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一座宽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具有哥特式风格，有许多房间，走廊、台阶、前后楼梯、阳台、壁完——孩子们喜欢的一切，而且还有三架型号不同的钢琴和一架风琴。

　　艾本尼是贪吃者的天堂。在中厅的一侧，有一间瓦茨太太的贮藏室。它与姨婆的贮藏室不同，没有像金库那样紧锁着，允许家人出入，各取所需。里面靠墙摆满了架子，上面存放了各种美味佳肴。有一面架子上放的全是各种巧克力，一盒一盒的，上面贴有各色商标。室内还有饼干、姜饼、各种水果罐头、果酱等等。

　　在其他时节，我和母亲也来艾本尼小祝这座邸宅让我留恋。在院子里的环形车路底下有一条地沟，我发觉那是我表演各种历史故事和戏剧的好地方。我常常大模大样地走着，口中念念有词，两手比比划划。我敢肯定园丁们准以为我精神失常了，这正是我进入角色的时候。我不曾想到要把历构思的东西写下来，对园丁们的品评议论也不屑一顾。即使在今天、我也时常一边散步，一边自言自语——试着把写作的某一章节理顺。

　　我的创造力还表现在绣制沙发坐垫上。当时坐垫很时兴，尤其是绣花坐垫始终受人欢迎。我在秋季热心搜集一大堆丝线，开始是买各式绣花图案，用熨斗印在一方方缎子上，再用丝线绣制。后来我对那些千篇一律的图案厌倦了、就自己动手将瓷器上的花样描下来。家里有一些柏林和德累斯顿产的大花瓷瓶，上面有精美的花卉图案。我把它们临摹下来，尽量复制它们的色彩。外祖母听说我在绣花，颇为高兴。她大半生都在刺绣，想到外孙女会继承自己的事业万分欣喜。然而我却没能达到她那样高超的技艺，没有像她那样能绣制山水风景和人物肖像。

　　在简的父亲瓦茨先生面前我总要感到难以名状的羞涩。他曾叫我“小梦想家”，使我窘迫不已。他时常问我：“又在幻想什么呀，我们的小梦想家？”我满面绯红。他还常要我为他弹奏或演唱充满感伤情调的歌曲。我识谱能力极强，他动不动就拉我到钢琴旁，给他演唱他心爱的歌曲。我不太喜欢这些歌曲。但唱歌总比跟他聊天要轻松一些。瓦茨先生是艺术家，擅长画沼泽和日落等风景画。他还是有名望的收藏家，专事古老的橡木家具的收藏。除此之外，他和他的朋友弗莱彻，莫斯还从事艺术摄影，出版了几部著名建筑的闷片集。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在他面前不那么差答答的，在我那个年龄，正是自我意识最敏感的时期。

　　节礼日①那天，大人们带我们乘火车去曼彻斯特观看童话剧——它们都是一些优秀的剧目。在此之前，我也看过童话剧。我有生第一次观看童话剧是在德鲁利兰，由姨婆带着去的。看的是马瑟·古斯的《唐·莱思斯》。这部童话剧的剧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连几个星期，我都梦见了唐·莱思斯。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滑稽的人物。就在观看演出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两位小王子就坐在皇家包厢里看戏。那位人称爱迪的王子不慎将自己的节目单和观剧用的小望远镜碰落到包厢下方正厅前排我们座位的近旁。令人振奋的是，爱迪王子没有支使侍从，而是自己亲自走下包厢，拾起节日单和小望远镜，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道歉，说但愿这些东西没有碰伤我们。

　　--------

　　①节礼日．英国法定的假日．是圣诞节的次日；按英国俗例，这天要向邮递员赠送’节礼“，故称“节礼日”。

　　　　　　　　　　　　　　　　　　　　　　　　————译注。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入非非，幻想着有一天，我会嫁给爱迪王子。也许，起初他落水遇难，被我救了上来，由此引出一段罗曼史……女皇殿下恩准了我们的婚事。或者，是另外一种偶然的机遇——王子流血过多，奄奄一息，我为他输了血。像托尔庇那样，我被封为女伯爵，高攀与王子结为伉俪。

4

　　游泳是我一生中的一大乐趣，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要不是关节炎缠身，下水和出水都感到困难，我对游泳的兴趣一定会经久不衰的。

　　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从前的海滨浴场是男女严格分开的。海滨设有妇女专用浴唱—一个铺有石子的小海湾。海滩的坡度很大，有八辆更衣马车停候在那里，由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头儿照料。游泳者跨进漆成条格的更衣马车，关好两边的车门，开始更衣。更衣时还需格外当心，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那位老头会突然决定该你下水了。这时，马车就会额颤巍巍地碾过松散的石子，颠簸得厉害，像如今的吉普车或者越野车穿过沙漠中乱石密布的地带一般。

　　穿戴停当，就打开朝水那面的车门。如果赶车的老头对你好的话，马车会停在海水正好接到最高一层阶梯上。你走下马车，下到恰好齐腰深的水中，开始游泳。在不太远处，有一只小筏子，可以游到那儿爬上去休息。落潮的时候，小筏子离得很近；涨潮时，就得游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达那里，这样，你就多少可以独自享用这只小筏子了。在水里你随便游多长时间都可以。我每次游的时间都大大超过了陪同我来的大人们所规定的钟点。他们远远地向我招手，示意我上岸。不过，我一旦登上小筏，他们就很难把我叫回去，我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总是能随心所欲地拖延时间。

　　当时还不时兴躺在海滩上进行日光裕出水后立刻钻进更衣马车，马车还是突然启动，将游泳者载上岸来。

　　男子海滨浴场位于海岸更远一些的地方。男人们只穿一条三角裤叉在水中尽情地畅游，远离女人们的视野。然酉，时代在发展，男女混合浴场逐渐遍布了英伦三岛。

　　麦琪每年夏天都带着杰克来托基，我们几乎天天都去潜泳，即使是刮风下雨，也打消不了我们的兴致，事实上，我更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游泳。

　　我们如今与外界的往来比父亲在世时少得多了。我心目中有自己的伴友，母亲也只与一两位知己交往，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这都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母亲手头没有可以招待客人或者支付去赴宴的马车钱的费用。母亲一直不适宜走远路，加上患有心脏病，极少出门访友。在托基，无论去哪儿，出门就得上坡下坡。我夏季游泳，冬季滑旱冰，有大量的书籍阅读，从书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这一时期，母亲为我朗读狄更斯的作品，我和母亲都喜欢他的著作。

　　起初，母亲朗读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是他的《法宝》。我还读了他的长诗《玛米恩》和《湖上夫人》。后来，我和母亲又都把兴致转向狄更斯的小说。母亲家来缺乏耐性，阅读随意跳过一些段落。朗读司各特的作品时，她常常读着读着，忽然冒出一句，“下面是大段的描写，文笔倒是优美流畅，不过用不着写这么多。”我想她也一定将狄更斯作品中的一些忧郁伤感的段落悄悄地略去了，尤其是描写小耐尔的那些段落。

　　我们最先读的狄更斯的作品是《尼克拉斯·尼克贝》，我特别喜欢的人物是那位老绅士。在狄更斯的所有作品中，我量喜欢读的是他的《荒凉山庄》，至今爱不释手。

　　偶尔我们也读读萨克雷的作品。我们顺利地通读了《名利撤，在读《纽可谟一家》时却读不下去了。“我们应该喜欢这部作品，”母亲说：“大家都认为它是萨克雷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姐姐最喜欢读的萨克雷的作品是《爱斯芒德》，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感到晦涩和冗赘。事实上。我从来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欣赏萨克雷的作品。

　　在我个人阅读的书籍中，这一时期让我入迷的是法文版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和《基督山伯爵》。尤其是《基督山伯爵》的第一卷。尽管后面的几卷对我来说偶有费解之处，但整部著作气势宏大，波澜壮阔，令我陶醉痴迷。我当时也喜欢读莫里斯·豪莱特的《林中情侣》和《理查德的是与非》。这些都是优秀的历史小说。

　　看戏始终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住在伊灵的时候，姨婆每星期至少带我上一次剧院，有时两次。每逢上演新的音乐喜剧，我们逢场必到，并购买剧中音乐的乐谱。

　　我十分喜欢弹奏这些曲子。在伊灵姨婆家中，钢琴摆在客厅里，我可以一连弹上几个小时，而不去给任何人添麻烦。

　　我把这些乐谱带回到阿什菲尔德，晚上在学习室里弹奏。母亲经常晚上吃点东西后，大约在八点左右就早早地上床休息了。我仍旧在她卧室上方的房间里一边弹着钢琴，一边高声唱歌。过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左右，母亲实在忍受不了了。就用—根拉窗帘的长杆，急促地捅捅天花板。我懊丧地离开钢琴。

　　我也曾构思过一个独幕小歌剧，剧名叫《马乔里》。我并未把它全部写出来，倒是在庭院里试唱了一些片断。我隐约感觉到将来有一天，我真的能谱写乐曲。我甚至试着写一部歌剧．但后来又搁置一边了。我记不得整个剧情，只记得它具有悲剧的情调。一位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无望地爱上了一位叫玛嘉丽的姑娘，而玛嘉丽并不爱这位年轻的歌唱家。

　　后来，他与另一位姑娘结了婚，可是就在举行婚礼的当天，他收到玛嘉丽寄自遥远的乡下的一封信．告诉他她即将离开人世，她已经意识到她是爱他的。年轻的歌唱家撇下新娘，风尘仆仆地赶到玛嘉丽的身旁。玛嘉丽在弥留之际，用一支胳膊肘支撑着身体，轻轻地唱了一支动人心弦的情歌。

　　新娘的父亲发誓要为被人抛弃的女儿复仇，也随后赶来了。

　　但是，这对情人的不幸深深地感动了他。最后，他用男中音加入了二位情人的演唱。整个歌剧以最著名的三重唱结束。

　　我也曾有过写一部叫《艾格尼丝》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冲动。我已经记不太清我所构思的故事情节了。书中好像有姐妹四人。大姐奎恩妮，一头金发，长得妩媚动人；老二、老三是孪生，深色的皮肤，文雅端庄；最小的艾格妮，容貌一般，腼腆而且体弱多病，静卧在沙发上。故事很长，我大都忘了，只记得艾格妮的真正价值后来终于被一位留着唇髭的名人认识到了。许多年来艾格妮一直悄悄地爱着他。

　　母亲忽然感到我受的教育毕竟还不够，应该到学校里就读一段时间。托基有一所古文尔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母亲为我办好了手续，每周去学校听课两天，选修一些课程。

　　我选修了算术、语法和作文。我对算术的兴趣始终未减，大概就是在那所学校里，我学习了几何。令我头痛的是语法课，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些词被称作介词，为什么某些动词只能有某些固定的用法。这些解释语法的术语对我简直像外语一样难以理解。我曾满腔热情地学习作文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教师的批语总是说，我的文章怪诞离奇。严厉地批评我写文章容易离题。我犹记得我的一篇以《秋》为题的作文。文章开头写得还不错，描写了金色和褐色的秋叶，可是，鬼使神差地笔锋突然一转，写起一头猪来了。也许是因为写到它从林中的土里拱出了一些橡树果。接着就大书特书起这头猪。完全忘却了《秋》的题目。我写了这头猪五花八门的历险，文章最后以它为朋友举行盛大的山毛榉坚果宴会结束。

　　后来，我常想，假如当年我继续在学校受教育，情况又会怎样？我想我会有所长进的。有可能完全被数学吸引住了——一个始终使我痴迷的学科。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的一生就全然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也许会成为一位三流或者四流的数学家，一生都会幸福如意，也许就不必写什么小说。数学和音乐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它们会牢牢地吸引我的注意，从而关闭了我形象思维世界的大门。

　　然而，经过几番思考，我发现人的一生总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发展的。人们常常会想到“要不是发生了某件事。我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要是我跟另一个人结婚，我的一生就完全是另一番样子”。不论怎样，我觉得人总是在自己的模式以内，探索着自己的生活之路、因为人总是按一种模式发展——这就是生活中你个人的模式。你可以为之增光加彩，或者草率了事，它却总是属于你自己的模式，只要你追循着你自己的模式，就能获得生活上的和谐，心灵上的慰藉。

　　我在盖耶小姐的学校学习了大约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鞠。母亲后来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一天，她突然说要我去巴黎。她想在冬季把阿什菲尔德租出去，我们一起去巴黎。我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膳宿学校学习，她问我是否乐意。

　　一切都得按她的计划行事。母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她办这些事情效率极高，大家都顺从她的摆布。房子8I藏价出租了。我和母亲整理好行装，没多久就在巴黎梯也纳大街的梯也纳旅店安顿下来。

　　母亲随身携带了许多引见信以及寄宿学校、教师、能出主意的人的地址。不久，她就把这些都分理出来。她听说原来麦琪就读学校的潘茜娜特·T太太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学校每况愈下。丁太大已经心灰意懒了。母亲却说，我可以暂时试读一段时间再说。这种对待教育的态度在如今是难以让人苟同的，可在母亲看来，去一所学校试读就如同光顾某家餐馆一般。对一家餐馆只探头瞧一眼是无法作出评判的，得亲自走进去品尝一下它的莱看。要是不喜欢，就尽快离开那里。在当时，人们也不必为毕业证书发愁。并不介意毕业证书上的成绩是优秀还是一般，很少考虑它对未来前途的影响。

　　当时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似乎并不怎么使我感兴趣。历史课好像正在讲“福隆德”运动①，这段历史我早已从历史小说所熟知了。地理课学的也是“福隆德”运动时期的地理，我被那些旧时的法国各省概况搞得晕头转向。课堂上还讲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各个月份的名称。我的法语听写糟糕透了，大大出乎任课教师的意外，她简直难以相信。“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你的法语说得这么好，听写中竞出现了二十五处错误，二十五处呀！”班里其他同学的听写错误没有超出五个的。我为此而惹人注目。如果想想我个人的成长环境，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我是完全通过会话学习法语的。在法语课的其他方面，如文学、背诵等等，我是班里的优秀生；但在法语语法、拼写方面，我几乎是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老师们觉得我很棘手，为我而感到羞愧，我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

　　--------

　　①“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系1648一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译注。

　　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莱格朗德太太的老教师，她在那所学校执教多年。她最喜欢运用的教学方式是与她的学生一起弹奏。她坚持要求学生学会读乐谱。我的识谱能力还算不错，可是与莱格朗德太太一起弹奏却是活受罪。我们俩并排坐在一条像琴凳一样的长凳上，莱格朗德太太肥胖的身体就占去了一大半的位置，靠琴中部的那只胳膊肘把我顶得很远。她弹奏起来激情满怀，臂肘大幅度移动，叉腰似地向外撑着，结果使坐在身旁学琴的学生在合奏时不得不紧紧夹着那只手臂弹奏。

　　凭借着我的某些天赋，我几乎总能对付着弹奏二重奏的低音部分。莱枯朗德太太也乐于这样，因为她非常欣赏自己的演奏，而高音却又最能抒发胸臆。

　　有时，由于她满腔激情和专心致志地埋头弹琴，没有注意到我的低音部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声音了。我时而踌躇地弹上一小节，远远地落在她的后面，我试着跟上她的弹奏，却又不知道进行到什么地方了。我信手弹起来，力图跟她同步。可是，因为我们是看着谱弹奏．所以我不可能每次都预先找到该弹的地方。突然，一个极不合谐音把莱格朗德太大从音乐的陶醉中惊醒。她嘎然止住，两手悬在空中、厉声说道：“喂，你刚才弹了些什么，小家伙？难听死了！”她的斥责毫不过分，的的确确太难听了。我们接着又重新弹起。

　　当然了，假若我要是负责高音部分，稍有差错，即刻就能被察觉。但总的来说，我们配合得还不错。莱格朗德太太在弹奏的整个过程中不住地喘息和鼓鼻，胸部一起——伏，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呻吟。这些举动使人惶恐而又让人消魂。可她身上散发着的强烈气味却又不那么令人愉快。

　　学期末，要举行一个音乐会。我被安排演奏两首乐曲，一首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另一首是《阿拉贡小夜曲》或者类似的什么曲子。我突然厌恶起《阿拉贡小夜曲》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它特别不好弹。按理来说，它应该远比贝多芬的作品容易。我排练贝多芬的作品进步很大，但《阿拉贡小夜曲》的弹奏却始终很差，毫无进展。我越全力以赴檀练习，越感到心慌意乱。在睡梦中也在琢磨怎样演奏。夜里被将会发生的各种不测所惊醒——琴键突然坏了，不得不中途换用风琴演奏，要不然就是我迟到了，或者音乐会已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了……现在想来，这些梦属实在荒唐。

　　就在音乐会将要举行的前两天，我发高烧，学校把我的母亲也找了来。医生找不出发烧的起因，但他提议取消我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搬到校外休养两三天，等开过音乐会后再回来．我无法表达我对他无尽的感激之情，尽管与此同时也感到本来立志成功但却败下阵来的懊丧。

　　我还记得在盖耶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时，平日我在班里的算术是拔尖的，谁知在一次考试中却成了全班的最末一名。读考卷上的题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大脑中止了运转。

　　有些人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可是考试的时候竞能通过，而且得分很高；有些人在平日弹奏得很差，一旦到了观众面前，却能发挥得比平日好。也有一些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属于后一类人。这显然也促使我选择了恰当的职业。作为一名作家，最幸运的就是可以独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专心写作。它虽然也会令人焦虑、烦恼，让人头痛，使人在安排明知能安排得好，却一时又很难理出头绪的故事情节时绞尽脑汁，但是作为作家，却不致在公众面前当场出丑。

　　我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学校，心绪格外地好。我赶忙试着弹了一下《阿拉贡小夜曲》。这一次效果比以往任何一次弹得都好，但仍旧不甚理想。我继续跟着莱格朗德太太学习贝多芬奏鸣曲的剩余部分。她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本应为她赢得一些赞誉，不过她仍旧待我和善，慰勉我，说我对音乐的感受力强。

　　我曾在巴黎度过了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那些都是我生活很最快活的日子，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时有发生。祖父的一位旧友也住在那儿，他的女儿，当时正在巴黎演出的大型歌剧《浮士德》中扮演玛格丽特。我去观看了她的演出。寄宿学校是不组织学生看《浮土德》的一一这一剧目被认为“不适宜少女”们观看。我倒觉得人们过高地估计这些易受腐蚀的少女们了。要想看懂玛格丽特窗前发生了什么有伤风化的事，还真需要有比当时的少女们所具备的多得多的知识。在巴黎观看演出时，我对玛格丽特为何锒铛入狱感到困惑。我以为她是偷了珠宝才坐牢。我从未想到她怀了孕，生下的孩子天折了。

　　学校组织我们看的大多是歌喜剧，《卡门》、《绣花女》、《曼侬》。

　　《卡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我在大歌剧院除了《浮土德》，还看过《汤豪舍》。

　　母亲带我去裁缝店，从那时起，我开始讲究穿戴了。我高高兴兴地在那儿订做了一件银灰色的双皱夜礼服。在此之前，还从未打扮得像个成年人。

　　我们通过母亲带来的那些引见信进入了法国人的社交界。在当时，美国姑娘受人欢迎。法国的贵胄们可以与美国富翁们的千金缔姻。我虽远算不上是富家小姐，父亲却也是公认的美国人，而所有的美国人又都被认为是有钱的。这是一个奇特的、冠冕堂皇的旧式社会。

　　我接触到的法国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在一个少女的眼里，再没有比这更刻板的了。尽管如此，我也学会了最客套的礼貌言辞。还跟一位叫华盛顿·劳伯的先生学会了跳舞和得体的举止，了解到《华盛顿邮报》、波士顿及其他一些事情。我还了解到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社交界。

　　最使我厌恶的是图画课。母亲固执己见，执意不许我放弃这门课程。“女孩子应该学会画水粉画。”

　　就这样，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忠厚的青年女子来找我，硬是陪着我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去花市附近的一个画室（当时在巴黎，少女是不能独自一人出门的）。我和一群姑娘一起学习绘画，学画水杯中的紫罗兰，小罐中的百合花以及黑色花瓶中的水仙。那位教授绘画的女士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回踱步，不时地发出几声令人不安的嗟叹。#p#分页标题#e#

　　复活节期间，我们参观游览了凡尔赛、枫丹白露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回来后，母亲像以往一样突然告诉我，说她决定我不再回T太太的学校了。

　　“我有些看不上那所学校。”她说，“讲授的课程都很乏味，完全不同于麦琪上学的时候了。我打算回英国，已为你安排好了，去霍格小姐办的学校就读。”

　　我听后只是略感突然。在T太太的学校里我生活得很愉快，并不是特别想要回去。实际上，换一个新的地方的主意似乎更吸引人。我总是喜欢新鲜，不知道这能说明我的愚蠢还是随和——当然了，我自己倒希望是后者。

　　这样，我来到霍格女校。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只是英语占了绝对优势。我喜欢这所学校，但也发现校园里的生活有些单调。我有了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只是不及跟莱格朗德太太学琴时那么有趣。尽管校方严禁学生说英语，可是大家却始终用英语交谈。没有谁肯在法语上花很多功夫。

　　在霍格女校，校外活动得不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不允许的。这倒使我摆脱了外出补习绘画的烦扰，只是对不能再经常像游历天堂一般穿过花市而遗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阿什菲尔德度假。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对我的教育又有了新的打算。对于母亲这种做法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5

　　姨婆的医生巴伍德大夫有一位嫂子在巴黎办了一个女子精修班，每期只招收十二到十五名学员。每名学员都要选乐课，去艺术学校或者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听课。“你觉得去那儿学习怎样？”母亲征询我的意见。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喜欢新鲜，事实上这时我的信条已经确立，那就是：“无论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就这样，秋天的时候，我进入了德赖登女士设在德布瓦大街凯旋门外的德赖登女子精修班。

　　德赖登班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惬意，我头一次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一切都引人人胜。班里一共十二名学生。德赖登女士细高个子，身段优美，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美观。

　　她有些凶悍，每逢生气的时候，就喜欢使劲揉擦她那只红鼻子。她说话冷漠，夹杂着讥讽，让人惶恐却又能激励人上进。

　　她的助手是个法国女人，帕蒂太太，帕蒂太太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喜怒无常，多愁善感，特别容易偏激。我们大家却非常喜欢她，几乎不像惧怕德赖登女士那么怕她。

　　这里的生活多少有点大家庭的意味，但在学习上，人人都一丝不苟。教师特别注重音乐学习，但课程的开设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从法兰西喜剧院聘请一些人来为我们讲授莫里哀、拉辛和高乃依，还从艺术学校邀请歌唱家为我们演唱吕里和格鲁克的歌曲。班里还开设了戏剧课，课上要朗诵作品。幸好我们做听写测验的次数不多，所以我的拼写错误也就不那么惹人注目。由于我的法语说得比别的同学都流畅，在背诵台词的时候完全沉醉在剧情之中，仿佛自己就是剧中那位可悲的女主人公。我站在讲台前，高声朗诵道：“大人，这一切荣华富贵恐怕是不会让我动心的。”

　　我们大家都喜欢上戏剧课。我们被带到法兰西喜剧院，观摩古典戏剧和一部分现代戏剧。

　　我认为，只有能真正刺激起学习者反应的教学才算达到了满意的效果。单纯的介绍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并不能真正学到什么新知识。请戏剧演员谈谈她所主演的戏剧，重复她的台词；请名符其实的歌唱家来为学生演唱格鲁克的《奥菲奥与欧律狄刻》中的片断，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心中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这样的教学向我展示了一片崭新的世界——一个能使我终身受益无穷的艺术天地。我个人的主修课是音乐，学钢琴和声乐。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查尔斯·菲施特尔的奥地利人。他偶尔也去伦敦，举办钢琴独奏会。他是位和善而又严厉的教师。学生弹奏时，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望望窗外，闻闻鲜花，好像并没有用心倾听。可是一旦你弹错了某个音，或者某个乐段弹得不准，他立即会像一只捕食的老虎蓦地一下转过身子，咆哮着：“喂，你弹的这是什么，小家伙，嗯？难听极了！”起初这一举动令人心惊肉跳，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他酷爱肖邦的作品，我所学的大多是肖邦的练习曲、圆舞曲、幻想曲、即兴曲和一首叙事曲。我知道自己在他的指导下，有了长足的进步，心里很高兴。我还学习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几支被他称为“客厅小品”的轻快曲子，一首浪漫曲，柴可夫斯基的船夫曲，以及其他作品。

　　我勤学苦练，往往每天弹琴七个小时。一种强烈的热望在我的心底升腾——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从理智上意识到了这一奢望，可它确实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幻想成为一个钢琴家，在音乐会上表演。这将意味着长时间的艰苦奋斗，但我察觉到自己的进步速度非常快。

　　我的声乐课开始得比钢琴课要早些，指导老师是布耶先生。他与让·德·赫兹克齐名，被公认为当时巴黎最有影响的两个声乐教师。赫兹克曾经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布耶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剧演员，布耶先生认为我的头声是完美的，发出的音自然，恰到好外。胸腔音也不错，只是中音区特别成问题。为此，我得先从次女高音部练起，以发展我的中音区。

　　他时常为我那“英国面孔”所恼火：“又是英国面孔，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呆板了。声音、吐字都是从嗓子眼里发出的．这怎么行？法语发音要从上腭发出来，从口腔的上部。

　　上颚和鼻梁才是中音区发声的正确位置。你法语说得很漂亮，非常流畅，只是可惜不带英国口音，而是带着南方口音，你从哪儿学来的南方口音？”我矜持片刻说，这也许因为我是跟一位在法国南部长大的女佣学法语的缘故。

　　“噢，原来是这样。”他说，“对，就是这么回事。你说话带的是南部口音，你的法语说得很流畅，但用的都是英国人的发声习惯，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发出来的。你必须移动双唇，保持上下牙齿紧合。噢，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要我在嘴角处衔着一支铅笔，唱的时候尽量吐字清楚，但不能让笔掉下来。开始的时候，我极难做到这一点，后来终于过了这一关，能够牙齿紧咬铅笔，双唇大开大合，吐出字来。

　　我学会了大量的法国歌曲，还学会用德语演唱许多舒伯特的歌曲。尽管我不懂德语，学会这些歌却并不很困难，当然了，我也学用意大利语演唱。但总的说来，指导教师不允许我好高鹜远。大约学习了六个月左右之后，他允许我唱《绣花女》中的咏叹调和《托斯卡》中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幸福愉快的。

　　有时候，学员们从卢浮宫回来。一起到一家饮食店喝茶。对一个贪嘴的姑娘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我最喜欢吃那里的美味的奶油蛋糕。

　　我们偶尔也在德赖登女士的家里聚会。有一次。她从前的一位学生带着儿子也赶来了。这位美国妇女跟一位法国子爵结了婚。她的儿子鲁迪也算得上是一位贵族，但从其相貌来看却像是——个地道的美国大学生。当他看到这十二位已经发育成熟的姑娘在用热烈好奇、甚至可能是脉脉含情的眼光一齐注视他的时候。他一定有点怯懦了。

　　通过与鲁迪相识，我发现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仅仅见过几次。但这却是某种转变的标志。就在这时。我跨出了祟尚英雄的阶段，不再保有那种无私的爱情、为自己的心上人无偿地作出牺牲。从这时起，青年男子在我的眼里就是实实在在的人——一些与之相处能给我带来欢愉的人。总有一天，我要在他们中选择我的丈夫。虽然鲁迪并没有使我动心——假如我们常见面，也许我会爱上他——但我的的确确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巨变。我已经成为女子世界中的徘徊者。就在这时，我心中的最后一尊偶像——伦敦大主教的形象也隐去了。我需要跟有血有肉的小伙子交往，而且越多越好。

　　我猜不到自己将在德赖登女士的精修班学习多久——一一年，也许十八个月，我想是不会超过两年的。我那变化无常的母亲没有提出更改对我的教育的计划的建议，大概是没有听到什么更能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倒是觉得。很可能是她的直觉告诉她。我对现状感到满足，正在学习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将成为我生活中乐趣的一部分。

　　就在我离开巴黎的前不久，—个理想火花熄灭了。德赖登女士当时正准备接待她从前的一位学生，利默里克伯爵夫人。她是一名优秀的钢琴家，也曾拜查尔斯·菲施特尔为师。每逢这种场合．班里总要组织一次非正式的音乐会，由正在学习钢琴的两三名学生表演。我参加了这次演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快轮到我演奏的时候，我心中忐忑不安，在平时也是这样，不足为奇，可是当我在琴凳上落座时，这种心慌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随即消失。无能感像潮水一样吞噬了我，我弹错了音符。节奏也乱了，乐句生硬笨拙———简直是一塌糊涂。

　　没有谁比利默里克太太更和蔼可亲的了，演奏之后她跟我谈了一次话，安抚我说她看得出来我当时心里紧张，再说怯场也是在所难免的。也许随着在观众面前演奏的经历丰富起来，怯场的心理会被克服的。她的一席话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也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缺乏演奏经验的问题。

　　我继续学习音乐。毕业前夕，我坦率地问查尔斯·福斯特，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我将来能否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他很善于理解别人，没有对我说假话，他认为我缺乏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气质。我觉得他是对的，感谢他能够让我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我曾一度陷入痛苦之中。我努力从这一痛苦中摆脱出来。

　　假如你所追求的是不可企及的，那就最好不要让自己纠缠在懊丧和妄想的羁绊之中，而应该认识自己，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早来的挫折有助于我对个人未来的选择。

　　它使我认识到我不具备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表现自己的资质。用我个人的话来说，就是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四章　缔姻与期待






第四章　缔姻与期待

1

　　我从巴黎回到家里后不久，母亲得了重玻同以往一样，几位医生的诊断各说不一：有的认为是盲肠炎，有的说是副肠热病，有的认为是胆结石，还有其他几种诊断。曾有好几次，她都差一点被推上了手术台。治疗对她没有起色——她的病频频发作，各种手术方案悬而未决。

　　她终于对为她诊治的医护人员失去了耐心，她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最好还是摆脱这些医生的摆布。”

　　她后来设法找到一名通常被人们称作会作人情的医生，尔后宣布说那位医生建议她去阳光充沛、气候温暖干燥的地区疗养。“我们今年冬天去埃及。”母亲通知我说。

　　我们再次将邸宅出租了。幸亏那时去国外旅行的费用相当低，仅阿什菲尔德的高额租金就足以支付旅居国外的开销了。

　　此时，我已经作好了步人社交界的准备，头发已经挽起，高高地盘在脑后。把发网罩在发髻上。在那个时代，这种希腊发式意味着女子已进入成年。这样的打扮极为和谐，尤其是配上晚礼服。我的头发留得很长一一长得过了臀部。这对—个女子来说是——种荣耀，其结果，长发总是散落下来，叫人对它无能为力。为此，美容师设计出一种假发罩——一个大的假发罩。先将自己的头发紧贴头皮固定住，然后把假发髻别在上面。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初涉社交界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如果家境富裕的话，作母亲的一般要为女儿举办一个舞会。

　　而且理所当然地该在社交忙季去伦敦住上一段时间。邀请来跳舞的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应邀去参加的也都是自己朋友举办的舞会。要想邀请到足够的男舞伴是件不太容易的事。不过这毕竟是一些非正式的家庭舞会。或者你还可以邀上一大群朋友去参加慈善捐助舞会。

　　然而，这些当时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麦琪初次步入社交界时去了趟纽约，参加那里的宴会和舞会。当时父亲出不起钱供她去伦敦参加社交忙季的活动①。如今对我来说就更是不可能的了。母亲为此焦虑不安，这是女儿生来就应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女儿已经由一个学校里的黄毛丫头出落成一位妙龄女子了，理应像蝴蝶一样自由飞翔．飞到姑娘和小伙子们中间。总之，作母亲的应该为她创造寻求合适配偶的良机。

　　--------

　　①伦敦的社交忙季：每年初夏，伦敦的社交活动最频繁，故称为忙季。——译注。

　　由于家境不好，母亲心里明白，让我按常规步入社交界是有困难的。她之所以选择开罗作为她的疗养地，主要是为我着想。开罗的确对我很适宜。我生性腼腆，不善交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使我渐渐熟悉舞会，习惯与青年男子交谈及其他一些社交方式，把社交看作日常的事情。

　　在姑娘们的眼里，开罗是一个美妙的梦。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我每星期参加五次舞会。舞会分别在几家大旅店中轮流举行。开罗驻有五个团的军队。每天都有马球比赛。住在这些不很豪华的旅店里．生活费用比较低廉，所以可以尽情地享受这里的娱乐。冬季旦游人纷至杏来，多是母女同行。我起初显得怯生，在许多方面——直忸怩。但却非常爱跳舞，而且跳得也好。我喜欢跟青年男子相处，不久极发现他们也喜欢我，所以，一切都一帆风顺。此时，我年方十七——开罗本身对我毫无意义一一十八到二十一岁的妙龄女子除了青年男子，极少他顾，这是合乎情理的，无可厚非。

　　然而，在开罗时，我的春情并未萌动。要做的事情太多。

　　每日的交往应酬不暇，还有许多讨人喜欢，风度翩翩的小伙子。能使我动情的都是一些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们不时地走上前来，友善地邀请我跳舞，像对待小姑娘那样逗弄我，但仅此而已。根据社交习规，每个晚上至多与同一男子跳两次，否则陪娘那敏锐的目光就会盯上你。

　　一位年轻的叫特里劳尼的康沃尔郡人和他的好友是我的主要舞伴。他们都在第十六步兵团服役。有位年龄稍大一些的上尉叫克雷克，他已与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订了婚。

　　一天晚上，我跟他跳完一个舞后，他把我送到母亲面前对她说：“这是您的女儿吧，她学会了跳舞，而且跳得非常好，不过您还得教会她说话。”我跳舞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难怪他责备我。

　　我很快就成了马球迷，每天下午的比赛逢场必到。母亲为了开拓我的视野，偶然带我去博物馆参观、她还提议我们俩顺尼罗河而上，到卢克苏尔游览名胜。我满眼泪花，激烈地反对：“不，妈妈，不去，我们别现在去那里。星期一要举行化妆舞会，我还答应人家星期二去卡纳克野餐……”我罗列出一大堆借口。在当时，古代奇观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事情。

　　幸亏母亲没有硬拽着我去。卢克苏尔、卡纳克等埃及名胜，引起我强烈的兴趣还是大约二十年后的事了。在当时，我要是带着这种兴味索然的眼光去游览这些名胜，岂不是对伟大艺术的亵渎。

　　埃及之行对我大有稗益。有些事情可以一举多得。现在看来，那年冬天住在埃及解决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母亲当时陷入无力支付女儿进行社交活动费用的窘境，她竞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克服了自己的局促。用当时的话说，“我懂得了怎样举止得体。”如今的生活方式与从前已经大不相同，所以在此对过去的行为规范作出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埃及之行使我获益匪浅。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方式能使我如此快地克服了生来就有的笨拙。这三个月对一个姑娘来说自然是绝妙无比的。我结识了至少有二三十个青年男子，只是由于我年龄还小，只顾尽情享乐而没有爱上任何人。我虽然也曾向两位古铜色脸膛的中年上校递送秋波，但是他们却已被俏丽的少妇们—他人之妻——迷转，对我们这些不会卖弄风韵的姑娘们并不感兴趣。我曾受到一个一本正经的澳大利亚年轻伯爵的困扰。他总是盯住我不放。我尽量回避他，但他总能在人群中找到我，邀请我跳华尔兹舞。我说过我是不喜欢跳华尔兹的。这位伯爵跳的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华尔兹——以高速度的长时间左旋为主。每次都转得我头晕眼花，总感到自己要摔倒在地。在希基小姐的舞步学习班里，左旋步并不受欢迎，所以我也缺乏这种舞步的训练。

　　我新结识的朋友中，大多是年轻的中尉和少尉。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亲密的，但并非认真的。我观看他们赛马球，他们受挫时为他们鼓劲加油，得胜时，为他们欢呼喝彩。他们也在我面前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的强悍。我发觉要想跟年龄稍大一些的男人搭上话是困难的。他们的名字如今大多已被遗忘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位叫海勃德的上尉，他常邀请我跳舞。在我们母女俩乘坐的从开罗到威尼斯的轮船上，母亲若无其事地对我说：“你知道吧？海勃德上尉想跟你结婚。”

　　“什么？”我万分惊讶，“他从未向我求过婚，也未跟我提起过这事。”

　　“是的，可他对我说了。”母亲答道。

　　“对您说了？”我诧异地问道。

　　“是的，他说他非常爱你。问我是否认为你还太年轻。他说，也许他不该直接向你提起这门亲事。”

　　“那您是怎么答复他的呢？”我问。

　　“我告诉他，我敢肯定你不爱他，最好还是放弃此念。”

　　“唉呀，妈妈！”我忿忿地嚷道，“您真不该说这些！”

　　母亲骇异地望着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你爱他吗？你会考虑嫁给他吗？”“不，当然不是了。”我说，“我压根就没想要嫁给他，我不爱他。可是我想，妈妈，您该让我来给自己的求婚者作出答复。”

　　母亲为之一震，接着，她爽快地承认自己错了。“要知道。我当姑娘的时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是的，人们喜欢让人直接向自己求婚。”

　　为此我怄气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渴望体验到别人向我求婚的滋味。海勃德上尉是个英俊的男子，不讨人嫌，舞跳得也不错而且富有。可惜我没能想到要嫁给他。事情往往是这样：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你。而你并不喜欢他，他马上会变得乖顺可笑——男人们坠人情网时，总是设法让自己看上去像一只生病的绵羊。假如姑娘喜欢上这个小伙子，看见他这样就会受宠若惊，而且在他面前按按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要是她不喜欢他，就不会容他在自己的心里有片刻停留。生活就是如此不公正。恋爱中的女人看上去比以往好看十倍：两眼炯炯有神。双颊泛着红晕，连头发都放出异样的光彩。她们的谈吐也变得措词巧妙．情趣横溢。

　　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求婚，对此感到大为不满意。第二次求婚来自于一位六英尺五寸高的年轻人。我十分喜欢他，我们曾是好朋友。他更明智些，并不想通过母亲向我求婚，这使我很高兴。他设法与我们乘同一班由亚历山大港到威尼斯的客轮。很遗憾，当时我对他仅仅是抱有好感。我们曾在短时间里有通信来往，后来他被派往印度。我要是再过几年以后还能见到他的话，也许会认真考虑他的求婚。

2

　　我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会使人感到我和我周围的人都相当富有。如今，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这些乐趣。其实，我的朋友几乎都出身于中等收入的家庭，家中大多没有马车．更不会有当时刚问世不久的汽车或摩托车。这些只有富翁家里才配备得起。

　　青年女子的晚礼服通常不超过三件、而且一穿就是几年，每过一个季节就得花上一先今买一瓶帽子油，把帽子重刷一遍。我们步行去参加社交聚会、游园会和打网球。如果是去乡下参加晚上举行的舞会，倒是可以租一辆马车。在托基，人们不常举办家庭舞会，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例外。八月间，人们多喜欢留客人住下，结伴去参加赛船会上举办的舞会，或者在当地某间大房子里举办的舞会。

　　乡下的邸宅里也举行聚会，我头一次去沃里克郡几位友人那里作客还有些拘束不安。他们都嗜好狩猎。康斯坦斯，莱斯顿·帕特里克太太自己不打猎，只是赶着一辆小马车往来于各个集合地点。我也陪她同行。母亲严格禁止我骑马。“你骑马的技术不高，”她说，“万一把人家珍贵的马摔伤了，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也没有谁邀请我乘他们的坐骑，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顾虑。

　　罗尔斯顿·帕特里克一家待我十分友善，他们称我“小桃花”，也许是因为我总爱穿一件粉红色的晚礼服。罗宾动不动就逗“小桃花”，这时康斯坦斯太太就像保护人似地悄悄向我使眼色，为我出主意。他们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才三四岁。我在那儿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跟她一起玩耍。康斯坦斯生来就爱为人作媒，我现在才意识到、在我几次拜访她们期间，她给我介绍了几位适龄的好小伙子。我时而也偷偷地骑马。记得有一天我跟罗宾的两个朋友在外面骑马，由于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还没有骑马的习惯，身上仍穿着粉色的长裙，头发又没有扎紧，仍旧像当时所有的姑娘那样戴着假发。回来时，我骑着马穿过街道，头发完全散开了。假发不时地掉落在地上，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跳下马走回去拾起来。

　　记得帕克莱利先生和太大在他们租赁的一幢乡下别墅里举行过一个大型的家庭舞会——帕克菜利先生被人们称作“蔗糖大王”。我们在开罗的时候曾经遇见过帕克菜利太太。她当时大概已经五六十岁了，但如果离得稍远一点看，她就像一位二十五岁的美丽少妇。

　　在那里，有一位小伙子颇得我的好感——后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尽管他没有特别注意到我，我曾企望能与他进一步相互了解。与此同时，我受到了另一位士兵的纠缠。他似乎总是跟在我的身前身后，在打网球和板球，或者其他活动中，死皮赖脸地要我跟他结伴。日复一日，我对他愈来愈恼恨，可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老是不断地问我是否读过某某著作，主动提出寄给我一些书籍，问我去不去伦敦，想不想去看马球比赛。我那一连串的否定的回答对他丝毫不起作用。我离开帕克莱利别墅的那天，不得不赶早班火车，因为要在伦敦转车，以便赶另一班火车去德文郡。吃过早餐，帕克莱利太太对我说，“那位先生打算用车送你去火车站。”

　　幸亏去火车站的路不长，我真希望能乘帕克莱利的车去车站，她自己的车够得上一个车队。我猜想一定是S先生主动向女主人提出送我，使她以为这也是我的意愿。她对我的心思毫无察觉。我们来到车站，去伦敦的快车进了站，S先生把我安顿在一个空着的二等车厢的角落里。我客气地向他道别，心中如释重负。可就在列车启动的瞬间，他突然抓住了扶手，拉开车门跳上车来，把门关上了。“我打算去伦敦。”他说。我惊骇得目瞪口呆。

　　“可您没有带行李呀：”

　　“是的，是的，这没关系。”他在我的对面落座，上身前倾，双手搭放在膝上，贪婪地盯着我。“我原想过些时候去伦敦拜见您，可我无法等待，不得不现在就告诉您，我爱您爱得发疯了，您一定得跟我结婚。自从那次晚餐我第一眼瞧见您，我就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您正是我所追求的女子。”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得以打断他那滔滔不绝的表白，冷冰冰地对他说：“我确信您是位好人，先生，我很感激您对我的一片真心，可是我不得不告诉您，我的答复是否定的。”

　　他又坚持了大约五分钟，最后退一步，劝我暂且不谈结婚一事，保持我们的友谊．可以再见面。我说我认为我们最好不再见面。我是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的。话说得非常肯定，他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他仰靠在长椅子上，脸上流露出惆怅和沮丧。可以想象得出，这哪是向姑娘求婚的场合，谈话陷入了僵局。就这样，两人默然无语地在这空荡荡的车厢里坐了至少两个时辰。

3

　　我们有一位叫梅的美国朋友定期到伦敦来。她是我的教母莎利文太太的侄女。梅酷爱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她是一个饱尝苦恼的好人——一长期患甲状腺肿大。在她年轻的时候，甲状腺肿大还是不治之症：手术被认为是很危险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差不多四十岁了。有一年，梅来伦敦时告诉我母亲，说她将去瑞士的一个诊所作手术。

　　后来，梅从瑞土来信，说手术成功了．她已经离开诊所，正在意大利、住在佛罗伦萨附近费埃索勒的公寓里‘她要在那儿疗养个把月，然后再回瑞士复查。信中问母亲能否让我去她那儿住．游览佛罗伦萨，参观那里的艺术和建筑。母亲欣然同意，安排了我的行程。

　　母亲找到了与我乘同一趟火车旅行的母女俩人，将我托付给她们。我们一同上路了。

　　梅的女佣斯坦葛尔赶到佛罗伦萨车站接我。二人一起乘电车到达费埃索勒。那儿的景致出奇地美丽，时值杏花和桃花蓓蕾初绽，片片白云和粉霞挂满了枝头。梅的别墅就掩映在这万花丛中。她容光焕发地迎了出来。我从未见过如此热情的女人。奇怪的是她的额下并没有显露出松弛下来的囊袋状皮肤。

　　梅万分高兴，她想方设法让我在意大利过得舒适愉快。

　　我每日都去佛罗伦萨参观游览。有时是斯坦葛尔跟我同去，但更多的时候是由梅约好的一位意大利姑娘到费埃索勒来，陪我游览。在意大利，青年女子外出比在法国更需有人小心地陪伴，在电车上，我确也受尽了热情奔放的小伙子们在我身上拧捏之苦——相当痛。我光顾了许许多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我还是像从前那样贪嘴，每日所期待的只是乘电车回费埃索勒之前，在茶点铺中的一顿美餐。

　　梅在后来的几天里，也曾几度亲自陪我朝觐那些艺术之宫。我还清楚记得，就在我临回英国的那一天，梅执意拉我去观赏一幅刚清理出来的圣·凯瑟琳的佳作。我想不起来它被存放在哪个美术馆了。梅和我心急火燎地挨个大厅寻找着。我对圣·凯瑟琳全然没有兴趣。那一个个圣人，一幅幅象征图案，还有令人不快的死法让我打心眼里厌倦。我也看腻了自鸣得意的蒙娜丽莎，尤其是拉斐尔的作品。如今说出来，我确为自己对绘画艺术的鄙薄和无知而感到羞耻。

　　不过我还是喜欢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东跑西窜地寻找着圣·凯瑟琳的那幅画，我心里直担心，生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茶点铺最后一次享用那绝美的巧克力奶油蛋糕。我不住地说：“看不到没有关系，梅，真的，没关系。别再费心了，我已经观赏过不少圣·凯瑟琳的作品了。”

　　“可是这一幅，亲爱的阿加莎，这一幅可是精品，你一会儿看到它就会意识到要错过这个机会该是多么的遗憾。”

　　我知道自己是不会感到惋惜的，但却耻于对梅这样讲。

　　不过，还算我运气好，有人告诉我们这幅杰作还要再等几个星期才能挂出展览。我们刚好还有时间在赶火车之前去饱餐一顿巧克力奶油蛋糕——梅滔滔不绝地称道着这里的珍贵名画，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蛋糕和冰镇咖啡。此时，我一定完全换了一副模样，看上去像一只眯眼鼓腮的猪，一反平日里温文尔雅，眉清目秀的仪容。不过，我也为听不进梅的艺术评价而羞愧。

4

　　人一生中的朋友可分为两类：一类出现在生活环境中，与你共事。他们就像旧时的丝带舞那样在你的周围形成一个旋转的圈子，你也就是他们圈子中的一分子，进进出出。

　　有些人你记住了，有些人被忘却了。

　　另一类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朋友——为数不多——共同的志趣把双方维系在一起，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这种友谊会终生不衰。这样的挚友我结交了七八个。绝大部分都是男子，我的女友们通常都仅仅属于前一类。

　　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女友是艾琳·莫里斯，她与我们家是世交，我几乎在很小的时候就与她相识了，但直到十九岁时才真正地了解她，真正能跟她“情投意合”，因为她比我年长几岁。她跟五位老处女一起住在海滨的一幢大房子里。她的思想象男人一样明晰，而不像女人。艾琳相貌平平，但才思过人，博闻强记。她是我遇见的第一位能与之交流思想的密友，也是我所认识的几位看问题最少主观色彩的人之一。她的言谈中极少掺杂着个人的情感成汾。我认识她许多年了，但却对她个人的生活了解甚少。我们从不谈个人间的私事。但每次见面总要探讨某些问题，开怀畅谈很长时间。她擅长写诗，也精通音乐。记得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尤其是它的曲子，遗憾的是歌词相当荒唐可笑。当我向艾琳谈及此歌时，她表示愿意试着为这首歌重新填词。我觉得，她填的词为这首歌大添光彩。

　　我也写诗——大概在我那个时代，人们都时兴写诗。我早期的诗歌作品水平低劣得令人难以置信，缺乏文学的才气。到了十七八岁时，我的诗技有所长进。我以哈里奎恩传奇为题材写了一组诗歌，其中有《哈里奎恩之歌》和《科伦巴安之歌》。我把这两首诗寄到《诗评》杂志，当我荣获了一枚金币的奖金时真是欣喜万分。后来我又几度获奖，并在《诗评》上发表一部分诗作。我为自己的成功洋洋自得。我断断续续地写了许多诗。每每产生创作冲动，就即刻把萦绕在脑际的感受写下来。我当时并没有雄心壮志，能偶尔在《诗评》上获奖就是我最大奢求。

　　我有时也试着为自己的诗谱曲，所作的曲子质量都不高，其中有一支简单的叙事曲，写得还算不错；一支曲调平平，标题奇特的华尔兹舞曲：《相伴一时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此为名。我自己为创作出这样的一支曲子而自豪，因为一个乐队一一乔埃斯乐队在大多数舞会上都演奏了这支舞曲，而且也曾被列为他们专场演奏中的一个节目。如今听来，我觉得这支华尔兹舞曲写得极为粗拙。我本不喜欢华尔兹舞，我想不出自己为什么竞写出这样的曲子。

　　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花样。我记不得是在《风流寡妇》还是在《卢森堡宫廷舞》中，一对舞伴双双旋上了楼梯又旋转下来。我曾跟邻居的一位小伙子麦克斯·麦勒练习这种舞。麦克斯·麦勒当时是伊顿公学的学生，比我小三岁。他的父亲患严重的肺结核，吃住都在院中一个露天小棚子里。

　　麦克斯是他家独生子。他像爱一位成年女子那样深深地爱上了我，常在我面前煊耀自己。他母亲告诉我，他常身着猎装，足蹬猎人的靴子，用汽枪打麻雀。他开始爱清洁了（这对他来说是破天荒的事。他的母亲这些年来一直为他那脏手黑脖子操心）．买了几条淡紫色的领带，处处表现得像个大人。我们一起练习跳舞。他家楼梯的台阶又宽又矮，比我们家的更合适，我们常在他家里练习。是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不知道，只记得重重地摔了不少跤．但仍然刻苦练习。

5

　　一个令人不快的冬日．我患流行性感冒刚好仍卧床休息。几天来我烦躁不安，已经读了许多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玩一种牌戏，消磨时光。母亲进来看望我。

　　“你干嘛不写小说？”她建议道。

　　“写小说？”我有点惊异。

　　“是的，”母亲说，“像麦琪那样写小说。”

　　“我恐怕不行。”

　　“为什么不行？”她问。

　　我似乎说不出不行的原因．除了……

　　“你并不知道自己行不行。你还没有试过。”母亲说道。

　　说着，母亲像以往一样忽然走了出去，五分钟后手里拿着一个练习簿进来了。“本子开头几页上记着要洗衣服的清单，后面还没有使用过，你现在可以用它写你的小说了。”

　　要是母亲建议做什么事情，别人几乎总得照办。我坐在床上，开始小说的构思。

　　我记不清用了多长时间－－好像时间不长，大概是在第二天傍晚就写完了；最初是在主题遴选上踌躇再三，一一否定，后来终于兴致勃勃地动起笔来，写的速度极仪。写作极耗费人的精力，虽然对我的康复毫无助益，但却振奋了精神。

　　“我去把麦琪那台旧打字机找出来，你就可以把它打出来。”母亲说。就在昨天，我重读了这篇名叫《丽人之屋》的小说，我认为总的来说还算不错。这是我第一篇透露出一丝灵气的作品。写作技巧自然还很不成熟，能看出我在前一星期里所读作品的痕迹。这是人们初学写作时在所难免的。我当时显然在读劳论斯的作品。他的《羽蛇》、《儿子与情人》、《白孔雀》等几部作品都是我那时最爱读的。我还读了某位叫埃弗拉德·科茨夫人的作品，对她的写作风格倍加推祟。

　　我的第—个小说能写成这样还是难能可贵的，只是让人读后难以确切了解作者所云。尽管写作风格是笨拙的模仿，但至少小说本身显示出丰富的想象力。

　　随后，我又写了另外几个短篇小说－－《羽翼的召唤》、《孤独的上帝》（两篇都受《漂亮的废话之城》这部充满悔恨之情的小说的影响）．还写了《聋子太太与局促不安的男人的对白》和一个关于神降会①的恐怖小说。

　　--------

　　①神降会又称复话节。－－译注。

　　（许多年后，我重写了这个小说）。我用麦琪的帝国牌打字机把它们全部打了出来，抱着一线希望分别寄给了几家杂志社。我绞尽脑汁臆造了几个笔名。麦琪用过莫斯廷·米勒的笔名，我就用麦克·米勒，后又改为纳撒尼尔·米勒（这是祖父的名字）。我当时并不抱有成功的奢望，事实上也没能取得成功。所有投出的稿件都退了回来，里面照例夹着一张字条：”很抱歉……”我把稿子重新包好。又寄往另外一家杂志社。

　　我曾试着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无所顾忌地动了笔。故事以开罗为背景。我分别构思了两个情节线索，开始时我确定不了选择哪一个。后来，就随意选用了一个。在开罗的时候，我们常在旅馆的餐厅里看见三位常客坐在那里，他们为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三人中有一位是娇媚的姑娘——在我的眼里，她已经算不上是姑娘了，因为她看上去已近三十岁——每天晚上舞会结束后，她就跟两个男子一起到餐厅来吃夜宵。二位男子中，一位是第六十步兵团的上尉，腰宽体胖，头发乌黑。另一位是高个头的英俊小伙子，在禁卫骑兵团中服役，大概要比那位女子小一两岁。他们分坐在她的两旁，她不时地跟他们打情骂俏。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听到有人说，“她迟早要在这两个人中作出抉择。”这些足以启迪我的形象思维。假如我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些．也许也就不愿意写他们了。我根据想象创造出一个美妙的故事，也许，故事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他们的言谈举止，及其他方面都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原型迥异。写了一段时间后，我感到不满意，就改用另一条故事线索。它的基调要比前一个更轻松些，刻划出一组有趣的人物形象。可是，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故事中的女主人写成了聋子。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盲人的趣闻很好写，而写聋子却并非易事，因为我不久就发现，在描述她的心理活动以及人们对她的看法和品评时，无法让她用言语作出反应。

　　书中对这位梅兰妮的描述十分平淡乏味，结果写作半途而废。

　　我又转回到第一条线索上，发觉它不够写一部长篇的，最后。我决定将两条线索合二为一。既然两个故事都是以开罗为背景，为什么不能捏合到一起呢？我按照这两条线索终于写出了足够长的一部小说。书中的情节极其繁乱，我不得不唐突地从一组人物淬然跳到另一组人物，有时把本不应该混在一起的人物撮合到了一块。我给这部小说取名为《白雪覆盖的荒漠》。至于为什么以此为名．我自己也不知道。

　　母亲建议我去请教伊登·菲尔波茨．也许他能给我些指点和帮助。在当时，伊登·菲尔波茨名声大噪。他创作的以达特穆尔为背景的一系列小说颇受欢迎。他碰巧住在我们的邻近，是我们家的朋友。我开始感到难为情，后来还是同意去了。伊登·菲尔波茨相貌不凡。面孔不同于常人，倒是更像一个农牧神，长长的细眼在眼角处向上挑起。他患有严重的痛风，我们去他那儿时常看见他坐在那里，一只脚被许多道绷带固定在一只板凳上。他厌恶社交，极少出门。事实上，他不喜欢见人。他的妻子与他截然相反，极擅社交。结识许多朋友，是位妩媚动人的女子。伊登·菲利波茨很喜欢我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他们很少用社交邀请来打扰他，只是时常去观赏他庭院中的名贵植物和灌木。他答应一定要通读我的作品。

　　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他完全可以信口作出一些公正的批评，这很有可能会使我灰心丧气，一辈子也不想再提笔写作。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算给我一些指教。

　　他清楚地意识到我生性顺腆，不擅言谈，所以用书信的方式向我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您的作品有些部分写得还是很不错的。您很善写人物的对话，但对话的语言应保持自然、流畅。略去小说中所有道德说教，您太喜欢使用说教了，没有比这些冗赘的说教更让人读来枯燥乏味的了。让您笔下的人物自己去表现自己，而不要淬然插进评注．不要指点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者向读者解释人物话语的用意。读者自己可以作出评判。书中有两条线索，而不是一条，这是初学写作者易犯的错误。您很快就会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写—封信把您介绍给我的出版代理人休斯·梅西。他会对您的作品加以评论，并告诉您这部小说的出版可能性有多大。恐怕第一部小说就能发表是不那么容易的，为此，您不必沮丧失望。我愿向您推荐一个阅读书目，我想它会对您有所助益的。请读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它可以大大增加您的词汇量，书中运用许多有趣的词汇。您还可以读读杰佛利的《我一生的故事》，他对大自然的感受和描写手法可供借鉴……”其余书籍的名字我记不得了。记得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叫《皮里的骄傲》，写的是一把茶壶的故事。还有一部我极不喜欢读的罗斯金的作品和另外一两本书。我不知道读了这些书籍后我的写作有了多大的长进，不过，我还是十分欣赏德·昆西的作品和那些短篇小说。

　　后来我去伦敦拜访了休斯·梅西。那时老休斯还健在，是他接待了我。他身材魁伟，肤色黝黑，使我感到可怖。

　　“嗯，”他瞧一眼手稿封面上《白雪覆盖的荒漠》几个字，说道：“嗯，书名的寓意很深．能使人联想到缓缓焚烧的火焰。”

　　我显得更加局促，他的想象远不是我要描写的内容。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一个书名，显然不是受我当时读的某部作品的影响。也许我的用意是，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像荒漠那布满尘埃的颜面上的一层白雪一样浅保它悄然逝去，不留痕迹。然而当小说写到结尾处时，书中的这一主题已而目全非了，不过它的确曾经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休斯·梅西把手稿留在他那里．几个月后退了回来，说他安排出版这部小说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我打消对它所抱的希望，着手再写一部。

　　我生来就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所以就轻易地放弃了这部小说。不再做任何努力。我仍然写点诗，从中得到些乐趣。我大概又写了一两个短篇小说，寄给几家杂志社。做好了退稿的思想准备。小说像以往一样被退了回来。

　　我已经不再认真刻苦地学习音乐了、只是每天练习几个小时钢琴．以便维持原有的水平，也没有上什么音乐课。

　　在伦敦的时候，有时间我就去弗朗西斯·科贝那里学习演唱。他是一位匈牙利作曲家，结我上声乐课，教会我一些由他谱曲的美妙动听的匈牙利歌曲。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谈吐优雅。我还拜另一位老师学习英国民歌的演唱技法。她就住在雷根特运河，人称小威尼斯的地方。那块土地一直令我神往。我经常在当地的音乐会上演唱。按照那时的习惯，我每次应邀赴晚宴总要带着“节目”去。那时候还没有广播。

　　没有录音机。没有立体声电唱机，完全依靠人们的即兴表演。表演者有的水平很高，有的水平一般，有的就相当糟糕。

　　为人伴奏是我的拿手好戏，又因为我能读谱，所以经常充任演唱者的钢琴伴奏。

　　每天晚上入睡之前，一种强烈的热望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梦想着有一天会在真正的舞台上演出、不管怎样。

　　头脑中浮现出这样的幻想并无害处。我常扪心自问，将来能成为一名歌唱家吗？这是可能的吗？现实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一位住在美国的朋友来到伦敦。她与纽约的都市大歌剧院有些关系。一天。她热心地前来听我唱歌。我为她唱了各种咏叹调、接着，她又让我唱了一些音阶、琶音和练习曲。

　　她对我说：“您的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您刚才唱的练习曲告诉我，您会成为音乐会上的优秀歌手，而且也应该唱得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您的嗓子还不足以唱歌剧，永远也不会成为优秀的歌剧演员。”

　　那深藏于心底的在音乐方面有所成就的幻想就到此破灭了。我不怀有成为一名优秀歌手的雄心。那毕竟也不是一件易事。青年女子投身于音乐事业在当时并不受到鼓励。倘若真有从事歌剧演唱的可能，我一定会为之奋斗的。但这样的特惠只被赐予极少数生就一付好嗓子的人。明知自己充其量也是个二流人物，却依旧为自己所渴望成名的事业而执勒地奋斗，没有比这种无望的追求更能毁灭人的生活热情了。就这样、我抛弃了这一幻想。直截了当地告诉母亲，不必再为我的音乐课破费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唱。但没有继续学习声乐的必要。实际上，我从未对自己理想的实现抱着确信无疑的态度——胸怀某种理想，并从理想的奋斗之中获得乐趣是件好事。只要不对之期望过高。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阅读梅·辛克莱的作品，她的小说对我影响很深，而且今天读来仍旧能深深地打动我。

　　我认为她是最具有独创性、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我不禁预感到将来有一天会再度出现梅·辛克莱热，她的作品也将会再版。我至今认为她的《迷宫》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我也很爱读《神火》。我认为《塔斯克·杰万斯》是一部名著。她的短篇小说《水晶中的瑕疵》给我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也许是因为我当时正热衷于写心理小说，它促成我写了一篇手法类似的作品。取名为《梦幻》（这篇小说许多年以后与其他一些短篇辑为一集出版）。我圭今还喜欢这篇小说。

　　这时候，我已经常写写小说了。创作取代了绣制坐垫和临摹德累斯顿瓷上的花卉图案。也许有人认为把两者联系起来有失文学创作的价值，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创作的欲望不仅可以通过著书立说、小说创作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刺绣、烹制别有风味的菜看、绘画、即刻、作曲等多种形式体现出来。它们的区别仅在于人们只在某个具体的方面有所擅长。”

　　我对自己创作的圆舞曲毫无骄傲之感，但对自己的一两件刺绣却颇为得意，它们也算得上精品。至于写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一件作品完成之后，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估量出它的价值。#p#分页标题#e#

　　当我开始动笔写一个小说时，头脑中闪烁着思想的火花，满怀着希望。充满了自信（这是我一生中最为自信的时刻）。假如你此时还是那么谦卑的话，那你永远也写不出东西来。所以，必须有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刻，你已酿成了某种思想，知道如何表现出来，勿勿提起笔来，即刻兴致勃勃地在草稿本上写起来。一个个难题不期而遇，无从解决。使你渐渐地失去了信心，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多少遵循着原定目标完成整篇小说，但却发现写得极其槽糕。两个月之后，我又会感到这个小说写得也许还不错。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两次险些结了婚。我之所以称之为“险些”是因为如今想来，我深信，不管这两桩婚事成全了哪一桩，都势必酿成祸患。

　　此后不久，里吉·露西从香港休假回来了。我虽与露西姐妹结识多年，却从未见过她们的大哥里吉。他是炮兵少校，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他生性腼腆，喜欢独处，深居简出，爱好打高尔夫球，但不喜欢跳舞和社交聚会。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长着黄头发、蓝眼睛，而是黑色的头发、黄色的眼睛。他们是和睦的—家，兄弟姐妹之间情同手足。我们相约去达特穆尔，露西他们还像以往那样慢慢腾腾，错过了电车，又记错了车次，没赶上火车，在牛顿艾博特转车时又因没有上去车，只好改变原计划去了别的地方……里吉主动提出辅导我打高尔夫球。我打得极差，许多青年男子都曾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遗憾的是。我没有体育方面的天赋。更使人气恼的是，我不论玩什么，初学的时候都显得很有发展前途，但后来都不成器。为此，我常出乖露丑。

　　我意识到。一个人要是天生就没有打球的意识就永远也打不好球。

　　尽管我如此笨拙，里吉却颇有耐心，而且对他的学生是否有所长进毫不介意。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闲荡着，想打到什么时候就打到什么时候，然后到露西家用茶点，一边唱歌，一边等着把已经凉了的面包烤热。这是一种节奏慵懒而又愉快的生活。大家都过得恰然自得，从不吝惜时间。没有忧愁，没有惊慌。要是我没错的话。我可以肯定露西一家无—人得过十二指肠溃疡，冠心病或者高血压。

　　一天，我和里吉冒着酷暑打高尔夫球，玩了几轮之后，在他的建议下我们走到板墙根下纳凉。他取出烟斗、不紧不但地吸着。我们像往常一样，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没说上两句就停下来，一阵缄默之后，又转换了话题、我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跟里吉在一起聊天，我从不感到自己反应迟钝，或者无话可说。

　　他吸了几口烟之后，若有所思地对我说：“阿加莎，您已经回绝不少求婚者了吧？您也可以拒绝我，在什么时候都行。”

　　我疑惑地望着他，没有完全明白话中的含意。

　　“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晓得我想跟您结婚，大概您已经觉察出来了。但我还是讲出来好。我不会强人所难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着急。”——露西家的口头禅很自然地脱口而出——“您还很年轻，现在就让婚姻来束缚您的手脚是不对的。”

　　我忿忿地反驳他，说我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年轻。

　　“不，阿琪，跟我比起来，你还年轻。”我曾告诫过他不要称呼我的小名，可他常常忘却了这一点，对露西一家来说，兄弟姐妹之间称小名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你考虑一下，”里吉继续说道，“只要在心里记着我就行，假如以后碰不到更合适的男人，那就嫁给我吧。我等着你。”

　　我当即回答他，说我无须考虑，心甘情愿跟他结婚。

　　就这样，我跟里吉订下了终身。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订婚，而是一种心照不宣，双方家里心中有数，但并未大肆声张，也没有履行什么手续，没有通知亲朋好友，不过大多数人也已经有所耳闻。

　　“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现在结婚。”我埋怨里吉道，“你为何不早点向我提出来，我也好有些准备。”

　　“是的，你应该找一些女傧相陪伴，举行一个隆重的结婚仪式，享受应有的待遇。可是，我毕竟做梦也没有过要你即刻跟我结婚的奢望。应该给予你择偶的机会。”

　　我曾对此忿忿不已。差一点跟他吵翻了。我对他说，他拒绝了我马上跟他结婚的提议，这没有什么值得他飘飘然的。里吉却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所爱的人必须得到她应有的权益。他始终持狭隘的观念，主张我应该嫁给有钱有势的人，享有世间的一切。尽管我们之间少不了一些口角，但彼此都很幸福。露西姐妹都为我们高兴，说：“我们觉察到里吉一直对你有好感，他从未这样深情地注视过跟我们来往的别的女孩子。不过，也不必着急，最好还是有充分的时间仔细地权衡一下。”

　　我曾一度颇为欣赏露西一家人这种做任何事都从容不迫的态度。可在这件事上却对此感到疑虑。依照浪漫的天性，我期望着里吉说出他无法等到两年之后，一定要立即结婚的热烈言辞。遗憾的是，里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心急的话语。他是一个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对于自己和自己的祈求缺乏自信。

　　我们俩人的定婚使母亲感到欣慰。她说：“我一直喜欢里吉，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他一定会使你幸福的。

　　他和蔼、宽容，永远也不会催促你，或者让你苦恼。你们将来虽不会十分富有，但也够得上富足，他起码也是个少校了——你们俩会生活得美满的。你不是那种看重钱财的人，对各种社交和豪华显赫的生活又不太感兴趣。所以，你们会美满幸福的。”

6

　　母亲的视力每况愈下，越来越槽，大家为此忧心忡忡。

　　此时，她阅读已经十分吃力了，即使在光亮处看物体也有困难，眼镜也无济于事。仍然住在伊灵的姨婆也处于半失明的状态，看东西模模糊糊。她像许多老人一样，变得愈来愈疑心重重，无论是对佣人，还是前来为她修理管道、调钢琴的人都产生怀疑。我至今记得她经常从桌子的另一边探过身子来，对我或姐姐悄悄长“嘘”一声，“小心点，你的手提包呢？”“在我的房间里，姨婆。”

　　“是你把它放在那儿的吗？不该把它放在那儿。我刚才听见楼上有人。”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对吧？”

　　“你可不知道，亲爱的，你还不了解这儿的情况。去上楼把它取下来。”

　　大概就在这时，我跟麦琪探讨了侦探小说，这对我后来的写作生涯大有稗益。我们当时在读一些侦探小说。我们阅读了由当时一位崭露头角的作家盖斯顿·拉卢写的《黄屋之谜》。书中的侦探是——位叫胡勒达比耶的年轻英俊的记者。书中故事的思巧妙，结构紧凑，悬念迭起。有些人认为故事情节发展不合逻辑，另一些人也似乎有同感。其实不然，我们可以从故事中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纤细而精巧的线索。

　　我和麦琪讨论了多次。彼此交换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致认为这是——部优秀的侦探小说。我们俩成了侦探小说的行家：在我很小的时候，麦琪就给我讲述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将我引入侦探小说王国的大门。从此，我紧随她在侦探小说王国中游历。后来又读了保尔·贝克的优秀的侦探小说集，《马克·休夷特纪事》，直至《黄屋之谜》。这些小说激发了我的热情，我向麦琪表示我想写侦探小说。

　　“我看，你恐怕写不了。”麦琪断言道，“侦探小说极不好写。我也曾有过这种愿望。”

　　“我想试试看。”

　　“我打赌你写不了。”麦琪说。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打这个赌也不是认真的，因为谁也没有下赌注——可是话却已经出了口。从那时起，我就发誓将来一定要写一个侦探小说。当时只是抱定了决心，仅此而已。我并没有立刻动笔，只是心中播下了这颗理想的种子。它是在很久以后才真正萌发、开花、结果的。种子已经播下——将来总有一天．我也要写侦探小说。

7

　　里吉和我经常通信，我告诉他当地的新闻，尽我最大的努力把信写得好一些——写信一直是我的一个弱点。可爱的里吉见信如见其人，信写得总是那样亲切、中肯。他不厌其烦地劝我多出去走走。

　　人们时常举办舞会，我通常都不去参加，因为我们没有汽车，所以应邀去一两英里之外参加舞会是不现实的。雇用马车和汽车的费用很高、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我们一般不乘坐，有的舞会因女子不够，也会盛情邀情。专车接送，或者在那儿过夜。

　　在楚德雷夫的克利夫德将举办一个大型舞会，主人邀请埃克塞特的驻军参加，并询问他们的朋友是否能邀请到一些姑娘。我们家的老朋友，特拉弗斯退役后就驻在楚德雷夫，他建议邀请我参加。特拉弗斯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到他们家住一夜，第二天参加舞会。我欣然接受了这一盛情邀请。

　　与此同时，我收到了一位叫亚瑟·格里菲思的朋友来信。他的父亲是当地的牧师，他在军中服役——是个炮手。

　　我们俩是好友。亚瑟信中说他的部队此时正在埃克塞特驻防。遗憾的是这次他不能够应邀赶来参加舞会，为此，他感到惋惜，他真心希望能再次跟我跳舞。“不过，”他写道，“在参加跳舞的军人中有一位叫克里斯蒂的，你找找他好吗？他的舞跳得很好。”

　　舞会开始不久，克里斯蒂就与我相遇了。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高个子，一头卷发，鼻子有趣地向上翘着，看上去颇为自信。主人将他介绍给我，我们跳了两个舞。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格里菲斯介绍他来找我。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他舞步娴熟，我又跟他跳了几个舞。那天晚上，我尽兴而归。

　　大约在一星期或十天以后的一天，我在我们家对过的梅勒家里喝茶，母亲打来电话：“快点回来好吗，阿加莎？这儿有位小伙子在等你。我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我请他用茶。看样子他要一直呆下去，等到你回来。”

　　我悻悻而归，感到扫兴。我猜想来者一定是一位讨人嫌的海军少尉，他曾要我读他写的诗。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我走进客厅，看到一位年轻人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来。他脸色微红，显出有些尴尬，不得不做一番解释。他没有因为见到了我而感到兴奋，大概以为我记不得他了。不过，我还是记起了他，尽管他的到来使我感到惊诧。我从未料到还会再次见到格里菲思的朋友克里斯蒂。他含糊其词地解释说，他不得不乘摩托车到托基来，他觉得最好还是来看看我。他只字未提如何费了一番周折才从亚瑟·格里菲思那儿弄到了我的地址。不一会，谈话的气氛就变得融洽了一些。母亲因我的到来轻松了许多。阿尔奇·克里斯蒂经过一番令人难堪的解释后，变得高兴起来。我也有些自鸣得意。

　　谈话间天色渐晚。母亲向我发出妇女们特有的暗示，征询我是否留这位不速之客用晚餐，要是留他用晚餐，该招待他什么。圣诞节刚过，食品贮藏室里还有冷火鸡。母亲看到我做出了肯定的暗示后，就问阿尔奇是否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便饭。他毫不迟疑地欣然接受。我们一道吃了冷火鸡、沙拉、奶酪及其他一些东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随后，阿尔奇骑上他的摩托车，一溜烟地赶回埃克塞特。

　　后来的十多天里，他经常不期而至。阿尔奇对自己的一切都不隐瞒，他告诉我他如何迫切期望转到新组建的空军服役。为此我感到震惊，人们都害怕飞行。但阿尔奇却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他认为空军是有发展前途的军种，将来一旦发生战争，首先需要的是空军。他并不是酷爱飞行才要求进空军，而是因为那儿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在陆军是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炮兵晋升得太缓慢。他试图抹掉我心目中飞行的浪漫色彩，但却没有做到这点。我那充满幻想的浪漫天性第一次与他那理智的实用主义处世哲学相抵触。一九一二年，仍是一个情感多于理智的世界。青年女子对小伙子们充满浪漫的幻想，小伙子们心目中的姑娘也被理想化了。

　　从我外祖母那个时代以来一直如此。

　　我跟阿尔奇对待各种事情的反应迥然不同。从俩人一开始接触，这种彼此间的“陌生”的新奇感就强烈地吸引住对方。

　　那年元旦，我邀他一道参加新年舞会。整个晚上他都表现出异常，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话。我们一起跳舞的有四个人或六个人。每次我跟他跳完一支曲子下来，坐下休息时，他都缄默不语。我跟他搭话，他也只是语无伦次地应酬。我迷惑不解，仔细瞧了他一两次，不知他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他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的感觉迟钝，这时我本应领悟到当身边的男子像绵羊一样谦卑恭顺、反应迟钝、不能专注地听你讲话时，他一定是堕入了情网，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连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记得当时我收到了里吉写来的一封信，自言自语道：“过两天再看吧，”说着就把它扔进客厅的柜橱中，直到几个月后才把它找出来。我大概多少也意识到自己感情的变化。

　　我们在新年舞会的第三天去听了一个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我们一道回到阿什菲尔德。像往常一样。我俩到学习室里弹钢琴。阿尔奇淬然绝望地告诉我，他过两天就要离开这儿，要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接受飞行训练。他急切地说：“你得跟我结婚，一定得跟我结婚。”他说，从打第一天晚上跟我跳舞他就产生了这一热望。“为了弄到你的地址，为了找到你，我费尽了周折，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我心中只有你，永远不会再有别人了。你一定得嫁给我。”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已经与别人有了婚约。他疯狂地摆动着一只手．表示不管它什么婚约。“婚约又怎么样？你只要把它解除不就行了嘛。”

　　“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够也不可能这样做。”

　　“你当然可以！我没有跟谁订过婚，要是有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解除它。”

　　“可是我不能这样对待他。”

　　“别胡说了。有些事情是得要人去做的。如果你们之间爱得很深的话，那你们干嘛不在他去国外前结婚？”“我们觉得……”我有些迟疑，“最好还是等等再说。”

　　“我就不愿意。也没打算等。”

　　“即使结婚，也还得等几年以后。”我说，“你才是一个少尉。到了空军里地位也不会有什么改观。”

　　“我可是一年也等不得了，就想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内跟你结婚。”

　　“你疯了，”我说，“简直是信口胡说。”

　　我想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后来，他终于冷静了下来，正视现实。这件事对我母亲震动很大。她曾一直为此而担忧，不过仅是担忧而已。她听说阿尔奇将要离开这里去素尔伯里平原，如释重负。可是猛然将她推到既成的事实面前，她懵了。

　　我对母亲说：“很抱歉，妈妈，我不得不告诉您，阿尔奇·克里斯蒂向我求婚了，我想嫁给他，非常地想。”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阿尔奇不情愿这样，母亲仍然固执己见：“你们用什么结婚？”她质问道，“你们二人有钱吗？”我们的经济状况的确槽透了。阿尔奇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只比我年长一岁，没有分文储蓄，全靠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和他母亲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资助。而我却只有祖父遗嘱中的每年一百英镑的固定收入。至少要等好几年，阿尔奇才能有经济能力建立家庭。

　　他临行前痛苦地对我说：“你母亲让我面对现实。我认为其他都无所谓！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得结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认为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结婚。我将为此不惜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到了空军情况会好些的……只是在空军里也跟在陆军里一样，不鼓励年轻军人早结婚。”我们彼此望着，我们都还年轻，却也深深陷入两情缱绻的热恋之中。

　　我们的婚约维持了一年半。这期间俩人的感情波动很大，忽冷忽热，内心中充满着愁苦，因为彼此都感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某种永远不可及得的幻影。

　　我拖延了近一个月没给里吉写信，主要出于负疚之感，也多少因为我难以使自己相信眼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也许我很快就会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回到我的过去。

　　尽管如此地歉疚和感伤，给里吉的信终究要写的，更糟糕的是里吉对我表示同情和宽容。他劝我不要为此而苦恼，他相信这不是我的过错；这类事情屡有发生，在所难免。

　　我们的境况槽得不能再糟了，穷得叮当响。此时家里又遭受了一个经济上的打击。曾与我祖父合股的纽约H．B．查夫林公司突然破产了。这意味着母亲每年惟一的收入完全断绝了。姨婆情况不同，比较幸运。她的钱也曾留在查夫林的股份中。公司的股东之一，贝里先生一直为她的资产而担忧操心。作为纳瑟尼尔，米勒的遗婿的代理人，他觉得应该对她负责。姨婆需要用钱时，只要给他写封信，贝里先生就会汇寄现金来。一天，贝里忽然向她提出建议，请求允许将她的资本投入别的股份公司中，姨婆感到忧伤和不安。

　　“您是说，要我把钱从查夫林公司的股份中抽出来吗：”贝里先生闪烁其词地对她说：“您得亲自督管您的投资，您生在英国，又居住在英国，但又是美国人的遗妻，目前的状况是欠妥的。”他罗列的几条理由其实都是些借口。姨婆同意了他的建议。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女人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都会全盘接受任何她们所信赖的人的忠告。贝里先生恳求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办理。保证能让她得到几乎和以前同等的收入。姨婆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就这样，H．B·查夫林公司倒闭时，她的资金已平安转移，得以幸免。那时，贝里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为合作者的遗孀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没有泄露出公司缺乏偿还能力的隐私。公司里的年轻人好大喜功，使企业出现表面兴盛的假象，实际上却搞过了头，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太多的分公司，在推销方面耗资巨量。不管是什么原因，公司以彻底破产而告终。公司的破产对我和阿尔奇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属于我的那每年一百镑固定收人，不得不与母亲共用。麦琪无疑也会提供一点援助。如果卖掉阿什菲尔德邸宅，母亲的生活还勉强能有保障。

　　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槽。约翰·查夫林先生从美国写信给我母亲，深表了他的歉疚，并说她每年可指望得到三百英镑的进款。这笔钱不是归原公司所有，而是从他个人的资产中抽出来的。这笔款子将一直供养到她的终年。但是，这仅仅解除了我们眼前的忧虑，母亲一旦去世，进款也就终正，惟一可指望的就只有那一百英镑的收入和阿什菲尔德邸宅。我写信给阿尔奇说我不能期望嫁给他了，我们应该彼此忘记。阿尔奇执意不肯。他要想方设法挣一笔钱，以用于结婚，甚至足以供养我母亲。他使我增强了信心，获得了希望。我们再次恢复了婚约。

　　阿尔奇向他母亲透露了我们订婚的消息，井像每个年轻小伙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的女友那样将我大加称颂一番。佩格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儿子。但不管她怎样为此而对我产生疑虑，她还是分外热情地款待了我，可以说是满腔热忱。她声称她非常喜欢我，对我非常满意——我正是她期望儿子能够找到的那种女子，等等，等等。我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其实她认为儿子还年轻，不是结婚的时候。她并没有挑剔我——那对我来说会是更糟心的了。不管怎么说，她确信我们的婚约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所以她待我很亲切，我对此微感尴尬。阿尔奇对他母亲怎么看我和我对她的看法并不太感兴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孤芳自赏，从不关心别人如何评论他或者他的亲属。他脑子里只有他个人的意愿。

　　一九一三年，人们似乎没有料到战争即将爆发。有关要打仗的话人们已听了多年，根本不会引起注意。与别人打仗被认为是疯狂之举。至于西北部边境或海外发生的冲突，那是另一码事了。

　　某位大公在塞尔维亚遇刺的消息传来，人们都觉得事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毫不相干。在巴尔干半岛，刺杀事件时有发生，人们也司空见惯了。至于此次刺杀案会波及到英伦三岛，那是不可思议的。我所说的不只是当时我一个人的感觉，绝大多数人也都这样想。刺杀事件发生后不久，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风云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顷刻间恐战的流言甚器尘上，但这毕竟只是报章的宣传。文明发达的国家是不会进行战争的。况且已经多年不见战火硝烟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

　　人民，实际上每一个人，除了几位高级部长大臣和外交部上层人物以外，都没有将会发生战争的思想准备。人们把有关战争的传闻权当政客们的肆意捏造。然而，就在一天早晨，战争猝然爆发了。

　　英国进入了战争状态。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五章　战争






第五章　战争

1

　　战争爆发了，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我在圣诞节前同阿尔奇匆匆成婚，并到医院参加了工作。

　　在医院的药房工作期间，我开始构思一部侦探小说。自从麦琪以话相激以来，这种创作欲望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而且目前的工作似乎又给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药房工作有时忙碌，有时闲暇，不像护理工作总闲不下来。有的时候，我整个下午独自一人坐在药房里无事可干。当各个储备瓶都已经灌满备齐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点什么都可以，只是不得离开药房。我开始考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写一部侦探小说。我的四周都是毒品、药品，也许应该写投毒案的题材。我构思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反复斟酌，觉得还满意，就最后定了下来。于是开始构思故事中的人物。谁将是受害者？投毒者又该是谁？发案的时间、地点？投毒的方式、起因？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问题。谋杀最好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就是说，是骨肉相残。当然还要物色一位侦探。只是我笔下的侦探一定得与福尔摩斯不同：我要自己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还要为他物色一位朋友作为陪衬。这倒是不难做到的。我转而构思其他人物，谁该是受害者？丈夫会谋害他的妻子——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谋杀案。我完全可以写一个为了不寻常的目的而进行的奇特的谋杀案。但这从写作艺术上并不使我感兴趣。一部好的侦探小说，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故事中的人物写得模棱两可。既像是罪犯，又由于某种原因使人感到不像罪犯，不可能有此罪行，尽管的确是他（她）所为。为此，我感到怅惘，只好将此搁置一边，去配制两三瓶次氯酸洗涤液，这样第二天就有更多的空余时间。

　　我就这样冥思苦想着，逐渐理出了头绪，一个谋杀者的形象日渐清晰。他看上去就该是阴险的，留着黑色山羊胡子——那时在我看来，山羊胡子就是邪恶的象征。当时，我结识了一对刚搬到我们邻近的夫妇。男的留着黑色山羊胡子，他的妻子比他年长，而且非常富有。我觉得这一对夫妇倒是可以作为小说人物的雏形。我反复思忖着，这样处理未尝不可，但是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我敢肯定，这个男子永远也不会杀人。我抛开了这个念头，决心不再从现实生活中找人物的原型，一定要自己塑造人物，倒是可以在电车上、火车上或者饭馆里偶然见到的人物雏形，创造出自己的人物。

　　第二天，我在电车上果然碰见一个我要塑造的人物：一位下颌蓄着黑胡子的男人，他坐在一位老妇人的身旁。老妇人喜鹊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那个女人并不中我的意，那个男的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位身宽体胖、精神饱满的女人，正在高声谈论着卷心莱。我对她的相貌很感兴趣。要不要把她也写进去？下车后三人的形象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沿着巴顿大街走着，嘴上不停地嘟囔着、就像我儿时跟基顿一家做游戏一样。

　　不久，几个人物的雏形脱颖而出了：一位精力充沛的女人一一我甚至为她取好了名字：伊夫林。她既可以充当一个穷亲戚，又可以充当一个料理园子的女人或者是家庭女佣人。不管是什么，这个人物就定下来了。另一位就是长着山羊胡须的人。我感到除了他的黑山羊胡子外，我对他仍然缺乏更进一步的设计，这远远不够。也许这些就足够了，因为人们只能从外表观察他，所以能看到他的只是他的外在表现，而无法了解他的真面目。至于他谋害年长于他的妻子的动机，那是为了金钱，而不是她本人有什么不足之处，所以他的性格特征也就无关紧要了。紧接着，我又增加了几个人物，儿子、女儿和侄子，必须要悬念迭起。一家人要组合很自然。

　　我把这些人物暂时放置一边，开始考虑侦探。只有一个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是我永远也不能超越和效仿的。阿塞尼·卢品——他是罪犯还是个侦探，也说不清楚，不过，他不是我要写的那种侦探。《黄屋之谜》中有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鲁莱塔比尔，这倒是很像我要塑造的侦探。那么我应该物色一个什么样的侦探呢？学生吗？侦破这样的案子对他难了点。科学家怎么样？可是我对科学家又了解多少呢？我忽然想起了比利时难民。在我们那个教区侨居着一大批比利时人。他们初来的时候，当地居民很同情他们，对待他们非常热情，纷纷将家里的仓房布置上家具让他们住，尽可能使他们生活得舒适。可是，比利时人对这些善行似乎并不感恩戴德，抱怨这个，埋怨那个。这些可怜人身居异乡感到惶恐，英国人不喜欢他们这样。移民中大多是疑心很重的农民，不愿意别人邀请他们出来喝茶，也不喜欢陌生人的突然来访。他们喜欢独处，与世人隔离。他们要蓄钱，开一块菜园，按照祖传的方式浇水施肥。

　　为什么不让一个比利时人来作书中的侦探呢？移民中各式人物都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已退休的警官？天哪，我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啊：其结果是，我作品中的这位侦探到目前为止已活了一百多岁了。

　　就这样，我决定塑造一个比利时侦探的形象。我让他逐步进入自己的角色，先是作过检查官，懂得——些犯罪知识。

　　当我在清理我卧室里的杂物时，我自言自语道，我笔下的侦探一定得是一个精明、利落的矮子。在我的脑海中已清晰地．形成一个干练的矮子，总是在整理东西，喜欢什么东西都成双成对、方方正正。他足智多谋，思路明晰。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埃尼尔斯？这名字倒不错。他的姓氏让我费了一番脑筋。最后采用了波洛这个姓。我不知道怎么会让他姓波洛，也许是他忽然跳进我的脑子，要么就是在某张报纸上读到过这个姓。后来我终于把他的名字定为赫尔克里·波洛。感谢上帝。

　　现在我得给故事中其他几个人物取名字，不过他们的名字就不那么重要了。阿尔弗雷德·英格索普斯，这名字与黑山羊胡子挺相称。我又加进了几个人物。其中有一对漂亮的男女，夫妻间有些隔阂。接下来考虑的是故事主线以外的分枝——虚设的线索。和许多初学写作的人一样，我在故事中加进了过多的情节，设置的虚假线索太多，这不仅给作者剥离那些虚假的线索带来困难，而且读者读来费解。

　　一有空闲，小说零零碎碎的片断就在我的脑际徘徊。我设计好了开头，安排妥了结尾，中间那一大块却不是那么容易填满的空白。我让赫尔克里·波洛露面的时候显得自然，顺乎情理。可是别的人物呢？怎么样安排他们出场？这仍然是一堆理不顺的乱麻。

　　我在家里时总是心不在焉。母亲不住地追问我为什么对她的问话置若罔闻，或答非所问。我不止一次地织错了姨婆的毛活；该做的事情都忘了去做，好几封信都写错了地址。我终于自信可以动笔了。我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了母亲。她像以往一样深信她的女儿无所不能。

　　“呃？侦探小说？那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个美好的转折。

　　那你还不赶快动笔？”母亲说。

　　我难得有大块的闲暇，只能挤时间。我仍然保存着麦琪曾经用过的那部打字机，每写完一章就用打字机打出来。我完全陷入了创作的亢奋之中，从中得到了乐趣。但是我渐渐地感到疲乏和烦躁。我发现这也是写作引起的。书写了一半就陷入了困境，错综复杂的情节搞得我不知所措，难以驾驭。就在这时，母亲向我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

　　“写了多少了？”她问我。

　　“大概有一半吧。”

　　“你最好离开家去休假。这样就可安安静静地写完后半部分。”

　　我想了想，要是有两个星期专心写作，没有人打搅，那可是再好不过的了。

　　“你打算去哪儿度假？”母亲问道，“达特穆尔吗？”“对，达持穆尔，就去那儿。”我兴奋极了。

　　就这样，我去了达特穆尔，在莫兰德旅馆订了一个房间。这家旅馆很大，许多房间都空着，客人寥寥无几。我几乎没有跟任何房客来往，以免分散我写作的注意力。我每日上午都埋头疾书，直到手臂酸痛为止。接着是午餐，边吃饭边看书，然后去沼泽地散步，在那里消磨上两个钟头。从那时开始，我爱上了沼泽地。散步的时候，我口中不住地自言自语，排演着将要写的那一章，时而以约翰的口吻对玛丽说话；时而又扮演玛丽跟约翰交谈；时而又以艾弗琳毕恭毕敬的口气向她的老板汇报，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故事情节。我回到旅馆，吃罢晚饭倒在床上，一睡就是十二个小时。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写作，直至午餐。

　　在这十四天的假期里，我写完了后面几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定稿了，我又将第一稿中的大部分，尤其是纷繁盘错的中间部分重新改写。最后终于完成了全书。自己感到比较满意。基本上达到动笔前的设想。我觉得还可以改得再好些，但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我将写得比较呆板的几章改写了一下。书中的玛丽和约翰因夫妻不和而离异，到了故事结尾时，我又让他们破镜重圆。这样做是为了给故事染上浪漫色彩。就我本意来说，我讨厌侦探小说中插入爱情故事，认为它是属于浪漫小说的，推理性小说中掺进爱情成分未免不协调。不过在当时，侦探小说中总要有些爱情插曲——我也只好随波逐流。我请人用打字机打出一份清样来，当我觉得全书无可改动时，就寄往一家出版商。不久我就收到了退稿。没有附加任何说明。退回的稿子整整齐齐，一点皱格都没有，显然是没有谁阅读过。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意料之中的。我把稿子重新包奸，寄往另一家出版社。

2

　　阿尔奇第二次回来休假是在两年之后。这一次我们过得很愉快。假期为时一周，我们去了大森林。时值秋季，万木霜染，阿尔奇的心绪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对未来也不那么担忧了。俩人漫步在林中，共享着天伦之乐。我尽量避免谈及医院和我的工作，阿尔奇也很少提到法国的战事。他暗示我说，大概要不了多久我们俩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我告诉他我写了一部小说。他津津有味地通读了一遍．认为写得还好。他说他在空军里有位朋友，曾经在梅休因出版社当过主任。阿尔奇建议，如果书稿退回来的话，他就让他的那位朋友写一封信，我可以将他朋友的信随同手稿一起寄给梅休因出版社。

　　这样，这部名为《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小说手稿又辗转寄到梅休因出版社。稿子在那里存放的时间比在前两个出版商那儿长了些——大约有六个月左右。出于对前任主任的尊重，他们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明尽管小说情节有趣，有发表的价值，但是这种书并不属于该出版社所出版的读物之内。我倒觉得这不过是他们的托词罢了。

　　我又试投了一个出版商，结果同前几次——样被退了回来。我已经心灰意懒了。这时，出版商博得利·黑德和约翰·莱思新近出版了两部侦探小说，我觉得不妨试试，便将书稿包好寄了出去，不再去想它了。

　　后来，阿尔奇忽然回来了，他被调到设在伦敦的空军司令部。战争已经持续四年了，我对每日医院的工作和家庭里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突然要改变习惯了的生活．我真有些不知所措。

　　我来到伦敦，和阿尔奇在旅馆里暂时安顿下来。我开始四处寻找带家具的单元房。我们找到了两处合适的房子。经过多方面的比较。最后选中了位于北韦克高台街上的旧式房子。租的是两间一套的单元房。房间宽敞，家具陈旧。每周租金两个半金币。房子的事谈妥之后，我回到家里收拾行李。姨婆哭了。母亲想哭但忍住了。她说：“你要跟你丈夫在一起过另外一种生活了，亲爱的。祝你万事如意。”

　　“如果你们的床铺是木制的话，别忘了察看一下有没有臭虫。”姨婆说。

　　我回到伦敦，跟阿尔奇搬进了北韦克高台街五号。我们那套房子还附设了一个小厨房和一间小卧室。我计划着要雇一个厨子。但开始的时候是由阿尔奇的勤务兵巴特利特充当。他曾给公爵们当过仆人，战争爆发后才从军。他做事非常麻利，无可挑剔。这套房子有许多不足，最糟糕的是床铺，上面订满了弯弯曲曲的大铁钉。但我们的生活是愉快的。我计划去听课，学习速记和会计，以填补白日闲暇。至此，我告别了阿什菲尔德，开始了新的生活——真正的婚后生活。

　　众所周知，新婚妇女往往感到寂寞。男人们都有工作，整日在外，而女人一旦结婚往往换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与陌生人接触。结交新友，寻找新的消磨光阴的方式。战争爆发前，我在伦敦也有几个朋友，不过现在已各奔东西了。

　　我多少有些孤寂，怀念着医院的生活和那里的旧友，思恋着我那可爱的家。同时我也意识到这是在所难免的。学习速记和会计给我带来了乐趣。同班的一些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们学习速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很大的进步，常使我自叹不如。可是在会计方面，我总是胜人一筹。

　　一天，在商业学校上课时，老师忽然中断讲课，走出教室。他回来时高声喊道：“彻底结束了！战争结束了！”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战事即将结束，人们都以为至少还要拖上一年半载。法国战场上的形势毫无起色，战争双方处于拉锯战的状态。

　　我茫然地走到街上，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情景使我感到馆恐，至今难以忘怀。街道上挤满了妇女，她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跳着，英国妇女是不习惯在大街上狂舞的，那是符合法国人的性格。今天，她们一反常态，尽情地大喊大笑，又唱又跳，你推我拥，简直是一场狂欢。那情景有些吓人，使人不禁想到，此时附近要是有德国人的话，她们肯定会走上前把去他们撕得粉碎。

　　我的女儿罗莎琳德是在阿什菲尔德出生的。分娩的那天晚上，母亲和护士彭伯顿跑来跑去，忙着将各种必备品准备好。我和阿尔奇不知所措，有些担心害怕。如同两个被大人遗忘的孩子。阿尔奇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深信，假如我有个好歹，他应该负全部责任；我也以为自己有可能会死。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会格外伤心的，我热爱生活。

　　我嫁给了我所钟情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有了自己的居所。在我看来这种幸福的生活将会永远地持续下去。

　　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我随手将它拆开，心不在焉地读着。信是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的约翰·莱思写来的，邀我去出版公司就我寄去的《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一稿进行磋商。

　　老实说，我早把这部小说忘到脑后了。手稿在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压了快两年。自从战争结束，我们有了像样的家庭。过上了甜蜜的生活，我的写作兴趣和对那部手稿所抱的希望都已经淡漠了。

　　我满怀希望应约而去。他们一定是对我的手稿有些兴趣，不然的话也不会请我去那里。我被领进约翰·莱思的办公室。他站起身跟我打招呼。他身材矮小，胡子已经白了，举止温文尔雅，蓝色的双眼闪烁着狡黠的目光，这本应引起我的警觉。他有礼貌地请我坐下。我环顾四周，屋里所有的椅子都被那些陈旧的名画占据，无处可坐。他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笑了笑说：“噢，天哪，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将一幅肖像画从一张椅子上搬下来让我坐。

　　接着，他就谈起稿子来。一些读了这部手稿的人认为还可以，也许能卖得出去。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比如最后一章中描写法庭的部分，与实际的法庭相差太远，这会闹出笑话。他问我是否可以用其他形式作小说的收场，不然的话就得找一位通晓法律的人协助我修改，但这样做也不是件易事。我立刻回答说我可以设法做一些改动。除了最后—章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接着，他又谈了稿酬的问题，指出因为出版一个无名作家的作品，公司要担很大的风险，出版这样的书如何无利可图云云。最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合同要我签字。我当时没有想到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合同的内容。只想到我的书有希望发表了。几年来我已经失去了出书的信心，只是满足于偶尔发表一首短诗或一个短篇小说。现在出书又有希望，叫我在什么东西上签字我都心甘情愿。合同规定，只有当此书售出两千本以上的时候，公司才支付给我一小笔稿酬。出版商享有长篇连载和改编成剧本的一半版权。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只要该书能够发表，任何条件我都愿意接受。

　　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合同中还有一款，规定我以后的五部小说也只许寄到该出版公司。稿酬只比第一部略高一点。

　　我欣然在合同上签了字，将手稿带回家，很快就改好了最后一章。

　　从此，我正式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

3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最后一章改好后，我把它送还给约翰·莱思。后来，又对个别地方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一场激动过后，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我们像成千上万对普通的年轻夫妇一样相亲相爱，生活得幸福愉快。我们虽不富裕，但也不必为生活而担忧。周末我们常常去乡下，有时也去伦敦城外郊游。

　　姨婆在罗莎琳德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她身体一直很好，后来突然患了支气管炎，心力也衰竭了。她去世那年九十二岁，虽然已近于双目失明，但耳朵却不很聋。她每月的收入都已转到母亲名下。这笔进款并不算多，因为在战争期间一些股票已经跌价。姨婆每年有三四百镑进款，加上由吉夫林先生提供给母亲的津贴使母亲得以撑起家里的门面。

　　尽管战后物价暴涨，她还是能维持住阿什菲尔德的开销。我为不能像姐姐那样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小笔款子帮助母亲而感到惭愧。我们实在做不到这一点，手头上的每一便士都很不得拜成两半花。

　　一天，我忧虑地谈到保住阿什菲尔德的困难，阿尔奇说道：“你母亲该把它卖掉，搬到别的地方祝”“卖掉阿什菲尔德？”“我看不出它对你还有什么用，你又不能常去那儿。”

　　“我可不忍心卖掉它。我爱这座宅子，它是我们的一切！”“那你为什么不为它尽点力，做点什么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再写一部小说嘛。”

　　我惊讶地望着他。“要写，很快就能写出来，可是这对阿什菲尔德有什么帮助呢？”“说不定可以挣一大笔钱。”阿尔奇说。

　　我看未必可能。《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卖出去近两千本。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侦探小说能卖出去这么多本，在当时已经很可观了。它只为我挣了二十五镑：这二十五镑不是付给我的稿酬，《时代周刊》用五十倍买了这部小说的连续刊载权，这二十五镑即是付给我那一半版权的。技莱思的话说，对一个年轻的作家，作品能在《时代周刊》上连载已是不胜荣幸的了。不过，这二十五镑的收入并没有撩起我在写作的生涯中大捞一笔的雄心。

　　“如果书写得不错，出版商又挣了钱，他肯定还会要你写的书的。报酬也会一次比一次高。”我赞同阿尔奇的看法，对他的精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这一次该以什么为题材呢？一天，我在一家小饮食店里喝茶，听到附近另一张桌旁的两个人在谈论一个叫简·菲什的人。这个名字一下子引起我的兴趣。我走出小店，简·菲什这个名字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这倒是一个故事的很好的开端——在一个小吃店里，偶尔听到一个奇持的名字，谁听了都会记住的。简·菲什……改成简·芬也许更合适一些。我最后决定在书中用简·芬这个名字，立刻动笔写起来。我开始给这部小说取名叫《愉快的冒险》，后来又改为《年轻的冒险家》，最后才定为《暗藏杀机》。

　　在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退役以后找不到工作。总有一些年轻人来按我们的门铃，向我们推销长简袜和一些家庭必备的小物品。人们同情这些年轻人，为了不使他们扫兴，常常买下一两双质量低劣的长筒袜。他们原来大多是军队里的中尉和上尉，如今落到这种地步。

　　我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就是这样一对青年男女——姑娘曾在后勤部队工作；小伙子曾在陆军中服役。他们处于绝望的边缘，四外寻找工作，后来两人碰到一块儿，开始了跟踪监视活动。这是一部惊险小说。写了《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这部侦探小说后，我很想变换一下，写一部惊险小说。

　　写这种题材的小说是一种乐趣．通常要比写侦探小说容易得多。

　　我没用多长时间就完成了全书，把它交给了约翰·莱思先生。他对这部小说兴趣不大，因为它与前一部不是同一类题材，销路不会像前一部那么好，是否出版他们还犹豫不决。后来，公司终于决定出版。这部小说需要改动的地方不算太多。

　　据我所知，这部小说销售情况极好。我得到了一小笔稿酬。《时代周刊》再次买下了小说的连载权，我得到了五十镑的连载费。这一次，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但仍然不敢有成为职业作家的奢望。

　　我的第三部书是《高尔夫球场的疑云》作于法国发生的一场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之后。故事情节是一伙蒙面人突然闯进一户人家，杀死了主人，将他的妻子五花大绑．用东西堵住她的嘴。她的母亲也因假牙卡住喉咙窒息致死。女主人的叙述受到怀疑，有人暗示是她害她的丈夫，她是被同谋假意捆绑起来的。我觉得这个素材不错，可以根据这一情节构思我的故事。我从这位妻子被宣告无罪之后的生活入笔，首先出场的女主人是一个追遥法外多年的杀人犯。故事发生在法国。

　　赫尔克里·波洛这个人物在《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中获得很大的成功。有人提议我继续用这个人物。喜欢波洛的人中有一位是《随笔》杂志的编缉布鲁斯·英格兰姆，他跟我取得联系，约我为《随笔》杂志写一个有关波洛的系列故事。我高兴万分，我终于获得了成功——能在《随笔》上发表作品那就不简单了！他还请人为波洛画了一幅肖像，跟我意中的波洛极其相似，不过比我想象的更精明、更有绅士风度。布鲁斯·英格兰姆要我写由十二个故事组成的一组故事。我很快就写出了八个。原以为八个就足够了，后来还是决定写够十二个。这样，后四个故事就写得有些仓促。

　　我当时还不曾意识到自己不但已与侦探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还与赫尔克里·波洛和黑斯廷斯上尉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我很喜欢黑斯廷斯上尉。他和波洛在侦破工作中是理想的一对。在这部小说中，我仍然遵循福尔摩斯式的创作模式——性格古怪的侦探，形影相随的助手，苏格兰警事厅的的侦探和检察官。只是多加了一位法国警方人员——检察官吉拉尔。吉拉尔瞧不起波洛，认为他已经年老无用了。#p#分页标题#e#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从一开始就把赫尔克里·波洛写得太老了。我本该在写完前三四部小说之后就放弃这个人物。起用一个年轻力壮的角色。

　　《高尔夫球场的疑云》多少也受到《黄屋之谜》的一些影响。我认为，《高尔夫球场的疑云》尽管有些过分的追求情节，但也不失为这类小说中较好的典范。在书中，我安排黑斯廷斯有了一次艳遇。要是我对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兴趣的话，我想我也许就会让黑斯廷斯建立起一个家庭。说老实话，我已经有点讨厌他了。我也许会继续使用波洛，但没有必要留用黑斯廷斯了。

　　《高尔夫球场的疑云》正合博得利·黑德的口味。但因为封面设计问题，我与他们之间发生了小小的不愉快。这部小说的封面不但套色俗不可耐，构图也很糟糕，上面画着一个穿睡衣的男人因癫痫发作倒在高尔夫球场上，奄奄一息。

　　书中的实际故事情节是受害者身穿常服被人用匕首刺死。

　　书的封面可以不反映书的内容，但决不应该表现书中虚设的线索。我对这种低劣的设计异常气愤。后来双方一致同意，以后的封面设计图案必须经我过目后方可使用。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出版后，不少杂志发表了有一定分量的评论文章。其中我最欣赏的是刊登在《药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中赞扬道：“这部位探小说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的投毒案的小说，它显示出作者丰富精深的药理知识。在这方面，阿加莎·克里斯蒂小姐可以称得上行家。”

　　在发表小说时，我曾打算使用马丁·韦斯特或者默斯林·格雷的笔名。约翰·莱思执意要我使用真名阿加莎·克里斯蒂。尤其是我的教名。他说，“阿加莎是一个奇特的名字，人们容易记住。”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一直沿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我认为，一本书上，尤其是侦探小说上要是署有女人的名字，对读者会失去感召力。马丁·韦斯特是一个强有力的名字。然而，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人们在发表第一部作品时，甘愿对各种要求唯唯诺诺。

　　约翰·莱思正好把握住了我的这一心理。

　　阿尔奇有一位朋友叫贝尔彻少校，战争爆发的那年在陆军任职，后来负责全国的土豆供给工作。一天晚上，他来我们家吃晚饭。这时他已不再主管土豆供给工作。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下一步的工作。“你知道吗？一年半以后，将举行帝国博览会。现在就开始组织筹划。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领地都要预先通知到，它们要积极配合，作好准备工作。我受命于大英帝国巡视世界各地，二月份就出发。”他详细地说出了他的计划，“我现在需要一个财政顾问与我同行。

　　你怎么样，阿尔奇？你在克利夫顿时曾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又在伦敦商业界干过，正是我意中的人选。”

　　“我现在有工作，离不开呀，”阿尔奇说。

　　“怎么离不开？跟你的老板好好地解释一下。”

　　阿尔奇说。公司老板不可能这么开通。

　　“你好好考虑考虑，小伙子。希望你能跟我去。阿加莎也可以一起去。我可以把旅行日程告诉你。我们先去南非，有你、我，还有一个秘书。海姆一家也与我们同行。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海姆这个人，他是东英格兰的土豆大王，是我的老朋友。他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去。不过他们最远只到南非，因为海姆在英国还有许多商务要办。我们然后到澳大利亚，从那里去新西兰，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我在那儿有许多朋友；我喜欢那个国家。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假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趁此机会去一趟檀香山。”

　　“檀香山。”我低声重复了一句，这听起来像在梦幻之中。

　　“最后一站是加拿大，然后由那里回国。全部行程大约需要九到十个月的时间。你看怎样？”我和阿尔奇认真地权衡了一下。阿尔奇的全部费用都由国家负担。除此之外，他还可以得到一千镑的津贴。如果我陪同前往的话，那我的旅费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是作为阿尔奇的妻子陪同旅行。乘坐这些国家的轮船和火车都可以免费。

　　我们仔细地预算了这趟旅行的各种费用。总的来看，我们基本上能够支付得起。阿尔奇的那一千镑津贴可以抵偿我住旅店和我们俩人去檀香山度假的开销。虽然手头有点紧，但还是能应付得了的。

　　我和阿尔奇在此之前曾短期出国度假：一次是去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区；另一次是去瑞士。我们夫妇俩都喜欢旅行——我从七岁开始就尝到了旅行的愉快。我渴望周游世界，向往着中国、日本、印度和夏威夷，以及其他许多美妙的地方。

　　“问题是公司的老板会不会对我们开恩。”阿尔奇有些顾虑。

　　我安慰他说，他一定是老板器重的人，阿尔奇担心会有跟他一样精明的人来顶他的空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公司的老板到底还是没有开恩。他只表示阿尔奇回来后可能再次雇用他，但这要看情况而定。他决意不肯给阿尔奇留着职位。

　　“这是冒险，是个可怕的风险。”我叹息道。

　　“是冒险。我们很有可能回来时身无分文，只有每年一百来镑的收入，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很难找到工作，也许比现在还难找到。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不冒这样的风险的话，永远也别想出去见见世面，你说呢？”我点了点头。

　　“这主要看你了。”阿尔奇说，“怎么安排特迪？”我们当时称罗莎琳德为特迪，大概是因为我们有一次曾开玩笑地叫她蝌蚪的缘故。

　　“宠基（我们大家都这样称呼麦琪）可以照看特迪，要不然就交给妈妈。她们都会愿意照看的。这件事问题不大。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我满怀希望地说道。

　　我们权衡利弊，斟酌再三，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冒一次风险。

　　我们没有花费多少周折就把家里的一切安排妥当。我们把住的那一套房子以偏高一些的价格出租。多出来的钱作为工资支付给杰西。母亲和姐姐都愿意把罗莎琳德和保姆接到她们那儿住。就在即将出发之际，我们得知哥哥蒙蒂将要从非洲回来休假。姐姐对我不打算留在家里等哥哥回来感到异常地愤慨。

　　“你惟一的哥哥，离家这么多年，在战争中又负了伤，现在要回家看看，你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国游山玩水。真可耻。你应该把你的哥哥摆在首位。”

　　“我不这样认为，”我反驳道，“我应该把丈夫摆在首位。

　　他要去旅行，我要陪同他一块去。作妻子的应该呆在丈夫身边。”

　　“蒙蒂是你惟一的兄弟，这是你多年来惟一的一次能见他的机会，也许以后又要等好多年才能兄妹团圆。”

　　麦琪搞得我心烦意乱。母亲坚定地站在我一边。她说：“妻子的职责就是守候在丈夫的身旁。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丈夫，他甚至比孩子还重要。兄弟就差得更远了。千万记住，如果你不呆在丈夫身边，与他分开太久，你就会失去他。像阿尔奇这样的男人更是如此。”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六章　周游世界






第六章　周游世界

1

　　周游世界在我的经历中是件最令人兴奋的事。我激动很简直难以相信这会是真事。我不时地喃喃自语：“我要去周游世界了。”当然，最令人翘首以待的是到火奴鲁鲁岛上度假。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去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只知道当今而不晓得过去的人是难以体会那时人的感情的。如今乘船出国旅行像是家常便饭，价钱公道合理，到头来似乎人人都能去逛一趟。

　　我和阿尔奇去比利牛斯山度假时，乘二等车坐了整整一夜。国外客车的三等车厢与轮船的统舱相差无几。就是在英国，独自旅行的体面妇女是绝不会乘三等车厢的。那里面的跳蚤、虱子和酩酊大醉的酒鬼司空见惯，即使是体面的妇女们的女佣也都乘二等车厢。我们徒步于比利牛斯山峦之中，在宿费便宜的小店中过夜。后来我们都怀疑来年我们是否还能忍受这一切。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铺张的旅行。贝尔彻自然是一切都按头等舱的标准安排的。只有最优厚的待遇才配得上大英帝国巡视团。我们人人都称得上如今所谓的重要人物了。

　　贝尔彻的秘书贝茨先生是一位面无笑容，轻信他人的青年。他是个很不错的秘书，可惜长得像旧戏剧中的恶棍：乌黑的头发，犀利的目光，一副恶人相。

　　“像个地地道道的恶棍，是不是？”贝尔彻说，“你觉得他随时都会割断你的喉咙。实际上，在你相识的人中，他最让人尊敬。”

　　我们在抵达开普敦之前一直纳闷儿，贝茨怎么竟会受得了为贝尔彻当秘书。他一刻不停地被支来使去，贝尔彻不分昼夜、不分钟点地吩咐他干这干那，冲胶片，记录口授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贝尔彻老是在变的信件。我断定他薪水优厚——否则还能有什么值得他热衷于此呢？我敢肯定这点，何况他对旅行毫无兴趣。他一到国外就烦躁不安——主要怕蛇，他认为我们在所到国家会和成千上万条毒蛇不期而遇，而这些毒蛇像特意等着咬他似的。

　　尽管我们出发时神气十足，但至少我的兴致很快就被打消了。天气很恶劣。刚登上“基尔多南城堡”号轮船时，似乎一切尽如人意，但不久大海就发起了淫威。比斯开湾的情况糟透了。我躺在舱室里，由于晕船而呻吟着。一连四天我平卧在床上，吃不进东西。阿尔奇后来把船上医生找来为我看病。我想医生大概对晕船不屑一顾，他给了我点药说是能使人镇静，但服药后也没起什么作用。我仍在呻吟，仿佛快死了，看上去一脸死灰；邻近客舱的一位夫人在门外瞟了我几眼，满心好奇地问客舱女招待：“对面客舱的那位夫人咽气了没有？”一天晚上，我认真地对阿尔奇说：“如果能活着到马德拉群岛，我就下船。”

　　“我希望你很快会好起来。”

　　“不会，我绝不会好的。我一定要下船，回到陆地上。”

　　“即便你在马德拉群岛下船，也得回英国。”他提醒我。

　　“没必要，我就留下来，在那儿找点事干。”

　　“找什么事干？”阿尔奇不相信地问。

　　的确，在那个时代，女人找事干谈何容易。女人是靠父母养活的小姐，丈夫宠爱的娇妻，是靠亡夫遗产或亲戚救济过活的寡妇。女人可以去做老夫人们的伴娘，或是到幼儿园照看孩子。然而，我却振振有词地回答他：“我可以去做客厅女佣。”

　　客厅女佣总是有人需要的，尤其是高个子女人。我自信我很符合要求。我知道餐桌上酒杯摆放的位置，能为客人开门关门，能清洗银器皿——在家时我们总是清洗自己的银制像框和古玩一一而且我还能相当出色地侍候人用餐。我低声地说：“嗯，我能当个客厅女佣。”

　　阿尔奇说：“奸吧，到马德拉群岛再说。”

　　可是，船到马德拉群岛时，我虚弱得连起床的念头都没了。事实上，我感到惟一的出路就是留在船上，延宕一两天一死了之。船在马德拉群岛停靠五六个小时后，我竟忽然觉得好多了。翌日，轮船驶离马德拉群岛，晨曦微露，霞光初照，海面如镜。晕船会使人通想：究竟什么作弄得人寻死觅活的，我也在琢磨。我毕竟没遇上什么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仅是晕船而已。

　　开普敦留给我的记忆比其他地方更生动；也许是因为那是我们所到的第一个港口的缘故，那儿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和陌生。黑人，地势很平缓的桌山，和照的阳光，味道甘美的梨子，沐元—一切都让人留连忘返。

　　南非是我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从开普敦起、我们分道而行。阿尔奇、海姆太太、西尔维亚取道伊丽莎白港，在罗得西亚和我们碰头。我和贝尔彻、海姆先生去金伯利的钻石矿，径直穿过马托坡斯，在案尔兹伯里与他们汇合。我时常回忆乘火车经过卡罗北行时那尘土飞扬的炎热天气，口里总是渴得冒烟，用冰镇柠橡汁解渴。脑海里浮起贝尔彻支使贝茨干事以及和海姆唇枪舌剑的情景。我发现马托坡斯景色迷人，巨石堆垒，宛如鬼斧神工的巨幅杰作。

　　在索尔兹伯里。我们同当地活泼的英国人过得很快活，我和阿尔奇还从那到维多利亚瀑布来了次闪电旅行。庆幸的是我没再去那里，因此，对瀑布的第一眼印象永远常忆常新。高大的乔木，轻柔的雨丝，飞挂的彩虹，我和阿尔奇徜徉在林海之中，不时，彩虹拨开水雾，在那迷人的一霎那，将瀑布披着霞光飞流直下的壮观景色呈现在你眼前。啊，那是我心目中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我们到过利文斯通，亲眼看到了四处游弋的鲤鱼，还有河马。旅途中，我从沿途车站土著孩子的手中，花了三五便士买下了木刻的动物，带了回来。这些小动物雕得栩栩如生：旋角羚羊，长颈鹿，河马，斑马——造型简单，质朴，富于魅力和独特的韵味。

　　约翰内斯堡没留下什么印象，比勒陀利亚联合大厦那金碧辉煌的石柱倒使我记忆犹新；后来到德班，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因为洗海澡竞得到海滩上一个用网围起的圈内去。在开普省，最开心的要算是海水浴了。一旦能抽出身来——或者说阿尔奇一有空——我们就登上火车去梅赞斯堡，跳上冲浪板，一同在海上冲浪，南非的冲浪板选用又轻又薄的木板制做，容易驾驭，不用多久，就能掌握诀窍，穿梭来往于浪峰之间。偶尔，嘴啃地式地倒栽下去会感到疼痛难忍，但是这不失为简单易行的运动和有趣的娱乐。我们在沙丘上野餐。我还记得那五彩摈纷的花丛。大概是在教堂或是在主教邸宅，我们参加了一次舞会。那里有一个红花园，还有一个长满高大的蓝色花木的蓝花园。这蓝花园因其满园的紫茉莉而显得娇艳无比。

　　在南非的费用没问题．这使我们心情畅快。差不多在每家旅馆我们都是作为政府的贵客而受到优待，乘火车旅行也毋需掏钱——唯独去维多利亚大瀑布的私人旅行破费了一大笔钱。

　　从南非启程，客轮驶向澳大利亚。那是一段相当乏味的长途旅行。船长向我解释说去澳大利亚的捷径是取道南极然后再北上，这对我是个谜。他给我画图解释才使我解开疑团，但是要记住地球是圆的，而极点是平的决非易事。这是个地理学的事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理解它的含义所在。

　　总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任何国家总是被描绘得与你乍到时的印象大相径庭。我对澳大利亚的粗略印象是数量惊人的袋鼠和莽莽荒漠。最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当我们到达墨尔本时，树木的奇特风姿以及澳大利亚的桉树使景色具有的异域风采。每到一地，树木总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抑或是山峦的起伏。在英国，人们习惯于树木长着暗色的躯干和色调明快的枝叶；澳大利亚的情况恰恰相反，另有一番新意。

　　到处是银白色的树干，暗淡的树叶如同照片的底片一般。令人兴奋的还有钨鸥鸟：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成群地邀翔在空中。斑斓的色彩美极了，像是飞翔的宝石一样。

　　在澳大利亚和在新西兰，我在社交场合一再出丑，那是由于宴会餐桌的位置。以前每到一地，我们的座位通常挨着市长或商会会长，所以在这儿举行的首次宴会上，我便不假思索地径直坐到市长之类的显赫人物的旁边。一位老妇人酸溜溜地对我说：“克里斯蒂夫人，我想您一定愿意坐在您丈夫身边。”我忙满脸羞容地坐到阿尔奇身旁的座位上。

　　我们曾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好像叫杨加的车站停留，记得那儿有一个大湖，湖面上黑天鹅游来游去，宛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在那儿，贝尔彻和阿尔奇忙于呈送大英帝国的要求，讨论帝国移民问题和帝国贸易的重要性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我有暇坐在桔园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的旅行一半是坐火车，但更多的是坐汽车。坐车奔驰在那样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只有偶尔几个风车划破地平线，我认识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迷失方向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太阳高悬在头顶，无法辨别东、西、南、北。我无法想象绿草茵茵的沙漠的样子，而只有到处是沙砾的荒漠的概念。但是在沙漠中旅行毕竞可以找到指引方向的路标或什么明显的标记，可在这一望无际的澳大利亚草原上却找不到这种标记。

　　我们到了悉尼，在那玩得好极了。听人说悉尼和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两个海港城市，但悉尼却令我失望。

　　大概我对它期望过高了。幸运的是，我从没有到过里约热内卢，因此，我脑海里总能想象出一幅关于那里的迷人画面。

　　不久，阿尔奇和贝尔彻赶到了，不懈的努力弄得他们精疲力荆我们过了个充满欢笑、无忧无虑的周末，别出心裁地玩，还坐着窄轨火车游览，我还驾驶着它跑了几英里呢。

　　英国巡视团在澳大利亚备尝艰辛。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讲演，宴会，工作午餐，招待会和长途跋涉。我都背得出贝尔彻说的话。他善于演讲，那发自内心、充满激情的讲话仿佛是他的即兴杰作。阿尔奇以其审慎和善于理财的特点与他形成对照。阿尔奇曾经被报纸称为英国银行总裁。他任何与之相关的言谈从未见诸于报端，因此就新闻界而言，他俨然是英国银行总裁。

　　离开澳大利亚，我们去了塔斯马尼亚，从朗塞斯顿坐车来到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袒巴特，湛蓝的大海和港湾，扶疏的花木，我准备将来有一天再回到那儿并在那儿定居。

　　告别霍巴特，我们抵达新西兰。那次旅行我记忆犹新。

　　因为我们的命运落在了一个被我们称之为“脱水机”的家伙手中。那时脱水食品的概念风靡一时。这家伙总是想法把一系列的食品脱水，每次用餐，使从他的桌上递过来一盘盘荣看，一再请我们品尝。我们吃了脱水胡萝卜，脱水杨梅等等——统统无一例外地食之无味。

　　贝尔彻说：“让我装模作样地再吃一口他的脱水食品，我就会发疯。”但是由于“脱水机”有钱有势，对英国巡视团颇有用处，贝尔彻还得强压不快，继续与脱水胡萝卜和脱水土豆周旋。

　　这时，初期共同旅行的愉快气氛已荡然无存。那个曾经彬彬有礼地在我家聚餐的贝尔彻再也不像个朋友了。他举止粗鲁、傲慢、专横、不体谅人、而且在细微琐事上斤斤计较，我始终认为新西兰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国家。那儿的景致无与伦比。我们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到达惠灵顿的，据那儿的居民说这种好天气不多见。农村景色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我当时发誓要在春天回来——我是说当地的春天，看那蜡达树繁花朵朵，满树的金黄和猩红色。可这没能实现。

　　贝尔彻欣然返回了新西兰。他在那交了不少朋友，惬意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在我和阿尔奇赴檀香山前祝福我们万事如意，过得愉快。谢天谢地，阿尔奇不再公务缠身，不必和那个坏脾气的想入非非的同伴费口舌了。我们悠然旅行，在斐济和其他小岛上滞留，最后终于到了檀香山。那儿远比我们想象的旅馆林立、路广车多的景象要繁华得多。我们是在清晨到达的，一进旅馆卧室，凭窗远眺，看到的是人们在海边冲浪和人群蜂拥租赁冲浪板，跃入大海的景象。我们不知深浅，那天不是冲浪的好天气——只有冲浪好手才去的天气——可是我们在南非冲过浪，自以为驾轻就熟。檀香山的情况完全不同。冲浪板是一块厚木板，重得几乎浮不起。你躺在上面，慢慢地滑向礁石，礁石在我看来只有一英里之遥。到那儿后，你得再选好位置等待合适的海浪打来，把你抛向岸边。这种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要看准海浪的时机，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要识得暗含杀机的海浪，因为你一旦裹到里边，就会被卷人海底，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下榻的客房周围种满了香蕉树，——可这香蕉像菠萝一样令人失望。我曾想象着随手从树上摘下个香蕉尝尝。檀香山的香蕉可不是这种吃法。那是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还泛青就被砍下来。然而，虽不能从树上随手可得，但总还是可以尝尝许多闻所未闻的品种。檀香山的香蕉有十来个品种：红香蕉，大香蕉，被称做冰淇淋的瓤白而酥软的小香蕉，菜香蕉等等。苹果香蕉则味道独特。

　　夏威夷人也有些令人失望。我曾把他们想象为美的造化。一开始，姑娘们身上散发出的刺鼻的可可油味就令我不快，而且许多姑娘长得并不漂亮。热气腾腾的丰盛炖肉更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一直以为波利尼西亚人多以各种美味浆果为生，可他们对炖牛肉狼吞虎咽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

　　假日要结束了，一想到又要为工作所累，我们都长吁短叹。旅途开销也有些让我们担心。檀香山是个费用昂贵的地方，吃喝要比想象的贵两倍。租赁冲浪板，给雇童小费——处处要破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过得去。可是该是为将来考虑考虑的时候了。我们还要去加拿大，阿尔奇的一千镑花得很快。船费已付清。因此不必多虑。我去加拿大，回英国都不成问题，但是我在加拿大的旅行生活费用尚没有着落，这如何是好？但是我们把它置之脑后，继续不顾一切地冲浪玩，简直玩得忘乎所以。

　　这时，我已察觉到脖颈和肩膀上的病痛。每天早晨五点左右，右臂疼得钻心，使我难以再入睡。我患了神经炎，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持续了三四个星期。

　　贝尔彻见到我们时，竟毫无怜悯之心。他似乎对我们的假日满心忌妒。我们每次出游，他都说：“到处溜达，不干正事。天哪，这么准备旅行可不行，总是花钱雇人不干事！”而他对自己在新西兰玩得不亦乐乎和朋友难舍难分却从来只字不提。

　　我们商定我放弃去新斯科舍和拉布拉多半岛旅行，钱一告罄，我就去纽约。那时，我到卡西婶母或梅姨家去住，阿尔奇和贝尔彻去视察银狐业。

　　我想大概是在温尼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看高粮仓。我们本应知道患有痿漏的人是不能挨近高粮仓的，但是我俩谁也设想到这一点。那天他回来后，两眼淌泪，一脸病容，弄很我惊惶失措。第二天，他强挨着到了多伦多，一到那儿就躺倒了，要他继续旅行是办不到了。

　　又过了四五天，阿尔奇恢复了健康，虽然还有点虚弱。

　　我们找到了遭人恨的贝尔彻。我记得大概去渥太华，正是秋天，枫叶金黄。我们借住在一位中年船长家，他是个富于魅力的人，养了条逗人喜爱的阿尔萨斯狗。他曾带我坐在狗拉的车上去逛枫树林。

　　离开渥太华，我们去了落基山脉、露易丝湖和班夫。每逢问到哪里是我曾见过的最美的地方时，我都回答说露易丝湖，宽广、修长、湛蓝的湖面，两岸低矮的丘陵，山随水势，景色壮观，尽处与雪山迢迢相接。在班夫，我交了好运。神经炎依然作痛，我决心去试试许多人都说对此有好处的温泉水。我每天早晨洗一会温泉，那地方像个游泳池，走到一端就能感到从温泉汩汩涌出的硫磺味十足的泉水。我任凭泉水冲洗着我的脖颈和肩膀。令我高兴的是，到第四天神经炎症状消失了，彻底地治好了。摆脱了病痛再次使我高兴。

　　接着我和阿尔奇到了蒙特利尔。我们又得兵分两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视察几家银狐农场，我乘火车南下纽约。这时我已身无分文了。

　　亲爱的卡西婶母在纽约接我。她待我温厚、慈爱、亲切。

　　我和她一起住在她里费赛得街的公寓里。她那时年事已高——我估计快八十了。地带我去看望她弟媳皮尔庞特·摩根家年轻的一代，还带我去一家高级餐馆品尝美味佳肴。她谈起了我父亲以及他初来纽约的日子。我过得很开心。临走前，卡西婶母问我临别有何要求，我告诉她我渴望去自助餐厅吃顿饭。英国人对自助餐厅一无所知，我是在纽约看了报才了解到的，想去试试。卡西婶母觉得这是个不一般的愿望。她想象不到谁会想去自助餐厅，但由于她一心想让我高兴，就带我去了。她说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去自助餐厅，拿着餐具从柜台上自己选莱，我发现这种经历既新鲜又有趣。

　　与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见面的这天终于到来了。我盼着他们的到来，因为尽管卡西婶母待我和蔼可亲，可我仍然感到像只被困在金笼子里的小鸟。卡西婶母从未想到让我独自一人出去走走。这对在伦敦四处闲逛惯了的我可真非同一般，我被困得焦躁不安。

　　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登上贝伦加里亚号启程回英国。我不敢说再次坐船旅行已能适应，但这次我只是稍稍有点晕船。突变的天气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正在打桥牌，贝尔彻坚持要和我搭档，我可不情愿，因为尽管他牌打得不错，可一输就脸色阴沉。我本打算玩几局就散伙，于是就和他搭档玩起来。谁料想一直打到最后一局。那天海风猎猎，轮船前后颠簸。我没敢想中途退下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在牌桌前不要出丑。可能是最后一局，发牌时贝尔彻突然大骂一声，把牌摔在桌上。

　　“这局输定了，”他说，“输定了！”他怒骂着。我估计再稍有不快他就会摊牌认输，让对方轻取这局。然而，我倒有满手的好脾。我的牌技槽透了，可牌争气，不能输掉。我由于晕船一阵阵恶心，打错了牌，忘了将牌，干尽了费事——但是我手气好极了。我们终于赢了这局。随后我便回到客舱，声音凄凉地呻吟着直到抵达英国。

2

　　回到家本应是愉快的团聚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搅碎了这个好梦。我们一贫如洗了。阿尔奇给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职位已被另一个年轻人取代了。当然，我手头还有可从祖父的遗产中提取的进款，我们可以靠这一百镑年金过活。可是阿尔奇不愿动用积蓄。他得找个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赶在付房租、保姆的佣金以及每周的食品账单之前。找工作并非易事一一事实上甚至比战争刚结束时更难。幸运的是，如今我对那段艰难的日子的记忆已淡漠了。我只记得日子过得不舒心，因为阿尔奇整日愁眉苦脸，他不是那种能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记得他在我们才结婚时曾警告我说：“记住，我不是个完人，假如景况不佳，我会手足无措的，我不喜欢性情乖戾的人，容不得人们郁郁寡欢，萎靡不振。”

　　我们明知冒险，可满足于试试机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承认现实：享受的日子过去了，该是怀着焦虑、沮丧的心情付钱的时候了。我觉得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不能给阿尔奇一点帮助。我告诫自己要一起共度难关。我一开始就承受着他每天的脾气暴躁或缄默和忧郁。我要想高兴高兴，他就说我对严重的处境无动于衷；我要脸色不好，他就说我“拉长脸也没用。你知道后果如何？”似乎我做什么都不对。

　　最后，阿尔奇不容商量地说：“喂，我想你惟一能起点作用的就是赶快离开这儿。”

　　“赶快离开这儿？去哪儿？”

　　“不知道。去宠基家——她会欢迎你和罗莎琳德去。或者回家找你母亲去。”

　　“可是，阿尔奇，我想和你呆在一起；我想分担些因难——难道不行吗？我们不能一起分担困难吗？我不能干点什么吗？”现在也许我会说：“我去找个工作。”可是，在一九二三年连想说说找工作都不可能。一次大战中有妇女辅助空军队，或者去军工厂和医院找份工作。但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政府部门不招募女工作人员。商店职工过剩。但我仍坚持己见，不同意离开。我至少能洗衣做饭。我们辞掉了佣人。

　　我很少言语，不去打搅阿尔奇，这似乎是我对他有所帮助的惟一态度。

　　他来往于金融机构，去见每一个或许了解哪儿需要雇员的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尽管不太满意。

　　我努力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多少能嫌点钱。我还没想以写作为生。在《随笔》中发表的短篇小说鼓舞了我；那种钱来得实实在在。那些短篇小说被人买去了版权，付了钞票，钱已花掉了。我坐下来着手写另一部书。

　　周游世界之前，我们去贝尔彻家吃饭。他曾鼓励我写部以他的家米尔庄园为背景的侦探小说，“《米尔庄园的秘密》，这个题目相当不错。你觉得如何？”我表示同意，并说《米尔庄园的秘密》或《米尔庄园谋杀案》做题目都不错，我会考虑他的建议的。周游世界时，他时常谈起这件事。

　　“告诉你，你如果写《米尔庄园的秘密》，得把我写进去。”他说。

　　“我想没法把你写进去。我对真人真事无能为力，书中人物只能靠想象产生。”我回答他。

　　“胡扯，我不在乎是不是像我，可我只想在侦探小说中充当一个角色。”

　　他不时地问道：

　　“你那本书动手了吗？是不是有我？”

　　有一次，我们说恼了，我说：

　　“有你。你是个冤死鬼。”

　　“什么？你说我是被谋杀的家伙？”

　　“对。”我说，心里直好笑。

　　“我可不想做冤死鬼，”贝尔彻说，“我不会是冤死鬼——我要当谋杀犯。”

　　“你怎么要当谋杀犯？”

　　“因为谋杀犯在书中总是最有意思的人物。你得把我写成谋杀犯。阿加莎——明白吗？”“我明白你想做一个谋杀犯。”我一字一顿地说。最后，我一时妥协，答应把他写成谋杀犯。

　　在南非时，我就构思了情节。我打定主意再次把书写得更像部惊险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书中包括大量有关南非景色的描绘。我们到南非时，那儿正面临着革命的危机，我写下了一些有用的细节。我把我的女主人公描绘成一个欢快、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姑娘，她是个孤儿，离家外出冒险。

　　我试着写了——两章后，发现如果围绕贝尔彻展开故事要讲得动人真是难上加难。写到他总带有主观看法，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笨蛋。突然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这本书用第一人称写，分别由女主角安娜和反面人物贝尔彻轮流讲述故事。

　　“我相信他不愿当个反面人物。”我怀疑地问阿尔奇。

　　“给他加上个什么头衔，”阿尔奇建议道，“我想他会喜欢的。”

　　于是他被命名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而一旦我让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述他的故事，人物就变得栩栩如生了。他当然并非贝尔彻，但他言谈中夹杂着贝尔彻的口头禅。讲述着贝尔彻的某些经历，他也善于吹胡子瞪眼，书中活现了一个狂妄而有趣的人物。很快，我忘掉了贝尔彻，好像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己在写小说。这大概是我惟一一次把我熟悉的人写进书中，我觉得并不成功。贝尔彻没有活起来，可是被称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人却被赋予了生命。我突然发现这部书的写作充满了乐趣。

　　写这本书的主要障碍来自罗莎琳德的保姆布谷。布谷和当时其他保姆的做法一样，理所当然地不干家务、不管做饭和洗衣服。她只是孩子的保姆；清扫幼儿室、洗小家伙的衣服，仅仅如此。当然我也没抱多大希望，自己妥善地安排日常生活。阿尔奇晚上才回家，罗莎琳德和布谷的午饭简单好做。这位我上、下午都有时间安排两三个小时的写作。布谷和罗莎琳德去了公园或外出买东西。然而遇上阴雨天，他们呆在家里，尽管告诉她我在工作，布谷可不大听话。她常站在我写作室的房门口，不断自言自语，显然在对罗莎琳德说什么。

　　我和布谷在对待罗莎琳德的童年问题上意见一直不统一。我们买的是二手货。那是辆尚好的童车，坐上很舒服；只是难以称其为漂亮。我听说童车也式样翻新，每一两年，厂家就推出一种外型不同的新式样，很像今天的小汽车。

　　我后来才知道布谷常去肯星顿公园，和其他一些带着自己的小主人的保姆聚会，她们在那儿坐在一起，相互比较着各自的优裕之处以及各自小主人的俊俏和聪明。

　　孩子要穿得漂亮，穿当时流行的童装，否则保姆就会难为情。这个没问题。罗莎琳德的衣服很合要求。我在加拿大给她做的外套和上衣是童装的最新式样。可是一说到童车，可怜的布谷推的那辆就大为逊色，她总是不忘告诉我说推着一辆新童车，“哪个当保姆的都为有辆那样的童车骄傲！”然而我并不为之动心。我们手头拮据，不能为了满足布谷虚荣心而花一大笔钱买辆新式样的童车。

　　“我甚至觉得那车坐着有危险，”布谷做了最后的努力，“总是往下掉螺丝。”

　　“它经常地在人行道上上下下，你外出前又没拧紧。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买辆新童车的。”说完我走进屋把门“砰”地关上。

　　“亲爱的，亲爱的，妈妈好像生气了，对吗？那么好吧，可怜的小宝贝，看起来我们不会有辆新车了，是不是？”布谷说。

3

　　尽管有布谷在门外咋咋呼呼的干扰，《米尔庄园的秘密》终于脱稿了。可怜的布谷！不久，她去看病，住进医院，做了乳腺切除手术。

　　我拿定主意不再从保姆介绍所或类似的机构请保姆了。我需要的是包揽一切的人，这样我登了征求女管家启事。

　　从赛特一进我们的家门起，我们的运气似乎有所好转。

　　我们在德文郡和赛特见的面。她是个身高体壮的姑娘，高耸的胸脯，丰满的臀部，乌黑的头发和一张泛着红晕的脸。她有一副女低音的嗓子，说话带着特殊的淑女般优雅的口音，甚至使人觉得地像剧中的演员在念台词。她曾在两三个家庭中当了几年女管家，谈起照看小孩子，她一副能胜任的样子。她看上去心眼好，脾气温柔，充满热情。她对工资要求不高，而且像待聘广告中说的那样随便去哪儿干点什么。于是赛特随我们回了伦敦，成了我生活的好帮手。

　　我写完《米尔庄园的秘密》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不是本好写的书，放下笔我才觉得它前后不太连贯。然而终究结束了，连同老尤斯塔斯·佩德勒等等一起结束了。博得利出版社稍稍犹豫踌躇了一阵。他们指出这与《高尔夫球场的疑云》不同，不像本纯侦探小说。但他们仍宽容地接受了。

　　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态度的细微变化。我把第一本书交付出版时，还不谙此道，头脑不灵活，但我后来多少有些开窍。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笨。我了解了许多关于写作和出版的奥秘。我了解了作家协会，并且阅读他们的刊物。对和出版商订交道，特别是和某些出版商签合同，我知道需要极为谨慎。我听说出版商想出种种办法占作者的便宜。我一经使得了这些事理，就制订了自己的计划。

　　出版《米尔庄园的秘密》前不久，博得利出版社提出了某些意见。他们建议废止合同，另签一项还是五本书的出版合同。这项合同的条件要优厚得多。我礼貌地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说我得考虑考虑。随后未说明理由便拒绝了。在我看来，他们对待青年作者不公平。他们总是利用他涉世未深和急于出书的急切心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主动和他们争吵——以前我做过这种蠢事。不了解点合理工作酬劳的内情，谁都会办蠢事。再说，我已经学得聪明了，我还会拒绝接受出版《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的机会吗？我想不会。我将仍按他们原来提出的条件出版书籍，但不会同意再签一份多部书的长期合同。假如你相信了某人而被欺骗，你就不会再信任他。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履行合同，但以后我肯定会另找一家出版商。同时我想我要有自己的著作权代理人。

　　大概就是在这一次，所得税税务所来了封函件。他们想了解我创作收入的详细情况。我吃了一惊。我从没将创作所得当做固定收人。我所有的固定收入不过是来自为战争贷款的两千英镑而得到的每年一百英镑的利息。他们说这些都了解，可是仍要了解出版书籍的所得。糟糕的是我无法提供详情——我手头没有寄给我的版税单据（我记不起他们是否曾寄给我）。我只是偶尔收到一张支票。可我一般当时就兑现花掉。然而我仍尽量地解释清楚。当地税务所看来觉得这挺有趣，不过建议我今后要妥善保管单据。直到这时，我才决定一定要有自己的著作权代理人。

　　对这些著作权代理人的事我知之甚少，因此，我想最好再去找伊登·菲尔波茨原来推荐的人——休斯·梅西。我去了老地方。主人不是休斯·梅西——显然，他去世了——接待我的是略有些口吃、名叫埃德蒙·科克的年轻人。他毫不像休斯·梅西那样好危言耸听——事实上，和他交谈很轻松。对我的无知他很得体地表示震惊，并愿意今后给我以指导。他给我讲了他的委托权限和连载权、在美国出版书籍、剧本改编权等以及其他诸多难以置信的事（至少在我看来如此）。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无保留地委托他处理一切，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才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友谊。

　　随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新闻晚报》为连载《米尔庄园的秘密》付给了我五百英镑。连载改动较大。我另定书名为《褐衣男子》，因为前一书名与《高尔夫球场的谋杀案》太相似了，《新闻晚报》建议再改一下。他们要改为《女冒险家安娜》——闻所未闻的俗气书名；尽管如此，我没表示异议，因为他们毕竟要付给我五百英镑，而且，我可能对书名有些看法，但是读者是不会理睬报纸上连载小说的题目的。简直运气从天而降，我都不敢相信，阿尔奇也是一样，宠基也是如此。妈妈当然相信：她的哪个女儿都能轻而易举地在《新闻晚报》连载小说，感到五百英镑——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生活的固定模式似乎永远是祸不单行，福亦双双。《新闻晚报》刚刚给我带来了好运气，阿尔奇又时来运转。他接到一封名叫克利夫·贝利叶的澳大利亚朋友的来信，贝利叶早就建议阿尔奇去他的公司。阿尔奇去见他，这个朋友结了阿尔奇一份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工作。阿尔奇辞退了手头的工作，去了克利夫·贝利叶的公司。他立刻感到那里极为称心。终于能兴趣盎然地磊落地干事业了，再也不用尔虞我诈，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金融界了。我俩像进了天堂一样。

　　我立刻着手落实我盼望已久而阿尔奇对此无所谓的设想。我们要在乡下找所住处，阿尔奇可以每天进城上班，罗莎琳德可以去花园的草坪上玩耍，而不用推着她去公园或把她限制在公寓之间的绿地上。我渴望着到乡下住，我们决定一旦找到一所便宜的房子就搬家。

　　我觉得阿尔奇之所以同意我的计划主要是由于他迷上了高尔夫球。他前不久被选入森尼代尔高尔夫球俱乐部。周末一起乘火车出游或远足旅行已变得乏味。他一心想着高尔夫球。他在森尼代尔与各式各样的朋友打高尔夫球，对场面小的高尔夫球不屑一顾。他对与像我这样蹩脚的运动员打球更是毫无兴趣。于是，虽然并没意识到，我渐渐地成了那种人人皆知的人物——一个被高尔夫球夺去丈夫的寡妇。

　　“我对住在乡下毫不在乎，”阿尔奇说，“我想我对此倒极为乐意，当然对罗莎琳德也有好处，赛特也喜欢乡下，我知道你也一样。那么，我们只有惟一可有的选择了，这就是森尼代尔。”

　　“森尼代尔？”我稍有些沮丧说，因为森尼代尔不完全是我说的乡下。“可是那儿的花费太大．是富人居住区。”

　　“噢，我希望能想想办法。”阿尔奇乐观地说。

　　一两天后，他问我打算怎样花《新闻晚报》的钱。“那是一大笔钱，”我说，“我考虑……”我承认说话时有些勉强，缺乏信心，“我考虑应该把它存起来以备急需之用。”

　　“噢，我想现在不用那么操心。和贝利叶一起干，我会一帆风顺的，你呢，也能继续从事你的写作。”

　　“是这样，”我说，“可能我会花掉这笔钱——或花一部分。”一件新的夜礼服。一双金黄或银白色的鞋替换那双黑色的，然后是给罗莎琳德买辆精巧的自行车之类的奢侈品......阿尔奇的声音打断了我的遐想。“为什么不买辆轿车？”他问。

　　“买辆轿车？”我诧异地望着他。我从没有过买辆轿车的奢望。我所认识的朋友都没有汽车。我的观念中，汽车仍是为富人准备的。它们以每小时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英里的速度飞驰而过，车内坐着戴绸面罩礼帽的人，奔向不可向迩之地。“轿车？”我重复着，表情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呢？”

　　真是的？这事准能办成。我，阿加莎，会有一辆轿车，一辆自己的轿车。坦白地说，一生中最使我激动不已的有两件事、一是我自己的轿车，那辆灰色的大鼻子莫里斯·柯雷牌汽车。

　　第二件是大约四十年后在白金汉宫和女王共进午餐。

　　这两次经历都有些像童话一般。这些都是我觉得绝不会降临到我头上的事，拥有自家的轿车，与英国女王共进午餐。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七章　失去意义的领地






第七章　失去意义的领地

1

　　我们在征寻乡间住处时，从非洲传来了我哥哥蒙蒂的坏消息。自从战前他打算在维多利亚湖上经营货船运输业后，他就没在我们生活中占多少位置。我姐姐相信蒙蒂会干出个样子的。他擅于摆弄船。于是她给了他回英国的路费。

　　他们计划在埃塞克斯造条小船。那时这门行当方兴未艾。然而这个计划的不足之处是蒙蒂当船长，谁都对船能否如期下水或航行是否安全没把握。

　　蒙蒂对由他命名的“巴坦加”号很有感情。他希望装磺得漂亮一些。他订购了乌木和象牙家具，给自己的船长室镶了松木墙壁，特意订做了印有巴坦加字样的褐色耐火瓷器。

　　这一切都延宕了起程日期。

　　后来，战争爆发了。巴坦加号无去非洲的货物可运，反而被政府低价征购。蒙蒂再次从戎——编入皇家的非洲兵队。

　　一位医生写来一封信说蒙蒂在战斗中手臂负伤。住院治疗期间，伤口感染——是战地包扎的粗枝大叶所致。感染久治不愈，甚至退役后还一再复发。他以打猎维持生活，可是他到底在生命垂危时被人送进了一家法国修女医院。

　　最初他没打算告诉亲属，可他几乎是在等死——最长能活六个月——深切希望能叶落归根。英国的气候也有可能延续他的生命。

　　他从蒙巴萨岛经海路回国的安排很快办妥，我母亲在阿什菲尔德着手准备。她想象着亲密的母子关系，而我则深信这毫不现实。母亲和蒙蒂历来时有龃龉。他们在很多方面太相像了。俩人个性都极强。而蒙蒂又是一个很难与之相处的人。

　　“现在情形不同了，”母亲说，“别忘了这可怜的孩子病得多重。”

　　母亲费了点周折说服了两位老女佣同意蒙蒂的两个非洲仆人住下来。

　　“我不同意，夫人——我实在不同意我们的住所来个黑人。我们姐妹俩不习惯。”

　　母亲闻声而动。她不是个轻易服输的女人。她劝她们留下来。她使出的最后一招是她们有可能让这两个非洲人放弃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他俩都是虔诚的教徒。#p#分页标题#e#

　　“我俩给他们吟读《圣经》。”他俩目光熠熠地说。

　　母亲同时腾出三间设备齐全的房子和一间新浴室。

　　阿尔奇体贴地表示船到蒂尔伯里港时，他去接蒙蒂。他在贝斯渥特也租了套房子以便蒙蒂和佣人有个落脚之地。

　　阿尔奇去蒂尔伯里港时，我叮嘱他说：

　　“别理他去里茨饭店的主意。”

　　“你说什么？”

　　“我说别理睬他去里茨饭店的主意——我负责安顿好房子，让女主人做好准备，把用的东西备足。”

　　一晃过了一天。六点半时，阿尔奇才回家，看来他累得精疲力荆“很顺利，把他安排奸了。下船时费了点事。他还没动手收拾行李——嘴里叨唠着时间充裕得很，着什么急？其他旅客都下船了，他还不慌不忙，好像无所谓的样子。那个叫舍巴尼的还满机灵，帮了大忙。最后亏了他才把事办成。”

　　他停了停，咳嗽一声说：

　　“事实上我没带他去波威尔广场，看来他打定主意住杰明大街的旅馆。他说这样可以少添麻烦。”

　　蒙蒂经人推荐去看了一位热带病专家。这位专家详细地嘱咐了我母亲怎么办。部分康复的机会来了：宜人的气候，连续不断的热水浴，静谧的生活。令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过去认为他活不了几天，给他连续服用了大量的镇痛药，以至于他这时已成瘾了。

　　在伦敦的治疗结束以后，蒙蒂和舍巴尼搬到阿什菲尔德——母亲想方设法让儿子最后过段安宁的日子。

　　一年后，蒙蒂的身体有所好转，结果他更不服管了。他烦躁不安，拿支左轮枪朝窗外射击来解闷。来探望母亲的人和生意人都抱怨不已。蒙蒂则顽冥不改。“有些无聊的老处女扭着屁股在路上晃来晃去，难以容忍——朝她们左右打一两枪，她们就‘哎呀’一声，忙不迭地逃了。”

　　有人告了状，警察找了我们。蒙蒂给他们看了他的持枪执照、讲了他曾在肯尼亚当猎手，现在仍想保持准确的枪法。有的笨女人以为他在朝她射击，实际情况是他瞧见一只兔子。不愧是蒙蒂，他没受什么追究。誓察认为他的解释合乎情理。

　　我给蒙蒂在达特木尔租了问石头平房。我们没料到会找到一位照顾他的合适的女管家。她六十五了——一见面觉得很不合适。她那染过的黄发显得油亮、卷曲，抹了重重的脂粉，身着黑丝外套。她是个寡妇，做医生的丈夫生前有吗啡瘾。她在法国住了大半生，养了十三个孩子。

　　母亲恢复了元气。麦琪不那么愁眉苦脸了。蒙蒂乐于家里人来看他，举止总是很得体，为泰勒太太做的饭菜得意。

　　我和麦琪为达特木尔的平房而花的八百英镑很值得。

2

　　我和阿尔奇在乡下看中了一所房子，那是一所称为斯科茨伍德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屋。这所房子分成四套住宅，其中一层的两套已住进了人，而楼上有两套正在装修，我们去看了看。每套房子在一层有三间、二层有两间，配有厨房和浴室。我们订下便宜的那套房子．年租金一百二十英镑。我们订了租约，准备搬进去。

　　《褐衣男子》的确很受欢迎。博得利出版社敦促我签订一项新合同，我拒绝了。我给他们又送去了一本根据多年以前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改写的书。我对它存有偏爱：这本书涉及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加了细节，增添了几个人物，便送到出版社。他们不准备出版。我料到他们会这样。合同中没有一条规定我的书必须是侦探小说或惊险小说。它仅仅提到“下一部小说”。这部书完全称得上小说了，出版与否全在他们。他们拒绝出版，这样我再给他们写一部书就行了。此后，我就自由了。

　　我写的另一部书完全是本轻松读物，风格类似于《暗藏杀机》。写作充满乐趣，进度很快。写作本身体现了我当时谙事如意而轻松的心情。森尼代尔的生活，随着罗莎琳德日渐出息带来的喜悦而愈来愈充满妙趣。我自己有时都觉得急不可耐；我渴望看到一年后罗莎琳德会长成什么模样；年复一年地如此。世界上没有比亲生的孩子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陌生感而更令人开心的了。你让她降临于世，照料她一段时间，随后她离你而去，独自绽出自由生命的绚丽花朵。你眼睁睁地望着她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就像一株奇花异卉，你带回家栽到家里，等不及要看它长成什么样子。

　　罗莎琳德在森尼代尔生活得很幸福。她兴高采烈地骑着那辆精巧的自行车，满院子兜风，时而摔倒可从不在乎。

　　赛特和我都曾告诉她别出大门。但我想谁也没明确规定不允许。一天清晨，我们都在房间里忙碌着，她终究还是出了大门。她急速地滑下坡冲向公路，很幸运，她没到那就摔倒了。那一跤把她两颗门牙跌凹进去了，而且还可能影响别的牙齿。我带她去看牙科医生，罗莎琳德对此虽无怨言，却坐在治疗椅上，双唇紧闭盖住牙齿，谁说也不张口。我、赛特和牙科医生费尽口舌，她仍一言不发绷紧双唇。我只好带她回去。我气坏了。罗莎琳德默默地任我责骂。两天后，经我和赛特一再劝说，她同意去看牙科医生。医生拔掉了松动的牙齿，说可以镶一副假牙，但他认为也许用不着。

　　我们都因到斯科茨伍德居住而欣喜若狂；重返乡村令人激动不已。阿尔奇满心欢喜，因为他与森尼代尔只有几步之遥；赛特由于不必再走长路去公园而高兴；而罗莎琳德则为能在院子里骑白行车而开心。这样大家都很快慰。虽然这里许多事情尚未准备好，四壁空空，可仍然乐融融的。

　　《新闻晚报》开始连载《女冒险家安娜》，我也买了莫里斯·柯雷牌轿车，这是辆质量很好的车：比当今轿车更耐用，做工更精致。

　　阿尔奇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常给我帮助，但对写作却插不上手。时而，我想给他讲讲一篇小说的构思或一部新书的情节。我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甚至自己听起来都枯燥乏味，缺乏生动的描述。阿尔奇以他关注他人时表现出的和蔼态度倾听着。讲完后，我忐忑不安地问道：“你觉得怎样？还行吗？”“嗯，我觉得大体还行。”阿尔奇说，态度完全不如开始。

　　“听起来故事性不强，是不是？或许是不曲折？”“那么你觉得不行吗？”“我觉得你可以充实一下。”

　　于是，这个情节便被弃置不用了。而常常是过五六年后，我笔下又出现这个情节，抑或是情节本身具有生命力？这一次，它不顾含苞时遭到的冷眼，傲然地显示出自己的魅力，成为我得意之作中的点缀之笔。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要想在讲述中使构思外现的确难乎其难。你可以诉诸于纸和笔，或者坐在打字机前，这时会文思如泉涌，但很难以口代笔表述头脑中的构思，至少我做不到。我慢慢学会了在一本书写成之前只字不提它。成书之后的批评颇有好处。你可以争辩，也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你至少了解读者的印象如何。讲述自己创作的构思听来乏味，这种即席讲述也同你当时的看法难以合拍。

　　我永远不会同意那些数以百计的来信中要我阅读某人手稿的请求。首先，你一旦同意这样做，你就会埋在手稿里而无所成就。然而我认为关键是不必对作者说三道四。你的评论无非是你本人会如何如何写，但你的作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作者。大家都有表达自己的独特方式。

　　另外，我担心这会使那些经不住泼冷水的作者一撅不振。一位热心的朋友曾把我早期的——篇小说请一位著名女作家指教。她遗憾而颇含贬意地谈了她的看法，并说作者永远不会成大器。她的真正含义是小说作者尚不成熟，还不足以写出达到出版水平的作品来，尽管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评论家，她本人没想到这一点。—位评论家或编辑的目光会更敏锐，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发现未雕的璞玉。因此，我不好妄加评论，这样易伤害作者。

　　作为批评，我惟一想说的是未来的作家没有考虑作品的销路如何。写本三万字的小说毫无益处，这种长度的书目前不易出版。“噢，”作者会说，“可这本书需要这么长啊。”假如你是个文曲星，这样做或许没错，但更可能你是文字匠，你获得自觉能够驾驭而且颇有兴趣的素材以后，你会想卖个好价钱。一旦如此，你必须赋予其读者需要的形式与内涵。你是个木匠的话，做一把五英尺高的椅子就毫无用处。

　　谁也不会坐这种椅子。凭你说这样的椅子外形美观也无济于事。你要写本书，得研究写书的一定之规，然后按规矩去写，如果你想为某杂志写一篇短篇小说，它的长短、小说的形式都得合于该杂志刊行的要求。倘若你写的不供发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长短随你而定，形式也随心所欲；可是这样你只能满足试笔之乐而己。动笔之初便认为某某是文曲星没什么好处，有这样的人，但屈指可数。不，仅仅是个匠人而已，一个从事诚朴无欺行当的文字匠。你得学会各类技巧．随后你就能在这个行当中运用创造性的想象；可你必须依照一定的体裁。

　　直到这时我才想到我也许能做个专业作家。可我还没打定主意。我仍然认为写作不过是在沙发垫上绣花的自然延续。

　　从伦敦来乡村之前，我曾学过雕塑。我是这门艺术的狂热祟拜者，远超过绘画。我向往成为一名雕塑家。这个希望很早就破灭了：我发现由于缺乏视觉上对艺术的鉴赏，雕塑非我能力所及。

　　为虚荣所驱，我曾把我的几首诗诺了曲。回过头再看看我谱写的华尔兹舞曲，觉得没有比这更平庸的了。但愿我学过和声学并粗知作曲法。可是看起来写作才最终是适合我的职业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我写了一个主要描写昆虫，内容忧郁的剧本。我接触的出版商都不容分说地拒绝接受它。奇怪的是当今这类剧本对出版商倒富于吸引力。

　　我还写了一部关于埃赫那吞①的历史剧。我特别偏爱它。约翰·吉尔古德诚挚地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剧本不乏有趣之笔，但出版则得不偿失，而且它还缺乏幽默感。我没把幽默感与埃赫那吞联系起来，然而我错了。埃及同样富于幽默，生活不论时间地点也是如此，悲剧亦含幽默的因素。

　　--------

　　①埃及国王．以其宗教改革著称（公元前1379—1362在位）。———译注。

3

　　我们从周游世界回来后，尝尽了艰辛，令人欣慰的是终于迎来了这种平静的日子。也许这时我本应心有所虑，太顺利了。阿尔奇有称心的工作，老板是他的朋友；与同事关系融洽；他一直翘企加入一流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如今也实现了。每逢周末都玩个痛快。我的写作也进展顺利，并且开始考虑或许应继续写作来赚取稿费了。

　　我是否认识到在生活的静谧中可能蕴蓄着某种隐患？没有。但是的确少了点什么，虽然我没有深入琢磨。我怀念我和阿尔奇以前相依相伴的日子。我怀念那些一同乘汽车、火车寻幽揽胜的周末。

　　这时的周末是我最单调沉闷的时间。我时常想邀请朋友来乡下共度周末，以便和伦敦的朋友叙叙旧。阿尔奇很不以为然，他说那样会糟塌了他的星期天。家里来了客人，他就得在家多呆些时间，有可能误了他第二场球赛。我对他说要打打网球，不要总是高尔夫球，我俩在伦敦公共球场打网球结识了些朋友。他一副厌恶的神情，说打网球会降低打高尔夫球的眼力。他像怀着宗教热忱一样打高尔夫球。

　　“听我说，你随便邀请你的哪个朋友来，但是别请夫妇俩一起来，要是那样，我得花点时间应酬。”

　　这事不大好办，因为大部分朋友都结了婚，邀请妻子而不请丈夫总不大合适。在森尼代尔我也交了些朋友，可森尼代尔的社交界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中年人，热衷于园林，除此没别的话题；另一种是性情豪爽、爱好运动的富裕人家，他们举行鸡尾酒会，开怀豪饮，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阿尔奇也不是。

　　有一对夫妇可以而且确实和我们共度了周末，那是楠·华兹和她的第二个丈夫乔治·贡。乔治和阿尔奇打高尔夫球，楠和我闲聊，边谈边在女子球场随便打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们去俱乐部会同他们喝点饮料。至少楠和我会一饮而尽；半品脱用牛奶稀释的纯乳酪——就像从前在艾本尼农场那样。

　　赛特的辞别使我们很难受。她一直尽心尽职，却总想着到国外找个工作。她很想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周游世界，见见世面。我赞同她的观点，恋恋不舍地同意她去比利时。

　　这回我打算雇一个身兼秘书和保姆二任的人。我整理了许多封回复我征聘启事的信件，在适当的时候，我到了伦敦兰开斯特城门附近的一家小小的私人旅店去见夏洛蒂·费舍小姐。我一见费舍小姐就喜欢上了她。她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估摸二十三岁左右；曾照顾过小孩，看上去精明强干，得体的举止中一双秀目闪着光彩。她会速记和打字，喜欢在照顾小孩之余干点秘书工作。

　　这样，夏洛蒂·费舍来给我当秘书，她姐姐玛利·费舍需要时也来帮帮忙，她俩和我做了多年的朋友，给我当秘书、保姆和佣人等等。夏洛蒂至今和我仍是好朋友。

　　夏洛蒂，罗莎琳德一个月后叫她卡洛，她的到来像是出现了奇迹。她一踏进斯科茨伍德的大门，罗莎琳德就不可思议地又变成赛特时的乖孩子。简直像洒了圣水！鞋子穿在脚上再不用来砸人了，回答问题有礼貌，她和卡洛一起看来心情很畅快。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罗莎琳德一上学，我就着手准备口授一篇小说。对此，我忐忑不安地一再推迟。我俩终于开始了工作：我和夏洛蒂面对面坐下，她手拿铅笔和速记本。我悒悒地望着壁炉，尝试性地咕噜了几句，听起来很不顺耳。

　　我时断时续地说着，每句话都不自然。这样持续了一小时。

　　后来，卡洛告诉我她自己开始创作时也发忧。虽然她学过速记课程，但没实际用过，她曾利用记录布道词来熟悉她的速记。

　　创作经过这几乎夭折的开端，才有了进步。但采用普通写法或打字进行创作，我觉得更得心应手。听着自己的声音多么令人不自然，多么无法倾吐心声，真是荒唐。五六年后，我的右腕骨折无法继续用力时，我开始用口述录音讯。才渐渐习惯了自己的声音。然而使用录音机的不利之处是使你说话罗唆。

　　毫无疑问，打字或文字方面的努力的确使我紧扣主题。

　　用词简洁在侦探小说中至关重要。谁也不想听同一个细节颠来倒去。可是面对录音机，稍稍变换词语，重复同一情节倒很诱人。当然，事后可删改，可那样会影响情绪，而且会销蚀本应获得的如涌的文思。重要的是利用人天生的惰性以及除非言不及义而不多写一个字的天性。

　　不容否认，什么事都有一定的限度。我自己认为一篇侦探小说的合适长度为五万字左右。我知道出版商认为这太短了。读者花钱买本仅仅五万字的小说也许觉得上当了，因此六七万字也无妨。如果你的书超过这个字数，你会发现字数少一些，书会更精彩。惊险小说的合适篇幅在两万字左右。不幸的是，这种篇幅的小说越来越没市场，作者的稿酬也不那么优厚。作者因此感到不如将其扩充为一部够篇幅的小说更好。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用于惊险小说或许行，可对侦探小说则不适用。

　　这时，休斯·梅西给我商定了新的出版商威廉·科林斯。我给他们写的第一本书《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无疑是我当时最成功的一部书。事实上，我至今仍记得这本书。我从中掌握了一个公式，这要归功于我姐夫詹姆斯。他多年前曾在看完一本侦探小说后，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现在侦探小说几乎人人最后都成了罪犯，甚至连侦探也是。我想看的是像华生那样的人物最终也被证明是罪犯。”

　　这个想法很新颖，我长时间琢磨着。随后，事有凑巧，路易·蒙巴顿勋爵也把几乎同样的想法告诉我，他在给我的信中建议：让主人公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而最终他们被证明是谋杀者。

　　这是个好主意，我思付良久。这样写自然有许多困难。

　　一想到黑斯廷斯是个谋杀犯，况且要描述得天衣无缝是何等困难，我就犹豫不决。当然，许多人都说《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是胡编乱造；可仔细读过全书就不这么看了。那种情节需要有时间跳跃和模棱两可地一笔带过；而舍巴德医生自己如实地写下了部分事实真相，并以此为乐。

　　这段时间，除了《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带来的烦恼之外，日子过得有条不紊。罗莎琳德上了学，成天兴高采烈的。我们有了漂亮的房子和花园，还有那辆大鼻子莫里斯牌小汽车；费舍是个好帮手，日子过得和和睦睦。阿尔奇昼夜迷着高尔夫球；他的胃口不错，神经性消化不良也好多了。真可谓事遂人愿。

　　经过经济拮据的日子，不再为钱发愁是再惬意不过了，我们可能都有些昏昏然了，竟想买那些从不敢问津的东西。

　　一天，阿尔奇突然告诉我要买一辆真正的跑车，这叫我大吃一惊。

　　“但我们已经有了一辆汽车了。”我惶惶地说。

　　“噢，可我指的是一辆不寻常的。”

　　“我们可以再生个孩子。”我提醒他。我已经满怀兴奋的心情琢磨了许久。

　　阿尔奇断然反对。“除了罗莎琳德我谁也不要。罗莎琳德是个绝对令人称心的孩子，这就够了。”

　　现在他说：“要是有个儿子，就会搞得一团糟。况且，来日方长。”

　　我同意来日方长的观点。勉强同意买一辆迪拉契牌的二手车。其实他早已看好并进行了讨价还价。这辆车使我俩很开心。

　　“森尼代尔是个安居的奸地方，”阿尔奇说，“我想不妨买幢自己的房子。”

　　这主意实在激动人心。虽然在斯科茨伍德住得还算舒服。可毕竟有种种不便。电线常出毛病；广告上说的随时供应热水只是说说罢了；维修更是难得有一次。自己弄一套住处的主意很对我心思。

　　一两年后，我们已看过许多处房子——我总是把看房子当作消遣——终于初步选定了两处。一处要走段长路，房子不太大，有个招人喜欢的花园。另一处在车站附近；像是一套某百万富翁的邸宅搬到了乡下，不惜金钱地装饰了一番。房内有镶木墙壁，几处浴室，卧室内有盟洗等设备。这处房子近几年几经倒手，据说是处凶宅，在这住过的人到头来总是交不上好运。头一个房主丢了钱财，第二个死了老婆。第三个的结局不知如何，只知道分后了，大概是分道扬镳了。不管怎样，这处房子一直低价待售。它的花园景色恰人，庭园呈窄条形，草坪前烷翅着一条长满水草的小溪，再往前走是一大片长满各种杜鹃花的园子，那儿有一整块菜地，再往前是一片蔬菜的荆豆丛。至于买得起买不起是另一回事。虽然我俩收入还算丰厚。我的或许不大稳定，阿尔奇的则没问题，但糟糕的是我俩没有现款。我们以抵押方式买下了房子，挑了个日子就搬了进去。

　　我们又添置了窗帘和地毯，过上了一种无疑是我俩财力所不及的生活，尽管账面上仍收支平衡。家里有两辆汽车：迪拉契和大鼻子莫里斯，又雇了几个佣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女佣。

　　按阿尔奇的主意，我们把新居叫做斯泰尔斯，因为我第一笔稿费收入是来自《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墙上悬挂着这本书的封面图案——这是博得利出版社赠送给我的。

　　但是，斯泰尔斯是块不祥之地。

4

　　第二年的生活不堪回首。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一错百错。

　　我从科西嘉度了几天假回到家一个月的样子，我母亲就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当时她在阿什菲尔德。我去看望她，随后宠基代替了我。不久，她打电报告诉我她把母亲接到艾本尼去了，在那她能更好地照料母亲。母亲病情似有好转，但再没好利落过。她被困在床榻上。我估计她的肺感染了，那时她已七十三岁了。没想到病情急转直下，宠基大概也没料到这一点。过了——两个星期，来电报催我去。阿尔奇此时正在西班牙谈生意。

　　在去曼彻斯特的火车上，我蓦地意识到母亲去世了。我浑身发冷，仿佛从头到脚寒冰浸骨，默念着：“母亲去世了。”

　　事情果然如此。我俯身端详着仰卧的母亲，心里想：她已经走了，留下的只是具躯壳罢了，真是这样啊：母亲那急躁、热情而易冲动的个性全不复存在了。几年来她曾几次对我说：“有时，人多想冲出躯体的束缚，它是那么衰老，无能，不中用。人渴望挣脱这一桎梏。”此时，我想她如愿以偿了。

　　她终于挣脱了人生的侄梏，而留给我们的只有哀痛。

　　阿尔奇没能参加葬礼，他当时还在西班牙。我回到斯泰尔斯一星期后他才回来。我了解他，他容不得并死或其他麻烦事。人们对这些事耳闻目睹，但却不充分注意，不完全了解，直到不测事件突然发生。我记得他走出房间，十分尴尬，只好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像是说：“喂，又见面了，我们得振作起来呀！”失去世界上三个亲人中的一个后，看到这种态度真令人难以容忍。

　　他说：“我有个好主意。下星期我还得去西班牙。我带你去那儿怎么样？咱俩可以玩个痛快，你也可以换换环境。”

　　我并不想换换环境。我宁愿沉浸在悲痛之中并学会适应它。我感谢他的好意，告诉他我情愿呆在家。如今我认识到这样做错了。我们曾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相互信任，谁也不曾有过离异之念。但是，他讨厌家中忧郁的气氛，这使别人有了可乘之机。

　　亲爱的卡洛走了，这是命运的又一次打击。她父亲和继母住在非洲，她突然得到来自肯尼亚的消息：她父亲病重，医生说是患了癌症。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卡洛的继母一清二楚，他顶多还能活六个月。卡洛得去爱丁堡接她父亲，陪他度过最后的日子。我和她挥泪而别。她不愿在一切都杂乱无章和难过的时候离开我，可她身不由己。不管怎样，过六个星期，就可以了结这一切。到那时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我忙得头昏脑胀，很想早早了事。所有箱子柜子都得详细查看，不能随手扔东西。在姨婆的遗物中，常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一捆旧书信刚想扔掉，却又在一个皱巴巴的旧信封里发现了一叠五英镑的钞票：我建议阿尔奇周末偶尔来这儿一次，这样情况就会完全两样。他回信说傻瓜才会这么做。车费毕竟很贵，而且由于他星期六才走得开，星期日就得赶回去，这样做也不值得。我猜想他可能是舍不得星期日的高尔夫球赛。

　　我忽然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向我袭来。我当时并没意识到一生中我第一次病了。我身体一直很健壮，不懂得不幸、忧虑和劳累会损害健康。一天我签支票时，突然忘了自己的姓名。我沮丧极了。当时的心情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时手触树干时那样。

　　一两天后，我又有所预感。去发动汽车，可一次次发动引擎，就是没动静。最后，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回到房间后，坐在沙发上抽泣。这事使我很担心，仅仅因为汽车发动不起来就哭，我一定精神错乱了。

　　许多年后，一个身遭不幸的人对我说：“你看，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无缘无故地落泪。那天送洗的衣服没送来我哭了，第二天汽车发动不起来我……”这时，往事触动了我，我说：“你最好当心；这可能是精神崩溃的前兆。你得去看看医生。”

　　当时我不懂这些。我以为是劳累过度。母亲去世的悲痛仍埋在心底，虽然累得精疲力尽，可脑子总摆脱不了这事。要是阿尔奇或是宠基或是什么人此时能来陪陪我该多好呵！

5

　　我何以能从眼前

　　驱走往事的记忆？

　　　　　　　　　　　　　　　　　　　　　　　　——济慈诗

　　难道人们应该忘掉往事吗？假如人们愿意回首一生的经历，难道有权忽视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吗？那岂不成了胆小鬼了吗？我觉得，人们尽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说：“是的，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已成往事。这是我生活画面中的一笔，正因如此，我必须正视它。然而没有必要反复地琢磨它。”

　　宠基到阿什菲尔德后，我的心情才愉快了。随后阿尔奇到了。

　　描述当时的心境并非易事，我记起一个验梦：我和最亲密的朋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突然发现坐在那一边的人完全是个陌生人，使人感到恐惧。这个噩梦大概极恰当地反映了阿尔奇到来时的情形。

　　他照例寒喧一番，可他全然不像从前的阿尔奇。我想不出他出了什么事。宠基注意到了，她说：“阿尔奇看上去变了，是病了还是有什么事？”阿尔奇却说他身体很好，可他很少讲话，一个人来来去去。我问起去阿拉西奥的车票的事，他说：“嗯，这个，呢，都办妥了。过几天告诉你。”

　　他很让人费解。我绞尽脑汁想会发生什么事。我蓦地担心会不会是他的公司出了什么事。阿尔奇不可能贪污公款啊？不会，我不相信。也许是他滥用权力做了一笔交易？难道他欠了谁的债？有什么对我难于启齿的事吗？我终于不得不问他。

　　“阿尔奇，出了什么事？”

　　“噢，没什么。”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咱们——我——没买去阿拉西奥的车票。我不想去国外了。”

　　“咱们不出国了？”

　　“对，我说了，不想出国了。”

　　“噢，是想在这呆一段吗？和罗莎琳德一起玩，是不是？我想这样也不错。”

　　“你没弄明白。”他烦躁地说。

　　大约又过了一天，他才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

　　“很对不起你，”他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你认识给贝尔彻当秘书的那位肤色黝黑的姑娘吧？一年前我们曾请她和贝尔彻到家里做客，在伦敦又见过她一两次。”

　　我记不得她的姓名，可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是的，认识。”我说。

　　“嗯，我一个人在伦敦时又时常见到她。我们多次一起外出。”

　　“嗯，”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

　　“唉，你还是没听懂，”他不耐烦地说，“我爱上了她，我希望你同意离婚，尽快地办手续。”

　　听到这些话，我料到生活的一部分：幸福、成功和充满自信的生活，完结了。可怎么会来得这么快，令人难以置信。

　　我想这事会烟消云散的。在我俩的生活中，从没有过这样的疑虑。我俩婚后生活幸福、和谐。他决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这或许是他近几个月眷恋令人快活的伴侣而引起的。

　　他说：“很久以前我曾告诉过你，我讨厌生病或郁郁不乐，这把我的事全坏了。”

　　我本应了解这一点。假如我更聪明一点，假如我更了解我丈夫，不厌其烦地深入了解他而不是满足于把他理想化，把他多少地想象得完美无缺，那样也许会避免这一切。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所发生的事能够避免吗？假如我不撇下他，独自一人去阿什菲尔德呢？他或许不会爱上这个姑娘，可还会有其他什么女人。因为肯定我在某方面满足不了阿尔奇的要求，这一点连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个姑娘的缘故？难道是命里注定要他一见钟情吗？我们最初几次见到她时，阿尔奇肯定没有被她迷上。他甚至反对我邀请她来家里小住的建议，说会妨碍他打高尔夫球。他对这姑娘突如其来的爱情，就像当年对我的一样。看来这或许是命该如此。”

　　亲朋好友此时也爱莫能助。他们认为：“不可思议。你们生活得一直很幸福。他会回心转意的。重归于好的事例屡见不鲜。”

　　我也这样以为，我想他会回头的。可是，他没有。他离开了森尼代尔。卡洛这时又回来了，英国专家诊断说她父亲患的不是癌症，有她在身边，我感到莫大的慰藉。她比我看得清楚。她说阿尔奇不会回头的。当他终于收拾行李离去后，我心中竞有解脱的感觉，他终于打定了主意。

　　然而，两星期后他又回来了。他说他大概做了件错事。

　　我说，想想罗莎琳德，这样做的确不明智。他毕竟钟爱她。他承认是这样。

　　“她也很爱你，爱你胜于爱我。唔，她生病时会想我，可你是她爱戴和依赖的父亲；你和她有同样的幽默感，是她的更好的伙伴，比我强。你应该想法战胜自己。我知道这种事时有发生。”

　　但是，他回来是个错误。因为这使他深切地感到他的感情是多么炽烈；他一再对我说：“我忍受不了这种割爱，我忍受不了这种没有幸福的生活。并非人人都能享有幸福，总得有人付出幸福。”

　　我努力克制着说：“但为什么要我付出而不是你？”这些都无济于事。

　　我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段时间他—直对我爱理不理，几乎从不主动接近我或有问才有答。后来我目睹了其他的夫妻，阅历也深了，才恍然省悟。他闷闷不乐是因他在内心深处爱着我，不愿伤害我，因此，他只得自欺欺人地想：这不是伤害我，这最终是对我好。我应该生活得幸福，应该去旅行，不管怎样，我还可以从事写作来安慰自己。由于他良心折磨着他，他只好故意待我无情无义。过去我母亲总说他是一个冷酷的人，而我清楚地看到的却一直是他那些善良的举动，淳厚的性格。蒙蒂自肯尼亚回来后他是那么乐于助人，平时，他总是为别人分忧解难。但是现在阿尔奇太绝情了，一味地为自己的幸福而抗争。我过去曾佩服他的冷酷无情。而现在我领教了它的厉害。

　　就这样．继疾病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悲痛、绝望和破碎的心。我苦熬了一年，盼望他能回心转意。可他没有。

　　我的第一次婚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6

　　第二年二月，卡洛、罗莎琳德和我去加那利群岛。我很难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但我知道重振精神的惟一希望是把那些生活中的不幸置于脑后。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英国不再能给我以平静。罗莎琳德是我生活中的希望，有她和朋友卡洛陪伴，心灵可以复苏，从而面对未来。但是英国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

　　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厌恶新闻界，讨厌记者和人多，毫无疑问这样欠公平，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是很自然的。我感到就像只被追捕的狐狸，巢穴被掘，猎犬狺狺地四处追赶我。我一直忌讳隐私为人所知，现在尤为如此，以至于有时我觉得简直无地自容了。

　　阿尔奇在斯泰尔斯又住了些日子，但他正设法卖掉它，当然也征得了我的同意，因它一半归我所有。这时我手头拮据，特别需要钱。

　　自母亲去世后，我就无法创作了。两手空空，手头仅有的一点现款也都贴了进去。我没有任何收入，除非我去挣钱或动用积蓄。至关重要的是应该尽快再写一本书。

　　我的姻兄，阿尔奇的兄弟坎贝尔·克里斯蒂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和蔼可亲，此时给了我帮助。他建议把在《随笔》发表的十二篇短篇小说编辑成书出版。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助了我一管之力。我还干不了这种工作。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并相当受欢迎。这时我打定主意，只要换个环境，静下心来，我或许可以在卡洛的帮助下再写一本书。

　　有一个完全站在我一边并鼓励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的姐夫詹姆斯。

　　“你干得不错，阿加莎，”他用那平静的声调说，“你很明智，我如果处在你的位置也会这样做的。你一定要从这事中解脱出来。阿尔奇也许会回心转意，但愿如此，可我并不这样看。他不是那种人。他一打定主意就不会更改了，所以我不抱什么希望。”

　　我也不抱这种奢望，但我想，替罗莎琳德着想的话，至少等待他一年，以便使他认清楚自己的所做所为。

　　当然我也像同时代的任何人一样，本来就害怕离婚，我现在仍然如此。时至今日，我仍有种负疚感，因为我答应了他固执的要求，同意了和他离婚。每当我望着女儿时，心中仍感到当时应该坚持住，也许应该拒绝他的要求。

　　我又重返英国，变得铁石心肠，对世界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更善于泰然处之。我和罗莎琳德及卡洛在切尔西租了一套公寓，罗莎琳德进了喀里多尼亚寄宿学校。这事办得很成功。那儿的教学极为出色，孩子们对所学的东西很有兴趣。学校要求很严，可罗莎琳德正是个喜欢严格要求的孩子。放假时她兴致勃勃地说：“谁也不会有片刻的空闲时间。”

　　有时她给我的回答听起来令人莫名奇妙：“罗莎琳德，你们早晨什么时候起床？”“我不清楚，听钟声。”

　　“你不想知道敲钟的时间吗？”

　　“有什么必要？”罗莎琳德说，“起床就是了。大约半小时后吃早饭。”

　　在加那利群岛，我写出《蓝色特快上的秘密》一书的精彩篇章，这不是件易事。而且加之罗莎琳德的打搅，就更不是一件易事。罗莎琳德可不像她的母亲，是个缺乏想象情趣的孩子；她眼中的世界总是实实在在的。给她辆自行车，她会骑上半小时。下雨天给她道智力测验题，她会反复地琢磨。但是，在奥拉塔瓦的旅馆花园中，罗莎琳德没什么好玩的，只好在花圃前散步，偶尔滚滚铁环，铁环对罗莎琳德毫无意义，不像当年对她母亲那样有吸引力。在她看来铁环不过是个铁环罢了。

　　“听我说，罗莎琳德，”我说，“别打搅我们。我要工作了．得再写一本书。卡洛和我要忙上半小时。”

　　“嗯，好吧。”罗莎琳德闷闷不乐地转身走了。我望着卡洛，她手执铅笔端坐着，我想啊，想啊，绞尽脑汁地构思。终于，我结结巴巴地开始口述。过了几分钟，我注意到罗莎琳德刚好走过小径，站在那儿望着我们。

　　“怎么回事．罗莎琳德？”我问道，“你要干什么？”“到了半小时了吗？”她说。

　　“还没有。才刚刚过了九分钟，去玩吧。”

　　“嗯，好吧！”她离开了。

　　我又重新开始口述。

　　一会，罗莎琳德又回到那儿。

　　“时间到了我叫你，现在还没到。”

　　“嗯，我能呆在这儿吗？我就站在这儿。不打搅你们。”

　　“就站在那儿吧，”我不高兴地说。又开始口述。

　　但是、罗莎琳德的眼睛盯着我，像是美杜莎①的目光。

　　--------

　　①希腊神话中蛇发女怪．触其目光的人即化为石头。一一译注。

　　我比以往愈加感到所讲述的一切都荒唐无比。我时而结巴，时而支吾，时而犹豫，时而重复。的确，那本倒霉的书是怎么写成的，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开始，我硬着头皮写作，不想干。我构思了情节，司空见惯的情节，还有的是从我的其他小说里改编的。我知道结局如何，但又难以使构思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人物也活不起来。此时写书完全是受挣钱的愿望和需要所驱使。

　　从这时起，我从一个业余作家变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我背上了职业作家的重负，不想写也得写，不喜欢的也得写，写作效果也不理想。我一直讨厌《蓝色特快上的秘密》，但还是写完了，交给了出版商。这本书和上本书一样卖了好价钱。我对此也心满意足了，尽管不能说为之骄撤。

　　加那利岛的拉斯帕尔马斯旅馆至今仍是我冬季度假的理想处。那时，那里静谧安宁，很少有人光顾，只有那些去住一两个月的人。那儿有两处美丽的海滩。气温也很宜人；平均温度70’（华氏，译者注）。在我的印象中，夏天才有这样的温度。白天大部分时间吹着和煦的微风；入夜，天气仍暖融融的。晚饭后还可到露天小坐片刻。

　　就在这一个个夜晚，我和卡洛结交了两位亲密的朋友，卢卡斯医生和他的姐姐米克夫人。

　　卢卡斯在家里是位有权威的父亲。我和卡洛不久也称他为父亲。刚到那时，我喉咙严重溃疡，他来看了看说：”你一定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怎么回事？丈夫出了什么事？”我向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宽慰并鼓励我说：“你需要他，他就会回来，要留给他充分的时间。他回来后，不要责怪他。

　　无论怎样，要面对现实，继续生活。你已经获得了力量和勇气。你将会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

　　可敬的父亲。我该深深地感谢他。他对所有人的伤痛、挫折都抱以同情。过了五六年，他去世了，我感到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

7

　　从那以后，我多少有了生活的打算，但我得做出最后的抉择。

　　按约定，我和阿尔奇见了面。他萎靡不振，一脸病容。我们东拉西扯，谈着熟人的情况。接着我问他目前心情如何；是否打定主意不再回到我和罗莎琳德的身边。我又谈到他清楚罗莎琳德是多么爱他，他不在身边时她是多么惶惶不安。

　　一次，她用那孩子般的令人伤心的真诚对我说：“我知道爸爸喜欢我，爱和我在一起。他就是不喜欢你。”

　　“这表明，”我说，“她需要你。你难道无动于衷吗？”他说：“恐怕办不到。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发疯地希望幸福，而只有和南希结婚，才能幸福。她刚用了十个月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她家里人希望这样能使她回心转意，但是没成功。和她结婚是我惟一希望或能办到的事。”

　　这事终于有了结局。我写信通知了我的律师并去见他。

　　一切准备就绪。再没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剩下就是自己打算了。罗莎琳德在上学，而且有卡洛和宠基常去看她。我打算去热带地区走走，去西印度群岛和牙买加。我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预订了票，一切都安排妥当。

　　命运又一次作出了安排。出发的前两天，我随朋友在伦敦外出吃饭。我同他们并不熟悉，有一对年轻夫妇，一位被称做豪中校的海军军官和他的妻子。吃饭时我挨着中校坐着，他对我谈起了巴格达。他一直在波斯湾驻防，前不久才从那儿回国。饭后，他妻子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一起闲聊。她说，人们总是说巴格达是个可怕的城市，但她和她丈夫却迷上这座城市。他俩讲述了它的概况，使我对它愈发感兴趣。

　　我说去那得坐船吧。

　　“可以坐火车——乘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

　　我一辈子都想坐坐东方快车。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旅行时，东方快车经常停在加来车站。我多想登上它。东方快车——米兰，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我动心了。豪中校给我写下了在巴格达该去的游览点。

　　“在阿尔韦亚和梅姆一萨希伯斯等不要耽搁太久。去摩苏尔、巴土拉转转，还一定要去乌尔参观。”

　　“乌尔？”我说。我才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看到伦纳德·伍利在乌尔作出了奇迹般的发现。我虽然对考古一无所知，但一直对此多少有些兴趣。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库克斯客运公司，退掉了去西印度群岛的票，预订了东方快车的坐位，路线是到伊斯坦布尔，再到大马土革。自大马士革穿过沙漠到巴格达。我激动异常。办理签证和打点行装需四五天时间，随后就可以出发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第八章　梅开二度






第八章　梅开二度

1

　　坐火车是我平生一件快事。可悲的是如今谁对它也没有了那种如同对好朋友的亲密感情。我在加来登上了预订的卧铺车，这样免得再到多佛尔，而且也避免了乘船的疲惫，终于在梦寐以求的火车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旅行一开始就潜伏着危险。和我同车厢的是一个中年夫人，她是个穿戴华丽，富有经验的旅行者，随身带了许多手提箱和帽箱。她和我搭上了话。这很自然，因为我俩合住一个包厢，这种包厢像其他二等车厢一样有两个铺位。在某些方面，二等车比一等车还舒服得多，因为这种车厢空间大、使人有活动余地。

　　我的同伴问我去哪儿。我告诉地去巴格达。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碰巧就住在巴格达。她断定我到那住在朋友家，并说她多半也认识他们。我说不住朋友家。

　　“那你住在哪儿呢？总不会到巴格达住旅馆吧？”为什么不呢？不然要旅馆干什么用？我至少心里嘀咕着，可嘴上没说。

　　“啊！旅馆可住不得。你可别那么干。我告诉你应该这样：来找我们！”

　　我有点吃惊。

　　这位C夫人告诉我她丈夫在巴格达，她本人是当地最早的居民之一。

　　我能说什么呢？只好一再感谢并补充说我的计划尚未定下来。幸运的是，C夫人不和我一起走完全程，这得感谢上帝，因为她的话总是滔滔不绝。

　　旅行正如所期待的那样。过了的里雅斯特，列车穿过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凭窗眺望，眼前是一个景色全异的世界，富有奇特的魅力：掠过峡谷，望着牛车和别致的运货车，审视着站台上的人群；在尼斯和贝尔格莱德偶尔下车转转，看着原来的车头被一个涂着截然不同的字母和符号的新的庞然大物所取代。旅途中自然又结识了几个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不像第一个那样张张罗罗。我先后遇到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一位荷兰工程师和几位土耳其女人，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最后—位几乎无法交谈，我俩只断断续续地用法语谈了几句。我发现自己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而明显地感到脸上无光。这位夸耀起来眉飞色舞的土耳其夫人十三次怀胎，三四个流产了。

　　只有亲身旅行才能认识到大千世界是多么关照和善待人们，当然并不总是事事都遂人心愿。那位女传教士极力劝我服用治疗肠胃的药：她带了大量的泻盐。荷兰工程师就我在伊斯坦布尔住在何处严肃地责备我，他警告我当心那个城市不安全：“你得留神。你住在英国，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总有丈夫或亲属保护你。出门在外不要相信人们说的话。除非你知道带你去哪儿，千万不要去娱乐场所。”事实上，他把我看成个十七岁无知的孩子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他在到站的当天晚上邀我去吃饭。

　　“去托卡特里安旅馆，”他说，“那是个上好的旅馆。住在那儿相当安全。我九点去接你，带你去一家可口的餐馆，就这样。

　　那是俄国夫人们开的，是些出身高贵的白俄女人。她们烹调技术高超，在餐馆内举止非常得体。”

　　第二天，他办完自己的事后来找我。带我去看了几处伊斯坦布尔的名胜，还给我找了个向导。“别从库克斯的公司雇向导，他要价太高、我向你保证这个向导非常正派。”

　　我们在俄国夫人穿梭往来、温文尔雅的微笑和对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屈尊俯就的态度中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后来，他又带我看了伊斯坦布尔的几处风景，最后把我送回托卡特里安旅馆。我俩在门口停住了脚步，“我想是不是，”他探询地盯着我，“我想现在是不是……”他估计到我可能做出的反应后，那种探询更是显而易见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说：“不问了。我想还是不问更明智些。”

　　“我觉得你非常聪明，”我说，“而且很够朋友。”#p#分页标题#e#

　　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送到嘴边吻了吻，便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他是个正派人，在他热心的安排下，我观赏了伊斯坦布尔的风光，我应该感谢他。

　　第二天，库克斯公司的代理人以最传统的方式请我，带我们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海达帕夏重又乘坐东方快车旅行。我很乐于身边有个导游，因为海达帕夏车站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疯人院。人人都在呼喊着，尖叫着，砰砰地敲打着要求海关官员办手续。我领教了库克斯公司向导的本事。

　　“请给我一英镑。”他说。我给了他一英镑。他随即跳上海关的长凳子，边喊边高高地挥动着钞票：“这儿，这儿。”他的喊声见效了。一位披着金色绶带的海关官员朝我们奔来，用粉笔在我行李上涂上记号。对我说：“祝您旅途愉快。”随后去驱赶那些没有依此办理的人们。“我把你上车的事都安顿妥当了。”库克斯公司的向导说，“那么？”我不大清楚要付多少小费，可当我掏出土耳其货币时，他不容置疑地说：“你最好留着这些钱，会有用的。你再给我一英镑好了。”虽然我有些迟疑，但想到吃一堑，长一智，就递给了他一英镑，他敬礼表示感谢，转身走了。

　　从欧洲进入亚洲，存在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差别。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列车沿马尔马拉海从容不迫地向前行驶，穿山越岭，沿途景色迷人。车厢里的旅客也变得形形色色，尽管难以描述各自的特征。我感到了人地两生，但对我的所做所为和我去的地方愈加有兴趣。列车每停靠一站，我都环顾站台，观看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乡下人在站台上挤来挤去，把不曾见过的熟食卖给车上的乘客。烤肉串，包着叶子的食物，涂得五颜六色的鸡蛋，应有尽有。列车愈往东行，膳食变得愈难以入口，顿顿都是一份油腻而无味的热饭。

　　第二天晚上，列车停下，人们纷纷下车去观看西里西亚门堡①。这是个难以描绘的时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来往于近东地区，不止一次路经此地，由于车次不同，曾在不同时刻下车停留：有时在凌晨，这时景色的确壮观；有时，就像第一次这样在傍晚六点；有时令人遗憾地在午夜。第一次我运气不错。我随其他人下了车。伫立在那儿。夕阳渐渐西沉，景致美不胜收。来此地我惬意极了，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我返回车厢后，汽笛长呜，列车沿山谷盘旋而下，穿行于山涧，又从山下的河谷钻出。就这样，列车缓缓穿过土耳其，从阿勒颇进入叙利亚。

　　--------

　　①土耳其南部陶鲁斯山脉的山口。－－译注

　　到阿勒颇之前，我却触了霉头。我身上挨了臭虫咬。我一辈子都特别易遭这种虫子咬。它们藏在老式的木制车厢里，贪婪地吸吮着车上旅客的鲜血。我体温上升到102'c（华氏，译者注），胳膊也肿了。我发着高烧，头痛，感到凄惨。然而，那位法国朋友给我很大帮助：他下车买了些葡萄，那种当地特产的小粒甜葡萄。尽管母亲和姨婆教育我在国外吃东西一定要先洗再吃，我却把它抛到脑后。每过一刻钟，我就吃点葡萄．这使我热度大大下降。我对其他什么都没胃口。那位法国朋友在阿勒颇与我分手，到第二天，肿痛有所减轻，感觉也好多了。

　　我在列车上又度过了冗长乏人的一天，列车似乎始终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爬行。而且总是不断地在环境毫无变化的无名小站停车。列车终于到达大马士革。车站里一片喧嚷声、搬运工一把夺过我的行李．叫喊着。出了车站，我看到一辆写着东方宫殿旅馆字样、外观漂亮的汽车。一个穿制服的仪表堂堂的人救了我和行李的驾。我和其他几个手足无措的旅客一起上了车，汽车驶向旅馆，那儿已经给我预定好房间。这座旅馆富丽堂皇，宽敞的客厅，大理石光彩照人，只是电灯昏暗得无法看清周围。

　　记得我在大马土革呆了三天，这期间我按计划由库克斯公司的人导游，四处游览。有一次．我和上了年纪的牧师和一位美国工程师结伴去看了一处十字军的城堡，工程师对近东都一无所知。我们八点三十分在汽车上首次相遇。那位老牧师目光慈祥，把我和那个美国工程师当成了夫妻。

　　老牧师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婚姻生活的好处，索取与给予的必要性，并祝我们幸福。我俩没做什么解释，或者说曾试图解释，美国工程师对着老牧师的耳朵大声告诉他我们并非夫妻，最好别管别人的事时，老牧师看上去很沮丧。

　　“但你们应该结婚，”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摇了摇头说：“姘居，知道吗，这不合适，这的确不合适。”

　　我去看了看可爱的贝勒贝克，逛了逛集市和斯特雷特大街，在那儿买了许多当地制造的令人爱不释手的铜餐具。

　　我估计现在的大马士革，这种老手艺人和人家存留无几：他们被工厂取而代之。当时，镶花木箱和桌子已经屡见不鲜，到处都能仿制，仍是手工制作，采用传统图案和工艺。

　　进一步的游览只是增强了我返回大马士革的决心，我又去大马士革的许多地方观光．随后。我踏上了穿越渤海去巴格达的路途。这时，旅行事务由奈恩运输公司承办。该公司拥有由六轮汽车组成的车队，格里·奈思和诺尔曼·奈思兄弟俩负责。他阀原籍澳大利亚，都很豪爽。我是临行前一天晚上结识他俩的。

　　汽车黎明时分出发。两个身材魁梧的年轻司机正忙碌着。我跟在行李后面出来时，他们正忙着把几支步枪塞进汽车，随手用一抱毛毯盖祝这时，一队人来到旅馆的台阶下。使我惊奇但不一定高兴的是，领头的不是别人，就是在的里雅斯特分手的那位C夫人。我还以为由于我在这盘桓游览，此时她已经到巴格达了呢。

　　“我猜想你就会走这条路线，”她面带笑容地和我打招呼，“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带你去阿尔韦亚，巴格达的任何旅馆都不适合您祝”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像是陷入樊笼。我从未到过巴格达，更没见过那儿的旅馆。就我所知，它们会乌烟瘴气，充斥着臭虫、跳蚤、虱子、蛇和那种我特别厌恶的灰蜂螂。于是我不得不结结巴巴地表示感谢。我俩安顿下来，我意识到“阿尔韦亚的公爵夫人”就是我这个朋友C夫人。她拒不坐在她的座位上，那儿靠近尾部，她坐在那儿会晕车。她要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而那个座位已被一位阿拉伯妇女一星期前预定了。那位阿拉伯妇女上了车，坚决不让出那座位，她的丈夫也一旁帮腔。随后便是七嘴八舌地吵吵嚷嚷。一位法国妇女也要坐那儿，一个德国将军也似有此意。我弄不清楚都吵嚷些什么，但世风如此，四人中的弱者失去了好座位，被赶到车尾。德国将军、法国和阿拉伯妇女都带上了遮沙面罩，C夫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留了下来。我从不会吵嘴，而且不会把握时机，不过，我的座位号实际上是很理想的。

　　汽车按时开出。我出神地望着汽车隆隆驶过黄色的沙漠，起伏的沙丘和戈壁，格调单一的景色终于使我昏昏欲睡，我随手翻开一本书。我从不晕车，但现在的座位靠近车尾，这六轮汽车的颠簸又如同海上的轮船一样，就这样在颠簸中看着书，我不知不觉地就晕车了，而且很厉害。我觉得丢了面子，可C夫人倒还体贴地对我说，晕车常常事先想不到，下次地会关照给我找个靠前的位置。

　　四十八小时穿越沙漠的旅行既令人着迷又充满凶兆。

　　人们这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被罩在真空之中。使我深有感触的首先是，正午时分根本辨不出东南西北，听说就是在这个时辰，巨大的六轮汽车常常迷失方向。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除浩确的沙漠之外别无他物，根本谈不上路标。漫漫旅途只有一个释站，鲁特巴大城堡。

　　估计大约是午夜时分到了那里。冥冥夜色中，蓦地出现了闪烁的光亮，到驿站了。城堡的大门打开了，门旁黑洞洞的枪口警惕地对着我们，那是骆驼队的士兵在警戒，提防伪装成旅客的土匪。他们深色的粗犷的面庞令人胆战心惊。经过详细检查才放我们进入城堡，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里面有几间摆放着床铺的屋子，我们五六个妇女在一间屋子里休息了三个小时后就又起程了。

　　大约是清晨五六点钟，晨熹微露的时刻，我们吃了早饭。沙漠披着一层朝晖，淡紫、杏黄和湛蓝，加上冷丝丝的空气，使人感到奇妙无比。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良辰美景。它使人忘掉尘世。面对清晨纯净爽人的空气．静谧、甚至不闻鸟语，细沙从指缝中流下，远方旭日冉冉升起，此时品尝着香肠、香茗。人生还有何求？汽车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畔费路查，从船只搭成的浮桥上过了河．经过哈巴尼亚的航空维修站，继续前行，直到看得见棕榈树丛和一条凸起的公路。往前走又过了一座浮桥，渡过了底格里斯河，进入了巴格达市，首先映于眼帘的便是一条两边是招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衔道，街道中似乎矗立着一度青绿色圆顶的漂亮的清真寺。

　　我根本没机会去看旅馆的情况。C夫人和她丈夫带我上了一辆舒适的轿车。沿着巴格达驶去，经过莫德将军塑像，出了城，路两旁是行行棕榈，成群漂亮的黑色水牛在水塘中游憩。完全不同于刚才的景色。

2

　　在巴格达，他们夫妇俩待我很热情。大家和睦相处，生活过得很愉快。我为自己曾有过身陷樊篱的预感而惭愧。阿尔韦亚现在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穿流不息，可在当时，它还距离城市中心几英里远呢。

　　一天。我搭车去水牛镇游览。这个镇子如今乘火车从北面进入巴格达时仍可看到。在陌生人眼中，它看—上去似恐怖之地．破屋陋舍，巨大的围栏里满是水牛及粪便，奇臭难闻，汽油筒搭成的棚舍使人相信这是贫困和耻辱的缩影。但事实却远非如此。水牛的主人们生活得满不错，尽管他们住得邋里邋遢，但是一头水牛价值一百多英镑，如今就更值钱了。水牛的主人自认为很走运，女人们在烂泥中踽踽而行时．脚踝上饰戴着的漂亮的银制脚镯和绿松石显露可见。

　　我不久就听到有人说在近东看到的一切都得打折扣。

　　一个人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观察和行动，都得颠倒重新研究。看到一个男人粗鲁的打手势叫你走开，你忙跑开了。实际上他在邀你过去。另一方面、假如他向你招手，那就是让你走开。远远地面对面站着两个人，冲着对方大喊大叫，颇有立刻就杀死对方的架势，其实不然。这是兄弟俩无聊地打发时光，提高嗓门是因为谁也懒得向前迈那两步路。

　　阿尔韦亚的人们待我极为友好。打网球，开车去看赛马，带我去观光，逛商店，我感到就像在英国一样。从地理上看，我在巴格达，而精神上我仍在英国；我出游的想法就是离开英国去看看异国风光。我打定主意得改变一下。

　　我打算去访问乌尔。我询问了一下，高兴地发现他们并不阻挠我，而是鼓励我去。旅行都安排好了，而且带了不少不必要的装饰品。

　　我如期出发。对给我背东西的家伙，我略怀戒心地盯着他。他细高的个子，带着一副陪着夫人们走遍近东，比她们本人还了解应该如何是好的神气。他穿着鲜艳的衣服，把我安顿在那光秃秃的不太合适的车厢中，对我行了个额手礼，就走了。临走时向我解释说，到适当的车站他会来带我去设在站台上的餐厅用餐。

　　那些年，我坐车旅行到乌尔车站的钟点时有变化，可是时间总是不凑巧。这一次大概在早晨五点。在像乌尔这样的考古发掘颇有成果的地方，人们每分钟都在疲于奔命地忙碌着，弄来不少兴致勃勃的妇女四处闲逛是最可气的事了。伍利夫妇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游客们结伴观光，由导游陪着去值得一看的地方，随后匆匆返回。我却被视为贵客受到热情接待，我应该对此倍加感谢才是。

　　这种优待完全是由于伦纳德·伍利的妻子凯瑟琳·伍利刚刚读过我的《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的缘故。她对此书津津乐道，所以我也受到像接待重要人物那样的款待。

　　她还询问同行的其他游客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有谁还没看过，她就极力地推荐。

　　伦纳德·伍利态度殷勤地陪我参观，伯罗斯神父是个耶酥会神父和碑铭研究专家，他也带我四处游玩。这人是个见解独特的人物，他描述事物的方法与伍利先生形成有趣的对照。伦纳德·伍利用充满想象力的眼光看待一切：这地方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一千五百多年前或更早的模样。我们每到一处，他就能使其活起来。他讲解时，我会毫不怀疑地确信某个角落的那间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故居。这是他对历史的再创造，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谁听到他的话都会相信他的解说。伯罗斯神父的口才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总是以一种充满辩解味道的语调来形容院落、教堂或商业区。

　　一次午餐时，他对我谈起他觉得我可以写篇很好的侦探故事，他极力主张我动笔。直到那时，我对他爱看侦探小说还全然不知。他勾勒出的这个故事，虽说实际上还是个轮廓，却多少描绘出了一个曲折的故事画面，我拿定主意有一天会动笔的。过了许多年，大概在二十五年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又重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把它加以组合安排，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短篇小说。伯罗斯神父那时早已去世，但我希望他天上有灵，我是怀着深深的谢意采用他的构思的。像任何作家那样，我把它融合在我的构思之中，他的痕迹很难看得出来，可他的灵感是这篇小说的源泉。

　　凯瑟琳·伍利后来与我结成莫逆之交。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人们总是有一半对她恨之入骨，另一半则为之倾倒，这或许是由于她的情绪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把握。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如果需要与一位妇女结伴去沙漠，或是其他什么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那么她会比任何人都更能使你的旅行情趣盎然。她谈论的事决不是一杯白开水，她会促你沿着一个崭新的思路去考虑问题。地不会矫揉造作，但只要她想博得你的高兴，她就办得到。

　　我爱上了乌尔这块地方。傍晚美丽的景色，宝塔式建筑耸立着，夕阳半遮半映、浩确的沙海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着颜色，杏黄、瑰红、湛蓝、紫红，我喜爱那儿的工匠，带班的，挎篮子的孩子，考古发掘者，他们的手艺和生活。历史的吸引力摄取了我的心灵。目睹从沙中慢慢发掘出一柄熠熠闪光的匕首，真是富于浪漫色彩。望着从沙中小心翼翼地捧出陶罐和其它器皿使我也心血来潮要做个考古工作者。我想，我一直过着一种无意义的生活是多么地不幸呵。这时，我羞愧地回想起在开罗我还是个姑娘时，母亲极力劝我到卢克苏尔和阿斯旺一览埃及的辉煌历史，我却醉心于和小伙子们约会跳舞跳到凌晨。我想现在一切还为时不晚。

　　凯瑟琳·伍利让我那个佣人先返回巴格达，说我何时回去还不一定。这样，我可以避开那位热情的女主人的注意返回巴格达，从而毫无顾忌地住到了底格里斯王宫旅馆。

　　那家旅馆毫不逊色。首先穿过一片昏暗，那是休息厅和餐厅，总是挂着窗帘。二层楼每间客房都有阳台、就我所知，任何一个过路人都能从那儿望见屋里，你躺在床上也罢，整日里人们总是来来往往的。这家旅馆的一侧濒临底格里斯河，河上千舸竞帆．宛如仙境一般。

　　促成我旅行的那对举止文雅的豪夫妇曾给我推荐过一两个人。我估摸这些人不好交际，而只是被介绍给他们自己认为值得结识的人。这些人曾陪他们去看了城市的名胜。尽管阿尔韦亚英国味十足，但巴格达仍是我见到的第一座东方城市，纯东方化的。从拉希德大街转弯，拐进窄小的衔巷，就会来到格调迥异的伊斯兰集市：铜器摊前钢匠们敲敲打打，香料市摊放着各种香料。

　　豪夫妇的一位朋友，莫里斯·维克斯是个英印混血，自己过着独居的生活，他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引我去那些不易被人发现的集市闲逛。我俩穿过棕调树丛和枣园到河边散步，也许我对他的谈吐比眼中所看到的更感兴趣。从他那儿我才第一次学会考虑时间的概念。我以前没有从非人格的角度考虑过时间的问题。但是对他来说，时间以及时间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旦你考虑到时间及其无限性，个人的东西就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你了。悲哀、苦难，所有生命中有限的东西部以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了。”

　　他问我是否读过邓恩①的《时间试验》，还借了一本给我，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有了某种变化，不是内心变化，由不是外表的变化，而是我看待事物更客观了，在一个充满着内在联系的大千世界里，我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人们可以不时地把握自己，从另一个既有的平面上观察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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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邓恩（1867—1936）美国幽默作家和新闻记者。－－译注

　　开始时会很笨拙，但是从那一刻起，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舒适感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对宁静的真切理解。

　　对其里斯·维克斯，我感谢他引导我心胸开阔地面对生活。他藏书很多，有哲学及其他各方面的，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有时我怀疑我俩还能否再次见面，我觉得不见面也知足了。我俩就像黑夜里撩舷而过的两艘航船。他递过一件礼物。我接受了。这是一件不曾有过的礼物，因为它是智慧的礼物。它来自头脑，而不仅仅来自心灵。

　　我不能在巴格达再呆下去了，因为我急于赶回家准备过圣诞节。

　　在旅馆里，我结识了皇家非洲步枪队的德怀尔上校。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他上了年纪，对中东的事无所不知。我俩的话头是从肯尼亚和乌干达开始的，我提到我的哥哥曾在那儿住了许多年，并告诉他我哥哥叫米勒。他审视着我，随之脸上浮现出一种我已熟悉的表情，一种充满疑问神情。

　　“你是说你是米勒的妹妹？你哥哥是烟鬼比利·米勒？”我从没听说过烟鬼比利这个绰号。

　　“疯疯癫癫的？”他探询地补充说。

　　“是这样，”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总是疯疯癫癫的。”

　　“你比他年纪小多了，是不是？”

　　“比他小十岁。”

　　”他出门时你还是个孩子吧？”

　　“对。我对他不熟悉，可他放假时常回家来。”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曾听说他住进了医院，后来就没消息了。”

　　我介绍了我哥哥的生活的情况，他如何被送回家等死，虽然医生说他活不多久了，可他又活了几年。

　　我和德怀尔上校从此结为好友。有时我去他那里吃饭，有时他来我旅馆进餐；我们的话题总是扯到肯尼亚、乞力马扎罗山、乌干达和维多利亚湖，以及我哥哥的一些轶事上。

　　德怀尔上校以一种专横和军事化的方式给我安排了下次出国旅行的游玩日程。“我给你安排了三次旅行，”他说，一旦你合适，我又脱得开身，我就跟你定下时间。我想到埃及什么地方碰头。”接着他把旅行计划讲给我听。

　　我脑海里时常出现疑窦：这样的日程安排我身体吃得消吗？也许，我们俩人都知道这种安排不过是想想而已。他是个孤僻的人。德怀尔上校行伍出身，过着严格的军旅生活，而且渐渐地与不愿离开英国故土的妻子产生了隔阂。据他说，她所关心的就是在幽寂的路边有所清静的小房子过日子；他的孩子对他回家休假毫无亲热的表示。他们认为他去原始地区旅行是荒唐的。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天气渐渐地变了。炙人的太阳见不到了，甚至偶尔会下场雨。我订了回国的票，可能我会怀着遗憾之情告别巴格达，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我已经制订了重返巴格达的计划。

3

　　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搭乘劳埃德·的里雅斯蒂诺号船去贝鲁特旅行。在那儿住了几天，再次随奈恩运输公司的车队穿越沙漠。船离开亚历山大勒达沿海岸航行。海面波浪起伏，我身体有些不适。在船上，我注意到另一位妇女，这位叫西比尔·伯内特的妇女后来告诉我，她也不习惯于颠簸的海浪。入们通常叫她鲍夫·伯内特，是当时的空军少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的妻子，她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和丈夫团聚。她是个很有见地的女人，心直口快，爱好旅行和观赏异国风光，她在阿尔及尔有一套漂亮的住宅。

　　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些英国天主教徒，她们去伊拉克瞻仰《圣经》中提到过的地方。领头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女人，叫威尔布里厄姆婶婶，西比尔·伯内特说她活像个大甲虫，说得太对了。她是个人人都想和她作对的女人。

　　我们到了巴格达，我拜会了几位老朋友，在那痛快地玩了四五天，随后就接到伍利夫妇的电报，去了乌尔。

　　这年六月，我曾在伦敦见过他们，当时他俩回家探亲，我还把刚刚买下的克莱丝威尔街巷中的一幢小房子借给他们祝就在他俩修缮房屋时，他们为我安排了一项迷人的计划。

　　我在初夏前一星期左右到了乌尔，待他们收拾好行李后，就和他们一道走，穿过叙利亚，直奔希腊，能和他俩同行去希腊的德尔法，我很高兴。

　　我顶着沙漠风暴到了乌尔。以前在那儿旅行曾遇到过沙漠风暴，但这一次更猛烈，持续了四五天。我从没领教过四周到处弥漫着沙粒的情景。尽管窗户紧闭，还挂着防蚊帘，可到了晚上，床上仍是一层沙子。虽然睡前到门外抖干净，但次日早晨脸上的沙子还是不少。整整受了五天的罪。

　　然而我们却谈天说地，大家一团和气，我在那儿过得有滋有味。

　　伯罗斯神父又到了那里，还有建筑家威特伯恩，这次还有伦纳德·伍利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他已经当了五年助手了，可前一年我来时他刚好不在。他是个身材削瘦，皮肤黝黑的青年人，沉默寡言，极少开口，但对自己分内之事极为熟悉。

　　我很快看到他善于处事。他和工匠们关系融洽，更难为他的是，把凯瑟琳·伍利哄得团团转。凯瑟琳对我说：“马克斯当然是个出色的助手。我不知道要是这些年没有他会怎么样，我想你会喜欢他的。我派他陪你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纳杰夫是穆斯林死者的圣城，卡尔巴拉那儿有座建筑精美的清真寺。我们收拾妥当后去巴格达，他陪你去那里。你沿途可以看看尼普尔。”

　　“哦．”我说，“但是，他难道不想去巴格达吗？我是说，他回家前要去那儿看看朋友吧。”一想到让这个年轻人陪着就不痛快，他在乌尔操劳了三个月，或许要一个人去巴格达玩一玩呢。

　　“噢，不会的，”凯瑟琳肯定地说，“马克斯会乐意的。”

　　像马克斯这样在艰苦的考古发掘地努力工作。终于可以去休息，可以去散散心的年轻人，牺牲自己时间开车陪一位比自己年长，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陌生妇女去看什么风景，大家竟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看来马克斯把这事也当作很自然的事了。他是个表情庄重的年轻人，我在他面前有些紧张。我暗自有些揣揣不安。是不是应该向他表示歉意。我也确实结结巴巴地向他透露过这趟旅行不是我的主意，可马克斯却表现出蛮不在乎的样子。他说反正也没什么事。回家可以一程一程地走，先和伍利夫妇一道走，既然他已到过德尔法，就和他们分手，去看看巴萨神庙和其他希腊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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