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丰富，旁征博引，发掘群籍，共二十八卷，三家遗说，都包括在这本书里，是一本研究三家诗的最好的参考资料。毛诗：毛诗也是传自子夏，六国时人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传授汉赵人毛苌。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北海太守。西汉时三家诗均立于学官，惟《毛诗》不被重视。后来郑玄阐明《毛传》的意义作《毛诗笺》，自从此书问世，《毛诗》风行一时，在东汉平帝时立于学官，而学习三家诗的人就渐渐少了。唐孔颖达为《毛诗》、《郑笺》作《疏》，名《毛诗正义》。后人将双卫宏《序》、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合刻一本，称为《毛诗注疏》，共七十卷。三家诗与毛诗用字多不相同，三家诗用汉时通行的隶书文字写的，称为今文。毛诗是用先秦摘文写的，称为古文。如《柏舟》：“我心匪石”，鲁诗作“我心非石”。又三家诗多用本字，毛诗多用借字。如《汝坟》：“惄如调饥”，《韩诗》作愵如朝饥”。“愵”、“朝”韩都用本字。三家诗释诗多与《诗序》、《毛传》不同，如《伐檀》，《毛序》：“《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鲁诗》：“《伐檀》者魏国之女所
作也。伤贤者隐避，素餐在位。闵伤旷怨，失其嘉会。……”又如《硕鼠》，《毛序》：“《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鲁诗》；“履亩税而《硕鼠》作。”《齐诗》：“周之末涂，德惠塞而耆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是也。”关于《伐檀》的解释，鲁说不及毛；而谈《硕鼠》，则鲁、齐可以补毛之不足。所以我们研究《诗经》，必须全面地参考四家诗。四家诗在字、释方面虽有不相同之处，但他们有一点是彼此完全相同的，他们都不是把诗歌当作文学去研究，而是把它当作“经”，当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多半歪曲诗歌的原意，用封建道德观点释诗，达到他们维护封建礼教、巩固政权的目的。《召南·小星》本来是一位小官僚出差，叹息自己不幸的诗，而他们都说它是“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齐风·东方之日》本来是一首恋爱诗歌，可是《诗序》说；“《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诗三家义集疏》说：“三家无异义。”他们把《野有死麕》说成“恶无礼”，《柏舟》说成“女予守节不嫁”，都与
原诗的内容不合。他们释诗的时候多半抹煞诗篇的战斗意义，粉饰太平，往往将暴露诗说成歌颂诗。说《七月》是“周公陈王业”，说《东山》是“周公劳上卒”。按这两首诗的内容，都是真实地暴露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现实，他们所说的都与诗篇的原意相反。有时他们还剥夺人民创作的权利，将民歌说成贵族的作品，说《柏舟》是寡妇共姜所作，《鸱鴞》为周公所作。所以我们今日理解诗的主题，应该就诗论诗，不要为他们所蒙蔽。二 《诗 序》《特经》里每首诗的前头，都有一段序。据魏源考证，鲁、齐、韩三家诗也各有序，但多己失传。后来人讲到《诗序》，总是指《毛诗》的序而言；所以《诗序》又称为《毛序》或《毛诗序》。但《诗经》上没有标明序是谁作的，因此后人对它的名称和作者，说各不一；我想在这里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关于《诗序》的名称，前人有“小序”和“大序”之分。除此以外“象程大昌《诗论》称序的开#p#分页标题#e#
头一句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为“古序”，程颐在《程氏遗书》中称它为“前序”，郝敬《毛诗原解》则称为“首序”。龚橙《诗本谊》称序中开头一句的后面的话为“续序”，范家相《诗瀋》称为“后序”，郑樵《六经奥论》则称为“下序”。按以上几种名称，“小序，和“大序。”比较流行，其它的很少有人采用，这里就从略了。“小序，和“大序”之分，前人说法也不一样，归纳起來，约有三说：第一说，将《诗经》第一首诗《关雎》的前面有一段较长的序文，叫它作“大序”。《关雎》以下的各首诗，每首的前面有一段序文“叫它做“小序”。如宋李樗。黄櫄的《毛诗集解》说：“诗皆有序，独《关雎》最详，先儒以为《关雎》为大序，《葛覃》以下为小序。”第二说，将《关雎》前面的序文，从第一句到“用之邦国焉”，认为这一段是说明《关雎》一首诗的，叫它做“小序”，从“风，风也”到最后一句是总论全部《诗经》的，叫它做“大序”。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旧说云：“起此（“《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迄末，名为‘大序’。”
第三说，称每首诗歌的序文的第一句为“小序”，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第一句以下的话，叫它做“大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世以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续申者，谓之‘大序’，以其多也。”从上看来，古人对“小序”、“大序”的看法，各不相同。当时已经有人反对过，如《释文》说：“今谓此序正是《关雎》之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大小之异。”《读风偶识》说：“余按《诗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于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于《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无大小之分，皆后人自以意推度之耳。”陆德明和崔述的话，都非常正确。把序任意分为大小，既分裂了首尾完整的原文，在研究《诗经》上没有什么重大意义。我们今天提到它只是为了阅读有关《诗经》的参考书的时候，如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他们经常用“大序”、“小序。”的名称，我们了解它指的是什么就够了。
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说法尤多。郑玄以为“大序是于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魏王肃、唐孔颖达都说序是子夏作品。《孔子家语注》说：“子夏所序诗义，今之《毛诗序》是也。”《毛诗正义》说：“诗三百十一篇，子夏所序。”唐魏徽认为序是子夏、毛公、卫宏合作。《隋书·经籍志》说：“先行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范晔认为《诗序》是东汉卫宏所作。王安石说：“《诗序》者，诗人所自制。”程颐以为小序是国史作，大序是孔子作。苏辙《诗经传》说序是孔子弟子、毛公、卫宏先后合作。郑樵《诗辨妄》则斥“《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言，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以上九说，归纳起来，比较有根据而有影响者约有三说：一、子夏作。二、子夏、毛公、卫宏合作。三、卫宏作。按子夏作序的传说，前人多不相信，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子夏是孔门传诗的人，《汉书·艺文志》有记载；至于子夏序诗说法，不但经传无明文，而且毛公也未提及。
第二，《毛诗》和鲁诗、韩诗传授之原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子夏；然《毛序》的释诗，和鲁、韩很不相同。如《汉广》，韩诗以为‘悦人也”，《毛诗》则以为“德广所及也”。《柏舟》，鲁以为卫宣失人作，毛则以为“言仁而不让也”。《诗序》如果是子夏所作，决不会和鲁、韩相差这样远。第三，子夏的学生有不少人住在鲁国，齐、鲁人既然传授予夏的《诗经》学，一定也传授他作的序。为什么传齐、鲁诗的人都不知道有序，只有赵人毛公能得到序？第四，《毛序》和《毛传》解释诗意，往往不同或互相矛盾，如“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毛传》谓“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可是《序》说：“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解释“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传》说：“能与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可是《序》说：“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假如《序》是毛公做的，不会“自相违戾如此”。据上分析，子夏或毛公作序之说，都不能成立。那么现存的《毛诗序》，到底是谁写的呢？我认为它是汉人的作品，可能就是东汉卫宏所作。《后汉书·儒林传》说：“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
宏从曼卿受学，因为《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在范晔以前，晋陆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说：“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卫宏作序之说，不但《后汉书》有明文记载，而且陆璣说的和他差不多。他们说卫宏“作”《毛诗序》，指的是他自己作的，而不是修改或润色前人之作。他们说：“善得风雅之旨”，是对卫宏作序的评价。范书说：“于今传于世”，是范晔亲眼看到卫宏的《诗序》，不是一种猜度的话。再从《序》的内容来看，有一部分话是因袭《礼记》的，有一部分是根据《左传》、《史记》的，可见作序的人，必出于以上诸书流行之后。从《序》的文字看，语言平易浅近不同于孔子、卜商时代言简意赅、提纲式的《春秋》和《论语》。吕思勉说：“哀窈窕之‘哀’字，乃‘爱怜’之义，魏晋间人多如此用，汉人用者尚少，先汉更无论矣。知《序》之著于竹帛，必在东汉时也。”他这几句话，确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诗序》的语言，带有时代的烙印。从上看来，东汉卫宏作《诗序》的话，是比较可信的。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序》是孔子或子
夏作的呢？为什么离卫宏作序不久的郑玄，有时说《序》是孔子作，有时说是子夏作，有时说子夏、毛公合作呢？韩愈说得好：“汉之学者，欲显立其传，因借之子夏。”郑振铎《读毛诗序》也说：“郑玄他们所以主张《诗序》是子夏作的原故，不外借重以坚《诗序》的信仰而已……汉人传经，其说本靠不住……一方面又希望立于学官，坚学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证，以明自己的渊源有自。”韩愈和郑振铎的话都切合汉代学术界情况的。自秦焚书坑儒以后，古籍多数亡佚。汉统治者欲实行复古的思想统治，通令天下能得到一种古籍的，就赏赐他较高的官职禄位；当时学术界就出现一种托造伪书的风气。如《后汉书·儒林传》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据后人考证，杜书是伪造的，可是他借此当了大司空的高官。《儒林传》又说：“卫宏后更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书》，作《训旨》，由是古文大兴，光武以为议郎。”后来，“济南徐巡师事宏，亦以儒显”。他们师生三代都以儒显贵，可见卫宏作《诗序》的动机所在了。上面说过，《诗序》的话，多数歪曲诗歌原意，但不是毫无是处的，如《关雎序》提出诗歌
的特点，诗歌与乐舞的关系，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手法，诗歌的作用等问题，给后世研究文艺理论者很大的启发，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宝贵资料。在《二雅》中，如五篇史诗、农事诗以及反映文武成康西周盛世诗，宣王中兴的五篇种族战争诗，《毛序》所说的大致不错。至于厉王、宣王、幽王时代的讽刺诗，《毛序》也指出了西周由盛到衰特定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诗歌的时代政治背景，对于后人认识这一动荡的时代有很大帮助。《国风》中以《二南》被歪曲的为最多，其主要错误，在于将《二南》列为文王时代的作品。其它各《风》，歪由的也不少。我们读诗时，当分别对待。总之，对《毛序》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至于《毛传》、《郑笺》和《孔疏》虽然精华与糟粕杂揉，但也是研究《诗经》者必读之书。三 从宋到清的《诗经》研究到了宋代，一般学者企图冲决汉学的藩篱，特别对《诗序》》表示怀疑与攻击。欧阳修作《诗本义》，为攻《序》的先锋。郑樵的《诗辨妄》与程
大昌的《诗论》，攻《序》尤力。朱熹的《诗集传》与《诗序辩说》出，《毛诗》的传统才开始动摇。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严粲的《诗缉》，虽为信仰《诗序》的著作，且其中亦有精辟之见，但他们的声势，远不如废《序》说的浩大。以上儿本书，也是我们必需参考的。朱熹虽为攻《序》名家，但他说诗的基本观点，和汉人是一致的。如《关雎》，《诗序》说是“后妃之德”，《集传》说：“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为之配。介又如《桃夭》，《诗序》以为“后妃之所致，《集传》说为“文王之化”。可见他同样地受《毛序》的桎梏，不能就诗论诗，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而且他在训沾方面也不及汉儒；关于协韵之说，亦有问题。不过朱熹对赋、比、兴的定义，下得比较恰当；说《风》是里巷歌谣，是男女各言其情的诗，很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他对诗歌的难字，有简明的注释，并有注音，文字浅近，章后又有概括的说明，使人容易理解，对初学者是有帮助的。到了元、明二代，《诗经》学的研究都是《集传》的天下。元代如刘谨的《诗传通释》、刘玉汝的《诗缵绪》等书，都是疏释《集传》的书。明初
仍沿元代之风，祟奉《集传》；如胡广的《诗集传大全》、朱善的《毛诗解颐》等书，均以朱说为主。及朱谋.《诗故》、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出，折衷毛、朱之说者渐多。清代考据学兴起，大家都竞相研究古文，揭起汉学的旗帜，以排斥宋学的空琉，是旧传统的复兴，不过较汉学来得更严密，更细致。这以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为代表。同时也有树起反毛旗帜的，如魏源《诗古微》、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崔述《读风偶识》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是维护毛诗地位的著作，其中对诗篇的主题说明、诗义解释、文字训诂等都遵照《诗序》《毛传》《郑笺》和《尔雅》，而对朱熹的《诗集传》则辩驳得很多。它的优点是引证广博，解释详明而有根据，但是陈氏一味坚持毛诗，不允许有半点出入，那就往往出现一些偏颇的地方。胡承珙《毛诗后笺》也是一部较重要的参考书，其内容主要是阐明、发挥毛诗的意义，有不少见识精当、可供采纳的地方。
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集古人对《诗经》训沽考据的大成，而且书末附有《释毛诗音》、《毛诗说》、《毛诗传义类》和《郑氏笺考微》，所以近代研究《诗经》者都极推祟它，书中虽也有粗略失误之处，不过终究是瑜多而瑕少。但是陈氏完全按照《诗序》和《毛传》宣扬的封建教化观点加以鼓吹，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剔除的。《毛诗传笺通释》的作者马瑞辰，精通六书和古语的训诂，他的解释，参考《诗序》、《毛传》和《郑笺》，但不完全盲从。其中虽然有一些地方过于追求立异，不过多数见解新颖而不穿凿附会，是研究《诗经》的必读的参考书。从反对《毛诗》的来说，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姚际恒是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的，他的评论着重于对诗篇主题的探讨而不是文字的训诂。他对《诗序》和《诗集传》都进行了一些批判，但他毕竟受阶级意识的限制，如对《葛覃》一诗，他不同意《诗序》“后妃之本”的说法，也不同意朱熹“此诗后妃所自作”的解释，但自己却说“此亦诗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以见后妃富贵不忘勤俭也”，还是脱不了旧说的巢臼。
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是一部仿效《诗经通论》的书，方氏的议论多采用姚际恒的说法，但也有新的意见。魏源的《诗古微》也是反对《毛诗》的。他虽然祟奉的是三家诗说，但实际上颇多个人的创见，如说《商颂》是周代的祭祀诗等，有不少地方是很精辟的。反《毛诗》的重要著作还有崔述的《读风偶识》。崔氏不但反《毛诗》，就是对三家诗的说法也有许多辩驳。他在这本书和其他著述中，发展了前人对《诗经》的研究，如主张《二南》独立说，反对采诗删诗说；在分析《国风》诗篇主题时，也有独到的见解。此外，还有许多对《诗经》的内容或形式作某一方面的深人研究的著作，如三国时吴国陆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专门指出毛诗中提到的动植物今昔不同的名称，是这方面最古的专著。宋王应麟有《诗地理考》，清洪亮吉有《诗天文考》，是专门考证《诗经》时代天文地理的。《诗经》时代的读音与后来大不相同，于是就有隋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释》、明陈第《毛诗古音考》、清顾炎武《诗本音》、江有浩《诗经韵读》等
一大批研究音韵的著作。清王引之《经传释词》是专门解经文中的虚词的。王筠的《毛诗重言》又是专门研究《诗经》中词的复叠现象的。……每一木书都研究了一个单项，合起来便是一个整体，为后来的研究开阔了道路。四 “五四”以后三十年的《诗经》研究五四运动以后，关于《诗经》的研究，有下列几种情况：一种是受西方个别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这以胡适为其代表。他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说：“贡献一点我个人研究古书的方法：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第二，解题。大胆的推翻二千年来积下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意见。”在表面上看来，胡氏提出两个方法，是无可非议的。如果结合他对诗篇的分析看来，实质上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的治学方法。如他在谈《小星》一诗时，大胆地假设它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又以“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镛盖上店陪客
人的情形”为证。由此可见他对诗的主题，是以主观臆测来代替历史现实的。胡氏所倡导的治学方法影响很大，顾颉刚先生编的《古史辨》第三册中，刊载了“五四”以后关于《诗经》研究的几十篇文章，表现得最为突出。又如顾先生将《野有死麕》末章的“无感我帨”今译为“不要动摇我身上挂的东西”。胡适见了，就写了《论“野有死麕“书》说：“也许‘帨’只是一种门帘，而古词书不载此义……”顾收到此信，又作《跋适之先生书》说：“我诚意的招认，我是误解了。帨为‘门帘”，现在虽没有坚强的证据，但未始不可做一个‘假设”，徐待证据的发现。”在这种不科学的治学方法指导下，一般学者都趋向繁项考证的途径，如对《野有死麕》卒章的讨论，《静女》“荑”与“彤管”的讨论，参加这个讨论的，有钱玄同、岂明（周作人）、刘复、刘大白、俞平伯、顾颉刚、郭全和、魏建功等，最可笑的，是董作宾竟为《静女》篇的“荑”作了一篇《茅氏家谱》，把茅分为白茅、青茅、营茅等八种，又画作表格，列其“别名”“形性”“功用”“所见书”等项。功用一项，又列为“入药的茅根”等十种用途。这不是使《诗经》研究进入魔道从而达到“少谈主义，多作
研究”的目的了吗？与此同时“还有一班学者，揭起国故派的大旗，他们祟奉《诗经》的旧传统，坚信《诗序》、《毛传》的解释，谢无量的《诗经研究》是其代表作。朱自清的《诗言志辨》虽对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记载，作了一些归纳工作，但他极力推崇《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之说，也是受了旧传统的影响。顾颉刚先生的《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发挥郑樵诗乐之说，征引详密，可作参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到中国，李大钊老师在北大和女高师任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一般学者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对《诗经》旧说表示怀疑，批判《毛序》及后来注家对《诗经》的歪曲，使诗篇的真面目得到揭示。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的《书与诗》一章中，首先批判诗教说。郑振铎作《读毛诗序》一文，刊载于一九二七年《小说月报》之《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中，他说：“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便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在这种重重叠叠压盖在《诗
经》上面的注疏、集传的瓦砾，《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他虽指出了《毛序》的附会穿凿及互相矛盾之处，但并未指出统治阶级如何利用《诗经》，来宣扬封建教化的政治企图而且一棍子打死《毛序》，未免片面。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虽系根据《诗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但它确是中国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诗经》的开端。这一阶段关于《诗经》研究的贡献，除上述外，有的将《诗经》一部分训诂，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校正的工作如闻一多的《风诗类钞》、《诗经通义》、《诗经新义》等。有的对《诗经》研究方法作了初步的指导，如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的《诗经》部分。有的从甲骨文的角度来谈《诗经》，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有关《诗经》的论文。有的打破《诗经》风、雅、颂的分类法，按诗歌的内容性质分类研究，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周诗发展的趋势”章，他将《诗经》分为宗教诗、社会诗、抒情诗三类。有开始以今语译诗的，如郭沫若先生的《卷耳
集》。有将《诗经》重新分类选注的，如缪天绶的《诗经》，将《诗经》分为抒情诗、描写诗、讽刺诗、陈说诗四类选注，前面有一篇小序，对《诗经》作了简要的介绍。有的作《诗经》专题研究的，如谢晋青《诗经之女性的研究》、陈钟凡的《诗经制作时代考》等。惟其中有的观点成问题，学者应加以识别。五、 建国以来的《诗经》研究解放后研究《诗经》的文章与书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研究的论文，如《诗经研究论文集》、《文学遗产》及杂志中关于《诗经》研究的部分。二是文学史中谈到《诗经》的部分如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史》、谭丕谟《中国文学史纲》、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三是有关《诗经》的专著，如张西堂的《诗经六论》，金开诚的《诗经》。四是注释《诗经》的书，如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选注》、《诗经今注》、陈子展《国风选译》、《雅颂选译》等。五是《诗经》今译，
如余冠英《诗经选译》、李长之的《诗经试译》，金启华的《国风今译》，还有其他散见在杂志上的《诗经》译文。《诗经》的选注和翻译工作是值得重视的。他们或用今语释古语，使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能读懂这部古代诗歌总集。这样就能把这部优秀的古典诗歌，普及到广大的学生、干部中去。但缺点是所选诗歌还不能反映《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的各个方面。在文学史中初步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诗经》中的民歌部分特别加以重视，把它们从历代统治阶级文人学者的重重歪曲中解放出来，阐述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恢复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光辉地位，说明它是我国现实主义的源头，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诗经》中的文人诗歌，则既指出其对人民有利的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指出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应予批判的一面。不过，一般说来，对于《诗经》的艺术特点的介绍还不太够。《国风》《小雅》中的民歌，一般都是抒情诗，这些诗歌中表现了一定的个性与一定的典型性，但如果说这些诗歌对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描写，已经达到完美的境地，那
就不合乎诗歌发展的历史事实了在《诗经》研究的那些论文中也已能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诗经》。如《诗经研究论文集》中所载的文章，大都能注意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作品时能重视其阶级倾向性。文字上的考证工夫，也能做到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服务。这是应该肯定的。《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对郭沫若同志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中有关《七月》诗的某些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二文都有材料，有论点，发表出来，是与百家争鸣的精神符合的以上简单地介绍了历代《诗经》研究的概况，虽不全面，但亦可提供后之研究者参考。历代关于《诗经》的论述、考证、注释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要以正确的观点批判继承这些文化遗产，使《诗经》的研究向前迈进一步，努力超过前人的水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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