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次写了李冷的“新生”，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但是我既不曾走到“灭亡”的边缘，也没有得到“新生”的光明。所以我一直在无数的矛盾中间苦苦地挣扎。《新生》以后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写成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写成的《萌芽》（后来改名为《雪》），这个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在写作的时候，宣泄了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的确有鲜明的爱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辛勤劳动、受辱受苦。我当初写了两个不同的“结尾”——一个是：工人的起义胜利了，曹科员夫妇搭火车离开了大煤山，男的说：“我不能等着看他们灭亡……所以我走了……”；另一个是：工人的起义给镇压了，曹科员夫妇离开了大煤山，在车上男的说：“倘使赵科员能够活起来……他又会责备我逃避现实了。他真倔强，临死……还说种子已经落在地下……。”在两个“结尾”中，女的都是“低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怕的梦。……现在落雪了。’……”调子是同样地低沉。虽然我是在批评那一对改良主义的年轻夫妇，可是我无意地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向读者宣传了，可能有一些读者会受到感染。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刚才还说过我是相信未来的光明的。
但是从当时到那未来的光明究竟要走多长的路？而且怎样才能够走到？我自己却茫然了。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黑暗给暴露了以后，未来的光明却被写成了渺茫的希望，当然不会有昂扬的调子了。在《雪》的“结尾”中只有“种子已经落在地下”这句话。在《砂斗的“结尾”里我也只写了“……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这样的希望。在《新生》第二稿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说《砂斗的调子更低沉。砂丁们的静悄悄的惨死和少女的徒然的等待……。小说带给读者的，不是哀愁大于希望么？我说过，我也想过，我要用笔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旧社会，可是在我不少的小说中我都充当了束手无策、摇头叹息的旁观者的脚色。
《砂斗》是根据一位朋友的谈话，加上我自己大胆的想象写成的。当时我没有到过云南的个旧，也不曾看见一个砂叮我那位朋友在矿上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亲眼看见砂丁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能够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后来就跑到上海来了。他对我谈了不少，他谈的只是砂丁们的生活。故事是我编造的。我的同情，我的愤怒……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我没有实际的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习，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小说出版后二十八年，我才到了我从前写的那个城市和矿山。去年三月在个旧迎接我的却是金湖上一片灿烂的阳光和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砂侗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词，我只能在文化馆的“矿工今昔展览室”里看到我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了。
我在《雪》里写的是浙江长兴煤矿工人的生活。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却是编造的。我一九三一年初冬同一位朋友坐小火车到过那个矿山，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朋友在矿局当科长，我作为他的客人在矿山得到不少的方便。我一天到处看看，还跟着一个机工下窑去待了两个多钟点。在这个窑里，一个多月前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死了十五个人，要不是靠那位朋友帮忙，我一定下不去了。我并非去找小说材料，我只是想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体验体验生活。过了两年我答应别人写一部连载小说，才想到了这个题材。我可以说是充分地利用了两年前的“生活体验”，我把知道的全写进小说里了。不知道的能避开就避开，没法避开的只好靠自己编造。我那个朋友早已离开长兴，我无法再到矿山去体验生活，连参观的机会也得不到，我怎么能够写得更真实呢？我平日同工人接触的机会极少，那一个星期中间虽然常同矿工们交谈，但是谈得不深，我又没有把谈话记录下来，两年后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当然连“貌似”也办不到了。小说最后矿工们的起义，不用说也是出自我的想象。不过当初我在矿山作客的时候，也曾听见朋友讲起两个月前（？）“土匪”打进矿局的故事。他说是“土匪”，又说里面有开除了的矿工。
他们大清早冲进了局长（或者叫“经理”）的寝室，当着妻子的面打死了丈夫。我的朋友当时听到消息，打开房门，正要出去，看见有人奔向他的房间，马上退回关上房门，又拉过方桌将门抵祝外面的人推不开房门，也就走了。所谓的“土匪”在矿山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军队开到他们就散了，又说是远走了。我在矿山的时候，人们还暗暗担心“土匪”会再来。新的局长（或经理）刚刚就职，同事们正为他举行贺宴，朋友要我参加，我推辞了。小说的那个胜利的“结尾”便是根据上面的真实的故事想出来的。矿局职员口中的“土匪”很可能是起义的工人。
《新生》发表以后，我几次想写它的续篇《黎明》，一直没有动笔。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预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内完成它。可是我考虑了好久，仍然不敢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我找了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我不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乌托邦的小说。因此我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现在谈《新生》，又想到了那个未了的旧债，我的思想活动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觉得在新社会里试一试过去干不了的那个工作，也不见得毫无成功的可能，至少方向明确了，道路清楚了。今天拿起笔写未来社会、理想社会，绝不会像在写童话；正相反，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真实的生活，在写明天便要发生的事情，多么亲切，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我真想试一试，而且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我写从《灭亡》到《寒夜》十四卷文集的当时所未曾有过的“写作的快乐”。
关于《激流》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块肉余生述》若（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这中间我受过多少血和火的磨练，差一点落进了万丈深渊，又仿佛喝过了“迷魂汤”，记忆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大哥的消瘦的面貌至今还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淮海路）一家公寓里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p#分页标题#e#
倘使我能够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那里埋着多少大哥的诉苦埃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姐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小说。一九二九年七、八月我大哥来上海，在闲谈中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我谈得不多，但是他极力支持我。后来他回到成都，我又在信里讲起《春梦》，第二年他寄来了上面引用的那封信。《块肉余生述》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考伯菲尔》的第一个中译本，是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他爱读它，我在成都时也喜欢这部小说。他在信里提到《块肉余生述》，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没有顾忌地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我读了信，受到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我要拨开我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些时候我经常背诵鲁迅先生翻译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句话：“可怕的是使死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我忍不住多次地想：不要等到太迟了的时候）。
过了不到一年，上海《时报》的编者委托一位学世界语的姓火的朋友来找我，约我给《时报》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我想，我的《春梦》要成为现实了。我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我就一口答应下来。我先写了一篇《总序》，又写了小说的头两章（《两兄弟》和《琴》）交给姓火的朋友转送报纸编者研究。编者同意发表，我接着写下去。我写完《总序》，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
故事虽然没有想好，但是主题已经有了。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四月十八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还是太迟了。不说他一个字不曾读到，他连我开始写《激流》的事情也不晓得。按照我大哥的性格和他所走的生活道路，他的自杀是可以料到的。
但是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遗憾。
我当时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电报是下午到的，我刚把第六章写完，还不曾给报馆送去。报馆在山东路望平街，我写好三四章就送到报馆收发室，每次送去的原稿可以用十天到两个星期。稿子是我自己送去的，编者姓吴，我只见过他一面，交谈的时间很短，大概在这年年底前他因病回到了浙江的家乡，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激流》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在《时报》上连载了五个多月。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报纸上发表小说的地位让给东北抗战的消息了。《激流》停刊了一个时期，报馆不曾通知我。后来在报纸上出现了别人的小说，我记得有林疑今的，还有沈从文的作品（例如《记胡也频》），不过都不长。我的小说一直没有消息，但我也不曾去报馆探问。我有空时仍然继续写下去。我当时记忆力强，虽然有一部分原稿给压在报馆里，我还不曾搞乱故事情节，还可以连贯地往下写。这一年我一直住在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在这里除了写《激流》以外，我还写了中篇小说《雾》和《新生》以及十多个短篇。起初我和朋友索非夫妇住在一起，我在楼下客堂间工作，《激流》的前半部是在客堂间里写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索非一家搬到提篮桥去了，因为索非服务的开明书店编译所早已迁到了那个地区。宝光里十四号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给我做饭的老娘姨。这时我就搬到了二楼，楼上空阔，除了床，还有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张破旧的小沙发，是一个朋友离开上海时送给我的，这还是我头一次使用沙发。我的书和小书架都放在亭子间里面。《激流》的后半部就是在二楼方桌上写完的。这中间我去过一趟长兴煤矿，是一个姓李的朋友约我同去的，来回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向我催稿，报纸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形势紧张，谣言时起，经常有居民搬进租界，或者迁回家乡。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时都可能对闸北区来一个“奇袭”。我一方面有充分时间从事写作，另一方面又得作只身“逃难”的准备。此外我发现慢慢地写下去，小说越写越长，担心报馆会有意见，还不如趁早结束。
果然在我决定匆匆收场，已经写到瑞珏死亡的时候，报馆送来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说写得太长，说是超过了原先讲定的字数。信里不曾说明要“腰斩”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显。我并不在乎他们肯不肯把我的小说刊载完毕，当初也并不曾规定作品应当在若干字以内结束。不过我觉得既然编者换了人，我同报馆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就送去一封回信，说明我的小说已经结束，手边还有几万字的原稿，现在送给他们看看，不发表它们，我也不反对。不过为了让《时报》的读者读完我的小说，我仍希望报馆继续刊登余稿。
我声明不取稿酬。我这个建议促使报馆改变了“腰斩”的做法，《激流》刊载完毕，我总算没有辜负读者。少拿一笔稿费对我有什么损害呢？
《激流》就这样地在《时报》上结束了。但是我只写了一年里面的事情。而我在《总序》里却说过：“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时间差了那么多。
并且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有好些故事要讲，我还可以把小说续写下去。我便写一篇后记，说已经发表的《激流》只是它的第一部《家》，另外还有第二部《群》，写社会，写主人公觉慧到上海以后的活动。我准备接下去就写《群》，可是一直拖到一九三五年八、九月我才开始写了三四张稿纸，但以后又让什么事情打岔，没有能往下写。第二年靳以到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个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一九三九—四○年我又在上海写了《春》的续篇《秋》。我为什么要写《春》和《秋》以及写成它们的经过，我在《谈自己的创作》里讲得很清楚，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说明了。这以后《家》、《春》、《秋》就被称为《激流三部曲》。至于《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倒真正庆幸自己不曾写成这部作品，否则张（春桥）姚（文元）的爪牙不会轻易地放过我。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最近又几次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有人怀疑我“假意地谦虚”。我却始终认为我在讲真话。《激流》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我为“新文坛巨子”，这明明是吹牛。我当时只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文学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虽说是吹牛，他们却也是替我吹牛埃而且我写《激流总序》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墨水。在成都十几年，在上海和南京几年，在法国不到两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文学技巧。我也不曾学过现代语法。但是我认真地生活了这许多年。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
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秘密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慨，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
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别屠常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樱原稿送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出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关于《海底梦》
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正要结婚，就同我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内租了房子，索非夫妇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二房东住亭子间。过了不多久，二房东回到乡下，把亭子间也让了给我们。我在宝光里十四号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索非比我早离开，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闸北区内几次流传日军侵犯的谣言，索非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为了方便，他们全家搬到提篮桥开明书店附近去了。
我留在宝光里。整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搬到楼上，把楼下当作饭厅。原来那个给我们烧饭洗衣的中年娘姨住在楼下，给我作饭、看家。她会裁剪缝补，经常在楼下替别人做衣服。
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写完了《家》，翻译了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到浙江长兴煤矿去住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马路上遇到我。他在长兴煤矿局作科长，他讲了些那边的情况，约我到他那里作客。他和我相当熟，我听说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应，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车去杭州转湖州再转长兴去。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写小说，否则我就会在那里多住几个星期，记录下一些见闻。我记得有一本左拉的传记讲左拉为了写《萌芽》在矿山调查了六个月。一九三三年我答应在一份刊物上发表连载小说，我也写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储存在脑子里的那么一点点材料。到了没有办法时，回避不行我只好动手编造了。
在长兴没有多住，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上海还有一个没有人照管的“家”。那个娘姨只知道替别人做衣服挣钱，附带给我看看门，别的事她就办不了。她不会把我的东西搬光，这个我可以相信，而且我除了书，就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部分还是索非的。但是离开“家”久了，可能会耽误事情，我总有一点不放心。
去长兴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去南京，时间晚一点，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二十四五日。这一次是友人陈范予写信约我去的。陈范予就是我在《关于〈春天里的秋天〉》里提到的朋友陈，我后来还写过《忆范兄》纪念他。那个时候他到南京工作不久，他告诉我，我们共同的朋友吴克刚（他在河南百泉教书），最近来了南京，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几个月的卫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陈的信，立刻决定到南京去玩几天。当时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住在我这里，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车厢，除了脸帕、牙刷以外，随身带了一小叠稿纸，是开明书店印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面写了不到三页的字，第一页第一行写着一个题目：《海底梦》。第二行就是这样的一句：“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这是一篇小说的开头。是我去南京的前两天写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后来在《序》上说我“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这是笼统的说法，其实那时我并未想到把它写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过要写一篇抗日的小说，我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写完第一节，因为第一节的后半已经讲到杨的故事了，杨就是小说里那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英雄”。
我把这一小叠稿纸塞在衣服口袋里带到南京，本来有争取时间写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馆里住了几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哪里有拿笔的时间。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预定的计划坐火车回上海。火车开到丹阳，停下来，然后开回南京。上海的炮声响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遭到我国十九路军的抵抗。不宣而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样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馆里住下来，然后想尽方法搭上长江轮船回到上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况，我都写在《从南京回上海》这篇文章里面，而且很详细。
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战争还在进行。我向北望，只见大片的浓烟。我到哪里去呢？
我首先到当时的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索非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逃难”到这里来了。从索非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的住处并未毁，只是暂时不便出入。他们住在医院的三楼，我就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住在步高里，他们临时从闸北搬出来，在这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客堂间”，他们邀我和他们同住，我当然答应。我每天晚上到步高里，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听消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写的《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过我舅父一家，他们本来住在北四川路底，这次“逃难”出来，在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大房间。
记得那个时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索非在编副刊，他向我组稿，我就把上海炮声响起以后我在南京的见闻写了给他，那就是《从南京回上海》。至于我带到南京旅行两次的那一小叠开明稿纸，我还没有动过它们。
只有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日军完全占据闸北，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疲乏地走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我和朋友们谈个不停，不想睡觉。后来我找出了《海底梦》的原稿，看来看去。这一夜我不断地做梦，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开始了中篇小说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地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写这小说的时候，我得到索非的帮忙，打听到宝光里安全的消息。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最后，那两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帮助我，我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去把我那些没有给烧毁的书籍家具，搬到步高里来。书并不太多，只是因为楼下客堂间地板给烧掉，挖了一个大坑，后门又给堵塞，从楼上搬书下来出前门不方便，整整花了一个上午，还有些零星书本散失在那里。以后再去什么也没有了，房子有了另外的主人。
起初我每晚写几页小说，等到书搬了出来，小说的人物、故事自己的发展，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我也不出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海底梦》写完了。
不久施蛰存同志创办《现代》月刊，托索非向我组稿，我就把写好的《海底梦》交给索非转去。这个中篇在《现代》上连载了三期。这以后我写了一篇序把它交给新中国书局出版，在小说后面附加了那篇同它有关的《从南京回上海》。那个时候我已经搬出步高里，住到我舅父家中了。《海底梦》是在步高里写成的。本来我那两个朋友和我都不想再搬家，可是那里的二房东要把房子顶出去。他愿意把房子顶给我们，已经讲好了价钱，但我们筹不够这笔钱，就只好搬家。两个朋友先后离开了上海，我就搬到我舅父住的那个公寓里。我在那里不过住了一个多星期，有个朋友从晋江来约我去闽南旅行，我答应了他，就同他上了海轮，开始了《春天里的秋天》的那次旅行。这其间我舅父在附近的花园别墅租了一幢房子，把我的东西也搬了过去。我回上海住就在舅父家里，舅父在邮局工作，我一直住到第二年（一九三三）春天他给调到湖北宜昌去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向新中国书局收回《海底梦》的版板，交给开明书店“改版重颖，我抽去了《从南京回上海》，却加了一篇《改版题记》，又加了一个副标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改版题记》中引用了我一九三四年底在日本写的散文《海底梦》里的一段话：“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
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新加的副标题就是从这里来的。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开始写《雾》，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把《电》写完。写了《电》，我的《爱情的三部曲》算是完成了。
关于这三本小书似乎有不少的读者说过话，我也看见过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的批评，我自己却始终沉默着。到现在我已经把别人所说过的话完全忘在脑后了。但那些被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话却成了火种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不能够再沉默。所以我借着这《雾》的改订本第一次问世的机会，把我的灵魂的一隅给读者打开来。
“在你的全部作品里面你自己满意的是哪几本？”我常常遇着这样的问话。朋友们当面对我这样地说过，一些不相识的读者也写了信来问，到最近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要我拣几部自己满意的作品送给她。
对于这样的问话我的答复总是很简单的一句：“我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是真实的话。所以对于那个朋友我就连一本书也没有送去。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满意过。倘使别人一定要我拣出一两本像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只得勉强地举出一本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从资本主义到×××××》，这本书从写作到发行，全是我个人一手包办，这里面浸透了我个人的心血。但它并不是小说，而且现在已经绝版，甚至我自己也不曾留着一本，更无法推荐给读者了。
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但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的三部曲》。这句话我从不曾对人说过。我从不曾把我这灵魂的一隅打开给我的读者们看过，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私的事情。
我为什么在我的许多作品中单单喜欢这三本小书呢？这大概是由于个人的偏好。因为我不是一个批评家，并且我是撇开了艺术和意识来读自己的作品的。
我常常被人误解，有些朋友甚至武断地说，我的作品里面常常有我自己，他们居然在生人面前替我的作品作过了考证。也有人相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自以为很了解我。而事实上我的写作的苦心却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我就这样地被人误解了这几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来叫出一声冤枉。我可以公平地说：我从没有把自己写进我的作品里面去过，虽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悲哀和欢乐。
固然我偶尔也把个人的经历加进在我的小说里面，但这也只是为了使那小说更近于真实，而且就在这种处所，我也曾留心到全书中的统一性，我也极力保留着性格描写的一致。譬如在《雾》和《雨》里面陈真刊行了一本解释他的社会思想的书，是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而出版的，这是一本对都会的人说法的书，在这里面乡村问题却完全没有被谈到。
事实上我自己就写过这样的一本书，这我在前面已经提说过。
我知道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会根据这事实来断定陈真就是我自己。然而倘使他们读了陈真被汽车辗死的一段描写以后，他们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意见，也许他们会以为现在活着写文章的只是我的鬼魂罢。
或者我做着陈真做过的事，或者陈真做了我做过的事，这都是不关重要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也是的。我的小说里的每个主人公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或她发育，成长，活动，死亡，都构成了他或她的独立的存在。因为他或她是一个人，一个活的人，而不是一个影子。倘使我把自己当作小说的主人公来描写，那么我的主人公就会只是我的一个影子，杜大心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写过《生之忏悔》，李冷是一个影子（我曾经用过李冷这名字发表过一些文章），高觉慧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演过《宝岛》里面的黑狗，都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过书〉，陈真是一个影子，还有许许多多。
……结果，我的小说就完全成了虚伪的东西，也决不会感动那成千的青年的灵魂了。这是使我最愤慨的一点，所以我决不能够承认它。
还有些人说我常常把朋友拿来做模特儿写小说，这种说法是多少有点根据的。我为了这个也受过一些朋友的责难。最近有一个朋友还说，我写《雷》，不该把那个主人公写得那么夸张，因此助长了那个被描写的朋友的骄傲。我为了这个曾经申辩了半个钟头，我的理由很充足，因为《雷》里面的德并不就是那个朋友，我写这小说时不过借用了那朋友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如果别的朋友以为《雷》是写那个人，那么这责任就不应该由我来负。我自己当然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
然而关于这种事情我也不完全否认。我在别的一些小说里面果然写过一两个朋友，但我的意思是这样：与其说我拿朋友做模特儿来写小说，不如说我为某一两个朋友写过小说。
这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譬如说《白鸟之歌》，许多人都知道我是拿某一个上了年纪的友人做模特儿来写的；但我的本意却不是如此简单。我爱护那个朋友，我不愿意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望，我不愿意他牺牲了过去的一切，去走个人的路，所以我写了这小说来劝他。我给他指出了一条路，而他却不知道去走。他走了和那小说里所写的完全相反的一条路了。这事情很使我失望。我不仅写了小说，而且我还有过一点行动。但这有什么用处呢？当一个人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的时候，甚至世界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也不会被他看见了。那朋友在我的过去的生涯里有过极大的影响。他答应过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人生哲学》来做我们的生活的指针。我等待着。我已经等候了七年。现在他是陪了太太到一个辽远的省份做官去了。“白鸟之歇”恐怕永远不会响了罢。但我的小说也不是白白写了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也有它的社会的意义。关于《父与子》，关于《堕落的路》……我的解释也是一样。我写《堕落的路》时，很希望那个被称为堕落的朋友去走一条新的路，然而他却是一天天地更往下沉落了。我的劝告似乎一点也不能够帮忙他。
现在再把话说回到这《爱情的三部曲》上面来。我的确喜欢这三本小书，在我的全部文艺作品中，我时时翻来阅读的也就只有它们。有些小说连里面的故事我也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但在这三本小书中甚至一两处细小的情节，我也还记得很清楚。这三本小书，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今天我读着《雨》和《电》，我的心还会颤动。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慰藉。我这里不提到《雾》，因为《雾》的初印本我并不喜欢，里面有一些篇页，我自己看到总觉得有些肉麻，不敢重读。所以这次改作时，就把它们删除了，另外加了一些新的篇页进去。
《电》是应该特别提出来的。这里面有几段，我永不能够忘记。我每次读到它们，总要流出感动的眼泪来，例如：佩珠看见敏许久不说话，又知道他们快要和他分手了，就唤住敏说：“敏，你不该瞒我们，我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了。”她知道敏的心就仿佛看见了它一般。而且敏今晚上的举动并没有一件逃过了她的眼睛。
敏不说话，却只顾埋着头走，好像并没有听见她的话。仁民接着也唤他一声，他也不回答。
很快地他们走到了两条巷子的交叉处，敏应该往西去了。在这里也是很静寂的，除了他们三个，便没有别的行人。
佩珠站住了。她往四周一看，低声说：“敏，你就这样和我们分别吗？”她伸出手给他。
敏热烈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感激似地说：“你们原谅我。……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他的眼泪滴到了佩珠的手腕上。
“为什么要原谅？就说祝福罢。……你看我是了解你的。”佩珠微笑地，亲切地说着，她慢慢儿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我读到这里我的眼泪落在书上了，但我还继续读下去：敏又和仁民握了手，口里淡淡地说：“不要紧，我们明天还可以见面。”他决然地掷了仁民的手往西边巷子里去了。
佩珠还立在路口，痴痴地望着他的逐渐消失在阴暗里的黑影。她心里苦痛地叫着：“他哭了。”
事实上我也哭了。
仁民看见她这样站着，便走近她的身边，把一只手伸过去搂住她的腰，亲密地低声在她的耳边唤道：“佩珠，我们走罢。”
她不答话，却默默地跟了他走着，把身子紧紧偎在他的怀里。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息地说：“敏快要离开我们了。”
仁民一手搂着佩珠，一手拿着电筒照亮那道路。他跟着她慢慢下着脚步走。他把头俯在她的肩上温柔地在她的耳边说：“佩珠，不要悲痛，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佩珠默默地走着，过了半晌，忽然自语似地说：“许多青年到我们里面来，但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说过他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她的声音颤动着，那里面充满了悲痛。
我不能够再往下面读了。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颤抖得很厉害。一种异样的感觉占有了我：是悲痛，是快乐，是感激，还是兴奋，总之，我说不出。
在《电》里面这样的处所是很多的，这些在一般的读者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对于我却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还是鼓舞的泉源。我想只有那些深知道现实生活而且深入到那里面去过的人方可以明了它们的意义。
我说这三本小书是为我自己写的，这不是夸张的话。我会把它们永久地放在案头，我会永久地读它们。因为在这里面我可以找着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说在这《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读着它们，就像和许多朋友在一起生活。但这话也应该加以解释的。我说朋友，并不就指过去和现在在我周围活动的那些人。固然在这三本书里面我曾经留下了一些朋友的纪念，而且我每次读到它们，我就会想到几个久别的友人。但是我仍旧要说我写小说并不是完全给朋友们写照。我固然想把几个敬爱的朋友写下来使他们永远活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写这三本小说时却另外有我的预定的计划：我要主要地描写出几个典型，而且使这些典型普遍化，我就不得不创造了一些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我从脑里空想出了一些东西，我不过把别人做过的事加在我的朋友们的身上；这也不是说我把他们所已经做过的事如实地写了出来，我不过是写：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在某一种环境里面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小说中出现的已经不是我的实生活里面的一些朋友了。他们是独立的存在。他们成了我的新朋友，他们在我的眼前活动，受苦，哭，笑以至于死亡。
我和他们分享这一切的感情。我悲哭他们的死亡。
陈真仰卧在地上，微微地动着，腥血包围了他的身子。他已经不能够发声，只有那低微的喉鸣。颈项以下就不是他平日的完全的身体。只有他的头部还没有改变。
那黄瘦的脸上溅了一些血迹，微闭着的大眼睛上面失掉了那一对宽边眼镜。
亚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半睁开眼睛，他全身染了血，但嘴唇上却留着微笑，好像他还睡在他的蜜蜂和他的小学生中间。
一些人围着尸体看。她们也挤进去。无疑地那是敏的脸，虽然是被血染污了，但脸部的轮廓却还能够被她们认出来。身上也全是血。一只脚离了腿部，飞到汽车旁边。
“敏，这就是你的轮值罢，”慧想说这样的话，没有说出口，却已经流出了眼泪，她的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地痛楚过。她的眼睛模糊起来，她仿佛看见那血脸把口张开，说道：“你们会常常记念着我吗？”
这全是很简单，很平凡的描写。和这类似的处所还不少。
这种写法不会使读者感动也未可知。但是当我写这些篇页的时候，我自己的确流过眼泪。我这样地杀死我的朋友，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且因为他们构成了单独的存在，和我的实生活里面的朋友并没有大的关系，那么他们以后就不会复活起来，我就会永久地失掉他们了。这损失是很大的。
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写这三本小书时所经历的感情的波动。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下笔时的心里的激斗。
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是怎样深切地爱着这些小说里面的那些人物。知道这一切的只有我自己。
现在我可以把我写成这《爱情的三部曲》的经过叙说出来了。
《雾》的写作全是偶然的事情。那时是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从这一年起我才开始正式地写起小说来。以前我只是在翻译伦理学，经济学的著作，和著述那部题作“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小书的余暇偷偷地写点小说。只有这一九三一年的光阴才是完全花费在创作上面的。
那时我住在闸北，地方还宽敞，常常有朋友来祝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也常来的。有时候我们就同睡在一张大床上，谈着日本的种种事情，也谈到他过去的恋爱的经验。有一次他到别处去玩了两天，回来以后人似乎就变了样子。他和我谈到他在那地方的生活。渐渐地他变得很激动了，他那满是皱纹的黄瘦的脸也突然显得年青起来。他终于说出了在那里和一个少女的交际，那个姑娘，他和我都认识的。
第二天他又谈起这事情，并且是在一些朋友的面前说的。
他喝了一点酒，微微红着脸，说出了闻到那位姑娘的肉香的故事。这使得那个住在楼上的朋友太太感到了大的兴趣，而快活地笑了。
这天晚上他住在我家里。已经过了十点钟，他还是异常兴奋，他一定要把我和另一个朋友拉到虹口吃日本面去。他对于日本面是有着特别的嗜好的。我们从虹口一家日本馆子出来，慢慢地走回家。月亮很好，这散步是很愉快的。回到家里我们又谈了不少的事情，直谈到一点钟，我因为疲倦就上床睡了。那朋友却不让我闭眼睛，他还絮絮地和我谈女人的事情。他平时并不抽烟，这晚上却接连地抽起纸烟来。我很瞌睡，我催他睡觉，他却只顾和我谈话。我没有办法，就扭熄了电灯。但这也不能够减少他的兴致。
电灯灭了，房里却并不黑暗，月光从外面射进来，把窗门的影子洒在地板上。周围很是静寂，我借着月光和纸烟头的火光模糊地看出了他的面容。他还絮絮地对我赞美那撩人心绪的少女的肌肉的香味。我已无心听下去了。这被单恋所苦恼着的男子的心情我很能够了解，然而我的瞌睡使我忘了一切。
这晚上他似乎没有闭过眼睛。以后这事情传开出去，楼上的朋友太太就戏谑地给他起了个“肉香”的绰号。
日子平淡地过去了，我们以为他会忘却了肌肉的香味。但事实恰和我们所猜想的相反。他似乎整天就在想念那一位姑娘。于是发生了和《雾》的第四章开场时的类似的一段谈话。
参加的人除了他外有我，有那被人误看作陈真的朋友，还有自以为是吴仁民的那个朋友。我们谈得很久。这次的谈话和小说里的一样，是没有结果。那时我便起了写《雾》的念头。
我想写这小说来劝他，来给他指出一条路，把他自己的性格如实地绘出来给他看，让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
我在忙迫中开始写了《雾》的第一章，他看见我写这小说，知道我是在写他和那个姑娘，他很高兴，他甚至催促我早早地写完它。但是《家》的写作耽误了我几天的工夫。这其间他到南翔游玩去了。等他在一个星期以后回到上海来时，我的小说已经写好了放在那里等他。
他是晚上来的。他急切地读着我的原稿。我在旁边看他，他的感情的变化很明显地摆在脸上。他愈读下去脸色变得愈可怕了。他想不到我会写出后面的那几章来。其实连我自己也想不到会写了那样的篇页。在我这也是不能自主的。我爱这个朋友，我开始写这小说时我是怀了满胸的友情，可是一写下去，那憎厌就慢慢地升了起来，写到后来，我就完全被憎恨压倒了。那样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我爱这朋友，但我却不能够宽恕他那性格。我写了《雾》，我挖出了一个朋友的心，但看见这颗心连我自己也禁不住战抖起来了。
这朋友读完我的原稿，气愤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我知道他的心情，但我没法安慰他。我们苦恼地对望着，好像有道幕隔在我们中间。我们两个平时都不会抽烟，这时候我们却狂抽起来，烟雾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暂时忘了这世界。
“你不了解我。你不应该这样地写。你应该把它重写过。”
他忽然发出了苦痛的呼号。
我咬着嘴唇皮，沉思了片刻，苦痛地回答道：“我不能够重写，因为我并不是故意在挖苦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努力说：“至少有几个地方非修改不可。”他于是翻开原稿，指出了几个他认为不妥当的处所给我看。
“好，我试试看。”在这时候多说一句话也是很困难的。我马上接过了原稿，就当着他的面把那几个地方删掉了。
他依旧不满意，可是他也无话可说了。第二天他对另一个朋友说，我的这小说很使他失望，他从南翔回来时，本来充满了热情和勇气，可是一读到我的小说就突然落到冰窖里面去了。他在自己的前面就只看见黑暗。他找不出一点希望和光明。他因此甚至想到自杀。
这些话很使我痛苦，我本想为了这朋友的缘故就毁了我的小说，但我再一想便又改变了主意。我仔细地把全部原稿看过一遍，我觉得在这里面我并没有犯过错误。我所描写的是一个性格，这个性格是完全地被写出来了。这描写是相当地真实的。而且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在中国具有着这性格的人是不少的。那么我是在创造一种典型，而不在描写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不能够为了这朋友的缘故就毁弃我的小说。不过为了使这朋友安心起见，我又把《雾》删改了一次，把我从这朋友那里借来的事实都奉还了他，并且在原稿的前面还加上一个短短的声明：在我的每本书的前面我都写了序文。
但这一次我却更愿意让我的文章自己来和读者见面，不想再写什么介绍解释的语句了。
然而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声明：我并未去过日本，本书中关于日本的话都是从一个敬爱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因此就有人疑心我是拿那朋友做模特儿。其实这是一个大错误。我错误竟使我几乎得罪一个朋友。事实上，像我写以前的几部长篇那样，我用来作本书主人翁的模特儿的并不只有一个人，那样的人我曾经接触过不少，得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写出来时不免使朋友们觉得大有人在，于是就以为我是写某人的事或拿某人做模特儿。因为从已经出版的几部小说中得到了这不快意的麻烦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作这一个郑重的声明。
这个声明是送给这朋友看过的。他没有说什么。两三个月以后《雾》就在《东方杂志》上面陆续发表出来。那时候他早已忘却肌肉的香味，也不说什么回家的话了。他的怯懦和犹豫已经逐渐地把那单恋的痕迹磨洗净尽了。但他却受了那个被人疑作陈真的友人和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老板的友人的鼓励，开始对另一个姑娘表示了好感。我的小说固然不曾增加他的勇气，但也不曾减少他的勇气。他也似乎完全忘却了它。不过散在各地的朋友们一读到《雾》，就断定谁是周如水。他们说他的性格确实是如此。
陈真在《雾》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个自以为是吴仁民的朋友起初断定说这是我自己的写照，因为我是“周如水”的好友，我曾经认真地劝过周如水几次，而且我写过陈真写的那本书。我当时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借给陈真，原是无心，我以为他做这件事与他的性格也很相合，却不料因此被那朋友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但幸而说这话的人就只有他一个。别的朋友却以为陈真就是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那人也曾起劲地劝过“周如水”，也患着肺病，而且还是我所崇敬的友人。后来又有人说陈真是一个远在四川的患着剧烈的肺病的朋友。因为那朋友信仰坚强，做事勇敢。但其实都不是的。
陈真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并不是我的实生活里面的朋友。我自己也许有一点像他，但另外的两个朋友都比我更像他，而且他的日记里的几段话还是从“李剑虹”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抄来的。那么他应该是谁呢？事实上他谁都不是的。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弱点。我并不崇拜他，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典型人物。但我爱他，他的死很使我伤痛。所以在《雨》里面他虽然一出场就被汽车辗死，然而他的影子却笼罩了全书。
关于吴仁民的话应该留在后面说。然而那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似乎不能不在这里介绍一下。
“介绍”这两个字我用错了，我的朋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三个女子。但我也不能够闭着门把她们从空虚里创造出来，我曾见过一些年青的女性，人数并不算少，但我和她们却完全不熟，我甚至有点怕和她们交际（和我相熟的还是《电》里面的几个女郎）。虽然不是熟识，但我却也能够把她们分作三类，塑成了三种典型。其实三种并不够，可是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却容不了那许多。所以我就把那些更坏一点（也许更真实一点）的女性的典型略去了。在这剩下的三种典型的描写上我也许犯了错误，因为我或者不曾透彻地了解过她们。但是《雷》和《电》里面的女性我却知道得很详细。#p#分页标题#e#
《雾》写成以后我就有了写作《爱情的三部曲》的念头，但直到它的单行本付印时我才有了这样的决心。
为什么要称这为“爱情的三部曲”呢？因为我打算拿爱情来作这三部连续小说的主题。但这和普通的爱情小说并不相同，我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写。我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的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里这也许是一种取巧的写法。
但这似乎是无可非难的。而且我还相信把一种典型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晰的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话语，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我见过许多人在外面做起事来很勇敢，说起话也很漂亮，而在他和女人讲恋爱的时候，或者他回到家里和妻子一道生活的时候，他的行动和语言就陈旧得十分可笑。有的人在社会思想上很解放，而在性的观念上却又是十分保守，十分顽固。一个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伪，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从他的爱情事件上面下手，也许更有效果。这意义是很明显的。我也很知道每日的工作比爱情更为重要，我也知道除了爱情外，更重要的题材还有很多。然而我现在写作这三本描写性格的小说时，我却毫不迟疑地选了爱情来做主题，并且称我的小说为《爱情的三部曲》。
我当时的计划是这样：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种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这性格恰恰是前一种的反面，也是对于前一种的反动，但比前一种已经有了进步；在最后一部的《雪》里面，就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至于《电》的名称，那是后来才改用的。所以在《雨》的序言里我就只提到《雪》。
不仅《电》这个名称我当时并不曾想到，而且连它的内容也和我最初的计划不同。我虽然说在《电》里面我仍把爱情作了主题，但这已经是很勉强的话了。
《雨》的写作经过了八九个月的时间，但这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我大概分了五六回执笔，每回也只有三四天，而且中间经过“一二八”，我又去过一次福建。我记得很清楚，《雨》的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还是在太古公司的太原轮船的统舱里写的，后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个破庙里面写成。这破庙在那时还是一个私立中学校的校址，但如今那个中学已经关门了。
我写《雨》的前三章时心情很是恶劣。那时是一九三一年年尾，我刚写完这小说的前三章。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我就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写了下面的一段类似日记的文章，最近我从旧书堆里发现了它，就把它照原样地录在这里：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
心呵，不要只是这样地痛罢，给我以片刻的安静，纵然是片刻的安静，也可以安舒我的疲倦的心灵。
我要力量，我要力量来继续奋斗。现在还不到撒手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有眼泪，还有血。让我活下去罢，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工作。
不要让雾来迷我的眼睛，我的路是不会错误的。我为了它而生活，而且我要不顾一切的人，继续走我的路。
心呵，不要痛了。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力量来抵抗一切的困难，使我站起来，永远的站起来，一个人站在人心的沙漠里。
记着你允许过樊宰底的话，记着他所警告过你的。不要使有一天你会辜负那死了的他。
《雨》的前三章就是在这绝望的挣扎中写成的，所以那里面含着浓厚的阴郁气。它们在南京的一个文艺刊物上被发表时，从前自以为是吴仁民的那个友人（《雨》里面的吴仁民才真正是他的写照了）也在南京，他无意间读到了它们，就不要战抖，不要绝望，不要害怕孤独，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我的路是不会错的。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向着它走去。不要因为达不到那目的地而悲伤。不要把自己的命运看得太重，应该把它连系在群体的命运上面，在人类的繁荣里看出你的前途来。
我还年青，我要活下去。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来活下去，来忍受痛苦，继续挣扎。现在还不是应该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没有写尽我所要写的，我还要继续写下去。
要强健起来，勇敢起来，应该忍受一切苦难而存在，不要让苦痛埋葬了我。
又这里提到樊宰底，因为他曾写信鼓舞过我，使我以后可以勇敢地应付生活的斗争，而且免掉将来的受骗。见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p p．308—310（TheViking Press）马上写了信来说：前几天读了你的小说的前三章，写的很好，只是阴郁气过重，我很为你不安。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可怕的黑影呢？我希望你向光明方面追求罢。照你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的表现会更有力，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durée或将有不好的影响。自然你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够了解的。但我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
我那时刚刚从福建旅行归来，带了在那边写好的《雨》的第五章的原稿。三个星期的奔波，两天的统舱的生活使我觉得十分疲倦。我读到这样的信函，我很感激那朋友，但我却不同意他的话。我以为他还不了解我，所以我写了下面的答语寄给他：读完你的信，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关心，但我并不同意你的话。
我承认你是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我们又曾经在一起度过一部分的生涯，我们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过。你不记得在巴黎旅舍的五星楼上我们每晚热烈地辩论到夜深，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吗？在那些时候，我们的眼前现露着黎明的将来的美景，我们的胸里燃烧着说着各种语言的朋友们的友情。我常说在人的身上我看出了理想的美丽，我在写给伦敦友人的信上就常常用了embody（体现）这个动词。你还记得那些可祝福的日子吗？但是现在我们渐渐地分离了。生活改变了你的性格，你是渐渐的老了。
我没有什么改变，不过身上心上加多了一些创痛。我至今还是唯一的了解你的友人罢。然而我怕你是渐渐地不能够了解我了。你为什么还以为陈真就是我自己呢？你不能够看出来我和他中间有着很显明的大的差别吗？
你知道，我和别的许多人不同，我生下来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差不多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我那追求光明的努力却没有一刻停止过。我的过去的短促的生涯就是一篇挣扎的记录。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在我的挣扎最绝望的时期。《灭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开始写它的时候你也知道。后来我到乡下去了，在乡下续写《灭亡》时，我们中间曾经交换过许多封长信，从太阳的动或不动，谈到人类社会演进的路向，从决定论谈到你的自小哲学和我的奋斗哲学。你知道我那时的苦痛的心情，你知道我在写小说，而且你自己也受了我的影响动手写起你的自传式的小说来。你知道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完全绝望过，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掉过我的对于那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你不过读了《雨》的前三章。我以后将怎样写下去，你还不曾知道。你说这小说的阴郁气过重，但这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那贯穿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黑影了。事实上，我已经早把它征服了。你知道龚多塞在服毒以前曾写下他的遗言道：“科学要征服死。”另一个诗人也说：“爱要征服死。”这句话也曾被我的《死去的太阳》的女主人公重复说过。我的爱已经把那黑影征服了。我的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挣扎。所以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的灯光下鼓舞着我写作的也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爱，对于人类的爱。这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于人类的爱也不会消灭，那么我的文学的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罢。你不必为我担心。
信寄出以后又轮到我寄发《雨》的第五章的原稿的时候了。我便将这复信的大意另写在一篇短短的按语里面附了寄去，同着第五章的《雨》一起在杂志上发表了。
那朋友不久就离了南京，他也不曾来信谈《雨》的事情。
一个月以后我继续写了《雨》的第六第七两章，又过了三个星期我就一口气从第八章写到第十六章，这样算是把《雨》写完了。以后单行本付印时，在分章和内容两方面都有了一点改动。
《雨》是《雾》的续篇，不过在量上它却比《雾》多过一倍，故事发生的时间比《雾》迟两年。人物多了几个，虽然还是以爱情作主题，但比起《雾》来这小说里的爱情的氛围气却淡得多了。
我自己更爱《雨》，因为在《雨》里面我找到了几个朋友，这几个人比我的实生活里面的友人更能够系住我的心。我的预定的计划是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我写活了一个吴仁民。我的描写完全是真实的。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部的生活观察得十分清楚，而且表现得十分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全面目都现在《雨》里面了。虽然他自己后来读到《雨》的单行本，曾经带笑地发过一点怨言，因为我写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事实。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满足的。我们不能因为吴仁民的幼稚处就否认了他的真实性，那朋友自然也不能够。其实在现今活着做一个人，谁能够没有缺点？那朋友和我一样也是充满着缺点的。要是我们不曾消灭掉这些缺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掩饰它们。我们应该对别人忠实，对自己也该忠实。
那朋友至今还是我的最好的友人中间的一个，我始终爱护他，但我却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是《雨》里面的吴仁民了。
然而他并不曾改变到《电》里面的吴仁民的样子。《电》里面的吴仁民可以是他，而事实上却决不是他。不知道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还是他的热情有了寄托，总之我最近从日本归来在这里和他相见时，我确实觉得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位大学教授了。我想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他有一天会回忆起过去的生活，或者还会翻阅到这一本小小的书，他会在那里面认出一种始终不渝的友情来。那时候他也许会更了解我，或者还会更了解他自己。谁能够为青年时代的热情感到羞惭而后悔么？可惜的只是这热情不能够保持长久。
在《雨》里面出现了方亚丹和高志元。方亚丹可以放在后面说，因为在《电》里面他才现出了全身。高志元在《雨》里面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他被写进《电》里面时却成了理想的人物了。不，这不能说是理想的人物，他如果处在《电》的环境里面，他的行动不会和那个高志元两样。
这个朋友像是一个大孩子，他以他的单纯和真诚获得了我们大家的友爱。他有着许多缺点，但他有着更多的热情。他的身体，就是被这热情毁坏了的。他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喝酒过多，又不知道保养身体，常常喝醉了，就躺在校园内的草地上面，在一株树下过夜，后来就得了一种病：只要天气一变他的肚皮就会发痛，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暂时止住他的痛楚。我们因此叫他做“活的气象表”，但我们这样叫他，并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这个绰号里面包含了我们的友爱和关切。
我们爱他，但是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见他被那永不能熄灭的热情和那零碎的痛楚一天天地摧残下去。我们的痛苦是很大的。用手杖抵肚皮，固然是一个可笑的景象，然而我看见他这样做，我却忍不住要哭了。
在《雨》里面我真实地描写了这个朋友的面目。我的书使我的这友人永久地活在我的眼前。单为了这个，我也得宝爱它。
《雨》的前五章这朋友是读过的，而且写第四章时我正和他同住在法租界某处的一个客堂里。第六章写成时他已经离开了上海。第八章以后因了那刊物的脱期他便没有机会读到，因为那时他早已回到辽远的故乡去了。
他动身的前两夜来看我，我们谈了好些话。我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杭州去，不能够送他上船，但我这晚上送走了他回到自己房里，起了种种的感想，觉得很寂寞，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他，里面是些劝告的话。
从杭州回来我得到了他的信，是一封长信，但是他已经在海行中的船上了。
他在信里说：
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加寂寞。我愿意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天天见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工作和责任……我以后也许会找到一些勇敢的朋友，然而我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
他还说他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改掉一切坏习惯，试试来做点实际的事情。他甚至答应我以后不再喝酒，答应我沉默地埋头工作个五年或十年。最后他说我不送他上船很好，因为他也不愿意我看见他流眼泪。
他这人被好些人笑骂作傻瓜，被好些女性称为粗野的人，他几次徘徊在生命的涯沿上，没有动过一点心，如今却写了这样的信函。这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感动。
以后他到了故乡寄过一封短短的报告平安的信。不久又寄来他以前在东京买的两本英文书，这是他早答应了送我的。
我只去过一封短信。以后我们就没有再通过信息了。
我知道他还活着，但我却不知道他现在活得怎样。
有一些人疑心张小川是我的另一个好友。那也是一个被我敬爱过的友人，我曾经与他合译过一部大书，他在我的过去生涯中曾有过大的影响。但是他从法国回来以后的行为渐渐地使我感到了失望，直到后来我就忍不住当面责骂他了，以后我还在《旅途随笔》里骂过他，因为有一次他从河南带了他自己教毕业的一班学生，来江浙一带参观，到了苏州那些学生却拿了教育厅和县里的津贴购买大批的香粉，预备回去打扮他们的妻子。不过《旅途随笔》印成单行本时，这一段却被我删去了。那是前年的事。
后来在去年正月他到北平来，我也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见，谈了不少的话。有一天我在一本他的新出版的著作的里封面上写了下面的两行字：从××处拿来，因这书我和××又恢复了巴黎时代的友情。 慧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平
我写一个“慧”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给自己起了“王文慧”的笔名，开始在写《罗伯斯比尔的秘密》了。我还和这友人同到过政治学会图书馆里去翻阅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
但我在一九三二年写《雨》的时候，对他的行为的确很不满意。听说一个粗暴的年青朋友甚至想找个机会打他一顿。
那个年青朋友就是被人误认作《雷》的主人公的人。他口里常常嚷着要打人，我却没有看见他动过一次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打人的机会。
我写张小川时，的确打算顺便责骂那个友人，但我憎恨的只是他的行为，并不是他本人。所以结果这张小川就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写照，而不单是我的那个友人了。张小川这类的人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只可惜在《雨》里面我写得太简略。
张小川的好友李剑虹很像《白鸟之歌》里面的那个前辈友人，但我希望他不是。我写《雨》在我写《白鸟之歌》以前。那时候这位友人刚从欧洲回来，我对他抱着大的希望。但我已经在担心爱情会毁坏他的一切了。
郑玉雯和熊智君是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以外的两种典型，这两个女人都是有过的，但可惜我表现得不很真实，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们，而且我是根据了一部分的事实而为她们虚构了两个结局；也许破坏我的描写的真实性的就是这两个结局。所以我不妨说这两个女人是完全从想象中生出来的。
否则一些读者想到那个抛弃女学生生活，跑进工厂去做女工，把自己贡献给一个理想，而终于走到一个官僚的怀里去的女郎，不知道会起何等的痛惜的感觉。
在《雨》里面周如水投黄浦江自杀了。单是一本《雾》已经使那个被单恋苦恼着的朋友“落到冰窖里面去了”。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来加上一个这样的结局？是不是一定要把他推下那黑暗的深渊里去？不。事实上我的本意恰和这相反，我想用这个来把《雾》给那个朋友留下的不快的感觉去掉。其实他早已忘掉了那回事情，而且已经和一个女人同居了。我要用《雨》来证明周如水并不是他，所以《雨》里面的周如水的事情全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像周如水那样的性格要是继续发展下去，得着那样的结局，也是很可能的事。我亲手杀死了周如水，并没有一点留恋。然而他死了以后我却又禁不住伤心起来，我痛惜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好心的朋友了。
《雨》出版过后不到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雷》。这是我从广东回来寄寓在北平一个新结婚的朋友家里的几天中间匆忙地写成的。这小说似乎结束得太快，有许多地方都被省略掉了，后来才在《电》里面补写了出来。这样一来我就无意地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加进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应该放在《雾》和《雨》的中间。
我在《旅途随笔》的第一篇《海上》的开端曾写过这样的话：是五月的天气，一个晴明的早晨我离开了上海。那只和山东省城同名的船载着我缓缓地驶出了黄浦江，向着南方流去。时候是六点钟光景。
我是在前一晚上船的，有一个朋友同路。我们搭的是统舱，在船尾舱面上安放了帆布床。那晚上落过大雨，把我们的床铺都打湿了。有几个朋友来船上送别，其中有一个就留在船上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夜晚，一直到天明开船时，他才跨着巨步上了岸，把他的颀长的身躯消失在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里去了。这朋友是可爱的，他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憎厌女性的，但他那晚上却带了颤动的声音向我们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秘密——他的恋爱的悲剧。去年里先后有两个女性追逐过他，她们愿意毫无代价地把她们的爱情给他，却被他残酷地拒绝了。他这样做，他自己也很感到痛苦，可是他并没有一点悔恨，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一个理想，他不能够再有一点个人的感情了。
这朋友的叙述引起了我的赞美。自然在我的朋友中间像这样弃绝爱情的并不只他一个，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毫不顾惜地让女人毁灭了他们自己，等到后来尝惯了生活的苦味，说出抱怨爱情的话语时，已经是太迟了。我对他说，我要写一本中篇小说，题名叫《雪》，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是有些苦涩的。
在同书的《朋友》一篇里还有关于这个朋友的话：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就弃绝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中间划了一个明显的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许多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了朋友，离开了事业，结果使得一个粗暴的年青朋友竟然发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思想，说要杀掉一个友人的妻子以儆戒其余的女人。当他对我们发表这样的主张时，大家都取笑他。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实：这朋友因为这个缘故便逃避了两个女性的追逐。
因为这两段话我的小说《雷》就被人认作这个朋友的写照了。这是一个误会。
《旅途随笔》的前一部分是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宿舍和中山大学的生物研究室里面写成的，那时候我白天到中山大学生物研究室去看蛙的生长或者跟着一个朋友研究罗广庭博士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晚上一个人走回河南到机器工会去睡觉。
我几次想提笔写那计划中的中篇小说《雷》，倘使我写的话，《雷》的主人公就会真是那个颀长的朋友了。但是那时我却写了替达尔文学说辩护的文章和罗广庭博士开玩笑，那笔锋也点到了《东方杂志》的编者的身上，所以我这文章便以“文笔太锐，致讥刺似不免稍甚，恐易引起误会”的理由被《东方杂志》拒绝登载了，而后来它在《中学生》月刊发表时又被《东方杂志》的编者托人去关说把那“文笔太锐”的处所删去了一两个，以后便没有引起误会。不过我的文章受凌迟之刑，以这为第一次。
后来我在北平写了《雷》，那时我的心情已有些改变，所以写出来的并不是中篇小说，而且也不是拿那颀长的朋友做模特儿了。
德这个人也许是不存在的，像他这样的性格我还没有见过。他虽然也有他的弱点，他虽然不能够固执地拒绝慧的引诱，但是他的勇气，他的热情，就像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凡是阻拦着它的进路的都会被它毁掉。它的这种爆发的结果会带来它自己的灭亡，但是它决没有一点顾虑。这就像一些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虽然明知花开以后，死亡就会跟着到来，但是它们仍然不得不开花。
德这个性格有时会叫人害怕，有时会叫人爱他。他的那样匆忙的死实在叫人痛惜。慧和影爱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德死了。可是他的老鹰一般的影子到现在还在我的这张原稿纸上面盘旋。我写德时虽然知道并不是在写那个粗暴的年青朋友，但我仍然不能不想到他，我不但借用了他的两件事情，而且甚至在小说后面附加了下面的一段后记：提笔时我本来想写一篇中篇小说，现在却写成了这样子。我最不安的是在一个混乱的情形下面枪毙了那个朋友。别的友人读这文章也许会生出种种误会。但那朋友，我想，是能够了解的。我希望将来能够在一部长篇小说里使那朋友复活起来。
后来《雷》被收进集子里面时这附记是被删去了。那时候我写了《电》，我说我是拿了那朋友做模特儿来写了方亚丹。
平心地说起来，德也有点像那个年青朋友。他有德的长处，也有德的弱点。他有热情，也有勇气。有人怕过他，也有人爱过他；有人责骂他，也有人恭维他。但是真正了解他的全面目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罢。所以他和许多人好过而终于决裂，但我和他却始终不曾闹一次架；我也不曾过分地赞扬过他。他不是德，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决不是一个像德那样的极端主义者。他的一切和德的比起来都只有一半。而且当我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我手边还有他的一封旧信，里面有着这样的话：××来信向我诉苦，说她这三个月来为我而肺痛（她原也吐血），苦得不堪，而且她用了使我不能完全了解的字眼警告我：“如果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我可没有责任了，因为我已把我的一切真情给朋友了。”朋友，竟有这样不幸的人间悲剧：我爱##，她却要弄到我吐血。××偷偷地爱我，爱到自己生病，而我竟不知道。……德决不会写出这样的信来，方亚丹也不会的。但是我们能够不为这样的信所感动吗？让我来祝福那个年青朋友早日恢复健康取得自己的幸福罢。
慧和影这两个女子一定是有的，但我一时却指不出她们的真姓名来。有人说慧是某人，影是某人，另一个人的意见又和第一个人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说我大概是把几个人融合在一起，分成两类，写成了两个女子。所以粗略地一看觉得她们像某人和某人，而仔细地一看却又觉得她们与某人和某人并不相像。
《雷》写成以后在《文学》一卷五号上面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我开始为第二卷的《文学》写作长篇小说《电》，预备这样来结束我的《爱情的三部曲》。
起初我的这小说的题名是《雪》，写了几章以后才改用了《电》这个名称。为什么要用一个《电》字？我的解释是：“《电》里面的主人公有好几个，而且头绪很多，他很适合《电》这个题目，因为那里面恰像有几股电光接连地在漆黑的天空里闪耀。”
这小说是在一个极其安舒的环境里写成的。我开始写前面的一小部分时，住在北平那个新婚的朋友的家里，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方便，可以安心地写文章，后来另一个朋友请我到城外去祝我去了。他在燕京大学办事，住在曾经做过王府的花园里面。那地方很大，白天众人都出去办事了，我一个人留在那样宽阔的园子里，过了三个星期的清闲生活。这其间我还游过一次长城。但我毫不费力地写完了《电》。
我说毫不费力，因为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沉思过。
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那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里活动起来，他们和活人没有两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笑乐，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这文章，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在那三个星期里面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只看见那一群人，他们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不让我有一刻的安息。
我的激动，我的痛苦，我的疲倦，恐怕只有那个请我来这里写文章的朋友知道。
我仿佛在参加一场大战。我好像一个将军在调动军队，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兵卒）一个一个地派遣到永恒里去。我写了雄和志元的处刑，我写了亚丹和敏的奇异的死。
我写完了这小说。我差不多要哭了。隔岸观火的生活竟然是这么悲痛的。
小说写成后我先寄了前四章到文学编辑部去，后面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回上海时带去的。到了上海我才知道这小说已经排好两章，但终于因了某种特别的缘故，没有能够发表。我便又把这小说带到北平去。我和两个朋友商量了一些时候，终于决定把它在《文学季刊》上面发表了。
我把《电》的内容稍微删改了一下，改动的地方很少，不过其中的人物凡是在《雨》和《雷》里面现过身的都被我改了名字，我当时曾作了一个表，现在就把它抄在这里：佩珠——慧珠仁民——仁山志元——志成剑虹——剑峰陈真——天心亚丹——继先影——小影慧——一萍敏——炳碧——碧玉德——宗熊女士——洪女士《电》在《文学季刊》，上面发表的时候分作了上下两篇。
题目改为《龙眼花开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小题目——一九二五年南国的春天。作者的姓名变成了欧阳镜蓉，的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在上篇的开始我引用了《新约》《启示录》中的两段话：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彩。在云彩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彩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彩上的便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第十四章第十四至十六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因为以前的天和以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新妇妆饰好了等候丈夫。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中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的民，上帝要亲自和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第二十一章一至五节
后面注明——“一九三二年五月于九龙寄寓。”
在下篇的开始我从《新约》《约翰福音》里引了下面的四节：光来到世间，人因为他的行为不好，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第三章第十九，二十节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第八章第十二节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来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第十三章第四十六，四十七节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第十一章第二十五，二十六节
后面加了一个小注：——“这后面本来还有一章结尾，现在被作者删去。下篇到这里便算完结。”最后也注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于九龙。”
这些都不是真话。我故意撒了谎使人不会知道这小说是我的作品。这种办法在当时似乎是需要的。至少有两三个朋友这样地主张过。至于“结尾”呢，这小说本该有一个结尾，不过我还没有机会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也不能担保就可以和读者见面，所以我率性不写了。其实这小说也可以就这样完结的。也许会有人说这不能完结。然而生命根本没有完结的时候。个人死了，人类却要长久地活下去。
我当时要使读者相信欧阳镜蓉是一个生长在闽粤一带的人，《龙眼花开的时候》是费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在九龙写成的一部小说，我甚至用了竟容这个名字写成了一篇题作《倘使龙眼花再开时》的散文，叙述他写这小说的经过。这散文我没有编进别的集子里去，但我十分爱它，而且它和《电》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把它录在下面：从先施公司出来，伴着方上了去铜锣湾的电车。
“到上面一层去罢，今天破个例。”我微笑地对方说。
方知道我的意思，他便不说什么话，第一个登上了梯子。我跟在他的后面。
我们两个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把肘靠着车窗，看下面的街景。
“容，你的小说写到多少页了？”方忽然这样问我。
“这只有你看见过的那些，这几天简直没有动笔。”我不在意地回答着，我依旧看着下面的街景。
“你的小说打算发表吗？”
“我不敢存这野心。”我一面说，一面掉头惊讶地看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些异样。
“你不应该把我写成那样，你不了解我。”他辩解似地说。
“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呢。后面的结局你是不会想到的。但你应该相信我，我不会不了解你。”
“那么我等着读你的文章罢……”他微微一笑，在这笑中我看见了宽耍方先前还以为我误解了他，现在他却把我宽恕了。
在这次谈话以后两天方便走了。动身的前夜他自己送了一封信来，那里面有着这样的话：“我知道我走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加寂寞，以后我也许会找到许多勇敢的朋友，但是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
他甚至说他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改掉一切的坏习惯，试试来把一个过重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最后他说他不愿意我送他，因为他不肯让我看见他流眼泪。
方，那个大孩子，他曾几次徘徊在死的涯沿上，没有动过一点心，他被好些女性称为粗野的人，如今却写了这样的信。这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感动。
我在孤寂里继续写我的这一部小说。我拿这来消磨我的光阴。我写得很慢，因为我的生活力就只剩了这一点。
龙眼花开的时候惠来了，她住在朋友家里，每天总要过海来看我一次。她看见我努力在写小说，就嘲笑说：“你在给我们写历史吗？”
写历史，我的这管笔不配。这倒使我觉得自己太冒昧了。我便分辩说：“为什么要写历史？我们都还没有把脚踏进过去里面呢？”这时候我已经忘却我是一个垂死的人了。
惠翻看我的小说，她看见慧珠，看见小影，看见仁山，看见所有的人，他的脸上露着温和的笑容，仿佛就和朋友们在一起生活一般，这些人都是她的好朋友。
“容，写下去罢。”惠这样鼓励我。她同时却责备说：“只是你不应该把我也写进去，一萍不像我。”她的责备没有一点怒气。我知道她喜欢这小说，因为它给她引起了不少甜蜜的回忆。
“这只是一些回忆，不是历史，我们的历史是要用血来写的。”她终于掩了我的稿本，微微叹一口气，说了上面的话。
惠在对面岛上住了不到一个月，便抛下我走了。她有她的工作，她不像我，我是一个有病疾的人。我不能够拿我的残废的身体绊住她。
“容，你多多休息，小说慢慢地写。明年龙眼花再开时，我就来接你回到我们那里去。”我送惠到船上，烟囱叫了三叫，她还叮咛地嘱咐我。她明白我的心很难把这离别忘掉。她的两道细眉也微微皱了。
应该走的人终于走了。他们用他们的血写历史去了。
我一个人孤寂的留在这租借地上，在病和小说里排遣日子。
方去后没有信来，只寄了我两本书。惠也没有信。我知道这是他们的习惯。我知道他们一定比我活得更痛快。
龙眼花开了，谢了，连果子也给人摘光了。我的身体依旧是从前那样。在这中间我缓幌地，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小说，写到雄和志成的处刑，写到继先和炳的奇异的死。我仿佛像一个官长在调动军队，把这些朋友都差到永恒里去。写完这小说我忍不住伏在案上伤心地哭起来，如今我是一个隔岸观火的旁观者了。
像一个产妇把孩子生出来，我把我的血寄托在这小说里面。虽然我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但我的孩子会活下去的。我把他遗留给惠，让她去好好地培养这孩子罢。
我的身体是否还能够支持到明年春天，我不知道，然而倘使龙眼花再开放时，我还能够看见惠，那么我一定要离开这寂寞的租借地。我还记得惠常常唱的那一句话：“我知道我活着的时间不会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一九三三年除夕于九龙
这文章所写的事实全是虚构。只有关于方的一段有点根据。方就是高志元，那真实的事情我已经在前面叙说过了。惠和慧是一个人，但她究竟是不是某一个朋友，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总之这文章的写成与发表，虽有一种烟幕弹的功用，然而横贯那全文的情调却极似我写作《电》时的心情。所以它依旧是一篇真挚的作品。从它读者也可以看出我当时的苦痛的心情来。
《电》固然是《爱情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她不仅是《雨》的续篇，它还是《雷》的续篇。有了它，《雷》和《雨》才能够发生关系。《雨》和《雷》的背景是两个地方，《雨》里面所描写的是S．地的事情，《雪》的故事却是在F．地发生的。两篇小说的时代差不多，《雨》的结束时间应该比《雷》稍微迟一点。周如水在S．地投江的时候，德已经在E．地被枪杀了。
《电》和《雷》一样也是在F．地发生的事情，不过时间比《雷》迟了两年半以上。在时间上《电》和《雨》相距至多也不过两年半的光景。在《电》的开始贤对李佩珠说：“你到这里来也不过两年多。”在《雨》的末尾，高志元，方亚丹两人到E．地去时，李佩珠对他们说过，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给她找到一个位置。也许他们到了F．地后不久就把她请了去，这是很可能的。这样算起来，从《雨》到《电》中间就要不了两年半的时间。
但在这两年半中间，我们可以看见李佩珠大大地改变了，吴仁民大大地改变了，高志元也有些改变了，至少他的肚皮不痛了。方亚丹没有大的改变，慧和两年半以前的她比起来也没有什么差异，但是敏却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影也有了大的进步。
这可祝福的两年半的时间。正如仁民所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洪炉”呵。
关于《电》我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在这里却又不便把它们全说出来。这本书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爱它。但不幸现在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电》已经带了遍体的鳞伤，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了。并且印刷上的错误也常常是大得叫人吃惊。譬如二三三页第八行和第九行的中间，就脱落了一个万不可缺的分章的“十”字。因为这本来是两章，不应该合在一起的。
《电》不能说是以爱情做主题的，它不是一本爱情小说；它不能说是以革命做主题的，它也不是一本革命小说。同时它又不是一本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小说。它既不写恋爱妨害革命，她不写恋爱帮助革命。它只描写一群青年的性格，活动与死亡。这一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点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这他们就牺牲了他们的个人的一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会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一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来。我称我的小说做《电》。我写这本《电》时，我的确看见黑漆的天空中有许多股电光在闪耀。
关于《电》里面的人物我不想多说话。这部小说和我的别的作品不同，这里面的人物差不多全是主人公，都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大部分的人物，都并不是实生活里面的某人某人的写照，我常常把几个朋友拼合在一起造成了《电》里面的一个人物。慧是这样造成的，敏也是这样造成的。
影和碧，克和陈清，明和贤，还有德华，都是这样地造成功的。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够因此就完全否认了他们的真实性。
李佩珠这个近乎健全的性格须得在结尾的一章里面才能够把她的全部长处完全地显露出来，然而结尾的一章一时却没有机会动笔了。这个妃格念尔型的女性，完全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写她时，我并没有一个模特儿。但是我所读过的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吴仁民做了李佩珠的爱人，这个人似乎一生就离不掉女人。在《雾》里面他有过瑶珠，在《雨》里面他有过玉雯和智君；现在他又有了佩珠。但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吴仁民了。这就是说他不再是我的那个朋友的写照，他自己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格，获得了他的独立的存在，而成为一个新人了。
高志元也许可以说是不曾改变，他不过显露了他的另一面，但是他的健康的恢复会使人不大认识他了。
我说过我是拿了那个瘦长的年青朋友做模特儿写了方亚丹的。方亚丹和德不同，方亚丹不像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虽然慧说他粗暴，其实他不能算是一个粗暴的人，那朋友还比他粗暴得多。那朋友对女人的态度是充满着矛盾的。我知道他的内心激斗得很厉害。他在理智上憎恨女人，感情上却喜欢女人。所以有人在背后批评他：口里骂女人，心里爱女人。
他不仅这样，他和别人争辩不胜的时候就常常拉我去做他的挡箭牌。同样他的对手也拉了我去对付他。所以有时候会有人从远的地方写信来征求我对于恋爱的意见。有一个朋友因为被那年轻朋友骂得没办法了，曾经写过一封长信来报告他的恋爱的经过，要我来下一个判断。因了那年轻朋友的行动，在外面就起了一个传说：我和他同一个广东朋友，就是在济南轮船的甲板上谈了一夜的我们三个人，组织了一个反对恋爱的三人团。我第一次听见这传说还是从他自己的嘴里听来的。那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在秘密地讲恋爱了。所以最近还有人问我：“三人团里面已经有两人破了戒约，你现在怎样？”我只是笑笑罢了，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三人团的事情。
这些事方亚丹是不会做的。方亚丹高兴的是和小学生在一起，或者忙着去养蜂。这事情那个朋友却也高兴做。所以当我看见他和小学生在一起玩耍，或者忙着换巢础毁王台，在蜜蜂的包围中跑来跑去的时候，我也禁不住像李佩珠那样地奇怪起来：“他这个粗暴的人却怎么可以和蜜蜂和小学生做好朋友？”
那个瘦长的朋友的确和方亚丹一样是一个有孩子的心的人。我枪杀了方亚丹，我很悲惜失掉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友人。
但那瘦长的年轻朋友还活着，听说他已经渐渐地克服了肺病而好了起来。那么我祝他能够早早回到他的蜜蜂和小学生中间去。
慧这个人我自己也很喜欢。她那一头狮子的鬃毛一般的浓发还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她不是一个健全的性格。她不及佩珠温柔，明白，坚定；不及碧冷静；不及影稳重；不及德华率真。但她那一泻千里般的热情却超过了她们大家。她比她们都大胆。她被人称为恋爱至上主义者，而其实她的性观念是很解放的。
“我知道我活着的时间不会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她常常唱的这一句话给我们暗示了她的全部性格。
敏和慧相爱过，但自由性交主义者的慧是没有固定的爱人的。敏爱过慧，现在还在爱慧。不过现在他已经把爱情看得很轻了。他这个人在两年半中间变得最多，而且显露了一点精神异常的现象，使他带了病态地随时渴望着牺牲。他正如佩珠所说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终于被感情毁了。他为了镇静那感情，就独断地一个人去做了那件对于大家都没有好处的事情。
陈清这个典型是有模特儿的。那是我的一个敬爱的友人，他现在还在美国作工。他的信仰的单纯与坚定，行动的勇敢与热心，只有和他认识的人才能够了解。陈清的最后的不必要的牺牲，在我那朋友的确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事情从吴仁民一直到敏，他们都不会做。但陈清做出来却没有一点不合情理的地方。这与他的性格很相合。不过这个典型的真实性恐怕不易为一般年轻读者所了解罢。
贤这个孩子也是有模特儿的，但却不只一个。我几年前在一个地方看见他常常跟着“碧”东跑西跑，脑里留了一个印象。然而我那时所看见的却只是他的外表（不是面容，贤的面容是从另一个孩子那里借来的），所以后来写贤时，我也是把几个人拼起来写的。不知道怎么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关于《电》，可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应该说的话似乎还有，但我也不想说了。我于是合了那本摊开在我手边的《电》。我这样做了以后，我的眼前就现出了李佩珠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鹅蛋形的脸，接着我又看见了被飘散的黑发遮了半个脸庞的慧。我的心因了感激，因了鼓舞而微微地颤动了。我的灵魂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洗浴着，我的心里充满着那献身的渴望。恰恰在这时候我的眼前显现了两张信纸，这是我想答复而终于没有答复的一封信，所以我平日就把它夹在《电》里面。
我很久就想给先生写一封信了，很久很久。先生的文章我真读过不少，那些文章给了我激动，痛苦，和希望，我老以为先生的文章是最合于我们青年人的，是写给我们青年看的，我有时候看到书里的人物活动，就常常梦幻似的想到那个人就是指我。那些人就是指我和我的朋友，我常常读到下泪，因为我太像那些角色，那些角色都英勇的寻找自己的路了，我依然天天在这里受永没有完结的苦。我愿意勇敢，我真愿意抛弃一切捆束我的东西呵。——甚至爱我的父母。我愿意真的“生活”一下，但现在我根本没有生活。
我是个大学低年级生，而且是个女生，父母管得我像铁一样，但他们却有很好的理由，——把我当儿子看，——他们并不像旁的女孩的父母，并不阻止我进学校，并不要强行替我订婚，但却一方要我规规矩矩挣好分数，毕业，得学位，留美国；不许我和一个不羁的友人交往。在学校呢，这环境是个珠香玉美的红楼，我实在看不得这些女同学的样子。我愿找一条出路，但是没有。这环境根本不给我机会，我骂自己，自己是个无用无耻的寄生虫，寄生在父母身上，我有太高太高的梦想，其实呢，自己依然天天进学校上讲堂，回家吃饭，以外没有半点事，有的男同学还说我“好”，其实我比所有的女生更矛盾。
先生。我等候你帮助我，我希望你告诉我，在我这种环境里，可有什么方法挣脱？我绝对相信自己有勇气可以脱离这家，——我家把他们未来“光耀门楣”的担子已搁了一半在我身上，我也不愿承受，——但脱离之后，我难道就回到红楼式的学校里？我真没有路可去，先生。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除我这苦痛？我读书尽力的读，但读书只能使我更难受，因为书里讲着光明，而我只能远望着光明搓手，我相信书本子不能代替生活。#p#分页标题#e#
我更不信大学生们组织讨论会，每星期讨论一次书本子就算完成了青年的使命，谁知道我们这讨论又给旁人有什么补益呢？只是更深的证明了我们这群东西早就该死。
先生，帮我罢，我等待你的一篇新文章来答复我。请你发表它，它会帮助我和我以外的青年的。
你的一个青年读者
这个“青年读者”不但没有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她甚至不曾写出通信地址使我没法寄信给她。她要我写一篇新文章来答复她，事实上这样的文章我已经计划过了，这是一本以一个女子做主人公的《家》，写一个女子怎样经过自杀，逃亡……种种方法，终于获得求知识与自由的权利，而离开了她的在崩颓中的大家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的一本书写出来对于一般年轻的读者也许有点用处。但是多忙的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写它，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我三年前就预告了要写一部《群》，直到今天才动笔写了三页。另一本《黎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明天的事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说不定我写完了这文章就永远地搁了笔。说不定我明年又会疯狂地写它一百多万字。但我不能够再给谁一个约言。那么对于那个不知道姓名的青年读者，就让我把李佩珠介绍给她做一个朋友罢。希望她能够从李佩珠那里得到一个答复。
为了这三本小小的书，我写了两万以上的字。近年来我颇爱惜自己的笔墨，不高兴再拿文章去应酬人。许多做编辑的朋友向我要文章，都被我婉辞谢绝了。这一次我却自动地写了这么多的字，这也许是近于浪费罢。然而我在这里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话，都是在我的心里埋藏了许久的话。我很少把它们对别人倾吐过。它们就像火山里的喷火，但是我用雪把火山掩盖了。
我自己这个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在平静的表面下，我隐藏了那么强烈的火焰。别人只看见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火。那火快把我的内部烧尽了。我害怕，我怕将来有一天它会爆发。
这是我的灵魂的一隅，我以前不曾为任何人开放过，但是现在我开始慢慢地来启这门了。
那么我就率性把我两年前写的一段自剖的话引用在这里来作我这文章的收尾罢：…………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欺骗，没有宽恕的。让我再来打开我的灵魂的一隅罢。在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没有别的声音和景象来缠绕我。一切人世的荣辱毁誉都远远地消去了。那时候我就来做我自己的裁判官，严格地批判我的过去的生活。
我的确犯过许多错误了。许久以来我就过着两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挣扎，我像一个战士那样摇着旗帜呐喊前进，我诅死敌人，我攻击敌人，我像一个武器，所以有人批评我做一副机械。在夜里我却躺下来，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抚着我的创痕哀伤地哭了，我绝望，我就像一个弱者。我的心为了许多事情痛楚着，就因为我不是一副机械。
“为什么老是想着那憎恨呢？你应该在爱字上多用点力量。”一个熟识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在过去我曾被视为憎恶人类的人，我曾宣传过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种种错误的头衔加到了我的身上。为了那恨，我曾求过樊宰底的宽恕，因为他教过我爱；为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鲁泡特金，因为我使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那憎恨所带给我的苦痛确实是太多太多了。……许多人指摘过我的错误了。有人说世界是应该用爱来拯救的。又有人说可憎的只是制度不是个人。更有些人拿了种种社会科学的术语来批评我的作品。他们说我不懂历史，不懂革命。他们说这一切只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哀，他们说我不能够体验实生活。
我也曾将这些批评仔细考察过。我并且早已用事实来回答了他们：我写过十三四万字的书来表示我的社会思想，来指示革命的道路，我在许多古旧的书本里同着法俄两国人民经历过那两次大革命的艰苦的斗争，我更以一颗诚实的心去体验了那种种多变化的生活。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着我。
我是浅薄的，我是率直的，我是愚蠢的，这我都承认。然而我却是忠实的，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的，无终结的。我不掩护我的弱点，但我不放松它，我极力和它挣扎，结果就引起了一场斗争。这斗争是激烈的，为了它我往往熬尽了我的心血，而我的矛盾就从此产生了。
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这里面，它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让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始终不能够弄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缚得太紧了。……没有人能够了解我，这因为我自己就不肯让人了解……人只看见过我的笑，却没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来养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强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对象描画成一个可恨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它变成了一个极其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爱极力摧残使它变成憎恨。然而我的这种努力依旧没有大的效果。
这一切在别的人看来也许全是不必需的，他们也许会以为我是被雾迷了我的眼睛。其实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不能够免掉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我的生活的态度。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生活在这黑暗的混乱时代里面。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我固然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但我却不是像克鲁泡特金那样纯洁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亚叶夫那样意志坚强到了极点的人；我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青年。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就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痛苦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然而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了。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来的。对于这个我不能有什么抱怨。
我承认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强项的。我承认我已经犯过许多错误。但这全不是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过。那责任应该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来负担。也许我会为这些过错而受惩罚。我也决不逃避。自己种的苦果就应该自己来吃。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做了过渡时代的牺牲者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甚至在像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柏洛夫斯加亚，妃格念尔这般人中间发现和这类似的悲哀，虽然他们的成就是我万万不敢想望的。
然而不管这些错误，我依旧要活下去，我还要受苦，挣扎，以至于灭亡。那么在这新年的开始就让我借一个朋友的话来激励自己罢：“你应该把你的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里（奋斗中所受的痛苦，我这样解释悲剧），在悲剧中振发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创造。只要你不为中途所遇的灾变而覆船，则尽力为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挡一切痛苦，串演无数悲剧，这才算是一个人类的战士。”
给E．g
五年很快地就过去了。这其间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在你常常接触的那些报纸上报告过一点消息。也许你以为我已经死了。在混乱的国度里死掉一个年青人，这是很平常很容易的事情，你会这样想。不然为什么我回国以后就像石沉大海般没有一点影响呢？
E．G，我没有死，但是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我一回国就给种种奇异的环境拘囚着，我没有反抗，却让一些无益的事情来消磨我的精力和生命。于是我拿沉默来惩罚了自己。在你们的milieu里我是死了，我把自己杀死了。我想你和A．B有时候在工作的余暇也许会谈到我的死，为这事情发出一两声叹息罢。
E．G，这五年是多么苦痛的长时间呵。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是怎样把它们度过的。然而那一切终于远远地退去了，就像一场噩梦。剩下的只有十几本小说，这十几本书不知道吸吮了我的若干的血和泪。
但是这情形只有你才了解。你会知道在这五年里我贡献了怎样悲惨的牺牲，这牺牲是完全不值得的。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当我十五岁的时候你曾经把我从悬崖上的生活里唤了转来。以后在一九二七年，两个无罪的工人在波士顿被法律送上了电椅，全世界的劳动阶级的呼声被窒息了的时候，我曾经怀着那样的苦痛的，直率的心向你哀诉，向你求救，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语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你的那些美丽的信至今还是我的鼓舞的泉源，当我有机会来翻读它们的时候。E．G，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你曾经允许过我这样称呼过你），E．G，你，梦的女儿（L．P．Abbott这样称呼过你），你应该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现在人家在谈论我的教养，生活，意识了。那些人，他们不曾读懂我写的东西，他们不曾了解我的思想，他们不曾知道我的生活。他们从主观的想象中构造成了一个我，就对着这个想象的人的身上放射了明枪暗箭。虚无主义，人道主义，人家把这样的头衔加到了我的名字上面。我的小说给我招来了这许多误解。我的小说完全掩盖了我的思想，我的为人。虽然我曾经写过一本三百多页的解释我的思想的书（这书里面没有一个玄学的术语，完全是人人懂得的话句），但那些谈论我的思想断定我为某某主义者的人是不会去读的。他们根据一篇短篇小说就来断定我的思想，然后再从这里面演绎出种种奇异的结论。这几年来我就陷落在这样的泥窖里面爬不起来。
我憎恨我自己，憎恨我写的这些文章，我决定把自己来惩罚，我便用了沉默这刑罚，几年来我没有和你们通过一次信，我自己塞断了鼓舞安慰的泉源，这惩罚也使我受够苦了。
我就是这样地在痛苦中活埋了自己。
今天读着你的两厚册的自传LivingMyLife，那两本充满着生命的书把我的灵魂猛烈地震动了。你的那响彻了四十年的春雷般的吼声通过了全书来叩我的活葬墓的墓门了。
这时候沉默也失掉了它的效力。生命之火燃起来了。我要回到那活动的生活里去。我也要去历尽那生活的高峰和深渊，历尽那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悦，历尽那黑暗的绝望的热烈的希望。我要以你所教给我的态度从容地去度那生活，一直到饮尽了杯中的最后的一滴。
E．G，我现在开始来打破那沉默了。同着这封信我愿意把我的最近的这本小说集献给你，它也是我的沉默时期中的产物，它也浸透着我的血和泪。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我的最近一年的苦痛生活。而且从《在门槛上》一篇里你也可以看见你自己的面影。我因了你的介绍才读到屠格涅夫的那首伟大的散文诗，才认识亡命巴黎的那些柏洛夫斯加亚型的女性，在我的脑筋里她们的形象也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我盼望着在最近的将来我和你，和她们能够在地中海畔的巴斯罗纳见面。那时候我决不会再向你絮絮地谈我的苦痛的生活了。
巴金自传--第五辑：南国的梦
第五辑：南国的梦
黑土
乔治·布朗德斯在他的《俄罗斯印象记》的末尾写过这样的话：黑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悒郁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我只记得这两句，因为它们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知道一些关于黑土的事。
我在短篇小说《将军》里借着中国茶房的嘴说了一个黑土的故事：一个流落在上海的俄国人，常常带着一个小袋子到咖啡店去，“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从袋子里倒出了一些东西……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眼泪。”他有一次还对那个中国茶房说：“这是俄罗斯母亲的黑土。”
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在巴黎听见一个朋友对我讲过。他在那里一家白俄的咖啡店里看见这个可感动的情景。我以后也在一部法国影片里见到和这类似的场面。对着黑土垂泪，这不仅是普通怀乡病的表现，这里面应该含着深的悒郁和希望。
我每次想起黑土的故事，我就仿佛看见：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这幻景我后来也写在小说《将军》里面了。我不是农人，但是我也有对土地的深爱；我没有见过俄罗斯黑土，不过我也能了解对黑土垂泪的心情。沉默的，肥沃的，广阔无垠的，孕育着一切的黑的土地确实能够牵系着朴实的人的心。我可以想象那两只粗大的手一触到堆在沾染着大都市油气的桌面上的黑土，手指一定会触电似地颤动起来，那小堆的黑土应该还带着草原的芬芳罢，它们是从“俄罗斯母亲”那里来的。
不错，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的国籍如何）都从土地里出来，又要回到土地里去。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但是我想到了红土。对于红土的故事我是永不能忘记的。
在我的文章里常常有“耀眼的红土”的句子。的确我们的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可惜非常短促）就是在那样的土地上度过的。
土的颜色说是红，也许不恰当，或者实际上是赭石，再不然便是深黄。但是它们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红色，而且在我的眼前发亮。
我好几次和朋友们坐在车子里，看着一座一座的小山往我们的后面退去。车子在新的、柔软的红土上面滚动。在那一片明亮的红色上点缀着五月的新绿。不，我应该说一丛一丛的展示着生命的美丽的相思树散布在我们的四周。它们飘过我的眼前，又往我身后飞驰去了。茂盛的树叶给了我不少的希望，它们为我证实了朋友们的话；红色的土壤驱散了我从上海带来的悒郁。我的心跟着车子的滚动变得愈年轻了。朋友们还带着乐观不住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渐渐地被引入另一个境界里去了，我仿佛就生活在他们的故事中间。
是的，有一个时候，我的确在那些好心的友人中间过了一些日子，我自己也仿佛成了故事中的人物。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的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了一个古老的院子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煤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
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正人君子，我们都不是注重形式的人。这里有紧张的时刻，也有欢笑的时刻。我甚至可以说紧张和欢笑是常常混合在一起的。公园里生长着许多株龙眼树，学校里也有。我们走过石板巷的时候，还看得见茂盛的龙眼枝从石老院子的垣墙里垂到外面来。我见过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见过龙眼果熟的时节。在八月里我们常常爬到树上摘下不少带果的枝子，放在公园凉亭的栏杆上，大家欢笑地剥着龙眼果吃；或者走在石板巷里我们伸手就可以攀折一些龙眼枝，一路上吃着尚未熟透的果实。我们踏着常春树的绿影子，踏着雨后的柔软的红土，嗅着牛粪气味和草香，走过一些小村镇，拜望在另一个地方工作的友人。在受着他的诚挚的款待中，我们愉快地谈着彼此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朋友在大太阳下的红土上走了十多里路，去访问一个友人的学校。我们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但是我们不曾感到丝毫的疲倦。我们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新奇的景象使我们的眼睛忙碌，两三小时的谈话增加了我的兴奋。几十个天真孩子的善良的面孔使我更加相信未来。在这里我看见那个跟我分别了两年的友人。她已经改变得多了。她以工作的热心获得了友人的信赖。她经过那些风波，受过那些打击，甚至寂寞地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年以后，她怀着一颗被幻灭的爱情伤害了的心，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在一群她原先并不认识的友人中间生活了一些时候，如今却以另一种新姿态出现了。这似乎是奇迹。但是这里的朋友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平常。是的，许多事情在这个地方都成为平常的了。
复杂的关系变成简单。人和人全以赤诚的心相见。人了解他（或她）的朋友，好像看见了那个人的心。这里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在欧洲小说中常常见到的友情在南国的红土上开放了美丽的花朵。
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
在那些时候，我简直忘掉了寂寞，忘掉了一切的阴影。个人融合在群体中间，我的“自己”也在那些大量的友人中间消失了。友爱包围着我，也包围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互相的，而且是自发的。因为我是从远方来的客人，他们对我特别爱护。
我本来应该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但是另一些事情把我拉开了。我可以说是有着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却鼓舞我在文字上消磨生命。我服从了他，我写下一本、一本的小说。但是我也有悔恨的时候，悔恨使我又写出一些回忆和一些责备自己的文章。
悔恨又把我的心牵引到南方去。我的脚有时也跟着心走。
我的脚两次、三次重踏上南国的红土。我老实说，当那鲜艳的红土在无所不照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的时候，我真要像《东方寓言集》里的赫三那样跪下去吻那可爱的土块。我仿佛是一个游子又回到慈母的怀中来了。
现在我偷闲躲在书斋里写这一段回忆。我没有看见那红土又有几年了。我的心至今还依恋着那个地方和那些友人。每当这样的怀念折磨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隐约地现出了那个地方的情景。红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原野，在这孕育着一切的土地上活动着无数真挚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心由于感动和希望而微微地颤抖了。我也想照布朗德斯那样地赞叹道：红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我用了“快乐”代替布朗德斯的“悒郁”，因为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南方的青年是不知道“悒郁”的。
但是在那灿烂的红土上开始出现了敌人铁骑的影子了。
那许多年轻人会牺牲一切，保卫他们的可爱的土地。我想象着那如火如荼的斗争。
有一天我也会响应他们的呼唤，再到那里去。
南国的梦
一个星期来许多报纸上关于鼓浪屿的记载使我想起一些事情，我好久不曾听见那个地名了，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
这半年来我忘记了许多事情，我也做过不少的噩梦。在梦里我不断地挣扎，我和一切束缚我的身体的东西战斗。梦魇常常压得我不能够动弹。我觉得窒闷。最近一连三四个月，我就做着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梦。……鼓浪屿这个地名突然冲破梦的网出现了。它搅动了窒闷的空气。……我现在记起那个日光岩下的岛屿，我记起一些那里的景象和住在那里的朋友。我记起我从前常常说到的“南国的梦”。
我第一次去鼓浪屿，是在一九三○年的秋天。当时和我同去的那位朋友今天正在西北的干燥的空气里，听着风沙的声音，他大概不会回忆南国的梦景罢。但是去年年底在桂林城外一个古老的房间里，对着一盏阴暗的煤油灯，我们还畅谈着八九年前令人兴奋的旅行。我们也谈到厦门酒店三楼的临海的房间。
当时我和那位朋友就住在这个房间里。白天我们到外面去，傍晚约了另外两三个朋友来。我们站在露台上，我靠着栏杆，和朋友们谈论改造社会的雄图。这个窄小的房间似乎容不下几个年轻的人和几颗年轻的心。我的头总是向着外面。
窗下展开一片黑暗的海水。水上闪动着灯光，飘荡着小船。头上是一天灿烂的明星。天没有边际，海也是。在这样伟大的背景里，我们的心因为这热烈的谈论而无法安静下来。有一次我们抑制不住热情的奔放，竟然匆匆地跑下码头，雇了划子到厦门去拜访朋友。
划子在海上漂动，海是这样地大，天幕简直把我们包围在里面了。坐在小小划子里的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如何地渺小罢。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一直昂起头看天空，星子是那样地多，它们一明一亮，似乎在眨眼，似乎在对我说话。我仿佛认识它们，我仿佛了解它们的语言。我把我的心放在星星的世界中间。我做着将来的梦。
这是南国的梦的开始。我在鼓浪屿住了三天，便在一个早晨坐划子把行李搬到厦门去，搭汽车往前面走了。
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种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种南方的使人容易变为年轻的空气。
在一个古城里我们住下来。我在改建后的武庙里住了一个月光景。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也了解了一些事情。在那里一间古老的小楼中，我发烧到一百零二度以上，但是我始终没有倒下去。我反而快乐地帮助朋友料理一个学校的事情。在这个学校里我第一次会见那个后来被我们戏称为“耶稣”的友人。他喜欢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他常常和他们谈话四五个钟点不间断。他诚恳地对他们谈着世界大势和做人的态度。
他在这个学校教书，同时还在另一个校址在文庙的中学兼课。
他比我迟两三天来到古城，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记得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和白色翻领衬衫，服装相当整齐，他可以被称为漂亮的青年。
两年后的春天里，在上海“一·二八”战争结束以后，我搬出我留在闸北的余物，寄放在亲戚的家中，便和一个年轻的友人同路再作南国的旅行。
我又来到鼓浪屿了。两年的分别使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改变。我和年轻朋友在那没有汽车、电车或黄包车的马路上散步，沿着蜿蜒的路走上山去。我们还在有马来人守门的花园里，坐在石凳上，毫无顾忌地谈着种种事情。但是傍晚我们却不得不冒雨回到厦门的住处去。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往那个古城走了。
到了古城，在这天的黄昏我便到那个文庙里的中学去看“耶稣”。是的，在这时候他已经得着“耶稣”的绰号了。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是几个朋友私自地这样称呼着。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遇见几个朋友，我正和他们谈话，忽然一个人在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我迟疑了一下，我记不起这黑瘦的面貌。但是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不能够是别人的。
一定是他。我便伸出手去。我看他的微驼的背，我看他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我看他一头蓬乱的头发，我看他陷入的两颊。
“你看我做什么？你不认识我吗？”他坦然笑问道。
我也只好微笑。我不能对他说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健康坏了。我不能够。我只说想不到两年的工夫他竟然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
晚上我睡在他的房间里，他们为我安置了帆布床。煤油灯被吹熄后，一屋子都是蚊虫声。他却睡得很好。我不能睡。
我睁开眼睛，望着阴暗的空间，我想到今天听见人谈起的这个朋友的痔疮和虱子的事。两年前他穿着翻领衬衫的姿态在黑暗中出现了。这两年间一个人的大量牺牲和工作成绩折磨着我。我拿我自己的生活跟他的相比。我终于不能忍受这寂寞，我要出去走走。我翻身站起来，无意间一脚踏灭了蚊香，发出了声音，把睡在对面帆布床上的他惊醒了。
“你做什么？还没有睡？”他含糊地问道。
“我闷得很，”我烦躁地回答。
“你太空闲了，”他梦呓似地说了这一句，以后就没有声音了。我再说话也听不见他的回答。
的确比起他来我太空闲了，也许太舒服了罢。但是难道他就比我有着更多的责任？这是苦恼着我的问题。
我在这间房里和他同住了一个多星期，看惯了他怎样排遣日子。我离开他的时候，他依恋地对我说，希望我将来还能够再去。他又说：“倘使学校还能够存在的话，你下次给我们带点书来罢。”
在汽车中我和那个陪伴我的朋友谈起“耶稣”，那个朋友担心着他的健康，说起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钟点才能够做事的话。我把那个朋友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上，我说我要和另一些朋友想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的办法并没有用。但是我却不曾忘记朋友的嘱咐，为那个学校的图书馆捐了两箱书去。学校虽然还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可是它已经克服了种种的困难而继续存在了。第二年我又去访问那个学校。这一次是和一个广东朋友同去的。去年在粤汉路银盏坳小站的废墟中，我们在残毁的月台上候车的时候，我还和这个朋友谈起那一次的旅行。我们重复说着一九三三年我们两人在鼓浪屿厦门酒店中（还是那同样的房间）谈过的话。我们谈论着我们的朋友“耶稣”。这是八月的夜晚，工人们忙碌地在被炸毁的车站房屋的旁边建造一间简单的茅屋，他们有的还爬在屋梁上用葵叶铺盖屋顶。我曾经指着这茅舍对朋友说：“这就是我们‘耶稣’的工作，他会把碎片用金线系在一起，他会在废墟上重建起九重宝塔来。”
他的确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宝塔的。我们第三次在学校里看见“耶稣”，他显得更瘦、更弱了。他过着更勤苦的生活。
他穿着更破烂的衣服。他花去不少的时间和学生们谈话。他热心地对几班学生讲授数学的功课。这一次我们谈了不少的话，商量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提到他的病，说起他应该休养的话，他总是打岔地说：“我们不会活到多久的，我们应该趁这时候多做一点事情，免得太迟了。”
我看见他用过度的工作摧残自己的身体，我看见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点点工作成绩。我不能够责备他。我倒应该责备自己。我们的确太需要工作了。我自己不能代替他工作，别的空话便都没有用。这个学校里充满着殉道者的典型，但是他比别人表现得最完全。在他们的面前我显得太渺小了。在他们中间我做了几天的美丽的南国的梦。
一个多月以后我游历了广东乡村回来，路过鼓浪屿，我们的船停在海中，在开船前的六七小时，两个朋友从古城赶到了。他们到船上来看我。我们三个人坐划子到那个美丽的岛屿去。这一次我们攀登了日光岩。在最高的峰顶上眺望美丽的海。我们剥着花生，剥着荔枝，慢慢地吃着，慢慢地把荔枝皮和花生壳抛到下面海滩上去。我们听着风声，听着海水击岸的轻微的声音。我们畅谈着南国的梦。我们整整谈了两个钟头，我们愉快地笑着。我的眼前尽是明亮的阳光和明亮的绿树。在这个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上我们做了两小时的南国的梦。但是吃过中饭我应该回轮船去了。
这两个朋友把我送到船上。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把剩余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耶稣”，要他用来治玻这只是一个关心他的友人的一点敬爱的表示。
船到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厦门。它掉转身的时候，我还留恋地投了一瞥最后的眼光在那形状奇特的岩石上，还有岩石中间的小桥，先前我们明明走过的，现在它显得这么高，这么校但是船再一转动，鼓浪屿便即刻消失了。我的眼前只有花和树、海水和阳光。
在上海我得到“耶稣”的信，知道他不曾医病，却用那笔款子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读书。第二年在北平朋友告诉我“耶稣”带了二十多个学生到上海，预备作徒步旅行。又过一年在东京我知道“耶稣”又带着十几个学生第二次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个患痔疮的人简直在戕害他自己了。
我从东京回来，不久他也从北方旅行归来了，这一次他坦白地说出他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话。这是第一次。话进了我的耳里，倒使我的心发痛了。我以为我们有理由说服他留在上海医玻但是他依旧坚决地跟着这一班学生走了。临行时他还留恋地说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话。
一九三七年夏天他离开了古城，到广州去。他也许是抱着医病的目的去那里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八·一三”民族解放的战争爆发，点燃了他的沸腾的血。他怀着不能抑制的热情回到那个古城去了。我知道在那里有着更忙碌的工作等待他。我相信他会把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在那里还有不少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朋友给他帮忙。
这一次我不能再拿疾病作理由来劝阻他了。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我们民族的生存和自由受到侵害的时候，保卫它们便是我们的第一件工作。他就是这样地主张的。现在轮到他来实现他的这个主张了。以他那样的毅力和能力，一定可以做出比过去更大的成绩来。
我去年十月从广州出来以后，走了不少的地方，始终没有直接得到“耶稣”的信息。不过我从别处知道他忙碌地在古城里工作。他准备着有一天用有组织的民众的力量来歼灭侵略者的铁骑。
现在鼓浪屿骚动起来了。铁骑踏进了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那个培养着我的南国的梦的地方在敌人的蹂躏下发出了呻吟。
然而使我激动的是行动的时刻到了。鼓浪屿的骚动一定会引起更大的事变。铁骑深入闽南的事情是可以想到的。敌人也许不会了解，但是我更明白，倘使敌人果然深入肥沃的闽南的土地的话，那么在那里得到的一定不会是胜利，而是死亡。那时我的南国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便会出现了。
我怀念着南国的梦中的友人，我为他们祝福。
巴金自传--第六辑：日本之旅
第六辑：日本之旅
关于《神·鬼·人》
最近我在看我的两卷本《选集》的校样。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
这三个短篇都是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则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会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是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景）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
于是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我买的是二等舱票，客人不太多，中国人更少，横滨海关人员对二等舱客人非常客气，我们坐在餐厅里，他们打个招呼，也不要办什么手续，就请我们上岸。不用我着急，武田副教授和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打着小旗在码头等候我了。以后的情况，我在《关于〈长生塔〉》里也讲了一些，例如每天大清早警察就来找我，问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等等，每次问一两句，都是突然袭击，我早有准备，因此并不感到狼狈。我在当时写的篇一个短篇《神》里面还描写了武田家的生活和他那所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小山坡上的“精致的小木屋”。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了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也说明武田君是一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的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我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里面，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地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的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了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是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可以，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武田君就说过：“在我们这里宗教常常是家传的。”）他想用宗教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拚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跳进深渊”去。我当时是这样判断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难说了。我在武田君家里不是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只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光景。以后我在东京、在上海还接到他几封来信。我现在记不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他来过上海，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过“黎德瑞先生”。他写下一个地址，在北四川路，是他妹妹的家。当时有不少的日本人住在北四川路，但我在日本时，他妹妹不会在上海，否则他一定告诉我。我按照他留的地址去看他，约他出来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大东茶室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像老朋友似地交谈，也回忆起在横滨过的那些日子。
他似乎并未怀疑我的本名不是“黎德瑞”，也不打听我的生活情况，很容易地接受了我所讲的一切。他的精神状态比从前开朗，身体也比从前好。我偶尔开玩笑地问他：“还是那样虔诚地念经吧？”他笑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他不曾讲下去，我也没有追问。我知道他没有“跳进深渊”就够了。以后我还去看望他，他不在家，我把带去的礼物留下便走了。他回国后寄来过感谢的信。再后爆发了战争。抗战初期我发表两封《给日本友人》的公开信，受信人“武田君”就是他。一九四○年我去昆明、重庆以后，留在上海的好几封武田君的信全给别人烧毁了。现在我手边只有一幅我和他全家合摄的照片，让我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小说里描写了武田君住宅四周的景物。可能有人要问这些景物和故事的发展有没有关系？作者是不是用景物来衬托主人公的心境的变化？完全不是。我只是写真实。我当时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我喜欢这四周的景物，就把它们全记录下来。没有这些景物，长谷川的故事还不是一样地发展。
它们不像另一个短篇《鬼》里面的海，海的变化和故事的发展、和主人公堀口君的心境的变化都有关系。没有海，故事一时完结不了。小说从海开始，到海结束。
我在《鬼》里描写的也是武田君的事情。我写《神》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还要写《鬼》。要不是几次同武田君到海边抛掷供物，我也不会写出像《鬼》这样的小说来。《神》是我初到横滨时写的，《鬼》写于我准备离开横滨去东京的时候，因此我把堀口君老实地写作“商业学样的教员”，就是说我不怕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疑心我在写他了。
《鬼》不过是《神》的补充，写的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在两篇小说中我充分地利用了我在横滨三个月的生活经验，这是一般人很难体验到的，譬如把供物抛到海里去，向路边“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行礼吧，我只有亲眼看见，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我说：“在堀口君的眼里看来，这家里大概还是鬼比人多吧。”有一个时期在武田君家里的确是这样。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下了，他开门进来，连声说：“对不起。”我从地上铺的席子上坐起来，他连忙向我解释：这几天他家里鬼很多，我这间屋子里也有鬼，他来给我念念经，把鬼赶走。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但终于忍住了。我就依他的话埋下头，让他叽哩咕噜地在我头上比划着念了一会经，然后说：“好了，不要紧了。”一本正经地走了出去。我倒下去很快就睡着了，我心中无鬼，在梦里也看不见一个。说实话，我可怜武田君，我觉得他愚蠢。开始写《鬼》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君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说《鬼》里面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鬼》和《神》不同的地方就是：《鬼》的最后暗示了主人公堀口君的觉醒。故事也讲得比较清楚：他同一位姑娘相爱，订了约束，由于两家父亲的反对，断绝了关系。姑娘几次约他一起“情死”，他都没有答应。他认为“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姑娘嫁了一个商人，后来患肺结核死去。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多少年前，百年、千年吧，就经常发生了，今天仍然在发生。“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他们反对恋爱，而且有所创造地用领导和组织代替家长安排别人的婚姻。
十几年来，我见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婚姻渐渐变成了交易，像日本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倒显得相当新奇了。不过，武田君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在当时“情死”是普通的事，在报纸上天天都有这一类的新闻。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日本不能随便讲恋爱，搞不好，连命也会送掉。著名的日本小说家有岛武郎在他的创造力十分旺盛的时期，也走上了“情死”的路，因为像堀口君那样几次拒绝女方相约“情死”的建议是丢脸的事。然而要是有岛武郎不死，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好作品来。
我现在记不准《鬼》的手稿是从横滨寄出的还是在东京交邮。收件人是黄源，他是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月刊的助理编辑。我寄稿的时候，心血来潮，在手稿第一页上标题后面写了一行字：神——鬼——人。这说明我还要写一个短篇：《人》。这三篇是有关联的，《人》才是结论。我当时想写的短篇小说《人》跟后来发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写真实的故事，我想写一个拜神教徒怎样变成了无神论者。我对自己说：“不用急，过两个月再写吧。先在东京住下来再说。”在东京我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里面，一个人一间屋，房间不大不小，陈设简单，房里有个两层的大壁橱，此外还有一张铁床，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两三把椅子。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一间课堂，白天有一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期杜宣、吴天他们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
楼下还有食堂，我总是在那里吃客饭。每天三顿饭后我照例出去散步。
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的中年职员。后来我又发现几个经常出入的日本人，胖胖的，举动不太灵活，却有一种派头。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特务警察之类吧。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
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这是后话，我下面就要谈到它。
到了东京，我对西文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他的讲解还不错，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
回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得很。
在东京我有几个中国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人外，还有两个福建人，他们租了一幢日本房子，楼上让给两位中国女学生祝这些人非亲非戚，这样住着，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还有，我曾经坐省线电车到逗子，转赴叶山去看梁宗岱、沈樱夫妇，在他们家住过一晚。还有，卞之琳从北平到日本京都，住在一位姓吴的朋友那里，他最近到东京来看我。还有，……我想不起什么了。到东京以后两个月中间我的活动大概就只有这些吧。“刑事”们一定也看在眼里记在帐上。幸而只有这短短的两个月，因为所谓“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四月初就要到东京访问了。日本报纸开始为这场傀儡戏的上演大肆宣传，制造舆论，首先大骂中国人。于是……一嘲大扫除”开始了。就在溥仪到来的前两天，大清早那个同福建人住在一起的四川女学生来找，说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半夜里给带走了。“刑事”们在他们那里搜查了一通。#p#分页标题#e#
她讲了些经过的情形，要我注意一下。她走后我就把自己的书稿、信件检查了一番。两个福建人中姓袁的和我较熟，我是一九三○年第一次去晋江时认识他的。我抽屉里还有他的来信，连忙找出撕毁了。我也把新买的西文旧书稍稍整理了一下。
这样忙碌了之后，我感到疲乏，便躺倒在床上。脑子哪里肯休息，我就利用这一段空闲时间清理思想，把我在日本编造的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好好理一下，什么事该怎么说，要记清楚，不能露出破绽。我也回忆了梁宗岱夫妇的事和卞之琳到东京看我的事。我想，要是他们问起，我全可以老实地讲出来，用不着害怕。
吃过中饭以后我仍然照常逛西文旧书店。晚饭后我也到旧书店去。吃晚饭时我看见那个姓“二宫”的胖胖的“刑事”，但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从食堂出来，瞥见他和另一个“刑事”从楼梯上去。我心想：他们上来干什么？我考虑一下，才慢慢地走上楼。他们却不声不响地下来了。我警告自己：夜里要当心埃这一夜我心不定，书也看不进去。我估计“他们”会来找我，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来。我又把信件检查了一番，觉得没有什么破绽，把心一横就上床睡了，这时我们这里非常安静，不过十点多钟，我也出乎意外地睡得很好。
忽然我从梦中惊醒了。我朝房门看，门开了，接着电灯亮了，进来了五个人，二宫就在其中。“他们”果然来了。我马上跳下床来。于是“他们”开始了搜查：信抽出来看了；壁橱里的书也搬出来翻了。他们在我这个小房间里搞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叫我锁上门跟他们一起到警察署去。
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问官”要问话，我早就猜到了，梁宗岱、卞之琳、叶山、京都……“他们”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去，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
从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见“他们”推门进来，到我昂头走出神田区警察署，“看见落日的余光”，这其间的经过情形，我详细地写在短篇《人》里面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述。不过我应当提说一下，这不是我初来东京时计划写的那个短篇。
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一日记》，打算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学》特大号上。稿子寄出去了，可是就在这年五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闲话皇帝》事件”，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发表文章的《新生》周刊被查封，主编被判处徒刑。我的文章编进《文学》，又给抽了出来。我不甘心，把它稍加修改，添上一点伪装，改名《一日记》，准备在北平《水星》月刊上发表，已经看过了清样，谁知书店经济出了问题，刊物印不出来，我看文章无处发表，就改变主意，改写一下，在那个偷书的囚人身上添了几笔，最后加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人。”把回忆作为小说，编在《神·鬼·人》这个集子里面了。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有权处理自己的稿子，没有人出来干涉，不准我拿回忆冒充小说，而且通篇文章并没有“日本”的字样，不会有人把我抓去判处徒刑，何况我自己又承认这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文章就这样给保全下来，一直到今天。但是当时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权力阻止它发表的人连骨灰也找不到了。
我从警察署回到中华青年会，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给抓走的事，就是那个中年的日本职员。他看见我，小声说：“我知道，不敢做声。真是强盗。”后来我才知道我给带到警察署去的时候，在叶山梁宗岱家里也有人进去搜查，在京都卞之琳也遇到一点麻烦。这以后再没有人来找过我，但是我在东京住下去的兴趣也不大了。我总感觉到人权没有保障，要是那些人再闯进我的房间，把我带走，有人知道也不敢做声，怎么办？我写信给横滨的武田君发牢骚。他回信说：“您要是不去东京，就不会有这种事。我们全家欢迎您回到我们家来。”
他的确把事情看得像信神那样简单。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过了三、四个月，吴朗西、伍禅他们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我的名义编佣文化生活丛刊》，要我回去参加编辑工作，我就离开日本了。这次我买了“加拿大皇后”的三等舱票，仍然到横滨上船，从东京来送行的人不少，只是我没有通知武田君。
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吃了不少的苦头。一个姓叶的因为第一次审问时顶了几句，给关了一个星期。一个姓袁的给关了半个月，放出来，他马上要回国，警察署怀疑起来就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听他说，他坐船到天津，一路上都有人押送。船停在一个城市，他就给带到监牢里囚禁。特别是在大连，他给关在日本监牢里过了一个时期。管牢的汉奸禁子，对同胞特别凶，有时领到一根新的鞭子或者一样新的刑具，就要在同胞的身上试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得罪了他们。到了天津，我那个朋友才得到了自由。他吃了那许多若头，罪行就是：溥仪到东京访问时他住在那里；给带到牛込区警察署审问时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关了以后给释放出来，就要马上回国。这就是一九三五年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东京等地的遭遇。我在神田区警察署受到审问的时候，有人问我怎样在晋江认识他，我想起一个姓陈的朋友，就说是姓陈的人介绍，后来才知道他在审问中也是这样说。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当时住在黎明高中过暑假，他来找我，我们就熟了。但是审问的人非要我们讲出介绍人不可，我们只好随口回答，凑巧两个人的思路碰到一起，才没有露出马脚，否则他可能还要遇着更多的麻烦。
姓袁的朋友一九五八年患鼻癌死在福州，当地的报上还刊出他的讣告。他不可能讲述他的这段故事了。然而我还没有忘记四十四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这以后我还和“刑事”们打过交道，那就在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六三年，我三次访问日本，进行人民友谊的活动，“刑事”们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我出门他们坐在车内前座，见到我默默地鞠一个躬。的确时代变了，二宫先生也一定不在人世了。那三年中间我昂着头进出日本现代化旅馆的时候，总是充满信心地想：我绝不会再做那样的“噩梦”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九三五年我在东京做过的“噩梦”竟然搬到上海来了，那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事情，甚至继续了十年之久，各种各样的人代替了日本的“刑事”，而且比“刑事”凶残得多，蛮横得多。……我遭受侮辱和迫害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小说《人》，我怀着爱国主义的感情暗中祝愿：不要做得比“刑事”们更坏吧。但是当时许多人好像发了狂一样，好像喝醉了一样。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呢？究竟为了什么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些人似乎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怎么可能呢？让大家重新想一想。这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这绝不是一两个帮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不要再做“噩梦”了。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南国的气候相当炎热。在你们那里樱花谢了还没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罢。我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千岁村的和平朴素的田园，你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简陋的房屋，倾斜的篱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个陌生人万想不到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来迟了，没有机会听到你那燃烧着理想之火的演说，或者父亲的慈祥教诲一般的谈话。……我站在千岁村农家茅屋门前的时候，法西斯的魔影已经像黑云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这田园中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你带着愤慨地告诉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欢迎过你的文章的各杂志现在也不敢再发表你的片纸只字了。连你所翻译的一部叙述人类起源和社会演进的名著，也不能够续出第二册。你从前曾在好几万工人的面前作过热烈的讲演。但是如今连那个以团结的力量震惊了全日本的、代表数十万工人的工会也被打击到只能够秘密存在了。在去千岁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诉我许多事情。她有一句愤慨的话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我现在只能够跳舞了，”她说，因为我在报上见过一段记事，说她发明了一种跳舞，我惊奇地问她，她苦笑地这样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说起她向群众演说的事。
然而这时她却只能够把理想和愤慨寄托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打击。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对统治者表示了软弱，放过了机会，用忍耐来对付压制，用沉默来忍受不义，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时候使用它，结果他们自然地遭遇了毁灭的惨祸，甚至不能够给敌人一个坚强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这样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玛蒂阿地被刺杀的时候，法西斯蒂在意大利遭逢了一个绝大的危机，莫索里尼也在舆论的斥责下战抖起来，意大利人民本来可以在几天内就去掉这个黑衫的暴君和他的党徒。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让法西斯蒂的领袖渐渐地从隐匿的地方跑出来，继续从事他们的阴谋的工作，让余火慢慢地在灰烬里重燃，终于造成了“燎原之势”，使肥沃的土壤变成焦土，不给意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闷的空气里憔悴呻吟，他们中间的菁英在屠杀和酷刑下摧残殆尽，残留的也只能够亡命到别的国家。
历史的悲剧不断地重演。意大利的例子又被别的国家先后摹仿。德国之后又临到日本了。这个打击落到日本人民的头上。压制之上又加了压制。法西斯蒂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
剥削和侵略是法西斯蒂统治的两个武器。它帮助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以后，又来帮助他们攫取殖民地开辟国外市场了。东京和大坂的牢狱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日本劳动运动的优秀分子的生命。回想八九年前五一节东京市街大游行的盛况，真令人起隔世之感。
先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日本法西斯蒂增长了势力，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坐失了良机？我想你的回答应该是后一个。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我读过你的一些短文。你的意见正和我们的相差不远。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让狭义的爱国主义迷了你的眼睛。正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应当做的，你始终站在反强权反侵略的一边，你叫出了“不要打中国的兄弟”的呼声，这呼声得到了大坂等地劳动者的响应。但是呼声太微弱了。响应的人也只是一部分，并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阻止侵略的战争。这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第一次放弃责任，和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有过好几次了。让敌人把武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等到一觉醒来，他们已经成为徒手，纵然大敌当前也只好束手待毙了。日本的劳动阶级就是这样地蹈了意德两国弟兄的覆辙。
三年前和你在千岁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就感到这一个不幸的预兆，那时我因为要赶到横滨搭船回国，没有和你多谈这种事情。你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那个可爱的田园里待一些时候，你还坚持地要出去为我退船票。这个好意我是应该接受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是那样无理地固执，一定不肯听从你的话，还把你从千岁村拉到百合子姑娘的家。在那辆宽敞的汽车里我们谈论了好些事情，却始终没有谈到这上面。后来在百合子姑娘家里受了款待以后，我跨出“玄关”，雇了汽车。当车子转弯的时候，百合子姑娘和另外一位更年轻的女士还立在门口带笑地对我行礼。这温暖的友情使我在车里感动地不住挥手。车子走入了另一条街，我忽然感到一种隐微的心痛。我离开了我所敬爱的友人，我的离愁是很大的。在这时候，在汽车快到中华留日青年会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先前的坚持是何等错误的了。我是应该留下来和你在一起过一些日子，告诉你我所感到那个不好的预兆，要你们注意到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什么也不曾说出来就回到了上海。在虹口公寓的寂寞的长条的小房间里，当回忆来折磨我的时候，热情来揉我的心，悔恨盘据了我的思想，那个囚笼似的房间似乎容不下我，我的心要破壁飞去。但是环境阻碍了我。我不能够说我所想说的话。每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休息地在那狭小的地板上闲踱。走得疲倦了时，我又坐下来，借着高悬的电灯的微光咬着牙关一字一字地翻译柏克曼的《狱中记》，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来折磨我的并不强健的心灵。我这样地惩罚我自己，磨练着我自己。于是我不能忍耐了。我给你和称你为父的百合子姑娘写了信。终于把我的忧虑和愤慨叙述出来了。
百合子姑娘的回信来了。在那封委婉而流畅的法文信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另一个国度中争自由的人的苦闷。她告诉我你在生病，她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便衣侦探随时监视着你们，连一点点微小的努力也会遭受统治者的阻挠。呼声被窒息了，花园似的岛国变成了狭的囚笼。在那里连一棵刚出土的自由的嫩芽也会被暴风雨摧残。许多活跃的友人不是在黑暗的牢狱里忍受酷刑，便是在狭小的监房里浪费生命。
百合子姑娘的信函里充满了忧郁的调子。但是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着：“我反抗。”
公开的活动改变为地下的工作，组织变得更坚实了。一些人沉默地努力为将来准备一切。她的信函曾这样地暗示过。邮件检查制度使她不能够详细叙说。但是后来一个法国友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切。……然而这一切如今也被一阵的反动的飓风席卷而去了。两次的大检举，大拘捕，差不多摧毁了整个的运动，大部分组织这地下活动的分子都进了监牢。我只在报纸上见到一些陌生的名子。
先生，这自然不是使人愉快的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的心境不会和你得到宫岛出家、生田投海的消息时的心境两样。但是甚至这样的打击也不能毁灭我们的信念。多一次的失败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的决心，犹如多一番磨洗更可以发见一件金属品的光辉灿烂。妃格念尔在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解散，大部分同志在绞刑台上和单人囚室中殉道以后，还想将破碎的金线结在一起，用来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九层宝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她当作可怕的妇人，一些青年男女把她视作指路的明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制止我的疑惑。我翻译了你追忆春月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和“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逃避的方法。在庸俗和邪恶之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默。去掉庸俗和邪恶倒是他们的任务。不愿与庸俗邪恶同生此世而选取了自己毁灭之路，这毅力虽然可佩，但是这决心却值得非难了。被迫而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个战士的行为。真正的战士倘使不能凯旋而归，就应该战死在阵地上。宫岛、生田两先辈的崇高的人格固非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没有机会读到《从妻房到僧房》（宫岛著书）那样的自白。《魂之家》（春月的诗）只是一个诗人的憧憬。对于他们二人的最后的决心，我实在不能够彻底了解。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应该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为止。然而《金》的小说家和《魂之家》的诗人，却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但是你在那两篇追忆文章里却不能将这一点指出来。初读到它们时我有一种感觉：你老了。但是真实的你却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你是不会老的。
敬爱的先生，我现在将这些旧事在这里重提，并非故意指摘你的错误，我也不想拿过去的失败刺激你的感情，我不过提醒你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记得十年前读过你一篇关于历史的论文。我说到历史的流转。历史决不是循环的，重复的。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悲剧固然常常重演，但推动历史的力量却永远是趋向光明的力量。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没有一刻的停止，纵然它有时走着曲线的道路，使人看不见前进的辙迹。历史的法则是应该遵守的。违背这法则的人只有自趋灭亡，却不能够改变历史的道路。法西斯蒂的魔手用它那野蛮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残一部分文明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社会于黑暗的深渊。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的懦弱，虽然常常招来惨祸，甚至延长了残暴的统治，可是这惨祸也不能将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和争自由的力量完全粉碎。人民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要为争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的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争自由的历史。
每一次的失败不过多添一页血的记录，并不曾结束这个长期的斗争。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
巴金自传--第七辑：烽火中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第七辑：烽火中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关于《火》
《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开始写《火》的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年九月在昆明完成第一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五月第二部在重庆写成；第三部则是在桂林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动笔、九月脱稿。作品写得不能叫自己满意，也不能叫读者满意，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我动笔时就知道我的笔下不会生产出完美的艺术品。我想写的也只是打击敌人的东西，也只是向群众宣传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当时斗争服务的东西。我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和散文，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写的散文和诗都是这一类的东西，除了在这两个时期外，我再也写不出诗来。仅有的那几首诗我还保留在文集里，正如我不曾抽去《火》那样。
《火》是为了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而写的，《火》是为了倾吐我的爱憎而写的。这三部有连续性的小说不是在一个时期写成的，在不同时期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的感情强烈，也单纯，我的憎恨集中在侵略我国的敌人身上，在上海我望见闸北一带的大火，我看见租界铁门外挨饿的南市难民，我写了几篇短文记下当时的见闻和感受，我后来写《火》就用它们写成一些章节。
《火》第一部描写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的这段时期，写了短短两三个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只是写侧面，只是写几个小人物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后，我还留在那里继续写我在前一年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春》。写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经香港去广州。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他在广州筹备《文丛》的复刊，我答应他再写一部连载小说。这次我写了《火》。《文丛》是半月刊，我每隔半月写一章，刊物顺利地出了三期，就因为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了。靳以去四川，我也到汉口旅行。我从汉口回广州，又续写了小说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军就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而且进展很快，最后我和萧珊（她是七月下旬从上海到广州的）靠朋友帮忙，雇了木船在当地报纸上一片“我军大胜”声中狼狈逃离广州。到了桂林，我又续写了两章《火》，续印了两期《文丛》。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萧珊就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写完了我的最长的小说《秋》，萧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学。本来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写出来，可是那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进行大搜查，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个晚上我接到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们大都在报馆工作），不得不连夜烧掉一些信件和报刊，看来我也难在租界再待下去；何况法国战败投降，日军乘机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一定要挤进印度支那，滇越路的中断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错过时机，不能延期动身，只好带着刚写成的《火》的残稿离开孤岛，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诗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不久我在昆明续写《火》，贯串着全书的思想就是海涅的这个名句。
我在广州写《火》的时候，并未想到要写三部。只是由于第一部仓卒结束，未尽言又未尽意，我才打算续写第二部，后来又写了第三部。写完第一部时，我说：“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但是写出来的作品和当初的打算不同，我放弃了刘波，因为我不了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这样一个电报结束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把两部小说的篇幅全留给冯文淑。她一个人将三部小说连在一起。冯文淑也就是萧珊。
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同志编辑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火》第二部就只写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书店的楼上，不过在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
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从三月底写到五月下旬，我写完小说，重庆的雾季也就结束了。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问一些生活的细节，他随时满足了我。但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习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写不好，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触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编造出来，当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人和事是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因此作品不能感动人。但其中也有一点真实，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数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因为这个我才把小说编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里有不少“失败之作”，也有很多错误的话，或者把想象当作现实，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于无知，但是我并不曾照我们四川人的说法“睁起眼睛说谎”。当然我也有大言不惭地说假话的时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时期，给逼着写了那么多的“思想汇报”、“检查交代”。那十年中间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够写些作品，能够写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两部“失败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写《火》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能够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谈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重庆的居民的确因此十分狼狈，但也不曾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个把星期吧，“疲劳轰炸”也就结束了。然而轰炸仍在进行，我在昆明过雨季的时期，我的故乡成都在七月下旬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惨死在公园里。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详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灵活了（不是由于天冷），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鎓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这声音，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几次写下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后来又写了小说《还魂草》，仍然无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压，最后我写了冯文淑的噩梦。我写了中学生田世清的死亡，冯文淑看见“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写出了我的积愤，我的控诉，我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变轻了。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即使写冯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对大轰炸的感受和见闻写进去。就是在江青说话等于圣旨的时期，我也不相信大观园全是虚构，《红楼梦》里面就没有曹雪芹自己，没有他的亲戚朋友。
在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东西。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像活人。我写冯文淑时借用了萧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里，冯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萧珊做过的。她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她在上海爱国女学校毕了业才在暑假里去广州，中间同我一起到过武汉，后来敌军侵占广州，她回不了上海，我们只好包一只木船沿西江逃往广西，同行还有我的兄弟和两个朋友，再加上林憾庐和他的《宇宙风》社同人。我们十个人是在敌军入城前十多个小时离开广州的。关于这次“远征”我在小说中没有描写，却详细地记录在《旅途通讯》里面。这两本小书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说：“算什么文章。”可是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间。我的“通讯”写到《桂林的受难》为止。后来我和萧珊又坐火车到金华转温州，搭轮船回上海。在温州我们参观了江心寺，对文天祥的事迹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我后来在《火》第二部初版后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段话其实就是三部《火》的简要的说明。我编《文集》时删去了它，觉得这说明是多余的。但是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我们从温州搭船平安地回到上海，过了三四个月，萧珊就去昆明上大学。以后她到过桂林、贵阳、重庆和成都。她不可能有冯文淑在《火》第二部中的经历，我当时只是设想她在那样的环境该怎么办，我就照我想得到的写了出来。萧珊是一个普通人，冯文淑也是。在这三本小说里我就只写了一些普通人，甚至第一部中视死如归的朝鲜革命者和第三部中同敌人进行秘密斗争或被捕或遇害的刘波、朱素贞们也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会做出特殊的事情。总之，没有一个英雄人物，书中却有不少的爱国者。《火》并没有写到抗战的胜利。但是我相信对这胜利贡献最大的是人民，也就是无数的普通人。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有几十年的经验，一直是普通人正直、善良的品德鼓舞我前进。普通人身上有许多发光的东西。我在朝鲜战场上见到的“英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年轻人。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想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
在《火》第三部里我让冯文淑来到了昆明。不像在大别山，萧珊未到过，我也很陌生，昆明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她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观楼……都写进去了。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桂林写一九四一年的昆明。我的信念没有改变，但是我冷静些了。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些古怪的社会现象，当然我看到的多，感受到的多，写下来的还比较少。冯文淑离开上海将近四年，在昆明出现并不显得成熟多少，其实我写的只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看见的昆明，到四三年情况又有变化了。我记得清楚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和处境困难。当时最得意的人除了大官，就是囤积居奇，做黑白生意的（黑的是鸦片，白的是大米），此外还有到香港，到仰光跑单帮做买卖的各种发国难财的暴发户。那个社会里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在国统区到处都是这样。我在小说里只写了几个普通的小人物，他们就是在这种空气中生活的。冯文淑在昆明，同她过去的好朋友朱素贞住在一起。
萧珊在昆明，从宿舍搬出来以后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学一起生活。那个姓王的女同学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要把她推开，她却不肯轻易放手。我那朋友当时在国外，他去欧洲前同我谈过这件事情。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萧珊的女同学后来终于给了我的朋友以自由。但是那位朋友在恋爱的道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离婚—结婚，结婚—离婚，白白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才华，几乎弄到身败名裂，现在才得到安静的幸福，这是后话。我两次在昆明的时候，经常见到萧珊的好友，我同情她的不幸，我尊敬她的为人。我写《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贞时，脑子里常常现出她的面影。她后来结了婚，入了党，解放后当过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有人来找萧珊“外调”她在昆明时期的一些情况，萧珊死后又有人来找我外调，说是要给她恢复工作。六、七年没有消息了。我祝她安好。
在朱素贞的身上还有另一个人的感情，那是萧珊的同乡，她的中学时期的朋友，一位善良、纯洁的姑娘。我在广州开始写朱素贞的时候，萧珊还在上海念书，没有见到我朋友的妻子，我那朋友当时可能也还没有开始新的追求。其实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两个人，我在那几年中间遇见的给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轻女人在朱素贞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但朱素贞并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终是一个普通人。在最初几版的小说（《火》第三部）中朱素贞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念书，忽然接到陌生人从香港寄来的信告诉她：她那分别四年的未婚夫刘波在上海“被敌伪绑架”，关在特务机关里。她决定回上海去营救他。她动身前又接到一封香港发来的电报：“波遇害，望节哀。”她决心去替他报仇。她走后大约七个月冯文淑收到从上海寄来的一份剪报，上面有一则消息报道大汉奸特务丁默村遇刺受伤，他的女友朱曼丽是幕后主使人，供认不讳，已被枪决。“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信。”
我这样写，就是暗示朱曼丽和朱素贞是一个人。在当时的确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年轻女人刺杀丁默村未遂遭害。我记得有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另一个朋友认识这位女士，对我谈过她，他也讲不出别的原因，大概是一位爱国志士吧。这样的人很难令人忘记，我就让她留下一点痕迹在朱素贞的身上。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敌人和汉奸暗杀上海爱国人士，甚至悬头示众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起，后来在孤岛也几次出现爱国者惩罚汉奸的大快人心的壮举。我用在上海的朝鲜革命者惩罚朝奸的事实结束了“火”的第一部，又用朱素贞谋刺丁默村的消息作为“火”第三部的《尾声》，也就是全书的结局。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用那个年轻女人的英勇牺牲说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但是一九六○年我编辑、校改《文集》的时候，改写了这个结尾，正如我在后记的注解中所说：“我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让刘波和朱素贞都活起来，让人们想到这几个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在前方见面。”
我加上素贞从香港写给文淑的一封信，说明她在上海同朋友们一起营救刘波出狱后结了婚，又陪着“遍体伤痕”的丈夫到香港休养，准备等刘波病好就一同到前线工作。她在信里解释这所谓前线就是“如今一般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就是说延安。文淑在复信中也说“三四天后就要动身到前方去”，也就是到“那个‘圣地’去”。国外有些读者和评论家对我这种改法不满意，说我“迎合潮流”，背叛了过去。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变化小，有时变化大。我不能说我就没有把作品改坏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火》第三章的结尾改得并不坏，改得合情合理。当时人们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这是事实。只有这样地结束我的所谓《抗战三部曲》（尽管我写的只是一些侧面），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当然我在后记的脚注中也说：“这个小小的改动并不能弥补我这本小说中存在的大缺点。”这是真心话，不过我仍然要重复我说过的那句话：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就不能改动。按照“四人帮”的逻辑，一个人生下来就坏，一直坏到死，或者从诞生到死亡，这个人无事不好。所以那个时期孩子们在银幕上甚至在生活中看见一个陌生人，就要发问：好人？坏人？不用说，文淑和素贞都是好人吧。
第三部中另外一个主人公田惠世也是好人。这是我一个老朋友，我把这个基督徒写进我的小说，只是由于一桩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医理，起初自己开方吃药，病重了才找医生，不多久就逝世了。当时他的夫人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就住在我的隔壁。
看见这位和我一起共过患难的年长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伤。参加了朋友葬礼后两个多月，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写了进去，而且让他占了那么多的篇幅。我在一九六○年一月修改小说的《尾声》时，曾经写道：“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损害了我的写作计划。……我设身处地替他想得太多了。”我在小说里借用了那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我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可是没有成功。我的思想混乱，我本来想驳倒亡友的说教（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顿饭前都要暗暗祈祷，我发觉了常常暗笑），可是辩论中我迁就了他，我的人道主义思想同他的合流了。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的旧作品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差不多占同样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萧珊也有些像我。所以小说里年轻姑娘冯文淑同老基督徒田惠世作了朋友，冯文淑甚至答应看《北辰》的校样，暂时到北辰社帮忙。《北辰》是田惠世的刊物。刊物的真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宇宙风》，它是林语堂创办的。林语堂后来带了全家人移居美国，把他哥哥从福建请到上海代管他的事业。他的哥哥原是教师兼医生，在上海参加了《宇宙风》的编辑工作，名叫林憾庐。《宇宙风》本来还有一个合作者，后来在香港退出了。林憾庐在上海和香港都编印过这个散文刊物，一九四二年他第二次到桂林又在那里复刊了它。我一九四○年在上海，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都为《宇宙风》写过散文和旅途杂记。一九三九年萧珊也在这个刊物上用“程慧”的笔名发表了几篇散文。她第一次拿到稿费，便买了一只立灯送给母亲，她高兴地说这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钱买的。她初到昆明，写了一篇旅途通讯，叙述经海防去内地沿途的情况，也刊在《宇宙风》上。一年后我踏着她的脚迹到昆明，虽然形势改变，但我的印象和她的相差不远，我就没有写什么了。
我和林憾庐相处很好，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这是一九三○年的事。以后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做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办的刊物，质量不高，但在当时销路不算少，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至今还怀念他。他很崇拜他的兄弟，听他谈起来林语堂对他并不太好，他却很感激他这个远在海外的有名的兄弟。可能是他逝世一年以后吧，林语堂一个人回国了，到桂林东江路福隆园来看他的嫂嫂。我在林太太房里遇见他，他在美国出版了好几本小说，很有一种名人的派头。话不投机，交谈了几句，我就无话可说。以后我也没有再看见他。靳以夫妇从福建南平回重庆复旦大学，经过桂林住了几天，我送他们上火车，在月台上遇见憾庐的孩子，他们跟去重庆的叔父告别，我没有理他。后来林语堂离开重庆返美时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告别中国的诗，我记得是两首或者三首七律，第一首的最后两句是“试看来日平寇后，何人出卖旧家园”。意思很明显。有个熟人在桂林的报上发表了一首和诗，最后两句是：“吾国吾民俱卖尽，何须出卖旧家园。”《吾国吾民》是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头一本“畅销书”，是迎合美国读者口味的著作。憾庐曾经对我谈起该书在美国的出版经过，他引以为荣，而我却同意和诗作者的看法，是引以为辱的。
小说中另一个好人洪大文并不是真实的人物，我只借用了一个朋友的外形和他在连云港对日军作战负伤的事实。他年轻时候进了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当过军官，又给派到苏联留过学，一九二六年回国后经过上海，我们见过一面，他回到部队里去了，我也就忘记了他。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忽然接到他的信，是寄到书店转给我的。信上说他到桂林治病，定居下来，要我去看他。我到了他的住处，当时人们住得比较宽敞，他躺在床上，有时拉着双木拐起来活动活动。人变了，湖南口音未变。他告诉我他离开过部队，后来又到税警团（宋子文的税警团吧）当团长，在连云港抗拒日军，战败负伤。小说中洪大文讲的战斗情况就是我那位朋友告诉我的，他还借给我一本他们部队编写的《连云港战史》。小说第八章中洪大文的谈话有些地方便是从所谓《战史》稿本中摘抄来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和萧珊到贵阳旅行结婚，后来就没有能回桂林，湘桂大撤退后我也不知道他转移到哪里。一九四六年尾或者一九四七年初我在上海，他拄着双拐来找我，说是在江苏某地荣军教养院作院长，还是像一九二六年那样高谈阔论。他约我出去到南京路一家菜馆里吃了一顿饭，就永远分别。他坐上三轮车消失在街角以后，我忽然想起了洪大文，洪大文不像他，洪大文比他简单得多。
最后我想谈几句关于朝鲜人民的事，因为《火》第一部中讲到朝鲜革命者的活动，而且小说以朝鲜志士的英勇战斗和自我牺牲作为结束。我在这之前（一九三六年）还写过短篇小说《发的故事》，也是悼念朝鲜朋友的作品。我小的时候就听人讲朝鲜人的事情，谈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我少年时期崇拜的一位英雄。我第一次接触朝鲜人，是在一九二一年或者二二年。我在三十年代写的回忆文章里就讲过，五四以后我参加成都的《半月》杂志社，在刊物上发表过三篇东西，都是从别人书中抄来的材料和辞句，其中一篇是介绍世界语的。而我自己当时却没有学过世界语。不久就有人拿着这本杂志来找我，他学过世界语，要同我商量怎样推广世界语，他在高等师范念书，姓高，说是朝鲜人。我便请他教我世界语，但也只学了几次就停了，推广的工作也不曾开展过。我和高先生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到朝鲜人和我们不同，我们那一套人情世故，我们那一套待人处世的礼貌和习惯他们不喜欢，他们老实、认真、坦率而且自尊心强。这只是我一点肤浅的印象。
出川以后，一九二五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了业带着文凭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发现我有肺病，虽然不厉害，我却心灰意冷，不进考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数理化等课无把握，害怕考不好。我就这样放弃了学业，决定回到南方治玻我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我记得离京的前夕遇上北海公园的首次开放，在漪澜堂前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当时住在北河沿同兴公寓，房客不多，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我住到这里，还是一个编报纸副刊的姓沈的朋友介绍的。他是朝鲜人，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一个同乡来看我，天气热，又是很好的月夜，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乘凉。沈比较文雅，他的朋友却很热情，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好些朝鲜爱国志士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我第一次了解朝鲜人民艰苦而英勇的斗争，对朝鲜的革命者我始终抱着敬意。我后来就把那些故事写在《发的故事》里面。这以后几十年中间我遇见的朝鲜人不多，也不常同他们接触，但是从几个朋友的口中我也了解一些他们的流亡生活和抗战初期的一些活动。我就在《火》第一部中写了子成、老九、鸣盛、永言这班人，和他们惩罚朝奸的壮举。在小说里子成回忆起朝鲜民歌《阿里朗》。据说从前朝鲜人到我国满洲流亡，经过阿里朗山，悲伤地唱着它。我一九三八年第四季度在桂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听见金焰同志的妹妹金炜女士唱这首著名的歌曲，我十分感动，当时正在写小说的这一章，就写了进去。我以前对它毫无所知，却能够把唱词写进小说甚至将歌谱印在发表这一章的《文丛》月刊上，全靠一位朝鲜朋友的帮忙。这位朋友姓柳，是园艺家，几十年来在一些学校或者农场里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园艺人材。他在当时的朝鲜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台北都曾见到他。今天我还没有中断同他的联系。他在湖南农学院教书，有时还托人捎一点湖南土产来。我还记得四十几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到上海来，总是住在马宗融的家中，几个月里他的头发就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妇就是后来发表短篇小说《生人妻》的作者罗淑。抗战初期罗淑患病去世，我们在桂林和重庆相遇，在一起怀念亡友，我看见他几次埋下头揩眼睛。
过去像梦魇一样给朝阳驱散了。朋友柳已经年过八十，他仍然在长沙坚持工作，我仿佛看见他的满头银发在灿烂阳光下发亮。听说他从解放了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得了鼓励，我应当向他祝贺。《火》第一部出版时我在后记的末尾写道：“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我不曾实现这个愿望，但我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朝鲜人民已经用行动写出了光辉诗篇，也一定能完成统一朝鲜的伟大事业。#p#分页标题#e#
关于《龙·虎·狗》
在以前几篇《回忆录》里我谈过了中、短篇小说和童话，这次我想谈谈我的散文，我就从《龙·虎·狗》谈起。《龙·虎·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在昆明编成，寄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陆圣泉，由他发排出版的。我手边还有这个集子的两种版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上海“初版”和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渝二版”，不用说，重庆版是用很坏的土纸印刷的。
重庆版第一辑中少两篇文章（《寂寞的园子》和《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原因，重庆版和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一般书刊一样，是经过了所谓“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的，封底还印着“审查证图字第二○三○号”字样。但是那两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军的，不会得罪重庆市的审查老爷，而且他们也没有胆量抽掉它们。现在想不起不要紧，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我用不着在这件小事多花费脑筋。
我在抗战时期到昆明去过两次，都是去看我的未婚妻萧珊。第一次从上海去，是在一九四○年七月；第二次隔了一年，也是在七月，是从重庆去的。《龙·虎·狗》中主要的十九篇散文是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只有第一辑里收的四篇文章中的前两篇是第一次在昆明小住时写成的，后两篇则是到四川以后的作品了。今天我重读这本集子，昆明的生活又非常显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寂寞的园子里，大黄狗是我的一个和善的朋友。
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这年暑假萧珊去昆明上大学，我在上海写小说《秋》。那个时候印一本书不需要多少时间，四十万字的长篇，一九四○年五月脱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书店发卖了。我带着一册自己加印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成的一章《火》的残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海轮，离开了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那天在码头送行的有朋友陆圣泉和我的哥哥李尧林。我在“怡生轮”上向他们频频挥手，心里十分难过。
我一去就是五年。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多陆圣泉就遭了日本宪兵队的毒手，我回到上海只能翻读他用陆蠡笔名发表的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而李尧林呢，他已经躺在病床上等着同我诀别，我后来把他的遗体埋葬在虹桥公墓，接着用他自己的稿费给他修了一个不太漂亮的墓。然而十年浩劫一来，整个公墓都不见了，更不用说他的尸骨。
一九四○年从上海去海防毫无困难。需要的护照，可以托中国旅行社代办，船票可以找旅行社代买，签证的手续也用不着我自己费神。那次航行遇到风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但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海防。在海防我住在一家华侨开设的旅馆里。上船时我是单身一个，在旅馆里等待海关检查行李时我已经结交了好几位朋友。我随身带的东西少，一切手续由旅馆代办，我只消出一点手续费。同行的客人中有的东西带得较多，被海关扣留，还得靠旅馆派人交涉，或缴税或没收，由那里的法国官员说了算。还有人穿着新的长统皮靴，给强迫当场从脚上脱下来。总之，当时从上海到所谓“大后方”去的人大都经由海防乘火车进云南，去昆明。我经过海防时法国刚刚战败，日本侵略军正在对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侵占越南，形势紧张，这条路的命运不会长了，但这里还是十分热闹、拥挤，也正是旅馆里的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等在旅馆里。同行的人被海关扣留的东西都一件一件地给拿了回来。这样大家就动身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自动地组织起来，身强力壮的人帮忙管理行李，对外交涉，购票上车，客栈过夜，只要花少许钱都办得顺利。我们从海防到河内，再由河内坐滇越路的火车到老街，走过铁桥进入中国国境。火车白昼行驶，夜晚休息，行李跟随客人上上下下，不仅在越南境内是这样，在云南境内一直到昆明都是这样。但是靠了这个自发的组织，我在路上毫不感到困难。跟着大家走，自己用不着多考虑，费用不大，由大家公平分担。所谓大家就是同路的人。他们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还有到昆明寻找丈夫的家庭妇女。和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职员和一位昆明商行的“副经理”，我们在海轮上住在同一个舱里。“副经理”带了云南太太回上海探亲，这条路上的情况他熟悉，他买了好几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酒要带出去，为了逃税，他贿赂了海关的越南官员，这当然是通过旅馆的服务员即所谓接客人员进行的。我看见他把钞票塞到越南人的手里，越南人毫无表情，却把钞票捏得紧紧的，法国人不曾觉察出来，酒全给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干脆，这样的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们真想得出来，也真做得出来。
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在河口住进了客栈，安顿了行李，就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去登记。这机关的全名我已经忘记，本来在一九四○年我用过的护照上盖得有这机关的官印，护照我一直保存着，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中，从我家里拿走后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连这一段“回忆”差一点也写不出来。机关的衙门并不堂皇，官员不多，然而他们有权威。他们检验了护照，盖了印，签了字，为首的官员姓杨。大家都给放过了，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我的护照上写明：“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长官问我在哪一家书店工作，我答说“开明书店”。他要看证件，我身上没有。他就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他们把护照留了下来。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对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么不幸似的。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英签了名，放我过去了。
这是上午的事。下午杨先生和他两位同事到客栈来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们见到商行副经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晚上几点钟请我吃饭，并约了我那两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时候三位主人又来客栈寒暄一通，同我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铁桥，拿出准备好的临时通行证进入越南老街，在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们还把我们送到客栈门口，友好地握手告别。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那个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后再也没有同那三位官员见面，他们也没有给我寄来过片纸只字。他们真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过的那一两个钟头，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愉快。
从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车，晚上宿店，我们还是集体活动，互相照顾，因此很顺利地按时到达了终点站。萧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台来接我，他们已经替我找到了旅馆。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后来不久在昆明同我见过一面，其余的人车站匆匆一别，四十年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馆里只住了几天。我去武成路开明书店取款，见到分店的负责人卢先生。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还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具。我和卢先生虽是初次相见，但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和最近一本小说（《秋》）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知道我，因此见一两面，我们就相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我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
我在《静寂的园子》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次在昆明我写的散文不过寥寥几篇，但全都和敌机轰炸有关，都是有感而发的。几篇随感和杂文给我编在杂文集《无题》里面了。书在《龙·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讲过的那两篇（《静寂的园子》和《狗》）。有些数字在我的脑子已经模糊。我说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庆的，只记得是沈从文同志介绍一位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买的飞机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挤进了越南（河口铁桥早已炸断），他们的飞机就是从越南飞来的。
对于和平城市的受难，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广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上飞机的前一两天，我和开明书店的卢先生闲谈，我笑着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他点头同意。
他的经验更丰富。前一两年他坐公路车在贵阳附近翻车，左膀跌断，在中央医院治疗，左膀上了石膏给绑在架上，发了警报后他不便下洞躲避，人们给他一把剪刀，准备在危急的时候剪断绑带逃命。贵阳市遭大轰炸时，他正在医院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关于他，我还有话可说。以前我只听见别人谈起他，例如翻车断臂的事。在昆明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见过我）。听说他本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在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一类职务，他的岳父是知名的学者，他的妻子也研究中国文学，不知道怎样他给派到昆明当了分店经理，可能因为他能干，可能因为他可靠。那个时候开明书店发行教科书，销售量大，做一名分店经理，只要不是傻瓜，就不会放过发财的机会，他的生活条件可以不断改善。他们夫妇一直待在昆明。全国解放后他们的情况有改变，后来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一九五七年听说他们夫妇给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什么都完了。果然不到几年，就听说他们都死了。我不曾仔细打听过他们的遭遇，也不知道向哪里打听方便、可靠，而且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现在萧珊已经逝世，孩子们都是新时代的人，我即使谈起武成路玻璃屋子的情况，家里也没有人感兴趣了。但是想到那个“身经百炸”的人的归宿，我觉得十分难过，但愿有人为这一对亡灵摘去沉重的“帽子”，让他们在泉下得到安息。
我第二次到昆明在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也是为了看望萧珊。她已经搬出联大宿舍，和几个同学在先生坡租了房子，记得是楼上的三间屋子，还有平台。我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写《火》第三部时，常常想起这个住处，就把它写进小说，作为那个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
楼下住着抽鸦片烟的房东。萧珊她们三个女同学住里面的一间，三个男同学住外面的一间。我来的时候，萧珊的一个女同学和两个男同学刚去路南县石林参观，她留下来等我，打算邀我同去。谁知我一到昆明，就发烧、头昏、无力，不得不躺下来一连睡了几天。有两天放了空袭警报甚至紧急警报，我跑不动，萧珊坚持留下陪我。敌机好久不来轰炸，大家也就大意了，这两次敌机都没有投弹，我们也不曾受惊。但一个月后（因为正碰到雨季，这中间下了一个月的雨），敌机在这附近扔了炸弹，那天警报解除，我们从郊外回来，楼上三间屋子满地碎砖断瓦，倘使我躺在床上不出去，今天就不能在这里多嘴了。
我第二次来昆明遇到的轰炸，是在《龙·虎·狗》已经编成、原稿寄往上海之后，因此收在《龙·虎·狗》里的十九篇散文中没有一篇描述炸后昆明的情况。《龙·虎·狗》的序是在八月五日写的，当时我还在埋怨“差不多天天落雨”，说“听到淅沥的雨声……真叫人心烦”。还说：“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为止。”但正是这雨使我能够顺利地写成这些文章、编成集子。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题目是早想好了的：《风》、《云》、《雷》、《雨》；《日》、《月》、《星》；《狗》、《猪》、《虎》、《龙》；《醉》、《生》、《梦》、《死》；、《死去》、《伤害》、《祝福》、《抛弃》（只有最后四个略有改动）。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
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饭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虽然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是自己烧饭，每天得去外面喂饱肚子；雨下大了，巷子里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会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楼上我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对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当时并没有人号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东奔西跑、横冲直撞。它时而进入回忆、重温旧梦，时而向幻想叩门，闯了进去。在我的文章里回忆和理想交替地出现。在我的笔下活动的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在当时是没有顾虑的。我写《龙·虎·狗》，我说：“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对准它打过去。……从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说：“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应该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吧。”我又说：“龙说：‘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去追寻那丰富的充实的生命。’”为了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生命的“开花”。
我重读三十八年前的旧作，我觉得我并没有讲过假话，骗过读者。
《龙·虎·狗》写成后在上海和重庆各印过两版，印数不会多。后来我把它编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这并无深意。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挨的骂实在不少，仿佛我闯进文坛，引起了公愤。我当时年少气盛，又迷信科学，不相信诸葛亮会骂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几句。在这篇散文里我梦见自己死去给埋葬以后，人们在墓前“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他们劈开棺材进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来。大家吓得大叫“有鬼”，“马上鸟兽似的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删去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还暗中责备自己的“小器”和“不虚心”。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劈棺暴尸的惨剧在“四人帮”时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动”。《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学家朱洗就是在死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既给挖了坟，又受到批判。这样看来我似乎成了预言家了。不过今天想想，还是删去它为好。
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那讨厌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约是在八月十日前后吧，因为我十八日写了一篇叫《废园外》的散文，讲起“八月十四日的惨剧”，至少这个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轰炸，先生坡附近就落过弹，我在前面讲到的楼房受震，砖瓦遍地，可能还是那天以后的事，所以散文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一连几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经常走到那个“灾区”，花园里的防空洞中了弹，精致的楼房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土坡上躺着三具尸首，用草席盖着，中间一张草席下露出一只瘦小的泥腿，有人指着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难道我没有看够这样的惨剧？在我这年年底写成的《还魂草》里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庆沙坪坝发生的事情，我写得比较详细，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废园外》中“带着旺盛生命的红花绿叶”还在诉说一个少女寂寞生存的悲惨故事。我的叙述虽然带着淡淡哀愁的调子，但我控诉了敌人的暴行，也不曾放过我的老对头——封建家长、传统观念和旧的风习。我不会向任何时期出现的封建幽灵低头。
我在昆明住到九月，就同萧珊，还有一个姓王的朋友，三个人一路去桂林旅行。我们都是第二次到桂林。萧珊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回联大上学。我和姓王的朋友留了下来，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我和萧珊谈了八年的恋爱，一九四四年五月才到贵阳旅行结婚，没有请一桌客，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出版社里，住在朋友的家里，无法给自己造个窝，可是我们照样和睦地过日子。关于她，我要在下一篇回忆里多谈一点，在这里我不罗嗦了。
关于《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回来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第四病室》，就找出来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战争的日子里去了。
小说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发生的事情。那一段时期中我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就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这部小说。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没有楼，房间也不多，那几天看不见什么客人。这里没有食堂，连吃早点也得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亲戚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我对萧珊讲过，我回桂林之前要到中央医院去治鼻子，可能需要进行一次手术。我当天下午就到医院去看门诊，医生同意动手术“矫正鼻中隔”，但要我过一天去登记，因为当时没有床位。我等了两天。我换了一家小旅馆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这对我毫无不便，我只有晚上回旅馆睡觉。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时间里去小旅馆附近一家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两小时，因为我也有坐茶馆的习惯。
就在这两天中我开始写《憩园》，只是开了一个头。
两天以后我住进了医院，给安排在第三病室，也就是外科病室。我退了旅馆的小房间，带着随身带的一个小箱子坐人力车到了医院，付了规定预付的住院费，这样就解决了全部问题。我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给我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治鼻子，然后又转到外科开小肠气。谁也不知道我睡在医院里，我用的还是“黎德瑞”这个假名。没有朋友来探过病，也没有亲人来照料我，动过手术后的当天，局部麻醉药的药性尚未解除，心里十分难过。但是我在这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
出院后我先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继续写《憩园》，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三顿饭前后放下笔，到大街散步休息。三顿饭我都在冠生园解决，早晨喝碗猪肝粥，其余的时间里吃汤面。我不再坐茶馆消磨时间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晚上电灯明亮，我写到夜深也没有人打扰。
《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要从我的笔端喷出来。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在搬走压在心上的石块。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就丢开了憩园的新旧主人和那两个家庭，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我对自己说：“下一本小说就应该是《第三病室》。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这样一间有二十几张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吗？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人们怎样死亡，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但是我在贵阳写的仍然是《憩园》，而且没有等到完稿，我就带着原稿走了，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庆海棠溪的邮车。萧珊在重庆两次写信来要我到那里去，我终于改变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万想不到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湘桂大撤退”的事情。动身前我还再去花溪在“小憩”住了两天。我在寂寞的公园里找寻我和萧珊的足迹，站在溪畔栏杆前望着急急流去的水。我想得多，我也写得不少。我随身带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叠西式信笺，用信笺作稿纸，找到一个小碟子或者茶碗盖，倒点水，磨起墨来，毛笔蘸上墨汁在信笺上写字很方便，我在渝筑道上的小客栈里也没有停笔。最后在重庆我才写完这部小说，由出版社送给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
装订成一本的西式信笺的每一页上都盖了审查处的圆图章，根据这个稿本排印，这年十月小说就同读者见面。这些图章是国民党检查制度的最好的说明，我把原稿保留下来，解放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手稿部了。
第二年我开始写《第四病室》。没有稿纸，我买了两刀记帐用的纸，比写《憩园》时用的差多了，这种纸只能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我当时和萧珊住在沙坪坝一个朋友的家里，是土地，楼下一大间，空荡荡的，我白天写，晚上也写，灯光暗，蚊子苍蝇都来打扰。我用葵扇赶走它们，继续写下去。字写得大，而且潦草，一点也不整齐。这说明我写得急，而且条件差。我不是在写作，我是在生活，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中央医院三等外科病房里过的日子。我把主人公换成了睡在我旁边床上那个割胆囊的病人。但我只是借用他的病情，我写的仍然是当时用我的眼光看见的一切。当然这不是一个作家的见闻，所以我创造了一个人物陆××（我在这里借用了第六床病人朱云标的本姓），他作为我一个年轻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见闻作为他的日记，这样他就可以睡在我当时睡的那张病床上用我的眼光看病房里的人和事了。
我写得很顺利，因为我在写真实。事实摆在那里，完全按照规律进行。我想这样尝试一次，不加修饰，不添枝加叶，尽可能写得朴素、真实。我只把原来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颠倒一下，连用床位号码称呼病人，我也保留下来了（我有点奇怪，这不是有点像在监牢里吗？）那几个人物……那个烧伤工人因为公司不肯负担医药费，终于在病房里痛苦地死去；那个小公务员因为父亲患病和死亡给弄得焦头烂额；那个因车祸断了左臂的某器材库员在受尽折磨之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得了伤寒病情恶化；还有那个给挖掉眼睛的人等等，等等，我都是按照真实写下来的，没有概括，也没有提高。但我也没有写出真名真姓，因为我不曾得到别人的同意。既然习惯用病床号数称呼病人，就用不着我多编造姓名了。小说里只有几个名字，像医生杨木华，护士林惜华，病人朱云标，当然都是我编出来的。朱云标的真名姓，我完全忘记了（我只记得他姓陆，我把他的姓借给日记也就是本段的作者了）。可是对他的言语面貌，我还有印象，我初进病房，在病床躺下，第一个同我讲话的就是他。他睡在我左边床上，左臂高高地吊起来，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手指弯曲着，给吊在一个铁架上，而铁架又是用麻绳给绑在方木柜上面。这是那位中年医生的创造发明，他来查病或者换药时几次向人夸耀这个。他欣赏铁架，却从来没有注意那个浙江农村青年的灵魂，他的态度给病人带来多少痛苦。在这个病房里病人得用现款买药，自己不买纱布就不能换药，没有钱买药就只有不停地给打盐水针。这个从浙江来的年轻人在家乡结了婚，同老婆合不来，吵得厉害，就跑了出来。后来在这里国民党军队某某器材库工作。有一天他和一个同事坐车到花溪去玩，翻了车，断了胳膊，给送到陆军医院，然后转到这里。他常常同我谈话，我很少回答。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容易烦躁，一直想念他的家乡。他因为身边没有多少钱，不习惯给小费，经常受到工友的虐待。不久他发烧不退，后来查出他得了斑疹伤寒。他是在什么地方传染到斑疹伤寒的呢？医生也说不出。
病查出来了，因为没有钱买药，还是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神志不清，讲了好些“胡话”。小说里第八章中他深夜讲的那些话都是真实的，只有给他母亲写信那几句才是我的创造。他并没有死，第二天就给搬到内科病房去了。这以后他怎样我完全不知道，也无法打听。
另一个病人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就是那个烧伤工人。他受伤重，公司给了一点医药费，就不管他。在医院里因为他没有钱不给他用药，只好打盐水针，他终于痛苦哀号地死去。他对朋友说：“没有钱，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心里烧得难过。天天打针受罪。……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这些话今天还在烧我的心。他第二天就永闭了眼睛。工友用床单裹好他的尸体，打好结，还高高地举起手，朝着死人的胸膛，把断定死亡的单子一巴掌打下去。旁边一个病人批评说：“太过分，拿不到钱，人死了还要挨他一巴掌。”这就是旧社会，这就是旧社会的医院。一九五八年我在上海广慈医院采访，抢救钢铁工人邱财康同志的事迹，这一场挽救烧伤工人的生命的战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邱财康同志活下来了。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在医院里一个露台上旁听全市外科名医的会诊，专家们为邱财康同志的治疗方案提供意见，认真地进行讨论。我从医院回家，已经相当迟了，一路上我想着一九四四年惨死的烧伤工人，他的烧伤面积比邱财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在过去那样的社会里哪有他的活路。我多么希望他能活到现在。
还有那个小公务员和他的后颈生疮烂得见骨的老父。这一家人从南京逃难出来，到贵阳已经精疲力尽了。儿子当个小公务员，养活一家六口人很不容易，父亲病了将近一个月，借了债才把他送进医院。我亲耳听见儿子对父亲说：“你这场病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完了。”父亲不肯吃猪肝汤，说：“我吃素。”儿子就说：“你吃素。你是在要我的命。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要别人活。”我还听见儿子对别人说：“今天进医院缴的两千块钱还是换掉我女人那个金戒指才凑够的。”
又说：“要不是生活这样高，他也不会病到这样；起先他图省钱，不肯医，后来也是想省钱，没有找好医生……”又一次说：“今天两针就花了一千六百块钱。我实在花不起。”过两天父亲不行了。还逼着儿子向一个朋友买墓地，说：“李三爷那块地我看中了的。你设法给我筹点钱吧。我累了你这几年，这是最后的一回了。”他催促儿子马上跑出去找人办交涉。等到儿子回来，就只看到“白白的一张空床板”。父亲给儿子留下一笔还不清的债，古怪的封建家庭的关系拖着这个小公务员走向死亡。虽然无名无姓，在这里我写的却是真人真事，我什么也没有增加。在这小人小事上面不是看得出来旧社会一天天走向毁灭吗？更奇怪的是，这个吃素的老人偏偏生杨梅疮，真是很大的讽刺。
我不再谈病人了，上面三个人只是作为例子提到的。我还想谈谈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杨木华。她并不是真人，真实的只有她的外形。在这本小说里只有她才是我的创作。我在小说里增加一个她，唯一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我编造的是我自己的愿望，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在病房里我见到各种各样的医生，虽然像杨木华那样的医生我还没有遇见，但她的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她并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她不过是这样一位年轻医生：她不把病人看作机器或者模型，她知道他们都是有灵魂，有感情的人。我在三等病房里住了十几天，我朝夕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位医生在病房里出现。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曾这样想过：通过小说，医生们会知道病人的愿望和要求吧。
所以我写了“在这种痛苦、悲惨的生活中闪烁着的一线亮光。
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但是像这样一位医生在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医院里，怎么能长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所以我给她安排了一个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结局：“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后来我编佣文集》，一九六○年底在成都校改这部小说，我自己也受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我终于在《小引》里增加了一小段，暗示杨大夫到了四川改名“再生”，额上还留着一块小伤疤。她活着，我也感到心安了。
然而我还应当说一句公道话：病室里的医生除了那个给朱云标治病的外科大夫外，一般都能用平等的眼光对待病人。
小说写完了，出版了，解放后还出现了日文译本。但老实说，好评似乎不多，有位朋友还说：“第几床、第几床叫来叫去，把人脑子也搞糊涂了。”也有人批评小说有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我无法替自己开脱。我的小说里，我的思想里都不免有这样的东西，何况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小说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给戴上了毒草的帽子，这是无足怪的。我接受批判时，心安理得。我看出来我的确和“四人帮”那一套“对着干”。我希望医生把病人当朋友，“四人帮”之流却把病人当敌人，在医院里实行“群众专政”。在一段长时间里，好几年吧，我没有去医院看病，因为我不愿意先到群众专政组去登记，不愿意让别人在我的医疗卡或病历卡上加批“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友人王西彦纪念魏金枝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当病人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时，医生看到是个气喘嘘嘘的老人，原来态度是很积极的，可是等到机关去了人以后，大概知道病人是个靠边的，医院里的态度就变了。”这是一九七二年年底的事，就在这之前四个月，萧珊患肠癌在上海某医院“动手术”，她一个人住院治病，却需要动员全家的人轮流看护、照顾，晚上也得有人通宵值班。萧珊病情恶化，我们要求医院代请一位较有经验的护理人员，医院也毫无办法。看来一个人生重病就可能拖垮一家。对“四人帮”之类搞的那种让病人（或及其家属）自力更生的办法，即使在当时我也想不通。我守在萧珊的病榻旁边，等待她需要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几次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贵阳医院里的一段经历。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我没有写过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说？难道我写的真实是假话？难道我现在不是我自己？当时我一个人睡在病床上甚至在开刀后不能动弹的时刻，没有家属照顾，也不要我自力更生，我居然活下来了。
今天是萧珊逝世后六年零八个月，想到她在上海医院中那一段经历，我仍然感到心痛。大概没有人再相信“四人帮”之类的胡说了吧。现在重读三十五年前我写的中篇小说，我还有一种和老友重见的感觉。重读它我更加热爱生活，它仍然鼓舞我前进，鼓舞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前进。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怀念当时第三病室的医生、护士和病友。
关于《寒夜》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
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
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玻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
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玻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
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在重庆排印书稿比较困难，我的小说排竣打好纸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重庆起初是万众欢腾，然后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似乎毫无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从外省来的人多数都想奔回家乡，却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处寻找门路。土纸书没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显得更冷清，家璧的图书公司当然也是这样。小说没有在重庆印出，家璧把纸型带到上海。我还留在重庆时，有熟人搭飞机去上海，动身的前夕，到民国路来看我，我顺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带去。后来朋友李健吾和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月刊，知道我写了这本小说，就拿去在刊物上连载。小说刚刚刊出了第一部分，赵家璧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全书。他和振铎、健吾两位都相熟，既然全书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继续连载，小说只发表了一次，为这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文艺复兴》的读者（事情的经过我后来才知道）。因此决定把下一部小说交给这个刊物。
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写了几张稿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在重庆我并没有家。这中间萧珊去成都两次：第一次我们结婚后她到我老家去看看亲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写《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传出不久，一位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帮忙买到一张飞机票让她匆匆地再去成都，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将铺位让给别的朋友），她还是回到重庆。我的女儿就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世的。我续写《寒夜》是在萧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有人要，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来便关在小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悉。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像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辏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
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像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像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助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p#分页标题#e#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常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个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常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溃烂，不能再继续下去。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说日文译本的书带上才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有一位西德女学生在研究我这本作品准备写论文，写信来问我：“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你会不会把几个主角描写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么懦弱的，树生不那么严肃的，母亲不那么落后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佣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年编佣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寒夜》和《憩园》、《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编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朋友认为这样做，篇幅过多，不便装订，我才决定多编一册，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写作中的《谈自己的创作》编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迟，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印出来，印数不过几千册。那个时候文艺界的斗争很尖锐，又很复杂，我常常感觉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后高高举着，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我有时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动了感情，健忘病又会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出笼”的。
我为这篇发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够了苦头，自己也作过多次的检查。现在回想那篇发言的内容，不过是讲了一些寻常的话，不会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讲的超过多少。我在一九六○年写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中谈到《憩园》和《第四病室》（也附带谈到《寒夜》）时，就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我甚至说：“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我没法反驳他。”
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法庭审判一个罪人，有人证物证，有受害者，有死尸，说明被告罪大恶极，最后判处死刑，难道这样审判并不合法，必须受害者出来把被告乱打一顿、痛骂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爷”三呼万岁才算正确？我控诉旧社会，宣判旧制度的死刑，作为作家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写《寒夜》时我就是这样想，也就是这样做的。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有什么理由责备那些小人物不站起来“斗争”？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当时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回忆》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写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我显得十分亲切。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座小楼上写文章。我在那间阳光照得到的楼房里写了好几个短篇和一本成为废品的中篇小说。在那三个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后校改了三本小说的校样，最后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时我的心并不平静。那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我有时也看到，几次都是供应“凉粉”若干。有一天我刚刚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菜碗，里面盛了一块白凉粉，他对旁边一个熟人说：“就这样一点点。”
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一九二○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可是后来在他困难的时期我却不能给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县都江堰工作，不曾见到他。一九六○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刚刚退职回家，我们同到公园喝过茶。过了些时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满满一杯药汁。他的声音本来有点哑，这时厉害了些，他说医生讲他“肝火旺”，不要紧。后来我的侄儿告诉我，在医院遇见我表哥，怀疑表哥患肺结核，劝他住院治疗，他不愿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难。以后听说表哥住到城外他儿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让我一个侄女去看过他。病象越来越显著，又得不到营养品，他儿子设法买一点罐头，说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骑车送些挂面去。没有交通工具，我说要去看他，却又怕麻烦，一天推一天。听说他很痛苦，声音全哑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闭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个堂兄弟来告诉我，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别死者。可是我永远失去了同表哥见面的机会。只有在知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我才感觉到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埃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像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
堂兄弟还对我说，他去看过姑母，姑母很气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够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像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
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当时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创作回忆录》到这里结束。我写这十一篇《回忆》。并没有“扬名后世”的意思，发表它们也无非回答读者的问题，给研究我的作品或者准备批判它们的人提供一点材料。但我究竟是个活人，我有种种新的活动，要我停止活动整天回忆过去或者让别人来“抢救材料”，很难办到。别的人恐怕也是这样。但搜集资料却也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我的哥哥李尧林
……我去法国，我跟三哥越离越远，来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来到巴黎接触各种新的事物，他在国内也变换了新的环境。
他到了北京转学燕京大学。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过隐居似的学习和写作的生活。家中发生困难，不能汇款接济，我便靠译书换取稿费度日，在沙多—吉里拉·封丹中学寄宿，收费很少。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偶尔也寄钱帮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国的路费就是他汇给我的。
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单是一个“苦学生”，除了念书他还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学家中当同学弟弟的家庭教师，领一点薪金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诉苦，也不悲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来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
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一九三○年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考进了南开中学作英语老师。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英语和英语教学，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
他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准备“走马上任”。
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他主动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吧。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去年我的侄儿还回忆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汇款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从天津来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后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样，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们在一起没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的小说《激流》早已在上海《时报》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大的牺牲。后来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学季刊社，他也来看过我。同他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我过去所想象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他甘心做一个穷教员，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看电影是他唯一的娱乐；青年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为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轻时候的勇气和锐气完全消失了。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纯真。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过爱情，他总是认为自己穷，没有条件组织美满的小家庭，不能使对方幸福。三十年代我们在北平见面，他从天津来参加一位同学妹妹的婚礼。这位女士我也见过，是一个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别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给她找了对象，订了婚，却不如意，她很痛苦，经过兄妹努力奋斗（三哥也在旁边鼓励他们），婚约终于解除。三哥很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会同意婚约，看不上他这样一个穷女婿。总之，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姑娘后来另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订了婚。至于三哥，他可能带着苦笑地想，我早已放弃一切了。我可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埃他去“贺喜”之前，那天在文学季刊社同我闲聊了两三个小时，他谈得不多，送他出门，我心里难过。我望着他的背影，虽然西服整洁，但他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老。
一九三九年我从桂林回上海，准备住一个时期，写完长篇小说《秋》。我约三哥来上海同住，他起初还在考虑，后来忽然离开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来了。事前他不曾来过一封信。我还记得中秋节那天下午听见他在窗下唤我，我伸出头去，看见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几乎不相信会是他。
他就这样在上海住下来。我们同住在霞飞坊（淮海坊）朋友的家里，我住三楼，他住在三楼亭子间。我已经开始了《秋》，他是第一个读者，我每写成一章就让他先看并给我提意见。不久他动手翻译俄国冈查罗夫的小说《悬崖》，也常常问我对译文的看法。他翻译《悬崖》所根据的英、法文译本都是我拿给他的。他不知道英译本也是节译本，而且删节很多。这说明我读书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对任意删改别人的著作，却推存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说，浪费他的时间。虽然节译本《悬崖》还是值得一读，他的译文也并不错，但想起这件事，我总感到内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后我动身去昆明，让他留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我同他一块儿在上海过了十个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还没有结婚，萧珊在昆明念书，他仍是孤零零一个人。一个星期里我们总要一起去三四次电影院，也从不放过工部局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我们也喜欢同逛旧书店。我同他谈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触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声言笑，但是对孩子们、对年轻的学生还是十分友好，对翻译工作还是非常认真。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现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责备自己关心他实在不够。他究竟有什么心事，连他有些什么朋友，我完全不知道。离开上海时我把他托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陆蠡，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们两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轮船不住地挥手。他们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还送到昆明。
这以后我见到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终未断。这些信一封也没有能留下来，我无法在这里讲一讲三哥在上海的情况。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刚在那里定居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断绝了。
日本军人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到处捉人，文化人处境十分危险。我四处打听，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谣言很多，令人不安。听说陆蠡给捉进了日本宪兵队，也不知是真是假。
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报告平安，但从字里行间也看得出日军铁蹄下文化人的生活。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当久，终于到了我眼前。我等待着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离开了桂林，以后也没有能回去。
我和萧珊在贵阳旅行结婚，同住在重庆。在重庆我们迎接到“胜利”。我打电报到上海，三哥回电说他大病初愈，陆蠡下落不明，要我马上去沪。我各处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过了两个多月才赶回上海，可是他在两天之前又病倒了。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旁边。据说他病不重，只是体力差，需要休养。
我相信这些话。何况我们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业余医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进医院，我也就没有坚持送他去，后来还是听他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帮忙让他住进了医院。没有想到留给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事后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进医院，他的病是不是还有转机，他是不是还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后悔，我责备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七天中间他似乎没有痛苦，对探病的朋友们他总是说“蛮好”。但谁也看得出他的体力在逐渐衰竭。我和朋友们安排轮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过他一个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两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他忽然张开眼睛叹口气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我问他讲什么。他说：“我有很多话。”又说：“你听我说，我只对你说。”我知道他在讲胡话，有点害怕，便安慰他，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他又叹口气说了一句：“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他看了我两眼，于是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病床时，他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个“好”字。这就是我们弟兄最后一次的见面。
下一天我刚起床就得到从医院来的电话，值夜班的朋友说：“三哥完了。”
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黄瘦，两颊深陷，眼睛紧闭，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来不及说出来。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我为什么不让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呢？
下午两点他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边，拉着我要说尽心里的话。他说谈两个星期就可以谈完，我却劝他好好休息不要讲话。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因此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只是对朋友太太讲过要把“金钥匙”送给我。我知道“金钥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良而颁发给他的。他一生清贫，用他有限的收入养过“老家”，帮助过别人，这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钥匙”是他唯一珍贵的纪念品，再没有比它更可贵的了。
它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贫的生活，它使我今天还接触到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他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了，我们用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请钱君匋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三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时，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有时我们发现瓶中已经插满鲜花，别人在我们之前来扫过墓，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人远远地看见一位年纪不大的妇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后来花瓶给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边，成了斗争的对象。严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听人说虹桥公墓给砸毁了，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当时我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巴金自传--第八辑：达摩克利斯剑下的声音
第八辑：达摩克利斯剑下的声音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一、“到啦。到啦。”
接连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那个招待我们的波兰朋友阿来克斯在廊上大声叫着：“到啦。到啦。”我推开房门到廊上去，才看见火车停在一个冷清清的小站上。有两个铁路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在月台上谈话。此外便是一片静寂。没有什么异常的景象。
“这就是奥斯威辛么？”我看见阿来克斯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便提高声音向他问道。
“奥斯威辛。”他短短地回答，一面在点头。他不会错。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他在这里住了五年。他的父母都死在这里。他的左膀上还留着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蓝色号码。
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好像有一股寒风迎面吹来似的。
“这个荒凉的欧洲小镇，就是德国纳粹屠杀过五百万人的地方吗？”我惊疑地问我自己。
没有人下车。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阿来克斯的声音传过来：“先去餐厅吃早饭。八点钟下车。”我看表，刚刚过七点钟。从华沙到这里，我们只坐了七个钟头的火车。
到八点钟，我们全下车了：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的代表们。苏联代表团中的尼古拉大主教也在这里，他的高帽，他的长须，他的黑袍，他的手杖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十分亲切，这几天来连他的声音我们也听惯了。
空气寒冷，我们的头上盖着一个阴沉的灰天，当地的居民到车站来欢迎我们，讲了话。好几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集中营去。在路的两旁我们看见不少的红旗，旗上现着白色的大字：和平。每一面旗有一种文字，我看到了用八国文字写出的和平。
车子停在集中营的大门前。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作为门方高高地横挂在门口的那一行德国字：“劳动使人自由”。怎么。
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要笑了。但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脸上的肌肉在搐动。我笑不出来。
我们下了车，脱了帽，在纪念碑前献了花。然后大家默默地走进集中营去了。我们都不想说话，好像在殡仪馆中哀悼死去的朋友一样。阿来克斯给我们带路。我们一共是三十八个中国人。别的国家的代表们已经跟我们分开了。
二、模范营
“我们现在走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了，”阿来克斯对我们解释道。“这一部分就是所谓模范营，是准备给人参观的。单从外表看，这里囚人的生活也许还要胜过希特勒德国的工人的生活呢。劳动使人自由，这是德国纳粹的一个大谎话。”阿来克斯的声音似乎是平静的，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含着强烈的憎恨。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一个打红领带的青年团团员，他给德国人关进这里的时候还只有十四岁的光景。五年的地狱生活应该给他留下不少的痛苦的记忆，这里的土地就搀和了他的父母的血和骨灰。他现在还能够用平静的声音说话，这个勇敢的孩子，他的心太坚强了。
的确，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在宽敞的路的两旁立着二十八所红砖砌的两层的楼房。每一所房屋都带着同样的和平的外貌。墙头挂着牌子，写明房间的号码。门开着，它们泄露了纳粹的屠户们尽力想掩饰的秘密。这些房屋现在已经成为纳粹暴行的博物馆了。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东西也是他们没法隐藏的，这就是那双层的电网，网上通着高度的电流，谁触到它们，就会得着死亡，倘使劳动使人自由，那么这些电网装来做什么用呢？”阿来克斯继续说，这一次他的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他的眼睛射出憎恨的光。
我也看到了那些电网，柱子有四公尺高，两道网中间有一公尺的距离。电网的里外两边都有一道简单的铁丝栏杆，在这道铁栏的一些矮木柱上，钉了长方形的木牌，牌上绘着一个骷髅，骷髅下交叉着两根人骨，画旁边用德文和波兰文写着“站妆。这就是所谓“安全栏”了。沿着电网，像鬼影似地耸立着一些了望塔，据说阿来克斯住在这里的时候，塔里面不分日夜都有纳粹党卫军在看守，他们准备着随时开起机关枪射杀那些企图逃走的囚人。
其实囚人是没有逃走的机会的。一个党卫军的头目费立哥（Fritsch）上尉就对一批一批的新来的囚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警告你们说，你们不是到一个疗养院来，你们是到一个德国的集中营来，你们除了从烟囱里出去外，就没有别的路走出这儿。谁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他可以马上走到电网那儿。
倘使这里头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倘使这里头有教士，他们还可以活一个月；别的人可以活三个月。”
他没有骗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这五年中间有五百万人到过这个地方。可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的时候，集中营里就只剩了五六千个病重的囚人。德国的屠户们逃走时带去了五万八千个不幸者，其中有许多在中途就被枪杀了。的确有五百万人是在焚尸炉中烧成灰从烟囱里出去的。
三、博物馆
阿来克斯把我们引进一所房屋去。博物馆的负责人出来招待我们。年轻的说明员领我们去参观每一间陈列室。说明员讲波兰话，由阿来克斯给我们译成英语，我们中间也有人用中国话解说给一些同志听。
参观开始了，我们由一个陈列室走到另一个陈列室，由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房间有大有小，陈列品有图片，有模型，有实物，有文字，有图表。每一所房屋有它的说明员。
说明员不只一个，参观的人也不只我们这一组，跟我们同火车来的各国代表全到了。在一个大的陈列室里面，人可以听到各国语言：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匈牙利语。不同的语言解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五百万无辜的人怎样在这里死亡。
这不是故事，这不是空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对它表示怀疑，可是所有的人都带着惊疑和痛苦在问自己：怎么能让这种事继续进行了五年？怎么能够束手让那五百万无辜的人白白地死去？
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断地听见人在叹息、吐气。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刺着、绞着。我真愿意有一只大手来蒙住我的眼睛，可是我仍旧睁大它们，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们在注意地看什么呢？是人类的艺术的成就么？是近代科学的发明么？是大自然的美景么？是生命的奇迹么？我们是在参观？我们是在“学习”？
不，我们在看人类的受难。
这里是毒气房的模型，那里是焚尸炉的照片。堆在这里的两吨头发使人想到那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青春时期的美梦；放在那个玻璃橱里的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在向人控诉纳粹的暴行。这个房间有成堆的梳子，那个房间有成堆的洋铁杯；这里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眼镜，那里是数不清的剃须刷子；皮鞋堆了一个房间，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分别堆在三个地方，这只是剩余的一部分旧鞋。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排长方形的木台上堆着无数的假手假脚，木台前有一道很低的铁丝栏杆，我们伸出手去，也许可以摸到这些曾经跟活人连在一起的东西，连残废的人也无法苟全性命。许多手提箱凌乱地堆在一个房间里，箱子盖上还留着用白色笔写下来的欧洲各大城市的名字。一个长长的玻璃橱柜中陈列着欧洲各国的纸币，这都是无辜的死者留下来的。他们从欧洲各国被骗到这里来，死在毒气房内，身子给烧成灰，埋在土坑里，洒在沼地上，抛在维斯拉河或索拉河中了。一个纪念犹太人受难的房间里，在那朴素的纪念碑前面有人奉献了大束的鲜花，碑的上方用犹太文写着：“要牢牢记妆。纳粹的一个头目赫斯曾经招认过：至少有二百五十万从欧洲各国来的犹太人被毒死在奥斯威辛一布惹秦加。布惹秦加离奥斯威辛有三公里，布惹秦加毁灭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附属机关，也就是它的连号。毒气房和焚尸炉都设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们在纳粹屠户们逃走的时候，全被炸毁或烧光了。我们看到一张焚尸炉的照片。在那个厅子里一共有十五个焚尸炉。
每三个连在一起，炉门紧闭着，看起来好像是新式工厂里的设备，据说在这十五个炉子里每天可以烧掉三千二百具死尸。
这种最新式的设备一共有四个。有一个时期，这四个地方整天不停地烧着火，二十四小时里面烧毁了一万二千具尸首。但是毒气房每天却杀死更多的人。来不及的时候，屠户们就在冷僻的空地上挖个大坑，把尸首堆在坑里烧毁。我们在陈列室里看见了一个参加这种工作的囚人大卫·席木勒维奇偷摄的照片。第一张是一群女囚人脱光衣服准备进毒气房时的摄影，另一张摄出在土坑里烧毁尸首的情形。
站在这两张照片的前面，一个朋友抓住我的膀子声音发颤地说：“这怎么能够是真的？你得写，你得好好地写出来。”
另一个年轻的同伴对着成堆的金丝发流眼泪。“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残酷的情景了。”第三个人说。这时候阿来克斯站在我们的旁边，昂起头，用坚定的声音给我们解说这一切可怕的情景。的确我们应该学学这个勇敢的青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示弱。
我们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陈列室，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有什么东西压紧了我的心，我只想长长地吐一口气。
“这是十号，这是专门拿女人当作试验品的地方。”说明员指着那道关闭的门说，阿来克斯为我们把他的话译成英语。
“在这里面经常关着一百五十个女人，纳粹的医生和教授们就用她们来做各种医学上的实验，每一个女人都要经过好几次的手术，最后的报酬是枪毙，或进毒气房。那些实验都是很可怕的，很残酷的。在这所房屋里头，被宰割的女人的尖声哀叫始终没有断过。”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看过这样的一段记载：“在营里进行活人实验的主要负责人是德国妇科专家格劳倍格教授（Prof．Glauberg）。他和他的一个柏林的同事做这种实验工作，目的在发明X光透不过的新的物质。格劳倍格特别是一个有生意眼光的人，他是受着德国化学工业的委托来工作的，他每一次实验了一个女人，便可以从德国化学工业那儿得到一大笔款子。他向集中营买了一百五十个女人来做这种实验。这些不幸的女人被放在一种特别的手术台上。然后用一个电的注射器把一种又浓又厚的、像水泥一样的东西塞进她们的阴道里面去。这种残酷的手术是借着X光来控制的。
过后便开始了照相。这些不幸的女人痛得在台上翻来扭去，满身都是鲜血。每一个女人在三四个星期里面要经过这同样的手术三次到六次，这以后她们就害着子宫炎、卵巢炎、腹膜炎和输卵管发炎等等的玻”这不过是“科学”实验的一种罢了。一百五十个女人只是一个小的数目，她们只是一个专家的实验品。在奥斯威辛，这样的专家是相当多的。此外有一个沙木尔医生的助手制造了一种专门给女人阴道内部照相的器具。这也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每次照相要花一个钟点，而且不只照一次。我再举出一个名字，那是柏林的教授舒曼博士（dr．Schumann）。他专门从事不生育的试验。他自己关在一间铅的小屋子里面，管理着X光的强度，和照的时间的长短，把强度的X光集中在女人的卵巢上，一共要照五分钟到一刻钟。在这手术之后许多女人都吐得厉害，死去的也不少。要是她们能够活过三个月，舒曼博士还要在她们身上施行一次手术，割掉她们的一部分的性器官，拿出来仔细研究。经过这些手术以后，要是人还能够活下去，那么连强壮的女孩子也会变成外貌衰老的女人。其实对她们，活的机会是很少的。在那本记载德国罪行的书里面就有过这样的话：“他们明白那些女人经过了几次的实验，经过了一次的大手术以后，就不能再用来作实验品了，于是把她们直接送到布惹秦加的毒气房去。”
男人们也同样地被选出来作“科学实验”的实验品。不过他们的“刑潮也许不在这个地方。
我用憎恨的眼光望那红墙，望那关闭的门，我疑惑地想道：“这会是真的么？那些医生，那些教授，他们不也是人，即使他们生在纳粹的德国，活在纳粹的德国？人对待人能够是这样的残酷？”但是我马上就记起了一本叫做《人造地狱》的书，那是德国布痕瓦尔特集中营的一部有系统的记录。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有所谓“病理学部”，那里面就有不少的专家在从事尸体的科学的研究。而且活剥刺花的人皮作为展览的珍品。那些靠着法西斯养料生活的纳粹专家可以做出任何残酷的事情。我想到这里，突然打了一个冷噤。
“这是死墙，在那软木板前纳粹曾经枪杀了两万六千个囚人，死在木板旁边那个绞架上的人也不少。他们都是政治犯、地下工作者和共产党员，还有些优秀的科学家。”说明员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了一忽儿。我一边听阿来克斯的翻译，一边从高高的铁栏里望那个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天井，望那块相当大的黑漆的木板，和那个耸立在墙边的绞架。我知道“死墙”的故事。被判死刑的囚人两手给纳粹们用有刺的铁丝缚得紧紧的，一直到刺陷进肉中，他们面向着死墙，由刽子手从后面朝他们的头打进枪弹去。
“墙下那一片土地浸透了烈士们的血。据说纳粹党卫军逃走时曾经有人提议推倒死墙，搬走那片浸透血的泥土。可是他们来不及做许多事情，他们只毁掉了软木板。现在立在墙边的木板还是后来重做的。”阿来克斯继续把说明员的解释翻译给我们听。我的一双近视眼看不到血迹，可是我看见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我记得一个叫做约瑟·雅心斯基（JozefJasinski）的二十七岁的波兰青年，他因为寄了一封信出去，叙述了集中营里的真实生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被绞死在布惹秦加。
十一号房的号牌上有一行波兰字，意思是“死屋”。“这是政治犯的牢房。这里头的情形可以跟历史上最可怕的监牢相比。”当我的脚踏上门前台阶的时候，我听见说明员的这样的解释。我立刻想到了巴斯底，想到了彼得保罗要塞，想到了席吕塞尔堡。但是纳粹特务们的残酷超过了专制的帝王。从彼得保罗要塞和席吕塞尔堡，还有不少的囚人活着出来，用他们的著作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而这里却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死屋，没有一个囚人能够活着走下这个台阶。但是今天我们却昂着头进去了。
审判室里还挂着希特勒的照片，室里的陈设保存着原来的样子。据说在当时一点钟里面可以审判六十个人。这里有好些监房，房里缺少流通的空气，纳粹特务们像堆沙丁鱼似地把囚人堆在床上，除了冻和饿之外，他们还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来对付囚人。我们到了地下室，在那儿看见一个小小的房间，水门汀的地上只有一个小木桶，没有床，没有桌椅。
这个地方经常关着三十个囚人。那扇木板门现在永远开着，上面留着许多人的名字。我认出一个用绿墨水写下的苏联战俘的姓名：莫斯科的尼可拉·谢米诺夫。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勇气再去辨认别人的笔迹。在这扇木门上，那些勇敢的死者在对我们讲话。他们要我们给他们证明他们并非白白死去。
我记得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的一个故事：一九四一年春天，一个维也纳的电影制片家汉伯尔（Hamber）因为是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纳粹特务们虐杀了。他的兄弟亲眼看见了哥哥的死亡，他到集中营负责人那里去控告。所有其他的见证人都不敢说一句真话，但是弟弟汉伯尔却勇敢地说：“我知道我会为了这次的控告死去。不过将来，这些罪人也许会想到有人控告他们，便不敢那么大胆妄为。要是这样我就不会白白死去了。”他果然死在地牢里面。但是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他的话至今还鼓舞着全世界爱和平的人。在这木门旁边就立着一个像杀死年轻的汉伯尔的地牢那样的东西，它也被人叫做“地牢”。在木门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姓名的勇士，他们的骨灰早已跟波兰的土壤混合在一块儿了。波兰人不会忘记这些从欧洲各国来的殉道者。古老的波兰变成一个年轻的国家，这中间也曾得到他们的血的灌溉。
离开木门走不到几步，我就到了地牢。同来的朋友们都看过这个“东西”，而且陆续地走开了。我正朝着地牢走去的时候，一个朋友迎面过来，对我摇摇头痛苦地说：“这么一人小地方，要站四个人。真可怕。”
说到“地牢”，绝没有人想到它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只是一个较大的烟囱。四周用砖墙围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开了一个小洞。现在已经把上层的砖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进去，我也可以爬过断墙从容地站在里面。可是在从前这砖墙一直高到屋顶，没有留一点缝隙，人被封在这里面，绝不能活着出来。坐地牢不过是一种慢性的死刑。汉伯尔就是被纳粹特务们这样处死的。
我们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
我们看见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这个特制的刑具上应该留着受难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见一个人赤着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个人的粗大的手捏着铁棍朝那身上打去。
这只是一个作家的幻想。铁棍安静地躺在架子上。它应该起锈了。
另外还有一些房屋也被囚人们叫做“死屋”。它们是那些被挑选了的囚人住的地方。纳粹屠户们在奥斯威辛的大门口大写着“劳动使人自由”的谎话，可是在集中营里却遵守着一个规律：只有能够劳动的人才有权生存。因此虽然营里也有医院，但是住院的病人却不断地让人带出去杀害。这种办法在奥斯威辛就叫做“挑驯。它使得没有一个人敢进医院。
于是党卫军的医生们就扩大了这种挑选的行动。他们开始在一般的囚人中间挑选病人，他们并不检验身体，只凭个人的印象，只凭囚人的相貌，断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身体虚弱的囚人一看到医生们到来，立刻昂头挺胸，努力避免现出生病的样子。可是这也没有用。那个维也纳人保罗·克吕格尔（PaulKrüger）只因为身上有一个盲肠炎的旧伤疤，就被选中了。看了营里留下来的统计表，我们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这十四个月中间，单是在布惹秦加的验疫营一个地方就有七千六百十六个人中选死亡，刑场就在二十号房的外科手术室或者在二十八号房。杀人的利器是注射针。中选的人坐在一把类似牙医用的椅子上，两个囚人捉住他的两只手，第三个囚人拿着他的头，并且用毛巾缚住他的眼睛，然后纳粹屠户用一根长针刺进他的胸膛。
被害的人并不马上死去，他只觉得眼睛发黑，什么都看不见。
另外那几个帮忙打针的囚人便把他带进隔壁一间屋子，让他倒在地板上，他在那里还可以活二十分钟。那个叫做克勒尔（JosefKlehr）的党卫军班长对这种注射很感兴趣。要是他觉得医生们挑选出来的囚人太少，他还要自己出去找寻。
十七号的号牌上写着“囚人生活”。这里有文字，有照片，有图表，有数字，有图画，有实物，有雕像。我看见了威颜木夫（Wiejmów）画的八万囚人点名图。点名是囚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而且一天还不只点一次名。在一张图表上我看到“十二点至一点——点名”，“三点半至四点半——点名”的句子。连那些在劳动的中途死去的囚人也得由同伴们背回或者用手推车推回去参加点名。这样的死者是很多的。譬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就有四百三十个囚人死在工作的地方。这情景也由一个画家布南特胡伯尔（Jerzybrandhuber）表现在图画中了。一个房间里陈列了一些孩子的照片。在这里孩子们被强迫跟父母隔离了。从外面带进来的孩子是逃不掉毒气房的。而在集中营里生的婴孩，纳粹的医生会注射毒药杀死他们。一个雕像吸引了我的眼光。我一个人在它面前站了一忽儿，这是拉衣诺黑（H．Raynoch）的《母与子》（MatkaDziecko），母亲搂着孩子，用一只脚跪在地上。她只有极短的头发，人不留心地看一眼，也许会把她当作一个男人。这正是集中营的惯例：每个女人被带进来，最先就得剪掉头发。这些头发被人好好地保存成批地送到德国去，给专门的工厂做床毡的原料。在集中营成立的初期，女人还可以在奥斯威辛住一个时候，到后来毒气房和焚尸炉接连地建筑、扩充，女人们一下火车就让人直接送进了毒气房，“剪发”的工作只好留到焚尸之前跟拔牙的工作同时完成。营里有专门的“牙医”来拔去死人嘴里的金牙，而且每天有四十个囚人被强迫来担任这种工作。我把《母与子》看了许久。
我想着：这个母亲是在保护她的孩子，不肯让人们把他送进毒气房吗？这个母亲是在搂着孩子向人们哀求保全他的生命吗？我了解她的感情，因为我也有过母亲，而且我也有着孩子。那么我能够说出做母亲的在那个时候想着什么吗？“至少让孩子活下去吧。”她一定说过了这样的话。但是母亲和孩子全死了，也许病死在营里，也许毒死在毒气房中。纳粹杀死了无数的母亲和孩子，纳粹给波兰带来毁灭和死亡，给世界带来毁灭和死亡。他们定下了大的计划：要杀尽犹太人，使波兰人绝种，把吉卜赛人完全消灭。然而新的世界从废墟中产生了。波兰人仍旧活着，并且活得更勇敢；犹太人仍旧活着，吉卜赛人也仍旧活着。而希特勒和他的匪帮的骨灰却不知飘到那里去了。
阿来克斯立在一个玻璃橱前面。橱里，上面的一层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刺号码的工具，”阿来克斯愤恨地说。“每一个人来到营里，带的东西给抢光以后，手臂上先给刺一个号码，然后照三张相，自然是穿着条纹的囚衣照的。我们都是这样地开始了集中营里的生活。这里全是我们的生活的说明。”他掉过头把房里的一些画和一些图表指给我们看。#p#分页标题#e#
的确，一种受难的生活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白色的墙壁立刻消去，时间马上倒退。我仿佛听见乐队在奏乐。我仿佛看见无数穿条纹囚衣的人，缩着头经过大门朝各处走去。这是劳动的囚人的队伍。他们在傍晚才回来，有的淌着血，有的弯着背，有的还用木架抬着同伴的死尸，有的把死尸背在背上，有的把死尸放在小车上推着，这时候也有乐队奏音乐在门口迎接他们。这乐队也是由囚人组织成的。后来当人们成群地走向毒气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乐队“欢送”他们。所有的囚人都是在早晨四点钟起床，至于那些不做工的囚人，他们消磨时间的方法除了“点名”之外，还有“体操”和“运动”。举起双手跳舞，光着脚在石子地上跑，练习一秒钟脱帽行纳粹礼，这就是“体操”和“运动”。他们的整个上午的时间就花在跑和跳上面。凡是没有跑多久就跌下去的人，立刻被处死刑。十二点钟开始“点名”，需要四十五分钟，“点名”以后，有一刻钟喝汤的时间，就只有一点汤。阿来克斯告诉我们说，一碗汤给五个人喝，而且这些人早晨六点钟只喝过一点冷咖啡。喝了汤就得开始唱歌了。他们被强迫着唱他们不懂的粗俗的德国歌。要一直唱两个钟点，唱得不好，就被罚蹲下去唱，或者被打得伏在地上，脸碰着地。三点到六点半又是“体操”的时间。这以后又是“点名”，这次“点名”要花两个钟头。在整天的疲劳和饥饿之后，他们只得到一点面包和一点香肠（有时是果酱和黄油，星期六是干酪，但真正是一点点）做晚餐。有的囚人却必须一直在寒风里站到天明，还不能放下手来。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饮食。所以一个一百六十五磅体重的波兰女人（第四四八八四号）在营里住了一年半以后，就减少了一百一十磅的体重；一个三十六岁的荷兰籍的犹太女人（第A二七八五八号）在营里住了半年，被苏联军队救出的时候，她的体重只剩了五十磅。这样的情形是很多的。陈列室里面挂得有这种瘦得没有人样的活尸的照片。还有一张纳粹医生自己照的四个男孩的裸体照。我们中间没有谁敢走到前面去，仔细地看它一眼。这些小孩已经不活在世界上了。
但是就在现在，那四对眼睛里，还射出来饥饿的光芒。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四个孩子的鬼魂。
其实在奥斯威辛，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最坏的。那些被关在“饿牢”里面的囚人还得羡慕他们呢。“饿牢”里监禁的是那班逃走时被捉住了的囚人。人很少有机会从这样的“地狱”里出来。可是有一次一个囚人居然活着走出了“饿牢”，而且把他的见闻告诉了世人。他这样说：“门一打开，人便闻到一股可怕的腐尸的气味。等到我习惯了黑暗之后，我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囚人的尸首，他的内脏都给拉出来了，另一个人的尸体半靠在他的身上，这也是一个囚人，他手里还拿着他从他那死了的同伴的身上挖出来的肝。他正要吃这肝的时候，就死掉了。”这样的事是任何人的脑筋所想象不出来的。
另一所房屋的号牌上写着“人民的谋杀”。在这里我们看出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布置上所花的心血。这是纳粹暴行的总清算。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总结帐。许多的引证，许多的照片，许多的图表……给我们说明了：国社党（纳粹）的成立，它的背景，它的组织，它的发展和它的罪行；也说明了：希特勒的历史，他的野心，他的阴谋，和他的征服世界、屠杀人民的“奋斗”。在这里我们知道了是谁帮助了纳粹的发展，是谁促成了希特勒的成功，是谁支持了“第三帝国”的建立，是谁让德国重整了军备。在那几个帮助希特勒建立王国的大资本家中间，我看到了美国的亨利·福特和英国的H·狄特丁的名字。而且前些时候在西德被美国占领军释放了的奥斯瓦特·波尔将军正是奥斯威辛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在这里有图表和文字说明他的罪行。
罪行多得没法计算，每一个数字都是用许多人的血和许多女人和孩子的泪写成的。这简单的数字代表着无数的被毁灭的家和被残杀的生命。一张大幅的图表上写明：纳粹把十八个国家里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政治犯和战俘集中在奥斯威辛，用种种的方法让他们死去。这十八个国家是挪威、苏联、波兰、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卢森堡、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在残余的档案中人们还发见囚人的更多的国籍：英国人、美国人、瑞士人、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还有中国人。中国的什么人呢？怎么会落到纳粹的手里去？说明员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
罪行的确多得没法计算。屠杀之外还有抢劫，这是大规模的强盗行为。奥斯威辛的一个党卫军军官弗立兹·柏格曼（FritzBergmann）曾经说过从奥斯威辛的犹太人那里拿走的贵重物品价值十亿马克。这些物品都是送到德国国库去了的，其实它们的价值要超过柏格曼的估计多少倍。纳粹另外又修建了三十五个特别的仓库来分类储藏和包扎他们从囚人身上抢来的别的赃物。后来在他们仓皇撤退之前，他们把二十九个仓库连里面的贼赃一块儿烧得干干净净。在剩下的六个仓库里面还有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二十件整套的男人衣服，八十三万六千二百五十五套女人衣服，五千五百二十五双女人皮鞋，三万八千双男人皮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张毛毯和别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上面还保留着出品商店的商标，所有被希特勒征服的欧洲国家的名字都鲜明地印在那里。在营里的残余档案中人们看到纳粹党卫军的班长奈痕巴赫（Reichenbach）的报告，上面记载着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这一个半月里面，一共有九万九千九百二十二套小孩的衣服和内衣，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套女人的衣服和内衣，二十二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套男人的成套衣服和内衣从奥斯威辛运到德国去。这真是历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抢劫了。
除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以外，我们在陈列室的白色墙壁上还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全部血腥的记录。这些罪行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了，殖民地上的屠杀，争夺市场的战争，大规模的轰炸，整个城市的毁灭，……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过的。对有色人种的迫害，对劳动者的无情的榨取，对争自由运动的残酷的镇压，对未开化民族的有组织的“歼灭”……这些我们也听说得太多了。上海南京路上的屠杀，四川万县城的被炮轰，……这些都是我们身受目睹的。上海的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完备的帝国主义罪行的展览会。但是今天上海也已经站起来把一百年来压在它头上的魔鬼赶走了。整个中国也已经站起来把帝国主义的魔鬼赶走了。所以站在那些梦魇般的照片的面前，我们可以昂起头吐一口气，而且可以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它们。
最后的一所房屋给人带来安慰，带来希望，带来光明。门前也有一行波兰字：“保卫和平的斗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看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扩大。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串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这里都有大幅的照片和图表来说明它们。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这里也有照片和图表来表明它们的辉煌的成就。连两天前刚刚在华沙闭幕的二届世界和大的照片也已经有系统地陈列在这里了。那些善良的面孔，那些热烈的情景，它们在我们的眼前显得多么亲切。我们可以叫出许多熟悉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说出许多动人的详情。我们从那里来，我们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场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诚的心，今天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它们。“和平战胜战争”，我们在华沙天天听到这一句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管希特勒和他的党徒怎样在波兰组织了四个大毁灭营，三个大集中营带毁灭营，四十四个小集中营，十五个输送营和无数的劳动营，用种种方法来杀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焚尸炉中烧毁了将近一千万人的尸体，但是结果希特勒自己也死在柏林的一个地下室里面，一部分的纳粹党徒被绞死在纽伦堡的绞架上，连曾经到过奥斯威辛视察、核定了扩充计划的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也不得不服毒自尽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没有毁灭和平，倒是和平的力量毁灭了它。希特勒并不曾灭亡波兰，他反倒促成了波兰的新生。
这个博物馆叫做“几百万人的毁灭”。但是我看完了整个的博物馆以后，我对人类的信心并没有减弱，它反而加强了。
几百万人并不曾白白地死去，他们的纪念也在保卫世界的和平。
四、真正的杀人工厂
从集中营出来，我们又坐上那两部大汽车，到布惹秦加去。
布惹秦加毁灭营又被称为奥斯威辛第二，因为纳粹先在奥斯威辛设立了集中营，后来才在它附近的布惹秦加添设了毁灭营。毁灭营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杀人工厂。我们已经在奥斯威辛看过了它的焚尸炉的照片和毒气房的模型。现在我们又到真正的杀人工厂来了。
奥斯威辛是一个潮湿的盆地。它那满是沙粒和小石子的地面就一直没有干的时候。它四周有好些鱼池，水是死的，里面充满了腐烂的东西，常常发出恶臭来。这是一个传染疟疾和伤寒症的好地方。布列斯劳大学教授陈加（Zunker）奉命化验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饮水，他给希姆莱上的报告中说，在奥斯威辛用的水连漱口也不相宜，而且连用一次都不行。毁灭营建筑在布惹秦加的沼地上，地理环境不会比奥斯威辛好一点。有人说布惹秦加原是一个养马的地方，但我看那里的潮湿有毒的空气对马也不合适。房屋是在一九四二年新建的，以后又陆续扩充几次。房屋的形状跟马房完全一样。我已经看到了照片：一个男人房间住五百四十人，一个女人房间住一千人。它们比马房还不如。没有窗户，没有光亮，不通空气，地是潮湿的土地。我又见过一张照片：许多条魔手似的铁轨通过毁灭营的大门一直向各个焚尸所伸过去。
可是整个毁灭营如今就只剩了一些破烂的监房。那许多条铁轨，那堂皇的门面完全看不见了。我看过一篇记载，知道第一座旧式的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改做了防空洞。
第四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烧掉了。第二和第三焚尸所的设备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纳粹匪徒拆下来搬到另一个集中营去，建筑物也被炸毁了。第五焚尸所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的夜里纳粹撤退的时候烧光，连墙壁也炸掉了，今天我们到了全世界最大的毁灭营，却只看见一片荒凉。
包含着毒气房和焚尸炉的焚尸所是建筑在地底下的，以前人在这里可以看见整天冒烟的烟囱。现在我的脚踏在焚尸所的顶上，我只觉得我在一条年久失修的水门汀路上走着，我只觉得我在一间倒塌了的仓库顶上走着。我俯下头，便看见裂缝和铁筋。我可以把一只手伸进缝里去，但是我却没法使那些炉子和那些房间在我们的眼前重现，让我们详细地知道它们怎样吞食了那五百万无辜的人民。有些地方还挂着花圈，鲜花给荒地添了一点“生”意。大概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哀吊他们的死者。人是杀不尽的，每个死去的囚人都有亲友。
平日倔强的阿来克斯现在显得沉静了，他的眼光在各处找寻。他在找寻他的父母的脚迹吗？他在回忆那些过去了的恐怖的日子吗？忽然他抬起头看看我们，过后便指着湿润的土地说：“这都是烧剩的人骨头啊，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我朝我的脚边看，土里面的确搀杂了不少的白色的小粒。
我默默地望着它们。它们刺痛我的眼睛。可是我却不能把头掉开。“它们也曾经是跟我一样的活人埃”这个念头折磨着我，一直到我跟朋友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又去参观监房。那些破烂的房屋使人觉得它们是荒废了的养马处。房里没有一样东西让人想到在这里曾经住过了上千的人。在这里没有图片，没有模型，也没有任何的陈设。我们看到的不论男监或女监，全是些盖着屋顶的空地，男监和女监自然是分开地设在两处。毁灭营的面积一共是一百七十五公顷，所谓“希姆莱城”（Himmlerstadt）就在这里，当时它是一个繁盛的奴隶城和死亡城。现在就只剩这些破屋和纵横交叉的电网了。从许多文件中，从见证人的叙述中，从焚尸所的残迹上，我们知道德国屠户们曾经企图消灭他们的罪行的一切痕迹。可是现在那无数的白色骨粒就在向世人控告他们。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它们告诉了世人：法西斯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天色仍然阴沉。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波兰的冬天的日子是相当短的。我们不会在这里久留了。火车还在站上等待我们。阿来克斯在催我们走。我把告别的眼光投在这一片荒凉的“墓地”上。我想起那几百万被杀害的生命，我想起几年前在这里的生活的情景；我想起那些人，他们被纳粹到处追来赶去，在欧洲各大城市里飘流，最后被骗到这里来，德国政府说是送他们到波兰和南俄去就业，可是一下火车他们就让人送进了毒气房，东西全给抢光，身体变成了焚尸炉中的灰土；我想起那些人，他们在集中营里受尽侮辱，在纳粹的工厂里耗尽他们的体力，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只为了最后的一个结局：焚尸所；我想起那些被拆散的家庭，父亲眼看儿女，丈夫眼看着妻子被人从自己的身边活生生的拉开，带进毒气房去，自己却不得不为那些杀死他们亲人的仇敌工作卖命。我又想起那个整日不断的进毒气房的行列：从别处送来的那些命运已经决定的人直接由火车运去；从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囚人被党卫军押着徒步走去；身体虚弱不能走路的囚人便由卡车载去。我想着，想着，我知道那详细的情形：从火车站月台（就是我们下车的那个月台吧。）到毒气房中间还有一段路，这路永远被囚人的行列连接着，因为人们得等待毒气房里出清尸体。路中间还有卡车来往，专门搭载那些从铁路来的老、幼、并弱的人。路旁两边的沟里站了许多纳粹党卫军，用机关枪对着他们瞄准。一个党卫军大声对囚人说，他们身上太脏，必须进浴室去洗澡消毒，才可以到集中营里居祝囚人们进了焚尸所的天井就被赶进“化妆室”去，在那房间的门上人用德文写着“洗浴与消毒室”（WaschundDesinfektionsraum），也附得有别种文字的译文。在“化妆室”里还有记着号码的挂衣钉。纳粹党卫军还嘱咐囚人要牢牢记住那些挂衣钉的号码，以后取回自己的衣服可以方便许多。脱完衣服，他们又被带到一个走廊上去，这就是通毒气房的走廊了。毒气房里已经生过了焦炭盆。这热气可以使摻化氢更容易蒸发。这时候纳粹党卫军就露出了真面目，用棍棒打人，支使狗咬人，强迫两千个囚人挤在一个只有二百五十方码的地方。毒气房的天花板上也装得有淋浴的“莲蓬”，可是从来没有水从那里流下来。天花板上另外开得有四个特别的洞。门一关上，房里的空气也被抽出去了，毒气（摻化氢）就从那四个洞里放进来。毒死这一个房间的人最初需要二十五分钟，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就减少为十分钟。等到门再打开时，死者都现着一种半坐的姿势。尸体是淡红色的，身上现出来红的和绿的点子，有的人嘴上带着白沫，有的人鼻孔流血。许多的死尸睁着眼睛，许多的死尸紧紧搂在一起。大部分的人都堆在门口，只有少数人留在毒气洞底下。……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感情埃我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对着这荒凉的几百万无辜的死者的“墓地”，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然而我能够默默地走开吗？我迟疑着。
就在这个时候阿来克斯来给我帮了忙。他走过来催促地说：“快走。别的代表团已经走了。我们还要到克拉科去。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新建立的钢铁工业。我们正在那里建筑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城。我们波兰人已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的，你们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我跟着他走了。
我们又坐大汽车回到火车站去。在那里有着成群的波兰青年捧了鲜花在等待我们。我记起了一个亡友的遗言：“青年是人类的希望。”
怀念胡风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在一个团，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团。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从上海同车赴京，在华文学校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我总是出去找朋友，他却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作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帐，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帐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没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嘲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
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
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纪念雪峰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兄妹两个，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
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几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的。雪峰虽然作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直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
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四人帮”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
我决定采取忘记自己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郎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纪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关于《法斯特的悲剧》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竦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
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怀念非英兄
一
三十年代头几年我去过福建三次，广东一次。写了一本《旅途随笔》和几篇小说，那些文章里保留着我青年时期的热情和友谊的回忆。那个时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会两地办学校。他们的年纪和我相差不远，对当时许多社会现象感到不满，总觉得“五四”运动反封建没有彻底，封建流毒还在蚕蚀人们的头脑；他们看见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们国土上耀武扬威，仿佛一块大石压在背上使他们抬不起头来：“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又像一只魔手掐住他们的咽喉。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他们中有的办工读学校，有的办乡村师范，都想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关上学校门就仿佛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他们信任自己的梦想，（他们经常做美丽的梦。）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简单。他们甚至相信献身精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像候鸟一样需要温暖的阳光。我用梦想装饰他们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梦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我写了那些夸张的、赞美的文章，鼓励他们，也安慰我自己。今天我不会再做那样的好梦了。但是我对他们的敬佩的感情几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变，即使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来，我仍然觉得他们近在我的身边；我还不曾忘记关于他们我讲过的话：“他们也许不是教育家，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上面，做一个尊严的先生。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哥哥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
“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岛旅行，在广州过春节，意外地见到那位广东新会的朋友，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剧的死亡。我第一次证实我称为“耶稣”的友人已经离开我们。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旧作。“我说我的心还在他们那里，我愿把我的心放在他们的脚下，给他们做柔软的脚垫，不要使他们的脚太费力。”我因为漂亮的空话感到苦恼，我不曾实践自己的诺言。为了减轻我的精神上的负担，我考虑写几篇回忆和怀念，也曾把这个想法对几位朋友讲过。可是时间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开大门应付一切闯进来的杂事，没有办法写出自己想写的文章。于是空前的“大革命”来了。我被迫搁下了笔，给关进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经验，我也尝够了人世的辛酸。只有自己受尽折磨，才能体会别人的不幸。十年的苦难，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并不曾夺去我的生命，它们更不能毁灭我怀念故友的感情。
几年中间我写了不少怀旧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时候落笔的。我只写成我打算写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们读到的更少。因此这三四年中常有人来信谈我的文章，他们希望我多写，多替一些人讲话，他们指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广东办教育的人。我感谢他们提醒我还欠着那几笔应当偿还的债。只是我担心要把心里多年的积累全挖出来，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那么我能够原封不动地带着块磊离开人世吗？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与不拖之间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于是我拿起了笔，我的眼前现出一张清瘦的脸，那就是叶非英兄，我并没有忘记他。恰好我这里还有一封朋友转来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写给朋友的，有这样一段话：“顺便提一下：我有一个我十分敬重的老师和朋友叶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里称他为“耶稣”），冤死，已平反。在他蒙冤的时候，巴老写过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划清界线’的文章。我恳望，巴老如果要保留这篇文章，那就请加以修改。死者已无法为自己说话，而他，以我对他的认识，我相信他总是带着对巴老的深挚友谊逝去的。”
我首先应当请求写信人的原谅，我引用这段话，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说实话，要不要引用它，发表它，我考虑了很久，他这封不是写给我的信，在我这里已经放了一年，对他提出的问题我找不到解答，就没有理由退回原信。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写过文章说明我要跟“耶稣”“划清界限”，我实在想不起来。我称非英为“耶稣”，自己倒还记得，那称呼是从我的第一本游记《海行杂记》里来的。《杂记》中有一节《耶稣和他的门徒》，我将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称为耶稣。认识非英后，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对他的做法又有一点小意见；曾经开玩笑地说他是我们的“耶稣”。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后的事了。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里用过这个称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横滨写成的散文。当时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园内散步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从十年浩劫中残留下来的旧作堆里找到几本不同的旧版散文集《点滴》，翻出《月夜》来查对，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这样的一段：“但是要将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线系起来，要在这废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宝塔，怀着这样大的志愿的人是有的。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还有×××。这两人将永为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吧。”后面还有关于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话。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国出版社港版《点滴》中这一段话从“我们的耶稣”起却改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有着病弱的身体，但是他却在做着一个健康人的工作。他将永为我的敬爱的朋友吧。他的质朴、勇敢和坚定在我的胸膛里点起了长明灯。”这最后一句原来也有，但它是用来讲另一个朋友的，在这个修改本中另一个朋友的名字给删掉了，我就改用它来赞美叶非英，觉得更恰当些，因为我从日本回上海，听说另一个朋友已经作了官。这也说明我写文章，谈印象，发议论，下结论，常常有些夸张，轻易相信一时的见闻，感情冲动时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笔。一九七八年我在两卷本《选集》后记中说：“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这些话有点像检讨，其实是在替自己解释，但“还是一场空”，却是我的真实的感受。#p#分页标题#e#
上面说的这次修改是什么时候搞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南国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纸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么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订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还给保留着，可是关于“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六个虚点，说明这里有删节。这删节和上一次的删改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让读者忘记我在福建有过几个办教育事业的朋友，省得在每次运动中给自己添麻烦。我今天还感到内疚，因为删节并不止一次。我编佣文集》第十卷，还删去了《短简》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写的一篇书信体散文，后来收在《短简》集里，一九三七年和四九年共印过两版，文章里也提到“被我们称为耶稣的人”，我接着说：“他的病怎样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难。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爱惜他吧，比爱自己还多地爱这个人吧。我知道你们是能爱他的。”《短简》以后不曾重印，编入《文集》时我删去了这封公开信。这也就是所谓“划清界限”吧。我只说“感到内疚”，因为我当时删改文章确有“一场空”的感觉，我也为那些过分的赞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读旧作，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不像我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二
近两三年我的记忆力衰退很快又很显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国的梦》，我拿着书翻了两天，只顾在《旅途随笔》中追寻《南国的梦》。只有写完本文的第一节，昨天我才发现在另一篇《南国的梦》里我的确写了不少叶非英兄的事情。说不少其实也不算多，因为我同非英就只见面几次。用《南国的梦》作题目，我写过两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广州写的，那时我刚刚去过泉州，在他的学校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带走了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我又准备到广东朋友新办的乡村师范去参观，因此文章写得短，也没有讲什么事情。
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脱稿的，我从桂林经过温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的消息，想念南国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动的时候我写了像《南国的梦》那样的“回忆”文章，叙述了我三访泉州和几游鼓浪屿的往事。我手边没有当时在上海刊行的文学小丛书《黑土》，不过我记得它就只印过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编佣文集》第十卷时对这篇回忆也不曾作过大的改动，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个脚注。我这儿说：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
对。这就是那位写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划清界限”的文章吧。我当初加上这个“脚注”，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确在当时表态就是检讨，就是认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我好像还不知道叶非英和曾在广东办学的陈洪有都给划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经不少了。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后记写成，我把它寄给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想到不久曹禺经过上海，到我家来，看了我这篇后记的底稿，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对荃麟同志讲了。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荃麟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写出来了，表一表态也没有害处。
这些年运动一直不断，日子不会好过，我把抽出的后记保留下来，我想会用得着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为散文《我的幼年》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国的梦》的脚注中引用的几句话也是从那篇后记中摘录下来的。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我编辑《选集》，那篇难忘的后记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后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我无意间翻出它，重读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选集》里面。我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心里却想着一个朋友。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可是在“文革”发动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在全国人代会上见过他一面，是那样瘦弱，那样严肃，我希望他早日度过难关，却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坏，他居然给关进监牢，而且死在狱中。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着编造假话。形势改变，我不再整天战战栗栗地念着“臣罪当诛”，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请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谅，将来如果有机会重佣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我也许没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觉得解剖自己还远远不够彻底。我说一九四七年再看见非英，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并不是在他蒙冤的时候向他投掷石块，也没有人逼着我发表文章跟他“划清界限”。而且经过八年抗战我自己也有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未减少我对非英的敬爱。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不过我并未想过不惜任何代价，我并不那样重视生命。然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长处：生命力很强。我居然经过十年东方式的残酷的折磨而活了下来。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动人心的经历，我走出了地狱回到人间。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叶非英。他为什么不能活到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三
现在回到叶非英的事情上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当时我的朋友吴克刚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长，约我到那边去过暑假。学校利用了武庙的旧址，我住在楼上吴的寝室里，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凉台，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里闲聊。吴校长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欢高谈阔论，可是不久他患病住进医院，就由朋友陈范予帮忙他照料学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庙里先认识范予，过三天非英从广州来，我也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数学教员，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这一年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常到凉台上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穿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他给我的印象是服装干净整齐。
过了将近两年，一个在泉州搞养蜂事业的朋友到上海来，遇见我，约我再去那里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们旅行非常简单，坐船到厦门，买一张统舱票，带一张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后搭长途汽车到泉州。这样来来往往，毫无麻烦，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家里休息一会，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我没有先去武庙，我的几个朋友都不在那里了。非英的学校在文庙，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过平民中学，当时非英也只是一个兼课教员，现在他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却少有时间交谈，白天他忙，晚上虽然蚊子多，他却睡得很好。他太疲劳，倒在床上就打呼噜。其实我不是来采访，不需要记录什么，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找到一个解释：都是为了学校和学生。有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总是苦行一类，讲话人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又带了点批评的口气，我们都担心过度的工作会弄坏他的身体。他患痔疮，又不认真治疗，听说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我劝他放下工作休息一两个月，他只是笑笑，说是时间不多了，说是学生们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意照他那种方式生活。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对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带点书给学校，我捐了两箱书给他们送去。为学校我就只做过这件小事。当时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许多杂事，常常办了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学校的影子就渐渐淡了。
又过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同去的。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不过同非英谈话的时间多一些。学校又有了发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他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过他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拚搏”是不够的。
洪有陪我在广东乡村旅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和中山大学教授朱洗夫妇同船回上海。经过厦门船停在海中，两个朋友从泉州赶来同我见面，我们坐划子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眺望美丽的海，畅谈南国的梦。分别的时候我还把未用完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非英，请他一定治玻我说：“这是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对他的一点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钱用来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听说他带了二十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又听说他第二次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不是在摧残自己吗？后来我回国，他也从北方旅行回来经过上海，在闲谈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还是同学生们一起走了。我不能说服他，他总是表示要尽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说：“时间不多。”我们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说空话，他多干实事。而且我越来越不赞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学习他，我因为自己讲空话感到苦恼，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家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四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一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多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正是在充满希望的最好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亡友做一件事情，当时也不可能为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
五
辩证法并没有欺骗我们，黑暗到了尽头，光明就在前面。
“四人帮”爬到权力的峰顶，便滚了下来。他们把别人关进监牢，最后他们也让别人关进牢去。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可怕的“十年浩劫”终于见到了天日。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林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关于反右、划右、平反、改正的长过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多讲了。为了保护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战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来替那些受害者讲一句公道话。帽子是别人给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别人泼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铃还是系铃人”。这是历史的报复，也是历史的惩罚。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叶非英的身上也不会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广东朋友陈洪有兄的来信，谈起叶非英的事情，他说：“我是五○年一月回广州的，非英兄继续办新民中学，我也在学校同住了半年，五○年间非英和我一同参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我也参加南方大学和土改离开新民中学。五三年新民中学改为十四中学，非英兄成为十四中学教师。我在土改结束后转到十三中学，直到反右斗争时，一个干部问我：‘叶非英在反右斗争中表现怎样？’我说：‘叶非英很沉着，少讲话。’那干部说：‘少讲话，也还是右派。’后来我才听说各单位划右派有一定的指标，凡在指标内的人，不管你多讲话少发言，都不能逃脱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们都去农场劳动，每逢例假回广州，我没有一次见到非英兄，听说他划为极右，在石井劳教场劳动，例假也不能出来。后来听说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劳教常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与非英兄同在劳教场劳动的熟人，据说：非英兄劳动认真，有人劝他说：‘粮食不够，吃不饱，身体虚弱，你还这样卖力气去劳动，不怕送老命么？’叶说：‘死了，就算了。’六○——六一年困难时期粮食欠缺，特别是下去劳动的人经常吃不饱，不得不煮地瓜藤吃。那是喂猪的饲料，饿得发慌的人不得不以猪食充饥，我也吃过无数次，幸而我的身体底子好，没有发玻非英体弱，有一次吃薯藤，发病泻肚，没有及时医治，就这样地在五十几岁离开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还讲到给非英平反的经过。人死了，是非却并未消亡，他没有家，没有子女，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却不曾忘记他。泉州友人写信给广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实政策，没有消息。广东朋友找民盟广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为叶非英平反”。洪有信中还说：“教育局说市公安局定叶非英为反革命。我追问：‘罪名是什么？’回答是：‘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我对盟组织说：‘据我所知，肃反条例并没有这一条’。盟组织也说‘没有’。我要求盟组织据理力争，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复函给广州市民盟说：‘关于原广州市第十四中学叶非英同志的问题最近经我局党委复查，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广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对叶非英同志以历史反革命论处送劳动教养的决定。广州市十四中学已将复查结果通知叶的亲属。’……”还有一个五十年代初期在广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来信讲起非英当时在广州的情况，信中说：“由于他的教龄长，工资也较高，然而他无论住的、吃的、穿的，还是和过去一样简朴。他和学校的单身教师住在一起，他睡一张单人小床，盖的垫的都是旧棉被和旧棉絮。他自己说，这已经比过去好多了。他在学校里主要担任数学课，据说在附近几所中学里他的教学成绩是比较优异的。有个星期天我们去看他，在学校门口遇见，他正要去学生家里给学生辅导几何课。……这以后我们才知道。节假日不只是学生找他补习，更多是他走访学生家庭，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无所谓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叶非英同志的问题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他活着，没有人称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没有人替他讲一句公道话。他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可能对他有大的影响，因此我几次执笔想为他雪冤总感到踌躇，我害怕引火烧身。这一则“随想”写了好几个月还不成篇。病中无眠，经常看见那张瘦脸，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无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他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甚至在三年灾害时期、条件差、吃不饱的时候，他还卖力气劳动，终于把生命献给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没有说过一句漂亮的话。关于他的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翻读洪有的旧信，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句：“在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一个人不如一条畜生。”我想说：“我比非英幸运，我进了牛棚，却不曾像畜生那样地死去。”我还想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
怀念方令孺大姐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几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出外，也很少伏案写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楼，或者在阳台上散步；或者长久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或者站在廊前，两只胳膊压着栏杆，隔着里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这样看白堤在我还是第一次。那么多的人鱼贯而行，脚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戏。颜色鲜明的公共汽车，杨柳的新绿和桃花的浅红，都在那幅幕布上现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
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里有心思游山玩水？。游山玩水，那里三十年代的事情，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我们习惯在清明前后游西湖，有一两年春秋雨季都去，每次不过三四天，大家喜欢登山走路，不论天晴下雨，早晨离开湖滨的旅馆，总要不停步地走到黄昏，随身只带一点干粮，一路上有说有笑。同游的人常有变更，但习惯和兴致始终不改。
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龙井、虎跑、六桥、三竺仿佛是永远走不完、也走不厌似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感情。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病死在台北。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六十年代中从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连几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车站迎接我们，过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挥手送我们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后不去杭州，我总感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
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们也只是谈一些彼此的近况，去几处走不厌的地方（例如灵隐、虎跑或者九溪吧），喝两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谈谈、走走、坐坐，过得十分平淡，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感到了友情的温暖。
友情有多种多样。“温暖”两个字用得太多了，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仿佛在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长姐面前，可以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
令孺同志大我八岁，比萧珊大得更多，我们虽然尊她为大姐，她却比我更多小孩脾气。我对她的了解是逐渐加深的。但有一点我的看法始终未变：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我现在说不清楚我在什么时候认识她。我先读到她的文章，在我编辑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绍给我的。文章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隐约记得一位善良的女诗人在吐露她的胸怀，她苦闷，彷徨，追求，但我认识她的时候连这个印象也淡化到没有了，教授代替了诗人。我看见她不用说是在靳以的家里，他们同在复旦大学教书，都住在重庆北碚的夏坝。我同她交谈不多，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容易接近的知识分子。她同靳以已经很熟了。
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儿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我跟她相熟，却是解放以后的事。
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还有令孺大姐三个人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一起去过沂蒙山区。后来我们又到苏北的扬州和盐城，这样我和她就熟起来了。但是关于她的过去，我知道很少，我向来就不注意朋友们的身世，我想了解的常常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无怪乎在“文革”期间我经常受到向我“外调”的人的训斥：交朋友不调查别人的出身和成份。我不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因为我只能谈个人的印象。关于方令孺大姐，似乎没有人来找我调查过她的情况，倘使别人向我问起，我就会说：解放后她不再彷徨、苦闷；虽然吃力，她始终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乡下访问时，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农民家里，旁边放着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几天。我们一起活动了不到两个月，她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还加上一个“坦白”。这以后我也习惯像靳以那样用“九姑”称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们少有见面的机会，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紧张，却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在北京开会，我倒遇见她几次，忽然听说她要给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她自己下不了决心。我当面问她，她说在复旦大学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儿女婿外，单位里都是生人，前任文联主席又是犯了错误给撤职的。换一个新环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会去杭州，用不着我给她打气，我也不曾到复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萧珊去新安江参观，这是解放后我们第一次去杭州在那里同她相聚，真像见到亲人一样。她老了些，身体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几次讲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却到北京治病去了。我这次去杭州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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