且要描述得天衣无缝是何等困难，我就犹豫不决。当然，许多人都说《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是胡编乱造；可仔细读过全书就不这么看了。那种情节需要有时间跳跃和模棱两可地一笔带过；而舍巴德医生自己如实地写下了部分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乐。
这段时间，除了《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带来的烦恼之外，日子过得有条不紊。罗莎琳德上了学，成天兴高采烈的。我们有了漂亮的房子和花园，还有那辆大鼻子莫里斯牌小汽车；费舍是个好帮手，日子过得和和睦睦。阿尔奇昼夜迷着高尔夫球；他的胃口不错，神经性消化不良也好多了。真可谓事遂人愿。
经过经济拮据的日子，不再为钱发愁是再惬意不过了，我们可能都有些昏昏然了，竟想买那些从不敢问津的东西。
一天，阿尔奇突然告诉我要买一辆真正的跑车，这叫我大吃一惊。
“但我们已经有了一辆汽车了。”我惶惶地说。
“噢，可我指的是一辆不寻常的。”
“我们可以再生个孩子。”我提醒他。我已经满怀兴奋的心情琢磨了许久。
阿尔奇断然反对。“除了罗莎琳德我谁也不要。罗莎琳德是个绝对令人称心的孩子，这就够了。”
现在他说：“要是有个儿子，就会搞得一团糟。况且，来日方长。”
我同意来日方长的观点。勉强同意买一辆迪拉契牌的二手车。其实他早已看好并进行了讨价还价。这辆车使我俩很开心。
“森尼代尔是个安居的奸地方，”阿尔奇说，“我想不妨买幢自己的房子。”
这主意实在激动人心。虽然在斯科茨伍德住得还算舒服。可毕竟有种种不便。电线常出毛病；广告上说的随时供应热水只是说说罢了；维修更是难得有一次。自己弄一套住处的主意很对我心思。
一两年后，我们已看过许多处房子——我总是把看房子当作消遣——终于初步选定了两处。一处要走段长路，房子不太大，有个招人喜欢的花园。另一处在车站附近；像是一套某百万富翁的邸宅搬到了乡下，不惜金钱地装饰了一番。房内有镶木墙壁，几处浴室，卧室内有盟洗等设备。这处房子近几年几经倒手，据说是处凶宅，在这住过的人到头来总是交不上好运。头一个房主丢了钱财，第二个死了老婆。第三个的结局不知如何，只知道分后了，大概是分道扬镳了。不管怎样，这处房子一直低价待售。它的花园景色恰人，庭园呈窄条形，草坪前烷翅着一条长满水草的小溪，再往前走是一大片长满各种杜鹃花的园子，那儿有一整块菜地，再往前是一片蔬菜的荆豆丛。至于买得起买不起是另一回事。虽然我俩收入还算丰厚。我的或许不大稳定，阿尔奇的则没问题，但糟糕的是我俩没有现款。我们以抵押方式买下了房子，挑了个日子就搬了进去。
我们又添置了窗帘和地毯，过上了一种无疑是我俩财力所不及的生活，尽管账面上仍收支平衡。家里有两辆汽车：迪拉契和大鼻子莫里斯，又雇了几个佣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女佣。
按阿尔奇的主意，我们把新居叫做斯泰尔斯，因为我第一笔稿费收入是来自《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墙上悬挂着这本书的封面图案——这是博得利出版社赠送给我的。
但是，斯泰尔斯是块不祥之地。
4
第二年的生活不堪回首。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一错百错。
我从科西嘉度了几天假回到家一个月的样子，我母亲就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当时她在阿什菲尔德。我去看望她，随后宠基代替了我。不久，她打电报告诉我她把母亲接到艾本尼去了，在那她能更好地照料母亲。母亲病情似有好转，但再没好利落过。她被困在床榻上。我估计她的肺感染了，那时她已七十三岁了。没想到病情急转直下，宠基大概也没料到这一点。过了——两个星期，来电报催我去。阿尔奇此时正在西班牙谈生意。
在去曼彻斯特的火车上，我蓦地意识到母亲去世了。我浑身发冷，仿佛从头到脚寒冰浸骨，默念着：“母亲去世了。”
事情果然如此。我俯身端详着仰卧的母亲，心里想：她已经走了，留下的只是具躯壳罢了，真是这样啊：母亲那急躁、热情而易冲动的个性全不复存在了。几年来她曾几次对我说：“有时，人多想冲出躯体的束缚，它是那么衰老，无能，不中用。人渴望挣脱这一桎梏。”此时，我想她如愿以偿了。
她终于挣脱了人生的侄梏，而留给我们的只有哀痛。
阿尔奇没能参加葬礼，他当时还在西班牙。我回到斯泰尔斯一星期后他才回来。我了解他，他容不得并死或其他麻烦事。人们对这些事耳闻目睹，但却不充分注意，不完全了解，直到不测事件突然发生。我记得他走出房间，十分尴尬，只好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像是说：“喂，又见面了，我们得振作起来呀！”失去世界上三个亲人中的一个后，看到这种态度真令人难以容忍。
他说：“我有个好主意。下星期我还得去西班牙。我带你去那儿怎么样？咱俩可以玩个痛快，你也可以换换环境。”
我并不想换换环境。我宁愿沉浸在悲痛之中并学会适应它。我感谢他的好意，告诉他我情愿呆在家。如今我认识到这样做错了。我们曾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相互信任，谁也不曾有过离异之念。但是，他讨厌家中忧郁的气氛，这使别人有了可乘之机。
亲爱的卡洛走了，这是命运的又一次打击。她父亲和继母住在非洲，她突然得到来自肯尼亚的消息：她父亲病重，医生说是患了癌症。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卡洛的继母一清二楚，他顶多还能活六个月。卡洛得去爱丁堡接她父亲，陪他度过最后的日子。我和她挥泪而别。她不愿在一切都杂乱无章和难过的时候离开我，可她身不由己。不管怎样，过六个星期，就可以了结这一切。到那时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我忙得头昏脑胀，很想早早了事。所有箱子柜子都得详细查看，不能随手扔东西。在姨婆的遗物中，常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一捆旧书信刚想扔掉，却又在一个皱巴巴的旧信封里发现了一叠五英镑的钞票：我建议阿尔奇周末偶尔来这儿一次，这样情况就会完全两样。他回信说傻瓜才会这么做。车费毕竟很贵，而且由于他星期六才走得开，星期日就得赶回去，这样做也不值得。我猜想他可能是舍不得星期日的高尔夫球赛。
我忽然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向我袭来。我当时并没意识到一生中我第一次病了。我身体一直很健壮，不懂得不幸、忧虑和劳累会损害健康。一天我签支票时，突然忘了自己的姓名。我沮丧极了。当时的心情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时手触树干时那样。
一两天后，我又有所预感。去发动汽车，可一次次发动引擎，就是没动静。最后，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回到房间后，坐在沙发上抽泣。这事使我很担心，仅仅因为汽车发动不起来就哭，我一定精神错乱了。
许多年后，一个身遭不幸的人对我说：“你看，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无缘无故地落泪。那天送洗的衣服没送来我哭了，第二天汽车发动不起来我……”这时，往事触动了我，我说：“你最好当心；这可能是精神崩溃的前兆。你得去看看医生。”
当时我不懂这些。我以为是劳累过度。母亲去世的悲痛仍埋在心底，虽然累得精疲力尽，可脑子总摆脱不了这事。要是阿尔奇或是宠基或是什么人此时能来陪陪我该多好呵！
5
我何以能从眼前
驱走往事的记忆？
——济慈诗
难道人们应该忘掉往事吗？假如人们愿意回首一生的经历，难道有权忽视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吗？那岂不成了胆小鬼了吗？我觉得，人们尽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说：“是的，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已成往事。这是我生活画面中的一笔，正因如此，我必须正视它。然而没有必要反复地琢磨它。”
宠基到阿什菲尔德后，我的心情才愉快了。随后阿尔奇到了。
描述当时的心境并非易事，我记起一个验梦：我和最亲密的朋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突然发现坐在那一边的人完全是个陌生人，使人感到恐惧。这个噩梦大概极恰当地反映了阿尔奇到来时的情形。
他照例寒喧一番，可他全然不像从前的阿尔奇。我想不出他出了什么事。宠基注意到了，她说：“阿尔奇看上去变了，是病了还是有什么事？”阿尔奇却说他身体很好，可他很少讲话，一个人来来去去。我问起去阿拉西奥的车票的事，他说：“嗯，这个，呢，都办妥了。过几天告诉你。”
他很让人费解。我绞尽脑汁想会发生什么事。我蓦地担心会不会是他的公司出了什么事。阿尔奇不可能贪污公款啊？不会，我不相信。也许是他滥用权力做了一笔交易？难道他欠了谁的债？有什么对我难于启齿的事吗？我终于不得不问他。
“阿尔奇，出了什么事？”
“噢，没什么。”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咱们——我——没买去阿拉西奥的车票。我不想去国外了。”
“咱们不出国了？”
“对，我说了，不想出国了。”
“噢，是想在这呆一段吗？和罗莎琳德一起玩，是不是？我想这样也不错。”
“你没弄明白。”他烦躁地说。
大约又过了一天，他才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
“很对不起你，”他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你认识给贝尔彻当秘书的那位肤色黝黑的姑娘吧？一年前我们曾请她和贝尔彻到家里做客，在伦敦又见过她一两次。”
我记不得她的姓名，可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是的，认识。”我说。
“嗯，我一个人在伦敦时又时常见到她。我们多次一起外出。”
“嗯，”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
“唉，你还是没听懂，”他不耐烦地说，“我爱上了她，我希望你同意离婚，尽快地办手续。”
听到这些话，我料到生活的一部分：幸福、成功和充满自信的生活，完结了。可怎么会来得这么快，令人难以置信。
我想这事会烟消云散的。在我俩的生活中，从没有过这样的疑虑。我俩婚后生活幸福、和谐。他决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这或许是他近几个月眷恋令人快活的伴侣而引起的。
他说：“很久以前我曾告诉过你，我讨厌生病或郁郁不乐，这把我的事全坏了。”
我本应了解这一点。假如我更聪明一点，假如我更了解我丈夫，不厌其烦地深入了解他而不是满足于把他理想化，把他多少地想象得完美无缺，那样也许会避免这一切。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所发生的事能够避免吗？假如我不撇下他，独自一人去阿什菲尔德呢？他或许不会爱上这个姑娘，可还会有其他什么女人。因为肯定我在某方面满足不了阿尔奇的要求，这一点连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个姑娘的缘故？难道是命里注定要他一见钟情吗？我们最初几次见到她时，阿尔奇肯定没有被她迷上。他甚至反对我邀请她来家里小住的建议，说会妨碍他打高尔夫球。他对这姑娘突如其来的爱情，就像当年对我的一样。看来这或许是命该如此。”
亲朋好友此时也爱莫能助。他们认为：“不可思议。你们生活得一直很幸福。他会回心转意的。重归于好的事例屡见不鲜。”
我也这样以为，我想他会回头的。可是，他没有。他离开了森尼代尔。卡洛这时又回来了，英国专家诊断说她父亲患的不是癌症，有她在身边，我感到莫大的慰藉。她比我看得清楚。她说阿尔奇不会回头的。当他终于收拾行李离去后，我心中竞有解脱的感觉，他终于打定了主意。
然而，两星期后他又回来了。他说他大概做了件错事。
我说，想想罗莎琳德，这样做的确不明智。他毕竟钟爱她。他承认是这样。
“她也很爱你，爱你胜于爱我。唔，她生病时会想我，可你是她爱戴和依赖的父亲；你和她有同样的幽默感，是她的更好的伙伴，比我强。你应该想法战胜自己。我知道这种事时有发生。”
但是，他回来是个错误。因为这使他深切地感到他的感情是多么炽烈；他一再对我说：“我忍受不了这种割爱，我忍受不了这种没有幸福的生活。并非人人都能享有幸福，总得有人付出幸福。”
我努力克制着说：“但为什么要我付出而不是你？”这些都无济于事。
我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段时间他—直对我爱理不理，几乎从不主动接近我或有问才有答。后来我目睹了其他的夫妻，阅历也深了，才恍然省悟。他闷闷不乐是因他在内心深处爱着我，不愿伤害我，因此，他只得自欺欺人地想：这不是伤害我，这最终是对我好。我应该生活得幸福，应该去旅行，不管怎样，我还可以从事写作来安慰自己。由于他良心折磨着他，他只好故意待我无情无义。过去我母亲总说他是一个冷酷的人，而我清楚地看到的却一直是他那些善良的举动，淳厚的性格。蒙蒂自肯尼亚回来后他是那么乐于助人，平时，他总是为别人分忧解难。但是现在阿尔奇太绝情了，一味地为自己的幸福而抗争。我过去曾佩服他的冷酷无情。而现在我领教了它的厉害。
就这样．继疾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悲痛、绝望和破碎的心。我苦熬了一年，盼望他能回心转意。可他没有。
我的第一次婚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6
第二年二月，卡洛、罗莎琳德和我去加那利群岛。我很难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但我知道重振精神的惟一希望是把那些生活中的不幸置于脑后。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英国不再能给我以平静。罗莎琳德是我生活中的希望，有她和朋友卡洛陪伴，心灵可以复苏，从而面对未来。但是英国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
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厌恶新闻界，讨厌记者和人多，毫无疑问这样欠公平，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是很自然的。我感到就像只被追捕的狐狸，巢穴被掘，猎犬狺狺地四处追赶我。我一直忌讳隐私为人所知，现在尤为如此，以至于有时我觉得简直无地自容了。
阿尔奇在斯泰尔斯又住了些日子，但他正设法卖掉它，当然也征得了我的同意，因它一半归我所有。这时我手头拮据，特别需要钱。
自母亲去世后，我就无法创作了。两手空空，手头仅有的一点现款也都贴了进去。我没有任何收入，除非我去挣钱或动用积蓄。至关重要的是应该尽快再写一本书。
我的姻兄，阿尔奇的兄弟坎贝尔·克里斯蒂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和蔼可亲，此时给了我帮助。他建议把在《随笔》发表的十二篇短篇小说编辑成书出版。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助了我一管之力。我还干不了这种工作。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并相当受欢迎。这时我打定主意，只要换个环境，静下心来，我或许可以在卡洛的帮助下再写一本书。
有一个完全站在我一边并鼓励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的姐夫詹姆斯。
“你干得不错，阿加莎，”他用那平静的声调说，“你很明智，我如果处在你的位置也会这样做的。你一定要从这事中解脱出来。阿尔奇也许会回心转意，但愿如此，可我并不这样看。他不是那种人。他一打定主意就不会更改了，所以我不抱什么希望。”
我也不抱这种奢望，但我想，替罗莎琳德着想的话，至少等待他一年，以便使他认清楚自己的所做所为。
当然我也像同时代的任何人一样，本来就害怕离婚，我现在仍然如此。时至今日，我仍有种负疚感，因为我答应了他固执的要求，同意了和他离婚。每当我望着女儿时，心中仍感到当时应该坚持住，也许应该拒绝他的要求。
我又重返英国，变得铁石心肠，对世界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更善于泰然处之。我和罗莎琳德及卡洛在切尔西租了一套公寓，罗莎琳德进了喀里多尼亚寄宿学校。这事办得很成功。那儿的教学极为出色，孩子们对所学的东西很有兴趣。学校要求很严，可罗莎琳德正是个喜欢严格要求的孩子。放假时她兴致勃勃地说：“谁也不会有片刻的空闲时间。”
有时她给我的回答听起来令人莫名奇妙：“罗莎琳德，你们早晨什么时候起床？”“我不清楚，听钟声。”
“你不想知道敲钟的时间吗？”
“有什么必要？”罗莎琳德说，“起床就是了。大约半小时后吃早饭。”
在加那利群岛，我写出《蓝色特快上的秘密》一书的精彩篇章，这不是件易事。而且加之罗莎琳德的打搅，就更不是一件易事。罗莎琳德可不像她的母亲，是个缺乏想象情趣的孩子；她眼中的世界总是实实在在的。给她辆自行车，她会骑上半小时。下雨天给她道智力测验题，她会反复地琢磨。但是，在奥拉塔瓦的旅馆花园中，罗莎琳德没什么好玩的，只好在花圃前散步，偶尔滚滚铁环，铁环对罗莎琳德毫无意义，不像当年对她母亲那样有吸引力。在她看来铁环不过是个铁环罢了。
“听我说，罗莎琳德，”我说，“别打搅我们。我要工作了．得再写一本书。卡洛和我要忙上半小时。”
“嗯，好吧。”罗莎琳德闷闷不乐地转身走了。我望着卡洛，她手执铅笔端坐着，我想啊，想啊，绞尽脑汁地构思。终于，我结结巴巴地开始口述。过了几分钟，我注意到罗莎琳德刚好走过小径，站在那儿望着我们。
“怎么回事．罗莎琳德？”我问道，“你要干什么？”“到了半小时了吗？”她说。
“还没有。才刚刚过了九分钟，去玩吧。”
“嗯，好吧！”她离开了。
我又重新开始口述。
一会，罗莎琳德又回到那儿。
“时间到了我叫你，现在还没到。”
“嗯，我能呆在这儿吗？我就站在这儿。不打搅你们。”
“就站在那儿吧，”我不高兴地说。又开始口述。
但是、罗莎琳德的眼睛盯着我，像是美杜莎①的目光。
--------
①希腊神话中蛇发女怪．触其目光的人即化为石头。一一译注。
我比以往愈加感到所讲述的一切都荒唐无比。我时而结巴，时而支吾，时而犹豫，时而重复。的确，那本倒霉的书是怎么写成的，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开始，我硬着头皮写作，不想干。我构思了情节，司空见惯的情节，还有的是从我的其他小说里改编的。我知道结局如何，但又难以使构思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人物也活不起来。此时写书完全是受挣钱的愿望和需要所驱使。
从这时起，我从一个业余作家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我背上了职业作家的重负，不想写也得写，不喜欢的也得写，写作效果也不理想。我一直讨厌《蓝色特快上的秘密》，但还是写完了，交给了出版商。这本书和上本书一样卖了好价钱。我对此也心满意足了，尽管不能说为之骄撤。
加那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旅馆至今仍是我冬季度假的理想处。那时，那里静谧安宁，很少有人光顾，只有那些去住一两个月的人。那儿有两处美丽的海滩。气温也很宜人；平均温度70’（华氏，译者注）。在我的印象中，夏天才有这样的温度。白天大部分时间吹着和煦的微风；入夜，天气仍暖融融的。晚饭后还可到露天小坐片刻。
就在这一个个夜晚，我和卡洛结交了两位亲密的朋友，卢卡斯医生和他的姐姐米克夫人。
卢卡斯在家里是位有权威的父亲。我和卡洛不久也称他为父亲。刚到那时，我喉咙严重溃疡，他来看了看说：”你一定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怎么回事？丈夫出了什么事？”我向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宽慰并鼓励我说：“你需要他，他就会回来，要留给他充分的时间。他回来后，不要责怪他。
无论怎样，要面对现实，继续生活。你已经获得了力量和勇气。你将会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
可敬的父亲。我该深深地感谢他。他对所有人的伤痛、挫折都抱以同情。过了五六年，他去世了，我感到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
7
从那以后，我多少有了生活的打算，但我得做出最后的抉择。
按约定，我和阿尔奇见了面。他萎靡不振，一脸病容。我们东拉西扯，谈着熟人的情况。接着我问他目前心情如何；是否打定主意不再回到我和罗莎琳德的身边。我又谈到他清楚罗莎琳德是多么爱他，他不在身边时她是多么惶惶不安。
一次，她用那孩子般的令人伤心的真诚对我说：“我知道爸爸喜欢我，爱和我在一起。他就是不喜欢你。”
“这表明，”我说，“她需要你。你难道无动于衷吗？”他说：“恐怕办不到。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发疯地希望幸福，而只有和南希结婚，才能幸福。她刚用了十个月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她家里人希望这样能使她回心转意，但是没成功。和她结婚是我惟一希望或能办到的事。”
这事终于有了结局。我写信通知了我的律师并去见他。
一切准备就绪。再没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剩下就是自己打算了。罗莎琳德在上学，而且有卡洛和宠基常去看她。我打算去热带地区走走，去西印度群岛和牙买加。我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预订了票，一切都安排妥当。
命运又一次作出了安排。出发的前两天，我随朋友在伦敦外出吃饭。我同他们并不熟悉，有一对年轻夫妇，一位被称做豪中校的海军军官和他的妻子。吃饭时我挨着中校坐着，他对我谈起了巴格达。他一直在波斯湾驻防，前不久才从那儿回国。饭后，他妻子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一起闲聊。她说，人们总是说巴格达是个可怕的城市，但她和她丈夫却迷上这座城市。他俩讲述了它的概况，使我对它愈发感兴趣。
我说去那得坐船吧。
“可以坐火车——乘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
我一辈子都想坐坐东方快车。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旅行时，东方快车经常停在加来车站。我多想登上它。东方快车——米兰，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我动心了。豪中校给我写下了在巴格达该去的游览点。
“在阿尔韦亚和梅姆一萨希伯斯等不要耽搁太久。去摩苏尔、巴土拉转转，还一定要去乌尔参观。”
“乌尔？”我说。我才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看到伦纳德·伍利在乌尔作出了奇迹般的发现。我虽然对考古一无所知，但一直对此多少有些兴趣。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退掉了去西印度群岛的票，预订了东方快车的坐位，路线是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大马土革。自大马士革穿过沙漠到巴格达。我激动异常。办理签证和打点行装需四五天时间，随后就可以出发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八章 梅开二度
第八章 梅开二度
1
坐火车是我平生一件快事。可悲的是如今谁对它也没有了那种如同对好朋友的亲密感情。我在加来登上了预订的卧铺车，这样免得再到多佛尔，而且也避免了乘船的疲惫，终于在梦寐以求的火车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旅行一开始就潜伏着危险。和我同车厢的是一个中年夫人，她是个穿戴华丽，富有经验的旅行者，随身带了许多手提箱和帽箱。她和我搭上了话。这很自然，因为我俩合住一个包厢，这种包厢像其他二等车厢一样有两个铺位。在某些方面，二等车比一等车还舒服得多，因为这种车厢空间大、使人有活动余地。
我的同伴问我去哪儿。我告诉地去巴格达。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碰巧就住在巴格达。她断定我到那住在朋友家，并说她多半也认识他们。我说不住朋友家。
“那你住在哪儿呢？总不会到巴格达住旅馆吧？”为什么不呢？不然要旅馆干什么用？我至少心里嘀咕着，可嘴上没说。
“啊！旅馆可住不得。你可别那么干。我告诉你应该这样：来找我们！”
我有点吃惊。
这位C夫人告诉我她丈夫在巴格达，她本人是当地最早的居民之一。
我能说什么呢？只好一再感谢并补充说我的计划尚未定下来。幸运的是，C夫人不和我一起走完全程，这得感谢上帝，因为她的话总是滔滔不绝。
旅行正如所期待的那样。过了的里雅斯特，列车穿过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凭窗眺望，眼前是一个景色全异的世界，富有奇特的魅力：掠过峡谷，望着牛车和别致的运货车，审视着站台上的人群；在尼斯和贝尔格莱德偶尔下车转转，看着原来的车头被一个涂着截然不同的字母和符号的新的庞然大物所取代。旅途中自然又结识了几个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不像第一个那样张张罗罗。我先后遇到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一位荷兰工程师和几位土耳其女人，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最后—位几乎无法交谈，我俩只断断续续地用法语谈了几句。我发现自己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而明显地感到脸上无光。这位夸耀起来眉飞色舞的土耳其夫人十三次怀胎，三四个流产了。
只有亲身旅行才能认识到大千世界是多么关照和善待人们，当然并不总是事事都遂人心愿。那位女传教士极力劝我服用治疗肠胃的药：她带了大量的泻盐。荷兰工程师就我在伊斯坦布尔住在何处严肃地责备我，他警告我当心那个城市不安全：“你得留神。你住在英国，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总有丈夫或亲属保护你。出门在外不要相信人们说的话。除非你知道带你去哪儿，千万不要去娱乐场所。”事实上，他把我看成个十七岁无知的孩子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他在到站的当天晚上邀我去吃饭。
“去托卡特里安旅馆，”他说，“那是个上好的旅馆。住在那儿相当安全。我九点去接你，带你去一家可口的餐馆，就这样。
那是俄国夫人们开的，是些出身高贵的白俄女人。她们烹调技术高超，在餐馆内举止非常得体。”
第二天，他办完自己的事后来找我。带我去看了几处伊斯坦布尔的名胜，还给我找了个向导。“别从库克斯的公司雇向导，他要价太高、我向你保证这个向导非常正派。”
我们在俄国夫人穿梭往来、温文尔雅的微笑和对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屈尊俯就的态度中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后来，他又带我看了伊斯坦布尔的几处风景，最后把我送回托卡特里安旅馆。我俩在门口停住了脚步，“我想是不是，”他探询地盯着我，“我想现在是不是……”他估计到我可能做出的反应后，那种探询更是显而易见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说：“不问了。我想还是不问更明智些。”
“我觉得你非常聪明，”我说，“而且很够朋友。”#p#分页标题#e#
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送到嘴边吻了吻，便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他是个正派人，在他热心的安排下，我观赏了伊斯坦布尔的风光，我应该感谢他。
第二天，库克斯公司的代理人以最传统的方式请我，带我们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海达帕夏重又乘坐东方快车旅行。我很乐于身边有个导游，因为海达帕夏车站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疯人院。人人都在呼喊着，尖叫着，砰砰地敲打着要求海关官员办手续。我领教了库克斯公司向导的本事。
“请给我一英镑。”他说。我给了他一英镑。他随即跳上海关的长凳子，边喊边高高地挥动着钞票：“这儿，这儿。”他的喊声见效了。一位披着金色绶带的海关官员朝我们奔来，用粉笔在我行李上涂上记号。对我说：“祝您旅途愉快。”随后去驱赶那些没有依此办理的人们。“我把你上车的事都安顿妥当了。”库克斯公司的向导说，“那么？”我不大清楚要付多少小费，可当我掏出土耳其货币时，他不容置疑地说：“你最好留着这些钱，会有用的。你再给我一英镑好了。”虽然我有些迟疑，但想到吃一堑，长一智，就递给了他一英镑，他敬礼表示感谢，转身走了。
从欧洲进入亚洲，存在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差别。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列车沿马尔马拉海从容不迫地向前行驶，穿山越岭，沿途景色迷人。车厢里的旅客也变得形形色色，尽管难以描述各自的特征。我感到了人地两生，但对我的所做所为和我去的地方愈加有兴趣。列车每停靠一站，我都环顾站台，观看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乡下人在站台上挤来挤去，把不曾见过的熟食卖给车上的乘客。烤肉串，包着叶子的食物，涂得五颜六色的鸡蛋，应有尽有。列车愈往东行，膳食变得愈难以入口，顿顿都是一份油腻而无味的热饭。
第二天晚上，列车停下，人们纷纷下车去观看西里西亚门堡①。这是个难以描绘的时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来往于近东地区，不止一次路经此地，由于车次不同，曾在不同时刻下车停留：有时在凌晨，这时景色的确壮观；有时，就像第一次这样在傍晚六点；有时令人遗憾地在午夜。第一次我运气不错。我随其他人下了车。伫立在那儿。夕阳渐渐西沉，景致美不胜收。来此地我惬意极了，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我返回车厢后，汽笛长呜，列车沿山谷盘旋而下，穿行于山涧，又从山下的河谷钻出。就这样，列车缓缓穿过土耳其，从阿勒颇进入叙利亚。
--------
①土耳其南部陶鲁斯山脉的山口。－－译注
到阿勒颇之前，我却触了霉头。我身上挨了臭虫咬。我一辈子都特别易遭这种虫子咬。它们藏在老式的木制车厢里，贪婪地吸吮着车上旅客的鲜血。我体温上升到102'c（华氏，译者注），胳膊也肿了。我发着高烧，头痛，感到凄惨。然而，那位法国朋友给我很大帮助：他下车买了些葡萄，那种当地特产的小粒甜葡萄。尽管母亲和姨婆教育我在国外吃东西一定要先洗再吃，我却把它抛到脑后。每过一刻钟，我就吃点葡萄．这使我热度大大下降。我对其他什么都没胃口。那位法国朋友在阿勒颇与我分手，到第二天，肿痛有所减轻，感觉也好多了。
我在列车上又度过了冗长乏人的一天，列车似乎始终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爬行。而且总是不断地在环境毫无变化的无名小站停车。列车终于到达大马士革。车站里一片喧嚷声、搬运工一把夺过我的行李．叫喊着。出了车站，我看到一辆写着东方宫殿旅馆字样、外观漂亮的汽车。一个穿制服的仪表堂堂的人救了我和行李的驾。我和其他几个手足无措的旅客一起上了车，汽车驶向旅馆，那儿已经给我预定好房间。这座旅馆富丽堂皇，宽敞的客厅，大理石光彩照人，只是电灯昏暗得无法看清周围。
记得我在大马土革呆了三天，这期间我按计划由库克斯公司的人导游，四处游览。有一次．我和上了年纪的牧师和一位美国工程师结伴去看了一处十字军的城堡，工程师对近东都一无所知。我们八点三十分在汽车上首次相遇。那位老牧师目光慈祥，把我和那个美国工程师当成了夫妻。
老牧师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婚姻生活的好处，索取与给予的必要性，并祝我们幸福。我俩没做什么解释，或者说曾试图解释，美国工程师对着老牧师的耳朵大声告诉他我们并非夫妻，最好别管别人的事时，老牧师看上去很沮丧。
“但你们应该结婚，”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摇了摇头说：“姘居，知道吗，这不合适，这的确不合适。”
我去看了看可爱的贝勒贝克，逛了逛集市和斯特雷特大街，在那儿买了许多当地制造的令人爱不释手的铜餐具。
我估计现在的大马士革，这种老手艺人和人家存留无几：他们被工厂取而代之。当时，镶花木箱和桌子已经屡见不鲜，到处都能仿制，仍是手工制作，采用传统图案和工艺。
进一步的游览只是增强了我返回大马士革的决心，我又去大马士革的许多地方观光．随后。我踏上了穿越渤海去巴格达的路途。这时，旅行事务由奈恩运输公司承办。该公司拥有由六轮汽车组成的车队，格里·奈思和诺尔曼·奈思兄弟俩负责。他阀原籍澳大利亚，都很豪爽。我是临行前一天晚上结识他俩的。
汽车黎明时分出发。两个身材魁梧的年轻司机正忙碌着。我跟在行李后面出来时，他们正忙着把几支步枪塞进汽车，随手用一抱毛毯盖祝这时，一队人来到旅馆的台阶下。使我惊奇但不一定高兴的是，领头的不是别人，就是在的里雅斯特分手的那位C夫人。我还以为由于我在这盘桓游览，此时她已经到巴格达了呢。
“我猜想你就会走这条路线，”她面带笑容地和我打招呼，“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带你去阿尔韦亚，巴格达的任何旅馆都不适合您祝”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像是陷入樊笼。我从未到过巴格达，更没见过那儿的旅馆。就我所知，它们会乌烟瘴气，充斥着臭虫、跳蚤、虱子、蛇和那种我特别厌恶的灰蜂螂。于是我不得不结结巴巴地表示感谢。我俩安顿下来，我意识到“阿尔韦亚的公爵夫人”就是我这个朋友C夫人。她拒不坐在她的座位上，那儿靠近尾部，她坐在那儿会晕车。她要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而那个座位已被一位阿拉伯妇女一星期前预定了。那位阿拉伯妇女上了车，坚决不让出那座位，她的丈夫也一旁帮腔。随后便是七嘴八舌地吵吵嚷嚷。一位法国妇女也要坐那儿，一个德国将军也似有此意。我弄不清楚都吵嚷些什么，但世风如此，四人中的弱者失去了好座位，被赶到车尾。德国将军、法国和阿拉伯妇女都带上了遮沙面罩，C夫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留了下来。我从不会吵嘴，而且不会把握时机，不过，我的座位号实际上是很理想的。
汽车按时开出。我出神地望着汽车隆隆驶过黄色的沙漠，起伏的沙丘和戈壁，格调单一的景色终于使我昏昏欲睡，我随手翻开一本书。我从不晕车，但现在的座位靠近车尾，这六轮汽车的颠簸又如同海上的轮船一样，就这样在颠簸中看着书，我不知不觉地就晕车了，而且很厉害。我觉得丢了面子，可C夫人倒还体贴地对我说，晕车常常事先想不到，下次地会关照给我找个靠前的位置。
四十八小时穿越沙漠的旅行既令人着迷又充满凶兆。
人们这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被罩在真空之中。使我深有感触的首先是，正午时分根本辨不出东南西北，听说就是在这个时辰，巨大的六轮汽车常常迷失方向。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除浩确的沙漠之外别无他物，根本谈不上路标。漫漫旅途只有一个释站，鲁特巴大城堡。
估计大约是午夜时分到了那里。冥冥夜色中，蓦地出现了闪烁的光亮，到驿站了。城堡的大门打开了，门旁黑洞洞的枪口警惕地对着我们，那是骆驼队的士兵在警戒，提防伪装成旅客的土匪。他们深色的粗犷的面庞令人胆战心惊。经过详细检查才放我们进入城堡，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里面有几间摆放着床铺的屋子，我们五六个妇女在一间屋子里休息了三个小时后就又起程了。
大约是清晨五六点钟，晨熹微露的时刻，我们吃了早饭。沙漠披着一层朝晖，淡紫、杏黄和湛蓝，加上冷丝丝的空气，使人感到奇妙无比。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良辰美景。它使人忘掉尘世。面对清晨纯净爽人的空气．静谧、甚至不闻鸟语，细沙从指缝中流下，远方旭日冉冉升起，此时品尝着香肠、香茗。人生还有何求？汽车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畔费路查，从船只搭成的浮桥上过了河．经过哈巴尼亚的航空维修站，继续前行，直到看得见棕榈树丛和一条凸起的公路。往前走又过了一座浮桥，渡过了底格里斯河，进入了巴格达市，首先映于眼帘的便是一条两边是招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衔道，街道中似乎矗立着一度青绿色圆顶的漂亮的清真寺。
我根本没机会去看旅馆的情况。C夫人和她丈夫带我上了一辆舒适的轿车。沿着巴格达驶去，经过莫德将军塑像，出了城，路两旁是行行棕榈，成群漂亮的黑色水牛在水塘中游憩。完全不同于刚才的景色。
2
在巴格达，他们夫妇俩待我很热情。大家和睦相处，生活过得很愉快。我为自己曾有过身陷樊篱的预感而惭愧。阿尔韦亚现在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穿流不息，可在当时，它还距离城市中心几英里远呢。
一天。我搭车去水牛镇游览。这个镇子如今乘火车从北面进入巴格达时仍可看到。在陌生人眼中，它看—上去似恐怖之地．破屋陋舍，巨大的围栏里满是水牛及粪便，奇臭难闻，汽油筒搭成的棚舍使人相信这是贫困和耻辱的缩影。但事实却远非如此。水牛的主人们生活得满不错，尽管他们住得邋里邋遢，但是一头水牛价值一百多英镑，如今就更值钱了。水牛的主人自认为很走运，女人们在烂泥中踽踽而行时．脚踝上饰戴着的漂亮的银制脚镯和绿松石显露可见。
我不久就听到有人说在近东看到的一切都得打折扣。
一个人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观察和行动，都得颠倒重新研究。看到一个男人粗鲁的打手势叫你走开，你忙跑开了。实际上他在邀你过去。另一方面、假如他向你招手，那就是让你走开。远远地面对面站着两个人，冲着对方大喊大叫，颇有立刻就杀死对方的架势，其实不然。这是兄弟俩无聊地打发时光，提高嗓门是因为谁也懒得向前迈那两步路。
阿尔韦亚的人们待我极为友好。打网球，开车去看赛马，带我去观光，逛商店，我感到就像在英国一样。从地理上看，我在巴格达，而精神上我仍在英国；我出游的想法就是离开英国去看看异国风光。我打定主意得改变一下。
我打算去访问乌尔。我询问了一下，高兴地发现他们并不阻挠我，而是鼓励我去。旅行都安排好了，而且带了不少不必要的装饰品。
我如期出发。对给我背东西的家伙，我略怀戒心地盯着他。他细高的个子，带着一副陪着夫人们走遍近东，比她们本人还了解应该如何是好的神气。他穿着鲜艳的衣服，把我安顿在那光秃秃的不太合适的车厢中，对我行了个额手礼，就走了。临走时向我解释说，到适当的车站他会来带我去设在站台上的餐厅用餐。
那些年，我坐车旅行到乌尔车站的钟点时有变化，可是时间总是不凑巧。这一次大概在早晨五点。在像乌尔这样的考古发掘颇有成果的地方，人们每分钟都在疲于奔命地忙碌着，弄来不少兴致勃勃的妇女四处闲逛是最可气的事了。伍利夫妇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游客们结伴观光，由导游陪着去值得一看的地方，随后匆匆返回。我却被视为贵客受到热情接待，我应该对此倍加感谢才是。
这种优待完全是由于伦纳德·伍利的妻子凯瑟琳·伍利刚刚读过我的《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的缘故。她对此书津津乐道，所以我也受到像接待重要人物那样的款待。
她还询问同行的其他游客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有谁还没看过，她就极力地推荐。
伦纳德·伍利态度殷勤地陪我参观，伯罗斯神父是个耶酥会神父和碑铭研究专家，他也带我四处游玩。这人是个见解独特的人物，他描述事物的方法与伍利先生形成有趣的对照。伦纳德·伍利用充满想象力的眼光看待一切：这地方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一千五百多年前或更早的模样。我们每到一处，他就能使其活起来。他讲解时，我会毫不怀疑地确信某个角落的那间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故居。这是他对历史的再创造，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谁听到他的话都会相信他的解说。伯罗斯神父的口才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总是以一种充满辩解味道的语调来形容院落、教堂或商业区。
一次午餐时，他对我谈起他觉得我可以写篇很好的侦探故事，他极力主张我动笔。直到那时，我对他爱看侦探小说还全然不知。他勾勒出的这个故事，虽说实际上还是个轮廓，却多少描绘出了一个曲折的故事画面，我拿定主意有一天会动笔的。过了许多年，大概在二十五年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又重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把它加以组合安排，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短篇小说。伯罗斯神父那时早已去世，但我希望他天上有灵，我是怀着深深的谢意采用他的构思的。像任何作家那样，我把它融合在我的构思之中，他的痕迹很难看得出来，可他的灵感是这篇小说的源泉。
凯瑟琳·伍利后来与我结成莫逆之交。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人们总是有一半对她恨之入骨，另一半则为之倾倒，这或许是由于她的情绪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把握。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如果需要与一位妇女结伴去沙漠，或是其他什么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那么她会比任何人都更能使你的旅行情趣盎然。她谈论的事决不是一杯白开水，她会促你沿着一个崭新的思路去考虑问题。地不会矫揉造作，但只要她想博得你的高兴，她就办得到。
我爱上了乌尔这块地方。傍晚美丽的景色，宝塔式建筑耸立着，夕阳半遮半映、浩确的沙海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着颜色，杏黄、瑰红、湛蓝、紫红，我喜爱那儿的工匠，带班的，挎篮子的孩子，考古发掘者，他们的手艺和生活。历史的吸引力摄取了我的心灵。目睹从沙中慢慢发掘出一柄熠熠闪光的匕首，真是富于浪漫色彩。望着从沙中小心翼翼地捧出陶罐和其它器皿使我也心血来潮要做个考古工作者。我想，我一直过着一种无意义的生活是多么地不幸呵。这时，我羞愧地回想起在开罗我还是个姑娘时，母亲极力劝我到卢克苏尔和阿斯旺一览埃及的辉煌历史，我却醉心于和小伙子们约会跳舞跳到凌晨。我想现在一切还为时不晚。
凯瑟琳·伍利让我那个佣人先返回巴格达，说我何时回去还不一定。这样，我可以避开那位热情的女主人的注意返回巴格达，从而毫无顾忌地住到了底格里斯王宫旅馆。
那家旅馆毫不逊色。首先穿过一片昏暗，那是休息厅和餐厅，总是挂着窗帘。二层楼每间客房都有阳台、就我所知，任何一个过路人都能从那儿望见屋里，你躺在床上也罢，整日里人们总是来来往往的。这家旅馆的一侧濒临底格里斯河，河上千舸竞帆．宛如仙境一般。
促成我旅行的那对举止文雅的豪夫妇曾给我推荐过一两个人。我估摸这些人不好交际，而只是被介绍给他们自己认为值得结识的人。这些人曾陪他们去看了城市的名胜。尽管阿尔韦亚英国味十足，但巴格达仍是我见到的第一座东方城市，纯东方化的。从拉希德大街转弯，拐进窄小的衔巷，就会来到格调迥异的伊斯兰集市：铜器摊前钢匠们敲敲打打，香料市摊放着各种香料。
豪夫妇的一位朋友，莫里斯·维克斯是个英印混血，自己过着独居的生活，他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引我去那些不易被人发现的集市闲逛。我俩穿过棕调树丛和枣园到河边散步，也许我对他的谈吐比眼中所看到的更感兴趣。从他那儿我才第一次学会考虑时间的概念。我以前没有从非人格的角度考虑过时间的问题。但是对他来说，时间以及时间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旦你考虑到时间及其无限性，个人的东西就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你了。悲哀、苦难，所有生命中有限的东西部以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了。”
他问我是否读过邓恩①的《时间试验》，还借了一本给我，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有了某种变化，不是内心变化，由不是外表的变化，而是我看待事物更客观了，在一个充满着内在联系的大千世界里，我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人们可以不时地把握自己，从另一个既有的平面上观察自己的存在。
--------
①邓恩（1867—1936）美国幽默作家和新闻记者。－－译注
开始时会很笨拙，但是从那一刻起，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舒适感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对宁静的真切理解。
对其里斯·维克斯，我感谢他引导我心胸开阔地面对生活。他藏书很多，有哲学及其他各方面的，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有时我怀疑我俩还能否再次见面，我觉得不见面也知足了。我俩就像黑夜里撩舷而过的两艘航船。他递过一件礼物。我接受了。这是一件不曾有过的礼物，因为它是智慧的礼物。它来自头脑，而不仅仅来自心灵。
我不能在巴格达再呆下去了，因为我急于赶回家准备过圣诞节。
在旅馆里，我结识了皇家非洲步枪队的德怀尔上校。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他上了年纪，对中东的事无所不知。我俩的话头是从肯尼亚和乌干达开始的，我提到我的哥哥曾在那儿住了许多年，并告诉他我哥哥叫米勒。他审视着我，随之脸上浮现出一种我已熟悉的表情，一种充满疑问神情。
“你是说你是米勒的妹妹？你哥哥是烟鬼比利·米勒？”我从没听说过烟鬼比利这个绰号。
“疯疯癫癫的？”他探询地补充说。
“是这样，”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总是疯疯癫癫的。”
“你比他年纪小多了，是不是？”
“比他小十岁。”
”他出门时你还是个孩子吧？”
“对。我对他不熟悉，可他放假时常回家来。”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曾听说他住进了医院，后来就没消息了。”
我介绍了我哥哥的生活的情况，他如何被送回家等死，虽然医生说他活不多久了，可他又活了几年。
我和德怀尔上校从此结为好友。有时我去他那里吃饭，有时他来我旅馆进餐；我们的话题总是扯到肯尼亚、乞力马扎罗山、乌干达和维多利亚湖，以及我哥哥的一些轶事上。
德怀尔上校以一种专横和军事化的方式给我安排了下次出国旅行的游玩日程。“我给你安排了三次旅行，”他说，一旦你合适，我又脱得开身，我就跟你定下时间。我想到埃及什么地方碰头。”接着他把旅行计划讲给我听。
我脑海里时常出现疑窦：这样的日程安排我身体吃得消吗？也许，我们俩人都知道这种安排不过是想想而已。他是个孤僻的人。德怀尔上校行伍出身，过着严格的军旅生活，而且渐渐地与不愿离开英国故土的妻子产生了隔阂。据他说，她所关心的就是在幽寂的路边有所清静的小房子过日子；他的孩子对他回家休假毫无亲热的表示。他们认为他去原始地区旅行是荒唐的。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天气渐渐地变了。炙人的太阳见不到了，甚至偶尔会下场雨。我订了回国的票，可能我会怀着遗憾之情告别巴格达，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我已经制订了重返巴格达的计划。
3
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搭乘劳埃德·的里雅斯蒂诺号船去贝鲁特旅行。在那儿住了几天，再次随奈恩运输公司的车队穿越沙漠。船离开亚历山大勒达沿海岸航行。海面波浪起伏，我身体有些不适。在船上，我注意到另一位妇女，这位叫西比尔·伯内特的妇女后来告诉我，她也不习惯于颠簸的海浪。入们通常叫她鲍夫·伯内特，是当时的空军少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的妻子，她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和丈夫团聚。她是个很有见地的女人，心直口快，爱好旅行和观赏异国风光，她在阿尔及尔有一套漂亮的住宅。
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些英国天主教徒，她们去伊拉克瞻仰《圣经》中提到过的地方。领头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女人，叫威尔布里厄姆婶婶，西比尔·伯内特说她活像个大甲虫，说得太对了。她是个人人都想和她作对的女人。
我们到了巴格达，我拜会了几位老朋友，在那痛快地玩了四五天，随后就接到伍利夫妇的电报，去了乌尔。
这年六月，我曾在伦敦见过他们，当时他俩回家探亲，我还把刚刚买下的克莱丝威尔街巷中的一幢小房子借给他们祝就在他俩修缮房屋时，他们为我安排了一项迷人的计划。
我在初夏前一星期左右到了乌尔，待他们收拾好行李后，就和他们一道走，穿过叙利亚，直奔希腊，能和他俩同行去希腊的德尔法，我很高兴。
我顶着沙漠风暴到了乌尔。以前在那儿旅行曾遇到过沙漠风暴，但这一次更猛烈，持续了四五天。我从没领教过四周到处弥漫着沙粒的情景。尽管窗户紧闭，还挂着防蚊帘，可到了晚上，床上仍是一层沙子。虽然睡前到门外抖干净，但次日早晨脸上的沙子还是不少。整整受了五天的罪。
然而我们却谈天说地，大家一团和气，我在那儿过得有滋有味。
伯罗斯神父又到了那里，还有建筑家威特伯恩，这次还有伦纳德·伍利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他已经当了五年助手了，可前一年我来时他刚好不在。他是个身材削瘦，皮肤黝黑的青年人，沉默寡言，极少开口，但对自己分内之事极为熟悉。
我很快看到他善于处事。他和工匠们关系融洽，更难为他的是，把凯瑟琳·伍利哄得团团转。凯瑟琳对我说：“马克斯当然是个出色的助手。我不知道要是这些年没有他会怎么样，我想你会喜欢他的。我派他陪你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纳杰夫是穆斯林死者的圣城，卡尔巴拉那儿有座建筑精美的清真寺。我们收拾妥当后去巴格达，他陪你去那里。你沿途可以看看尼普尔。”
“哦．”我说，“但是，他难道不想去巴格达吗？我是说，他回家前要去那儿看看朋友吧。”一想到让这个年轻人陪着就不痛快，他在乌尔操劳了三个月，或许要一个人去巴格达玩一玩呢。
“噢，不会的，”凯瑟琳肯定地说，“马克斯会乐意的。”
像马克斯这样在艰苦的考古发掘地努力工作。终于可以去休息，可以去散散心的年轻人，牺牲自己时间开车陪一位比自己年长，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陌生妇女去看什么风景，大家竟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看来马克斯把这事也当作很自然的事了。他是个表情庄重的年轻人，我在他面前有些紧张。我暗自有些揣揣不安。是不是应该向他表示歉意。我也确实结结巴巴地向他透露过这趟旅行不是我的主意，可马克斯却表现出蛮不在乎的样子。他说反正也没什么事。回家可以一程一程地走，先和伍利夫妇一道走，既然他已到过德尔法，就和他们分手，去看看巴萨神庙和其他希腊名胜。
他本人也愿意去尼普尔看看。那是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去那儿他总是兴致勃勃，当然还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全值得一看。
我俩如期起程。在尼普尔玩得很痛快，尽管累得精疲力竭。
晚上七点左右，我们到了迪瓦尼亚，我们住在迪希伯恩斯家过夜。
这一晚真让人费解。迪希伯思斯太太四处应酬，不但要和身旁的人交谈，还要照应我和马克斯。马克斯回答得彬彬有礼；传教士夫妇一言不发，做妻子的死死盯着丈夫，而他却绞扯着手绢。
我打着瞌睡，朦胧中脑子里冒出一个地道的侦探故事的情节。一位传教士因精神过分紧张而渐渐地失去了理智。
为什么精神紧张？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每到一地，他都绞扯着手绢，把手绢撕成碎片，从而提供些线索。线索、手绢、碎片，天旋地转，我打瞌睡差一点滑到椅子下面去。
这时，左耳旁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所有的考古学家，”迪希伯恩斯先生不怀好意地说，“都是骗子。”
我睡意全没了，琢磨着他这个人和他的话。他这话是挑衅性地冲我来的。我觉得维护考古学家的信誉没什么必要，于是就口气温和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们是骗子呢？他们说假话了吗？”“一切。”迪希伯思斯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说什么他们知道文物的年代了，挖掘出什么东西，什么这是有七千年的历史楼，那件有三千年之久唉，什么这个帝王那时当政啦，另外那个帝王取而代之啦，骗子，统统是骗子，无一例外。
“难道这还会有假吗？”我说，
“果真如此？”迪希伯恩斯先生嘲讽地一笑，不说话了。
我和传教士说了几句话，可他没什么表示。接着迪希伯恩斯先生再次打破了缄默，透露出他愤愤不平的缘由：“一般情况下，我都得把起居室让出来给考古学家那家伙。”
“噢，”我不安地表示，“对不起，我没想到。”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们上了路。我俩造访了纳杰夫，那的确是个迷人的地方，真正的墓地，死者的城市。带着黑色面罩的穆斯林妇女来来往往地哭泣着。这是极端分子的温床，不是随便可以来的，需要事先通知警察，他们会注意是否会发生狂热冲突。
我们离开纳杰夫，前住卡尔巴拉，那儿有漂亮的清真寺，拱顶金碧辉煌。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近处观赏它。我们在警察哨所里过夜。在维多利亚时代长大的我，夜里去叫醒一个不太熟悉的年轻人，请他陪我去厕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很快就习惯了。我叫醒了马克斯，他又叫来一个警察，警察提了盏灯，我们三人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个奇臭难闻的地方。马克斯和警察又陪着我一起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一个正在采摘玫瑰花的花匠，拿着一束花走过来。我站在那儿等着，准备报之以优雅的一笑。我丝毫也没料到，他竞不睬我一眼地径直走到马克斯前，深深地鞠一躬，把花递给他。马克斯呵呵一笑，对我说，“这是东方，馈赠都是给男人而不是给妇女。”
在回巴格达的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到古遗址的土丘上看看，去四周转转，捡起陶瓷碎片。我尤其对那些有釉的碎片着迷。鲜艳的颜色：碧绿、青绿，湛蓝，还有一片有金色图案的碎片，都是些马克斯不感兴趣的近代的东西，可他对我的爱好抱宽容的态度，我俩收集了一大口袋。
凯瑟琳和莱恩·伍利早已到达巴格达，对我们迟到一天颇为不快，这是由于绕道乌凯迪尔的结果。我被开脱了责任，因为我只管手拎个小包跟着走就是了，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
过了几天，我们坐火车离开巴格达去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登上返回的旅程。我的朋友德怀尔上校到巴格达北站为我们送行。
到阿勒颇的第二天，凯瑟琳本来没发烧，可她却说不舒服。她那付神情容不得身边有任何人。
“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莱思手足无措地说。
“喂，”他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安慰他说：“我想她自己知道怎么办最好。大概她不要别人打搅她，我晚上再看她，那会儿她会好一些。”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马克斯和我去卡拉特——锡曼探访十字军的城堡。莱恩说他自己留在旅馆。如果凯瑟琳需要什么，他好随时照应。
马克斯和我兴高采烈地走了。天气晴朗多了，车开得挺顺当。我们沿盘山路行驶，四周到处是灌木丛、红牡丹和成群的绵羊，后来随山路缓缓而上，绵羊变成了黑山羊及小羊羔。我俩终于到了卡拉特——锡曼，随即开始野餐。我俩席地而坐，环顾周围，马克斯讲述着他的身世，他的生活。他即将离开大学时就交上了好运，在伦纳德·伍利手下找了这份工作。我俩又四处捡了些陶片，待夕阳西照时我们才起身回去。
我们离开阿勒颇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马克斯带我去看五花八门的教徒。这令人相当紧张。
我俩看到了马龙派教徒，叙利亚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聂斯托里教徒，以及许许多多我记不得名称的教徒。其中一些人我叫他们是“洋葱教士”，就是说，他稠带着像洋葱那样的圆圆的头巾。希腊东正教堂最使人念念不安，因为在那儿我和马克斯不容分说地被分开，我和其他女人—起被挤到教堂一边。这是个充满神秘气氛的仪式，大部分在祭坛帷幔后进行。帷幔后圆润响亮的声音随着缭绕的香火传到厅堂里。大家都按指定的间隔捣蒜式地鞠躬。后来马克斯才找到我。
4
离开阿勒颇，我们乘船去希腊，沿途时常靠岸。到雅典时。我感到少有的高兴，满怀着期待。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清楚地记得我站在旅馆的接待柜台前，接过一叠邮件，最上面是几封电报。至少两星期没得到家里的音讯了，我心头笼罩着不祥的阴影。我打开电报，他们告诉我罗莎琳德患了肺炎。
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我昏昏沉沉地挪动着脚步，突然把脚迈进了雅典街道旁的树坑里，踝骨严重扭伤，无法走路了。我坐在旅馆里听着莱恩和凯瑟琳的宽心话。心里惦记着马克斯去哪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两轴绷带和一块膏药。他轻声地解释说他在路上会照顾我和我的脚伤。
“但是你要去达萨庙啊，”我说，“你不是去见什么人吗？”“噢，我改变计划了．”他说，“我考虑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这样可以和你一道走。我可以扶你去餐车或给你弄点吃的，结你当个帮手。”
这真是求之不得了，简直不能相信。我想，而且一直这么认为马克斯真是个好人：他不言不语，没什么同情之类的话，可他干实事。他会急人所需，使你得到莫大的慰藉。
我和马克斯次日晚上就启程了。一路上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的家庭的事情，他的弟兄，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母亲——一个爱好艺术、喜好绘画的法国女人。
一到伦敦。我就提心吊胆地给家里打电话，已经五天没听到家里的消息了。听到我姐姐告诉我罗莎琳德好多了，已脱离了危险，恢复得很快等情况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罗莎琳德明显在迅速康复，我见到她仍吃了一惊。
我当时对孩子患病时变化之快毫无经验。罗莎琳德看上去瘦了，高了，无精打彩地靠在扶手椅上，一点也不像我的孩子。
作母亲的自然都宠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呢？可是我情不自禁地认为我女儿比大多数孩子更逗人喜爱。她有一种本事，回答问题常出人意料之外。一般人往往会想到孩子的答案，而罗莎琳德的回答常使我吃一惊。也许是她身上有爱尔兰血统。阿尔奇的母亲是爱尔兰人，大概是从她的爱尔兰祖母那儿继承了这种出其不意的本事。
当人们三岁、六岁、十岁或二十岁时，大家没什么差别。
大概在六七岁时这点尤其明显，因为还不到会做作的年龄。
而到了二十岁，人们就会扮嘴脸或赶时髦了。如果时尚推祟理智，你就会变得文质彬彬；如果姑娘们愚蠢轻浮，大家都不例外。然而随着生活的进程，你就会腻味这套做作的角色，于是又恢复了个性，日复一日地恢复了本色。这有时会使周围的人惶惑不解，然而却使本人得到了解脱。
我琢磨这是否适用于创作。初学写作时，通常极端崇拜某一作家，不自觉地模仿其风格。其实这种风格并不适合于你，因此写得不伦不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祟拜的影响减弱了。你仍然佩服某些作家，甚至还希望写得像他们那样，但是显然达不到。你大概懂得了文学创作谦卑感。如果我的作品像伊丽莎白、鲍思、穆里尔、斯帕克或格雷厄姆、格林的著作，我就可以得意地一步跨人文学的殿堂，但是我自叹弗如，我从未想过试图模仿他们。我深知我就是我，我只能尽力而为，却不能干那些奢望之事。
我脑海时常闪过一个悬挂在我房间中的奖状，这肯定是在赛船会上的掷椰子比赛中获得的。那上面写着：“当不上火车司机，就当个加油工。”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好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自己是照此办了。尽管我也做过一番努力，但我从不一味干那些劳而无功的事。鲁默·戈登在她的一本著作中曾列举了她的好恶。我觉得这很有趣，随即写下了我的好恶。我觉得还可以加以补充，列举一下我的擅长和我的短处。自然，我的所长要比所短多得多。
我不擅长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个健谈者；极易受暗示的影响，因此，我往往独自一人去考虑我究竟想干什么或需要干什么。我既不会素描更不会油画；不会做模型，也不会任何雕塑；不火烧眉毛决不着急；不善于口头表达自己的思想，文字会更得心应手。我可以坚持原则，但决不是别的什么。尽管我知道明天是星期二，可如果有人告诉我多次明天是星期三，我也会信以为真，并据此行事。
我擅长什么呢？嗯，擅于写作。可以做个过得去的音乐家，可做不了专业的音乐家，只能为独唱的人伴奏。遇到问题时，会临时想办法凑和，这本事可有用；用发卡或别针来凑和的本事会令人吃惊。我可以自诩干家务事颇有一套，等等。
下面是我的好恶。
我不喜欢人多，熙熙攘攘、大声喧哗、冗长的谈话、聚会、特别是鸡尾酒会、到处烟雾缭绕。我不喜欢任何酒，除非用于烹调，不喜欢果酱、牡蛎、半生不熟的食物，灰蒙蒙的天空。最后，我最厌恶热牛奶的味道。
我喜欢阳光、苹果、几乎任何音乐、列车数字游戏、任何有关数学的东西；喜欢航海、洗澡和游泳；我好沉默、睡觉、作梦、吃东西，喜欢咖啡的味道、山谷中的百合花、狗；喜欢看戏。
我可以把这些列举得更好听，听起来更郑重其事，更有意义，但是那样就不是我了，我想还是顺从自己的秉性吧。
我既然开始了新的生活，就得对朋友进行估价。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有助于严格的反剩卡洛和我把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讨厌鬼，一类是忠实的伙伴。讨厌鬼并不多，但有些是你开始没有看透的，误以为是知心朋友，可一旦你的名声变得不太好听，他们就会立刻冷落你。另一方面我发现许多朋友竟能始终如一地待人，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是谁也无法比的。
在所有的品行中，我最推崇忠诚。忠诚和勇敢是人类两大最优秀的品德。任何形式的勇敢，无论是体力的还是精神的，都使我满怀敬意。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品德。如果你要生活，就不能没有勇敢，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异性朋友中，我发现许多值得尊敬的忠实的伙伴。
大多数女人的生活中不乏俯首贴耳之人，其中有一个以规规矩矩的方式接近我的人特别使我感动。他给我送来了许多鲜花．给我写信，最后要求我嫁给他。他是个鳏夫，比我年长。他告诉我说，初次见到我时，他觉得我年龄太小了，可现在他可以给我幸福和一个温暖的家。我被他的话打动了，但我并不想嫁给他，对他也从没有过那种感情。他是个好心肠的朋友，仅仅如此而已。有人钟情于你总是叫你感到激动，但是仅仅为了安慰或伏在男人的肩膀上哭泣而结婚就太愚蠢了。
不管怎样，我并不希望谁安慰我。
我害怕结婚。我认识到，许多女人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即在生活中惟一能伤你心的人只有自己的丈夫。再没有更亲近的人了。再没有比每日相伴的亲人更叫人依赖的了，而这就是婚姻。我拿定主意决不把自己托付给别人。
在巴格达，一位空军朋友说过一些令人不安的话。他讲述了自己婚姻的坎坷，最后说道：“我觉得生活都安顿下来，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了。但是最终出点纰漏。或者找一个情人，或者找几个情人。
要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
有时，我心神不定地认为他的话是对的。但是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比结婚强。几个情人不会伤你的心，而只有一个情人往往会令你伤心，但也不是像丈夫那样叫人心碎．对我来说，丈夫成为过去。当时，我脑子里不考虑任何异性。但是，我那位空军朋友的话也不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
使我惊讶不已的是即使没明确宣布和丈夫分居或离婚，人们也会不厌其烦地问起这件事。一个小伙子曾用认为我毫无道理的口吻对我说，“你已经和丈夫分居了，或许还将和他离婚，那么你还祈望得到什么呢？”开始时，我也弄不清自己对人们这种关心是高兴还是气恼。我想基本上是高兴的。另一方面，它有时会把事情弄得复杂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一位意大利人就是这样。这是我不懂意大利人的习惯而自作自受的。他问我船上夜里装煤的声音是否搅得我睡不着觉。我告诉他没这回事，因为我的卧舱在船的右舷，不临码头一边。
“噢，”他说，“我想您是三十三号卧舱吧。”
“不是，”我说，“我的是个偶数：六十八号。”
在我看来，这话无可挑剔吧？可是没想到问你卧舱号的意大利的习惯，意思是能否去你卧舱。随后他没说什么。可午夜过后，这位意大利人来了。滑稽场面也随之出现。我不懂意大利语，他不通英语。于是我俩用法语压低嗓音叽叽喳喳地争吵起来，我很生气，他也很恼火。我们是这样说的：“您怎么敢到我的卧舱来？”“您邀请我来的呀。”
“没有的事。”
“您邀请了。您告诉我您的卧舱号是六十八号。”
“不错，可那是由于您问我的。”
“当然是我问的，我问您是因为想到您卧舱来，您告诉我可以来。”
“我没有。”
我俩吵了一会，声音时高时低，最后我让他别作声了。
我相信隔壁卧舱的使馆医生和夫人会对我妄加猜测的。我气愤地撵他走，他坚持要留下来。最后他恼羞成怒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于是我向他道歉，说我的确不知道他当时的问话实际隐含的其它意思。我最后终于把他赶走了。尽管他仍忿忿不平但却弄清楚了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走到哪混到哪的女人。第二天早晨，使馆医生的太太冷冷地白了我一眼。
没多久，我就发现罗莎琳德从一开始就以很实际的态度掂量我的每一个求婚者。
“嗯，我想你肯定会再结婚的，我自然要关心那个人是谁。”她向我解释说。
马克斯此时从法国他母亲那儿回来了。他说在大英博物馆找份工作，并想知道我是否在伦敦。刚好我的出版人科林斯准备在萨伏依举行一次大型宴会，特别邀我去见见出版我作品的美国出版商以及其他一些人。那天的会面排得满满的，于是我乘晚车去了伦敦，邀请马克斯来吃早饭。
我一想到要与他重逢就感到兴奋，但奇怪的是，他的到来竟使我窘迫不已。在那次结伴旅行中我们已经建立了友谊，我难以想象此次相会为什么使我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他看来也有些拘谨。可待我俩吃完我亲手制做的早餐时，我们又恢复到老样子。令人高兴的是我没有和他失掉联系。
继《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后，我又在写《七面钟之谜》。这是我以前那本《名苑猎凶》的续集，属于被我称之为“轻松惊险小说”那类书。这种书容易一挥而就，无需太多的情节和构思。
此时我对写作又恢复了信心。我觉得每年写一本书不成问题，还能写几篇短篇小说。那时，我写作的直接动力就是能赚到钱。写一篇小说，就可以带来六十倍的收入，扣除所得税，当时每英镑扣四至五先令——这样，足足四十五英镑就归自己了。这极大刺激了我的创作欲望。
当时是个讲求实际的年代，我成了一个手头阔绰的人。
我的作品在美国连载出版，其收入远比在英国的连载权的收入可观。而且还免征所得税。这被认为是资本的收入。我并没即刻得到这笔稿费，但我可以感到财源不断，在我看来，要做的事就是不顾劳累地赚钱。
我常常觉得现在不妨只字不写，因为一动笔就招致一堆麻烦。
马克斯到了德文郡，我俩在帕丁顿见了面，乘晚车回到家。
和马克斯又见面了，我真高兴。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亲密，几乎不用开口就明白对方的意思。第二天晚上，我和马克斯互道晚安后，我就在床上看书。这时，有人敲门，接着马克斯走了进来，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手里拿着一本我借给他的书。
“谢谢你借给我这本书，”他说，“我很喜欢。”他把书放在床边，随后坐在床头，深情地望着我：他说要娶我作妻子。
第二天他乘车离开，我去送他时，他说：“你肯定会嫁给我的。”
这时天刚蒙蒙亮，我不能继续和他争辩。望着他远去，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悒悒回到家。
我问罗莎琳德是否喜欢马克斯。
“当然喜欢，”她回答说，“我非常喜欢他，比R上校和B先生还要喜欢。”
我相信罗莎琳德对什么都一清二楚，只不过是出于礼貌而不挂在嘴边罢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是多么难熬埃我感到凄然怅惘，脑子里一片混乱。起初，我曾决计不再结婚，我得有保障，不再受任何伤害；没有比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龄小得多的人更蠢的事了；马克斯年轻，还不了解他自己；这对他不公平，他应该娶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我刚刚尝到了独立生活的甜头。后来，这些论点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变了。不错，他是比我年轻，但我俩共同点太多了。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转变。假如初次见面我就想到马克斯可能会成为我丈夫的话，我就会倍加小心，决不会轻而易举地建立这种良好的关系。我没料到竟会发生这种事，俩人都心情愉快，在一起交谈是那样的充满乐趣，无拘无束，仿佛是一对夫妻一般。
就在这一等莫展之际，我向我的神灵请教。
“罗莎琳德，你认为我再结婚如何？”
“嗯，我料到你会这样的，”罗莎琳德以一种始终明察秋毫的口气说话，“我的意思是，这事很自然，对不对？”“唔，也许对吧。”
“我可不赞成你跟R上校结婚。”罗莎琳德若有所思地说。这倒挺有趣，因为只上校过份地宠着罗莎琳德，他为讨她高兴而和她玩游戏玩得似乎很开心。
我说出了马克斯的名字。
“我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了。”罗莎琳德说，随后又补充说，“我们可以自己弄条船，行不行？他可就派上用场了。他网球打得不错，是吧？我可以和他打网球了。”她毫无顾忌地设想着，完全是从她个人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
尽管如此，那个夏天仍是我一生中最难提的。人们纷纷反对我和他结婚，也许这实质上给我增添了勇气。我姐姐坚决不赞成：年龄差别！甚至我姐夫詹姆斯也委婉地道出要我慎重从事的告诫。
我终于把消息透露给伍利夫妇。看上去，他们都很高兴。莱恩当然不必说了，可凯瑟琳总是捉摸不透似的。
她不容置否地说：“只是你两年之内决不要嫁给他。”
“两年之内？”我沮丧地道。
“对。这是命里注定的。”
#p#分页标题#e#
“哦，我认为这样不明智。我已经比他大许多了，年龄愈来愈大，结婚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还是应该让他享受生活的甘美才好。”
“我认为这对他毫无益处。”凯瑟琳说，“对他这种年龄的人毫无好处可言，他会认为万事如意的。我认为最好让他等两年，不能再短了。”
这个主意我不敢苟同，这似乎是个严厉的清教徒的观点。
我的婚事弄得满城风雨，给我带来了难堪，于是我想尽量地不再声张了。我们商定卡洛和玛丽·费舍还有罗莎琳德跟我们一起去斯凯岛，在那里住三个星期。我们的婚事预告将在那儿公布，在爱丁堡的圣哥伦教堂举行婚礼。
随后，我带马克斯去探望宠基和詹姆斯，詹姆斯虽然没有提出异议，但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宠基仍极力阻止我们的婚事。
在列车上，我几乎反悔。马克斯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述家里情况。
“你说的是詹姆斯·瓦茨吗？”他问，“我上大学时有个同学叫詹姆斯·瓦茨，那是你姐姐的孩子？他可是个绝妙的喜剧演员，极擅于模仿人。”
听说马克斯和我的外甥是同届同学，我简直要坚持不住了，我俩的婚事似乎毫不可能了。
我绝望地说：“你年龄太小了，太小了。”
这次马克斯真的害怕了。
“根本不小。我上大学的确年纪不大，可我的同学都说我很老成，我和瓦茨那帮人根本不同。”但是我在良心上仍感到不安。
宠基竭尽全力要说服马克斯，我都怕会引起马克斯的讨厌，事实恰恰相反。他说她是那么真诚，那么急切地渴望我幸福。人们对我姐姐的断语总是如此。
临别时，宠基泪如泉涌，不再说话。詹姆斯向我很宽厚地告别。好在我外甥杰克没在家，不然会把事情弄糟的。
“当然，我一眼就看出你打定主意要嫁给他，”我姐夫说，“我知道你不会改变主意。”
“嗨，简，你不知道，我奸像每天都在变来变去。”
“这倒未必。我希望你会一切随心。这不是我所希望你选择的，但你总是很有眼力，我觉得他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年轻人。”
我多么喜爱亲爱的詹姆斯啊，他总是那么苦口婆心，“别理会宠基，你知道她的为人，生米煮成熟饭她就会改变看法的。”
我问宠基能不能去爱丁堡参加我们的婚礼，她认为最好是不去。“我会哭出声的，扫大家的兴。”我为此由衷地感谢。
在圣哥伦巴教堂内举行婚礼后，我俩仍分居两地，像古老的歌谣说的那样，我们在教堂前的草坪上分手了。马克斯回到了伦敦以便三天内完成乌尔的研究，而我则在第二天和罗莎琳德一起回到了克雷斯威尔，在那儿忠诚的贝西迎接我，她还蒙在鼓里。马克斯两天后坐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克雷斯威尔门口，我们乘车去多佛尔，从那里渡过海峡去我们蜜月的第一站：威尼斯。
蜜月是马克斯一手安排的。我相信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沉浸在蜜月的幸福之中。惟一与蜜月不和谐的就是东方快车上的臭虫，甚至在到威尼斯之前，它们就从木板下钻出来，频频袭扰我们。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九章 共同生活
第九章 共同生活
1
蜜月期间，我们游览了杜布罗夫尼克，从那儿又到了斯普利特。我永远忘不了斯普列特。傍晚时分，我们从旅馆出来散步，当走到个广场的转弯处，看到圣·格雷戈里的巨影耸入云霄，这是雕塑家梅斯特罗维奇的杰作。它俯瞰着万物，像是永恒的里程碑在人们记忆中难以磨灭。
旅行的下一步是顺达尔马提亚海岸而下，沿希腊海岸到达帕特雷。我们搭乘的船是只小货轮，船上总共才有四名乘客，我俩住一间客舱，另外两人在另一间客舱。他们到下一站就下船了，于是剩下我们两个乘客。
我从没在船上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切成薄片的美味羊肉，非常鲜嫩，新鲜蔬菜、米饭、烤肉扦上满是香喷喷的调料。我们和船长结结巴巴地用意大利语交谈着。他问道：“喜欢这饭荣吗？我很高兴为你们安排英国式饭荣，这是地道的英国式饭菜。”
但愿他别到英国来，以免他会看到真正的英国饭莱。
我们在这条塞尔维亚小船上愉快地过了几天，船不时地在沿途港口停靠，圣安娜、圣毛拉、圣地夸拉塔等等。我俩上岸前，船长总是提醒我们开船前半小时鸣气笛。于是当我们俩倘徉在橄榄树下或坐在百花丛中，耳边会突然响起笛声，我们便急忙转身跑回船。坐在橄榄丛中，四周一片静谧，我俩沉浸在幸福中．此情此景多令人惬意啊，简直是在伊甸乐园，人间天堂。
终于到了帕特雷，我们愉快地告别船长，坐上滑稽的小火车去奥林匹亚。
希腊无须多谈。奥林匹亚正如想象那般美丽。第二天我俩骑着骡子去安德里策纳，坦白地说，这几乎使我们的婚姻出现危机。
我以前从未骑过骡子，十四小时的路程带来难以置信的痛苦。我竟到了分不清骡子与步行两者之间哪一个更痛苦的地步。到目的地后，我从骡子上滑了下来，腿脚僵直得难以走路，我责怪马克斯说：“如果你不知道别人经过这种跋涉后的痛苦，你就没资格结婚。”
我们在安德里策纳休息了两天来恢复体力。我承认嫁给他并不后悔，他也可以学一学如何照顾妻子，仔细地计算路程之后再请妻子骑骡子旅行。我俩到巴萨神庙又骑了近五小时的骡子，可这一次我毫不感到劳累。
埃皮德奥鲁斯在我眼中绮丽极了，但是在那儿我第一次领教了考古学家的性格。那天天气很好，我攀到剧场高处坐下，把马克斯一人撇在博物馆里看碑铭。过了很久，他还没来找我。我终于沉不住气了，下来走进了博物馆。马克斯仍直挺挺地俯卧在地上，蛮有兴趣地研究铭文。
“你还在看那玩意儿？”我问他。
“嗯，这很罕见，”他说，“你看这儿，我给你讲讲好吗？”“我想用不着，”我语气坚定地说，“外面美极了，真称得上是赏心悦目。”
“嗯，我相信一定是这样。”马克斯心不在焉地说。
“我再出去你不会介意吧？”我问。
“不会，”马克斯略带惊奇的口吻说，“这很好，我还以为你对这铭文感兴趣呢。”
“我想这不会比外面更有趣。”我说，又回到剧场高处坐着眺望远方。一个钟头过后，马克斯来找我，脸上浮着微笑，他已经解读了一个极为难解的希腊短语，这对他来说，一天都会因此而变得更有意义。
德尔法真令人难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迷人的景色，我们甚至四处寻觅，想在那儿找一块地将来有一天造所房子。我记得我俩选定了三处。这是美好的梦想：不记得我俩当时是不是相信这个计划。前两年，我故地重游，看到大轿车川流不息，咖啡店，纪念品和旅游者到处可见，我真庆幸没在那儿造房子，到雅典，蜜月就到日子了，就在还有四五天就要分手的时候，我们这两个伊甸乐园的幸福居民突然大祸临头．我病倒了，最初以为是患了那种在中东常见的肚子疼，其中有吉皮肚子疼，巴格达肚子疼，德黑兰肚子疼等。我把这一次叫做雅典肚子疼，但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
过了几天，我起来了，可驾车游览时，我难受得不得不又把车子开回来。当时能请到的只有希腊医生。他讲法语，我很快认识到，尽管我的法语足以应付一般交际，可对医学术语却一无所知。
这位医生把我的病归于吃了红鲱鱼头的缘故。据他说，这种鱼对于不大会炖鱼的初来乍到的人危险性很大。曾有一位内阁大臣也得了这种病，差一点送命。我确信自己病得随时都可能死掉。我仍发着高烧，吃不进东西。然而，这医生到底救了我一命。我告诉马克斯让他放心，第二天他就可以走了。
“岂有此理，我怎么能撇下你呢，亲爱的？”他说。
麻烦在于马克斯受人之托，要按时赶到乌尔，为考察队的住房砌造各种辅助设施，以便在伍利夫妇和考察队其他成员两星期后到达时一切都准备就绪。他要砌一间新餐厅并为凯瑟琳修一间新浴室。
“我相信他们会谅解我的，”马克斯说。但他语气中流感出迟疑。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谅解的。我气愤地告诉他说他们会把他的不负责任归罪于我。这事关我俩的名誉，马克斯必须按时赶到那里，我让他放心，我会平安无事的。我将静卧休息一星期，然后坐东方快车径直回家。
可怜的马克斯心都碎了。同时他又被那种该诅咒的英国式的责任感所围困。这是伦纳德·伍利长期以来对他施加的影响的结果。
最后，我们俩怀着某种生离死别的悲壮心情告别，马克斯终于离我而去履行他的职责去了。
我像根木头似地躺在由绿色墙纸裱糊的房间里，像只猫那样病恹恹的．腰疼，胃疼，虚弱得连手都不愿抬一下。我叫人端来淡而无味的煮通心粉，吃了两口就推开了。看来再吃点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惦念着马克斯。此时他应该到贝鲁特了，明天他将随奈恩车队穿过沙漠。可怜的马克斯，他该多挂念我呵。
幸运的是，我不必再为自己担心了。我已感到内心翻腾着要干点事或挪挪地方的决心。我又吃了些无味的煮通心粉，放了点碎乳酪。每天早晨在室内来回走三趟以便恢复腿劲。医生来看我时说已经好多了。
“不错。嗯，看得出你是在恢复。”
“说真说，我后天就想回家了。”
“噢，别说蠢话。告诉你，那位内阁大臣……”我按计划离开了那儿。旅馆的搬运工搀着我蹒跚地登上火车。我躺倒在我的铺位上，没怎么动弹，偶尔叫人从餐车给我端碗热汤来。汤总是油腻腻的，我毫无胃口。假如是若干年后，这种不喜油腻倒是对保持体型有好处，可在当时我还很纤瘦。旅程结束回到家时，我已皮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回到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真是再舒适不过了。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完全恢复了体力和精力。
马克斯平安抵达乌尔，他为我一直心烦意乱，一路发了数封电报，盼我的回音，可总是杳无音讯。他用工作来冲淡内心的焦虑，所干的话比伍利夫妇预料的要多得多。
到了我现在的年纪，我非常清楚如何对付性格爱冲动的人：演员、制片人、建筑师、音乐家和像凯瑟琳·伍利这样爱慕虚荣的人。就母亲而言，马克斯母亲是那种我所说的极敏感的人，我母亲也属同一类人。
我的几位演员朋友就好发脾气。查尔斯·劳顿在《不在犯罪现场》中扮演赫尔克里·波洛。一次在排演休息时，他一边吸着冰淇淋水，一边向我说起他的处世绝招：“装作喜怒无常很有好处。人们会说，当心别惹恼了他，要知道，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这种做法有时让人心烦，”他补充说，“尤其是你并没有这种欲望的时候。但是这样毕竟划得来，每次都不会吃亏。”
2
这时期的创作活动在我记忆里似乎难以理解的模糊，这看来不可思议。其实即便在当时，我也没把自己看做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我写作长篇和短篇小说，并能出版。我开始习惯于把这做为一项固定的收人。可每当我填写表格中职业一栏时，我除写上当时引以为荣的“已婚妇女”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写的。我是个已婚妇女，这是我的身份，是我的职业。写书是我的副业。我从没有把写作冠之“专业”的金字招牌。我觉得那样太荒唐。
我的婆婆对此不理解，“你写得精彩极了，亲爱的阿加莎，你应该写点，嗯，更严肃的？”指的是“值得写的”东西。我发觉我无法向她解释，也没想到要解释，我的作品是为消遣而写的。
我想做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我的一些作品使我感到得意和满足。但是，我从未得意忘形过，因为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最高成就。故事并不像为第一章拟写线索发展时所构想或镀步时喃喃自语展现在眼前的那样理想。
可爱的婆婆大概是要我写出某个世界著名人物的传记。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棘手的了。然而，我总是不加思索十分谦虚地回答说：“您说的对，不过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罗莎琳德往往会纠正我说：“可你就是个作家，妈妈。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怜的马克斯由于结婚而被狠狠地治了一下：就我所知，他从不看小说。凯瑟琳·伍利把《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强塞给他，他却一个字都没看。有人在他面前谈过故事的结局，他说：“知道了结局，这书还有什么看头？”而就在这时，他成了我丈夫，于是他毅然地捧起了书。
到这时为止，我已写了近十本书，他慢腾腾地从第一本看起。马克斯关于轻松读物的概念是那些深奥的考古学著作或古典专题的研究著作。因此，他看这种轻松小说时愁眉苦脸的样子十分好笑。可我应该骄傲地说，他坚持下来了，后来，他似乎对这种自讨苦吃也乐在其中了。
可笑的是我对婚后撰写的书竟然印象无几。大概是我过于沉湎在日常生活的欢乐之中，而写作成为我的时断时续的任务了。我从没有一间固定的专用写作室。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每逢接待来访者，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拍摄一张我的工作照。
“带我们看看你的写作室吧。”
“噢，我在哪儿都可以写。”
“可总有个专用房间吧？”
然而我没有。我的全部用品不过是一张结实的桌子和一台打字机。这时我已开始用打字机直接写作，尽管我仍习惯在开始几章时以及间或着用笔创作，随后再用打字机打出。卧室里一张放脸盆用的大理石桌面成了写作的好地方；餐厅里的餐桌也挺合适。
家里人常常注意到我又要开始创作了，“看，米苏斯又在琢磨呢。”卡洛和玛丽总是叫我米苏斯，她们都看得出我陷入沉思的表情，她们有所期待地望着我，催我躲进屋子里专心写作。
许多朋友对我说：“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写书，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你写作的情景，甚至看不到你到什么地方写作。”我的行踪大概和狗叼着骨头走开的情况差不多：狗偷偷摸摸地走开，半小时内见不到其踪影。随后它会鼻子上沾满泥土，扭扭捏捏地出现在面前。我大概也是如此，要去写作时，我总是有些不自然。可每逢我得以抽身，关上房门不让别人打搅，就可以伏案疾书，完全沉浸在写作之中。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间，我写的作品相当可观：除了一些完整的长篇之外，还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
一本以奎因先生为主角的小说集，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写作并不经常，或许隔三四个月才写一篇，有时间隔还会更长些。期刊似乎喜欢这类作品，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是我回绝了给期刊写系列小说的要求。我不想写一部关于奎因先生的系列小说，我只是在有创作冲动时才动笔。
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犯罪团伙》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小说都是模仿当时某一定型侦探模式写成的。现在有些已记不清了。我记得有索思利·科尔顿那个瞎子侦探，当然还有奥斯亭弗里曼；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特和他那奇妙的时间表；也有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我挑选了十二位侦探小说作者，看看他们中哪一个至今仍为读者所熟悉是很有趣的。有些人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有些则默默地消失了。当时在我看来，他们写得都很出色，以不同的风格给人以享受。《犯罪团伙》其中有描写我的两位年轻侦探汤米和塔彭斯的故事，这俩人成了我第二本书《暗藏杀机》的主要人物。为了换换样，再次以他俩为主角创作倒颇有趣。
《寓所迷案》是在一九三零出版的，但是，我对出版时间和地点以及写作过程、起因，甚至连怎么想起用一个新角色马普尔小姐作为小说中的侦探都记不清了。当时，我肯定没打算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继续以她为主人公。我没想到她会成为赫尔克里·波洛的竞争对手。
如今，人们络绎不绝地写信给我，建议马普尔小姐和赫尔克里·波洛应该邂逅相遇。可这有什么必要呢？我肯定他俩决不会对此感到高兴的。赫尔克里·波洛清高自负，他不会要一个老处女来教他几手的。他是个职业侦探，有他在，就不会有马普尔小姐的立足之地。他俩都是红人，都是凭本事吃饭的。我不会安排他们邂逅相遇的，除非我一时心血来潮，感到有必要这样做。
我想，大概是在《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中刻划谢泼德医生的妹妹时所产生的乐趣，促使我产生了创造马普尔小姐这个人物的想法。我喜欢书中她这个角色，尖刻的老处女，好奇心十足，没她不知道、没听过的事：地地道道的私人侦探。当这本书被改编成剧本时，使我大为不快的是卡罗莱挪不见了。医生又多了一个妹妹，一个妙龄少女，能唤起波洛春心萌动的娇媚姑娘。
我不了解这主意刚刚出现时。人们对于戏中的改动是多么难以接受。这时我已经写了一个自己的侦探故事剧本，记不得这是什么时候了。休斯·梅西对此颇有异议；他们实际上要我最好不要对这个剧本存在什么期望，因此我也就没有强求他们。这个剧本名叫《黑咖啡》。这是一部传统风格的惊险剧，虽然其中不乏老调重弹，但我觉得还不错。后来，时来运转，我在森尼代尔时的一位朋友伯曼先生与皇家剧院有关系，他向我提出这剧本或许能上演。
弗朗西斯·沙利文在《黑咖啡》中饰演波洛。他体态臃肿，身高六英尺二英寸；我对饰波洛的演员总是一个肥胖的家伙感到奇怪。我记得首场演出是在汉普斯持德的大众剧场，露西娅的角色是由乔伊斯·布兰德扮演的，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出色的演员。
《黑咖啡》公演了四五个月后，终于挪到西区上演。二十多年后，这个剧经过稍许修改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作为保留剧目，人们对它反应很好。
《不在犯罪现撤是由迈克尔·莫顿根据我的一部书《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改编上演的第一部剧作。他是个剧本改编行家。我对他最初的想法不以为然，他想让波洛年轻二十岁，改名为博·波洛，身边有许多姑娘献媚。这时我和波洛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意识到他将永远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极力反对完全改变他的性格特征。后来，在监制人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去掉医生妹妹卡罗莱娜这个人物，用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来代替。我前面说过，我很不情愿去掉卡罗菜挪这个人物，我偏爱以乡村为背景的关于她的那段故事。我喜欢通过医生和他主宰一切的妹妹的生活表现出来的乡村生活的剧情。
如今重温《寓所迷案》，我并不像当时那样满意。我觉得它的人物过多，枝节也太多。但主要情节还是经得起推敲的。我看那村子就像确有其事一样，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些村庄与之相似。孤儿出身的侍女、训练有素且会向上爬的佣人不见了，但取代他们的日间女佣又与他们何其相似，尽管应该承认她们不如前辈人那么有心计。
马普尔小姐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我的生活，竞丝毫没引起我的注意。我给一家期刊写了六篇系列短篇小说，选择了六个人物每星期在一个小村庄聚会，讲述疑难案例。我从简·马普尔小姐写起，这位老处女很像我姨婆在伊灵的某些至交。我年轻时去乡村时常遇到这种老妇人。马普尔小姐决不是我姨婆的再现；她要比我姨婆更大惊小怪、更有老处女的味道。但是俩人确有相似之处，她们性格爽快。她们总喜欢把人和事往坏里想，而可怕的是事实证明十有八九她们是对的。
姨婆的预见性相当可怕。我哥哥姐姐曾在家把一只温顺的小松鼠养了一年之久。这天，姨婆在花园里捧起这只伤了一只爪子的小生灵，颇有见地地说：“听着！这只松鼠几天之内就会顺着烟囱跑掉。”五天后果然跑了。我把姨婆的这种预言能力赋予了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对人并无恶意，只是不轻信任何人。尽管她持人性本恶的观点，她还是善待每一个人。
马普尔小姐刚一在我的书中出现就有六十五岁到七十岁左右了，如同波洛一样。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她要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常常陪伴着我。假如我预见这一点，我会让一个早熟的学童作我第一个侦探，于是他会和我一起成长。
为了这六篇系列小说，我给马普尔小姐安排了五个伙伴。第一个是她的外甥，他是一位当代小说家，他的作品里涉及了深奥的理论，乱伦、性、以及关于卧室和厕所设备的污秽描绘，总之，是他眼中赤裸棵的生活。他对自己美貌而迂腐的简姑姑一味迁就，就像对待一个不谙世事的人。第二个人是个身为现代派画家的年轻姑娘，她刚刚和雷蒙德·韦斯特有了点暖昧关系。接下来是佩蒂格鲁先生，他是位地方律师，没有人情味，机警，上了年纪；其余两位是本地医生，一个了解许多病例从而对每晚的难题都能讲出个所以然的有用之人，以及一位牧师。
马普尔小姐自己讲述的疑案用了一个有些可笑的名字：《圣彼得的拇指》。后来，我又续写了六篇以马普尔小姐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十二篇和另外一篇以《死亡草》为书名在英国出版了，在美国出版的书名则叫《星期二俱乐部谋杀案》。
我记不得写作《悬崖山庄奇案》的情景了，我可能以前就打好了腹稿，这是我的习惯，常常弄不清一本书是否刚脱稿还是已出版。故事情节常常不期而至地涌人脑海：沿着大街散步时，或满怀兴趣浏览某家帽店时，突然有了绝妙的构想。我想：“这回可以天衣无缝了，没有谁能看出破绽来。”当然，所有的情节都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各个人物也只能慢慢地活起来，我当即在练习簿上记下这个绝妙的构想。
到目前为止，这样做很得心应手，但我常常把练习簿丢掉。我手里总是有半打练习簿，随时把想到的情节或是某种毒药或药品，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某次狡诈的诈骗案记下来。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些都清楚地分类归档，会省掉我许多麻烦。然而，有时到一摞旧笔记本中去漫无目标地寻找随手写下的几行字，诸如“可用的情节：自己动手；姑娘不是真妹妹；八月”以及情节梗概什么的，倒是别有一番乐趣。
有些情节都记不得了，有些情节则时常在脑海中萦绕，我乐于细细地品味把玩，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写出来。在安排好《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细节之前，我曾在脑海中酝酿了很久。鲁斯·德雷珀的演出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她那逼真的模仿，那使自己从一个爱叨唠的妻子变成一个跪在教堂里的农家姑娘的演技给我以启迪。她使我写出了《人性记录》。
初写侦探小说时，我无限评判或是认真地考虑犯罪问题。侦探小说是追逐猎物的小说，也是体现某种道德的小说；实际上它再现了那种古老的通俗道德传说：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一九一四年战争时期，作恶者并非英雄；当时英雄是行善的，敌人是邪恶的，道理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时没有开始研究心理学。我像其他任何写书和看书的人一样，憎恶罪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
对于时髦的英雄拉弗尔斯则例外，他是个惯偷，爱打板球，总是和那个兔子样的伙计邦尼在一起。我一直有些讨厌拉弗尔斯，这当然是传统的作用。他是个罗宾汉式的人物，可拉弗尔斯令人感到轻松。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出现如今这样的情况，看犯罪小说是由于喜好暴力，为了从野蛮行为中获得虐待的快感。
现在残酷行为几乎像每日的黄油面包一样普遍。当然，我称之为“仇视者”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像所有的少数派一样，这种人的能量远远超过多数人。
由于写作犯罪小说的缘故，我对犯罪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我尤其喜欢看那些与罪犯打交道的人写的书，特别是那些试图教育罪犯或是想办法对罪犯进行所谓“改造”的人写的书，我想现在人们会用更堂皇的字眼来形容他们。那些罪犯大概中了魔，就像弥尔顿笔下的撤旦的所作所为：他渴望显赫，渴望权势，渴望像上帝那样地高贵。他内心没有爱，也就不知谦卑。我自己常说，通过观察生活而得出结论：不懂谦卑就意味着毁灭。
写侦探小说的一大乐趣就在于有诸多体裁可供选择。
轻松型的惊险小说，这种小说写起来特别舒心；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其情节复杂，颇费心思，值得回味；还有一种包含激情，我也只能叫它侦探小说，它充满帮助拯救无辜的激情，因为人们关心的是无辜者而不是罪犯。
我可以对那些杀人犯哲暂不作判决，但是我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蠹虫，他们制造仇恨，随心所欲。我情愿相信他们生来就是废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人们会可怜他们，但即使如此，也不会宽宥他们。因为宽宥他们，无异于宽宥那些从中世纪瘟疫流行的村庄中逃出而混进邻村无辜村民和活泼孩子中的人。无辜者必须受到保护，他们应该能在平静和博爱中和睦相处。
使我震惊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无辜者。当读到一起谋杀案时，看上去人们对悲惨情景——譬如说一家小烟铺的颤巍巍的老妇，正转身为一年轻的恶棍拿盒烟时，却被打死了——无动于衷。人们似乎对这种恐怖行为，对她的痛苦，对她终于辞别人世不在乎。谁都对死者的痛苦不以为然，人们只是对年轻的杀人犯不胜同情，因为他年轻。
为什么不把他处以死刑？在这个国家，我们捕杀豺狼，并不试图让豺狼和羊群和睦相处。我们进山捕杀野猪，以防它下山在溪边咬死孩子。它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捕杀它们。
我对那些被残忍仇恨的霉菌所侵蚀而视他人生命为草芥的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常常有良好的家境，良好的机遇，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他们说白了就是不走正道。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怎么处置杀人犯？不是终生监禁，这要比古希腊一杯毒芹汁处死更残酷。我们所找到的最好办法是流放。
广漠的旷野上，只有土著居民在那生息，在那只能生活在更加鄙陋的环境中。
让我们看一看这种观念：今日之短曾是昔日之长。如果不是心狠手毒，如果不是嗜杀成性，如果不是全无怜悯之心，也许人类就难以生存下去。也许早就绝种了。当今的恶人也许是昔日的强者。那时他有这种必要，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个必要了，他成了危险分子。
在我看来，惟一希望是强制这种人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贡献。例如，可以允许这种人在一杯毒芹汁或是献身于试验性研究之间作出选择。
这似乎从侦探小说扯远了，但是即可能说明了为什么我对受害者比罪犯更有兴趣。受害者被描写得愈逼真，由此而产生的愤慨就愈加强烈，那么，当我们把他从死亡的幽谷中拯救出来时，心里也就充满着愉快的胜利感。
3
第二年三月，我按计划去了乌尔。马克斯到车站接我。
我曾想自己会不会害羞，毕竟，我俩才结婚就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俩好像昨天就在一起了。马克斯给我写的信很详细，我感到我对当时考古挖掘地进展情况像一个考古工作者那样了解。回家之前，我在考古队营地住了几天。莱恩和凯瑟琳热情地招待我，马克斯还带我去挖掘地点看了看。
天不作美，突然刮起了暴风。这时我才注意到马克斯的眼睛已习惯了风沙。我踉踉跄跄地跟在他身后，狂风吹得我睁不开眼，而马克斯眼睛圆睁，给我指这儿说那儿。我惟一的念头是躲到房子里去，但是我还是勇敢地坚持下来了，因为尽管很难受，我对马克斯在信中说到的一切却极为感兴趣。
随着挖掘季节的结束，我俩决定经波斯回国。这时有个小型航空公司（是德国人办的），开办了巴格达至波斯的航线，我们搭乘了飞机。这是一种单引擎的飞机，只有一个驾驶员。我俩都感到这太冒险了。
飞机抵达设拉子，我还记得那儿的景色多么令人向往，它就像是嵌在灰褐色旷野上的一颇深绿色宝石。飞机愈飞愈近，绿宝石愈加光彩夺目；飞机降落后，我们终于发现这是——座由绿洲、棕榈和花园组成的绿色城市。我不知道波斯究竟有多少沙漠，可我明白了为什么波斯人那么珍视花园，这是因为有座花园是多么地不易。
我们从设拉子乘车去伊斯法罕。马克斯和我打算，如果护照、签证、旅费等等不成问题的话，就取道俄国继续旅行。
为此．我们去了伊朗银行询问。银行经理叹了口气说：“有不少困难。”
“是这样？”马克斯预料到会有困难，但肯定不致于难以成行吧？“要知道，”银行经理解释说，“他们的法律常变来变去，总不固定，况且法律之间也常自招矛盾。某条法律说不能把某种外币带出境，而另一条则说这是惟一允许出境的外币。”
马克斯对此表示理解。银行经理来了精神，他告诉我们旅途会很惬意的：“让我想想，你们想坐汽车去里海？是吗？坐汽车走挺好。先到雷什特，从那儿乘船去巴库。那船是俄国人的，我对它一无所知，可人们都去坐船。”
这就样，我们如期踏上了旅途，带上了大量的伊朗金币，怀揣着俄国领事开的证明。
坐车去里海真是美极了。汽车先爬上岩山裸露的山岗，然后越过山顶，下山时，我们发现到了另一个世界：和风煦煦，飘着雨丝。终于到了雷什特。
我们被带上了那艘令人不快的俄国船，神经相当紧张。
一切都与波斯和伊拉克截然不同。首先，船出奇地干净，简直像医院一样干净。窄小的客舱里摆着高高的铁床，硌人的草褥子。干净的粗布床单，一把马口铁水壶和一个脸盆。船员们都像机器人一样，看上去都有六英尺高，金黄色的头发，面无表情。他们待我们彬彬有礼。马克斯和我觉得就像《公开的界限》剧中那对自杀夫妇一样，俩人在船上像鬼魂一样四处游荡。谁也不和我们讲话，也不看我们一眼，对我们根本不加注意。
我们到了巴库。一位苏联旅行社的代表来接我们。他人不错，通晓古今，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问我们是否想去歌剧院看看《浮士德》的演出。我并不想去。于是他说会给我们安排其它娱乐活动。我们被带着参观造型各异的建筑物和未竣工的公寓。
我们去黑海时一路顺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伊内博卢港停泊，在那里，有人把几只可爱的棕色小熊带上船，听说是运往马赛动物园的。如今想起当时一个五大三粗的法国水手拿着奶瓶一本正经地挨个给小熊喂奶就好笑。
4
对马克斯来说，到尼尼微的意义就在于对那儿的土丘进行挖掘。坎贝尔－汤普森夫妇对此并不十分热心，但是他们事先已同意马克斯可以试一试。史前文化在考古上突然成了热门，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出土文物都属于有史时期。
他们到野外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土丘上寻觅。每到一地都要捡些彩绘陶片，贴上标签，分门别类地装进袋子，再审视图案，这事其乐无穷。尽管它们年代已久，但仍有新鲜感。
由于这些陶片上没有文字，所以确定它们的年代是异常困难的。很难说清楚某种类型的陶片的年代是在另一种之前还是之后。我们在尼尼韦的挖掘结果确实激动人心，因为不久就证明，那座九十英尺高的大土丘，有四分之三属于史前时期，这以前从未引起过注意，仅仅知道地面部分属于亚述时代。
马克斯的著作摆到了我的眼前：《尼姆鲁德及其遗迹》。
我多么为他得偿夙愿而高兴呵。尼姆鲁德从百年沉睡中醒来了，菜亚德开拓了这项工作，我丈夫将它完成了。
他还发现了更进一步的奥秘：城邦边界上的沙尔曼奈塞尔大城堡和位于土丘上的其他宫殿。有关亚述国军事都城卡拉的传说由此而展开。尼姆鲁德现在已还其历史本来面目，除此之外，那些由手工制作的最美的物品被收藏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中。雅致而考究的象牙制品则更令人叹为观止。
看到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妙不可言的精品，真为自已是人类的一员而骄傲。人类是富于创造力的，他们肯定获得了造物主的某些灵感，造物主创造了世界及其大自然，并以此为满足。但是它留下了创造的余地。它使人类的双手得以发挥创造力。
人类有邪恶的一面，其邪恶比野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也可以在创造的亢奋中飘然欲仙。
我十分留恋这第一次在考古现场度过的日子。我很喜欢摩苏尔；我写完了《人性记录》并且成功地揭开了谋杀之谜。我在拜访坎贝尔一场普森夫妇时，曾给他们朗读了全部手稿，他们非常欣赏。我想，除我的家里人之外，他们俩大概是惟一听我读过手稿的人。
5
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英国。马克斯整个夏天忙于写这次考古情况的总结。我们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考古展览。马克斯关于阿尔帕契亚的书在当年或者第二年出版了。该书不能再拖延了，马克斯曾说，考古工作者们的著作往往出版得太迟，而成果本应尽快地公布于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伦敦写了一本叙述我们在叙利亚生活的书，定名为《在遥远的叙利亚》，后来我每每读起这本书就很兴奋地回忆起在叙利亚的日子。
一九三零到一九三八年那几年特别令人心满意足，因为没有来自外界的阴影威胁。由于工作压力，特别是工作成功后的负担使得人们往往愈来愈少闲暇；但是这仍然是无忧无虑的年代，总有好多事要干，虽然并不富于吸引力。我写作侦探小说，马克斯撰写考古的著作、报告和文章。大家都忙忙碌碌，但并不很劳累。
我们就这样悠然度日。马克斯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考古工作，我从事写作，这时写作已成为我的职业了。因此，并没有多少热情可言。
起初，写作是件激动人心的事，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并没有感到自已是个作家。写的书每每得以出版都使我感到吃惊。而现在，写作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成了我的专职。人们不仅要求出版我的书，还催促我继续写下去。可是那种想干点分外事的无休止的渴望使我坐立不安；而实际上不这样生活也太乏味了。
这时我想做的是要写点侦探小说以外的东西。因此，我怀着志石不安的心情，沉浸在一本名为纯小说《巨人的面包》的写作之中。这是一本以音乐为题材的小说。严格说来，它时时暴露出我对这个题材的无知。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尚好，销路也如预期那样不错。我用了玛丽·韦斯特马考特的笔名，谁也不知道本书的作者是我。这秘密我一直保守了十五年。
一两年后，我又用这个笔名写了另一本书《未完成的肖像》。只有一个人猜到是我：楠·瓦茨，现在她叫楠·昆。楠的记忆力很强，我描写孩子的某个短语和在第一本书中的一首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自言自语地说：“肯定是阿加莎写的。”
一天，她捅了捅我的腰肋，用一种稍不自然的声音说：“前两天，我看了一本爱不释手的书，让我想想看书名是什么来着？《矮人的血》，对，就是《矮人的血》。”
然后她又调皮地对我眨了眨眼。我到她家后，说：“那么你猜《巨人的面包》是谁写的呢？”“当然知道是你啦，我熟悉你的写作风格。”楠说。
我有时还写写诗歌，多半是民谣。但是，我不想凭运气闯一闯一个完全不同的写作领域，也不想在这个不大容易干点新鲜事、冒险事的年纪去干这种事。
我想促使我动笔的原因是人们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来把我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我为此倍感懊恼。虽然我写了《黑咖啡》这个剧本，可从没认真地想去创作剧本。我对写《埃赫那吞》很得意，但是绝不相信它会上演。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不喜欢别人改编我的作品，那么何不自己尝试——下改编呢。在我看来，我的作品被改成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摆脱不了原作。侦探小说决不会像个剧本，因此改编它要比改编一部普通小说困难得多。它的情节是如此错综复杂，人物繁多，线索干头万绪，扑朔迷离。需要的是删繁就简。
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十个小黑鬼》（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改为《十个小印第安人》），因为它太难写了，所以就更有吸引力。十个人要合情合理地在谋杀犯不好马脚的情况下被干掉。我在经过充分构思之后动笔了，写完后我很满意。
这本书线索既清晰明快又令人迷惑不解，可解释又合情合理；事实上，为了解释就需要有一个尾声部分。这本书的评论和销路都不错，但是真正为之满意的还是我本人，因为我比评论家更清楚写这本书是多么不易。
其后，我又进了一步。我暗想，如果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会更令人激动。乍一看这似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来讲故事的结局，于是我只好有所改动。我必须使其中两个人物摆脱干系，从磨难中平安地脱身，在故事结束时再团聚。这与原来的童谣的内涵并不相悖，因为有一首“十个黑孩子”的歌谣是这样结尾的：“他成了家，万事大吉。”
我写完了剧本。它并没有得到多少赞许，断语是“无法上演”。查尔斯·科克伦却对它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为此剧的上演尽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无法说服他的赞助人同意他的观点。那些人说的都是空泛之辞，什么没法演啊，观众会笑话啦，情节太紧张啦等等。科克伦坚定地说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可事情明摆着不行。
“希望将来这个剧本的运气会好一点，”他说，“因为我很想使这部剧上演。”
后来机会来了。对它感兴趣的伯蒂·迈耶，他曾和查尔斯·劳顿一起把《不在犯罪现场》搬上舞台。艾琳·亨舍尔是该剧的舞台监督，我觉得她工作兢兢业业。我对她的手法颇感兴趣，因为她的手法与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在我这个对舞台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极不老练，仿佛心中没底；但是当我看到技巧进一步发挥时，我才认识到这种手法的魄力。她开始时就在舞台上摸索，用眼睛观察效果，而不是用耳朵，观察舞台动作和舞台灯光以及总体效果如何。随后，她几乎事后才想到集中演员对台词。这种作法卓有成效，给人印象极深。这造成了一种紧张感，舞台灯光转暗后，在三盏聚光灯柱照射下，演员们都正襟危坐在闪烁的蜡烛旁，这种灯光效果强极了。
随着演员的杰出表演，你可以感到情绪愈来愈紧张，恐怖和不信任在人物间蔓延；在我看来，谋杀设计得极为巧妙，丝毫没有什么破绽或者显得过分哗众取宠。我不是说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或者自认为届上乘，可我确实认为在某些方面，这在我的作品中是一部写得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是《十个小黑鬼》使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又踏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我拿定主意以后除我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改编我的作品。我自己决定哪些小说应该改编，并且仅仅这些小说才可以改编。
我着手改编的第二部作品《空幻之屋》是在几年后的事了。一天，我突然冒出个想法，《空幻之屋》一定会成为一出好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莎琳德。在生活中她总是扮演试图劝阻我又屡屡受挫的角色。
“把《空幻之屋》改为一出戏，妈妈？”罗莎琳德面带惧色地问，“这是部好小说，我也很爱看。可是你无法把它改编成剧本。”
“我行。”我说，为有了对立面而激动不已。
“噢。但愿你别这样。”罗莎琳德叹了口气说。
不管怎样，我兴致勃勃地记下了《空幻之屋》剧本的构思。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当然更像小说而不是个间谍故事。我一直认为《空幻之屋》这部作品由于增加了波洛这个人物而被我毁了。我已经习惯于作品中出现波洛，因此他也很自然地出现在这部作品中，可是他一出现，全都乱套了。他的确大显身手，可我总想没有他这部作品会更好。于是在设计剧本情节时，我割舍了波洛这个人物。
《空幻之屋》脱稿了，尽管除罗莎琳德外还有些人持相反意见。彼得·桑德斯很喜欢这个剧本，他曾把我的许多剧本搬上舞台，他相信这个剧也会成功。
《空幻之屋》获得成功后，我开始自讨苦吃了。当然，我知道小说创作是我稳定和有保障的职业。我可以继续这样编织情节，进行创作一直到老。我对能否再构思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从未产生过绝望情绪。
当然，在一部作品动笔之前，我总得经历极为难熬的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这种痛苦无法形容。独处一室，咬着铅笔，眼睛盯着打字机；或踱来踱去，或——屁股坐在沙发里，禁不住想大喊大叫。然后走出房间去打扰某个正忙碌着的人，通常要打扰马克斯，因为他的脾气特别温厚，对他说：“真糟糕，你看我不晓得如何下笔了，我没法再写下去了，再也写不出书了。”
“哦，怎么会呢？你肯定能行。”马克斯常这样安慰我。他总是带着期望的语气边安慰我，边将目光转向他的工作。
“可我知道不行了，我想不出什么故事。我脑子里曾有个故事轮廓，可现在看来毫无可取之处。”
“你只需闯过这个阶段。类似的情况以前曾发生过。你去年就曾这样唠叨过，前年也一样。”
”这次不同了。”我确信无疑地说。
但是这次当然也没什么不同，尽管我这样地凄惨和绝望。然而这种特殊的阶段需要有所体会。这就像把雪貂放在兔穴里，而自己在洞口守着猎物一样。在洞穴内一片混战之前，在无聊中度过漫长的时间，精神上得不到平衡。同样，脑子里对想写的东西一片空白，随手翻开一本书，但不久又会发现根本没有看进去；试试做字谜游戏，心思又没放在解法上；全部身心都被一种痴呆的绝望情绪所占据。
之后，由于某种难以名状的原因，一种内在的动力使人文思如涌。大脑开始运转，自知这时迷雾已经散去，灵感已经到来。你会突然绝对有把握地弄清楚了甲想对乙说些什么。你会跑出房间，沿路不停地自言自语，不断地重复着某节对话，譬如莫德和阿尔温的一问一答，他们要去哪，另外一个人会从树后的什么地方盯着他俩，地上的一只小死野鸭如何勾起了莫德早已忘却的经历，诸如此类的情节。回到家时满心欢喜，虽然还只字未写，但是终于可以动笔了。
那时，我像是迷上了剧本创作，而这仅仅因为它不是我的本行。剧本要比小说容易写，因为可以想象出剧情，而不会因那种苦于小说中的描写而中断情节的连续性。舞台的时空限制了故事的复杂程度。你不必随女主人公上楼下楼，或是来往于网球场，对这些情节不必绞尽脑汁进行描写。惟一要写的是所见所闻和所干的事。观察、倾听和感受，做到这些就足矣。
我应该坚持一年完成一本书，我相信能做到这一点。剧本创作不过是冒冒风险，什么事都是这样，有成功也有失败。
成功会接踵而来，随后是不明不白的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谁也无法解释。我发现许多创作家都这样。我曾看过一个相当不错的剧本，但它的演出却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迎合观众的口味，或是因为它不合时宜，或者因为演员阵容对其演出有些影响。剧本创作是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每次都是一次有趣的赌博，我喜欢这种冒险。#p#分页标题#e#
写完《空幻之屋》后不久，我明白应该再写一个剧本。我暗想，如果可能，我要创作一个不是小说改编的剧本，一个纯粹的剧本。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
我们再次陷入了世界大战。这次战争不同于上一次。人们本来以为这次战争还会像上次一样。因为我想人们料事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了，就好像它是闻所未闻、毫不可能的事。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没发生过这种事，人们便以为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而这一次大战完全不同。
起初，人们对一切如常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人们以为在第一个夜晚就会听到轰炸伦敦的轰轰声。然而，伦敦没有遭到轰炸。
马克斯参加了英国国民军，我到托基的医院询问能否同意我到医院药房工作，这样也可以使我的医药知识有所更新，今后或许有用。由于随时都可能发生大批伤亡．药房很欢迎我去。罗莎琳德填写了妇女辅助航空队的登记表．但是她并不热衷于此，只是想作为一个战时女子去试试。
这时。马克斯在我们的朋友斯蒂芬·格兰维尔的帮助下参加了空军感到很得意。这位朋友是一位埃及学教授，他和马克斯一起在空军部共事，合住一个房间。两人都是烟鬼，马克斯抽烟斗，没停的时候。空气浑浊不堪，他们的朋友把他的房间叫“小炭窑”。
妇女辅助航空队和其他一些战时服务单位都没有吸收罗莎琳德，就我所知，她也没想干点什么事。她又打算进入空军训练学校，于是又填了一大叠包括日期、地址、姓名和许多官僚们需要了解的鸡毛蒜皮的情况的表格。可是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今天早晨，我把那些表格都撕了。我不想进空军训练学校了。”
“是吗，罗莎琳德？”我严肃地说，“你干什么应该拿准主意。我不在乎你干什么，干你想干的事。但不要总是三心二意的。”
“嗯，我想干点更有意义的事，”罗莎琳德说，随后她像她的同龄人在告诉长辈什么事时那样扭扭捏捏地补充说，“我打算下星期二和休伯特·普里查德结婚。”
这并没奇怪的，只是有些突然。
休伯特·普里查德是——名正规军少校，威尔士人；罗莎琳德在我姐姐家结识了他。休伯特是我外甥杰克的朋友，常去他家。他也曾来过我家一次，很招人喜欢，文静，黝黑，养了一大群狗。罗莎琳德和他已经好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没想到会谈到结婚。
“我想，”罗莎琳德说，“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的，妈妈？”“当然会参加。”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又觉得那纯粹是没必要的折腾，我是说，你不觉得没有婚礼更简单、更省事吗？我们得在登比结婚，因为他无法请假。”
“没关系，”我安慰地说，“我会去登比的。”
2
光阴荏苒。战争仍在继续。
我有许多事要做。每周在医院工作两整天和三个半天，星期六上午隔周去一次，其余时间在家写作。
我决定两本书同时动笔。因为写作同一题材常使人丧失新鲜感，这对写作很不利。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把它放在一—边，干点别的事，可是我没其他事可干。我不想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相信，如果同时写两本书，不断变换口味，工作会有新鲜感。这两本书一本叫做《藏书室女尸之谜》，这是我已蕴酿好长时间的题目；另一本是《桑苏西来客》，这是本反间谍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第二本小说《暗藏杀机》的续篇，讲的是汤米和塔彭斯的故事。汤米和塔彭斯的儿女这时已长大成人，他俩对于在战时竟毫无人雇用他们感到心情烦躁。然而，他们这对已到中年的搭档正以旧日的热情在追捕间谍。
我在战时写作毫无困难。我认为这是由于摆脱外界干扰，进入创作境界的缘故。我可以在书中人物的世界中，咕哝着他们的对话，看着他们在我笔下的房间踱步。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我的外孙马修在柴郡我姐姐家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里出生。宠基像以前一样喜爱罗莎琳德，她很高兴能在小孩出世之前赶回来。
马克斯这时去了北非。开始是在埃及，此时已在的黎波里，后来他又去了费赞沙漠。信件传递很慢，有时隔一个多月才收到他的信。我外甥杰克也去了伊朗。
斯蒂芬·格兰维尔仍在伦敦，有他在我很高兴。有时他给我医院打电话，带我去他家吃饭。
一天，斯蒂芬·格兰维尔突然对我说：“我给你想个好主意。”
“噢，什么好主意？”
“我想让你写一部古埃及的侦探小说。”
“古埃及的？”
“对。”
“可我没这个本事。”
“啊，你能行。根本没什么困难。一部侦探小说以古埃及为背景和以一九四三年的英国为背景，二者的难易程度不相上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无论生活中哪个世纪，世界任何角落，人都具有某种共性。
“会很有趣的，”他说，“应该写本这样的侦探小说，喜欢看侦探小说和对那个时代有兴趣的读者能把这两者合二为我仍说我力不从心，知识不够。但是斯蒂芬是个杰出的说客，到傍晚，他基本说服了我。
“你看了大量的埃及学著作。”他说，“你的兴趣不仅仅局限在美索不达米亚吧？”的确，我过去最爱看的书就是布雷斯特德的《道德的熹光》而且在写作关于埃赫那吞的剧本时，曾阅读了大量有关埃及历史的书籍。
“你要做的不过是选定—个时代，或者说是—个事件，一个特定的背景。”斯蒂芬说。
我惶恐地感到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但是你得给我出出主意。”我信心不足地说，“给我提供当时的背景材料。”
“唔，”斯蒂芬说，“这有一两个事件或许用得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我指出该读的章节。随后他驾车送我回到花园路我的家，说：“明天是星期六。你可以安心地在家把这本书看上两天。看有什么能启发你的灵感的东西。”
我终于挑出了三处可能用得上的有趣章节，都不是特别著名的事件或著名的人物，因为我认为那样常常使历史小说留下过多的人工雕琢的痕迹。人们毕竟没见过珀披国王或哈特舍普萨特皇后长得什么样．而诈称知道则有狂妄之嫌。我完全可以把自己想象的人物置于那个时代背景上，而且只要对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有足够的了解，就会获得成功。我选中的故事之一是发生在埃及第四王朝的事，另一个是相当晚了，大概是在莱米塞斯王朝晚期的事。
我最后决定采用的第三个情节是从最新出版的第十五王朝的一个嘎教①祭司的信中选取的。
--------
①古埃教宗教的一种，认为灵魂不死。－－译注。
这些信件几乎把——个活生生的家庭勾画出来：父亲是个吹毛求疵、固执己见的人、他对儿子们不听话很生气；儿子们中，一个唯唯喏喏缺少心眼；另一个脾气暴躁，好摆阔气。父亲写给两个儿子的信是关于做父亲的有义务抚养那个中年妇女的事。她明显是一个多少年来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家庭的长辈们总是待她很好，而孩子们成人以后就厌恶她，因为她常常拨弄是非。
老人家定下规矩，应该如何用油，怎样吃大麦。他们不会让任何人在粮食质量上做手脚。整个家庭在我脑海里愈来愈清晰。我增写了一个女儿，并且从其他章节中摘录了一些细节，儿子娶了个新媳妇却被老公公迷上了。另外又增加了——个娇惯的男孩子和一个贪婪又精明的祖母。
我激动地开始动笔。那时手头没有其他作品。《十个小黑鬼》在圣詹姆斯剧场演出场场成功，直到这个剧场被炸毁；而后又到剑桥演出了几个月。
毫无疑问，我是被斯蒂芬逼着写这篇小说的，他就是这种人。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以及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地对他说：他肯定会对劝我写这种小说感到后悔。我接连不断地给他打电话，索要资料。他对我说，这些资料得花上他好长时间翻上八大本书才找得到。
“斯蒂芬，他们都吃些什么？他们吃肉怎么个吃法？他们在特殊的宴会上有没有特别的食品？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一起吃饭？他们的卧室是什么样的？”“啊，亲爱的，”斯蒂芬抱怨着，随后只好去查找，他对我说，要学会从很少的描述中想象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书中有吃烤芦雀串的场面，有吃面包、采摘葡萄的场面等等。无论如何，我要使书中关于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读来可信。而这时，我又产生了几个问题。
“他们是在餐桌前吃饭，还是席地而坐？女人是否有单独的房间？他们把亚麻衣服放在箱子里还是搁在小橱中？他们的房子是什么形状的？”假如我认为自己在书中的某些描写是对的和符合事实的，我决不会轻易地改动。我今天重读这本书时，很想重新改写结尾部分，这表明对自己作品的不满意。但是，我一直对自己给斯蒂芬带来了那些麻烦以及他敦促我写这本书的想法而由衷地感谢他。无论如何，这本名为《死亡终局》的书如期写完了。
不久之后，我写了一部得意之作——一个全新的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她的影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我早就想把她写出来。这是一位有个性的女人，她就是她，然而她却总是被人误解。通过她自己的所做所为和对她思想感情的描写，读者会发现这一切。她好像不断地与自身重逢，而不是在认识自我，她由此而变得愈来愈局促不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无人陪伴，在真正寂寞中度过了四五天的时间。
这不是凭空杜撰的，我本人曾有过这种经历。那是在横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途中，我困留在他乡的旅店中，无法继续旅行，周围没有一个讲英语的，只有当地人给你送饭，对你的话只会点头表示同意。我无处可去，也见不到什么人，一直滞留到再次上路。随身带的两本书已翻烂了，只好坐在那儿自我反剩书的开始，女主人公离开维多利亚去探望在国外结婚的女儿，当列车徐徐驶出车站时，地回头望着站在站台上渐渐远去的丈夫，看到丈夫像一个被解脱的人欢度假期，阔步离去时，她突然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痛苦。这太出乎意外了，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这是她的错觉，她丈夫罗德尼很挂念她。然而这颗不快的种子留在了脑海中，使她忧心忡忡。随后，当她独自一人开始设想时，她过去的生活便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从写作上讲、这是很困难的。我需要的是这种方式：轻松的，谈心式的，但是又有种渐次紧张、令人心神不安的情绪。一种人所共有的情感：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所热爱的人如何看等我？他们像我待他们那样待我吗？我刚好用了三天写完这部小说，第三天是星期一，我向医院请了假，因为这时我不敢中途停笔，得一气呵成。这部小说并不长，不过五万字，但是它已在脑海里构思很久了。
构思一部小说的过程真是种奇怪的感受，在六七年之久的时间里，心里始终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会把它写出来，把头脑中的构思付诸于文字。这有如让它冲破薄雾，更加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我害怕思路的连贯性被打断。一旦我在亢奋中写出第一章，那么就要一直写完最后一章，因为我清楚自己的思路所至，有种必须见诸于文字的感觉，这时无须注意细枝末节，所以我总是一气呵成。
我不曾感到过自己已精疲力荆每当放下笔后，看到写完的章节一字都无需改动时。我倒头便睡。我记得那次一直睡了一天一夜才起床，饱饱地吃上一顿。第二天就又去医院了。
我的精神不比以往，人人都为我感到不安。“你肯定是生病了，”他们说，“眼圈都黑了。”其实这完全是疲劳过度的缘故。然而，只要写作顺利，疲劳过度也是值得的。
这本书定名为《春天，我离开了》取白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诗句：“春天，我离开了你。”我自己不知道这本书质量究竟如何，也许写得很槽糕，毫无可取之处。但我是怀着坦诚和真挚写这部书的，它忠实于我的初衷，这是一个作者最引为骄傲的。
几年之后，我又写了一本以玛丽·韦斯持马科特为笔名的书。书名是《玫瑰花与紫杉》。这本书每每读后都感到趣味盎然，尽管它不像《春天，我离开了》那样令人爱不释手。
我对书中的寓意考虑时间很长，应该说是从一九二九年就开始了。尽管当时不过是个轮廓．但我知道总有——天会把它写出来。
我做了件不同以往文学创作的事———出于思念亲人而写了一本书。因为我远离马克斯，极少得到他的音讯，我时常强烈地回忆起我们在阿尔巴契亚和叙利亚度过的日子。
我渴望回到那时的生活。渴望这种回忆的乐趣，于是我写了《在遥远的叙利亚》。这是一本轻松琐细的书，然而它确实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其中有多少已被遗忘的琐事。人们对这本书推祟备至，但印数很少，因为当时纸张短缺。
我的出版商不喜欢这本书。他们对它持怀疑态度，唯恐我的作品会愈来愈不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对我用玛丽·韦斯特马考特的笔名写作也不以为然，现在又打算扼杀《在遥远的叙利亚》或其他不属于侦探小说范畴的作品。然而，这本书成功了，我想他们又会对纸张短缺抱怨不已了。我是用阿加莎·克里斯蒂·马洛温的笔名发表的。这是为了与我的侦探小说有所区别。
3
人总是有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既然发生了，只好面对现实，但却不想再触动隐痛，一天，罗莎琳德打电话告诉我说去法国的休伯特失踪了，据信是牺牲了。
我觉得在战时，这是对年轻妻子最残酷的打击。丈夫牺牲的消息令人哀伤至极，可还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些不幸的妻子抱着一线希望撑持着人生真是太惨不忍睹了……可谁也无能为力。
几个月后、我们又得到更确切的消息。罗莎琳德告诉我前一天地就得知了这消息。她还像往常一样，她始终是个性格坚韧的孩子。她虽不愿意告诉我，可又知道不得不这样做时，突然对我说了句：“你看看这个吧。”说着递给我一封电报，上面说：他已确认阵亡。
生活中最悲痛和最难捱的莫过于得知你最疼爱的人在受磨难而你又无能为力。身体残疾可以助其一臂之力，而心灵的创伤却使人束手无策。我想帮助罗莎琳德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少说这事，就好像这事从没发生一样。也许我这样做不对，可这是我惟一的想法。如果我是刚强的母亲，我就会让她大哭一场，尽情哭诉一番，这样也许会更容易办到。直觉是不会错的。人们都特别希望不伤害自己的亲人，不做对不住他们的事。人们觉得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对，可总是拿不准。
战争临结束前，人们都有点焦虑。从D日①开始，人们就感到战争结束为期不远了。
--------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九四四年六月六月同盟国军队进攻西欧。—一译注。
可是每天我都愈加坐立不安。我希望找份至少与战争有点联系的工作。在温多弗，我找到一份药剂师的工作。
我还有一个戏剧方面的计划。我可以从特别舞台监督或什么身份随娱乐报国团去一趟北非。这计划太令人激动了。可幸亏我没去，在我离开英国前两周，接到了马克斯的信，他说可能两三个星期后从北非回到空军部。
周末，我和罗莎琳德去威尔士玩，星期天夜里乘映车赶回来。战时，人们常常得在这种车厢里忍着刺骨的寒冷。我们终于到了汉普斯特德的火车站，这儿离我住的芳草路公寓不远。我手拎提箱和几条腌鲑鱼。到家后，又冷又乏。我点燃了煤气，把手提箱和大衣放下，开始煎鱼。这时，我听到屋外传来一种极特别的金属撞击声，心想会是什么声音呢？我到阳台上朝下看，从楼梯上走上来一个身背重负的人，身上的东西叮当作响。也许用白衣骑士来形容他很恰当。一个人背那么多东西简直不可思议。可是毫无疑问是他，我的丈夫。我立刻发现，担心他会变样是毫无根据的。他还是那个马克斯。他似乎昨天走的，又回到我身边。我俩又重逢了。
这时传来一股难闻的煎鱼味，我俩忙跑进屋。
“你吃些什么东西啊？”马克斯问道。
“腌鲑鱼，”我说，“你最好也吃一条。”这时四目相视。
“马克斯，”我说，“你体重增加不少啊！”“刚刚好，你自己也没瘦啊”“由于吃土豆的关系，”我说，“没肉吃的时候土豆和面包就吃得多。”
我们又团圆了，俩人分别后体重都增加了。似乎不可思议，应该恰恰相反才对。
“费赞沙漠应该是很熬人的。”我说。马克斯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那无所事事，只得坐在那吃油腻的饭莱，喝啤酒。
多么醉人的傍晚：吃着煎糊的鲑鱼，美极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十一章 垂暮之年
第十一章 垂暮之年
1
我写这一章的时候已是在一九六五年。而本章所写的是一九四五年的事。二十年了，可并不像过了二十年。战争的年代也恍如梦境，是一场社会中止前进的噩梦。一些年后，我总是说：“噢，五年前发生过什么什么事，”可是每次我都少说了五年。现在当我说几年前时．指的是许多年以前。
时光改变了我，正如改变其他上年纪的人一样。
我的生活随着对德战争的结束又开始了新的一页。尽管严格地说，对日战争还在继续，可这里的战事结束了。随之，人们开始医治战争创伤，把破碎的生活连缀起来。
马克斯休完假后，回到了空军部。我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生活尽管不像以前那样，但毕竟又开始了。和平的到来使人们松了一口气．可是和平的前途或任何其他事都尚无保障。我们为团聚而欣慰，不慌不忙地尝试性地开始了生活，看看我们究竟能使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事实上的确也令人忧心忡忡。填写表格、签订合同、税收争议，弄不懂为什么一切都乱糟糟的。
到了这时，我才回过头来看看战时的收获，这才明白我这些年竞写下了难以置信的大量作品：我想这是因为没有社交活动来牵扯注意力，晚上不出门的缘故。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作品之外，我在战争初期还写了两本书。那时，我时刻准备在空袭中被炸死，因为在伦敦这种可能性很大。一本是为罗莎琳德写的，这本书先脱稿，书中人物包括赫尔克里·波洛；另一本是为马克斯创作的，书中出了马普尔小姐。这两本书写成之后，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了，它们都作为礼物正式交给了罗莎琳德和马克斯。
由于提高了税收额，我竞有些幸灾乐祸地想到不值得那么拼命地写了：一年写一本书足矣。一年创作两本书比一本书也多得不了多少钱，不过增加工作量而已。原有的那种动力自然不复存在了。如果有什么我自己想写的特殊事件，那又自当别论。
这时，英国广播公司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为玛丽女王安排的专题节目写一广播短剧。玛丽女王曾表示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我为她写点什么。我对此很感兴趣，构思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故事，写了个名为《三个瞎老鼠》的广播剧。就我所知，玛丽女王很欣赏。
这事似乎过去了，但是不久之后，有人建议我把它扩展成一篇短篇小说。《空幻之屋》一书已被我改编成剧本，并由彼得·桑德斯搬上舞台，一举成功。我自己也陶醉了，以至于进一步写些剧本。为什么不写剧本呢？那要比写书有趣得多。一年写一本书所得的稿费就够用了，于是我又沉浸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
我愈琢磨《三个瞎老鼠》就愈感到完全可以把这二十分钟的广播剧改编成一出三幕惊险剧。这需要加上几个人物，背景和情节都要丰富些，高潮之前也要有——个渐进的情节发展过程。我想，《捕鼠器》（这是《三只瞎老鼠》的演出剧本名）之所以比其他剧本高一筹，其中一个优势就在于它有故事梗概作为基础，因而显得有血有肉。
这个名字的由来，得感谢我的女婿安东尼·希克斯。我还未曾提到过安东尼，他当然不是什么故人往事，他至今仍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中没有他，我确实有些手足无措。他不仅是我所知道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还是个智力非凡又坎谐有趣的人。他点子很多。在餐桌上，他会突然提出个问题，使大家一下活跃起来，争先恐后地各抒己见。他曾学过梵文和藏文，还能颇有见地地谈论蝴蝶、稀有灌木、法律、集邮、鸟类、瓷器、古玩以及环境与气象等等。
《三个瞎老鼠》这个名字不能用，因为已经有了一部同名剧了。我们都绞尽脑汁地琢磨剧名。安东尼想到了《捕鼠器》，于是被采用了。我想他本应该也同样享有版权的，可当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剧会久演不衰。
人们总问我《捕鼠器》成功的秘诀。除了现成的答案“运气”这两字之外，惟一的理由是这个剧适合大众口味：不论年龄大小，兴趣如何，人人都喜欢看。但是细细考虑一下，既不骄傲也不过谦地说，这部既幽默又有惊险味道的轻松剧构思很巧妙。故事层层展开，观众急于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却又猜不到下一步会怎么样。我想，尽管所有经久不衰的剧本部有这种趋势，仿佛剧中人或迟或早总在装假，可《捕鼠器》中的角色却仿佛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物。
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三个孩子被地方议会放置在一个农场后，因无人照管并受到虐待，其中一个孩子天折了。人们普遍认为另一个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男孩子长大会有强烈的报复情绪。我记得还有一件谋杀案，案犯多年来一直把儿时的怨恨深藏在心底，后来特意回来偿还宿愿。这些情节不是不可能的。
《捕鼠器》中的人物有：一位年轻姑娘，她诅咒生活，决意只为未来而活着；一个小伙子，他不愿面对生活而渴望母爱；还有一个小男孩，他幼稚地向伤害了简和他的年轻教师的残忍女子复仇。这一切在我眼里，在观众眼里，都是那么真实、自然。
迄今为止，这部剧已上演了十三年，演员阵容也几经更换。外交官剧场不得不把座倚和帐幕更换一新。听人说舞台布景也应换一换，原有的已破烂不堪。可仍场场座无虚席。
应该说，这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相信。为什么一部轻松娱人的剧会连续上演十三年之久？毫无疑问这是个奇迹。
那么其收入都落到谁手里呢？当然主要部分毫无例外地缴了税金。除此之外呢？我还把我许多部书和短篇小说的版权赠给了别人。短篇小说《避难所》连载权赠给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基金会，其它一些小说的版权也分别赠给了其他人。你只管伏案写作，而把作品版权转赠给他人．这要比信手给人开张支票或类似的什么更让人激动不己，而且更自然。可能有人会说这归根结底都是一回事。事实远非如此。有一本书的版权给了我丈夫的外甥。尽管这书是多年前出版的，但是直到现在它还能给他们带来收入。我把电影《原告的证人》的版权中我的那一份给了罗莎琳德。
2
有一次首场演出给我的印象极深，这就是《原告的证人》的首演。可以说，这是我惟一感到快慰的首演之夜。
首演之夜往往令人痛苦、令人难堪。作者应该出席观看首演，其原因之一是，可怜的演员们在全力以赴，一旦演出失败，剧作者不在场分担难堪是不公平的。我听人讲过，《不在犯罪现场》的首演就曾出现过意外事故。剧本要求管家和医生敲书房紧锁的门，随后把它撞开。可那天晚上，书房门不待人撞，也没等人去敲就自动打开了。扮作尸体的演员正在最后调整自己的姿势，这使整个剧场为之哗然。
去观看首场演出还有个理由，这就是好奇心。明知道不中自己的意，会倒自己的胃口，会看到全剧一场糊涂：念错台词，插科打浑，再加上忘掉台词，可你还是要去，要亲自去体验剧场效果。任何人的叙述都无济于事。好奇心将你带进剧场，浑身忽冷忽热地颤抖着，暗中祈祷上帝不要让人发现躲在剧场远排的作者。
《原告的证人》的首演之夜全然不同。这是我最得意的剧作之一。我几乎对这部剧得意忘形。我原来并没想创作这样一部剧，心里曾有些踌躇。是彼得·桑德斯敦促我动笔的，他很善于说服人。在他的影响和说服下，我阅读了多卷《著名审判案例》丛书，并请教了许多有关初级律师和高级律师的问题。后来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并且突然感到自己过得很快活，这是写作时出现的兴奋时刻。虽然这种兴奋时间不长，却使人有种被海浪冲向岸边的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它是进行观察想象的宝贵的时刻。这种观察不是以舞台为背景，而是用心灵去揣度。一切都表露无遗，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法庭，一个在我脑海中略有印象的真实的法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仁立在码头上的、神经质的、绝望的小伙子，那个不为她的恋人而为了君王毅然上证人席出庭作证的不可思议的女人。这是我写作速度最快的作品。我事先看完有关材料，仅用了两三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部《原告的证人》。
自然，这部剧作在情节发展上略有变化，而且我还得为那个精心设计的结尾不被改动坚持一番。没人喜欢这个结尾，女人更不赞赏它，谁都说这样结尾会毁了整个剧。他们都认为几年前写的这篇短篇小说原作的结尾更可信。可是短篇小说毕竟不同剧本，小说中没有法庭出现，没有审判谋杀案的情节。那只是关于一个被告和一个不可思议的证人的故事。我坚持我的意见。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因为我不总是信心十足，然而这一次我却充满了信心。
找坚持这种结尾，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宁可不让这个剧目公演。
我胜利了，演出也获得了成功。有的观众说这是一个骗局，是引入上钩，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它是合乎逻辑的。这种事是能够发生，也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在我看来，或许将来还会发生这种事，只不过可能没那么多的暴力。这种心理是存在的，而且，那不引入注意的事实根据明显地贯穿于全剧之中。
不管怎样，该剧首演那天晚上，我心情很好。我原以为会像往常那样忐忑不安。可帐幕一拉开，我立刻为之一振。在我的搬上舞台的所有剧作中，这部剧的演员最合我意：德里克·布卢姆菲尔德饰年轻的被告。由于不谙法律，我没有确切地想象过被告在法庭上的举止，可是被告被演得活灵活现。帕特里夏·杰塞尔饰最难演的角色。这部剧的成功与否几乎都取决于她，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女演员了。角色的确很难演，特别是在第一幕里，台词不大起作用，因为台词都是时断时续、含含糊彻的，完全靠眼睛的力量。她把这一切表演得完美无缺，真是一个严峻得不可思议的人。
为此我很高兴，听到观众鼓掌更是喜形于色。谢幕之后，我像往常一样悄悄走出剧院。在我寻找自己的轿车的几分钟，我被一群热情的人围住了，他们都是些普通观众。他们认出我后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说：“亲爱的，写得精彩极了。”“第一流的，没比的。”有人递过来我的手稿复制件，我愉快地给他们签了名。那种忸怩感和神经质第一次不见了。是的，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至今还为之骄傲和兴奋。
3
我的第三部在伦敦经久不衰的剧作是《蛛网》。这是特意为马格雷特·洛克伍德创作的。彼得·桑德斯约我去见她商谈这件事。她说很欣赏为她创作一部剧的想法。我问她究竟爱好什么风格的，她立刻说不想再扮演邪恶、夸张的角色，她在许多部电影里扮演了“恶女人”，她想演喜剧。我觉得她的想法无可非议，因为她演剧很有天资，擅于表演。
她是个杰出的女演员，台词念得抑扬顿挫，很能表达台词的内涵。
创作《蛛网》中克拉丽莎这个角色使我很高兴。最初，用什么剧名我还有些犹豫不定，是用《克拉丽莎发现尸体》还是用《蛛网》？最后决定用《蛛网》。这部剧演了两年多，我很满意。
后来，我写了名为《不速之客》以及另一部虽引不起观众兴趣而我却视之为杰作的剧本。我至今认为那是除《原告的证人》之外的最佳剧作。大概它之所以失败就是在于它既非侦探题材又非惊险故事。这是一部涉及谋杀的剧作，但其主题是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个危险人物，最终他很可能毁掉自己的爱人，并因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自己的信仰，即便自己的亲友并不理会它，一个人为了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利益究竟能够做出多少牺牲。
我认为在我的短篇侦探小说中有两篇是我的得意之作：《怪屋》和《奉命谋杀》。当我某天重读我的小说时，我惊奇地发现《平静小镇里的罪恶》也颇令人满意。重读那些十七八年前写的小说对它们是极大的考验。人的眼光变了，有些小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有些则是永恒之作。
一位曾采访过我的印度姑娘问了我许多愚蠢的问题，她问道：“你是不是创作和出版了你认为很糟糕的作品？”我生气地回答说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我说，我的作品都难以令人满意，从没有相当满意的作品，但是，如果我认为刚搁笔的作品就很糟糕的话，我决不会让它出版。
《蓝色持快上的秘密》就属于这一类。每当重读此书，我就感到它内容平庸，描写陈腐，情节淡而无味。可遗憾的是许多人都爱看此书。据说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最没发言权了。
尽管我并不贪得无厌，可写不出作品来时，我会多伤心。我在七十五岁这个年纪仍在继续从事写作毕竟是幸运的。到这个岁数，应该知趣并且激流勇迟了。事实上，我反复考虑过今年搁笔的想法，但是刚完成的作品比以前哪一部都畅销，这使我欲罢不忍：似乎此时搁笔是老糊涂。或许我最好把不再写作的期限定在八十岁为好？到一九四八年，考古学家再次跃跃欲试。人人都谈论着可能去探险，筹划着去中东观光，到伊拉克挖掘古代文物的条件也变得优厚起来。
叙利亚在战前曾有过较重要的考古发现，但这时伊拉克政府的优惠条件更为吸引人。尽管所有出土的孤品都要送到巴格达博物馆，但任何他们称之为“非孤品”的文物，挖掘者都能有利可图。于是，经过一年的尝试性的小范围挖掘之后，人们开始涌向这个国家。战后成立了西方亚洲考古学会，马克斯作为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教授参加了这个学会。
他每年可以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现场工作。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重又开始了间断十年的在中东的工作。
这次中东之行的结果是马克斯出了名。他坚定地说他惟一渴望做的就是挖掘尼姆鲁德遗址。
今年这个月，我丈夫的著作《尼姆鲁德及其遗址》将出版。他写这部著作用了十年。他一直担心怕活不到写完这部著作。人生是这样地漂忽不定，心肌梗塞、高血压等现代疾病虎视耽耽地注视着人们，尤其是男人。但是—切平安。
这部著作是他毕生的心血：从一九二一年起，他就扎扎实实地为此而努力。
我俩的工作迥然不同。我缺乏文化素质而他天赋极高，但我们相互补充，相互帮助。他时常问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而我则是一个对他的考古专业颇有了解的业余爱好者。
的确，许多年前我曾忧郁地对马克斯说，可惜年轻时我没能学考古，那样可以对考古问题更有见地。他说：“难道你不认为现在你比任何一位英国妇女都更了解史前陶器吗？”我们生活得很幸福，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逐年变得愈来愈复杂纷繁。愈加都市化，但是毕竟一年有一年的乐趣。
至于那土丘，由于四处堆放着垃圾，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景色。茵茵绿草中缀着许多红色的毛其草，石像从草中昂然地探出头来。成群的蜂虎——一种长着金黄碧绿相间的羽毛的可爱小鸟——在土丘上下翻飞鸣啭。
尼姆鲁德沉睡着。
我还没提到过巴格达的住所。在底格里斯河西岸，我们有一座古老的土耳其式房子。我们那么喜欢它，宁可不要现代化的住宅，人们都认为我们情趣独特，其实我们的土耳其式房间凉爽宜人，阳台的栏杆前便是空旷的院子和高大的棕搁树。房后是修有灌渠的棕榈园和一间用汽油桶筑起的小房。孩子们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妇女们来来往往地去河边洗锅盘。在巴格达，穷人与富人毗邻而居。
自从我初识巴格达以来，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埃大多数现代建筑物都设计得丑陋不堪，而且不适合这里的气候。
那完全是从当代的杂志上依样抄来的，其中有法国式的，德国式和意大利式的。窗户再也不是那种能隔热的、高高的小窗户了。或许有抽水马桶是一个优点，然而污水却无处排泄，还要像以前那样把污水倾倒在底格里斯河里。河水似乎永远不会到泛滥的地步。
我必须提一下时隔十五年之后，我们重返阿尔帕契亚的情景。人们立刻认出了我们，全村都轰动了，四处都是喊声、叫声、寒喧声和欢迎声。
“还记得我吗？”一个人说，“你离开时我还是个挎篮子的孩子，现在我都二十四岁了，成了家，孩子都大了。”
他们为马克斯记不得他们的面孔和姓名感到不理解。
在那儿到处都能遇见十五年前的朋友。
一天，我坐着卡车穿过摩苏尔，值勤交通警察突然一挥指挥棒，叫车停下来，喊着“嬷嬷，嬷嬷”跑到车前，抓着我的手摇晃着说：“见到你多高兴啊，嬷嬷。我是阿里，我是跑堂的阿里，记得我吧？想起来了？我现在当上警察了。”
就这样，每次开车路过摩苏尔，阿里准在那儿，他一认出我，就命令所有的车辆全都停下，我俩相互打个招呼，他请我的车优先过去。这些朋友多好啊。热心肠，纯朴，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趣，因而能乐观地面对一切。阿拉伯人是快乐的民族，也是友好的民族。每当我们路过有过去雇员住的村庄，这人便会冲出来，坚持要我们和他一起去喝点酸奶。虽然村庄里身着紫袍的乡绅们不会理睬我们，但是那些农民却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我多么爱世界的那个角落。
我现在仍爱它，将来也永远爱它。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后记
后记
写自传的想法是在尼姆鲁德的家中突然袭上我的心头的。
今天重新审视当时所记述下的一切，我感到还比较满意。我实现了我的夙愿，这就像一次旅行。它不是一次回顾式的跋涉，而是一次前瞻式的长征：循着生活的起点。回到那个踏上了生活征程的自我。我不为时空所限。心绪所至，尽情地倘徉徘徊，文笔时而驻足不前，时而前后跳跃。
我想自己的记忆中留下的是经过筛选的事物，其中包括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荒唐事儿。人类本身恰恰就是如此诞生的。
如今我已七十五岁了，是该搁笔的时候了。因为就生活本身而言，再无须赘言什么了。
我已日薄西山，静候那终究会到来的死前祷告。之后，我将去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人门用不着去考虑那些事。
我随时准备着死神的光临。我已经格外幸运了。我丈夫、女儿、外孙和那善良的女婿，都伴随着我，他们组成了我的世界。我对他们还并不是毫不中用的老朽之人。
我对爱斯基摩人总是深怀钦佩之情。他们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给年迈的母亲准备一餐丰盛的饭莱，之后，她便独自踩着冰雪离去。再不复返……对于这种充满尊严和决心告别生活的方式，人们应该感到骄傲。当然，写下这些堂皇的词句是太容易了。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静持死神的到来，同时生活得很安逸，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生活的乐趣再也享受不到了。
再不会有长途跋涉了，同样，也不会有令人向往的海水浴，嫩牛排、苹果和黑草莓（这是由于牙齿的缘故）以及阅读友人的信件了。但是仍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歌剧和音乐会、阅读书籍、以及躺在床上进入梦乡的巨大乐趣，梦中时常会有年轻人来探望你并热情地与你恳谈。而最惬意的莫过于懒洋洋地坐在阳光下，陷入往事的回忆。“我记得，我记得，我降生的那所房子……”一个孩子说过：“感谢上帝赐我佳肴。”
七十五岁的我说些什么呢?
“感谢上帝赐我幸福的—生，给了我深厚的爱。”
责任编辑：admin
浏览:10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