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_嘿嘿读书

代表，大多数背叛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被解散了。（战后）开过的一些学术会议，不允许来自以前敌国的学者参加，至今情况仍然如此。以夸大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政治考虑，使纯粹客观性不可能占优势，而没有客观性，就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

　　“不为一时的情绪所迷惑的好心人，对于恢复知识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么呢？只要大多数脑力劳动者还怀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国际会议。而且，反对恢复科学工作者国际组织的心理仍然难以对付，因此，只靠少数心胸开朗的人还不能把它挫败。

　　“这些比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过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并且在他们自己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定地保卫国际主义事业，来为复活国际组织的伟大任务作出重要贡献。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终于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为数特别众多的英国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年代中，始终不渝地表现出一种保卫知识分子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这些人，除了帮助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别的选择。”

　　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

　　所以，当战后筹备召开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时，有人提出原则上排除德国科学家参加，对此，爱因斯坦极为愤怒。尽管１９２３年７月，洛伦兹试探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邀请时，爱因斯坦坚决加以拒绝。他讨厌在科学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他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爱因斯坦给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际联盟的不满：

　　“我明白，我退出国联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个措词尖锐的声明，您会生我的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还劝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我的辞职，不是出于卑下的动机，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国人。我已经深信，国联（不同于我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尽管还虚饰着一层薄薄的客观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像一个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直率的声明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我是错了，但当时我的信念确是这样。

　　“而且我还请求过，不要邀我去布鲁塞尔①，虽然从心理上来说，我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上德国人，可是，如果像那些为盅惑人心的舆论所操纵的群氓一样，按照各自的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宁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愿为外界人们的行为而心烦。请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会认为本国同胞优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有误解；那可是决不符合相对论的精神的。……不过话也说够了。要是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可以闹别扭的姐妹，一个在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感情总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终感到特别亲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这种态度向您发牢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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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参加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

　　可是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０日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写信说：

　　“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最亲密和最开明的朋友们对我的辞职都深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觉到，我主要是受着幻想破灭后那种一时出现的情绪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国联至今常常失败，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毕竟还应当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于那些为国际和解而忠诚工作的人们去进行有效行动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１日，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请爱因斯坦重新参加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时，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于当年７月２５—２９日首次出席会议。

　　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任职的８年里，断断续续地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次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现在的教育正在播种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为了泡影。

　　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宇宙间找到了和谐与秩序；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爱因斯坦在人世间看到的却是永无止尽的分裂与混乱。

★　巡回大使

　　根据荷兰皇家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的法令，爱因斯坦是莱顿的特邀访问教授，这样，他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莱顿大学作短期讲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爱因斯坦就任莱顿的新职务，并就以太和相对论问题发表就职演讲。１９２１年１１月爱因斯坦访问莱顿，并且还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９３０年４月多次去莱顿讲学。第一任的任期为３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长，到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３日才正式结束。

　　爱因斯坦喜欢莱顿，那儿有老朋友埃伦费斯特，可以自由畅快地谈物理学问题；那儿有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古老幽静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风车，悠然自得地转动，唱着“吱呦、吱呦”的歌声；那儿可以穿着软鞋、汗衫，随意散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令人讨厌的社交活动。

　　在莱顿大学，爱因斯坦总是过得舒畅顺心，只是有一天，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吃完饭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原来荷兰女王陛下前来视察，听说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正在莱顿讲学，很想见见他。这一下可忙坏了埃伦费斯特夫人。爱因斯坦的大礼服远在８００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爱因斯坦从不带礼服到莱顿。夫人急忙到处打电话，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礼服”，才算搪塞过去。

　　爱因斯坦与埃伦费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费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欢迎辞后，总算该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后又直赴维也纳，他在坐满三千人的音乐大厅里发表了公开演讲。爱因斯坦的维也纳之行留下一个小小的趣话。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住在奥地利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家里。他们是一对永远不会停止争议的老朋友。埃伦哈夫特的妻子是奥地利有名的妇女教育组织家，她想让爱因斯坦在演讲会上显得仪表堂堂，就从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拿出一条让裁缝熨平，并亲手把裤子交给了爱因斯坦。可到了演讲厅，埃伦哈夫特夫人大吃一惊，爱因斯坦博士仍然穿着那条皱巴巴的裤子。

　　１９２１年３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无论爱因斯坦怎样竭力逃避记者的采访，也不论艾尔莎有多大挡驾的本事，爱因斯坦第一次见识到美国新闻记者的厉害。记者们一再请求爱因斯坦用几句话说明相对论的本质。用几句话解释一门新科学理论，科学家们会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可新闻记者就只要几句话，你说多了，他们也不懂。

　　爱因斯坦的回答绝妙无比，他说：

　　“如果你们同意不过分苛求答案并把它当作一种玩笑来接受的话，我可以作如下解释。从前人们以为，如果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消失掉，时间和空间依然存在。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同物体一起消失。”

　　记者们继续追问：

　　“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这是真的吗？”

　　爱因斯坦一脸天真无邪，两手一摊，说：

　　“怎么会呢，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对论，我在柏林的所有学生都懂得它。事实上，在这期间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不仅懂得相对论，并且还参与了对它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

　　喜欢花边新闻的记者们又把问题抛向艾尔莎：“你懂不懂相对论？”

　　“哦，不懂，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过相对论，但这对于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数学只需要够记帐就行了。”

　　艾尔莎的外交辞令把新闻记者们逗乐了。

　　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上一辆敞篷汽车，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拿烟斗，一会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新大陆上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比欧洲更强劲，更持久。

　　在访美期间，爱因斯坦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报告最成功。这几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

　　爱因斯坦访美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夹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还有笑话说，“爱因斯坦热”也刮到了国会山上。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都扔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所以，谁也没有丢面子。

　　爱因斯坦是欧洲古典学风的典范。美国人活泼开朗、喜欢评头论足、对新生事物特感兴趣的特点，他不仅不欣赏，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颇的评论。回到德国后，他对一家荷兰报纸谈过访美的印象，说：

　　“要是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原因是那里的人太无赖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尽管都有戏院、剧场，但此外还有什么呐？上百万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么空虚！能有一点使人们迷醉的东西，他们就会兴高采烈。”

　　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一到英国，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拜谒牛顿墓，恭恭敬敬献上一个大花圈。接着就去皇家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

　　坦诚的爱因斯坦，以真切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动了英国的听众，扭转了他们的情绪，也大大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可以说，伦敦演讲成为学者们国际合作的一个纲领。

　　在伦敦，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住在一幢贵族宅邸中，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的住处规模比他们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爱因斯坦被英国人数不清的严格礼节弄得很窘，贴身仆人一步不离地随时侍候他，这种窘相又变成万分惊恐。爱因斯坦看见这个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转身对妻子说：

　　“艾尔莎，你对这怎么想？要是我们企图逃跑，他们会允许我们出去吗？”

　　他们在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巨大卧室中就寝。早晨，爱因斯坦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打算拉开窗帘，然而背后响起妻子愉快的声音：

　　“阿尔贝特，你为什么不叫仆人？让他来干这个。”“不用了，这太可怕了。”

　　最后，夫妻两人使劲征服了窗帘，爱因斯坦才偕同艾尔莎去餐厅用早点。

　　１９２１年６月底，爱因斯坦结束了首次远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应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的邀请，１９２２年初爱因斯坦在法国公学讲授过几次相对论。在这以前不久，法国哲学学会也有过类似邀请。郎之万在信中着重指出，这些活动将会重新活跃两国学者间的交往。慑于当时德国科学家与任何一国都无学术交往，爱因斯坦起初婉言谢绝郎之万的邀请，后来在和他当外长的朋友腊特瑙商量后，确信应邀访法对促进彼此了解有益，随即就接受了邀请。１９２２年３月底，爱因斯坦来到巴黎，作人们渴望已久的演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在法国公开露面的德国人。

　　郎之万和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诺尔德曼在法德边境迎接爱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车到巴黎。郎之万和诺尔德曼得知民族主义保皇派准备在车站寻衅闹事。因此，他们把爱因斯坦从车站边门接进城了。其实，等候在车站前的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想欢迎爱因斯坦，并在必要时对挑衅偷袭给予反击。领头的青年就是郎之万的儿子。

　　３月３１日，星期五，下午五时，爱因斯坦来到法兰西协会最大的讲演厅。为了防止捣乱分子破坏，郎之万和前总理、数学家潘列维两人亲自把守大门，一一验票入场。

　　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曾这样报道过其中的一次报告会：

　　“昨天下午５时，法国公学郎之万教授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这是第一次讨论会，正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巴黎所有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体科学院院士都出席了。爱因斯坦谦虚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万身边的桌旁，等待着解答大家对他的理论提出的问题。”

　　４月３日，在法兰西协会的物理学讲堂里举行了较小范围的讨论。爱因斯坦指出了用观察在彼此相对运动着的系统里的时钟进程的方法来校准时钟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诘难者是潘列维，一位曾热情地谈论过爱因斯坦，但批评过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

　　３天后，４月６日，在索尔波纳举行了法兰西哲学协会会议，爱因斯坦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对康德哲学、马赫哲学的看法。

　　关于康德，爱因斯坦说：

　　“我不认为我的理论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来，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他所说的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现在有两个相反的观点：一个是康德的先验论，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预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的；另一个是彭加勒的约定论。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要构成科学，我们需要任意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究竟是先验地给定的，还是任意的约定，我都不能说什么。”

　　在谈到爱因斯坦理论与马赫的理论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回答说：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相对论同马赫的理论之间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在马赫看来，要把两个方面的东西加以区别：一方面是经验的直接材料，这是我们不能触犯的；另一方面是概念，这却是我们能加以改变的。马赫的体系所研究的是经验材料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在马赫看来，科学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马赫所做的是在编目录，而不是建立体系。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但却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他认为科学所处理的是直接材料，这种科学观使他不承认原子的存在。要是他还同我们在一起的话，他或许也会改变他的看法。但是我要说，对于另外一点，即概念是可改变的这一观点，我倒是完全同意马赫的。”

　　与美国、英国不同的是，著名的巴黎科学院拒绝接受爱因斯坦。在这个以保守和偏见闻名的最高学术机构里，有三十名院士表示，如果爱因斯坦来，他们就走。所有这一切爱因斯坦都耳闻了，于是他拒绝邀请，从而使他的许多朋友免遭难堪。爱因斯坦对东道主说，他才不稀罕什么科学院呢！他宁可去凭吊昔日的战场。

　　在返回德国的那一天清早，爱因斯坦访问了法国东部备遭战争破坏的城镇和乡村。面对颓垣残壁，他再次流露出对战争的无比憎恶，表示应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战争。并极力谴责威胁人类文化基础的法西斯主义。爱因斯坦对陪同他的郎之万和索洛文沉痛地说：

　　“每一个德国学生，不，全世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到这里来看看。他们会看到，战争有多么丑恶、可怕。”

　　“空谈和平是没有用的。应该为和平事业切实工作，为和平而斗争……”

　　在法国，这位相对论创始人虽然没有受到一年前他在美国和英国那样隆重的欢迎。但是，这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访问在学术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他的访问在当时还有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意义。爱因斯坦自己说，他是一个“和平使者”。他把访问巴黎看作是德、法人民间的进一步谅解，也是在重新开辟被帝国战争摧毁的德法两国自然科学家间的交往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爱因斯坦离开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没呆多久，从日本寄来了一封封坚决的请帖。日本人民准备好了听他演讲，等候他的光临。１９２２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所到之处，爱因斯坦受到东方人民最诚挚的欢迎和礼遇。

　　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写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受罪。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爱因斯坦感触很深。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爱因斯坦的心灵震颤了。

　　在上海，爱因斯坦虽受到知识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的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爱因斯坦记下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５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p#分页标题#e#

　　“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①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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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中国“五·四”运动。

　　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１１月底，爱因斯坦到达神户。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的讲演、会晤、接见和访问开始了，最令人难受的是每句话都要翻译。讲演会上，千万人端坐恭听他们不懂的德语，然后更注意地听日本学者翻译爱因斯坦的话。第一次讲演连翻译持续了４个多小时。爱因斯坦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所以在第二个城市里讲演带翻译只延续了２个小时。可是他错了。爱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这种压缩使听众感到不快。

　　到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爱因斯坦文集。不用爱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欧洲文字，用的是一种陌生的东方文字出版，这使爱因斯坦对勤劳好学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敬意。

　　在每一个新的城市，伴以复杂仪式的接见、会晤、馈赠接连不断。人们赠送给爱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书》，在四卷巨著中详载各式各样喝茶的仪式。

　　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日本是奇妙的。人们温文尔雅，对一切都感兴趣，有艺术鉴赏力，智力上的天真与健全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

　　爱因斯坦在日本还会见了儿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们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我们共同创造的事物中达到不朽。”

　　在日本呆了几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带着东方人民的深情厚谊，满载礼物启程回国。回国途中，２月２日，爱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访问，逗留了１２天。２月８日，他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个荣誉公民。

　　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不列颠高级专员萨缪尔请爱因斯坦夫妇住进自己的官邸，并亲自担任向导。在这里，一向不拘礼节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礼仪。每次外出，府邸里都要鸣响礼炮。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

　　爱因斯坦以讥讽、宽容的态度客随主便，艾尔莎这次却不满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对所有的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她对丈夫发起了牢骚。

　　“忍耐点，亲爱的。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结束了。”

　　爱因斯坦这次变得宽容和有耐心了。

　　艾尔莎不顾这些，说：

　　“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当你搞错了礼仪或者自行其事，人们装作看不见。而报纸上却常常有意戏弄我。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

　　艾尔莎不想参加某些活动，就随便找借口竭力回避。辞别巴勒斯坦之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于１９２３年３月到达马赛，从马赛前往西班牙，然后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爱因斯坦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

　　１９２３年６月，爱因斯坦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奖金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即在他东方之行启程后不久决定颁发给他的。爱因斯坦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赴日本讲学途中经过上海时接到１９２１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已决定授予他的通知。诺贝尔奖金授予爱因斯坦的问题已酝酿多年，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有偏见，直至１９２２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才决定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爱因斯坦以１９２１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并决定把１９２２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于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同时发表。１１月１１日，玻尔写信给在旅途中的爱因斯坦，说：

　　“关于授予诺贝尔奖金一事，我很高兴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这种外界的推崇对您可能毫无意义，不过，这笔钱或许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条件。

　　“倘若我竟被考虑与您同时领受奖金，这可以说是我从外部环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但我想说——且不管您在人类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仅仅您在我从事的专门领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如同卢瑟福和普朗克的贡献一样，在考虑给我这种荣誉之前，是应当得到整个外界的认可，我觉得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给玻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诚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金一样，也使我感到快乐。您怕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出玻尔的本色。您关于原子的最新论著在这次旅行中陪伴着我，也更增加了我对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尔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１９２２年度的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才去领取１９２１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些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

　　“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

　　★　“相对论公司”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直觉般地厌恶德国，并坚决要放弃德国国籍。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１９１９年爱因斯坦名声如日中天时，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１０月２２日写信给爱因斯坦，信中说：

　　“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

　　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使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爱因斯坦巨大的声名成了统治者利用的资本。他们想借爱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机会去宣传德国，并为德国经济复苏带来好处。可不久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一位像爱因斯坦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适宜作资本输出的开路人。相反，爱因斯坦在法国——德国人当时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表的反战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就发表评论说：

　　“无论如何，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告诫他，对他这样一个有职在身的德国公民来说，与法国人作学术亲善，在时机上极不相宜。”

　　更有人到处叫嚷，怒斥爱因斯坦在昔日德国“西线”战场的言论是“损害民族的尊严”，是“背叛祖国”。

　　其实，阴谋迫害爱因斯坦的事在德国是由来已久。１９２０年，有组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２月份，柏林大学的右翼大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忿然离开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这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讲课，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时隔不久，社会上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对爱因斯坦、反对相对论的诬陷恶潮。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一个名叫“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的组织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击爱因斯坦，搞臭相对论。它的成员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分子。这个组织的召集人叫魏兰德。魏兰德在学术界毫无名气，甚至来自何方直到现在也弄不清。他靠来路不明的钱到处拉人写文章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个组织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纳德教授。他本是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因为研究光电效应而获得１９０５年度的诺贝尔奖金。正是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光量子论，对于勒纳德的实验结果作出了理论解释。当时，在勒纳德的心目中，爱因斯坦像神明一样可敬。１９０９年，勒纳德还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爱因斯坦为“深刻的、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但是时过境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勒纳德投入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国至上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公开攻击起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来。有了这个行家出来，魏兰德的胆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８月２４日这天，“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在柏林交响乐厅召开反相对论大会，并恬不知耻地邀请爱因斯坦出席。第一个发言人谴责爱因斯坦剽窃别人的精神财富，攻击爱因斯坦是搞“科学上的达达主义”，辱骂爱因斯坦是“到处叫卖的小贩”。第二个发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学家，他妄图从专业角度攻击爱因斯坦，诬蔑他的相对论是哗众取宠。当时，尚未得到验证的孪生子佯谬，是攻击爱因斯坦的主要炮弹。这次大会的政治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民族主义派的大学生就冲着爱因斯坦的座厢叫嚣：

　　“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

　　爱因斯坦自始至终坐在包厢里，泰然自若，冷眼看着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学者们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国三位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给柏林各大报发出一个声明，声明中说：

　　“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论我们对于爱因斯坦产生相对论的那种渊博的、可以引为范例的脑力劳动的意见。惊人的成就已经取得，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证明。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爱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对论，他的工作已经保证他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不仅对于柏林的科学生活，而且对于整个德国的科学生活的影响大概都不是估计得过高的。任何有幸亲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别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以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作为对交响乐厅大会的回敬：

　　“在‘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下，产生了一个杂七杂八的团体，它的眼前的目标是要在非物理学家的心目中贬低相对论及其创建者我本人。

　　“魏兰德和盖尔克两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乐厅就此作了他们的第一次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们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是我是一个德国国民，不管有没有D字装饰，而不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首先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简直没有一位在理论物理学中做出一点有价值的成绩的科学家，会不承认整个相对论是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可奉出H丁顿，德比杰，郎之万，勒维·契维塔——都坚定地支持这理论，而且他们自己也对它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中间，直言不讳地反对相对论的，我只能举出勒纳德的名字来。作为一位精通实验物理学的大师，我钦佩勒纳德；但是他在理论物理学中从未干过一点事，而且他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如此肤浅，以至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有必要给它们详细回答。我现在打算纠正这种疏忽。

　　“我厌恶为相对论大叫大嚷，这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对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实地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论据和真理的。夸张的言辞使我感到肉麻，不管这些言辞是关于相对论的还是关于别的东西的。我自己时常拿这样的事来开玩笑，然后又回过来嘲笑自己。可是，我乐意借此机会给反相对论公司的大人先生们奉献礼物。

　　……

　　“最后，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学家集会上，由于我的建议，已经安排了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任何想反对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进行反对，把他的意见向一个适当的科学家集会提出来。”

　　爱因斯坦的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个爱因斯坦出来为德国人支撑门面，让世人改变一下对德国不好的印象，再说世界各国都奉爱因斯坦为神明，可德国人自己却咒骂他，这多少都说不过去了。９月６日，德国文化部长亲自写信给爱因斯坦，对８月２４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看到他发表在《柏林日报》上的文章后，非常震惊。有些朋友认为爱因斯坦的反应过于激烈，有损于爱因斯坦的学者风范和昔日公众心目中的超脱形象。就连远在荷兰的埃伦费斯特也从莱顿写信来，说：

　　“我的妻子和我都绝对无法相信你自己竟会在《我的答复》这篇东西里写下哪怕最少几个字。

　　“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怀，你一定是为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所激怒，我们也忘怀不了，你在那边是生活在一种不正常的道德风气里；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答复还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爱因斯坦的反应。我们可以用铅笔把它们一一划出来。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们写下来，那就证明了这些该死的猪猡终于已经成功地损害了你的灵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怕呀。”

　　对埃伦费斯特的委婉看法，爱因斯坦并不赞成，他在９月１０日给埃伦费斯特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只要我还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每个小孩都从照片上认得我。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得承认有要求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

　　９月３日，索末菲忧心忡忡地写信给爱因斯坦，一是对迫害爱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愤怒，二是向爱因斯坦呼吁，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时候，请他不要离开德国。

　　索末菲说：

　　“作为人和物理学会主席，我怀着真正的愤怒密切注视着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劝告沃尔夫·海德堡无济于事，他可能已经插手这件事，像他当时写信告诉您的那样，他的名字纯粹是被滥用了。勒纳德的情况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韦兰·盖尔克之流才是地道的这路货色。

　　“今天我已经同普朗克商议了科学家协会所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要建议该协会的主席、我的同事冯·米勒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科学的’煽动家的勾当，并且公开表明对您表示信任。这不应当是对这种勾当的一种形式上的异议，而应当只是出于科学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离开德国！您的全部工作都扎根在德国（以及荷兰）的科学中了；哪里都没有德国这样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国现在各方面都受到难以形容的歧视，它同样不能漠然地看您离开……

　　“您，恰恰是您，还得为自己郑重地辩护，驳斥那种说您剽窃别人又害怕批评的谰言，这真是对一切正义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请您写一篇文章，他们十分关切您的答复。如果您乐意的话，您也可以把它交给我。但是为了更广泛地分配，我们必须尽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读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视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里表态，反对这些‘臭虫’。您在《柏林日报》上的声明我还未看到，别人对它的评价认为是不很成功的，并且同您不相称。但是对于这些臭虫却是好的。在我看来，《柏林日报》本来就不是清算反犹太叫嚷的适当场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我希望您这时已经恢复了您的明哲的欢笑，并且同情德国，它的痛苦到处都逐渐表现出来。可是决不要开小差。”

　　９月６日，爱因斯坦复信给索末菲，说：

　　“实际上，我对那些人攻击我的行径看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我以为我们物理学家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件事。因此，我的确想了两天您所说的‘开小差’的问题。可是不久我就觉悟到并且认识到，要离开我的这群诚挚的朋友，那是错误的。也许我不应该写那篇东西。但是我一定不让人们把我对于这种一再重复的指责和非难保持沉默说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发言都被记者们利用来做生意了。我真应该让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为《南德意志月刊》写稿。如果我能了结我的信债，那我就非常高兴了。瑙海姆的那样一种声明，完全出自纯洁的动机，对国外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为了宽慰我而发表这种声明，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近来心情已经恢复了欢乐和满足。报刊上关于我的东西，除非真正喜欢的，我一概不看。”

　　在当时情况下，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理由确实多而充足。除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犹宣传和无耻攻击外，通货膨胀也压得爱因斯坦喘不过气，使他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情况下，给米列娃汇马克去已无意义。可爱因斯坦犹豫之中仍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许下的诺言。当然，爱因斯坦心目中还对魏玛共和国残存一点希望，以为它还可能把德国引向民主与自由。所以，即使埃伦费斯特一再劝爱因斯坦移居莱顿，他也拒绝了。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认我的离开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确的之前，我不离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期我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加倍地难受……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可能继续呆在德国，那我可以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离开将粗暴地破坏对普朗克的承诺。今后，我可能为这种食言而责备自己。”

　　埃伦费斯特在把爱因斯坦的决定通知洛伦兹的时候补充了一句话：

　　“这封信使我感到惭愧，同时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杰出人物亲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爱因斯坦的道义感、责任感并未唤起民族主义分子的良知。

　　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３日～２５日，在瑙海姆温泉举行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年会，武装警察把守着会议的大厅，以防出现骚乱。在会上，勒纳德公开地跳了出来，以恶毒的、明显的反犹方式攻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毫不示弱。与勒纳德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下边几段对话是他们论战中的一个缩影：

　　爱因斯坦：在煞车的时候，列车中所出现的现象是引力场的作用……

　　勒纳德：这样一个引力场，必然会在别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显地看到它的存在。

　　爱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显的东西，要历经巨大的变化，它是时间的一个函数。（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也会说伽利略的力学很不明显。这些“明显的”概念有它们自己的恶作剧，跟时常被人提起的那个“健全的人类理性”完全一样。

　　至此，全场活跃，人们兴高采烈了。

　　从当时辩论的记载来看，勒纳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处于下风。但这一类人自有他们卑劣的手法，他们针对新闻界所传播的爱因斯坦想离开德国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犹主义的报纸上大叫：

　　“别了，爱因斯坦！但愿对他能像贞女奥尔良说的那样：

　　永远可也别回来！”

　　有人甚至在柏林的报纸上两度狂吠：“杀死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没有退让，他决定留在德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学理想而战斗，并公开接受了德意志共和国国籍，再次成为德国公民。对于重新加入德国国籍这件事，是爱因斯坦后来一再后悔的事情。

★　犹太情结

　　围绕相对论争论表现出来的反犹主义对爱因斯坦有很大刺激，并促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有了接触。起初在布拉格时，爱因斯坦刚一接近犹太知识分子，就断然拒绝参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如今在柏林所受到的攻击，迫使爱因斯坦改变了态度，开始以他在学术界的全部威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以此来回击对他使尽了威胁和利诱等无耻手段的德国排犹主义分子。当然，这不能说是爱因斯坦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来他又无路可走。

　　当时，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大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犹太国。在同化派和复国派内部又有许多小的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他认为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思想，至于皮肤的颜色、鼻子的形状，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民族都应该是平等的。民族主义是偏见，是一种原始的幼稚病。爱因斯坦从来都是反对一切种族主义的。

　　然而，柏林的现实却不是这样。从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过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职业，处处都有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性条文。就连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咒骂：

　　“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

　　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的一员。

　　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心愈来愈多了。他开始认为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与先前的超民族理想并不相互矛盾。１９１９年１０月，爱因斯坦写信给物理学家保尔·爱泼斯坦说：

　　“我们可以关心世界，同时也关心自己民族的人民。”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这里的反犹势力十分强大，政治反动势力也很凶猛。”

　　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对刚从波兰和俄国的恶运中逃脱出来的犹太人的迫害使爱因斯坦无比激忿，而他自己在柏林、伦敦、巴黎、纽约亲自感受到的世界性反犹浪潮，更严重地刺激了爱因斯坦的精神安宁。如在巴黎访问时，有家报纸就公开说：

　　“没有一个人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们唯一清楚的是，在法国又多了一个犹太佬！”

　　爱因斯坦对自己民族的情感的变化使他开始积极参与犹太人的复国活动。他对居住在德国境内主张同化的犹太人十分不满，他说：

　　“我已经从我的许多犹太朋友身上看到那种不讲尊严的同化的渴望和努力，这常常使我恼火……。这些事件以及发生的类似事件唤醒了我的犹太民族的感情。”

　　爱因斯坦甚至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

　　“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１９２１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人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主意。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筹措办学的必要经费，他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完成了任务。爱因斯坦自己也很满意，在给朋友写的信中，爱因斯坦写了这样的话：

　　“我度过两个艰苦的月份，但是，能够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并保证了大学的开办，我感到十分满意。美国的犹太医生（大约６千人）特别热心赞助，他们为医学院筹集资金。

　　“美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尽管办那么多企业，做那么多生意，还是比我所去过的国家要热情些。我得像一条得了奖的牛那样任人观看，在数不清的大会小会上发表演说，做数不清的科学报告。我居然能坚持下来，真是个奇迹。但是现在已经完成，我心里有一种美好的感受，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好事，我不顾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种种非议，勇敢地投身于犹太人的事业——我们的种族同胞多半是聪明有余，而勇气不足，对此我有确切的体会。”

　　１９２４年，爱因斯坦成为“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最重要的形式。

　　有人曾对爱因斯坦的民族情感进行过分析，认为爱因斯坦独特个性的形成原因有两个：一是科学，再一个就是犹太人的民族情感。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似乎还可讨论。但从２０年代后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关注的情况来看，大概可以说，尽管他没参加多少具体的犹太复国活动，却又对犹太人问题思考了许多。有一段资料，目前尚不知爱因斯坦写于何年，从内容来看，估计写于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在这段话中，爱因斯坦说：

　　“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几乎狂热地酷爱正义，以及要求个人独立的愿望——这些都是犹太人传统的特征，并使我为自己属于它而感到庆幸。

　　“那些在今天猖狂地反对理性的理想和个人自由，并试图依恃野蛮的暴力建立死气沉沉的国家奴隶制的人，当然要把我们看作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历史给了我们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仍然是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忠实勤务员，我们就不仅要继续像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样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样，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

　　显然，爱因斯坦这里对所谓犹太人传统的解释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他对这个“传统”引以为自豪，并把自己的创造个性融于其中，可见爱因斯坦对犹太传统的痴迷。

　　还有一段写作年代不详的话，透示出爱因斯坦对犹太人性格的欣赏与自豪：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各种组织中有一个‘劳动的巴勒斯坦’，它的工作，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中的最可尊重的阶级是有直接利益的。那些人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把沙漠变成繁荣的新村。这些劳动者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的精华，是一群坚强刚毅、满怀信心的公正无私的优秀的人。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双手的劳动出卖给出最高价格的投标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的苦力，而是受过教育、智力上充满活力的、自由的人。由于他们同荒芜的土地作和平的斗争，使得整个犹太民族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的受益者。只要尽我们的可能来减轻他们严酷的命运，我们就将拯救了最可尊重的一类人的生命；因为第一批移民要在还不适于居住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这场斗争是一个困难的和危险的事业，免不了会有个人的重大牺牲。只有亲眼见到过的人，才能判断这是多么真实。谁帮助改进这些人的物质装备，谁就是在关键时刻帮助了这个美好的事业。”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肖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所谓犹太共同体的起源是，公元１３５年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两次起义并彻底毁灭了耶路撒冷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形成的一种集体。后来散居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侨民集团常以此名冠之。爱因斯坦借此题目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痛苦与希望、现实与理想作了广泛的论述，算得上是爱因斯坦思考犹太问题的代表作。文章中说：

　　“对我来说，要克服我的平静思考生活的自然倾向，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不能置ORT和OZE①的呼吁于之不理；因为响应这个呼吁，在我就像是响应我们痛受压迫的犹太民族的呼吁。

　　--------

　　①均为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团体。

　　“我们散布在各处的犹太共同体的地位，对于政治界是一种道义的气压计。因为犹太民族既是无自卫力量的少数民族，而它的特点又在于保存古代的文化传统，难道有什么比各个民族对待这样一个民族的态度更为可靠的政治道德和正义的指标吗？

　　“从我们的处境来看，我们痛苦地知道这个气压目前是低的。但正是这种低气压，使我更加坚定这样的信念：我们有责任来维持和巩固我们的共同体。有一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在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已经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谁要想维护精神，他也就要注意同精神联在一起的身体健康。OZE社照字面说来是保护我们人民的身体。在东欧，它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以帮助我们在那里的人民保护肉体和灵魂，因为他们在那里经受着特别严重的经济萧条；而ORT社则力图消除犹太人从中世纪起就遭受着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困苦。因为在那时候我们是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产的职业之外，而被迫从事纯粹商业性的职业。真正帮助东方各国犹太人的唯一办法是，向他们提供门路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们为此正在全世界各处斗争着。这是ORT正在胜利地处理的严重问题。

　　“现在我要向你们英国的犹太同胞呼吁，请求你们帮助我们这个由一些杰出的人物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天给我们带来了失望，你们必定也特别感受到这一点。不要埋怨命运，相反地，要把这些事件看作是要对犹太人公共事业忠诚不渝的理由。我深信，我们这样做，也将间接地有助于人类的普遍目的，而这些目的我们应当始终认为是最高的。

　　“要记住，困难和阻碍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健康和力量的宝贵源泉。如果我们的床是玫瑰花做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而维持几千年的生命；这是我所完全确信的。

　　“但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安慰。我们的朋友固然不是很多，但他们中间有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精神高尚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提高人类社会并且使个人从卑鄙的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事业。

　　“我要告诉你们大家，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命运，依靠外界的因素总比依靠我们自己的少。我们的责任是要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不顾那侵袭到我们头上的猛烈的风暴而维持了几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

　　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６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有没有一种犹太人的生命观？》，从哲学、宗教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犹太人的文化品性，其中某些见解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它似乎预示着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问题的思考有了新的深度。同时，这篇文章也是理解爱因斯坦晚年思想与活动的一个窗口。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犹太人的观点。我觉得犹太教几乎只涉及人生的道德态度和对待生命的道德态度。我认为，与其说它是摩西《五经》所规定的并为《犹太教法典》所解释的那些戒律的本质，倒不如说它是犹太民族中间所体现的对待生命的态度的本质。在我看来，摩西《五经》和《犹太教法典》都不过是对犹太人的生命观在古代是怎样占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见证。

　　“这种生命观的本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天地间万物的生命的肯定态度。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最高，对于它，其他一切价值都是次一等的。把个人以外的生命视为神圣，就引起了对一切有灵性的东西的尊敬——这是犹太传统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犹太教并不是一种信条：犹太人的上帝简直是对迷信的否定，是消除了迷信之后的幻想的结果。它也是把道德戒律建立在恐惧上的一种尝试，一个可悲的和不光彩的尝试。但我认为犹太民族的坚强的道德传统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恐惧。同样很明显，‘为上帝服务’也就等于‘为生命服务’。犹太人中的最优秀者，特别是先知们和耶稣，就曾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由此可见，犹太教决不是一种先验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过着的生活，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的生活，此外就没有别的。因此，我觉得，如果按照宗教这个词的公认意义，那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宗教，特别是要求于犹太人的，不是‘信仰’，而是超越个人意义上的生命的神圣化。

　　“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也还包含着别的一些东西，这在《诗篇》中有许多很优美的描述，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美丽庄严感到一种兴高采烈的喜悦和惊奇，而对这种美丽庄严，人还只能形成模糊的观念。这种喜悦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的那种感情，但它似乎也表现在鸟类的歌声中。把这种感情附加在上帝观念上，就未免幼稚可笑。

　　“我所描述的是否就是犹太教的突出标志呢？还是它以别的名称在别处出现呢？就它的纯粹形式来说，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甚至在犹太教中，也由于太拘泥于经文而把纯粹的教义搞模糊了。但我认为犹太教还是它的最纯粹和最有生命力的表现之一。这特别适合于生命神圣化这个基本原则。

　　“具有特征的是，在过神圣的安息日时，连动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范围内，这种要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理想地团结起来的感情多么强烈。至于坚持全人类的团结则表现得更加强烈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犹太人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犹太人当中，这种对生命的神圣感是发展得多么强烈，伐耳特·腊特瑙一次同我谈话时说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当一个犹太人说他要去打猎取乐时，那是说谎’。这再简单不过地表明了犹太人对生命的神圣感。”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７日，在纽约市的康莫多旅馆，由美国“全国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塞德节”上，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的演讲。这篇演讲词充分体现出爱因斯坦与那些纯粹从政治上考虑犹太人问题的人的不同。一方面，在当时反犹风潮高涨的严峻情况下，爱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意义：

　　“由于我们关心巴勒斯坦的发展，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时刻，有一件事必须首先予以重视：全体犹太人都该大大感谢犹太复国主义的恩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人中恢复了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所实现的生产事业超过任何人们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牺牲的犹太人都作出了贡献的，在巴勒斯坦的这种生产事业，把我们很大一批兄弟从极其悲惨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但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单一的政治复国活动提出了告诫。遗憾的是，这种告诫被人们忽视了，忽视的代价则是数十年的流血冲突。

　　爱因斯坦说：

　　“只是在分治问题上我还要讲一点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除了实际的考虑以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犹太国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多么有节制。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就等于离开我们共同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归功于我们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们背上这种‘国家’包袱，就只好让我们用机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罢。”

　　早在２０年代初，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非常委员会”的秘书长布卢门菲尔德和魏茨曼两人都很清楚了解爱因斯坦不是那种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两人针对爱因斯坦的策略是尽力利用爱因斯坦的名望去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但同时并不想“说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两人私下认为爱因斯坦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又反对单一政治立国的设想是“令人讨厌的幼稚”。可当历史翻过几页后，爱因斯坦的担忧全变为血腥的事实。当年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们视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深刻。

　　爱因斯坦的这种信念在晚年始终没变，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为“犹太人团体呼吁”所作的广播中，爱因斯坦更明确地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是“创建一种共同体，使它尽可能密切遵守我们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从现实的以色列国即将成立的局势下，爱因斯坦又一次提出：

　　“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谅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怀着这种理想，我们的欢乐就会带上几分忧虑，因为我们现在同阿拉伯人的关系离这个理想还是相去甚远。要是没有别人干扰，允许我们制定出同我们邻人的关系，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因为我们需要和平，而且我们认识到我们将来的发展有赖于和平。”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后，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请爱因斯坦继任总统，但爱因斯坦断然拒绝。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于以色列国的立国方案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信念，或许是对于以色列立国后艰难处境的体谅，爱因斯坦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就任总统的原因。１９５５年１月４日，就在爱因斯坦逝世前三个月，爱因斯坦给在以色列的“犹太代办处”的重要成员池维·卢黎厄写信说：

　　“对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中立的政策。采取中立的立场，不仅对缓和整个世界的冲突会有适当的贡献，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同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发展健康的睦邻关系。

　　“我们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应当是始终如一地表明我们这样的愿望：确认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并且体谅他们目前处境的内在困难。如果我们实行了这种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忠诚的公民，而且我们还会逐渐地但是肯定地改进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我们对待阿拉伯这个少数民族的态度，将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提供真正的考验。”

　　这番忠告，可惜说早了４０年。它仿佛就是４０年后巴以和谈的基础与目标。

★　别了，柏林

　　１９２５年以后，爱因斯坦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去旅行，仅仅去莱顿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车去瑞士，再到海边休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与艾尔莎及两个女儿一起。在住处顶楼上设有他的工作间和图书室，可以安静地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２８年，爱因斯坦去过瑞士达伏斯，那儿是结核病疗养胜地。该地有一所为疗养青年设置的国际大学。爱因斯坦到达伏斯后，这个大学慕名邀请爱因斯坦去讲课。爱因斯坦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讲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最近的变化》，正式开讲之前，爱因斯坦有一个开场白，再次陈述了他多年来为世界和平、人间和解多方奔走的善良愿望：

　　“元老院议员都是体面的，元老院却是穷凶极恶的野兽。我有一位在瑞士当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一个大学学院得罪了他，他以他的挖苦方式给学院写了上面这样一句话。集体受到良心和责任感的指责往往比个人要小。这一事实给人类造成多大的不幸啊！它是使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辛酸的战争和各种压迫的根源。

　　“然而除了许多个人的无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对于有善良意愿的人，当他以提高生活和文化为唯一目的，付出了重大牺牲，把一项社会事业筹备和创办起来，他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高兴的了。”

　　善良的爱因斯坦四处播种着善良，收获的却往往是仇恨。

　　去瑞士疗养反而真成了一个病人，爱因斯坦在驾驭一艘笨重游艇用力过度后出现了心脏扩张的症状。在楚奥斯一家旅馆里，他怜悯一个看门的老头，没让他提箱子，自己把箱子提上了楼，因心力衰竭而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床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艾尔莎找来一位助手，帮助爱因斯坦继续进行科学工作。这就是海伦·杜卡斯，她担任爱因斯坦的秘书直到他逝世。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４日即将来临。这是爱因斯坦的五十大寿，朋友们都在筹划怎样为寿翁祝寿，以消除多年来他在柏林的压抑、苦闷。可爱因斯坦一想到那种闹哄哄的庆祝活动，心里就发愁。熟朋友还好办，打个招呼，道个歉，他们肯定会理解。最难办的是记者和名人仰慕者，他们无孔不入，又花样百出，叫人不得安宁。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商量了一下，就留秘书杜卡斯一个人在柏林家中看守，然后全家人提前几天溜到柏林郊外，安静地过了几天。

　　回到哈贝兰大街５号后，杜卡斯把世界各地寄来的生日贺电及礼物让爱因斯坦一一过目。礼品中，爱因斯坦最感温暖的是一袋烟草。原来是一位失业老工人，勒紧裤带省下几个钱，买了一袋烟草送给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眼睛湿润了。失业的滋味他品尝过。爱因斯坦给这个老工人写了第一封生日答谢信。

　　小小的一袋烟草，让爱因斯坦感到人间的善良。可大大的一幢别墅，却又让爱因斯坦再次品尝到柏林极右分子对他的仇恨。

　　原来柏林市政府出于安抚爱因斯坦的动机，决定在爱因斯坦生日前送给他一幢郊区别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两次送给爱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无权支配的地皮，造成了极为难堪的局面。

　　艾尔莎气得直发火，可爱因斯坦不恼。对于好心人办错事，爱因斯坦是不生气的。他对一再赔礼道歉的市政官员说：“算了吧，礼物的事作罢算了。我说过好多次了，别送了。

　　你们的一番心意我领受了。”

　　“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员说：#p#分页标题#e#

　　“不送，左派就会攻击我们向右派屈膝。报纸上已经在说，是市政厅里的纳粹分子存心捣乱，把房产档案搅混，叫市长和教授先生当众出丑。”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爱因斯坦问。

　　“我们已经查遍房地产档案，市政厅手里没有滨河、滨湖的地产。想请教授先生自选一块地皮，由市政厅出钱买下来送给教授先生。”

　　“买地产给我？那不怕右派攻击你们向左派投降吗？”爱因斯坦笑着说。

　　“不怕。市长说，市议会开会，马上通过这个提案。”

　　“那我和艾尔莎商量一下。”

　　艾尔莎在柏林西南边的哈费尔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块地皮，并和地皮主人签订了合同，请好了建筑师和工人。可就在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到处造谣中伤，导致议会未能通过决议。市政官员只好通知爱因斯坦，请他原谅，并请他等下一次议会开会再争取。

　　本来就不想接受这份礼物的爱因斯坦没想到礼物没得到，反而又遭到那些可恶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给柏林市长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尊敬的市长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当局的行动是缓慢的。我感到，要适应您的办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因此我谢绝您的馈赠。”

　　房子已经动工了，爱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钱购地建房。关于这件事，艾尔莎说过：“这样，我们——虽非所愿——就有了一幢自己的漂亮房子，它座落在靠近水边的森林中。但是，我们差不多把我们的全部储蓄花光了。现在，我们没有钱了，但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使我们感到自己更安全了。”

　　爱因斯坦却没有这种安全感。德国纳粹越来越猖狂的反犹活动，让爱因斯坦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

　　寂静的小村子卡普特位于湖畔小山丘上，周围是茂密的森林。爱因斯坦的房子座落在村子后面，离湖只有几分钟路程。湖滨有一个码头，旁边停靠着“图姆勒尔”号小艇。周围是一片恬静的乡村风光，寂静，空气宜人。

　　爱因斯坦乘上小艇，张起风帆，把住舵。他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这个不通电话无法造访的避难所里。

　　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遭受到极大的不幸，他的幼子爱德华患了严重的精神病。大儿子汉斯常到柏林来，关心父亲的思想和工作，并让父亲了解自己的一切。汉斯后来回忆说父亲常带他在卡普特别墅近旁湖上驾驭小艇，一次由于讲解统一场论入了神，差点没把小艇弄坏了。爱德华早就令爱因斯坦担心。他能干，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一位有精湛技巧的钢琴家。他的特点是在科学上对具体的成果、在音乐上表现个人的情绪有一种病态的低能。在别的事情上就更糟了。爱德华从对父亲的病态的狂热崇拜，变为更加病态的阵发式的不满、责难和怨恨。１９３０年初夏，爱因斯坦接到了爱德华给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诉信。爱因斯坦慌忙赶往苏黎世。米列娃在绝望中告诉他，爱德华患了日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苏黎世和维也纳的精神病专家都未能遏止他大脑功能的迅速衷竭，病情发展了，康复已经无望。爱因斯坦返回柏林时大大变样了，骤然变得苍老、抑郁。

　　这种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间也没有消释。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萨迪纳加里福尼亚工艺学院讲授了一系列课程。这一次，爱因斯坦不想重复上次访美时的热闹，而是想切实地进行学术上的探讨、交流。

　　但刚抵达纽约港，一切安排都变了。轮船在这里停留了五天，它留给爱因斯坦记忆里的是接连不断的谈话、接见、访问、参观，又是谈话……轮船未靠稳；甲板上就出现了一百多名记者，爱因斯坦还没有从突然袭击中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答应了和其中的一位记者交谈１小时，并且还回答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摄影师们也出现在现场，他们摄入镜头的是一个正想躲藏起来的身穿黑色大衣、头发斑白蓬乱、有点心慌意乱、脸色苍白的人。

　　在从纽约动身去加里福尼亚之前，爱因斯坦顺路去过哈得逊湾岸边的里维尔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里装饰着古往今来所有民族的伟人塑像，共有６百尊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为健在的伟人塑造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这回再也不能用他惯常的对个人荣誉的幽默态度坦然处之了。

　　他非常难为情，并且十分颓丧。

　　颓丧的情绪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爱因斯坦忘不了儿子的悲惨命运。纳粹势力的一天天扩张，反理性的势力压制着科学的和社会的唯理论拥护者的意识。爱因斯坦已经不能进入纯物理思维的环境中去了。他的脾气变大了，昔日的幽默也一天天少下去了。

　　在帕萨迪纳，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讲话，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学集会、座谈和私人交谈所冲淡。必要的参观名胜和郊游在这里不像在纽约附近那样劳累。在亚利桑那，爱因斯坦参观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领的尊号，赠送他一套印第安服装。他获得了一个名字：

　　“伟大的相对性首领”。

　　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参观了马温特—威尔逊天文台，对巨型望远镜很感兴趣。艾尔莎问：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

　　“为了弄清宇宙的构造”，天文台台长回答说。

　　“真的吗？我丈夫经常在旧信封背面干这事。”１９３１年春，爱因斯坦离开美国，应允第二年再来加里福尼亚学院，他们带走许多纪念品，包括那套印第安首领的服装、夏威夷篮子、亚利桑那的树枝化石，但谢绝了像无价之宝的古尔涅尔小提琴之类的礼物。爱因斯坦说：

　　“应当由真正的大师来用它演奏。”

　　１９３１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萨迪纳之行，爱因斯坦在和加里福尼亚物理学家们的交往中度过了整个冬天。看来，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萨迪纳的科学界，旅行本身也吸引着他；旅行切断了柏林的印象，那些让人痛苦的印象。此外，同欧洲物理学家习惯了的环境的科学联系本身变得不太必要了。热衷于量子力学成就的晚辈走上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当时似乎离爱因斯坦的道路甚远。旅行、同新环境的交往、参与创新，对爱因斯坦来说变得日益重要了。在赴美途中，他在日记中记下：

　　“我决定不再定居柏林，变成一只飞鸟度过余生。海鸥像从前一样以自己不知停息的翱翔护送着航船。他们就是我的新同事。”

　　爱因斯坦在加里福尼亚呆了整整一个冬天，１９３２年春才返回柏林。

　　此时的柏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１９２９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像一场大火，迅速席卷全世界。德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工厂倒闭、失业大军流落街头。

　　人民的痛苦和绝望，在纳粹党头子希特勒眼里，是天赐良机。这个煽动家、阴谋家喋喋不休，向迷惘的德国人民许下诺言：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将给每一个人工作和面包。希特勒又向军队将领、大金融家、大工业家频送秋波。他保证，一旦上台，将立即让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人头落地”。他保证，要为１９１８德国的战败报仇雪恨。

　　德国一切最反动的势力，都把希特勒当成挽救德国的救星。在他们的支持下，希特勒日益得势，扶摇直上。到１９３２年，纳粹党一跃而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希特勒像一头饿狼，对着共和国瞪圆了两只贪婪的眼睛。他在等待时机，准备猛扑过去，一口把共和国吞掉。

　　爱因斯坦又要走了。１９３０年接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的邀请，每年冬天去讲学，为期３年。这是最后一次了。

　　离开卡普特别墅时，爱因斯坦有预感似地对妻子说：

　　“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别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

　　艾尔莎笑了，她以为丈夫在说笑话。爱因斯坦没再做声，默默地上路了。

　　这一次离别，是在柏林创下丰功伟绩的爱因斯坦与德国的生死离别。

爱因斯坦传--八　普林斯顿（一）

八　普林斯顿（一）

★　战火重燃前的和平呼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不仅到处宣讲他的相对论学说，还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物理研究工作。１９２７年，他完成了普朗克辐射原理的推导工作，并为量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他引进的“受激发射”观点，正是今天激光技术的理论依据。如同揭开原子能的秘密一样，爱因斯坦比技术上的实现赶前了４０年。还有他的“跃迁几率”的观念，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基础研究。

　　２０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其后不久，在认识论的原则问题上，爱因斯坦与几位主要的量子力学家产生了重要的意见分歧。爱因斯坦虽然对以玻恩和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家的成就十分钦佩，但他又不满足于微观世界的这些规律仅仅具有偶然性。他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

　　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０年，在索尔维会议上，围绕关于量子的解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展开激烈争论，极富戏剧性。爱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观点说服玻尔，也无法使海森堡等年轻的量子物理学家心悦诚服。此后，他以怀疑眼光注视着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工作。他认为，量子力学统计方法在认识论上是“无法接受”的，而在美学上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量子力学家的某些思路，在哲学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碍，虽然这点他是看对了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到，由于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实在性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改变，而且不能再使用哲学上陈旧的、主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些概念了。

　　２０世纪中叶以后，爱因斯坦费尽时间和精力创建统一场论。这个理论首先采用统一公式概括数学上始终相互分离的电磁场和引力场。尽管接二连三地提出许多假想，但连他自己也不满意。

　　渐渐地，支持爱因斯坦的人越来越少，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和哥本哈根学派对阵。爱因斯坦的科学理想，和当代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爱因斯坦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他坚信，物理学应该对于客观的实在状况作出和观察者无关的描述。他在两个方面孤独地探索着，一个是统一场论，一个是量子力学的正确解释。他时常会遇到惋惜的目光，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落伍；也时常听到惋惜的叹声，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误入歧途。

　　爱因斯坦继续走自己的路，寂寞地、坚定地，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过。他在寻求自己的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显示出高超的理性，这个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爱因斯坦远离了物理学发展的主流。这使玻恩、玻尔这样的老朋友感到遗憾。玻恩说：

　　“……这对爱因斯坦本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们则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与２０年代后的物理学研究的相对沉寂相比，爱因斯坦对社会政治问题越来越关注，影响也越来越大。

　　１９３２年５月，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他到会场时的情景被当时在场的记者们作了精彩的描述：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远处数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他转过身来说，呆会儿他将和他们会晤。然后，爱因斯坦走进会议大厅。报告人正在讲述空战的细节，他略停片刻，接着继续讲话。这沉默的一秒钟给所有在座的人留下的印象，比爱因斯坦受到热烈欢迎产生的印象更强烈。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一种超人的魅力。”

　　宇宙的化身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类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情。非常多的人认为爱因斯坦是科学的化身，这种科学探寻着和寻找着宇宙的和谐，即在广大公众心目中联想起社会和谐的宇宙的合理的和谐。

　　是的，２０年代后的爱因斯坦，没能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中作出突破，但他探寻宇宙和谐的动机中却蕴含着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

　　有了如此崇高的境界，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分裂、暴力、恐怖的现实，发出了最真挚、最坦白、最有力的抗议！对和平、幸福、民族团结发出了最深切的呼唤！

　　１９３０年５月３０日，爱因斯坦领头签署了一份著名反战宣言，即《全世界裁军宣言》，同时签名的还有罗素、兹伐格、托玛斯·曼、阿丹兹和巴甫洛夫。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１９１４年的《告欧洲人书》和１９５５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一样体现出爱因斯坦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和平与和谐。

　　这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能想到的拒绝战争的最好办法了。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美国纽约，由“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在这篇著名演讲中，爱因斯坦提出两条制止战争的“行动方针”：

　　“第一条是已经付诸实践了的：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服兵役。在征兵制的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拒绝承担军事义务。在很多国家里，已经有很大数目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惜个人重大的牺牲，从过去到现在都拒绝在和平时期服兵役。这样做，表明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们也不会去打仗。

　　“在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那些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在和平时期公开声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加军队。这也是反对战争的有效办法。我热切地劝告你们努力去使全世界人民都确信这种立场的正义性。胆小的人也许会说：‘那有什么用？我们会坐牢。’我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在规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张不用战争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政府就会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进监狱。

　　“我为反战者建议的第二条行动方针，是一种不会在法律上连累到个人的办法。那就是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那些不愿赞同这种立场的人，也许宁愿赞成确立这样一种法规，这种法规允许他们去做某种有益于他们自己国家或全人类的艰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险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这两条建议当然毫无现实性，你可以指摘爱因斯坦的书生之见，但你不得不景仰他为人类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数学家的方法计算着和平的可能性：

　　“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如果有５００００人同时行动起来，那就会是不可抵挡的了。”１９３１年，“反战国际”甚至设立了一个名叫“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来援助那些想拒绝服兵役，但因为经济上没有办法以致实际上不能那样做”的人。可以预想得到，响应者寥寥无几。

　　希望在哪里？爱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时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阅兵场面。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战争意识了。１９３１年１月在访问美国期间，爱因斯坦对美国作家乔治·西尔威斯特·菲雷克说：

　　“人民群众从来都不是军国主义者，除非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宣传的毒害。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们必须教导群众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必须开始用和平主义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预防军国主义。欧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心理。我们的教科书颂扬战争，而又掩饰战争的恐怖。它们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我却要教他们和平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灌输恨。

　　“教科书应当重写。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应当灌入一种新的精神，而不该让古代人那种怨恨和成见永存下去。教育应当从摇篮里开始。全世界的母亲都有责任在他的孩子的心灵里播下和平的种子。”

　　爱因斯坦总想以理想来教育现实，可现实却偏要教育他。爱因斯坦呼吁世界放下武器，可希特勒却拿着武器对准了世界。

　　★　“我不回德国”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１个多月后，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了。８６岁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希特勒。这当然是蓄谋已久的事情。

　　希特勒的“革命”开始了，他把德国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别彻底：烧书、抄家、集中营、拷打、虐杀、暗杀、明杀……

　　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冲锋队员列队而过，长统皮靴“嚓、嚓、嚓”，踩出有力的节奏。数不尽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数不尽的扩音器，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制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对老百姓利诱威胁，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意志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褐色恐怖来威胁。柏林街头冬日的宁静被打破了，欧洲的冬天刮起了颤慄的北风……

　　希特勒的纳粹运动除了战争的叫嚣外，还有非理性恶魔对理性的残酷报复。作为犹太大和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希特勒一上台，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就拉开了序幕。

　　消灭科学中客观的和逻辑的标准是希特勒纲领的一个部分。科学不应当依据实验，也不应当依据符合实验的推理的逻辑联系；它只应当依据独裁者的意志和他训诫的标准。这种标准首先是每种科学观念的种族属性。人类理性思维于是就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敌人。纳粹教育部长鲁斯特公开宣称：

　　“纳粹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敌人，它只是理论的敌人。”

　　勒纳德站出来了，他向爱因斯坦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

　　１９３３年，勒纳德在报刊上说：

　　“爱因斯坦及其种种理论和由陈词滥调与任意拼凑炮制出来的数学废话，是犹太人集团对自然界研究的危险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现在，他的理论被彻底粉碎了，——一切脱离自然界的编造的下场都是如此。但是，那些有过显赫一时作品的学者们是不能逃脱责难的，因为他们使相对论得以在德国找到一席之地。他们没看见或者不想看见，在科学中以及同样程度上在科学外把爱因斯坦冒充为一位善良的德国人是何等的谎言。”

　　稍后，勒纳德在新的物理研究所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称：

　　“我希望研究所成为反对科学中的亚细亚精神的堡垒。我们的元首正把这种精神从政治和政治经济学中——在那里它被叫做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爱因斯坦狡狯的推销伎俩，这种精神在自然科学中还保持着自己的阵地。我们应该懂得，一个德国人是不齿于做犹太人精神上的继承人的。在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完全是亚利安人的产物，因此德国人今天应当重新找到一条通向未知领域的自己的道路。”３月１０日，《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到加州理工学院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兽行：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

　　“正像一个人受到压力时会得精神病一样，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时也同样会害病。不过，国家虽有困难，通常还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第二天，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纽约，他到德国总领事馆去。总领事认识爱因斯坦，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见面，双方都很尴尬。总领事请爱因斯坦坐下，也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寒暄话，说：

　　“教授先生，您昨天对《纽约世界电讯报》发表的谈话在柏林引起很大的震动。现在您怎么办呢？”

　　“还没什么打算。”爱因斯坦说。

　　“那您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但肯定不回德国去。”爱因斯坦的语调平静而坚定。

　　“还是回德国去的好。”总领事公事般的语调里没有任何感情，“现在新政权不会对您怎么样的。教授先生，也许您的看法有一点片面。”

　　这时候，办公室里的秘书有事出去了。总领事一改冰冷的语气，向爱因斯坦低声说：

　　“教授先生，您的决定完全正确。你是世界最著名、最伟大的犹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热、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

　　法西斯不会放过你。看，这都是德国报纸。”

　　总领事指着茶几上的一叠报纸，说：

　　“上面指名道姓，把你叫做犹太国际阴谋家，共产国际阴谋家。我以人的名义对您说，千万不要回德国。”

　　秘书进来了，他听见总领事还在对爱因斯坦规劝着：

　　“……报纸上写着，革命将给德国带来千年的幸福。教授先生，你应该相信元首的话，回德国去吧。”

　　爱因斯坦对祖国绝望了，对人又充满希望。几天后，爱因斯坦夫妇登上一艘开往比利时的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爱因斯坦参加义演音乐会，为遭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募捐。无线电里传来不祥的消息：故乡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别墅被冲锋队抄家了，为的是“搜查共产党藏在那里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船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这些人手持兵器，闯入我家里抄家，不过是现今在德国发生的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中的一个例子。这是政府在一夜之间将警察的职权移交给一帮纳粹暴徒的结果……”

　　３月２８日，客轮开进安特卫普港。市长和比利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在码头上欢迎爱因斯坦夫妇，欢迎他们到比利时避难。

　　不久，爱因斯坦坐车到布鲁塞尔。他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

　　１５岁那年，爱因斯坦勇敢、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在中年时，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帮助困难中的德国，他毅然决然宣誓做德国公民。现在，德国已是黑暗的苦难深渊，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爱因斯坦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了，他要担起人间的道义。

　　永别了，德国。

　　爱因斯坦住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附近海滨小镇勒科克。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早就是爱因斯坦思想与人格的崇拜者，国王和政府竭尽全力保护着爱因斯坦的安全。当局甚至禁止勒科克居民向任何人提供关于爱因斯坦住处的消息。因为爱因斯坦在希特勒的黑名单上是被通缉学者的首位。而在靠近德国边境的黑名单上的人，已屡屡遭到纳粹间谍的袭击。在一本德国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度敌人的照片的大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历数了他的罪行，第一条罪状就是创立相对论，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

　　艾尔莎陷入极端惊恐之中，但爱因斯坦依然故我，并且尽自己可能的方法与法西斯进行斗争。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普鲁士科学院终身秘书恩斯特·海曼签署了一个“普鲁士科学院反爱因斯坦的声明”：

　　“普鲁士科学院从报纸上愤慨地获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法国和美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它立即要求得到解释。在这期间，爱因斯坦又声称退出科学院，其理由是他不能在现政府下继续为普鲁士邦效劳。由于他是瑞士公民，似乎他也有意放弃普鲁士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是１９１３年他成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时附带取得的。

　　“普鲁士科学院尤其为爱因斯坦在外国的煽动活动感到痛心，因为它和它的院士们始终觉得自己同普鲁士邦是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严格避免一切政治党派活动，但他们始终强调并且永远忠于国家的思想。有鉴于此，对于爱因斯坦的离职，它没有理由感到惋惜。”

　　４月５日，爱因斯坦发表公开信，抗议普鲁士科学院对他的诬蔑：

　　“我从十分可靠的来源得知，科学院在一个官方声明中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美国和法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

　　“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加过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而且我必须补充：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任何这种诽谤活动。一般说，人们只满足于重复和评论德国政府负责人士的官方声明和命令，以及用经济方法来灭绝德国犹太人的计划。

　　“我向报界发表过的声明所关涉到的是我打算辞去我在科学院中的职位，并且放弃我的普鲁士公民权；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

　　“此外，我把德国目前的情况描述为群众中的一种精神错乱状态，而且还讲到了它的一些原因。

　　“我曾写了一篇东西，允许‘国际反排犹主义同盟’用来呼吁大家对它的支持，但这完全不是想给报纸用的，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呼吁一切仍然对那些遭到危险的文明理想忠诚不渝的明达之士，尽最大力量来防止这种群众精神变态的进一步蔓延，这种精神变态在今天的德国已经显示出多么可怕的症状。

　　“科学院在发表关于我的那份声明以前，要找到我的言论的正确文本，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德国报纸所转载的我的言论，故意歪曲原意；对于今天被嵌制的舆论来说，这种情况实在也在意料之中。

　　“我准备对我所发表过的每一个字负责。为了礼尚往来，我希望科学院把我的这份声明让它的每个院士都知道，也让德国的公众知道，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受到了污蔑，尤其是因为科学院本身也在公众面前对我的污蔑插上了一手。”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由普鲁士科学院秘书冯·菲克尔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信：

　　“作为现任的普鲁士科学院首席秘书，我敬奉告，我们已收到了您３月２８日关于辞去您的科学院院士职务的通知。

　　“科学院已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１日的全体会议上注意到您的辞职。

　　“科学院对事态的变化深表遗憾，而引起遗憾是这样的事实：一位最高的科学权威，在德国人中间工作了很多年，并且多年来担任我们科学院的院士，按理他应当对德国人的性格和德国人的思想习惯已很熟悉，但想不到他竟会选择这个时机去同国外这样一帮人结合起来，这帮人——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对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无知——散播错误的观点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做了很多损害我们德国人民的事。对于一位曾经那么长期属于我们科学院的人，我们当然期望他——不管他本人在政治上同情什么——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边，来反对那些恣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在那有点卑鄙无耻又有点荒谬可笑的诽谤中伤的日子里，特别由您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相反，您所作的见证却被敌人利用了，他们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和可痛心的失望，它无疑要使我们不得不同您分手，即使我们没有收到您的辞职书，我们也只好这样考虑。”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由菲克尔和海曼联合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第二封信：

　　“科学院愿意指出：它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的声明，不仅是根据德国报纸上的报道，而且主要是根据外国的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的报纸上的报道，而爱因斯坦先生对这些报道并未加以否认，况且在这以前，科学院还得到了他那份兜售很广的向‘反对排犹主义同盟’发表的声明，在这篇声明里他悲叹德国已退化到远古时代的野蛮。再者，科学院断定爱因斯坦先生——据他自己的声明，他并未参加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至少没有抵制不公正的怀疑和诽谤，而按照科学院的意见，这正是他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高级人员所应尽的义务。相反，爱因斯坦先生却偏偏在外国发表了那样的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出自一位有世界声望的人，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和滥用，而这些人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也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敌人。”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２日，爱因斯坦对第一封信作了答复：

　　“我收到了你们本月７日的信，对信里你们所表示的心情深为遗憾。

　　“关于事实方面，我只能答复如下：你们关于我的行为所讲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你们那篇早已发表了的声明的另一种形式，在那篇声明里，你们谴责我参加过反德国人民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在前一封信里我已讲明，这种谴责只是一种污蔑。

　　“你们又说道，要是我能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应当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使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这只是间接的。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学院，而你们的信只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正确。”

　　这些珍贵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威胁人类和平的恶势力面前，是何等的坚定。他的毫不妥协性无疑极大的激怒了法西斯。

　　据战后档案资料来看，爱因斯坦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８日发表退出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目前，德国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科学院曾把我从一切职业纠缠中解放出来，使我十几年来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我懂得应该怎样由衷地感谢科学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你们，也正是因为我可以从你们那里不断获得鼓舞，还有我和你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十分珍视作为院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势，使我无法忍受，而我的职务又使我摆脱不了与普鲁士政府的依赖关系。”），声明正文还没传到柏林，纳粹科学文化、国民教育部就已经责成科学院，要求普鲁士科学院对爱因斯坦给予惩戒性审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科学院在中央会议上宣读了爱因斯坦的辞职声明，科学院接受这一声明，并以为这桩公案就此了结了。可是，纳粹分子们并不想罢休。当天傍晚，纳粹政府给柏林科学院秘书、法学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辞为“迫切希望”科学院对爱因斯坦事件公开表态。由于当时普朗克在国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学院声明，呈交纳粹头目，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也就是科学院声明发表的日子，正值“排犹日”。这一天，柏林的冲锋队暴徒占领了许多大学、研究所及医院。他们把犹太大学生、助教和教授撵出大门，使他们受尽凌辱和虐待，国家图书馆也被匪徒们闹翻了天，他们抢走了犹太读者的借书证。不许市民去犹太人开的店铺购买东西。正是在这些无耻之极的事件连续发生的背景下，德国最伟大的科学院开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

　　海曼炮制的声明，当然不会得到全体院士的赞同，特别是劳厄当即表示反对。此外，劳厄还相信，物理数学学部不会有任何一个院士参与炮制这种声明。在他的倡议下，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科学院召开中央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劳厄的抗议未能通过，大多数院士迫于无形的压力，违心表示赞同海曼的行动，甚至还对他“合时宜的行动”表示谢意。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所谓“爱因斯坦事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说了一番沉痛的话：

　　“我要讲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学界同行和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心里话：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还是这样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科学院期间发表的文章，使本世纪的人们加深了对物理学的认识。它们的重要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后来，年迈的普朗克一再说，“爱因斯坦事件”将会成为科学院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爱因斯坦对绝大多数德国同行，尤其是对科学院的没有气节的表现，大失所望。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他致函给劳厄说：倘若德国科学家对政治问题置若罔闻，德国的局势的去向将是，必然毫无抵抗地拱手将政权让给轻率分子。科学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观望态度，表明他们缺乏责任感。爱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讲过的任何一句话，并且坚信他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有益。

　　在１９３３年的时候，爱因斯坦还只是说：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骗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众；到了１９４５年以后，除个别例外，他对所有的“德国人”统统反感，以至对流亡避难、重返德国的挚友，像玻恩，他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留在德国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只有劳厄是最有骨气的，没有向希特勒投降。

　　这种过于极端的看法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因斯坦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迫害，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从来就强调，在社会灾难面前，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１９３３年夏天爱因斯坦是在勒科克度过的。９月初，比利时警察局宣称，爱因斯坦乘私人游艇去南美了。发布这一消息是故意迷惑可能有的纳粹间谍的钉梢。实际上，爱因斯坦启程去了英国，在诺福克下船后坐上一辆严密遮盖的轿式马车被带到自己的一位英国仰慕者的领地。在这儿，爱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静的用大圆木建筑的房子里，周围有武装骑兵队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巡逻队由姑娘们组成。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的上台使爱因斯坦不得不流落他乡，他多年对和平的期望又要破灭了。爱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考战争问题了。这一年，与爱因斯坦熟识的朋友回忆说：

　　“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绺绺白发缠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谈各种话题……他再也不笑了。”

★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还是逗留在比利时的时候，爱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国青年写来的。信中说，有两个比利时青年，佩戴着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绝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请爱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时政府交涉一下，释放被捕青年。

　　爱因斯坦不知该怎么办了。他是当时著名的和平主义者，那所谓“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战争。可眼前，希特勒的战争叫嚣已响彻云霄。难道让人们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装到牙齿的冲锋队吗？

　　爱因斯坦还没想好怎么回信，又有一封没有留下地址的短信，送到他手上。

　　信中有短短几句话：

　　“亲爱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谈谈。”

　　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亚公主，和爱因斯坦有同乡之谊。多年来，王后陛下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爱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时来，都要拜访她。这位王后喜欢音乐，爱拉小提琴，她觉得爱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谦称自己为“第二小提琴手。”

　　今天王后邀请爱因斯坦不是谈音乐，而是谈国家大事。王后的丈夫与爱因斯坦同名，也叫阿尔伯特。２０年前，阿尔伯特国王曾坚决抵抗过德国的入侵。现在比利时再次面对强邻咄咄逼人的好战叫嚣，他正在考虑对策。国王向爱因斯坦说明了希特勒对比利时的威胁，以及比利时必要的备战状况。国王的意图很明显，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爱因斯坦是否对绝对的和平主义重新思考一下……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不需国王的教育和开导了，柏林大街上的火与血、希特勒狂妄的战争叫嚣、残酷的集中营……难道还不是最好的教材吗？这世界上的人，并不都像他自己那样心地纯洁而又善良；这世界上的事，也并不是都能用好心肠来解决的。对于希特勒这种以毁灭文明为己任的恶人，只能用恶办法。野兽扑到你身上，要咬断你的喉咙，你能同它讲什么和平吗？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爱因斯坦正式给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对于和平主义的重要改变，以及对于两个比利时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态度。

　　信件内容如下：

　　陛下：

　　　　良心拒服兵役者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远超过在我面前的这一特殊案件。

　　我已经表明，尽管我同反战运动有密切关系，我将不干预此事，其理由是：

　　１．在由德国的事变所造成的目前的险恶情况下，比利时的武装力量只能看作是防御手段，而不是侵略工具。

　　而且现在，这种防御力量时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２．如果有谁要干预这案件，他就不配享受你们国家的款待。

　　但是我还是想冒昧地再讲几句。凡是因为宗教信仰和道义信念而不得不拒绝服兵役的人，都不应该当作罪犯来处理。至于他们这种拒服兵役，究竟是出于深挚的信念，还是并无那么高尚的动机，对于这个问题，也不应当允许任何人随意裁决。

　　在我看来，有一个比较严肃和比较有效的办法，可用来考验和利用这些人。应当给他们有机会选择更加繁重和更加危险的工作来代替服兵役。如果他们的信仰是足够深挚的，他们就会选择这种行动；而这种人也许永远不会很多。我想到下面这些工作是可以代替服兵役的：

　　矿山的某些劳动，船上给锅炉加煤工作，在医院的传染病房或者精神病院的某些病房里作护理，以及其他各种类似性质的服役。

　　凡是自愿接受这种不给报酬的义务服役的人，总是具备出乎寻常的品德，确实应当受到重视，不仅是承认他是一个良心拒服兵役者。无疑地，他不应被当作罪犯。

　　如果比利时制定了这样一种法律，或者只要确立这样一种社会风尚，它就会成为走向真正人道主义的巨大进步。

　　致以诚挚的敬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

　　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０日，爱因斯坦给那位替比利时青年说情的德国青年写了回信，这封信是爱因斯坦和平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产物。他在信中说：

　　“我要告诉您的，会使您大吃一惊。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的人还能认为个人反战足以构成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有效反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欧洲的心脏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战争，这给拉丁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迫使它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比利时来说，它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致于滥用它的武装部队；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队来誓死保卫它自己的生存。

　　试设想一下，如果比利时被今天的德国占领了，事情会比１９１４年坏得多，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够糟的了。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了劳。

　　“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以前所坚持的原则。我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在不远的将来，拒绝服兵役重新成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有效方法。

　　“请您的朋友们注意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监狱里的那两位。”

　　这封公开信，在欧美两洲引起了许多和平主义者的抗议。这些人还在沉睡之中，做着美丽的和平梦。他们谴责爱因斯坦背叛和平主义的原则。“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卫委员会”法国秘书由此写给爱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８日，爱因斯坦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几年以前，在给阿达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这样一些话来替拒绝服兵役作辩护：‘我承认对于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说来，拒绝战争会引起最严重的危险；但对于欧洲的文明国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自从我作了这个声明之后，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欧洲的情况改变了——它已经发展得很像非洲的情况了。只要德国坚持重新武装，并且系统地教训德国公民准备一场复仇战争，西欧各国不幸地就只好依赖军事的防御。的确，我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它是审慎的，它们就不应当不武装起来而坐等别人攻击。……它们必须作好充分准备。

　　“由于我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心底里厌恶暴力和军国主义，我说上面这些话是很不乐意的，但我不能对现实熟视无睹。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可以使现在还是自由的各个国家能够保卫住他们自己，我当然愿意洗耳恭听。至于我，除非目前的危险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军事准备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

　　爱因斯坦的思想转变了，和平的幻梦已经破灭。他挺身而出，告诉人民，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着德国，就不会有和平。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准备战斗，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经在德国宣布，他的纳粹帝国将生存一千年。这个罪恶的“千年帝国”，只有用剑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毁。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美国芝加哥《政治》一个名叫阿林生的人，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改变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请你为欧洲和平发言》，爱因斯坦写了题为《和平主义的重新审查》一文，从现实角度呼吁人们丢掉幻想，准备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作殊死的战斗。

　　文章发表在１９３５年《政治》月刊１月号上：

　　“阿林生先生以一种有礼貌的方式，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公开表述某些我觉得应当让大家知道的见解。

　　“阿林生先生的指责，扼要而坦率地说来，是像这样的：‘一两年以前你公开劝人家拒服兵役。而现在——尽管国际情况变得出乎意料的坏而且也更加尖锐——你却默不作声，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消了你以前的声明。这是不是因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气，或者可能两者一起，在最近几年事变的压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么请毫不迟疑地向我们表明，你仍然是我们正直的兄弟。’#p#分页标题#e#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这样的原则：只有组织超国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决和平问题。这种组织与目前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同，这个组织在它的权限范围之内拥有强制执行裁决的手段，它是一个具有常备军事设施和警察部队的国际法庭。这种信念，在戴维斯勋爵写的《力量》一书里有卓越的陈述，凡是严肃认真地关心这个人类基本问题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荐这本书。

　　“从这一基本信念出发，凡是我认为能使人类更加接近超国家组织这一目标的任何方法，我都赞成。一直到几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牺牲的人拒绝从军，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办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当作行动的方针来推荐了，至少对欧洲各国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国存在着具有类似性质的民主政府，只要这些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把它的将来计划建立在军事侵略政策之上，那么相当大量的公民拒服兵役，就很可能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乐意赞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进行国际仲裁。而且，拒绝服兵役容易使舆论受到真正和平主义的教育，并且使强迫服兵役的非伦理的和不道德的性质明显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拒服兵役构成了一种建设性的措施。

　　“可是今天，应当认识到，某些强国已使它们的公民不可能采取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些国家，通过到处插手的军事组织，利用被它们奴役的报纸和集中控制的无线电广播，以及系统的教育，来散布虚假的消息，宣扬侵略的外交政策，把人民引向歧途。在那些国家里，拒服兵役对于那些有足够勇气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就意味着殉难和死亡。另一方面，在那些仍然尊重公民政治权利的国家里，拒服兵役很可能会削弱文明世界中的健康的那一部分对侵略的抵抗能力。因此，今天，没有一个有识之士是会支持拒服兵役这一方针的，至少在处于特别危险的欧洲不能这样做。在目前情况下，我不相信消极抵抗是一种建设性的政策，即使它是以最英勇的方式来进行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手段，尽管最后的目标仍然保持不变。

　　“这些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一个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找出一种不同于过去比较太平时期的方法来加强他的信心。他必须为和平国家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而努力，以便尽量使那些靠暴行的掠夺实行冒险政策的国家不能得逞。我特别想到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深思熟虑的持久合作，如果有可能，还得加上法国和俄国。

　　“可以认为，目前对和平的威胁，会有利于促进这种友好关系，从而导致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在目前的黑暗局势中，这是唯一的希望，凡是确实从正确的方向来影响舆论的一切努力，对于保卫和平都能作出重大的贡献。”

　　爱因斯坦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改变，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台，他就敏锐地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就要爆发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吁欧洲各国及人民迅速作好物质与心理上的准备，这一点恐怕是许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１９３５年８月，爱因斯坦就新的战争问题与美国作家巴特勒特进行了谈话，谈话记录发表在１９３８年８月的《观察画报》上：

　　　　爱因斯坦：……战争是要到来的。我怀疑战争在今年或者明年会爆发；舞台还没布置好，但是再有两三年的时间战争就会到来。德国正在迅速重新武装。恐惧的传染病正在横扫欧洲。英国如果在两年前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德国重新武装是可以阻止这场灾难性的趋势的；

　　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在纳粹德国，仍然有些知识分子反对军国主义政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本来可以发表这种反对意见的，但都被放逐了或者被镇压了。当然，我现在已经离开德国两年，因此不能够准确地了解那里群众的思想感情。当然，许多受过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８年的苦难的人是不要另一次战争的，但是有很多不安分的年轻人，他们是苦难情况下的受害者，正被现政权所利用。德国仍然是好战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这个国家从１８７０年起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就已经日趋没落了。我在普鲁士科学院共事的许多人，在世界大战以来民族主义风行的年代里就表现出品格不高。

　　巴特勒特：你仍然相信个人对战争能进行有力的抵制吗？你仍然相信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百分之二的人民反对打仗，战争就能够防止吗？

　　爱因斯坦：鉴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势，知识分子的这种抵制是不够的。在某种情况下，和平主义使自己失败了，今天的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任何抵制军事计划的人很快就会被整肃掉。

　　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并且鼓动起群众的思想情绪，要求宣布战争为非法。我认为，在这个行动纲领中有两个要点：首先是创造超国家政权的思想，必须教育人们要根据全世界的利益来思考；每个国家必须通过国际合作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如果我们要避免战争，我们就必须创建一个具有真正权力的国际法庭，使得侵略成为不可能。国际联盟和世界法庭都缺乏强制执行它们决定的权力。虽然这些组织机构现在也许不得人心，但其趋势是向着世界性组织的；这类组织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军事训练和军备竞赛决不能防止战争……

　　其次，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经济根源。基本的困难在于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这些人把利润置之于人类利益之上。有些人拒不采纳开明的思想，他们心地偏狭，只要他们的利息有保证，他们就心满意足。由于这些人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而贪得无厌，我们遭受到经济上国家主义和战争的灾难。罗曼·罗兰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结束战争体制，这个看法可能不是太错的。由于我不知道他目前对共产主义的确切见解是怎样的，我不能说我是否同意他的见解。但是，他抨击个人对财富的贪婪和图家对财富的争夺是必然引起战争的因素，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至少我们必须争取在经济上有一个转变，那就是要对军火工业加以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把生活归结为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如某些人所做的那样。在所有必须应付的人的关系中，有一种持久不变的情绪因素。每个民族同任何别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感情，并且常常让自己的行为受偏见的控制。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偏见，并且学会去克服它们。……

　　巴特勒特：我们究竟能否消灭战争？

　　爱因斯坦：是的，我相信能够消灭战争；事实上，我确信这样。我们的希望在于教育青年对于生活有一个比较明智的看法。……把美和手足之情带进生活里来，这是人的主要志向和最高幸福。这是会达到的，但不是通过恐惧，而是由于对人类天性中的最美好的东西的永恒追求。

　　巴特勒特：你认为谁是今天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领袖？

　　爱因斯坦：我怀疑自从托尔斯泰以后是否有一个对全世界有影响的真正道德领袖。托尔斯泰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的先知。……今天没有一个人具有托尔斯泰那样深远的洞察力和道德力量。我非常钦佩甘地，但是我认为他的纲领中有两个弱点：虽然不抵抗是对付逆境的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它只有在理想的条件下才可实行，在印度实行不抵抗主义来反对英国也许是行得通的，但是在今日的德国却不能用这种办法来反对纳粹。其次，甘地在现代文明中排除或者竭力减少机器生产，这是错误的。机器生产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它必须被采用。

　　巴特勒特：你在同纳粹政府争论中已经作出了真正的牺牲，并且离开了德国。你会不会再次采取同样的步骤？

　　爱因斯坦：我没有做出什么牺牲。我仅仅做了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做的事。……一个人不应当回避在某些重大的争论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

　　我认为我的行动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对于我在这个友好国家的新居以及普林斯顿的自由空气，我感到十分愉快。……有好多天，我一连几小时坐在我的书房里，前面放着一张纸。那时候我也许只写下几个某种小符号。……”

　　整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为打垮纳粹，为保存文明的价值，爱因斯坦从未停止过有力的呼唤。

　　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８日，纽约举行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群众大会，参加的有３５００人，爱因斯坦因病没有出席，但他请人在集会上宣读了他的电报：

　　“我首先要大声疾呼，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看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没有表现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这种责任也还是应当存在。要是在西班牙丧失了政治自由，那就会严重危及在人权诞生地德国的政治自由。祝愿你们能够唤醒民众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愿你们在这一正义的和意义深远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促使爱因斯坦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向一个反纳粹战士转变的原因归根到底就一个：基于崇高道德基础上的人类责任感、正义感。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无辜人民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剥夺权利，甚至被屠杀时，他能袖手旁观，甚至漠不关心吗？”

　　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问题的解答。面对邪恶不仅要战斗，还要从道义上承担起每个人对世界应付的责任。

　　基于这一点，爱因斯坦，这个曾一再呼吁宽容和解的大科学家，对德国民族几乎作了整体的否定。１９４４年，他说：

　　“德国人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民族，是要对这些大规模屠杀负责的，并且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惩罚，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如果各国的集体责任感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死灭的话，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当他们全面溃败，开始悲叹其命运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让自己再受欺骗，而应当牢记住：他们曾经存心利用别人的人性，来为他们最近的并且是最严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准备。”

　　从一味强调宽容到彻底的不宽恕，这其间，该凝聚了爱因斯坦多少痛苦的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朗克和另外几个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准备发表一个呼吁，要美国人民注意当时盟军在德国所实行的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认为它会“在欧洲中心造成一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退化的国家，而这是会危害世界的和平重建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个草稿后，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给以如下的答复：

　　“我当然不能赞同盟军目前在德国所做的一切，但我坚决深信：为了使德国工业生产力在很多年内不能恢复，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它并不足以破坏德国目前的生产能力；必须使德国人今后对原料资源不能享有独立的支配权，这些资源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使他们变得那么危险。

　　“我不赞成报复，但却赞成这样一种政策，它能够最有把握地不让德国人重新具有侵略的可能性；这种保证决不是通过道义上的劝说所能达到的。

　　“万一你们要把这个呼吁发出去，那我就不得不尽全力去反对它。”

　　于是，弗朗克又写信给爱因斯坦，恳求他为德国着想，改变态度。爱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以更坚决的态度写了如下回信：

　　“我对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表演的眼泪运动至今记忆犹新，也就不会再被它的重演所愚弄了。德国人按照一个精心编造出来的计划屠杀了几百万公民。要是他们也杀了您，几滴鳄鱼的泪无疑也会流出来的。在他们中间，少数正直的人改变不了整个局面。从我所收到的来自那边的几封信，以及从某些可靠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我估计德国人没有一点认罪或者懊悔的感觉。……亲爱的费朗克，不要把您自己陷进这个肮脏的泥坑吧！他们会先滥用您的善意，然后嘲笑您上当。如果我无法劝阻您，那么就我来说，当然是不愿参与这件事的。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公开反对这个呼吁！”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爱因斯坦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以前抽象的人道主义范畴里的良心、正义转变为切实具体的社会责任感。１９４７年５月，他为“美国纪念碑建造工会”拟的大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碑的题词，虽未被采用，但清楚反映出这一变化：

　　“我们忍受痛苦而死，为的是使你们能够自由，使和平和正义能够胜利。你们，活着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由于我们的牺牲而加给你们的责任。”

　　在剩下的岁月里，爱因斯坦从未忘记过这一份沉重的责任。

爱因斯坦传--九　普林斯顿（二）

九　普林斯顿（二）

★　小城中的伟人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７日，爱因斯坦从英国登上一艘去美国的轮船，同行的有妻子艾尔莎、助手迈耶尔博士和秘书艾伦·杜卡斯。

　　爱因斯坦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是在与欧洲永别。朗之万预言家般地说了一句后来果被验证的话：

　　“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古老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中，黯然失色了。罗斯福的“新政”，为美国带来了希望，也成为欧洲反法西斯的大后方。去美国，对爱因斯来说，已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了。爱因斯坦从１９２１年第一次访问美国起，对美国的印象就是复杂的。美国社会的物欲横流、追求享乐、犯罪率高、追求时髦、标新立异，他都感到不快，但他同时也发现美国社会比起古老的欧洲，有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活力。他初到美国，受到公众的崇拜，爱因斯坦曾大惑不解：

　　“在这个被大家斥责为物欲主义的时代，居然还把那些一生目标完全放在知识和道德领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这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迹象。”

　　美国最让爱因斯坦感兴趣的是：“我对美国科学研究机构的成就感到十分钦佩。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富裕阶层的社会意识比在欧洲的要发达得多。有钱的人认为把他的财产的很大部分，而且常常连同他自己精力的很大部分，交给社会去支配，是自己理所当然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威力无限的社会舆论也迫切要他这样做。”

　　爱因斯坦所要去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１９３０年，两个美国拥有亿万资产的兄妹，请来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学校改革家弗莱克斯纳，请他帮助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所。弗莱克斯纳发现，实用型的研究所在美国已经够多了，于是建议创办一个新型的高级研究机构，聘请各个学科的第一流学者。没有计划，没有任务，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一切听任学者们自己的想法，研究所只负责向各位学者提供足够的经费。弗莱克斯纳把这个机构定名为高等研究院，他就是实际的组织者。

　　弗莱克斯纳想，既然拥有足够的经费，就应让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们摆脱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琐事的操劳，他们应当研究最高级和最普遍的问题。如能招聘到一流的学者，就不愁没有更多的年轻的杰出学者们慕名而来。在聘任通知中，弗莱克斯纳反复强调来研究院的学者享有完全的独立性，研究院是“一个自由港，学者们在这里可以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实验室，而无一日三餐之忧。”

　　１９３２年１月，有人建议弗莱克斯纳去加里福尼亚的帕萨迪纳，爱因斯坦正在那儿讲学。弗莱克斯纳有些犹豫：这可是当今物理学界的泰斗，自己能请得动吗？但如果请来了爱因斯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声名不就立刻传出去了吗？

　　费莱克斯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帕萨迪纳，他详细向爱因斯坦谈了研究院的宗旨及计划。爱因斯坦听了很感兴趣，但表示每年可能还得在柏林呆一段时间。

　　不久之后，弗莱克斯纳又到牛津大学与爱因斯坦会面，再次邀请爱因斯坦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时，爱因斯坦回德国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他便有了去普林斯顿的意向。１９３３年后，爱因斯坦已主动与柏林断绝了关系，去普林斯顿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费莱克斯纳仿佛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连连问爱因斯坦有什么要求。爱因斯坦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普林斯顿研究院要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给他正式职位；二是他的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并问弗莱克斯纳：“倘若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３０００美元，还可以再低一些。”

　　对第一个要求，几经磋商后终于圆满解决。可第二个要求却让费莱克斯纳为难了。一个堂堂最高研究院里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让不知内情的人知道，难道不会说普林斯顿在虐待爱因斯坦吗？弗莱克斯纳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罪名。他一次又一次向爱因斯坦提议，能否把年薪提高，到最后，他几乎是恳求爱因斯坦了。几经“讨价还价”，总算说服爱因斯坦接受１６０００美元的年薪。

　　从伯尔尼专利局开始，爱因斯坦就养成一个习惯，工作之外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研究时间。他把研究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仅凭研究去拿薪水他总觉得不安。从苏黎世、布拉格到柏林，他讲课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总还是有的。如今到普林斯顿，所有的时间都由他支配，他下意识地觉得有愧。

　　爱因斯坦对凭纯科学研究领取薪金感到难为情，这种感情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对于他而言，又有着内在的深刻理由。他总想干些与基本的研究活动无关的事情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在这点上，斯宾诺莎——以金刚古琢磨匠身份为职业的哲学家——对爱因斯坦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普林斯顿研究院多次声明该院的科学家有完全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但爱因斯坦总不想成为纯粹被社会供养的人，他忘不了一个人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哪怕自己的研究仍然是属于社会的。

　　普林斯顿是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城，人口只有几千人。小城里古风纯朴，阳光灿烂。林荫道上的行人稀稀疏疏，道路两旁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一两层楼的小房子。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丛中。每一座房子都像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这里似乎闻不到金圆帝国的铜臭，听不见工业巨人的叫嚣。这里就像莱顿小城和苏黎世湖畔、柏林郊外那样娴雅幽静，具有古老欧洲的情趣。

　　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这个僻静的小城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圣地。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留下了数不清的轶闻趣事。人们说他在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赠的诗的背后做计算；说他在鞋店的发票背面写上致答词，跑到庄严的授奖仪式上去掏出来宣读；说他在朋友家吃饭，灵感来了，没纸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写下一行行公式；说他出外找不到回家的路，打电话去问研究院怎么回家；说他把一张１５００美元的支票当书签用，丢了也不知道；说人家请他讲１分钟话，给１０００美元，他说他不需要钱……

　　爱因斯坦给普林斯顿带来光荣，普林斯顿人以爱因斯坦为自己的骄傲。大学生们编了一支歌，在马路上边走边唱：

　　　　谁数学最棒？

　　谁爱上微积分？

　　谁不喝酒，只喝水？

　　——我们的爱因斯坦老师！

　　我们的老师饭后不散步，

　　我们的老师时间最珍贵。

　　我们要请天上的造物主，

　　把爱因斯坦老师的头发剪短些！

　　随意、温和的爱因斯坦爱上了普林斯顿，这儿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欧洲大陆上的呆板和清规戒律，他在这儿享受到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欢乐，也留下了不少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普林斯顿有个１２岁的女孩子。放学回家后总是跑到爱因斯坦家里去玩。妈妈发现后，把孩子狠狠训了一顿，说：你怎么能浪费爱因斯坦的宝贵时间呢？并带着孩子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笑着说：

　　“噢，不用道歉。她带甜饼给我吃，我帮她做算术题。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恐怕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还多呢！”

　　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立即写了一封推荐信。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请求帮忙。爱因斯坦又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他给４个犹太人写了４封推荐信，让他们去争夺同一个职位，让大家哭笑不得。后来，这样的推荐信写得实在是太多了，以致拿推荐信去求职的人还没开口，人家就说，行了，行了，收起介绍信吧。这儿求职的人每人都有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

　　“你坐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２小时，觉得只过了１分钟；如果你挨着１个火炉，只坐了１分钟，却觉得过了２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英费尔德在普林斯顿是爱因斯坦的助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爱因斯坦的诚恳与理智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在爱因斯坦身上是和谐共处的。“很难找到一个学者，其思想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充满情感，能具有这样明朗的表达激情的声调，能在这样的程度上以‘为超个人的东西服务’的激情中，从对大自然的美的陶醉中汲取养料。同样，也很难找到一个人，他对人们的诚恳态度、对人们的爱、对人们的责任心，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出自他的思想。”

　　英费尔德对爱因斯坦的这一特点作了非常准确的说明。

　　“在物理学方面，我向爱因斯坦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最珍贵的，却是在物理学以外学到的东西。爱因斯坦是——我知道，这样说多么平庸乏味——世界上最好的人。其实，看来这个定义也不那么简单，而且需要作些必要的解释。

　　“同情——一般说来这是人的善良的源泉。对别人的同情，对贫困、对人的不幸的同情——这就是善意的源泉，它通过同情的共鸣器起作用。当我们看到别人在斗争和痛苦的时候，对生活和对人们的眷恋便通过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我们的感情中激起反应。

　　“但是，善意还有完全不同的根源。这就是建立在独立清醒思考基础上的天职感。善意的、清醒的思想把人引向善，引向忠实，因为这些品质使生活变得更单纯，更充实，更完美，因为我用这种方法在消除我们的灾难，减少同我们生活环境之间的摩擦，并在增加人类幸福的同时，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在社会事务中应有的立场、援助、友谊、善意，可以来自上述两个源泉，如果我们采用解剖学的话说，可以来自心灵或头脑。我一年一年地学得愈来愈珍视第二类善意——它来自清醒的思维。我曾多次看到不是由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多么地有害。”

　　许多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们问自己，在这个人身上什么东西更伟大：是洞察宇宙构造的智慧，还是对人类的每一次灾难和对社会的不公正的每一次表现的共鸣之心？这个印象在与爱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顿生活过的人的回忆录中表现得很清楚。替爱因斯坦治过病的古斯塔夫·布基医生写道，无论爱因斯坦思想的深刻性和突然性所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强烈，然而“他的人性毕竟是一个最大和最感人的奇迹”。布基解释道，爱因斯坦从不愿画家给他画像，但有一个理由准能对他起作用。画家只须说这一点就够了：爱因斯坦的画像或许会——即便是暂时的——帮助他摆脱贫困，于是爱因斯坦就毫无怨言地陪上许多个小时，让这个可怜的人给自己画像。布基说，大街上的过路人在看见爱因斯坦的时候总是露出善意的笑容。面对他们的笑容，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在普林斯顿，人人都认识他。

　　“甚至在普林斯顿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有的人都是用贪婪的好奇眼光看着爱因斯坦。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我们总是避开那几条繁华的大街，专捡野外和行人寥落的小街。比如，有一次，一辆小汽车里的人请我们稍等片刻，从汽车里钻出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带着照相机的妇女，由于激动脸都红了，她请求：

　　‘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拍一张照片。’

　　‘请吧。’

　　他安详地站立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自己的谈话。

　　我相信，过了几分钟他就忘了这件事。

　　有一次，我们走进普林斯顿一家影院看电影，我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道，还要等１５分钟才开映。

　　爱因斯坦提议走一走。出来时，我向检票员说：

　　‘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

　　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

　　‘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

　　检票员笑了，他认为这是教授开的一个很成功的玩笑，就对爱因斯坦说：

　　‘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

　　到美国之后，爱因斯坦的生活相对安静下来，很少出门。１９３５年５月，他到百慕大作短期旅行，这是爱因斯坦最后一次离开美国外出旅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移民签证。除此之外，爱因斯坦与外界接触也比较少，但这并没减少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魅力。

　　１９３４年１月，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爱因斯坦夫妇。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纽约东北郊预计于１９３９年春季开幕的世界展览会工地上，美国人把一些纪念品装在一只坚固的金属封包里，其中包括请爱因斯坦为５千年后子孙写的一封信，准备等５千年（即公元６９３９年）后让后代子孙把它掘出来打开。

　　爱因斯坦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爱因斯坦、玛戈特和海伦·杜卡斯在特伦敦大法官菲利普·福尔曼的主持下，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但爱因斯坦仍保留瑞士国籍。

　　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爱因斯坦与美国海军军械局烈性炸药与燃料组签订顾问合同（后来合同延长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顾问费每天２５美元。

　　１９４４年，在堪萨斯州，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手稿，以６００万美元拍卖，作为对支持战争的捐献。

★　神圣的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写信给比利时王后，发出了内心的苦闷：

　　“我把自己锁闭在毫无希望的科学问题中，我老了，自从我到此地与社会隔绝以后，更是如此。”

　　１９３４年，爱因斯坦的好友埃伦费斯特自杀，爱因斯坦认为导致埃伦费斯特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科学家的埃伦费斯特对解决科学在他面前提出的任务感到力不从心。

　　这是对朋友之死的分析，同样也是自己处境的深切感受。

　　统一场论问题仍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关于统一场论的工作是在和任何有影响的和广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团体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理论没掌握任何可以用解释某种实验的难解结果使广大物理学界感兴趣的材料。理论的“内在的完备”同“外部的证实”没有找到一个交叉点。这一次，“内在的完备”成了唯一广泛的东西——只要可以设想出来。涉及到了初始的假设，它们无须任何附加的假说便可解释物理过程的全部总和，而不管这些过程是由什么样的场所引起的。但是，这些初始假设同能赋予假设以可靠性的实验却联系不起来。

　　在孤独中研究统一场论的爱因斯坦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似乎愿用全部时间来保障对统一场论问题的“孤独”思考，但他的思考又常被人们打断。许许多多人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帮助，还听到演说，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一个向往孤独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部环境有关，而且是同他世界观的内在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伦敦演讲，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的命运。必须替他们找到工作。爱因斯坦建议说，看守灯塔的职务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职位。要是旁人提出这种出乎预料的建议大概是极不妥当的。但大家明白，他在说自己。他认为，孤单一人在灯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这表达了他自己早年的梦想。爱因斯坦常向人抱怨日常生活的操劳，它使人离开科学。这其中还包含一层意思，看来是更重要的情况，即爱因斯坦所理解的，在科学活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这就是他所景仰的斯宾诺莎式的研究方式。

　　英费尔德回忆说：“他多次对我说，他倒是乐意干体力劳动，从事某种有益的手艺，比如制鞋手艺，而不想靠在大学教物理学挣钱。这些话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它们表现一种类似‘宗教感情’的东西，他就是怀着这种感情对待科学工作的。物理学是如此伟大和重要的事业，决不可以拿它去换钱。最好是通过劳动，比如看守灯塔或鞋匠的劳动来谋生，而使物理学远远地离开起码的温饱问题。虽然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天真的，然而它却是爱因斯坦所特有的。”

　　爱因斯坦想去看守灯塔，也是为了逃避访问和邀请，这些访问和邀请使他失去工作时间。他对人们的爱并不带抽象的性质，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虽对人类命运感兴趣，同时又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具体的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内心并不是充满了日常生活，占据他思想的也不是这种对无数有求于他的人们的经常的关心。他的思想聚集在超日常的东西上，并且总是每时每刻都想工作。

　　“虽然只有物理学和自然规律才引起爱因斯坦的真正激情，但要是他发现谁需要帮助并认为这种帮助能起作用的话，他从不拒绝提供帮助。他写过成千上万封推荐信，对千百个人出过主意，一连几个钟点同疯子谈话，因为疯子的家庭写信告诉爱因斯坦，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帮助病人。他善良、慈祥、健谈、面带笑容，但异常不耐烦地（虽然是暗中）期待着他将能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刻。”

　　这种对孤独的经常的向往，不能归结为他的意识充满了期待解决的科学任务，这是一种更深邃的感情。爱因斯坦在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的《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开门见山说明了自己对人们的态度。他讲到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对孤独的向往之间的矛盾。

　　“我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与我对接近人们和人类团体抱有明显的成见发生了矛盾。我向来是一匹拉单套轻车的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朋友、亲人和家庭。所有这些关系引起我对孤独的向往，而且对摆脱这些关系与外界隔绝的意向与年俱增。我尖锐地感觉到缺少理解和同情，这是由于孤独造成的。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和未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会部分地丧失冷漠和同情心。但是，这个损失是不以种种意见、习惯和闲话所左右，也不为把自己的内心平衡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所左右作为补偿的。”

　　一个孤独的和向往孤独的观察者也是社会正义的狂热捍卫者。在同人们交往时思想开朗、诚挚爽快，同时又急不可待地渴求人们（无论是偶遇的交谈者、朋友、家人）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爱因斯坦的形象显得非常矛盾。可是就在这些矛盾中，你总可猜测出一种深刻的和谐。

　　首先，把“观察者”一词用在爱因斯坦身上要有重大保留。这个词可能更接近于“纯粹描述”的维护者，尽管不完全相同，事实上，每个学者都不是停留在现象论的立场上。爱因斯坦是一个“严格实验”的大师，他对自然界施行穷根究底的盘诘，强调科学概念的能动性，他不是通常意义的观察者。不是克服直观的“显然性”，不是深入到只有借助于积极的实验才能加以判断的诸过程的世界中，还算什么相对论呵！对爱因斯坦来说，认识过程——这就是干预自然界的过程。它同用人们生活的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对宇宙和谐的强烈追求中生长出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但是，日常交往和对人们的日常帮助很少使这种兴趣和这种感情得到满足。还在２０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就说过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看出他对孤独的向往已经同爱因斯坦的巨大的社会积极性结合在一起了。

　　科学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交错结合，对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的广泛理解或者即便是感觉，在科学界还是属于未来的事，其实是不太遥远的未来。也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就像在物理学本身的问题上一样，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同数百个物理学家打过交道，这些物理学家在本世纪中叶比这大得多的程度上对早在２０年代使爱因斯坦感兴趣的问题感兴趣。

　　爱因斯坦一生中的普林斯顿时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明显地缩小同“亲者”的直接联系，并同样明显地扩大同“远者”（远离爱因斯坦职业兴趣的环境）的联系。在３０、４０和５０年代，爱因斯坦对占压倒多数的物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置身事外。他在搞极其复杂的数学理论，然而它们是服从于一个在普遍性和困难性方面硕大无比的任务。爱因斯坦致力于建立统一场论，在这种理论中根据统一的规律得出粒子的所有的相互作用以及粒子自身的存在。这一想法的实现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赞同，外行人又一窍不通，并且整个说来连爱因斯坦本人也不满意。但这一想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在彼此更替的具体的解题方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始终存在一个普遍公式：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服从于存在的统一规律。爱因斯坦的这一公式是同范围硕大无比的物理和数学理论概括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妨碍广大公众猜测这个想法之伟大。

　　爱因斯坦对这个非常广大的听众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了，这些听众不理会细节和专门问题，但追求宇宙和谐的思想。

　　相反，爱因斯坦的直接意义上的“亲者”却越来越少了，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感到自己非常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艾尔莎的大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自从大女儿死后，艾尔莎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她撇不下女儿的骨灰，把它带回了普林斯顿。玛戈尔陪着她。不久，艾尔莎的双目出现了病态。

　　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艾尔莎卧床不起了。玛戈尔曾离家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充满无限哀伤，他对玛戈尔说：

　　“你离家这几天，她差一点就放下武器，离我们去了。”

　　艾尔莎的病情越来越坏，爱因斯坦整日陪着她。艾尔莎对此倒感到欣慰。她对友人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对于他这样珍贵，现在我为此感到快乐。”

　　爱因斯坦在离蒙特利尔不远的湖滨租了一幢美丽的旧房屋度过夏天，他又开始扬帆游弋了。艾尔莎在美丽的加拿大森林中觉得身体稍好一些，她的全部心思像往常一样全放在丈夫身上。她写信给友人说：

　　“他处于最佳状态，最近又解决了一些重要课题。过许多时候，人们将掌握他所作的一切，并开始加以利用。他自己认为，新的成果是他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中最宏伟和最深刻的东西。”

　　后来，艾尔莎的病情急转直下。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０日，艾尔莎去世。

　　爱因斯坦继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顿用红色砖块建造的房子之间的林荫道上散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统一场论的数学工具。但爱因斯坦变化很大。有一次，还在普林斯顿，艾尔莎就说过：“由于受内心渴望与外部作用的支配，我们全部与年俱变……。相反，阿尔伯特却犹如童年时一样。”但实际上，爱因斯坦在３０年代初已丧失了往昔的生活乐趣，而现在，艾尔莎死后，他更时常流露出孤独感和忧伤感。

　　这种感情在４０年代更增加了，爱因斯坦在致朋友们祝贺他１９４９年３月７０诞辰的回信中，充满了这种感情。当时，他做了胃部大手术后刚康复。幸好，手术引起了各种疑虑没被证实，但是他长期都很虚弱。爱因斯坦的身体状况并不妨碍他惯常的幽默、诚恳、对周围事物以及首先是全力以赴地研究统一场论的具体问题的兴趣，但总的情绪是忧郁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底，爱因斯坦在回复索洛文对他的贺信时说：

　　“您那由衷的来信使我十分感动，同由于这件令人烦心的事寄给我的无数别人的来信相比，您的信完全不同。您以为我心满意足地回顾着我一生的劳作。靠近看却不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其稳定性是我深信不移的。一般说来，我并没肯定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当代人认为我是一个邪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反动分子，真是活得太长了。当然，这是一种时髦和短见而已，但确有一种不满情绪从我内心不断滋长。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人有批判的头脑并且是诚实的，而幽默和谦虚将不管外界的影响经常制造一种平衡……”

　　上述信件，既可以说明在写成它的瞬间爱因斯坦的情绪，又可以说明思想家整个一生中内心和创作的一般特点。主要一点是：对研究统一场论的结果不满，但同时，这封信也说明了爱因斯坦的全部创作道路。爱因斯坦不仅同那一劳永逸地阐明绝对真理的先知的模样相距甚远，甚至他的科学思想的内容本身就排除了它们的绝对化。批判的头脑、诚实、谦虚和幽默——所有这些反教条主义的力量与这一内容是相吻合的。因此，在这个普遍重新评价价值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引起的共鸣才如此广泛。

　　但是，对价值的重新评价并不意味着抛弃价值，相对性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它本身也是相对的，批判的头脑、谦虚、幽默不会导致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似的否定。真正反教条主义的思想不会使否定本身教条化，它创造着永恒的价值，不是静止不动意义上的永恒，而是在变化着的形式中守恒意义上的永恒。

　　爱因斯坦的这个总的立场就其本质是高度乐观主义的，但站在这立场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动摇、怀疑、不信任——一切把活生生的、探索的思想与刻板公式区别开来的东西。爱因斯坦欣赏的是单值的和清晰的反映世界。他理解世界图象中的中间色和半阴影，但不是它们，而是精确的画图给他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当半阴影闯入画面的时候，画图就不再是可信的、单值的和精确的了，这就使他不满。相对论的精确画图和量子力学的半阴影之间的冲突的心理方面就在于此。在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爱因斯坦由于一再失去亲人，心理上的张力松驰下来。他们使他回忆起早在３０年代去世的朋友们和战友们。爱因斯坦这时常常追忆起１９３３年自杀而死的埃伦费斯特。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埃伦费斯特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两代人的科学兴趣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学向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科学家能够找到的答案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埃伦费斯特自杀的直接原因纯系私人性质，但更深刻的原因却在于科学家的悲剧性的不满足。

　　与埃伦费斯特相比，爱因斯坦是乐观的。科学的要求——建立统一场论——和单值的、清晰的答案的可能性之间的脱节并没造成像任务和解决之间的脱节在洛伦兹、尤其在埃伦费斯特身上那样的悲剧。爱因斯坦的乐观主义是深刻有机的。它是同坚信世界的和谐与可知性相联系的。在１９１６年建立相对论所克服的困难，和建立统一场论的更加艰巨的而且是没有克服的困难，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痛苦的感受，但是他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科学的道路无论多么复杂、紊乱，它们终将达到与存在之实际和谐相符的认识。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动的不只是涟漪的鳞波，而且还有汹湧的骇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处，潜藏着尚未被任何风暴掀起的深流。这些风暴曾有过，爱因斯坦不可能是永远安祥的天使，就像人们有时把歌德看作是天使那样。当爱因斯坦写下在建立统一场论中碰见的“数学烦恼”和在不可能使统一场论达到可以同观察进行比较的程度的时候，这不仅是紧张的思索，而且是意识到了的问题，然而又是找不到答案的真正的思想烦恼。在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一再回忆起埃伦费斯特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且常常和人谈起埃伦费斯特的事。有人回忆说：

　　“他怀着激动而宽容的感情说起这件事，因为他自己的也感受过类似的冲突。在同现代思想相联系的幸福年代里形成的悲剧，现在愈来愈突出了。这不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其中一代人代表大胆的思想，而另一代人维护旧的东西，像一块被舍弃在道路边上的静止不动的石头。爱因斯坦的悲剧是这样一个人的悲剧，他不顾年迈体衰走着自己的愈来愈荒僻的路，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朋友和青年都声称这条路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是行不通的。”

　　正是这种感觉使爱因斯坦追忆起已故的友人们。其中也包括居里夫人，在她逝世以后，爱因斯坦曾写道，她的道德面貌也许比发现镭对科学的影响更大。爱因斯坦说：

　　“领袖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质对于当代和历史进程来说，也许比单纯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伟大的品格，也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对已故的友人和对他们的精神上的悲剧的回忆，唤起的不只是安详平静的忧伤。这些精神上的悲剧是高度的道德纯洁性、对真理毫不动摇的忠实、对人们的同情的证明，这些品质令人对科学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居里夫人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周围似乎形成了一个力场，它把周围的人们都引到共同的思想兴趣上。

　　“我有一种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里夫人有２０年崇高而毫无波折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向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极端谦虚，从不自满。人类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她的这种严肃的外貌是无法用人为的努力来缓减的。”#p#分页标题#e#

　　现在，过了若干年，科学殉职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同样崇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征：１９４７年初，爱因斯坦获悉朗之万逝世。

　　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

　　“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圣洁而且才华出众。”

　　也是在这几年中，爱因斯坦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玛娅慢慢地衰逝。

　　玛娅长得极像爱因斯坦。她于１９３９年从佛罗伦萨来到了普林斯顿。玛娅同她的丈夫曾住在佛罗伦萨，为躲避法西斯迫害，玛娅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决定去看哥哥。

　　在普林斯顿，人们惊奇的是，兄妹二人不仅容貌相像，而且说话的语气、面部的表情，甚至说话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时是怀疑的态度”——都惊人的相像。

　　１９４７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

　　“我妹妹主观上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已经处于下坡路上，这是一条把她带到不可复归的地方去的路。”

　　在随后的一些信件中，爱因斯坦叙述了玛娅恶化了的健康状况。他在她的病塌前度过了许多时光，他读书给她听，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１９５１年夏，爱因斯坦的妹妹去世了。

　　现在，爱因斯坦最亲近的人只剩下玛尔戈和杜卡斯在身边。

　　他们住在离高等研究院不远的一幢二层楼的住宅里。早晨，爱因斯坦沿着这条街去研究院，再拐进一条枝叶更加茂密的林荫小道，穿过小树林和草地直达研究院的大楼。普林斯顿研究院被一个大公园环绕，草坪间杂着榛树丛和长满梧桐树、槭树、椴树的小树林。这里还有许多果树，特别是苹果树。秋天，林荫小道上满是树上掉下来的果子。小道渐渐变成街道，两旁是普林斯顿教授的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上第１１２号住宅为全世界许多人熟悉的话，它在这种住宅中并不显眼。

　　甬道的两边是修剪整齐的灌木绿篱，它直接通向住宅的大门，进门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装饰的墙壁是上二楼的木梯。

　　在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墙壁几乎全被书架占满了。同房门对着有一个临花园的大窗户。窗户左面的墙上挂着甘地的肖像。右面墙上有一扇通向阳台的门和一扇通向爱因斯坦卧室的门。在这面墙上挂着约瑟夫·沙尔的美丽油画、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

　　窗前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旁边是放烟斗的小茶几，上面还放着一根澳大利亚飞去来器，靠近门口放着圆桌和沙发。

　　爱因斯坦坐在沙发上，把纸放在膝盖上写东西，并把写完的纸张扔得满地都是。

　　在战时和随后年代里，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内容的讲话是非常独特的：其中表达了并非某种明确的纲领，却是一种为人们、为使人们免遭苦难而做些什么的不可遏止的要求。罗素于１９４３年迁居普林斯顿，关于爱因斯坦，他写道：

　　“我认为，爱因斯坦的立场是同他的道德品质紧密相联的。对爱因斯坦来说，考虑自己个人的价值，正如轻视旁人一样，始终是和他无缘的。”罗素把爱因斯坦所特有的毫无虚荣心、毫不冷漠、毫无恶意、毫无优越感，同他为每一个人的独立价值、为反对压制和蔑视人的个性的斗争作了对比。

　　“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

　　罗素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的社会思想是根据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征而来的；就其实质，它们就是对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种不断的追求，对人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始终不渝的承认。因此，它们最鲜明地表现在直接的交往中。

　　普林斯顿的居民比起从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更生动和更具体地感受到爱因斯坦。但就是那些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也能猜出他对人类幸福的坚定的、焦急的、感人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普林斯顿的居民表达了人类的共同信念。他们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包围了爱因斯坦。一方面，爱因斯坦从家里沿着漫长的绿树成荫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成了普林斯顿风光的一部分。对普林斯顿居民来说，同爱因斯坦交谈几句，就像同邻居聊天一样，乃是常事。此外，普林斯顿的居民又把爱因斯坦视为百年一遇的传奇人物。

　　为什么在住着许多杰出学者的普林斯顿，只有爱因斯坦同时既是最“自己的”又是最传奇式的人物呢？爱因斯坦那巨大的声望来自何方呢？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生活的年代可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期间，爱因斯坦的科学兴趣对大多数物理学家是陌生的，也不为广大公众所了解。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更具体地感觉到大家早在２０年代已经猜到的东西——爱因斯坦在竭力勾画一幅合理的、客观的、丝毫没有任何人类中心论和神秘主义的世界国家——揭示自然界中的理性王国。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合理的科学理想同合理的社会理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非常“自己的”、非常平常的人能成为一个想要在宇宙中发现并在地球上建立和谐王国的传奇式人物。普林斯顿的居民日复一日地观察爱因斯坦，他的衣着，他的烟斗，他的微笑，他的漫不经心之中，都渗透出让人可以捉摸的历史功勋。

　　★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任何一次失败都没使他丧失信心，但建立统一场论的艰难及结果的不理想给了他一个沉重的迷惑。他又以他独有的幽默自我解嘲：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对爱因斯坦来说，“上帝精明，但无恶意”不仅意味着世界和谐的存在，也不只意味着统一场论的必要性和原则上的可把握性。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但上述箴言也意味着，存在的和谐能否表现为精确的几何学关系式？也就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确定上述关系式的最大困难的感觉。所以，在普林斯顿散步时，爱因斯坦常说：

　　“也许，上帝毕竟怀有一点恶意？”

　　在爱因斯坦对成功解决问题产生疑惑后，他更加相信这种“恶意”在冥冥中控制着什么。只是越到后来，这种希望越渺茫，爱因斯坦工作劲头反而越大。

　　１９４２年春天，爱因斯坦写信给自己的医生朋友汉斯·缪扎姆，说：

　　“我成了孤独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出门不穿袜子。但是，我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工作，满怀希望想解决我的老问题，即统一物理场的问题。这就好像是一艘飞艇，你坐在上面想入非非，但却不能明晰地想象出怎样着陆……也许能活到好时光来临并在霎时间看见某种类似乐土的东西……”

　　２年之后，爱因斯坦又给缪扎姆写信说：

　　“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要知道我是否有权相信自己的方程。这只不过是一种希望，因为每一个方案都牵涉巨大的数学难题。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并有良好愿望，但我好久都没给您写信了，因为数学上的烦恼使我备受煎熬而我又不能摆脱，我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去，我要珍惜时间，直到把一切束之高阁。您瞧，我变成了一个守财奴。在清醒的时刻，我意识到，这种对时间的吝啬是病态的和愚蠢的。”

　　１９５３年，爱因斯坦在为他７４岁诞辰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

　　“广义相对论刚一完成，也就是在１９１６年，出现了一个内容如下的新问题。广义相对论极其自然地得出了引力场论，但是未能找到任何一种场的相对论性理论。从那时以来，我尽力寻找引力定律的最自然的相对论性概括，希望这个概括性的定律将是一个场的普遍理论。在后来的年代里，我成功地获得了这一概括，弄清了问题的形式方面，找出了必需的方程。但是，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从这些方程中得出可以同观察对比的结论。在我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希望甚微。”

　　对自己获得的结果的这种说明，爱因斯坦重复过不止一次——直到临终前几天，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死期将至并确信，自己的理论将保持其未完成性，数学理论上的正确性保证不了物理学的单值性。

　　但是，爱因斯坦懂得，问题不仅在于接踵而来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加工、数学困难的克服，以及获得场方程的数量上的解。对爱因斯坦来说，理论如果不包含可以同观察相对应的物理概念，就无权叫做物理理论。

　　这种思想是同对微观世界理论的这种或那种态度紧密相联的。爱因斯坦认为，统一场论可以从非统计的（不是支配几率，而是支配事实本身的）、更深刻的和更普遍的存在规律中推导出微观世界的量子统计规律性。尤其是还可以清除从量子力学发展中生产出来的物理学中的某些实证论倾向。早在１９３８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我正在几个年轻人的支持下搞一个饶有兴趣的理论，我希望它有助于克服对几率的现代迷信和对物理学中的实在概念的疏远态度……”

　　１２年后，爱因斯坦在给索洛文的信里承认，统一场论还不能得到验证，因为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赋予它以单值的评价的形式。一般的、哲学的和逻辑的论据说服不了物理学家们。

　　“统一场论现在已经完成……虽然我付出了全部心血，还是不能用任何办法去验证它。这种状况将长年累月地持续下去，何况物理学家们不理会逻辑的和哲学的论据。”

　　英费尔德的回忆录为我们展现出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

　　１９３６年，英费尔德在波兰里沃夫斯基大学任副教授。当时，法西斯乌云已笼罩波兰，英费尔德感到再也不可能呆在波兰大学里了。他给爱因斯坦写了封信，并很快收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邀请书。研究院给英费尔德提供了一小笔奖学金，以便他能在爱因斯坦指导下从事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普林斯顿，马上就去敲范氏堂２０９号的房门。那时，数学和理论物理研究所就设在那里。一进门，英费尔德就觉得，爱因斯坦异常苍老——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１６个年头了。然而，爱因斯坦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目光却让英费尔德终生难忘。迅利的作风也使英费尔德感到惊异，因为爱因斯坦闪电般立即就向他说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打算。他没问英费尔德什么时候到的，怎么来的等等。但这里丝毫没有书呆子的冷漠。英费尔德理解这一点，不只是由于爱因斯坦以极大热忱帮助了处于困境的他，亲切谈话的魅力这一次又感染了英费尔德。但是，爱因斯坦的心已被“超个人的”问题吸引住了。爱因斯坦开始讲述他对建立统一场论所作的种种尝试的结果。这时，勒维·契维塔——被爱因斯坦用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法的创立者之一——走进屋里。勒维·契维塔当时年近６０。这位瘦小体衰的意大利数学家拒绝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并在普林斯顿找到了一个避难处。勒维·契维塔刚一进屋就想马上离去，以免打扰爱因斯坦同英费尔德的谈话。但爱因斯坦请他留下来一起谈。爱因斯坦扼要地讲述了刚才谈的内容，英费尔德细听勒维·契维塔的意大利英语，难以忍住发笑，这种英语能被听懂是因为它一半是由公式组成的。爱因斯坦的英语也掌握得不好，但毕竟比契维塔强多了，加之从容、缓慢的风格，富有表情的语调，内容的连贯性和简洁明晰，都使他的语言保持了说母语时的魅力。

　　英费尔德回忆说：

　　“当他们指着黑板上的公式，自以为在讲英语时，我仔细地观察从容沉着的爱因斯坦和那位使劲做手势的又瘦又小的勒维·契维塔。这样的场面，加上爱因斯坦不时提一提裤子（没系腰带和吊带）的那副模样是如此之妙，如此滑稽，以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尽力忍住不发笑，暗示自己：

　　我想：‘你和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谈话和讨论物理学问题，因为他没系吊带，你却在笑。’这样的暗示起了作用，于是在爱因斯坦开始讲他最近尚未发表的关于引力波的著作的一瞬间，我忍住了笑。”

　　英费尔德看到的这一有趣的场面，对爱因斯坦的传记来说是很有意思的。爱因斯坦的传记不可能是日常事件的实录和生活细节的清单；但也不可能是刻板的公式。纯个人的细节强调了贯穿在爱因斯坦生活中那种脱离日常生活的倾向。不肯系吊带也许是滑稽的，但不能说是可笑的。它令人感动，而且如果引人发笑的话，那么它同时会使人想起爱因斯坦的精神生活，他为了精神生活甚至牺牲了个人的仪表。后来，当一个熟人问英费尔德：爱因斯坦为什么不理发，穿一件不可思议的上衣，不穿袜子，不系吊带、腰带和领带的时候，英费尔德用爱因斯坦想摆脱日常操心事来解释：

　　“答案是简单的，它也可以从爱因斯坦的孤独、从他渴望减少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容易得出。在把自己的需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时，他力求扩大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自由。须知，我们乃是万事万物的奴隶，而且我们的奴隶依赖性愈来愈增长。我们是洗澡间的奴隶，自动铅笔的奴隶，自动打火的奴隶，电话的奴隶，无线电的奴隶，如此等等。爱因斯坦决心把这种依赖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长发使他免除了经常找理发师的必要性，不穿袜子可以将就，一件皮夹克可以在许多年内解决上衣问题，没有吊带确实就像没有衬衫和睡衣一样过得去。爱因斯坦实现了最低限度纲领……。”

　　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对爱因斯坦最大限度地简化和限制自己需求的意愿有重大意义。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写道：

　　“我每天无数次地提醒自己：我的外部的和内在的生活都依赖于我的同时代人和我们先辈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正在领受和将要领受的东西。我深感必须俭朴，并且时常痛心地发觉自己占有了比需要更多的我的同胞的劳动产品。”

　　可见，爱因斯坦十分俭朴的衣着是通过某种逻辑的和感情的过程同他的内在生活的基本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总之，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特点：生活、习惯、爱好的每个细节，归根到底，通常是相当简单地和明显地同思想家的基本理想联系着的。这就产生了爱因斯坦形象的惊人统一的印象。

　　当勒维·契维塔离去后，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起回爱因斯坦家。一路上，他向英费尔德讲述了自己对量子力学的态度。爱因斯坦认为，从美学的观点看来，量子力学不能令人满意。

　　英费尔德继续回忆说：“我随他走进一幢房子，走进有一个大窗户的工作室，窗外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充满美国秋天生动的色调，在这里，我听到了他一整天来所讲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与物理学无关的话：

　　‘从这个窗户望去，景色多么美啊！’”

　　这个评语虽与物理学无关，但离它也不是那么远。在爱因斯坦那里，对自然界的美感和对科学理论的美感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从窗户欣赏秋日景色前几分钟，爱因斯坦谈到了量子力学在美学上的残缺不全。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直觉的。

　　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起搞的工作是关于运动方程问题。这项工作的内容是：

　　在古典物理学中有一个场方程，依据它，知道场的来源，就可以确定场在每一点的强度，即力。场以这种力作用于处于这一点的电荷，例如，已知带电物体的分布，就可借助电磁场方程知道，处于该点的电荷将以什么样的力被吸引或被排斥。可见，如果重力质量的分布是已知的，由引力场的古典方程就可以知道每一点的引力是怎样的。在古典物理学中，与场方程并存，还有一个运动方程。这里，场强是给定的量。当这个量是已知的时候，可以借助运动方程找到物体在以后每一时刻的位置。场方程和运动方程在古典物理学中是独立的。相反，在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中，不可把场方程和运动方程看成是独立的。运动方程可以从场方程推导出来，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在３０年代末，爱因斯坦在自己学生们的协助下解决了这个课题。

　　从场方程得出运动方程是一个艰巨的数学课题。但是，克服数学困难伴随着某种物理直觉，伴随着关于上述课题对物理世界图像的初始思想的意义的直觉的、纯物理的观念。

　　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或时空弯曲被看作是物质物体——场的源泉在时空中存在的结果。场方程表面，时空怎样弯曲，或者也可以说，在场源给定的条件下，在引力中心——物质物体的分布是给定的条件下，引力场的强度也怎样。粒子在引力场中运动着，如果它的运动定律（运动方程）依赖于场方程，那么这就涉及两个实在：１．场；２．场中运动并产生场的物体。如果说运动方程不是独立的，而已经包含在给定的场方程中，那么我们面前除开场之外就没有别的实在了。如果粒子的运动归根到底取决于场方程，并且只取决于场方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粒子看作是场的某个中心浓缩点。

　　这一思想过程同场方程得出运动方程课题的解决，不是单值地联系着的。但是，爱因斯坦的这种推论大概含有上述潜台词。它同爱因斯坦建立统一场论的物理学思想的发展线索是联系着的。

　　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间，英费尔德几乎每天到爱因斯坦那里去同他见面，并多次陪他在普林斯顿散步。英费尔德关于这个阶段的回忆，给爱因斯坦的肖像增添了新的细线条和色彩。在试图描述爱因斯坦连续工作的极度紧张的程度时，英费尔德作了一个十分意外的对比。他谈起一架永远旋转的智力机器，但为说明这个过程的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他用了另一个比方：

　　英费尔德写道：“在美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充满火和生命力的黑人舞蹈。在哈莱姆‘萨沃依’舞厅装饰成阳光灼灸，郁郁葱葱的非洲热带丛林。空气在颤动。震耳的音乐和充满热情的舞蹈辐射着活力；观者丧失了实在感。和黑人不同，白人们露出半死不活、滑稽可笑和卑微屈贱的模样。他们构成一幅背景，更强烈地衬托出黑人们原始的、无限的生命力。我觉得，这种强烈的运动好像不需要任何喘息，可以永远地继续下去。

　　“当我观察爱因斯坦的时候，这幅画面常常泛现在我眼前。就像一架最富有生命力的机器永远在他的脑子里转动似的。这就是被升华出来的生命力。有时，这种观察是令人难受的。爱因斯坦能谈政治，能以他所特有的极其惊人的好心肠听取种种请求，回答种种问题，但是，在这些外部活动后面能感觉出他在不断地思考科学问题；他的大脑机器不停地开动，只有死才能中断这架机器的永恒运转。”

　　爱因斯坦对宇宙的思考是一股急流，不仅对于一些比较无畏的琐事，就是个人和社会的悲惨事件也无法使它停止或转弯，但这决不说明他对个人或社会的命运漠不关心。爱因斯坦对他亲近的人所发生的一切事是异常敏感的，社会灾难使他深感悲痛，但他总是那样紧张地坚持工作。英费尔德回忆起在爱因斯坦的妻子病危的日子里，他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一楼变成了家庭医院，她就躺在那里。而爱因斯坦在二楼工作。他极为沉痛地感到将要同他最亲近的人永别了，但他像往常一样地非常紧张地工作。妻子逝世后不久，爱因斯坦就来到了范氏堂，他面色蜡黄，消瘦，也苍老多了。可是，他立即就着手讨论运动工程工作中的困难。看来，极端抽象的思维对爱因斯坦来说就像呼吸一样是不间断的。

　　１９３７年初，英费尔德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决定同爱因斯坦商量一个纯个人的问题。他在普林斯顿得到了一年的奖学金。该考虑一下和爱因斯坦下一步工作的可能性了。尽管爱因斯坦力争，英费尔德延长奖学金的申请还是遭到拒绝。这时，他想出了一个同爱因斯坦一起写通俗读物的主意。只要对任何一个出版社说这是爱因斯坦同意的，预支一半稿费，就足够英费尔德在普林斯顿再呆一年的生活费。英费尔德勉强克制住难为情，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地向爱因斯坦说明了这个计划。爱因斯坦静静地听着，直到英费尔德终于讲出了他想干什么。最后，他小声地说：

　　“这个主意不错，很不错！”

　　然后，他向英费尔德伸出了双手，说：

　　“我们来干吧！”

　　爱因斯坦没有想到写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读物，吸引他的，后来甚至使他着迷的是另一个计划——说明逐渐纳入科学的世界图象的基本的物理学概念的逻辑。对物理学的历史的阐述，不可避免地要抓住走在前面的、纯物理的图象，这些图象在进一步严密的和系统的说明中才被公式和计算所代替。探索以及思想冲突的罗曼蒂克就会从历史的观点清晰地展现出来。

　　爱因斯坦对先于严格论述的直观的和半直观的图象的兴趣，是即将要写的那本书的主要内容，而且“这是一出戏剧，思想的戏剧。我们的书应该是一本对每一个热爱科学的人都有意思的、极感兴趣的书”。

　　爱因斯坦关于正是这些图象构成“思想的戏剧”的观念——这一切都是同基本的认识论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在直观图象中，以清晰的形式保持着实验验证理论的原则上的可能性，它排除了理论的先验性质。假如科学是认识所固有的先验前提或约定前提的简单的逻辑发展的结果，那么它可以成为任何东西，但就是不成其为戏剧。假如科学是现象学论断的汇集，是“纯粹描述”，是主观“经验”的结果，那么科学中就不存在“逃避显然性”、意外的奇迹、思想的冲突，——所有那些使科学变成戏剧以及科学史上呈现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与阐述的特点有关的构思是同对书的内容的设想相吻合的。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想避免表面效果，任何一种表面的与主题无关的点缀物。他们不想用宇宙的浩瀚无垠，星系际的距离达到数百万光年等等同原子的体积的对比方法去败坏读者的想象力。此外，按照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的看法，拟议中的书不应当造成一种观念，似乎科学同普通的健全思维有原则区别。如果科学是约定的先验的图式的逻辑发挥，它就不可能和从日常经验中产生的观念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从爱因斯坦的认识论立场中却得出相反的结论：科学思维和日常的健全思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它走得远一些，深入到碰见新的规律性的那些领域，而日常的健全思维（至少在开初）却认为这些规律性是反常的。

　　１９３８年４月，《物理学的进化》一书问世了。

　　该书序言中写道：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关于我们所想象的读者的特征，曾作过很长的讨论，并且处处都在替他们着想。我们想象他完全缺乏物理学和数学的实际知识，但是却具有很强的理解能力，足以弥补这些缺憾。我们认为他对物理学和哲学的观念很感兴趣，同时他对努力钻研书中比较乏味和困难的部分有忍耐性。”

　　应当说，这样的读者是有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不要求具有专门的知识，但它对知识修养、对抽象思维能力、对彻底性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它要求对人类思想的进化有浓厚的兴趣，具有这样的一些才能和爱好的读者的实际典型的多样性是时代的一面极其重要的旗帜。现在，许多人努力不懈地从科学史中寻求对现代问题的答案。基本答案——世界的和谐及其可知性——表现在下面几行字里：

　　“如果不相信我们的理论结构能够领悟客观实在，如果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的和谐性，那就不会有任何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机。在我们所有的努力中，在每一次新旧观念间的戏剧性斗争中，我们坚定了永恒的求知欲望，和对于我们的世界的和谐性的始终不渝的信念……”

　　爱因斯坦对已出版的书的态度是特殊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的准备工作使他全神贯注，然而一旦写完手稿，他就对它毫无兴趣了，无论对清样还是印出的样书，他看都不看一眼。为了不得罪出版者，英费尔德只好对出版者说：爱因斯坦教授对书很感兴趣，特别是书的装帧，他很喜欢。可实际上，他连翻也没翻过这本他亲自构思的书。

★　原子悲剧的由来

　　１９２１年，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讲学时，曾接见了一个非见他不可的年轻人。这位不知名的年轻人说：

　　“教授先生，你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公式：E＝MC2，我则发现了一种巧妙的机器，能把物质中亿万个原子所蕴藏的能量，统统释放出来。到那时候……”

　　爱因斯坦静静地听着，笑着说：

　　“不要激动，年轻人。现在不是细谈这事的时候，你知道吗？”

　　当时的物理学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能把E＝MC2这个公式应用到实际中去。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把原子的质量中蕴藏着的能量释放出来，那是１００年后的事情。有人干脆说，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事情。

　　可是，E＝MC2却有着理论上的真实性。原子能的释放是建立在由于把相对论运用到原子核物理学而发现的规律上。在原子核物理学中，实验研究表明，原子核的质量小于所有组成这个核的粒子（质子和中子）的质量的总和。同核子质量之和相比核的质量的这种亏损，在原子物理学中根据爱因斯坦发现的质能关系式得到了解释。在各种不同的核内，粒子就像以各种不同的致密性被装进去似的；为了把粒子和其余的粒子分开，需要不同的能量。在元素周期表上的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过渡的时候，核内的粒子的结合就能发生变化。根据爱因斯坦关系式，质量的不同和能量的不同是一致的；核的质量或多或少地都小于构成核的粒子质量之和的精确值。

　　一种核转变为另一种核——重核分裂或轻核结合为较重的核——引起装填“致密性”的变化。在这类反应中得到的核的质量可能小于原来的核的质量。质量的这种减少与能量的释放相对应；释放出来的能量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即E＝MC2。

　　基于上述相对论的结论的推测可以断定，在最重的核发生核反应时，同样地在最轻的核参与反应时，将释放出能量。

　　位于门捷列夫周期表末端的最重的元素（原子量最大的元素）的核，比起中等元素的核，具有较小的“致密性”。因此，当重核转变为中等核时，换句话说，当由大量质子和中子组成的重核分裂为较小的核时，就释放出能量。爱因斯坦对此现象作过形象的描述：

　　“原子m是一个吝啬的财主，他在世时不花一个钱（能量）。但是在他的遗嘱中，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两个儿子M′和MC，条件是他们给社会一小部分——少于全部财产（能量或者质量）的千分之一。两个儿子所得的财产比父亲所有的财产要少些（质量M′＋MC的和略少于放射性原子的质量M）。但是，给社会的部分虽然比较小，也已经如此之大（作为动能来看），以致带来了一种严重的祸害威胁。预防这种威胁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

　　相反，位于门捷列夫周期表最开端的轻核，在聚合为稍大一些的核时，又会发生“致密性”的赚取。当氢核结合为氦核时，大量的能量被释放出来。

　　这样，在核物理学中运用相对论，便可以预见两类反应：重核的分裂和最轻核的聚合。这些反应都能释出能量；这些反应后生成的核，其质量小于原来的核的质量。在这些反应中应析出巨额能量，它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从１克实物中将获得比实物燃烧时多数十万倍的能量。

　　在３０年代末，发现了铀核的裂变反应。这些重核当它们被中子轰击时，每个核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中等元素的核。这时，释出的能量应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不久又弄明白，铀核裂变时会产生中子，这些中子又可以引起邻近的核的裂变，于是裂变过程便具有链式反应的性质，并且，裂变一旦开始后，就会蔓延到裂变由以开始的铀的全部质量。这结果是居里在德国得出的，费米也得出这样的结果，他是在意大利开始从事铀的裂变研究，不久从默索里尼政权下逃亡并定居在美国。在美国，西拉德和其他一些人也在研究铀的裂变问题。

　　正当政治地平线上乌云密布之际，原子时代的曙光冉冉升起。面对希特勒德国迅速增强的战争潜力，爱因斯坦比任何时候都考虑得更多的问题是：物理学研究的成果将落到谁的手中？

　　没过两年，战争终于爆发了。１９３９年夏，爱因斯坦面临一个按其重要性和尖锐性都是无可比拟的问题。

　　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７日，柏林《自然科学》杂志报道：哈恩、施特拉斯曼合著，《论铀在中子轰击下……》。爱因斯坦与随之赶来的玻尔进行了讨论。

　　难道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将发生？E＝MC2，无穷无尽的能量，将不可遏止地向我们冲来？

　　但是，已经不必“难道”了。一系列实验都已观察到：每个铀核裂变的时候确实能放出几个中子。就算放出３个吧。３个中子引起３个铀核裂变，一共放出９个中子。这样，１，３，９，２７，８１，２４３，７２９，２１８７，……像一条链子，铀的裂变就能一直进行下去。亿万卡热量就将冲出来，凶猛异常……

　　费米教授面对实验结果惊呆了。可为什么那样幸运，不发生链式反应，“轰”地一下把实验室送上天去呢？玻尔的研究得出了答案：铀２３５，只有提炼出铀的这种同位素，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发生链式反应。

　　可是，铀的链式反应就是炸弹，是炸弹啊！它的威力，比普通炸弹不知高出多少倍。刹那间，千万万生命会被烧成灰烬。想到这些，费米不禁打了个寒噤。太可怕了。

　　费米教授刚到美国不久。他是趁着到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带着妻子逃到美国，加入难民行列的。费米教授本人不是犹太人，妻子却是犹太人。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两条疯狗手里拿到这种炸弹……费米不禁又打了个寒噤。

　　费米教授决定去拜访海军部，报告关于链式反应的研究情况。他带着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介绍信，来到海军军械部长胡柏将军的办公室。可将军不懂什么“中子”、“同位素”。再说，费米的英语结结巴巴，中间还杂夹着不少意大利字，不但将军听不懂，连记录的参谋军官也弄不懂他的意思。最后，将军只能向教授先生道谢，请他“继续努力”。

　　还有一个人，也和费米一样忧心忡忡。他就是那位干劲十足、满肚子主意的匈牙利犹太人西拉德。西拉德在柏林当过爱因斯坦的学生，还和爱因斯坦一起发明过一种热泵（就是制冷机），取得了专利。后来，西拉德逃难到美国，专门研究链式反应。他与费米教授一样，深信链式反应正在渐渐地从理论变为实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将链式反应用到军事上，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型炸弹。如果让希特勒德国抢在前头，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前景。

　　西拉德马上行动起来了。

　　１９３９年７月，西拉德和另一位物理学家维格纳前往长岛海边，爱因斯坦正在那儿避暑。罗伯特·容克在《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中，用西拉德和维格纳的话记述了此行的经过。

　　他们长时间徒劳地寻找爱因斯坦租用的别墅。最后，西拉德感叹地说：

　　“我们还是放下这个念头回家去吧！莫非命该如此？我们想通过爱因斯坦把这件事转达给政府，也许这样做是大错特错。既然政府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利益，那它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放过的……”

　　“但是，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维格纳打断他说，“我们应该在预防这个可怕灾难的事情上，作出我们的贡献。”

　　前去寻找爱因斯坦是想要防止一场“可怕灾难”，就是纳粹德国将制成铀弹。从德国传来的消息，使西拉德和其他几个物理学家想到了希特勒军队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为了预告这种危险性并使美国政府警觉，西拉德敲遍了所有的大门！可是，西拉德当时缺少关系，领导阶层不熟悉他的名字，他们也还没有把“核的结合能”、“核聚变”等等概念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实际联系起来。西拉德决定求助于爱因斯坦向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呼吁。比利时当时贮存有铀，西拉德希望它不被德国所利用。他还有一个不太明确的打算：通过爱因斯坦使美国政府机构注意到铀弹问题。看来，西拉德感觉到这个倡议责任太大了，他焦躁不安，认为各种偶然的和小小的障碍乃是命中注定。在他的记忆中深深地印下了这次决定命运之行的全部细节。

　　最后，街上一个７岁的小孩——他很熟悉爱因斯坦——

　　给他们指出了爱因斯坦居住的别墅。

　　西拉德回忆说：

　　“爱因斯坦并没想到在铀内可能产生链式反应。但是当我刚一向他提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立刻对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了评价，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在通知比利时政府以前，还是应当把我们的计划报告给美国国务院。于是把维纳格建议起草的给比利时政府的信，抄送美国国务院一份，这样决定之后，我和维格纳就离开了爱因斯坦的别墅。”

　　西拉德同自己的熟人、朋友商量了一下，最后会见了芬兰人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非正式顾问，经常呆在总统身边。萨克斯认清了关于铀裂变的情报的意义。他们决定把爱因斯坦的信寄给罗斯福，并预先准备好一份信稿。

　　８月２日，这一次西拉德偕同爱德华·泰勒再次去见爱因斯坦。后来，当这件事的所有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责任的重担时，他们很想回记起所有的细节，特别是想说清楚，是谁写成信的最后一稿的。

　　西拉德说道：

　　“我记得，是爱因斯坦用德语对泰勒口述了这封信，而我把他的口述作为写这封信的两个方案的基础。这两个方案，一个较短，另一个却很长，都是写给总统的。我把这两个方案都拿给爱因斯坦看，请他选定他所喜欢的一个。结果他选择那个长的了。我随后又写了一个备忘录，作为爱因斯坦对这封信的说明。”

　　相反，泰勒肯定说，爱因斯坦只签署了带去的信。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的说法也是如此。

　　信的原文照录如下：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

　　老格罗夫路

　　那索点，毕科尼克，

　　长岛，１９３９年８月２日。

　　　　致美国总统

　　　　罗斯福

　　　　白宫·华盛顿

　　阁下：

　　我从费米和西拉德的手稿里，知道了他们最近的工作，使我预料到不久的将来铀元素会变成一种重要的新能源。这一情况的某些方面似乎需要加以密切注意，如有必要，政府方面还应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我相信我有责任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

　　最近４个月来，通过约里奥等在德国的工作以及费米和西拉德在美国的工作，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这件事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做到。

　　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只要一个这种类型的炸弹，用船运出去，并且使之在港口爆炸，很可能就会把整个港口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地区一起毁掉。但是要在空中运送这种炸弹，很可能会太重。

　　美国只有一些数量不多而品位很低的铀矿。加拿大和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很好的铀矿，而最重要的铀资源是在比利时属地刚果。

　　鉴于这种情况，您会认为在政府同那批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您把这任务委托给一个您信得过的人，他不妨以非官方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的任务可以有以下几方面：

　　a）联系政府各部，经常告诉他们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并且提出政府行动的建议，特别要注意为美国取得铀矿供应的问题。

　　b）设法加速实验工作。目前实验工作是在大学实验室的预算限度内进行的。如果需要这项资金，可通过他同那些愿意为这一事业作出贡献的私人进行接触，或者还可以由取得那些具有必要装备的工厂实验室的合作来解决。

　　我了解到德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出售由它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铀矿出产的铀。它之所以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只要从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克参加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这一事实，也许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个研究所目前正在重复着美国关于铀的某些工作。

　　您的诚实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信经萨克斯之手呈交罗斯福，１０月１１日才呈上。起初，罗斯福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未置可否地听取了萨克斯的陈述。事情搁浅了。

　　萨克斯回到住处，怎么也睡不着，他在华美的地毯上来回踱步，思忖着这件事情。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肩上担子沉重。已经是秋凉天气，但他还是感到闷热。他走出房间，来到一个小公园内，在黑暗中陷入了沉思。

　　“怎样才能引起总统的注意，重视这个问题呢？”

　　黑暗中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突然，一个历史故事浮现出来。萨克斯知道该怎么说服总统了。他立即赶回住处，洗澡更衣，天一亮就向白宫走去。

　　罗斯福正在用早餐，他知道萨克斯又要旧话重提，便讽刺地问道：

　　“亚历山大，你到底要说多少时间？”

　　“总统先生，我想讲一个历史事实。”萨克斯顾不上罗斯福的态度，就说起来。

　　“当年，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发明了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他听说拿破仑皇帝想征服英国，就向皇帝陛下提出建议，造一支新型舰队。这支舰队不用挂帆，不管刮什么风，都能够横渡英吉利海峡。可拿破仑对这个建议却置之一笑……”

　　“可是亚历山大，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想做什么拿破仑。”总统打断了萨克斯以古喻今的故事。

　　“可是柏林的那个冒险家却是野心勃勃，要征服全世界呢！”萨克斯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历史故事，有人认为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是轶事一桩。但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却认为，这是由于拿破仑缺乏见识，英国才得以幸免。如果当时拿破仑多动动脑筋，再慎重考虑一下，那么１９世纪的历史进程，也许会完全不同于现在呢！”

　　罗斯福沉默了。政治家对历史的教训毕竟是敏感的。

　　总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写了几个字，撕下来交给在桌旁伺候的仆人。仆人很快带回来一个纸包，原来是一瓶拿破仑时代的德国白兰地。总统吩咐仆人倒上两杯。餐室里顿时漾起一股浓郁的芳香。总统和萨克斯干杯后说：

　　“我们应当跑在纳粹德国的前头，否则他们将我们炸得粉碎，对不对，亚历山大？”

　　“是这样。”萨克斯的心放下来了。

　　总统按了一下电铃，他的秘书，外号叫“帕”的瓦森将军进来了。总统把爱因斯坦的信递给他，说：

　　“帕，需要行动起来了。”

　　当天晚上，就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委员会，１０天以后，举行了首次会议。萨克斯、费米、西拉德、维格纳、泰勒都出席了。只是爱因斯坦没有出席。

　　美国的官方记载说，邀请过爱因斯坦教授参加，但是教授不愿意出席。这是可能的。因为爱因斯坦是出自把人类从法西斯威胁下解救出来的责任心，才签署了给罗斯福的信；但是他对于武器的研究，本能地不感兴趣，所以推说自己不懂原子核物理，谢绝了邀请。

　　但是希拉德说，原本没有邀请爱因斯坦。这也是很可能的。在美国，也和在德国的时候一样，爱因斯坦常常赢得“共产党”的称呼，这使许多美国有权势的人头疼。他们不想让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参加最新式武器的研究，也是美国官方的政策。

　　在罗斯福总统的首肯下，筹备制造原子弹的机器转动起来了。起初，它转动得并不快。１９４０年３月，爱因斯坦给总统寄去第二封信，其中再次谈到纳粹德国对铀的兴趣提高了。尽管有罗斯福的支持，但政界和工商界阻碍了工作的开展。最后在纳粹炸弹的威胁下，各方才齐心协力，加快了研制原子弹进程，使美国在“二战”结束前有了原子弹。

爱因斯坦传--十　普林斯顿（三）

十　普林斯顿（三）

★　谁之罪

　　１９４５年夏天，爱因斯坦像往年一样，正在纽约州萨兰那克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度暑假。８月６日下午，爱因斯坦下楼吃茶点。秘书杜卡斯在客厅里等他，脸上很沉郁。爱因斯坦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手里拿着长烟斗，朝自己坐的沙发走去。

　　“今天早晨，一架B２９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是无线电里刚刚广播的。”杜卡斯低声地对爱因斯坦说。

　　“O　Weh！”爱因斯坦喊了一声。那是德语——一声痛苦和绝望的呼叫。

　　爱因斯坦的双脚，像是钉死在地上了。杜卡斯走过来，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爱因斯坦坐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几秒钟过去了，他一动也没动。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风暴来临了。

　　２天之后，长崎又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

　　“广岛已成焦土！”

　　“长崎将成死城！”

　　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出现在报纸上。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的公式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开启了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进程。

　　“原子弹之父”这个称号有多少光荣，又有多少耻辱！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第一次活生生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了。然而，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沾着鲜血，蒙受着巨大的恐怖。轰隆一声巨响，天空中出现一个大火球，它比１千个太阳还热，比１千个太阳还亮。这１千个太阳，没有给人世间带来温暖和光明，却在世界上投下了１千个阴影。

　　真是莫大的错误啊！西拉德过分担忧了，说什么希特勒会造出原子弹！希特勒把那么多优秀的原子科学家赶到了美国，他是造不出原子弹来了。战后档案资料表明，对希特勒研制原子弹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在战争初期，妄图以“闪电战”和常规武器夺得“最后胜利”的希特勒法西斯，并没有抓紧将哈恩的发现用于战争目的。后来，当急需“神奇武器”时，他们的财力已经枯竭。正如海森堡在报告中写的那样，１９４２年夏天，德国“主管部门决定不研制原子武器。这一决定使参加原子能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免于承担道义上的重大风险。否则，一声令下，将会迫使他们制造原子弹。”就这样，德国的原子弹研制实验并没有能够进行。

　　西拉德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在战后写道：#p#分页标题#e#

　　“到了１９４５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可是并没有到达收信人之手。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这封尚未批阅的信。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其中就涉及这个话题。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谈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通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为内心隐忍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纽’。

　　“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纽……’”

　　“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似乎爱因斯坦认为自己致罗斯福的信是１９４５年袭击广岛和长崎并威胁整个地球的大灾难的原因。但是，就像艾伦·杜卡斯说过，“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和爱因斯坦特有的关于他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行为对人类命运的作用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关于历史大事件依赖于杰出人物——“历史的创造者”的意志的观念，对爱因斯坦来说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创造者——类似的想法，如像关于自己和自己在科学上以及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

　　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对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来说，致罗斯福的信是不能同“我揿丁按纽”的说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并不是爱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所感到的深刻悲剧的原因。

　　爱因斯坦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属于隐士还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有人把爱因斯坦与新时代的两个哲学家作了对比。其中一个是斯宾诺莎，他从来不和掌权的人们交往，决不依靠他们，他给自己选择了琢磨金刚石的职业，以便使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妨碍他孤独的思考。第二个是莱布尼茨，国王们的顾问，无数政治和行政的方案的制订者，他个人的书信遗产就有１５０００封。

　　爱因斯坦在爱好方面接近于斯宾诺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手艺人、灯塔看守人的职业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会地位。并且，他长期拒绝干预周围人们的生活，拒绝发表公开演说，拒绝积极地影响大学里、城市中、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科学、纯粹的科学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职务。

　　然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任何一个人也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以如此大的精力如此有效地干预过世事。这不仅是在１９３９年，而差不多早在２５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随后，在荣誉突袭而来的年代，在旅行的时候，在同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在一生中，爱因斯坦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务。

　　诚然，任何人——爱因斯坦比所有的人更——不能认为，后来的种种事件取决于爱因斯坦的活动。爱因斯坦在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朵拉盒子的钥匙。但是，爱因斯坦的参与，尽管是最低限度的参预组织分裂铀的实验工作，以及他后来为反对把原子弹用于战争的非常积极的斗争，却是时代的突出的表征。不仅因为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关系式，相对论在当时已成了某种远离人们生活、兴趣和希望的东西的象征。同时，它又是最激动公众兴趣需要的对象。现在，直觉地确信爱因斯坦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重要，这一点开始得到证实。人类已接近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因为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阴森的忧虑的根源。现在，拒绝积极干预就等于背叛科学：科学的存在，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正确性要求人们的希望得到证实，而忧虑得以消除。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坚持认为自己并非相对论的创立者，一般地说，他的思想体系是排斥这种自我鉴定的。同人类集体科研成果的融合、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科学创作的漫长悲剧的新的一幕变得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如此的沉痛。然而，这一沉重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

　　１９４５年秋天，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斯温发表谈话说：

　　“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不过使得一个现存的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人们可以说，它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质上影响了我们。只要各个主权国家具有很大的权力，战争就不可避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而只是意味着战争一定会到来。这甚至在原子弹制成之前也是正确的。所改变的只是战争的破坏性。

　　“我不相信文明会因在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而毁灭掉。也许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死亡。但还会留下足够有思想的人和足够的书籍能使我们从头开始重建文明。

　　……

　　“至于什么时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设性的目的，还不可能作出任何估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相当大量的铀。小量铀的应用，比如说用于开动汽车或者飞机，目前还远不可能，也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才会做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是会达到的，但没有人能说在什么时候达到，也没有人能预料，到什么时候可用那些比铀更常见的原料来生产原子能。这种原料大概会是一些原子量较大的重元素，这些元素由于比较不稳定而较为稀少。这些原料经过放射性蜕变后也许大部分已经消失了。因此，尽管原子能的释放可能是、而且无疑将是人类的一大恩惠，但这个恩惠暂时还不会成为现实。

　　“既然我预见不到在不久的将来原子能会判明是一种恩惠，所以我必须说，在目前它是一种威胁。这也许是件好事。它可以迫使人类把秩序带到国际事务中去，而要是没有恐怖的压力，这种秩序无疑是不会出现的。”

　　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现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问题的焦点就是以健全的社会理性来防止把科学发现用于侵略和破坏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相信，终将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老问题，社会在理性原则基础上被改造，并会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

　　可是，这种信心照例没有消除悲剧，也不允许爱因斯坦忘记，昨天在广岛发生过的事，明天还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这种信心也没有使爱因斯坦卸脱对科学利用的路子所负的道德上的责任感。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能容忍社会的矛盾，甚至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这些矛盾，不会降低到社会和道德的冷淡和日常生活上妥协的地步。

　　１９４６年５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弹悲剧。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当我见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他已年过６旬；长长的花白头发使他的容貌显得苍老，并使他具有上一世纪音乐家或隐士的某种风度。他没穿西装上衣，只穿着一件高领绒线衣，一支自来水钢笔插在高高的领子里。轮廓鲜明，面庞机智，一双眼睛惊人的年青，时而忧郁，时而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它们忽然充满热情地笑起来了——我是不怕用词的——孩子般地笑起来了。头一分钟，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说起话来，只要他很快下楼到了花园，只要他的眼睛刚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就消失了。他年轻，因为他具有不随年华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表述过它：‘我活着并疑惑，因而所有的时间我都想弄明白……’”

　　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怕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出现人之后十万年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他对爱伦堡说：

　　“在中非有过一个不大的部落——我说‘有过’是因为，我老早读过关于这个部落的记载。这个部落的人给孩子们取名：高山、棕榈，朝霞、鹞鹰。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名字被禁止使用，成为禁忌。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替高山和鹞鹰寻找适当的新词。可想而知，这个部落既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没有神话。因此，它也不能发展——几乎每年一切都只好从头开始。许多美国人就像这个部落的人……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份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但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悲剧和非古典科学的悲剧在于，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非理性性质的脱节。科学的哲学结论、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价物，说明理性对主权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学反对非理性主义，并且从宇宙和谐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转向道德和社会的和谐。但是，科学的结论又常为社会组织中的非理性主义所利用。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弹威胁的斗争就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广岛的惨祸。对爱因斯坦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未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科学。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原子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可以隐约觉察同一个非理性的恶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它效劳。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整个科学都陷入了对和无私地为真理服务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赖中。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思维的基础。这种认识就是爱因斯坦战后极力反对原子弹威胁的全部理论基础。

★　最后的宣言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讲话稿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勒尔根据他想要讲的内容起草的。爱因斯坦说：

　　“物理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同阿尔夫雷德·诺贝尔没有什么两样。阿尔夫雷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当时从未有过的最猛烈的炸药，一种超级的破坏工具。为了对此赎罪，也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置奖金来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而且我们不能不一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放松我们的努力，来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他们的政府，使他们明白，他们肯定会惹起不可言喻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彼此相处的态度并且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来规划安全的未来。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象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的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

　　战后混乱的国际秩序，新的军事对抗，依然到处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原子弹能否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爱因斯坦巨大的关注。他像战前一样呼吁道；

　　“我们战后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来说，我们既不是政客，而且也决不愿意干预政府，但我们知道一些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明确告诉那些负责的人，并且提醒他们：没有侥幸避免危险的出路；前面没有时间让我们慢吞吞地前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做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势要求我们勇敢的行动，要求根本改变我们的整个态度，改变全部政治概念。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夫雷德·诺贝尔设置巨额奖金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赖的精神、宽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心里会占优势。要不然，人类文明将在劫难逃。”

　　可如今原子弹已握在美国统治集团手里，他们能承诺不以原子武器威胁世界和平吗？早在１９４０年，爱因斯坦就预感到自己给罗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战后几年间，美国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弹进行政治讹诈的行为不仅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担忧，而且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德国的知识分子曾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难道美国知识分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国社会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义吗？

　　１９４６年初，美国拟定召开“全国科学家会议”，爱因斯坦提前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美国科学家：

　　“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数科学家完全意识到他们作为学者和世界公民的责任，他们并没有成为那种到处泛滥的威胁着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未来的歇斯底里的牺牲品。

　　“我们不应当允许对科学工作的发表和传播有任何限制；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害。当美国应当承担起建立国际安全的领导责任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害的威胁，使得它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好的变化，了解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致命的路线，那么我们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它的那些不义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缚力得多。当然，我们还有这样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爱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国知识分子的例子告诫人们：

　　“我们有理由谴责德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无条件地屈从于那个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他们犯了罪，给他们惩罚，那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自称他们是法律上被迫去干的。我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下决心避免类似的罪恶是抱有希望的；他们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证明我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

　　在呼吁科学家、知识分子为世界和平尽自己责任的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看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上。现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上。法西斯主义已经覆灭，滋生侵略战争的温床已经铲除，他多年来热烈向往的世界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把联合国来一番改组，不就成为世界政府了吗？把军队交给世界政府，由它来维持国际秩序，和平不就有保障了吗？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９日，爱因斯坦在芝加哥举行的“争取世界联邦政府学生大会”上演讲道：

　　“我们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创立一个能够运用司法裁决来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世界政府。这种裁决必须以一个为各国政府都赞成的措辞精确的宪章为根据。只有世界政府才可以动用进攻性的武器。任何个人或国家，如果不同意把一切军事力量都集中由超国家权力机构掌握，也不放弃以武力作为反对别国以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那么就不能认为是爱好和平的。”

　　１９４７年９月，在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爱因斯坦说：

　　“如果每个公民都认识到，在这原子时代，安全与和平的唯一保证是超国家政府的不断发展，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力量来加强联合国。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有理性的和敢于负责的公民都必须知道他应当如何抉择。

　　“为要达到最后目的——那是一个联合的世界，而不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这样一个局部性世界政府决不应当作为一种联盟来反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走向世界政府的唯一真正步骤就是世界政府本身。”

　　爱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报。右派在叫嚷：

　　“提防爱因斯坦呀！他是煽动家，是共产党的奸细。他要把美国独家掌握的原子弹秘密，通过世界政府泄露给俄国佬！”

　　左派的人则批评、攻击他：

　　“把世界变成一个超民族的国家，就是企图叫社会主义的苏联放弃独立。提出世界政府的口号，就是替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缝制一块遮羞布。”

　　爱因斯坦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仍然呼喊到：

　　“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是什么？

　　１９４７年，爱因斯坦就明确地给予了回答：

　　“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

　　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并反对种种战争煽动，这一切成为爱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爱因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说，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他还为他所挚爱的人类献上一份赤诚的心。这就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这个宣言原来的名称叫《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是由罗素起草的。罗素于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１日写信给爱因斯坦讨论此事，爱因斯坦于２月１６日回信表示赞同，并于３月２日写信给玻尔，希望玻尔作为发起人，但玻尔拒绝了。１９５５年４月５日罗素把他拟的宣言草稿寄给爱因斯坦，４月１１日爱因斯坦在宣言上签了名。两天后爱因斯坦就患重病，４月１８日就逝世了。这篇宣言直到７月９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美国的布立奇曼和缪勒；英国的泡威耳和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罗素于１９５５年４月初同爱因斯坦商量拟邀请签名的１５名科学家中有１０人没有签名。）不久后，前联邦德国的麦克斯·玻恩和美国的泡林也签了名。这１２个人中，除了英费尔德和罗特布拉特外，其余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宣言发表时，罗素曾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６国政府首脑。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宣言就是爱因斯坦留给人类的宝贵遗言：

　　“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由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

　　“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

　　……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这个宣言发表后，在罗素的积极推动下，由美国大企业家赛勒斯·伊顿资助，于１９５７年７月以《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签名者的名义，在加拿大东部新斯科舍州的普格瓦许村伊顿家里召开了一次有１０个国家共２２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以后这种会议大概不到一年就举行一次，开会的地点有魁北克、维也纳、莫斯科、伦敦等处。这种会议以后统称为“普格瓦许—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罗素生前是这个会议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在１９５７年的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

　　“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爱因斯坦和那些与他一样的科学家们呼吁，在当时遭到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的嘲弄。可几十年后，他们的主张正是全球和解的基础。历史证明了他们的伟大。

★　死与不朽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３日，爱因斯坦的右腹部感到一阵阵剧痛，还出现了别的症状。医生们诊断是主动脉瘤，并建议他动手术。

　　爱因斯坦拒绝了。

　　他知道，自己应该走了。自从１９１７年那场大病以来，他一直有胃痉挛、头晕恶心和呕吐的毛病。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４８年接连做了两次手术，发现主动脉上有瘤。这是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

　　爱因斯坦知道，这个定时炸弹爆炸了。

　　第二天，心脏外科专家格兰医生从纽约赶来。尽管病人很虚弱，开刀很危险，但格兰还是建议开刀，这是唯一的抢救方法。

　　爱因斯坦苍老的脸上现出一丝疲倦的微笑，摇摇头说：

　　“不用了。”

　　几年前医生就告诫他那个主动脉瘤可能随时破裂，爱因斯坦总是笑着说：

　　“那就让它破裂去吧！”

　　４月１６日，爱因斯坦病情恶化。杜卡斯又匆匆请来医生。医生让爱因斯坦立即住院，爱因斯坦只管摇头，怎么也不肯住院。医生了解爱因斯坦，说：

　　“教授先生，你看杜卡斯小姐。她一人在这儿顶不住了。

　　我看她也要病了。”

　　爱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这个忠实的助手，从１９２８年爱因斯坦生病以来，一直跟着他。先当秘书，后来兼当管家，现在又兼当护士。她确实疲惫不堪，快顶不住了。

　　爱因斯坦点了一下头。

　　爱因斯坦终于住进了普林斯顿那家小小的医院。一到医院，他就让人把他的老花眼镜、钢笔、一封没写完的信和一篇没有做完的计算送来。垂危的爱因斯坦在病床上欠了欠身子，戴上老花眼镜，从床头柜上抓起了笔。可手还未抬起，他又倒了下去。宽大的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出一片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手里滑走了，落到地上。

　　“上帝”不允许他再做了。

　　也许，他做得实在是太多了。

　　４月１７日，星期五。爱因斯坦自我感觉稍好一些。儿子汉斯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了，女儿玛戈尔也因病住在同一个医院里，她也坐着轮椅来到爱因斯坦床前。爱因斯坦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微笑着对儿女们说：

　　“没什么。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

　　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都平静地说着同一句话：

　　“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他明确立过遗嘱说：“我死后，切切不可把梅塞街１１２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院里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晚上，爱因斯坦让杜卡斯回去休息。夜里一点刚过，助理护士罗素小姐发现，爱因斯坦睡梦中呼吸困难。她想请医生来，便向房门口走去，但听到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了几句话。罗素小姐听不懂，连忙折回病床前。就在这一瞬间——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１时２５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解剖发现是腹腔主动脉溢血。

　　巨星陨落了。

　　２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巨人牛顿的逝世，引起了英国和欧洲的一片悲恸。

　　现在，电讯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

　　“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７６岁。”

　　全球为之悲痛。

　　到处都是悼词：

　　“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家”

　　“人类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

　　到处都是颂词：

　　“爱因斯坦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

　　更多的刊物，都重登了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在１９３１年对爱因斯坦作出的评价：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是，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同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唁电和唁函，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飞往普林斯顿。唁函和唁电，来自学术团体，也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著名的科学家，也来自普通的男男女女。人们怀念他，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开阔了科学造福于人类的无限广阔的前景。人们怀念他，争取光明，为人类的进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爱因斯坦的遗嘱早已闻名。他要求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按照他的愿望，甚至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除护送爱因斯坦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外一概没有通知。

　　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类融为一体。早在１９１７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过：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

　　还有一次，在与英费尔德的谈话中，爱因斯坦说：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３个小时我就该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３个小时。

　　然后，我就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

　　在爱因斯坦之前２千年，有一位思想家，由于性情古怪被认为是个人享乐的崇拜者，他讲过自己对死的态度。伊壁鸠鲁在致美诺寇的著名的信中，一再提出反对死亡的恐惧的理由：当我们存在时，没有死亡；当有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这一理由的惊人力量，不仅为以超个人的内容充实生命的人们所理解，而且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为他们所感受。伊壁鸠鲁本人快死的时候，坐进热澡盆，要喝浓郁的醇酒，并在临终的信中把死去的一天称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关于哲学推论的回忆。

　　爱因斯坦的身上决无伊壁鸠鲁式的怪诞行为方式，但他又在实质上极为靠近伊壁鸠鲁对生命达观理智的省悟。不同的是，对个人生命的终结，爱因斯坦与伊壁鸠鲁是一致的，平静而坦然，但面对包围个人生命的世界环境，爱因斯坦却不同于伊壁鸠鲁，他以极大的情感态度关注着世界环境是否能够达到永恒的和谐。于此，对个人生命消逝的平静与对包围个人生命环境的忧伤，矛盾又协调地主宰着爱因斯坦晚年的心境。

　　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

　　从４０年代末起，在爱因斯坦的信中，越来越经常地流露出对生活厌倦、普遍厌倦的议论。随着这些议论，还越来越经常地发出一种和要去世的人、和自己生命辞别的忧伤的、尽管是平静的语调。这种平静的忧伤就像一个人有时在寂静的傍晚感受到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绝少进入一个人的逻辑上秩序井然的世界观中，它始终是一种感情上的、由半音谱成的、无意识的东西。一个人惋惜过去了的一天，惋惜他永远失去了的、不可复归的个性，惋惜那已经永远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东西。他还惋惜个人的生命。对将逝去的一天的忧伤遮盖不住对次日的愉快的期待，对过去的个人生活的忧伤与对整个存在的不朽的乐观主义心情并不矛盾。它们相互补充，不可分割。承认局部的、具体的、个人的东西的价值和不可重复性，就使伊壁鸠鲁式的对死的否定变得更具人性，它把逻辑公式变成人的激情。关于存在之不朽的想法，同样也使正在消逝的个人生命的忧伤变为宁静的、某种透明的和水彩画般的忧伤。

　　在爱因斯坦独特的意识中，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伊壁鸠鲁式的乐观主义路线，他确实无视个人的死，并对死无动于衷。但它不排除对将要失去的生命的忧伤。这正是爱因斯坦独特的生命意识：对本人的生命相对的无所谓和对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的亲人们的强烈的、虽说是平静的忧伤。这些亲近的人则是世界环境，包围爱因斯坦个人生命的世界环境的具象存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爱因斯坦，埃伦费斯特、艾尔莎、朗之万、玛丽·居里、玛娅·爱因斯坦……一缕又一缕止不住的哀伤侵蚀着爱因斯坦的精神。

　　这种感情又不是纯儿女情长式的东西，在爱因斯坦身上，它又和一种理智的孤独感联系在一起：即无法理解宇宙的和谐，制订统一场论时总是遇到新的挫折，这种挫折还应包括在３０年代之后，爱因斯坦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物理学家不同的道路。所以，物理世界的不和谐与生活世界的不和谐为爱因斯坦式的孤独留下了双重的注解。埃伦费斯特以自杀的方式中断了这种“孤独”，他把科学家期待的科学的东西和他在科学上实际所能做到的事情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矛盾全然视为主观的能力问题，而爱因斯坦则不同，虽然他晚年的忧伤与一生的孤独感也源自于此，他视这种悲剧性冲突矛盾为个人之外的客观的东西。由此，他才能坦然地接受科学探索中的一次次失败，就像他一再引用莱辛的话聊以自慰：“对真理的追求比安安稳稳地占有它更可贵。”

　　这既是科学真理的真正不朽，同时也是崇高生命的真正不朽。

　　１９５５年春，这是爱因斯坦最后的一个春天。爱因斯坦在为纪念苏黎世工大建校１百周年写的几页“自述片断”中，就是以这样一种坦然的追求真理的心情总结了自己对统一场论的研究：

　　“自从引力理论这项工作结束以来，到现在４０年过去了。这些岁月我几乎全部用来为了从引力场理论推广到一个可以构成整个物理学基础的场论而绞尽脑汁。有许多人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工作着，许多充满希望的推广我后来一个个放弃了。但是最近１０年终于找到一个在我看来是自然而又富有希望的理论。不过，我还是不能确信，我自己是否应当认为这个理论在物理学上是极有价值的，这是由于这个理论是以目前还不能克服的数学困难为基础的，而这种困难凡是应用任何非线性场论都会出现。此外，看来完全值得怀疑的是，一种场论是否能够解释物质的原子结构和辐射以及量子现象，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是不加思索地用一个有把握的‘否’字来回答，因为他们相信，量子问题在原则上要用另一类方法来解决。”

　　在此，爱因斯坦平静地承认，统一场论距单值地解释宇宙的构造还很遥远。尽管他为此花了４０年的心血。这种“追求真理”的坦然其实就是生命意识的表现。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第一小提琴手”爱因斯坦写信给“第二小提琴手”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

　　“我不拉小提琴了。这些年来，听我自己演奏，越听越难受。希望你没有遭到类似的命运。留给我的事情是：毫不悯惜自己，研究困难的科学问题。那个工作迷人的魔力，将持续到我停止呼吸。”

　　真理不属于个人，甚至不属于发现者，就像爱因斯坦从不认可他发现了相对论的提法。个人的生命若想不朽，就得在探索、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记住爱因斯坦的话：

　　“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得到不朽。”

　　还应记住英费尔德讲的一件事：曾在１９２７年给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的约瑟夫·萨尔，于１９３８年逃出纳粹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在这里问过一位老人这样一个问题：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内容毫无所知的人为什么如此仰慕爱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说：“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已经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不朽，是人世间真正的、永恒的不朽。

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年表

爱因斯坦年表

　　１８７９年　３月１４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乌尔姆市班霍夫街１３５号。父母都是犹太人。父名赫尔曼·爱因斯坦，母亲波林·科克。

　　１８８０年　爱因斯坦一家迁居慕尼黑。父同其弟雅各布合办一电器设备小工厂。

　　１８８１年　１１月１８日，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出世。１８８４年　爱因斯坦对袖珍罗盘着迷。进天主教小学读书。

　　１８８５年　爱因斯坦开始学小提琴。

　　１８８６年　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公立学校读书。为了遵守宗教指示的法定要求，在家里学习犹太教的教规。

　　１８８８年　爱因斯坦入路易波尔德高级中学学习。在学校继续受宗教教育，直到准备接受受戒仪式。弗里德曼是指导老师。１８８９年　在医科大学生塔尔梅引导下，读通俗科学读物和哲学著作。

　　１８９０年　爱因斯坦的宗教时间，持续约１年。１８９１年　自学欧几里德几何，感到狂热的喜爱。开始自学高等数学。

　　１８９２年　开始读康德著作。

　　１８９４年　全家迁往意大利米兰。

　　１８９５年　自学完微积分。中学没毕业就到意大利与家人团聚。放弃德国国籍。

　　投考苏黎世瑞士联邦工业大学，未录取。

　　１０月转学到瑞士阿劳州立中学。

　　写了第一篇科学论文。

　　１８９６年　获阿劳中学毕业证书。

　　１０月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１８９７年　在苏黎世结识贝索，与其终身友谊从此开始。

　　１８９９年　１０月１９日正式申请瑞士公民权。

　　１９００年　８月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１２月完成论文《由毛细管现象得到的推论》，次年发表在莱比锡《物理学杂志》上。

　　１９０１年　３月２１日取得瑞士国籍。

　　３月去米兰找工作，无结果。

　　５月回瑞士，任温特图尔中学技术学校代课教师。１０月到夏夫豪森任家庭教师。３个月后又失业。１２月申请去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工作。

　　５—７月完成电势差的热力学理论的论文。

　　１９０２年　２月到伯尔尼等待工作。

　　和索洛文、哈比希特创建“奥林匹亚科学院”。

　　６月受聘为伯尔尼瑞士专利局的试用三级技术员。６月完成第三篇论文《关于热平衡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运动论》，提出热力学的统计理论。

　　１０月父病故。

　　１９０３年　１月与米列娃结婚。

　　１９０４年　５月长子汉斯出生。

　　９月由专利局的试用人员转为正式三级技术员。１９０５年　３月发展量子论，提出光量子假说，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４月向苏黎世大学提出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博士学位。

　　５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开创物理学的新纪元。

　　９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

　　１９０６年　４月晋升为专利局二级技术员。

　　１１月完成固体比热的论文，这是关于固体的量子论的第一篇论文。

　　１９０７年　开始研究引力场理论，在论文《关于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中提出均匀引力场同均匀加速度的等效原理。６月申请兼任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

　　１９０８年　１０月兼任伯尔尼大学编外讲师。１９０９年　３月和１０月完成两篇论文，每一篇都含有对于黑体辐射论的推测。

　　７月接受日内瓦大学名誉博士。

　　９月参加萨尔斯堡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第８１次大会，会见普朗克等，作了《我们关于辐射的本质和结论的观点的发展》报告。

　　１０月离开伯尔尼专利局，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

　　１９１０年　７月次子爱德华出生。

　　１０月完成关于临界乳光的论文。

　　１９１１年　２月应洛伦兹邀请访问莱顿。

　　３月任布拉格德国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

　　１０月去布鲁塞尔出席第一次索尔维会议。

　　１９１２年　２月埃伦费斯特来访，两人由此结成莫逆之交。１０月回瑞士，任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

　　提出光化当量定律。

　　开始同格罗斯曼合作探索广义相对论。

　　１９１３年　７月普朗克和能斯特来访，聘请他为柏林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

　　１２月７日在柏林接受院士职务。

　　发表同格罗斯曼合著的论文《广义相对论纲要和引力理论》，提出引力的度规场理论。

　　１９１４年　４月６日，从苏黎世迁居到柏林。

　　７月２日在普鲁士科学院作就职演说。

　　１０月反对德国文化界名流为战争辩护的宣言《告文明世界书》，在同它针锋相对的《告欧洲人书》上签名。

　　１１月参加组织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

　　１９１５年　同德哈斯共同发现转动磁性效应。

　　３月写信给罗曼·罗兰，支持他的反战活动。

　　６—７月在阿廷根作了６次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学术报告。１１月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运动。

　　１９１６年　３月完成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３月发表悼念马赫的文章。

　　５月提出宇宙空间有限无界的假说。

　　８月完成《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总结量子论的发展，提出受激辐射理论。

　　首次进行关于引力波的探讨。

　　写作《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

　　１９１７年　２月，著述第一篇关于宇宙学的论文，引入宇宙项。接连患肝病、胃溃疡、黄疸病和一般虚弱症，受堂姐艾尔莎照顾。

　　１９１８年　２月，爱因斯坦发表关于引力波的第二篇论文，包括四级公式。

　　１９１９年　１—３月在苏黎世讲学。

　　２月同米列娃离婚。

　　６月与艾尔莎结婚。

　　９月获悉英国天文学家观察日食的结果，１１月６日消息公布后，全世界为之轰动。由此，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视为“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１２月，接受德国唯一的名誉学位：罗斯托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１９２０年　３月母亲患癌症去世。

　　夏访问斯堪的那维亚。

　　８—９月德国出现反相对论的逆流，爱因斯坦遭到恶毒攻击，他起而公开应战。

　　１０月接受兼任莱顿大学特邀教授名义，发表《以太和相对论》的报告。

　　１９２１年　１月访问布拉格和维也纳。

　　１月２７日在普鲁士科学院作《几何学和经验》的报告。

　　２月去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工联会议。

　　４月２日—５月３０日，为了给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的创建筹集资金，同魏茨曼一起首次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巴纳德勋章。在白宫受哈丁总统接见。在访问芝加哥、波士顿和普林斯顿期间，就相对论进行了４次讲学。

　　６月访问英国，拜谒了牛顿墓地。

　　１９２２年　１月完成关于统一场论的第一篇论文。３—４月访问法国，努力促使法德关系正常化。发表批判马赫哲学的谈话。

　　５月参加国际联盟知识界合作委员会。#p#分页标题#e#

　　７月受到被谋杀的威胁，暂离柏林。

　　１０月８日，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在马赛乘轮船赴日本。沿途访问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

　　１１月９日，在去日本途中，爱因斯坦被授予１９２１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１１月１７日—１２月２９日，访问日本。

　　１９２３年　２月２日，从日本返回途中，到巴勒斯坦访问，逗留１２天。

　　２月８日，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个名誉公民。

　　从巴勒斯坦返回德国途中，访问了西班牙。

　　３月，爱因斯坦对国联的能力大失所望，向国联提出辞职。６—７月，帮助创建“新俄朋友协会”，并成为其执行委员会委员。

　　７月，到哥德堡接受１９２１年度诺贝尔奖金。并讲演相对论，作为对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感谢。

　　发现了康普顿效应，解决了光子概念中长期存在的矛盾。１２月，第一次推测量子效应可能来自过度约束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

　　１９２４年　加入柏林的犹太组织，并成为缴纳会费的会员。

　　６月，重新考虑加入国联。

　　１２月，取得最后一个重大发现，从统计涨落的分析中得出一个波和物质缔合的独立的论证。此时，还发现了波色—爱因斯坦凝聚。

　　１９２５年　受聘为德苏合作团体“东方文化技术协会”理事。

　　５—６月，去南美洲访问。

　　与甘地和其他人一道，在拒绝服兵役的声明上签字。

　　接受科普列奖章。

　　为希伯莱大学的董事会工作。

　　发表《非欧几里德几何和物理学》。

　　１９２６年　春，同海森伯讨论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

　　接受“皇家天文学家”的金质奖章。

　　接受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１９２７年　２月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

　　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被选为名誉主席。

　　１０月参加第五届布鲁塞尔索尔维物理讨论会，开始同哥本哈根学派就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进行激烈论战。

　　发表《牛顿力学及其对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影响》。１９２８年　１月被选为“德国人权同盟”（前身为德国“新祖国同盟”）理事。

　　春，由于身体过度劳累，健康欠佳，到瑞士达伏斯疗养，并为疗养青年讲学。发表《物理学的基本概念至其最近的变化》。

　　４月海伦·杜卡斯开始到爱因斯坦家担任终生的私人秘书。

　　１９２９年　２月发表《统一场论》。

　　３月，５０岁生日，躲到郊外以避免生日庆祝会。第一次访问比利时皇室，与伊丽莎白女皇结下友谊，直到去世之前一直与比利时女皇通信。

　　６月２８日获普朗克奖章。

　　９月以后同法国数学家阿达马进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坚持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

　　１９３０年　不满国际联盟在改善国际关系上的无所作为，提出辞职。５月，在“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世界裁军声明上签字。

　　７月同泰戈尔争论真理的客观性问题。

　　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３１年３月４日，爱因斯坦第二次到美国访问，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讲学。

　　１２月１３日，沃克市长向爱因斯坦赠送纽约市的金钥匙。

　　１２月１９日—２０日，访问古巴。

　　发表《我的世界观》、《宗教和科学》等文章。

　　１９３１年　３月从美国回柏林。

　　５月访问英国，在牛津讲学。

　　１１月号召各国对日本经济封锁，以制止其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１２月再度去加利福尼亚讲学。

　　为参加１９３２年国际裁军会议，特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讲。

　　发表《麦克斯韦对物理实在观念发展的影响》。１９３２年　２月，对于德国和平主义者奥西茨基被定为叛国罪，在帕莎第纳提出抗议。

　　３月从美国回柏林。

　　５月去剑桥和牛津讲学，后赶到日内瓦列席裁军会议，感到极端失望。

　　６月同墨菲作关于因果性问题的谈话。

　　７月同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的心理问题。

　　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１２月１０日，和妻子离开德国去美国。原来打算访问美国，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

　　１９３３年　１月３０日，纳粹上台。

　　３月１０日，在帕莎第纳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次日启程回欧洲。

　　３月２０日，纳粹搜查他的房屋，他发表抗议。后他在德国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

　　３月２８日从美国到达比利时，避居海边农村。

　　４月２１日宣布辞去普鲁士科学院职务。

　　５月２６日给劳厄的信中指出科学家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应当默不作声。

　　６月到牛津讲学后即回比利时。

　　７月改变绝对和平主义态度，号召各国青年武装起来准备同纳粹德国作殊死斗争。

　　９月初纳粹以２万马克悬赏杀死他。

　　９月９日，渡海前往英国，永远离开欧洲。

　　１０月３日在伦敦发表演讲《文明和科学》。

　　１０月１０日离开英国，１０月１７到达美国，定居于普林斯顿，应聘为高等学术研究院教授。

　　１９３４年　文集《我的世界观》由其继女婿鲁道夫·凯泽尔编辑出版。１９３５年　５月到百慕大作短期旅行。在百慕大正式申请永远在美国居住。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离开美国。

　　获富兰克林奖章。

　　同波多耳斯基和罗森合作，发表向哥本哈根学派挑战的论文，宣称量子力学对实在的描述是不完备的。

　　为使诺贝尔奖金（和平奖）赠予关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奥西茨基而奔走。

　　１９３６年　开始同英费尔德和霍夫曼合作研究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

　　１２月２０日妻艾尔莎病故。

　　发表《物理学和实在》、《论教育》。

　　１９３７年　３—９月参加由英费尔德执笔的通俗册子《物理学的进化》的编写工作。

　　３月声援中国“七君子”。

　　６月同英费尔德和霍夫曼合作完成论文《引力方程和运动问题》，从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

　　１９３８年　同柏格曼合写论文《卡鲁查电学理论的推广》。

　　９月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表示不满。

　　１９３９年　８月２日在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抓紧原子能研究，防止德国抢先掌握原子弹。

　　妹妹玛雅从欧洲来美，在爱因斯坦家长期住下来。１９４０年　５月１５日发表《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

　　５月２２日致电罗斯福，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

　　１０月１日取得美国国籍。

　　１９４１年　发表《科学和宗教》等文章。

　　１９４２年　１０月在犹太人援苏集会上热烈赞扬苏联各方面的成就。

　　１９４３年　５月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１９４４年　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以６００万美元拍卖１９０５年狭义相对论论文手稿。发表对罗素的认识论的评论。

　　１２月同斯特恩、玻尔讨论原子武器和战后和平问题，听从玻尔劝告，暂时保持沉默。

　　１９４５年　３月同西拉德讨论原子军备的危险性，写信介绍西拉德去见罗斯福，未果。

　　４月从高等学术研究院退休（事实上依然继续照常工作）。９月以后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原子战争和世界政府的言论。１９４６年　５月发起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担任主席。５月接受黑人林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写长篇《自述》，回顾一生在科学上探索的道路。

　　５月妹妹玛雅因中风而瘫痪，以后每夜念书给她听。

　　１０月，给联合国大会写公开信，敦促建立世界政府。

　　１９４７年　继续发表大量关于世界政府的言论。

　　９月发表公开信，建议把联合国改组为世界政府。１９４８年　４—６月同天文学家夏普林利合作，全力反对美国准备对苏联进行“预防性战争”。

　　抗议美国进行普遍军事训练。

　　发表《量子力学和实在》。

　　前妻米列娃在苏黎世病故。

　　１２月，作剖腹手术，在腹部主动脉里发现一个大动脉瘤。

　　１９４９年　１月１３日，爱因斯坦出院。

　　１月，写《对批评的回答》，对哥本哈根学派在文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中的批判进行反批判。

　　５月发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１１月“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停止活动。

　　１９５０年　２月１３日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

　　４月发表《关于广义引力论》。

　　文集《晚年集》出版。

　　３月１８日，在遗嘱上签字盖章。内森博士被指名为唯一的遗嘱执行人。遗产由内森博士和杜卡斯共同托管。信件和手稿的最终贮藏所是希伯莱大学。其他条款当中还有：小提琴赠给孙子伯恩哈德·凯撒。

　　１９５１年　连续发表文章和信件，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

　　６月妹妹玛雅在长期瘫痪后去世。

　　９月“原子能科学家非常委员会”解散。

　　１９５２年　发表《相对论和空间问题》、《关于一些基本概论的绪论》。１１月以色列第１任总统魏斯曼死后，以色列政府请他担任第２任总统，被拒绝。

　　１９５３年　４月３日给伯尔尼时代的旧友写《奥林匹亚科学院颂词》，缅怀青年时代的生活。

　　５月１６日给受迫害的教师弗劳恩格拉斯写回信，号召美国知识分子起来坚决抵抗法西斯迫害，引起巨大反响。为经念玻恩退休，发表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论文，由此引起两人之间的激烈争论。

　　发表《〈空间概念〉序》。

　　１９５４年　３月，７５岁生日，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势力作斗争。

　　３月被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

　　５月发表声明，抗议对奥本海默的政治迫害。

　　秋因患溶血性贫血症卧床数日。

　　１１月１８日，在《记者》杂志上发表声明，不愿在美国做科学家，而宁愿做一个工匠或小贩。

　　完成《非对称的相对论性理论》。

　　１９５５年　２—４月同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４月１１日在宣言上签名。

　　３月写《自述片断》，回忆青年时代的学习和科学探索的道路。

　　３月１５日挚友贝索逝世。

　　４月３日同科恩谈论关于科学史等问题。

　　４月５日驳斥美国法西斯分子给他扣上“颠覆分子”帽子。４月１３日在草拟一篇电视讲话稿时发生严重腹痛，后诊断为动脉出血。

　　４月１５日进普林斯顿医院。

　　４月１８日１时２５分在医院逝世。当日１６时遗体在特伦顿火化。遵照其遗嘱，骨灰被秘密保存，不发讣告，不举行公开葬仪，不做坟墓，不立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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